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何不准“拿党史和国史说事”？

八千五百万中共党员中不说是绝大部分至少也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会背诵他们的伟大前领袖毛主席关于“斗争哲学”的语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中的“与人奋斗”包括“内斗”和“外斗”，外斗当然是与自己组织之外的“国内外反动派”（现在的党内统一说法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相斗，内斗则是以“党内路线斗争”为标榜的党内权力倾轧和内部自相残杀。

高伐林先生曾在他的一篇博文里感慨道：关于左倾路线给中国造成多少灾难，造成中华民族多少无辜的生命，乃至杰出的精英人才死于非命，已经有了多少血泪斑斑的史料啊。杨尚昆感叹：共产党杀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都多（大意）；《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将这个体制比喻为“绞肉机”，都实在是一点并未夸张。

看中共党史，90多年历程中竟有70多年以杀中共自己的成员、杀老百姓为主，杀敌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警宪特——为辅（最近20年来，改“杀”为“压”，到底是与时俱进了！）。这让我惊悟：无数人命，无数血债，只由中共内部的那些个左倾路线的派别担责，只怪罪那一些左倾执行者与追随者，够吗？

很多中共体制内清醒人士，像周扬，像胡耀邦，像习仲勋、像陆定一……痛定思痛，不约而同说过（甚至以总书记身份发誓）：永远记取教训，今后永远不能再整人了！但有这种认识的人士，或被逼下台、或被置于冷宫，他们的悔悟终究迸散在绞肉机时强时弱、却永不停息的轰鸣之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曾经在中国大陆被允许公开出版的《中国“左”祸》历数道：公元1930年，李立三宣称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即将到来，总罢工，总暴动，致使仅上半年便有58500人被捕，6220人遭杀；公元1931年，王明猝然成为中共领袖，“左”上加“左”，致使血流成河；公元1930至1934年，中共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冤假错案数以万计，无数红军与苏区创建人惨遭自己人屠戳，滥杀滥捕近似疯狂，乃至有的军团几乎没有党政干部了；公元1942年，延安整风中开展“抢救运动”。一时“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托派”、“红旗党”、“坏人”......应有尽有。到处私立公堂，诱供逼供。康生称：来延安的党员干部，百分之七十、八十政治上靠不住；公元1957年，55万余人被引“蛇”出涧，打成右派，殃及者无数；公元1959年，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为民代言，招致罢官、军队整肃和重开反右杀戒，受株连者万人以上；公元1962年，小说《刘志丹》株连万人，思想、文化领域百花凋零；公元1963年，杨献珍获罪哲学，株连十族以上，挨斗、降职、劳改以至人头落地者数以千计；公元1964年，农村“四清”，无端受害者难以计数；公元1966年，空前深刻、全面、惨酷的大浩劫开始，从布衣寒士，到民族精英、开国元勋、军事统帅，幸免于难者，寥若晨星。古有酷刑：墨、劓、刺、宫、大辟、笞杖、徒、沇、膑、斩、绞、腰斩、枭首、弃市、车裂、碟、焚、凌迟；更有法外酷刑：炮烙、活烹、抽筋、拉杀、杖毙、剥皮、气憋……然而，其花样翻新和对人身心的摧残，不及十年文革更甚。“左”祸势若崩浪，奔若山腾，直至肆虐成千古神话；直至生者失去灵魂，死者没有最卑微的尊严；直至七情肢觯，六欲监禁，一切人性被抽象，灵与肉一贫如洗；直至每一天是一个新的受难日，自我毀灭与生存一样艰难，人成为人最惧怕的生物；直至人心寂灭，寻觅无望，深重的夜色中不见一缕星光；直至许诺即是背叛，告密意味忠诚；直至鲜血淹没了红色，泪水填凸了海....

此书的作者署名文聿，其真名是陆建华。陆建华日后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名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虽然所谓“对外泄露国家机密”的起诉内容中不乏有人证及间接物证，但外界流传的关于他之所以被如此重判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在《中国“左”祸》一书中引用的部分中共党史和国史的未公开资料就已经构成“泄密罪”，只是因为此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中共当局才未敢将此书中的“泄密”罪嫌写进起诉书……

关于中共党史上内部自相残杀的一则最新例证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裴毅然不久前发表的《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之叛》一文。该文发表后，因为其中内容全部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绝无可能被控以“泄密”，故被中国大陆许多公开网站上以“红军长征时万人大屠杀真相”为题全文转载。文中说：1935年，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为保证长征时没人逃跑及投降竟然进行“万人坑”大屠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敌，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1934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在他的回忆录里特别详细的记述了和他同属中共红军创建者的林野及妻子被毛泽东悍将谭震林以“肃反”为名残酷杀害的细节经过。林野出任红12军参谋长期间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谭震林不久后成为“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

事隔大半个世纪之后一回想起这一切仍还心有余悸的龚楚说：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如果说陆建华因为《中国“左”祸》获罪与习近平没有直接关系的话，如今这篇揭露中共红军长征万人大屠杀真相的文章被在网络上的广为传播则是直接惹恼了习元首，，因为龚楚用那些惨绝人寰中共史实所否定的正好就是他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天天讲、月月讲，逢会必讲的所谓“革命理想高于天”。他的那份被外界评论为“杀气腾腾”的8.19讲话中开列“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的内容之一是“宣扬西方价值观”；之二就是“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并警告全党上下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给以回击，政权将会因此瓦解。

那么维稳的意义就昭然若揭，与国家，政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仅有唯党专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