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侃偏心父亲杀富济贫之雕虫小技

                            笑侃偏心父亲杀富济贫之雕虫小技

    几天前俺一时心血来潮，许诺讲几个父母亲偏心眼的故事。事后一想此事不妥，别人家的家事，自己愿意讲则罢，不相关的外人去讲到最后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但是自己又不能说话不算话。想来想去讲自家去世了的上辈人的故事不会惹官司吧？

    俺今天要讲的是我外公生前晚年时期，在二姨妈和二舅舅之间搞过的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算是父母在子女中搞杀富济贫的笑话。

    要讲这个笑话之前，我必须要把外公的“履历”简单介绍一下。不然俺讲的故事就不笑人了。

    我的外公在中华民国时代，算是一个成功人士吧。1947年前他有一个当地县城里最大最高档名叫“菜羹香”的综合餐馆。来光顾进餐，举办宴席的都是当年全县的土豪金，知名绅士，炮哥大爷，县政府的官员等等有面子和里子的道上之人。所以不说是日进斗金，也是相当殷实的大户。县城有一条街的房产是属于他的，乡下还有土地出租。

    更必须介绍的是俺外公不仅有钱，还是一位有名的大善人，他的善良和豪爽是有口碑的。对内，所有的亲戚，无人没有得到过他的资助，住在附近亲戚的晚辈，经常跑去他的店里随便吃喝。对外，任何穷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能见他的，在他面前说句：“刘二爷，家里揭不开锅了，借点钱度荒月。”我外公总是会掏钱给来人的。说是借，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还过。盛名之下，社会上的各种捐助都少不了他，他在有钱时也没拉下过一次。如此这般一来，袍哥青帮红帮的都看在钱的份上拉他去当老二，所以他被人称二爷。民国时期的保长也不是好当的，不像现在的村官、居委会主任那么实惠。抗战和内战那几年如果保长拉不够壮丁也是脱不了干系滴。最好的办法是拿钱消灾买一个壮丁充数。我外公不是既有钱又大方吗？那保长就是你了。于是我外公又当了几年的伪保长。像他有这样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容不下他的，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兼资本家的帽子是合适的。好在1947年我那厉害的外婆病逝，家中无人理财了，外公又被做鸦片生意的人盯上染上毒瘾，加之那几年战乱，兵荒马乱，物价疯涨，生意不好做。一来二去偌大的一个家业两三年就基本败完了。本来要获得的四类分子的帽子因此免了不说，还得到一份县城师范学校食堂的炊事员工作。工作不是那么体面，但是在缺吃少穿的年代实惠。他于60年代初做不动辞职后回家跟二舅过日子。

    故事就从这时候开始了。

    我外公的5个子女中，比较而言，二姨嫁得最好，夫妻两的工资加起来最高，所以日子也是过得最好的。二舅日子最差，娶了个老婆老家在农村，是1960年还是62年我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大量精简城市吃商品粮人口的当下，二舅妈也被下放回农村，取消了城市户口。但是不知道啥原因，二舅妈没有回到乡下，滞留在城里还很快生了孩子，到1966年文革开始为止，二舅家我已经有了两个表妹。可以想象那年月没有工作，没有定量供应的口粮，连外公在内的5口之家每月只有两人的口粮25公斤，是多么的要命！而且外公和二舅都是厨师出生的，吃的上面习惯了讲究，每顿无论如何吃的不能马虎，一定不能少于三菜一汤，哪怕是只有素菜和野菜也要弄个色香味形俱全，实在是没钱买菜了，泡菜也要切出个款式，五颜六色的弄一盘充数。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去二舅家玩的时候，赶上吃饭时间，他家没有三菜一汤时，用红辣椒一个，大蒜两枚，青葱一根切好摆出个花样，淋上酱油端上桌，好歹不能少一个菜。同时他们和天下做厨师的大多数人喜欢喝酒一样，父子两还嗜酒如命，每天晚上父子两对饮互劝酒。最最馋酒，酒瘾上来又实在没钱买酒的时候，用酒精兑水都要喝上一台才能睡觉。

    于是二舅家困难缺钱就是不争的事实。哪怕我妈每月都要从仅仅38元的工资中定时给5元给外公做生活费，（我家母子三人还剩30元钱过日子）。大舅给5元，（大舅自己也有一家人要养）二姨给10元。在那个大家都穷的年月实属不易了。

    由于二姨家有四个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能吃，原本家里请有保姆，后来由于多数的钱要用于买吃的，保姆也请不起了。刚好外公不上班在家，于是请外公每天帮助买菜和做一顿饭。外公还住二舅家。

    请注意故事的高潮要到了。

    半年后的一天，我的小舅到我家来玩。关于我的这个小舅的状况也需交代一下。说来小舅也是挺可怜的。我外婆死的时候，小舅才不到一岁。3岁后由我妈他大姐带在身边，一直到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没有工资了，才离开我家，开始在大舅和二姨家轮流吃住，周期为一个月。当然也偶尔到二舅家去蹭个饭什么的。所以他对所有的哥姐都有感情，刚好在二哥家又看到了一个秘密，可能他也是觉得有点问题，窝在心里难受，实在忍不住告诉了大姐。他说：“大姐，你看爸爸好鬼哦。他帮二姐买菜做饭，每天都要把二姐的菜两把分成三把，留一把给二哥他们，买的肉上面的油要刮分下来留给二哥，上回二姐夫生日买的鹅，杀了宰好后还拿了几块起来给二哥。”

    我妈他的大姐听了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好半天才问了一句：“二姐晓不晓得啊？”

   “她咋会晓得呢？她晓得了会不会吵架啊？”小舅说。

    前几年我回中国去和我妈聊天时，我妈说到这件事还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你看你外公那么老好老实的一个人，又没本事去搞到钱和粮食，竟然去搞这种小偷小摸的事，均子女的贫富，来帮衬一个穷的子女。幸好你二姨至今不知道这件事，也可能知道了也不好说什么干脆装不晓得。还好，后来文革开始了，你二姨爹被打成县份上的三家村，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只发基本生活费，银行存款也被冻结，二姨关起来办学习班，她家的4个孩子在你二舅家过了半年，应该把你外公挪用的菜肉些吃回来了。”

    我则看到老妈伤感，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贫嘴开了：“是啊，曾近的外公好歹也算是个体面人，老板，富翁，袍哥二大爷，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保长，中华民国的县长表彰的开明人士，一个借钱出去从不问还的人，一个送得起子女到成都省读书的人，一个从不吃剩菜剩饭的人，一个当炊事员饿死都有300斤的人。总之一个明大义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竟在子女面前以如此这般的雕虫小技杀富济贫。理解！不算犯法，更不算犯罪。”

    各位网民看官：俺外公这样的父亲或母亲如果是在当今，会不会千方百计地打富裕些的孩子的主意，来帮衬经济条件差一些的子女？这中间的是非曲折谁能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