李銳絕唱（上）：在黨的鉗制下講常識
李南央2019年2月27日
2018年4月李銳在病床上看《爭鳴》終刊上自己寫的賀詞。 COURTESY OF NANYANG LI父親李銳離世已經十多天了，官方舉辦的追悼會也已經如期舉行。李銳是2018年3月30日住進北京醫院的，我在自己為父親發出的訃告中說，父親在最後的日子裡反覆書寫的是同樣的內容：人生在世都要受時代、知識、思想能力和個人品德這四種限制，前三種是恩格斯說的，最後一種是他加上去的。
其實，每一個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還有一種擺脫不掉的東西，那就是黨的鉗制。這種鉗制所採用的手段的卑劣，絕對不止於造訪的「卧底」客人。
父親說過的絕大多數話，寫過的絕大多數文章中所表達的思想，在民主國家都是常識。有那麼多的人敬重李銳，愛戴李銳，是因為他在黨的鉗制下講述常識。這需要勇氣，更需要突破伸入他近旁的鉗制的智慧。
中組部按照共產黨的喪事制度，以「正部級待遇」在八寶山舉辦了李銳的遺體告別，在他身上蓋上了紅色的黨旗。根據我跟父親的交流和對他的理解，這完全違背了父親的真實意願。
實際情況也根本不是正部級待遇。那天，參加了遺體告別的朋友告訴我，追悼會才進行了半小時，不明身份的人就攔住了隊尾，掐斷了進入大廳的告別隊伍。而經審查獲批准，可以在廳內告別李銳的親屬們被「請」進休息室，在前來告別的最高首長——中組部部長陳希到達之前，不得進入停放李銳遺體的大廳。大廳門樑上沒有條幅，不允許拍照。親屬中的一位拍到了一張大廳的照片，立即被不明身份的人追逼，強迫交出手機進行了刪除，不允許李銳的後人留下一張他的儀容像以為紀念。
感謝紐約時報中文網同意摘錄發表父親最後的日子裡我守在病床邊寫下的日記。相信讀者會從這些白描裡了解李銳最後的時光和背後的那些事兒。
日記經過編輯、刪減。
2018年4月3日
下午二時左右，飛機提前落地在北京。出關口排著長蛇般的隊伍，每個入境旅客的每件行李都要經過掃描機的檢查。我的大行李箱底鋪著滿滿一層的2017年10月號《爭鳴》，那是雜誌社托我轉給大陸作者的，內中有刊了父親為雜誌創刊四十週年所寫的賀詞。
我提起從掃描機傳送帶上穩穩送出的箱子，放在行李推車上向海關出口走去。一個小夥子從螢幕後追了出來，臉上掛著友善的微笑：「阿姨，您箱子裡是不是有好多書?」
我說：「是啊。」
小夥子問：「都是什麼書啊？」
我說：「雜誌。」
小夥子轉身跑回去了，用後背身跟我說「Bye-bye！」
走出海關，心中祈禱：但願這是個好兆頭，父親尚無大礙。
三天前的3月31日，我和丈夫巴悌忠正在美國東海岸的女兒家，是為了小外孫女的四歲生日從西海岸飛過去的。半夜連續接住在父親樓上朋友的長途電話、朋友居住在美國的哥哥的手機簡訊、悌忠弟弟的來電、表弟女兒的電郵，轉達了同一個信息：「3月30日你爸住院，情況不好。」
我們原計劃是4月8日回國為父親過生日。急忙喚醒已經入睡的女兒，告訴她我們必須立即改簽機票，明天一早飛舊金山，然後回大陸。
我們從首都機場打的直接到了北京醫院。正在西門排隊辦理探視手續，父親的車開到了門口，司機滿起（也是繼母的女婿）招呼我們上車，不用辦了。門口的警衛看到車前風擋玻璃內的「通行證」，打開鐵柵欄，滿起又用他的乘電梯卡將我們送上了八樓。找到815A，穿過會客間進入病房。繼母張玉珍坐在靠著陽台玻璃隔屏一面的沙發椅上，二表哥力豐的妻子進進也在，老頭子在昏睡。
向她們擺手打過招呼，我輕輕地走到病床邊，喚了幾聲「爸爸」，見沒有反應，便不再叫了。
向張阿姨詢問情況，她說：3月27日早上八點半了，你爸還沒有起床。強把他叫醒吃早飯，坐在客廳沙發裡一會兒又睡了。3月30日逼著他來醫院看病，就被留住院了。一直不好，總是昏睡。
說話間，我發現父親艱難地動了一下，像是要翻身，眼睛也微微地眨了一下。我急忙俯下身去在他耳邊喚了一聲：「爸爸。」父親張開眼，很茫然地看著我，又閉上，右眼角滾出一顆大大的淚珠。
他開始說胡話：「一步、一步；兩步、兩步；三步，我走了第四步就明朗了。但是對方不理解，我走了第四步，就明確了，但對方不能理解......」反反覆復，約三十分鐘，之後漸漸地甦醒了，認出我，清楚地發問：「哦，小妹呵。你回來了。這次呆多長時間呵？」
我附在他耳邊說：「二十多天。」
父親笑了：「好，好。」隨即又問：「這次呆多長時間呵？」我擔心他是有點糊塗了。
我說：「很長，一時不會走，你放心。」
父親點點頭。我將悌忠讓到床邊，老頭子立即認出了：「悌忠呵！」又看到立在床尾的進進，問:「力豐也來了?」
從進進聯繫到力豐，看來腦子沒問題，我稍稍鬆了口氣。
2018年4月4日
一早，乘滿起的車到了醫院。非探視時間，只能利用他的「通行證」進入那座高幹住院大樓。走進病房，只見父親雙眼明亮地躺在床上，頭微微地側向門口。見我進來了，讓小余（在父親家做了十幾年的保姆）把床搖起來。
我剛剛在床邊的椅子上坐定，老頭兒便開口了：「你跟我說說，外界這次對習近平如何看呵？全票通過不是笑話嘛。」顯然指的是剛剛通過的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兩屆制的憲法修正草案。「普丁當選76%贊成票，2/3得票率，這還像點話嘛。」又說：「你們那個總統傢伙亂來，一塌糊塗。」跟昨天真是判若兩人——還是我熟悉的父親呵！
我笑著回答他：「可是很多人喜歡川普。」
父親「哦」了一聲。
10點40分左右，組織部秘書長、老幹局正副局長連同司機一行四人，帶一籃水果來看望。我喚醒了父親，秘書薛京告訴他：「部裡來人看你了。」
父親看清了來人，滿臉堆笑地伸出手一一相握、致謝。秘書長、正局長坐下來，副局長、司機退到外間恭候。我和薛京不約而同地拿出手機，拍照、錄像。局長立即緊張地從坐椅上立起：「薛秘書、大姐，咱們說好，就在這兒照，不外傳，一定不能外傳！」又加上手勢重複說：「一定不能外傳，一定!」
我覺得有些搞笑，但也不想難為他：「你放心吧。我答應你，說話算話。」他這才又坐回去，繼續「代表組織問候李老」 。
組織部的人走了，父親仍然很精神，讓我坐過去聊天。說他給老家湖南平江縣寫了一首關於彭德懷的詩。我說：「看到了，網上有。」就從手機上找到一位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工作的朋友發給我的照片，送到他眼前：「這是網上傳的你的字的照片。」老頭兒一下子高興了。我又在手機上翻出網上傳的他的十九大書面發言，他興奮了：「網這個玩意兒厲害呀，手機厲害呀！現在是網路時代，攔不住了！」
午睡過後，張阿姨的女兒小玲、女婿滿起，兒子勝利來了。兩點半，護士進來招呼我們去會議室開會。大家走在去會議室的路上，勝利說：「我聽說插管後可以活好幾年，好好的，沒事兒。」我說：「那是植物人，不是真正意義的人。對我爸不是『好好的，沒事兒』。」
會議室裡，組織部上午來過的那位老幹局副局長、兩名幹部還有秘書薛京已經到了，他們坐在會議桌靠門一側的左邊，把正中間的位置留給老太太，小玲、勝利依次挨著老太太的右邊坐下，空給我哥一個位置，然後是我和滿起。
一位副主任醫生、一位神經科醫生、一位內科醫生隨後進來在桌子的另一側坐下。副主任先談，沒有客套，直奔主題：李老這次入院是因肺部感染，心臟也出現問題，經藥物控制，目前情況已經穩定。但連日大便均帶血，可以肯定有癌症，但是沒有必要確診，因為確診後也無法進行任何治療，而且這不會是李老的致命病症，最後威脅生命的會是心肺衰竭。鑒於李老的年齡和心臟、肺部的情況，隨時會出現突變。今天請你們來談的目的，是希望家屬對是否做心臟體外復甦和切喉管上呼吸機搶救作出決定。現在大家都在，明天開始清明放假，今天需要有個決定。
老頭子有癌症，這讓張阿姨很意外：「怎麼好好的，得了癌症呢？怎麼會呢……」沒有人打斷她。
但是我看出醫生們有些不耐煩了，只好先開口：「我表個態吧。李銳是有尊嚴的人，有尊嚴地活；走，也要有尊嚴地走。一切不屬於治療的搶救手段都不上。」
正在這時，我哥進來了。我簡短地向他說了醫院召集這個會的目的和我剛表示了的態度，他立即說：「我看得多了。不搶救。」
張阿姨有些不高興：「你看什麼多了？」
哥哥楞怔了一下，說：「我媽媽最後住院時，我看到其他病房的很多老人插著管，就那麼躺著。應該讓爸爸有尊嚴地走。」
我轉向對面的醫生們：「我們這一邊孩子的態度很明確了，但是老太太的意見是第一位的，要以她的為準。」
張阿姨說：「得給我幾天的時間想想，我現在腦子亂了、糊塗了，做不了決定。」
副主任溫和但是非常堅定地說：「對不起，這個決定必須今天做。」又說：「我們還有別的事情，不能等了，我們先走，你們家屬自己商量吧。」
老幹局副局長和兩個幹部也站起身來，對秘書薛京說：「我們還有事，先走了。」
我有點著急了：「這個意見書上得有單位的簽字呵，你們走了，今天不就簽不成了嗎？醫院等著決定呢。」
副局長說：「家屬不做決定，我們怎麼簽呢?」
我說：「你們就簽：同意家屬意見。」
副局長拿起筆立即簽了。
張阿姨還在自語著：「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就得了癌症。我接受不了……」
小玲扶起老太太，大家一起回到病房。父親依舊睡著，張阿姨頹喪地跌坐在沙發內喋喋自語：
「癌症，怎麼會是癌症……」漸漸逼近下班時間，我無何奈何地對勝利說：「跟你媽媽說說清楚吧，五點之前怎麼也得有個決定。」老太太終於在兩份表上籤了字：不做體外心臟復甦，不做切管上呼吸機。我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父親可以不受罪了。
2018年4月5日
下午一點半到醫院，父親一直在昏睡。過了很久，老頭子醒了，朝我比劃著「拿來、拿來」。見我不明白他要什麼，著急了，提高聲音焦躁地說：「你那個東西，你帶來的那個東西……」我試探著將昨天上午放在床頭柜上的終刊《爭鳴》拿給他，翻到有他的賀詞的那一頁，老頭子安靜了下來。
父親是這樣寫的：
「今年10月是香港《爭鳴》雜誌創刊40週年，這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雖然鄧小平當年向香港人民做過『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生活在大陸保持了獨立思想的人，去年喪失了最後一塊可以發出聲音的陣地——《炎黃春秋》。我今年已經101歲了，該說的話早就說夠了，該寫的意見也早就寫了，不過頭腦還是難平靜，因為憲政何時大開張呢？（這是我晚年寫的一本書的書名）我還在思考，還要不斷地從比我年輕的人的文章中汲取營養，活到老、學到老。因此衷心地祝願《爭鳴》越辦越好，繼續為用自己頭腦思考的人們提供一塊交流和爭鳴的陣地。」
父親題寫賀詞時當然不會想到，這一期竟成了《爭鳴》的謝幕篇。創刊於1977年11月的香港雜誌《爭鳴》在2017年10月停刊。
張阿姨陪住的床是放在用落地玻璃與病房隔開的大陽台內的，這時午睡起來，見我坐在老頭子的床邊，就在另一邊坐下，問我：「你爸跟你說過回平江的事嗎？」
我明白，她這是在跟我談父親後事的安排了。便說：「說過不開追悼會、不蓋黨旗、不進八寶山，回平江。」
張阿姨說：「你爸跟我說過『你不回平江，我也不回，我們一起回。』可是回平江是個大事兒，自己辦不了，要組織出面。那個地方也不好，路不好走，人也到不了。」
我沒有再說什麼。
2018年4月6日
下午兩點鐘左右到醫院。病房裡的電視開著，音量很大。我驚喜地發現父親睜眼躺在床上，精神甚好。聽到聲響，偏過頭來。見是我，就說：「胡德華一會兒來，我要坐起來。」我把床搖起來，老頭兒閉目養神。
胡耀邦三子胡德華和夫人三點過後到了，老頭子高興地跟他們握手，底氣十足地說：「我難受的事兒，國家這麼多年搞成這個樣子，三件事要弄清楚。（老頭子晚年見人就說：要搞清楚歷史是怎麼回事、黨是個什麼玩意兒、主義是個什麼東西。）中國就是沒有民主、科學，後來又出了個主義，一個共產黨，怎麼辦呵？五四本來出現轉機，又出了馬克思、共產黨、毛澤東，只有中國才能產生。」
德華應和著：「只能專制才能出共產黨。」
老頭子說：「中國改朝換代靠農民戰爭，幹掉一個皇帝，又出一個皇帝。他（毛澤東）第一篇原稿我看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外國留學回來的、大學教授、大官統統是反革命。出現了習近平是你們的責任，你們要把他搞清楚。就是沒文化？毛就是沒文化，數學打零分。習文化很低。我很傷心，他爸爸多好，痛心得很，搞出這麼個兒子。」
德華說：「習仲勛除了在（鬥爭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說『你們這是逼宮』，他還說過，『你們批判胡耀邦的那些事情，也有我一份』。」
老頭子嘆氣：「仲勛和耀邦是我最好的朋友。習近平我簡直想不通，後來才知道沒文化。你們有責任搞清楚。你爸爸多好，我每年去深圳都去看他。」
父親去深圳看的是習仲勛，把他說成德華的爸爸，顯然是累了，有些理不清了。我就跟德華說：「不聊了吧，讓老頭子休息。」
父親指著我問德華：「我這個女兒怎麼樣?」
德華說：「我們早就認識。」
父親說：「她硬是把她那個媽媽寫出來了。」父親非常看重我寫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那篇文章，他一直跟我說：應該把你那個媽媽寫出來，太典型了。但是他沒想到我真地寫了。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反對的人認為違反了中國的傳統道德。
德華說：「李叔叔，您休息吧，我們再來看您。」
老頭子點點頭，隨即疲倦地閉上眼睛。
2018年4月7日
下午，約一點十分到醫院。走進病房，老頭子醒著，見我進來，向陽台方向看去，老太太在午睡，招招手，示意我坐近些，壓低聲音問：「上次美國大使要來看我，她說是你搞的。是嗎？」
2011年4月，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離任前想以私人身份拜訪李銳，大使館的朋友請我幫助詢問父親是否願意見。父親非常高興，同意了。張阿姨當著我的面也表示了同意。但是我走後，讓秘書薛京向組織部彙報此事，部裡回話，說洪博培要見李銳需通過外交部申請，最後沒見。
我樂了：「我哪有那個本事，能認識大使?」
老頭子沖陽台抬抬下巴：「她認為是你搞的名堂，你跟她解釋一下。」
我說：「沒用，她不會相信我的，不解釋了。」
父親沒再說什麼，開始聊習近平沒文化，又回憶2006年在浙江請他吃飯的事兒，我打開了手機的錄音功能：「我那天跟習近平說，你現在可以打擦邊球。習近平說，你可以，我哪裡敢呵。」
我見他腦子很清楚，精神也不錯，張阿姨又不在近旁，就貼在他的耳邊一字一頓地問：「大家都很關心，你要不要開追悼會？要不要蓋黨旗？要不要進八寶山？」
父親問：「哦，就是說我去世了……」
我說：「對。」
老頭子望著天花板，半天、半天，足足有半分多鐘才開口，倒著從最後一個問題回答我：「問題是平江人會怎麼樣。玉珍很可能會願意，我們兩個人火葬後回平江，放在父母親那裡（墓地）一起。」
我問：「你自己也願意嗎?」
父親說：「那樣對我父親也好，我父親是好人，另外玉珍願意。留在北京有什麼意思呵！放在哪裡？它給你放在哪裡？你說吧，有人願意嗎？那就留在我現在住的房子裡，那倒是可以。再不呢，平江了，那是我願意的，我自己也願意。平江是個旅遊區，特別是彭德懷也在那裡。」
對我「要不要進八寶山」的問題，父親雖然沒有正面回答，但是明確說出了「（回）平江那是我願意的」，算是有了答案，便轉到第二個問題，問：「蓋不蓋黨旗啊？」
父親還是繞著說：「共產黨沒有科學知識啊，也（體現）在這裡——這個紅顏色是破壞眼睛的，你知道吧？綠顏色是保護眼睛的。共產黨一革命就是紅旗，到現在還是喜歡紅顏色。那個電視台搞活動，都是紅顏色多，唉！所以這個人類的發展啊，這個二十世紀呀，是一個特殊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蘇聯，搞了，垮了；中國，搞了，還沒有垮，但是它XXX（作者按：隱去國罵），死那麼多人，中國共產黨的可怕是餓死人呵！楊繼繩的父親是餓死的。楊繼繩出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兩厚本書你看了沒有？毛澤東這個人吶，我認為是天下最壞的人之一，能夠那樣死人，於心何忍？！太可怕了。」
老頭子順著毛澤東這個題目一直說下去了：「他自己的生活那麼好，我不是在他家裡吃過一餐飯，就是有熊掌嘛。他在延安的生活也是最好的，在延安吃什麼呢？兩樣東西：小雞、泥鰍。長征，就是白天抬著他睡覺，晚上起來做事情。唉呀！這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周恩來那是對他是最討厭的了……」
在外面陽台上午睡的張阿姨這時起了身，老頭子敏感地察覺到：「噢，她起來了。」立即住了嘴。
那天以後，我再沒有找到機會問父親第一個問題：「要不要開追悼會?」
張阿姨走進病房，父親說：「美國大使來看我，不是小妹搞的。」老太太裝作沒有聽見。
我說：「爸爸，聊了半天，累了，你睡一會兒吧。」
李南央，機械工程師，1990年離開中國，在美國多個科研機構任職。2014年退休後，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員。著有《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我的父親李銳》、《異國他鄉的故事》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