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處理學潮的方式讓誰汗顏？

蔣介石的一生有許多傳奇，但最令人牢記的，可能會有三大特點：一、一生堅決反共；二、一生捍衛中國文化和領土主權；三、一生對教育事業重視。

蔣介石反共之名播於天下，但他早年未親身接觸共產主義以前，曾一度是個為俄共辯護的「粉絲」。作為滿腔熱血的革命志士，聽聞俄共「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很受鼓舞，也非常期待能身臨其境。勤作日記的蔣在1919年1月1日寫道：「近年擬學習俄語，預備赴俄考察一番，將來做些事業」，他為俄共辯護稱：「如果有人攻擊俄國革命，必與之力爭；如有人攻擊共產黨，必竭力為之辯護」。

1921年7月13日，蔣寫信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提出想去蘇聯考察：「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

孫中山等人商議后，決定以蔣為全權代表，組成「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

1923年，蔣中正以孫中山全權代表名義，對蘇聯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了歷時約3個月的全面考察。這次俄國之旅讓他對共產主義的態度發生了徹底的轉變。蔣中正在行程歸國后，對蘇聯做出了較為全面細緻的分析，他認為蘇聯這個國家在政治上獨裁，在文化上不尊重傳統並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行使霸權主義，並預見蘇聯是對中國的威脅，而且預言蘇聯「赤色帝國主義」終將敗亡。這些對蘇聯的分析和觀點後來都應驗了，可見蔣的認識之深刻。《蘇俄在中國》一書系統的闡述了他對蘇共和共產陣營的看法。蔣的部分言論摘錄如下：

「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

「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他在給廖仲愷的長信中，更是一針見血的指出：「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他在信中提到當時馬列教徒的種種行為，生於當今的我們也並不陌生——「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

他在後來的日記里，對共產黨的認識更加深刻：「毀滅本國倫理與歷史」，「手段最毒，情義與道德掃地無餘」，唯物論「使人類均將降入禽獸之域」。

蔣介石平生犯過錯，也說過錯話，但上面這些話，歷史證明是正確的。蘇聯為數可觀的金錢和槍炮，亦即糖衣炮彈，沒有轟倒這個非共產黨人。虐待和迫害，居然也沒有拿下他的兒子蔣經國。

1927年12月，因蘇俄駐廣州副領事哈西斯在幕後指揮中共在廣州暴動，國民革命軍衝進領事館，將其捕殺。南京國民政府隨即宣布斷絕與蘇聯的關係。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向斯大林提出，要求共產國際繼續向中國派出其代表。1929年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上海成立遠東局，藉此支援中共，同時，負責聯絡東方各國共產黨。遠東局下設政治部與聯絡部。聯絡部主任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員有牛蘭夫婦等。牛蘭，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羅•魯埃格，原籍波蘭，曾在共產國際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調來華，在阿布拉莫夫手下當聯絡員，負責管理秘密電台、交通及經費等事項，同時兼任紅色工會國際分支機構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秘書。1931年6月15日，牛蘭夫婦在上海四川路235號寓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審。14日，由上海警備司令部移解南京。

為營救牛蘭夫婦，中共保衛部門和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計劃，由潘漢年和該站工作人員哈爾德•左爾格共同負責。宋慶齡於1931年7月因母喪自德國回國，8月13日到達上海。沒過幾天，即接到幾個德國親共人物來電，要求她設法營救牛蘭夫婦。蔡特金在電報中說：「因為您是偉大的孫逸仙理想的真實的承繼者，我希望你會熱心地救援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局的工作人員。」蔣介石日記表明，宋慶齡曾於當年12月到南京，面見蔣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蔣經國作為釋放牛蘭夫婦的交換條件。

蔣介石曾擔心拒絕宋慶齡的建議，會導致蘇方加害於蔣經國，不過為了國家利益，他還是堅決的拒絕了。但在蔣介石日記中有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國危。若不奮勉，何以對先人？何以見後嗣，勉之！」足以見他盼望子歸的心情。同年12月，蘇共通知蔣介石，蔣經國「不願」回國，蔣介石一面感嘆「俄寇之詐偽未已」，一面則自覺「泰然自若」。直至1937年3月，斯大林急需中國拖住日本，蘇聯緩解了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蔣經國才攜妻兒返國。

1932年7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審訊牛蘭。7月2日，牛蘭以絕食相抗。宋慶齡在此期間為牛蘭夫婦頻繁活動。次年1月12日，因屢次堅持絕食的牛蘭夫婦已瀕臨死亡邊緣。宋慶齡再次致電汪精衛等：「君等若始終不欲牛蘭夫婦復食，不應允渠等之要求，則全世界革命輿論、自由主義輿論者皆將指牛蘭夫婦之死為國民黨所預謀殺害，皆將指此種謀殺僅與希特勒之野蠻殘酷差可比擬。」電發，沒有任何反應。直到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牛蘭夫婦才得以趁亂逃脫。可見，蔣介石始終沒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過宋慶齡提出的以蔣經國作為交換的條件。

蔣介石一生對教育事業重視，有許多事例。比如馬一浮是民國新儒家三大代表之一，曾自費到今南洋群島考察，對閩人辦的「道南學堂」頗為讚賞。此後，他在與弟子壽景偉、劉百閔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處山水勝處，創辦一所古典式書院的想法。后弟子們將馬的這一願望輾轉傳達到國民黨最高當局。蔣介石決定在四川樂山縣的烏尤山上開辦書院。赴川前，馬一浮提出，書院必須是完全屬於社會性的純粹學術機構，講學不受政府干涉：一、書院不列入現行教育系統；二、除春秋祭奠先師外，不舉行任何儀式；三、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在辦學經費上，馬一浮當初的設想是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捐贈，為書院修建房舍，購置田產，使書院能經濟獨立，自給自足，但國民政府只同意撥給一筆3萬元的開辦經費，以後按月給付經費3000元。如此一來，書院「與普通私立學校請官款補助無異」，會受制於政府。但蔣介石、陳立夫「始終以賓禮相待」。

1936年，蔣介石約見著名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竺可楨，希望他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也提出了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為限」。這三條都得到了蔣介石的允諾，於是竺可楨走馬上任。前二條國民政府基本兌現，但他卻一干就是十三年，以「求是」為校訓，明確提出中國的大學，必須培養「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專門人才」的主張。到1949年竺可楨離任時，浙江大學已建成「東方的劍橋」。

與前面兩位相比，史學大家陳寅恪的名氣似乎更大。他被稱為500年才出一個的教授，蔣介石稱他為國寶。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陳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與馬一浮和竺可楨一樣，他也曾跟官方開列過條件，不過不是三個，而是兩個。1953年10月中國科學院準備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其中第二研究所為中古研究所。當局決定邀請陳寅恪北上做該所所長。但陳在《對科學院的答覆》里提出了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是「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結果可想而知。於是，陳寅恪未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

馬一浮、竺可楨和陳寅恪都是各自學科的權威大家，當局都看好他們的才和名，他們也都向官方拋來的橄欖枝開出過條件。這些條件的具體內容儘管有別，但本質都是要當局保證自己的學術自由，而結果卻完全相反。

1940年代，已經是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陸海空三軍統帥的蔣介石，又兼任了中央大學校長。民國時期的大學不同當今，只是一個清水衙門，校長雖然位高權卻不重，值得蔣介石堂堂一國元首親自屈尊兼任嗎？其實，蔣介石兼任中央大學校長也是事出有因。國立中央大學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系科最為完備的綜合性大學。自1932到1941年，一直由羅家倫擔任校長，1941年，羅家倫辭任校長，受命去雲南為遠征軍出國作戰做工作，蔣介石任命原北大教務主任顧孟余為校長。顧孟余到任后努力想把中大建成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但是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認為中國最缺開民愚昧的教師，要重點發展師範教育，改中央大學教育學院為師範學院，兩人在教育理念上產生了矛盾，顧孟余憤而辭職。

這一下，中央大學立刻鬧開了。陳立夫先是想調復旦大學校長吳南軒來，被中大師生集體反對，接著又想自己兼任校長，學生們聽說后鬧得更凶了，在校內貼出大字報，批評陳立夫一介黨棍來當校長，簡直是污辱中大。中央大學的學潮影響很大，陳立夫忙向蔣介石求救。當時正值抗戰，蔣提出親自兼任校長，要象管理軍校那樣管理大學。

1943年5月，蔣介石於正式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一國元首來當校長，換做當今的師生，早覺著是無比榮耀的事情了，可是當年中大的很多人卻不服氣，認為以蔣的學歷當軍校校長還行，當大學校長，是不夠格的，當時就有教授揚言要辭職。民國時的教授都很牛氣，一般只有拿到留洋學位的人才能勝任，後來在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努力下，本國大學畢業任教多年有成績、有著作的學者才能晉陞教授，對政府的官員們是看不上的。教授開會要點名，但是逃會不給蔣校長面子的老師不在少數。不但教授們耍大牌，連學生也不買老蔣的賬。中大舉行學生畢業典禮，蔣介石高高興興地前來，準備親手授予學生畢業證書，以示師生情誼。可是點名點了好多個，只有一個學生上來，還是代領，惹得蔣介石興緻大壞，扔下證書，拂袖而去。

還有一天，蔣校長路過操場，看到一群學生只顧打籃球，沒有理他，蔣介石用手杖狠搗地面，大喝：「校長來了！」操場上的學生沒反應過來呆住了，蔣校長以為學生們在向他行「注目禮」，心情又好了，邊走邊說：「玩去吧，玩去吧。」

當年的大學師生真是太不給校長面子了，而蔣總統呢，面對大學里的鬧騰，教授的清高，自己雖然是一國領袖，但也只能「戒急用忍」，還得想辦法討好教授。請有名望的大學教授吃年夜飯，就是他採取的拉近跟教授們關係的方法。這種習慣一直到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后，每年教師節或年初，蔣介石都會宴請各大專院校資深教授聚餐，這才有了被請教授的糾結與扭捏，想要裡子，又放不下面子。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國知識分子與領袖及政府的關係，知識分子普遍還是具有獨立人格，起碼是在努力維持或追求這種獨立人格。蔣校長很能入鄉隨俗，而且知錯能改。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那天，穿著軍裝來到中大，一路上沒碰到什麼人，他感到奇怪，3500人的大學，不應該這樣呀。一打聽，才知大家怕碰到他行軍禮，故意躲避。為了不讓學生尷尬，蔣校長以後再來就換成了便裝。

蔣校長可不像紅朝官員那麼擅長「外行領導內行」，他知道自己只讀過保定及日本的軍校，沒有真正在大學里做過研究，所以基本不過問教學上的事，學校里的實際教務由教育長負責。蔣校長最喜歡巡視的是食堂和學生宿舍，他非常重視這些場所的清潔衛生，有一次他巡視到宿舍樓洗臉間時，因為天熱，幾個學生正在沖涼，忽然看到蔣來了，抱著盆愣在那裡，和校長「赤誠」相見，也忘了行禮，蔣校長乾笑了兩聲：「你們的體質還是很不錯的嘛。」

蔣校長給學校帶來的新變化，主要體現在學校內實施的「軍事化管理」，他下令全體學生按年級編為四個大隊，實行嚴格的軍事訓練及軍事管理。不過訓練效果不太如意，他並沒有歇斯底里的要長期不懈狠抓這一新措施，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隨時調整措施，搞了不到一年就撤掉不搞了。

蔣介石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學潮，起因是從他最常巡視的食堂開始的。因為抗戰，即使中大這樣的重點學校，伙食也急劇下降。學生們貼出大字報，抱怨「物價飛漲，貸金過低，以致伙食太壞」。當時學生們吃的主食米飯因摻有沙子、煤屑、稗子、稻穀而號稱是「八寶飯」，難以下咽。教育長和訓導長向蔣校長反映情況時，說學生們是以伙食為借口「倒孔(祥熙)」。當時孔家二小姐從香港撤退時用飛機艙位裝洋狗被揭發，西南聯大和中大同時醞釀學潮，中大已經有人貼出「擁護蔣主席，反對蔣校長」的大字報。

這還了得，竟然有人敢貼出反對國家元首的大字報，按紅朝邏輯，這不是一部分別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在煽風點火嗎？說不定背後還有「敵對勢力」在興風作浪呢。可蔣總統聽后只說了一句：「哪天我到中大學生食堂吃一次飯，看學生還鬧不鬧了」。

這天中午，蔣校長來到食堂，徑自走到大飯桶前，盛了一碗「八寶飯」，取了一份菜開始就餐。吃了一口被硌了下，但還是咽了下去，然後，又到大飯桶前盛了第二碗，他一面吃一面問學生：「你們每天都吃這樣的飯菜嗎？」同桌的學生回答：「一年四季都是這樣。」蔣對隨行官員說：「米質太差，菜里的肉太少，要設法改進。他們正處於長身體、長知識的階段，不能虧了他們。」三扒兩扒又吃完了，還把下飯的青菜、蘿蔔份菜吃了一大半。接著，蔣校長不知怎麼想的，又到飯桶去盛了第三碗，把份菜倒進飯碗里，全都吃光了。時年57歲的國家元首蔣介石居然比學生還能吃，而且吃的是「八寶飯」，確實把學生都給鎮住了，食堂學潮最終也平息了。當然，那之後，中大學生的伙食確實有所提高。

1944年8月，蔣介石正式辭去中央大學校長職務，在他擔任校長的一年多時間裡，校園秩序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