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1966年毛澤東簽名

論1966年毛澤東簽名
武振榮

（一）毛澤東的簽名

雨果在《論九三年》一書中，對法國大革命作了一番很好的議論：「革命是無名氏的行動，你可以說它好或壞，這要看你期待的是未來還是過去，但是，你必須讓做它的人去做。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結合而成的共同事業，其實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結果。事件在花費，付錢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簽名的是人。」依據雨果的思路，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是1966年「大事件」的簽名人。

事實上，毛澤東簽名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事實沒有人否認和反對，只是，這個被毛簽名了的運動，依據自身的性質造成了意義的分裂和價值之多元化，卻是人們忽視了的一個問題。今年5月，適逢文化大革命50周年紀念日，這個被忽視了的問題依然存在著，或者因為毛澤東好，說運動好；或者因為毛澤東壞，說運動壞。一句話，毛澤東的簽名壟斷了運動的話語權，在之後的50年時間中，此種現象一點點都沒有改變。本文就以此而立論，是要揭示出這樣的一個事實：被毛簽名了的運動，本身是一個具有非毛、出毛性質的運動。

無可置疑的事實是：無論1966年，最初設計文革的「2月提綱」，還是「5·16通知」，都是一個共產黨運動，而毛澤東作為共產黨主席理應服從黨的紀律和遵守黨的慣例，所以，他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對黨的運動簽上他個人之名。問題在於，1966年是中國一個非常年份。這一年之內發生的所有事件都具有非常性質，是常規、慣例和習慣都不可以衡量和解釋的。在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學習紅衛兵的樣子，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後，傳統的、有條不紊的、按部就班的共產黨運動就亂了陣腳，在「文化大革命各級工作組」撤出運動后，運動的失去了控制，而就這個時候，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斥責了共產黨運動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性錯誤，他說：

「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炮打司令部》）

毛澤東不是一般地批評了在共產黨領導下已經進行了「50多天」的運動，而是非常嚴厲地斥責了它，定性它是「何其毒也」的「資產階級專政」，從而為全面否定它，提供了理論的支持。在這裡，我並不關心毛澤東作為黨的主席，沒有權利對黨這樣做（包括有沒有權利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我關心的是事件本身：即在毛的嚴厲斥責下，共產黨運動就壽終正寢了。如果研究文革的人，看不到這一點，那麼，他們搞什麼文革研究，不就是瞎子摸象嗎？

這就是說毛澤東非但沒有為進行了「50多天」的中國共產黨運動簽名，而是徹底地斥責了它、批判了它，並且運用自己的超級權威立即地結束了它的存在。如果事情到處為止，那麼中國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了，而那個毛澤東會是怎樣的一個人，也沒有人可以猜得清楚。

問題是，毛澤東在否定了共產黨運動的同時，卻為一個蓄勢待發的「人民群眾運動」簽了名。毛澤東在這裡是「簽名」了一個他根本就不認識的運動，這樣的情況就如同今天的某一位影視大明星，為他所不認識的眾多粉絲簽名一樣。

毛澤東是匆匆忙忙地簽了名，沒有做過多的思考，也沒有做任何的事前考察，是一種非常隨意的行為。只是因為他名氣太大了，被簽名的運動規模和聲勢也太大了，因此，人們就認為1966年的革命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結合而成的共同事業」，用雨果的話說：「其實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結果。」

（二）毛澤東的思想誤區：先生與學生

1966年，毛澤東其所以如此疏忽地簽名了人民運動，絕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這於他在長期的戰爭時代所形成的「思想」有關。仔細的研究，人們便會發現，在延安窯洞產生的所謂「毛澤東思想」里，存在著一個重大的誤區，那就是毛澤東思想認為，中國「人民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天然盟友，所以，共產黨要在中國奪取政權，就看共產黨人能不能「依靠人民群眾」、「發動人民群眾」和「帶領人民群眾」，作到了這一點，共產黨就可以勝利，作不到這一點，共產黨必然失敗。

其實，上述的事情只是毛澤東在特定情況下處理事物的一種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這個——理論上很幼稚的團體中，它固然上升到了「思想」和「理論」的原則高度，以至於被戰爭時代的共產黨奉為「黨的三大法寶之一」：「群眾路線」。如果說此時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話，那麼，毛澤東作它的發明人，享有事實上的「專利權」便是一個用不著爭辯的事情。

進一步的研究就會發現，毛澤東思想上的這一個誤區，所包含的問題，當時中國的「社會大動亂」（1911-1949年）情況下，反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群眾路線」的「法寶」起到了如魔法一般的作用，共產黨很快地贏得了對國民黨的戰爭，奪取了大陸政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體制。另一方面，當時中國人民還處於政治上的「不發達」時期，所以，共產黨人故意努力地靠近他們的做法，恰恰迎合了他們欲求擺脫「不發達」狀態之意願。

在毛澤東「群眾路線」的「法寶」中，存在著一個當時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挑不出來的毛病，那就是毛澤東用自己語言所表達的「黨和人民群眾之關係」：黨既要當人民群眾的「先生」，又要當人民群眾的「學生」，當不好」「學生」，也就當不好「先生」。這種在「課堂」上，可以講清楚的毛澤東辯證法，一旦挪到社會生活中，特別是政治生活中，「角色」的不清楚所引出的的混亂，甚至可以產生出對黨的「毀滅」性打擊，1966年的情況就這樣。

關於上述一點，一位名叫魏斐德的德國學者就看出了問題，他在自己的著作《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鬧事就是革命」》的書中寫道：「毛澤東其所以能提出這番勸告（群眾路線）（甘當小學生），是因為他不僅僅是群眾的小學生，也是他們的先生。初看起來，如果用辯證的語言來表述這種角色的混淆（究竟是誰在教育誰），問題就好像完全清楚了。但是，當人們去驗證課堂上講述的內容時，這種清晰性由失去了」。無論如何，1966年依據毛的「法寶」，是人民當「先生」教育共產黨的時候了。在此之前，人民沒有真正當過共產黨的先生（在書本是是當過），所以，他們這一次當先生的行為，就和傳統的中國先生們一樣，對學生又是打，又是罵，甚至體罰學生，讓他們「背板凳」。可見，自從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法寶」祭出之後，共產黨人從來都沒有當過人民的小學生，這一次他們嘗夠了當小學生的滋味啊！

議論至此，我事實上已經觸及到了鄧小平「否定」毛澤東時，一個不敢昌明的真相，那就是，在1966年的中國大事件中，毛澤東為什麼輕而易舉地就粉碎了「黨中央」對運動的所有作為，而遇不到黨的抵抗呢？為什麼所有內心不滿的人都不敢站出來公開挑戰毛個人的這種「不民主」行為呢？我想，毛對「群眾路線」所享有的「專利權」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在共產黨人「甘當人民群眾的小學生」之「原則」面前，誰可以反對得了？

（三）人民群眾運動的真面目

在毛澤東思想「原理」中，人民群眾是共產黨人的天然盟友——這一點到今天也沒有被完全「修正」，可是，這個在中國人民政治「不發達」時期中形成的「原理」和中國人民與共產黨人的真正關係是兩碼事。1949年之後，當共產黨人成為人民的統治者，而人民作為被統治者時，天然盟友關係早已經結束了，因此，到1966年，共產黨人事實上已經處於和中國人民的敵對狀態和亞戰爭狀態，革命之形勢一觸即發。

所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記得文革的最關鍵時刻，社會上出現了「站隊論」，即每一個人——特別是每一個共產黨員——都面臨著「站在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選擇。而這裡的「資反路線」，不是由在台灣中國國民黨執行的「路線」，而是由除毛澤東和個別「左毛派」人物之外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執行和行走的路線。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老人家早都死了，回答不了這裡的問題，但是，人們研究他的思想和他的理論，就可以尋找到類似的答案。

毛澤東相信人民群眾的運動和人民群眾的革命，一定是「無產階級」的，一定是「社會主義」的，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強調「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社會主義的極大積極性」，共產黨人沒有理由「壓制」它，只能「解放」它。1966年8月10日，毛澤東發出了「讓群眾在運動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號召后，一個脫離了共產黨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就如同潮水一般地「湧現」出來了。如果說這個運動沒有重點，那麼，我們目前研究的文革也許是另外一副模樣，只是它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見《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簡稱《十六條》）。於是，一個旨在反對共產黨各級當權派的運動就在一個夜晚給突然地「爆發」了，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神州大地」，出現了我在《絕妙的戲》中所說的「火山的大爆發」、「人民的大造反」、「專制黨的大崩潰」現象。

毛澤東眼看著如潮水一般湧現的人民群眾運動，他並沒有害怕，而是非常肯定地認為這就是他所要求的「無產階級革命」，在這裡，是毛澤東個人判斷的失誤和認識的錯誤，把自己想象中的東西投射到那個並非他想象出來的運動中去了。

失去了共產黨控制和領導的人民群眾運動是一副什麼樣子？是一個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所有人都不可能回答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此前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運動。因此，毛澤東把它當成「新生事物」放在「試驗」的事物清單裡面，是沒有錯誤的。這樣的意思如果表述為毛澤東和人民群眾都沒有經歷過它，那麼，毛澤東對「試驗」中的革命沒有阻止，而被「試驗」中的革命也溢出了毛想象的範圍，就造成了1966年大事件獲得了滾雪球般發展的奧秘。

人民群眾運動在獲得了合法的發展機會之後，它沒有按照毛想象的方向去發展，而是，按照自己的發展方向，「它是從它自己那裡湧現出來的……，一個自動被謀劃出來的形式，而假如它複雜的話，一個更為複雜的它便突現出來」。不僅如此，它是「自明、自指、以自己為中心並且創造自己」的東西（引自凱文·凱利《失控》一書）。

在沒有參加運動之前，人民群眾是這麼一副模樣，但是，他們一旦投身到運動當中去，就完全變成為另外的一個模樣了。於是，一個簡單而單純的人，在此刻判若兩人，簡直是兩副面孔：前一副面孔，萎靡不振，沒精打采，上面咋說，就咋干；而後一副面孔，精神飽滿，甚至顯得青面獠牙，「老子天下第一」，把誰不放在眼裡。諸位：你們如果讀過毛澤東的書的話，你們是看不到我所說的話的，1966年，在所有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言論中，沒有給人民群眾潑過一杯冷水的話啊！

「很多人參加革命運動」，美國學者埃里克·霍弗在《狂熱分子》一書中說：「是因為憧憬革命可以急遽而大幅地改變他們生活處境。這是個不言自明的道理，因為革命運動是一種明明白白追求改變的工具」。這裡，我把問題已經說清楚了，毛澤東在為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簽發通行證時，他想象中的人民群眾革命運動是A,但是，發動起來的人民群眾革命運動卻是B。

到1969年4月1日為止，毛澤東已經不容忍「B」的人民群眾革命運動了，它對這個運動是徹底失望了。於是，他著手結束這個運動，而方法很簡單就是把運動中已經被人民群眾「打得」「稀巴爛」的共產黨給「復活」了，現在，他不再「相信人民群眾」了，而是「相信黨」了。人民群眾運動顯然沒有給毛澤東留下他可以安然處之的空間和位置，而在「復活」后的共產黨中，他依然故我地當著主席，並且再也沒有人敢於公開反對他了。於是，在中國大地就產生了我說的1966年人民運動的「第二戰場」，即人民群眾和毛的冷對抗。

質言之，被毛簽名了的那個運動中，連「無產階級」的一根毛都沒有啊，完完全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運動。眾所周知，在毛的詞典中，「民主」等於「資產階級」。其實，我的看法是，毛從「復活」共產黨那一天起，就已經立足於他個人運動的失敗者之位置上了，只是當時的人們（包括毛本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已。

（四）鄧小平的一口痰

1981年6月27日，共產黨一紙「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敢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台，鄧小平的一口痰，就把毛澤東的「第三個里程碑」（馬克思是第一個，列寧是第二個，毛澤東第三個）、「偉大建樹」（開展文化大革命）和一個「英明論斷」（「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給否定了。乍一看，鄧小平的一口痰好像非常厲害，其實呢，真相是毛的一切太虛弱了，即使鄧小平的痰沒有吐向它，它也是氣息奄奄，日薄西山的了。

《決議》中有一句話很關鍵：「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解釋這句話，就是我上面所說的這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和黨沒有關係。其實，這樣的判斷是對的，毛的「文化大革命」在和黨沒有關聯時，自然成為一種「個人」的東西了，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好漢做事好漢當」，毛作的事，由毛當，自然在理啊！

上面我已經說了，在1966年8月，毛把自己的「事」和人民群眾扯在一起時，他是和人民群眾「結合」在一起了，但是，這樣的「結合」時間之短，卻是研究運動的人應該特別注意的問題，千萬不要忽視。人民群眾的運動在沒有擔當起毛的意義時，很快便出現了獨立的意義，到「第二戰場」形成時，毛同人民的關係非但形同陌路，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關係」了，人民群眾作為「資產階級派性的攜帶者」是毛——這個「無產階級的領袖」的「鬥爭」對象。

也就是說，毛澤東的意義，在人民群眾一方面，尋找不到安身立命之處了。他已經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在中國戲劇中，皇帝往往這樣稱呼自己）了，共產黨不接受他，「否定」他；人民不要他，批評他。在1976年4月5日的「4·5清明節運動」中，人民喊出了「打倒中國的秦始皇」「秦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的口號時，處於垂死狀態的他，心情如何，大家不難想象？這一次，他在請示鎮壓人民運動的文件上，劃了一個表示同意的圈，於是，他和人民群眾唯一僅存的一點點聯繫之處，也給他割斷了啊！

（五）人民自己運動的意義應由人民自己收藏

1966年8月10日，劉少奇在小組會上作「自我批評」的一段話，錄在下面，對於我們了解這一場革命的意義頗有幫助：

「主席（指毛澤東）不在家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絕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正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否定群眾運動。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以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

在劉少奇的話里，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是「群眾起來要民主」，這是對的，毛澤東用「發揚民主」的方法「大力支持」，也是對的，只是這個運動為什麼就不能在「民主」的立場上自我立起來呢？這就是，時隔了50年之久，我重新研究它的原因之一。我不以為它是「陳穀子、爛芝麻」，而把它看成是散了串的一顆又一顆珍珠，要用一條民主的線索把它們重新串起來。換句話說，我欲努力欲建立人民的收藏夾，收藏它的意義。如果，民主在今天是一個過時了的東西，中國不需要它，那麼，我收起自己的研究，甚至可以把研究它的有關論文、書稿扔進垃圾箱，只是，民主是當前中國之必須，它不是「必須」了50年，而是「必須」了100多年啊！

2016-4-20轉於《貓眼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