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与六四

中共高层与六四

为纪念六四25周年而作

武振荣

25年前发生的六四运动，已经变成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符号，中国民主的一种脸书。因此，无论如何，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别说是在今天，我们民族要议论、要纪念，就是在一万年以后，它照样会被纪念和谈论。

本文不涉及六四运动的参与者们（他们是大学生、中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是如何从六四中寻找经验与教训的，只涉及中国共产党高层在六四之后的态度和行为。

1989年初，共产党高层发生了分裂与分化，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反对动用军队镇压运动，是一种明显的事实，不用怀疑，值得怀疑的只有一个问题：谁是杀人命令的下达者？可是到今天为止，杀人的老家伙们都快死光了，命令是谁下的问题也好像石沉海底了。已知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这些机构没有下达正式文件或者命令，肯定地说命令可能是口头授予的，可是，在镇压者——“八老”中，找不到谁是第一个说杀的人。反正，杀人了，杀了那么多的人！问题是：杀人的命令即不是出于正式机构，杀人的责任好像是应该由“该死而没有死”（六四语）的“八老”来负，一种看似不起眼的东西，为六四后，共产党高层应对六四行为留下了余地。

六四杀人行为是极其血腥而又极其野蛮的，杀人之后，高层立即面临着一种非常巨大的后怕和压力，要不然，杀人的命令是谁下的，怎么就找不到具体个人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大的命令，怎么能够没有人下呢？事实是，六四之后，杀人决策者开始有序地全面退休，而留在台面上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李鹏，也失去了当第一把手的机会，于是，就形成了高层如何吃六四人血馒头的一系列问题。

高层对于在六四中倒向或者几乎倒向人民一方的赵紫阳等一伙人，并且没有采取以往残酷的斗争方式，也没有用对付“林彪、四人帮”的方式来治他们的罪，而是罢官，软禁，或者挂起来，看起来是相当温和的，没有一个人被判为有“罪”。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有意为解决党内斗争展开一种新方式的话，是很难得到解释的。

六四之后，对于经常发生的党内斗争，高层也采取了一种完全新的应对方式和方法，就是毫无例外地把在斗争中失势一方的政治问题全部转化为经济问题，并且用法律追究“经济犯罪”的方式来制服之。从陈希同案、陈良宇案，到薄熙来案，甚至到目前秘密进行中的周永康案，都是这个模式。于是，由政治斗争可能引发出来的政治罪行（是所有专制政治中的通罪）好像没有了，映入中国人眼帘的只是“经济犯罪”现象，自然，此一种斗争所可以引发的社会风波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了。这同时也意味着，统治者高层彻底放弃了毛泽东式的开窗子、开门，搞党内斗争的传统，而是搞关起门来搞“黑吃黑”的一套，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高层“黑社会化”。在薄熙来案件和还没有曝光的周永康案中，中国人看到了什么，不都是“黑吃黑”吗？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可以用“反腐”来包装的话，那么，共产党高层在六四后，的确显得更鬼、更滑稽、更阴险了。至少从表面看，引发六四运动的高层分裂线索被彻底地掐断了。高层一下子再也站出赵紫阳之类的人了，六四的风源好像是彻底地被堵住了。

六四后，高层放弃了给中国知识分子戴高帽子的做法，并且调整了教育政策，结束了大学公费制度，由父母掏腰包供给大学生的做法一下子就奏效了，没有几年功夫，中国大学里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变化，“天之骄子”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为“高级笨蛋”、“高级蠢物”，民主之于青年人所需要的那种担当，很快就消失了，再加上大学生毕业后的包分配制度随之取消，毕业后，找工作时的“拼爹时代”接踵而至。六四运动时，中国大学生们那种以教育方式取得的“革命担当”（五四精神）彻底被卸载了，高校变成了藏垢纳污之地，乌烟瘴气。在前毛泽东时代，人民都明白，腐败可以导致共产党统治垮台，可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社会的潜台词：腐败可以延续共产党统治，却很少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觉。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能力统治一个进步的、有活力的社会，却有能耐统治一个腐败而又腐朽的国家。不革命的中国人，不革命的大学生，一心向钱看的市民和农民，那才是最好统治的人群啊！

在六四运动中，大学生们是有组织的，“高自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出了名的组织，如果说此一种组织有着历史的遗传因素的话，那么，学生要搞运动，需要组织，就如同农民种地需要锄头一样的自然。也正是靠着它（自治组织），六四时期的学生们才创造了全世界瞩目的伟大举动。自然而然，六四后，高层以求彻底消灭民主运动的举动之一，是绝对不容许学校中出现共产党、共青团、学生会之外的任何组织，哪怕是一种组织的萌芽，也必须掐死它，丝毫都不手软。《新青年》一案，其成员遭受重判，是典型的杀一儆百。就那么一个纯粹知识型的小组织，充其量不过10来号人，共产党竟然派了“卧底”。事后看来，这并非是杀鸡用了杀牛刀，而是，重杀、大杀，以儆效尤。25年过去了，中国大学校园政治上一片死寂，原因不就清楚了吗？

依据普遍的看法，六四先是大学生的，而后才是市民的、人民的，可现在大学生不要它了，为什么不要呢？学生们过度惊吓，丢了魂，所以，我前几年主张再一搞学生运动的方式，是先为大学生“叫魂”（见武振荣《立即民主》一组文章）。

共产党高层在六四问题上处心积虑地做文章，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可不是吗？试举例说明之，我很早就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集团不可能给六四平反”，可是呢？高层在没有平反的诚意的同时，却不断地便故意放出“六四可能要平反”的风声。大家还记得吧？邓小平死的那一年，此风声很紧，好像很真实。江泽民下台，胡锦涛上台的那一阵，此风声也很紧，传言，曾庆红说，他如果上台，第一件事时给六四平反。习近平刚上台时，此风声又紧了一阵，到今年的前一月，许多人根据中国内地刊物解禁胡耀邦、赵紫阳的有关消息，推断高层可能给六四平反，好事者甚至拿出了时间表，如果不是刚刚发生的“五君子事件”，平反六四的事情不就剩下几天了吗？

我有理由断定：高层利用民间期盼早点给六四平反的心理，故意放风，以此麻痹人们的心理和意识，使人们把一种根本没有指望的事情当成可以预期的事情来等待，从而成功地营造出一种“等待多哥”的社会剧场现象。这样一来，本当由人民、市民、学生、知识分子直接拥抱的东西，却干物化为一种永无止境的等待。仅就情理而论，江泽民似乎可以平反六四，谁都知道，六四时，他在上海，上海没有发生镇压事件，所以他有理由平反六四；邓小平死后，似乎又可以平反六四，把罪过都推给死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做法，没有什么好奇的；至于说曾庆红可以平反六四，许多人都曾经信过，因为没有资本的人总是要捞资本的；说胡锦涛也可以平反六四，完全有说道，起码，他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之死是六四的导火索）；说习近平可以平反六四，信的理由何尝不多？官方网站在年初，就不断地放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如何在邓小平整胡耀邦时，挺身而出为胡耀邦鸣不平的种种传闻，既然六四的导火索是由大学生直接悼念胡耀邦的行为点燃的，而这样的传闻不就是给人如下的联想吗？既然习近平、习仲勋父子和胡耀邦、赵紫阳是一伙人，所以他为六四平反，不是没有可能的。总之一句话，民间如果把平反六四的幻想留给高层，那么，高层统治者利用自己内部人事变动的空间，周期地放出“六四可能平反”的风声，何尝不是一种统治的把戏呢？

上述意思是说，把平反六四看成是高层放的烟雾弹，那么，每一颗烟雾弹的确起到了蒙蔽人民的作用，使之因寻找不到攻击目标而放弃进攻。在这一颗接一颗的烟雾弹背后，中国和世界所看到的伟大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她（他）们的伟大诉求却更显得是一座在迷雾中永放光芒的灯塔！

时间在等待中过去了25年，六四，六四！——你在哪里啊！

本文的思想如果被理解为：人民只有成功地发动“第二个”六四，那才是为六四平反的唯一方式和唯一指望。舍此之外，就别说“平反六四”或“为六四平反”了。

说穿了，平反六四的行为，也不过是成功地再造一个六四！

201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