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保佑你

徐先生是我剛到舊金山時的鄰居，他住頂樓，我住地下室。平時見了我，稱呼我為『學生仔』。

徐先生是我的同鄉，來自上海，卻娶了個廣東太太。那年頭，新移民到美國來的，多少跟廣東有些緣由，三親六眷中總有個把廣東大舌頭。

徐先生高個子，一頭灰發，有輕微的結巴，不要說廣東話，連上海話也講得磕磕絆絆，平時他沉默寡言，嘴抿成一條線，眼光直直地看人。

所有的外交由太太操辦，他太太，是屬於舌頭特別有彈性的女士，天性稟異又熱衷此道，她在場的話，爆破式的廣東話不間不息，源源不斷，直似一隻關不緊的水龍頭。直到徐先生操著半咸不淡的廣東話喝一聲：口水多過茶。我的地下室才不至於水漫金山。

徐先生夫婦是非常早來美的新移民，不像現在高科技人才出國淘金，夫婦倆是受教育程度一般的平常人，徐先生開計程車為生，早出晚歸，他太太在中國城的小學校打雜，生活不寬裕，但日子過得還平穩。

我地下室的門常被敲響，門一開，徐太太捧著一個大紙袋直往裡沖，到桌邊把紙袋放下，從紙袋裡一樣樣往外掏東西；有四分之一品脫的牛奶，有用錫紙包裝的午餐，有隔了一夜的麵包，一些水果。徐太太說這些食品是他們學校多出來的，扔了也是浪費，於是給我拿來了。我當然感激她對一個窮學生的關心，只是擔心這隻水龍頭打開的話，我這個下午就不要畫畫了。

救星及時地處現在門口，徐先生踱著方步進來，非常嚴肅地對他太太說：我有話要跟學生仔談，你先上去吧。門一關上，徐先生在地下室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先是搓手，再咳嗽一聲清清嗓子，又搓手，憚了一下衣服上看不見的灰塵，再搓手，再清嗓子，在我的肚腸即將發癢之際，終於開口道：

我是上帝派來拯救你的。

這句話講得理直氣壯，不帶半點結巴，也許是徐先生在家演練多時的結果。在我震驚之餘，徐先生髮表了一長篇演講；中國社會如此沉淪，就是沒有信仰的緣故，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所以才會人心不古，所以會餓死人，所以上帝伸出手來，把他的子民救贖到美國來。你今天能來美國，是上帝對你的垂顧，你千萬不能領受了上帝的垂顧，而不存有感戴之心。那樣上帝會生氣的。你應該勤上教堂，和眾兄弟姐妹一起頌揚主的恩惠，洗滌自己的內心，更靠攏我們的主，更服膺我們的主。從現在起，每個禮拜六你得跟我們一起去教堂。

我不想整個下午報銷，也不想搞壞睦鄰關係，更是看了這個悶罐子好不容易發表長篇大論的份上，含糊應了一聲送徐先生出門。星期六一早，我還沒起床，盛裝的徐先生就來敲門，催促我整裝出行。怕我貪戀熱被窩，他乾脆坐在我的破沙發上監督我洗臉刮鬍子換衣服，然後像押俘虜似地挾著我出門。

徐先生在教堂里擔任個執事，在牧師講道時，他與一排男人像電線杆般地肅立，冗長的講道完了之後他拿了個籃子，遂排地向教徒收取捐獻。再接下來是教徒們的聚餐，徐太太們把炒麵炒飯，烤雞腿和炒素什錦羅列在臨時搭起的桌上，大家用紙盤子吃飯。滿臉笑容的牧師也過來了，徐先生陪在一旁，獻寶似地把我獻給牧師。牧師因為有太多的羔羊要照顧，而我這隻羊羔看上去毛色不佳，膘水不豐，所以只是泛泛地寒暄了幾句，徐先生卻在旁不住地點頭，眼睛放出光來。

接下來事情變得不可收拾，徐先生和徐太每晚來我的地下室，手捧聖經要我和他們一塊查經，做禱告，直如在中國單位里每日開會似的。我開始時躲出去，實在躲不過了就乾脆告訴徐先生我沒有像他那麼多的宗教情緒，我更希望利用晚上的時間來畫畫。徐先生用一副你怎麼不識好歹的眼光盯住我，我知道如果在這副眼光之下屈服的話，從此就不會有安寧。在幾次三番的思想工作下我無動於衷，徐先生終於認定我不是自甘墮落，至少也是孺子不可教，總算放我一馬，不再來感化我。

從此他見了我就把臉轉向一邊，我跟他打招呼也不理睬，徐太太也不把學校里的剩餘物資送到地下室來了。我樂得清靜，只覺得既然是同鄉，又是鄰居，何必弄得這般壁壘分明？不是基督徒連個招呼都不能打了？

一天，房東太太告訴我；徐先生要搬走了。我們公寓的房租算是便宜的，地點也不錯，更主要房東太太人非常好，對新移民房客很照顧。我隨口問了句徐先生要搬去哪裡？房東說徐先生已經有三個月沒交房租了，她實在沒辦法再寬捱下去。我大吃一驚，徐先生是個誠實的人，雖然脾氣固執了一點，但怎麼會拖欠房租的呢？房東說徐先生在前一陣把工作辭了，說是要更好，更心無旁騖地侍奉上帝。還不許太太去上班，說烏鴉不工作，上帝照樣養活它們。我們身為上帝的子民更不用說了。幾個月下來，生活當然成了問題，連牧師都勸他回去工作，但徐先生不為所動，天天在家查經禱告，或者和太太兩人，挨戶敲門向人宣傳福音，散發基督教的小冊子。人家沒反應，他就認為自己心不誠，志不堅，回家來更是沒日沒夜地禱告，希望上帝給他信心和力量。房東太太長嘆了口氣道：我也沒辦法，不付錢銀行會收樓的，這樓里五六家人都拖家攜口的，不能為了他一個連累大家。。。。。。

徐先生搬出公寓之後就和太太住在他的汽車裡，晚上就泊在附近街上，偶爾我去超級市場買菜，看見他站在停車場上，蓬著頭髮，穿著很皺的西裝，向顧客分發基督教的小冊子，大多數人都繞道而過，或乾脆拒絕。徐先生劃了個十字，繼續把小冊子遞向新來的顧客。

我還在中國城看到徐太太，老了很多，佝僂著背，拖著腳步在街上走過，不時停下來，漫無目的地向店鋪內張望。她空洞的眼光在我臉上掃過，一點也認不出我來。我很想上前打個招呼，但是，此時此刻，說什麼好呢？

汽車裡當然是住不長久的，政府也不容許市民住在汽車裡，徐先生的汽車被拖走了。我最後聽到關於徐先生夫婦的消息是；徐太太回了廣東老家，但徐先生死也不願意回那沒有宗教自由的土地上去，結果他被一個政府機構收容了。什麼機構？不要問我，我不想知道。

許多年過去了，印象也淡薄下來，那個教堂在靠近海邊的一條小街上，具體地址我不記得了。牧師長得怎麼樣也一點記不清了，但有時街上閃過一輛計程車，開車的司機花白頭髮，滿臉疲倦，我會突然想起徐先生來，那個不通情理的好人，執善固執的信徒，在他選擇把一切放到上帝腳下之前，也曾是這麼匆忙而瑣碎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