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之心

格瓦拉之心

塞勒斯要來柏克萊演講，我一向對這個導演的作品感興趣，所以在那天下午，接了放學的兒子，跑去柏克萊大學聽演講。

梯形教室坐得滿滿的，很多後來的人就在中央走道上席地而坐。前後左右望去，白髮蒼蒼的老教授背著雙肩包，跟奇裝異服穿著鼻環的年輕人擠在一條板凳上談笑風生，西裝筆挺的高科技主管們放開領帶，和花白頭髮的老嬉皮們拍肩搭臂，稱兄道弟。男人們從容睿智，女人們嫻雅嫵媚。很少人穿名牌，就是穿了你也看不出來。這兒是柏克萊，人們看重的是智慧，學術成就和個人修養，人如果有了這些品質，一件汗衫也能穿出風度來。

想不到塞勒斯這麼年輕，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就看過他的電影『海洋那邊』，後來又看過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央車站』『太陽背後』『我 你們 他們』和『上帝之城』。在印象中他應該是和巴特盧奇那個年代的電影人。直到演講主持人介紹完畢，一個瘦長的男人走到麥克風前，球鞋牛仔褲，美式軍便服，隨隨便便地和大家打招呼。他就是著名的巴西導演瓦特，塞勒斯。

塞勒斯在柏克萊大學上過學，數學系的學生，課餘在攝影系打工。到後來攝影變成主業了，開始時做剪輯，再作製片人，再執導演筒。塞勒斯自己也覺得好笑；如果他當初表現出幾分數學天才的話，可能今天他站在台上作的是另一類的演講了。

塞勒斯的英語純熟，但他確確實實是南美人，南美有個共同點，從北墨西哥到南阿根廷，從東部的智利到西邊的巴西，一個窮字概括了大部分的國家。在那兒，資本主義的腳步顢頇不前，遠沒到美國歐洲的那種均富的成熟期，社會的財富聚集在非常小的一部分人手中。在那兒，革命不是一個很遙遠的名詞，左派的思想有太多的理由深入人心。所有的傑出文化人，沒有不標榜自己是左派的。從聶魯達到馬爾克斯，從西蓋羅斯到列維拉，塞勒斯也不例外，在演講中，他放映了他的新作『摩托車漫遊日記』。

年輕的格瓦拉從醫學院畢業，在暑假中和朋友駕著摩托車從艾爾布里斯出發，翻過安第斯山脈，智利的高地，玻利維亞荒瘠的平原，踏上遊歷南美大地的旅程。一路上凄風苦雨，歷盡艱辛。接觸了無數底層的老百姓，礦工，船夫，咖啡店女侍，麻風病院的護理人員。其中最為觸動人心的是一個草根革命者，格瓦拉在一個黑夜的篝火邊遇見此人，火上煮著一罐稀薄的湯，這就是革命者和他妻子一天僅有的食物。女人在露天沉沉睡去，格瓦拉和革命者在篝火邊徹夜深談，關於工人運動，罷工，關於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困苦。革命者娓娓而談，在那種地方，國家機器太強大了，革命的成功像北極星一樣遙遠。那個餐風露宿者的言辭中卻有一種絕對的認真，絕對的自信，自信得極其平靜。導演手筆一轉，漫漫長夜過後，礦山門口排起了等待上工的苦力們，工頭扯氣高揚地挑選工人。那個革命者，沉默而無奈地排進等工的長列中。他得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可能進行革命。而目前這份最低下的工作是他唯一的選擇。

格瓦拉目睹革命者被工頭當牛馬一樣地喝斥，推搡，而那個女人，革命者的妻子，赤腳坐在滿是礦石渣的地上，眼睜睜地看著丈夫遠去，屈辱地賺一份糊口的生活資料。昨夜理想還在飛翔，曙光乍現，現實就跌進泥淖里。

我想格瓦拉就在那時被觸動了，年輕人心底深處的悲憫被赤裸裸的現實喚醒，一種不與世道妥協的決心在那個清晨成形。風起於青萍之末，在以後的年月中摧城掠地，整個地改變了南美大地的政治格局。

塞勒斯的分寸把持的很好，影片沒有述說格瓦拉具體參加古巴革命的行動，也沒有描寫他最後被玻利維亞當局槍殺的結局。影片只是很純粹地描述了南美大地的現狀，人民的善良與無奈，以及一個中產階級的年輕人如何在漫遊中尋找到他人生的道路。

我從六十年代起一直關注南美的政治變遷，從古巴事件到智利的阿連德總統被推翻，從美國出兵巴拿馬到委內瑞拉左派政府上台。我看了無數遍的『庇隆夫人』，聽到瑪唐娜的『不要為我哭泣』就會激動莫名。南美的政治有一種獨特的愴傷和沉重，南美的政治人物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一個個都是莎士比亞筆下的悲劇原型。而格拉瓦，是所有政治人物中的一顆彗星。

當初年輕的卡斯特羅和格瓦拉拿下哈瓦那時，真的是意氣奮發，史無前例地在美國後院打下一根結結實實的樁子。豬灣事件也過來了，新生的政權穩固下來了，革命在一定的條件下成功了。照道理說，是喘口氣的時候了。

但是，格瓦拉的選擇顯得格外浪漫，他的眼光越過加勒比海灣，望進委內瑞拉和智利的崇山峻岭，早年的遊歷還在眼前縈繞不去，山林峽谷依然蒼茫，老百姓日子沒有一點改變。他在六五年向卡斯特羅辭去了一切職務，重新踏上那片沉重的土地。

結局是他在玻利維亞被逮捕，馬上被槍殺。臨刑前士兵問他最後的時刻在想什麼？他說：『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一個悲劇？我不這麼看，格瓦拉闡述了一種精神。和譚嗣同引頸就戮一樣。耶穌不上十字架，基督教不會成為世界性的宗教。一件認真的事，沒有犧牲的成分在內，總顯得輕飄飄的。

我想中國人並不會同意我的看法，我們是一個把個體生存看得極重的民族，八九民運過後，大批的流亡者在各國政府的庇護下留在陌生的土地上。為綠卡，房子，工作奔忙。我認識個民運人士，在歐洲流浪期間我們在咖啡館里暢談國事，那種慷概激昂大有十二月黨人的熱血情懷。後來呢？後來此君拿了學位，娶了異國女子，在公司的派遣下回上海工作，我們再見面時他帶我參觀了他在上海置下的新居，三層房子被他裝修得美輪美奐。在波斯地毯和現代化的廚房間談政治問題顯得淡薄和不切實際，在莎拉。柏德曼德靡靡之音間股票和房地產才是個確切的話題。人喝了雕花車料酒杯中正宗的約翰走路，再把『民運』掛在口上就不懂情趣了。

相比之下，格瓦拉顯得太單純了，單純得沒心沒肺，單純得竟然忘我，單純得為了理想而獻身。這在現代人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人的生命都彌足珍貴，一方面是權柄，地位，享受在握的勝利。一方面是危險，艱難，和生活上的極端賡乏。格瓦拉，竟然選擇了後者。

歷史詭譎，年月似水地流過去了，格瓦拉的夢境暗淡了，南美還是那麼烏雲壓頂，古巴在苦撐，格瓦拉的犧牲沒有帶來任何的實質改變。

迷茫？也許。格瓦拉同志，這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只有政客。

留下的只是一個美學概念，如特洛伊戰爭，如獅心王查理。如精衛填海，如這部影片『摩托車漫遊日記』。

走出場來心情沉重，正因為知道結局，所以看到年輕人為了虛幻的目標獻身更為難過。說虛幻，是因為人性本身就不完美，世界穿上資本主義的外套或社會主義的長袍一樣不漂亮。

兒子當然看不懂這部電影，睡眼惺忪地抱怨我帶他看了這麼沉悶的一場電影，在他這個年紀，昨天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情。他有權利對那些歷史不感興趣。

但是，永劫回歸，發生過的再會發生，沒人能保證歷史不再重演。

人們，警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