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以筆為槍的媒體人

以獨立、敢言著稱的中國女記者高瑜再次因為她從事的新聞工作而失去人身自由。根據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布的消息，她被指控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中國媒體空間已經多年無法看到高瑜的名字和她寫的文章，對於執政當局來說，她常常是「麻煩製造者」，因為她不肯就範新聞審查的紅線；對於視新聞自由為人權基本條件的人來說，這位已經70歲的女性始終是中國環境下少數仍敢于堅守原則的媒體人之一，她也因此而在多次獲得國際獎項。

高瑜的媒體生涯可以說因為「六•四」事件而分為兩個階段。

她1944年出生於重慶。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文藝理論專業。她的記者生涯開始於80年代。當時，她在中國新聞社專稿部，主要任務是采寫專訪。80年代正是中國思想界開始擺脫意識形態的禁錮、走向活躍的年代。對政治生活目光敏銳的高瑜的採訪對象開始從文化和學術名流，轉向政治人物，並開始撰寫深度的時政分析文章。她同時也是香港多家中文報刊的專欄作家，她的文章筆鋒犀利，見解獨到，頗受好評。曾經與她在《經濟學周報》共事的陳子明稱她是80年代后「中國女記者中的第一人。」

1988年10月，高瑜從中新社調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經濟學周報》1988年初在何家棟、陳子明等人領導下重組、改版后，迅速成為當時反映改革派聲音的有影響的媒體。但《周報》的這種定位也為它在六•四事件之後夭折埋下了伏筆，而高瑜在其中完成的一些時政深度報道也成為日後她被控罪的證據。1988年12月，她在《經濟學周報》和香港《鏡報》上同時發表專訪文章：《關於時局的對話──記嚴家其與溫元凱的對話》。但六四之後，這篇專訪被當局定為動亂、暴亂兩個綱領之一。《經濟學周報》因此被取締，高瑜也因此入獄。

導致高瑜在六四后入獄的不僅是她的文章，也是她在八九民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總理李鵬針對持續不斷的學生集會活動宣布戒嚴令的次日，她受人大常委胡績偉之託，前往天安門廣場，一方面試圖說服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另一方面代表學生，起草一封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請人大直接和學生對話。這項努力最終沒能成功。6月2日，中央做出了立即清場的決定，隨之而來的是震驚中外的六四血案。6月3日上午，出門上班的高瑜被國安秘密綁架，成為六四事件中在北京第一個被捕的知識界人士。她的家人在三個多月之後才終於得知她的下落。1990年8月，她在被關押14個月後獲得無罪釋放。

如果說六四事件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軌跡的話，牢獄並沒有改變高瑜對思想獨立與新聞自由原則的堅守。她雖然失去了工作，但繼續以手中的筆，一方面為六四受難者家屬以及因為六四被捕的人士大聲疾呼，另一方面繼續在海外媒體發表文章，剖析中國政治生活。這種堅守再次把她送進了監獄。1993年10月，她在啟程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任訪問學者前，再次被捕，並於1994年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秘密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1999年，她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但繼續批評政府對新聞自由的鉗制，堅持獨立發聲，在海外媒體發表大量涉及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動向的文章，大膽分析、解讀中國經濟與社會變革面對的政治改革瓶頸。

2014年5月，高瑜再次因為「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高瑜對於新聞自由理想的堅守為她贏得了多種國際獎項。1995年，她榮獲世界報業協會頒發的「自由金筆獎」，也稱為「世界最傑出記者獎」，此時，她正因為泄密罪而在獄中服刑。幾個月後，她又獲得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1997年，在國際報業組織推薦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新設立的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頒發給她。2000年，日內瓦國際新聞組織從1950年至2000年間選出了50個國家的50名新聞自由英雄，她榜上有名。2006年6月，她再度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新聞勇氣獎」。這是該獎項自設立以來首次有人兩度獲獎。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的政治學者嚴家其曾這樣評論說：「高瑜是一位有正義感的、才華洋溢的、傑出的女記者，她的作品見證了當代中國歷史，是她為正義、為新聞自由、為中國光明前途奮鬥的歷史記錄。」

高瑜常常以中國報業鉅子、新聞獨立的先驅史量才的話自勉：「你有槍，我有筆」。

高瑜為她堅守的理念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2009年她在有關八九民運的文集《我的六四》一書中曾寫下短文「二十年後還要做一隻蛋」，她說：「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