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民運的「黃雀行動」（組圖）

據《中央情報局最後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the CIA ，作者(美)馬克?佩Mark Perry）一書透露，香港支聯會參與和執行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偷渡被中國司法機關通緝的刑事罪犯的「黃雀行動」。該書說：「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出逃者事先準備了身份證、大量現金、偽造的火車票，以及沿著一條從北京到東南的『地下鐵道』的一連串的安全住所，在東南沿海，異議人士或是坐船經過變化莫測的海路偷渡至澳門，或經由陸路去香港。」「一個中央情報局官員證實，大部分高技術裝備和資金是由中央情報局提供的，它經由為此特別目的而在香港設立的前線機構來執行。」據九二年二月十三日《經濟日報》報道，司徒華說：「有些事暫時不能說出來，這牽涉到策略問題，最簡單的是，若你問我『黃雀行動』是否真，我就不能說……而在實際工作上，我們仍有幫助國內逃亡的民運分子。」這顯示出，司徒華和支聯會確實參與和執行了美國中央情報局非法偷渡內地被通緝刑事犯的「黃雀行動」。
與反華機構有金錢關係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作為外國情報機構的走卒，事實俱在。

香港反共組織支聯會持主席"司徒華"是法輪功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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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辯論:
港支聯的香港民主黨在港府沒有批准讓64精英王丹柴玲等入港參加64十周年紀念會後，很是不滿，於是在香港立法院提出了要北京政府為64平反的動議。不料此動議的辯論會演變成了對港支聯的責難會。香港民建聯，港進聯紛紛追究港支聯在北京64學生運動中有沒有扮演黑手的角色。問題集中在以下幾點：
1。為什麼在北京戒嚴令下達以後，還要出錢買許多帳篷給北京學生，這不是故意鼓動學生與政府對抗嗎？故意把學生引向死亡的路嗎？有議員問。如果學生幼稚的話，難道你們也幼稚嗎？你們不知道對抗戒嚴令的後果嗎？　民主黨回答說：帳篷是學生自己買的，與港支聯無關，港支聯只是出錢而已。
2。黃雀行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64前還是64后。
　　有議員說，在64后三天內，多達十多個學生領袖偷渡進人香港，使人很難相信這不是早就預謀的。有議員說。即使不是預謀，僅僅是許諾也是非常錯誤的。這會使學生領袖不顧上千廣場上學生的安危，跟戒嚴令對抗到底。
民主黨雖作了很多解釋，但是不能消除64黑手的嫌疑。會議氣氛一度很是暴烈，民建聯，港進聯罵港支聯用北京學生的血撈取政治資本而民主黨說這是血口噴人。　　 香港自由黨本是支持民主黨的，結果在投票是棄權，港支聯的要為64平反的動議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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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插手「64事件」內幕（圖)


〈先貼張當年台灣報紙的一篇報道，該報道多站在台灣立場發言，所述不免有許多「誠實的錯誤」 - 渲染、扭曲、誇張和捏造，但其中部分（如：美中情局在64所扮演的角色等）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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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雀行動 是64事件中的被通緝人士秘密運送行動，涉人有400以上。名字來自1991年岑建勛在接受BBC訪問時提到中國成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行動總指揮為香港商人陳達鉦，另外重要人物還有羅海星。該組織的活動得到了美國情報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來源請求]
行動針對中國政府在1989年6月13日公布「通緝以『北高聯』為首的21名民運領袖」開始籌備並開展，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陳一咨、蘇曉康等從翌月起陸續逃離中國境外（各人逃離時間情況請參看其條目），行動從沿海城市經香港中轉至其他國家。
至1989年10月，當行動的兩位成員在湛江救援王軍濤和陳子明的行動時官方被捕而終止。
黃雀行動港商憶當年誤中警方圈套
記者： 海濤
香港
Jun 7, 2007
  



《諜心不死》 作者: 金城出版社專業圖書編輯部編 當前第:5頁 ～9頁
王紅  摘編
    1989年2月，一個寒冷的早晨，有三個人踏上了前往總統別墅戴維營的路途。這三個人是老朋友了，他們冒著凜咧的寒風，緩步行走，邊走邊說邊笑。
    走在右邊的是李沽明，他剛從美國駐韓大使館卸任返回，並即將出使北京『，李潔明文質彬彬，有足夠的秘密工作經驗。他1951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后，就開始了他的情報工作生涯，  當布希出使北京任美中聯絡處主任時，李治明已是新設立的中國情報站站長。李潔明深得布希倚重。他的中國話講得十分流利，中情局認為他是一位冷靜而又長於爭辯的「考慮周到、機智敏銳、有良好職業：素質」的情報官員。
    另兩位也都是出類拔萃的亞洲和中國問題專家，他們奉召去總統府召開一次特別的會議。會上，中情局估計：中共政權面臨的唯一威脅，是知識分子當中的與海外有關係的「改革派」，不過，從整個國家看來，內部沒有什麼不和，幾乎刁：可能發生重大政治危機。
    會議后不久，李沽明即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也認為當前中國發生動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過他也認為並一再警告，在中國，發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1y6Ll午O月j U況，半后明社距太女何以爾個5U 3央里明天國大使館里，聽到了遠處傳來的微弱槍聲。他知道，他過去幾天一直十分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
    從燕京飯店高層一個可以遠眺的地方，美國、情報官員看到，至少一千多示威者正在和軍人對峙，於是馬J：用保密通訊工具同美國大使館聯繫，在晚上10點多發回了第一個報告。
    四天以前，李潔明就對中情局北京站站長說：  「我認為示威者將被趕出天安門，軍隊會奉命結束抗議活動，必要時會採取斷然措施。」
    對李潔明的這番警告，站長先生卻搖搖頭，聳聳肩，表示不能同意。他對李潔明說，中央情報局已得到最可靠情報，中國領導人不會馬上採取行動平息動亂。這位站長先生講完這席話后沒兩天，就返回美國弗吉尼亞州的中情局總部，作例行磋商。臨走前，還頗為自信地說，用不著擔心，我離開期間不會出什麼事。
    然而，站長這次回國卻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美國在中國的秘密間諜網和在中國內部設置的情報來源陷入一片混亂。更為糟糕的是，在「64」期間，美國使館的一些要員，擔心引火燒身，紛紛逃出北京。6名國務院官員和一些情報局官員乾脆跑回了美國。只有李潔明和國務院情報組長等5名大使館負責官員留了下來，去對付這混亂局面。李沽明實際上成了美國在北京的首席情報官員。他派出幾個監視小組去觀察情況。一個小組在燕京飯店，一個小組在北京飯店，還有兩個小組分別在京倫飯店和友誼賓館。    隨著衝突沿著長安街，從西向東，朝著：天安門廣場的推穆，李沽明也不斷收到這些小組的報告。  當軍隊；在廣場西面行進時，廣場東邊還相對平靜，儘管在外交人員公寓附近可以看到軍隊與示威者在對峙。北京飯店也有軍隊布下的崗，4，美國大使館東邊據報發生了小衝突。
    李潔明後來來到了京倫飯店，和手下的人一起把準備離開中國的美國留學生安排在這裡。同時，李潔明顧不了許多，乾脆通過公開電話線路頻頻向白宮和國務院報告事態的最新詳細情況，直到6月4日早上，他才停止了報告，這時他已精疲力竭。    李潔明收到的一份報告今他十分感興趣。報告標，甲國有天部門的官員仍在學生當中來回做工作，苦苦勸說他們離開廣場。這份報告是潛入到天安門廣場的一個美國情報小組6月4日凌晨發出的。這個小組推測，一個特別安全單位在部隊進駐行動之前就來到了廣場，其目的很明確，就是減弱)I寧突的強度，阻止流血。
    中情局情報人員還發現，中國有關部門安裝了大擴音喇叭，勸說學生和平撤離廣場，還向他們指明了撤．離路線。早上四點，作為一種警告，廣場上的全部燈火熄滅。最後大約5點學生列隊離開天安門廣場。
    中情局在北京最顯眼的話動，是與廣場上負責「安全」的小批示威者的接觸，特別是「敢死隊」的接觸。中情局利用以前在香港和大陸招募的許多特務，同「敢死隊」頻頻交談，以期評估動亂頭目的素質，以及他們最後成功的可能。在以後幾個月里，當「敢死隊」成為叛逃行動的核心成員時，這些早期接觸，被證明是相當有價值的。
    「64」后的整整六個月，  中情局啟動·了部署在大陸、香港和澳門的、由幾十名最有價值最為精幹的特·工人員組成的網路，為這次動亂的最主要的頭目們提供了安全的避難所，並幫助他們逃離中國。
    實際上，被布希政府嚴加保密的這次「黃雀行動」，在「64」以前就開始實施了。5月下旬，李潔明在美國駐華使館向二百多異議分子簽發了簽證，甚至供錢給他們，讓他們乘火車或飛機去香港。這筆錢從大使館「特別應怠基金」中撥付。
    「64」那天清晨，兩個最重要的動亂：頭目——吾爾開希和李錄突然神秘失蹤，中國安全部門全力搜尋而不得。6月底，萬潤甫和嚴家其也逃離了中國，來到了西方國家。這四個人的逃脫，都是在中情局的精心安排和全力支持下進行的。中情局為了達到顛覆中國的目的，不惜動用了大量的現金，並為叛逃者準備了身份證、偽造的火車票，並指示他們沿著一條從北京到南方的「秘密通道」，最後或從陸路到香港，或從海路偷渡到澳門。
    「64」后的第二天，方勵之在一群記者的護送下惶惶逃入美國大使館。方勵之倒是很知道怎樣利用記者保護自己，有一次他還曾躲進一個美國記者住的飯店房間中。
    「64事件」后，中情局在文革后招募的特務，個個如驚弓之烏，紛紛向中情局告急，請求得到幫助。李沽明向其中最有價值的情報人員提供了援助，幫助他們逃離中國。用車潔明的一個同事的話來說：  「這使我們想起了當年撤出西貢時的情景。不過這一次我們沒有甩下朋友不管。」
    「黃雀行動」後來採用了更為複雜的技術手段，  以躲避中國安全部門的追蹤和追捕，如使用了偽裝術、擾頻電話、夜視鏡、紅外信號裝置，甚至動用了快艇和武器。一名中情局官員證實，「大部分高技術裝備是中情局提供的」，整個行動由設在香港的特別機構來執行。
    儘管「黃雀行動」啟用了中情局在中國內部的最重要的關係，但並非由中情局所「包辦」。許多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也參加了這次行動，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英國和法國。  「64」后不到半個月，中國向全國公布了21名首要通緝犯名單，  由於西方情報機構的聯合行動，只有6人被捕，其他15人均已逃脫。    後來，中國的叛逃者出現在法國巴黎，向新聞界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國民主運動陣線」。至此，「黃雀行動」並沒有結束，  中情局仍在幫助尚留在中國的動亂分子，經過「，秘密通道」叛逃到西方。
    然而，中情局一直拒絕承認他們在這次叛逃行動中所起的作用。當國務卿貝克喜氣洋洋地公開感謝法國政府「削繁就簡」地安排中國叛逃者時，  中情局默默躲在後面，對自己的「功績」不置一詞。這樣一來，全世界都以為是法國在領導這次行動。
    規模巨大的「黃雀行動」。得到了布希全力支持。一名前中情局的官員說：「這麼說吧，『64事件』之後，如果沒有白宮的批准，中情局在中國是不會有任何動作的。這件事是總統的裁決。」
    半年以後，  「黃雀行動」首度曝光。布希政府不願意對「黃雀行動」有所誇耀，因為它擔心如果把中情局的活動公佈於世，將會激怒中國領導人，並把中國推入蘇聯的懷抱。但中情局認為並不存在這種危險，  中蘇不可能恢復原來的同盟關係。
    為了緩解美中關係，  「64事件」幾個月以後，美國國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秘密出訪北京。這可讓招募了許多中國年輕的異議人士的中情局叫苦連天。其中兩名異議人士(目前仍不能公開他們的身份)，是中情局在中國發展的最重要的特務，他們遭到了逮捕。
中國軍隊18年前武力鎮壓北京民主運動，大批知識分子開始逃亡。香港一些商人展開「黃雀行動」營救，把100多人接到海外。但是，由於營救王軍濤、陳子明行動「失手」，黃雀行動從此停頓下來。

美「中國通」這樣盯上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圖）


摘要：

李潔明：中情局出身的駐華大使

　　1973年7月，李潔明偕夫人薩莉到中國赴任。
　　當時基辛格為什麼同意這一任命？中方為什麼沒有反對？作者了解到的情況是，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與基辛格談話時曾表示（大意）：我們之間不說假話或進行欺騙，我們從不偷你們的文件，你們可以故意放在那裡試試，我們也不搞竊聽，這些小動作都沒有用。基辛格據此認為，雙方已達成諒解，互相不搞間諜活動，美方派人到中國，可以說明身份，不致引起問題。基辛格另一個用意，是在國務院通道之外，CIA專設通訊渠道，對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大使與白宮聯繫也有好處。從中方來說，反正美國官員，不管是國務院的，白宮的，軍方的，還是CIA的，都會收集情報和搞研究工作，對李潔明亮出身份並不特別在意。美國對其盟國也派CIA的人，但要亮出身份，以利管理。
　　李潔明到北京后，開始還遵守基辛格的告誡，在聯絡處保持低姿態。時間一長，他暗地裡搞些情報收集活動，包括派人監測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附近的車輛，以判斷中國政府有什麼重大舉動或活動，後來又通過外交郵袋，運進了先進設備，測聽北京的電話通訊等。他還通過與東歐國家和巴基斯坦駐華官員的來往獲取情報。據採訪過李潔明的人說，李潔明一生搞對華情報，最有收穫的時期有兩次：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香港收集到不少情報；二是1989年5月至6月北京發生政治風波期間，他作為大使指揮手下四處打探，摸到不少情況，及時報回了華盛頓。這從反面說明，中國不能亂，中國一旦「天下大亂」，各國情報人員，特別是美台情報人員，不管是公開的或暗藏的，都會一齊出動，中國的國家安全便會受到損害。
自稱重返中國當大使是「落葉歸根」
　　
　　1988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共和黨的老布希以副總統之尊參加總統競選獲得成功，1989年1月20日起入主白宮。李潔明又有了升遷的機會。1989年1月李潔明奉調自韓國返美，不久即被任命為駐華大使。
　　李潔明於5月8日拜會楊尚昆主席，呈交了他擔任大使的國書。李潔明一見楊尚昆主席就表示：他原來生在中國，這次來中國任職是「落葉歸根」，他是「帶著強烈的回到出生地的感情來當大使的」。
　　正當李潔明作為新任大使到各單位拜會的序幕才剛拉開，華盛頓就命令他先去上海出席美國艦隊的訪問活動，並要他陪同萬里委員長到美國訪問。美國白宮注重的是國際戰略格局，不能讓戈爾巴喬夫訪華的鏡頭掩蓋了中美之間的重大交往。而李潔明在中國看到的則是天安門前中國學生的集會，他認為這比戈爾巴喬夫訪華和萬里委員長訪美更加重要，更加戲劇性，而且當時已經成了美國多家報刊和電視台熱播的中心議題。李潔明向華盛頓提出反建議，要求立即回到北京，嚴密關注北京的政治風波。
　　
　　北京政治風波期間忙壞了美國大使
　　
　　李潔明急忙返回北京，這時為報道戈爾巴喬夫訪華而來的美國眾多記者已盯上了天安門前的集會活動，美國駐華使館的幾名武官和情報人員也身穿便服，整天混跡在集會的人群中。
　　李潔明在《中國問題專家》一書中是這樣描繪美國使館人員分頭活動情況的：
　　美國官員都多頭進行活動。助理陸軍武官沃策爾（Wortzel）少校等二人到處奔波，6月2日到達北京西北郊，看見示威人群正阻擋軍車車隊入城，就在旁拍照，中國軍官叫喊不准他偷拍情報。6月3日他們又出現在南苑機場附近，觀察軍用飛機運載部隊到北京的情況。
　　美國駐華武官雷德將軍已事前在北京飯店臨近天安門一側租下房間，用以觀測廣場的活動。他並違背中國的規定，從境外偷運進步話機，分給部下與他通信聯絡。
　　自4月開始，美國武官處已與英、德、加、澳（澳大利亞）、日等館建立了交換情報機制，把北京劃分為幾個區，各國分工探測情況，然後分享成果。5月底，他們分別在北京一些關鍵地點建立了監聽站，派人在各點值班。美國使館人員忙得不可開交，包括接收瀋陽、上海、成都、廣州四個總領館發來的情況，每個人每天工作都達12～15小時。
　　沃策爾武官和赫斯基（Jim Huskey）領事官都是「好樣的」，他們分別在兩個關鍵地點駐守。沃策爾在南苑機場附近住進了小旅館。赫斯基在天安門廣場，整夜在歷史博物館前打轉。6月3日和4日，他都違背中國政府的戒嚴令，留在天安門廣場附近。
　　在復興門那裡也有武官值班，隨時報告部隊進城情況。6月4日事件爆發時，赫斯基一直在天安門待到深夜兩點半，后又退入北京飯店17樓，一直看到人群退出廣場。
　　李潔明自己則在美國使館二樓政治處通宵坐鎮值班，沒有回他在三里屯公寓樓的住處。
　　由上可見，在北京發生政治風波時，美國人是多麼「忙碌」，多麼肆無忌憚地在探測中國的政治情況。
　　寫到這裡，作者還記起1989年6月4日夜間的一件事。我正在外交部美大司值班室值夜班，忽然接到了李潔明大使的電話，他說天安門前很亂，北京到處聽到槍聲，有幾名美國人，主要是來訪的記者原來在天安門廣場活動，現在失去了聯繫，不知去向，希望中國政府協助打聽一下，華盛頓很關心他們的安全。我首先表示，中國電視台已多次廣播北京市政府的通知，要人們離開天安門，以免出事，你們美國人不聽勸告，仍去天安門一帶活動，這是違背規定的，如發生事端，應由你們自己負責。同時我也答應代為探詢一下這些人的下落。放下電話后，我先報告領導，然後給北京有關部門掛電話，打聽美國人的去向。過了一會兒，北京有關部門來電話說，廣場附近的外國人，其中有幾名美國人，都已被領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又從那裡轉移到了燈市口東口的王府飯店，美國使館可派車去接人。我把這一情況通知了李潔明，他聽到后如釋重負，一再表示對中國政府的謝意。他還說，「有了這個好消息，我就可以安心地回去睡覺了。」
　　
　　美國駐華使館庇護方勵之事件
　　
　　6月5日，被中國政府通緝的方勵之偕夫人李淑嫻畏罪潛入美國使館文化處尋求「庇護」。李潔明聞訊后，考慮再三，不敢接受這一請求，生怕此事對使館不利，便派使館政治處的官員博格哈特和盧賽爾與方夫婦交談。二人說明：給予「庇護」會引起很多麻煩，如方一家住下，其他被通緝的人也跑來，使館將無法應付。他們建議方勵之另找地方躲藏，或實在無處去，美方可給辦出國簽證，方夫婦可設法逃往國外。經過3小時的勸說，方夫婦同意留下護照，請美方辦簽證，次日自行去取。李潔明如此處理，是根據國務院過去曾對駐外使館做過的規定，即不要輕易接受庇護申請，否則將給使館帶來麻煩。
　　美國駐華使館當即將上述過程申報國務院。國務院中國處代處長貝德爾接到申報后，立即表示不同意見，認為過去的規定只適用於一般情況，是針對不明身份的人闖入使館而制定的。他認為現在是美國支持的「知名不同政見者」在危機情況下求救於美國使館，若拒之門外，一旦遭到不測，讓美國公眾得知后，必然興師問罪。貝德爾於是緊急請示副國務卿金米特，還打電話給白宮主管官員，提出自己意見，得到上級批准后，他立即向使館下達指示：馬上接受方勵之入館。
　　李潔明得到指示后，即派博格哈特和盧賽爾二人前往尋找方夫婦。此時方勵之夫婦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國人佩里·林克護送下到了建國飯店，住進《華盛頓郵報》駐華記者馬修斯的房間（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這次對方夫婦優禮有加，不但同意他們進使館，還說「你們將是布希總統的客人」。
　　他們四人像國際間諜一樣行事，從建國飯店後門溜出，進入事前等候在那裡的小麵包車，直奔李潔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婦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內。那時李潔明的大批家具行裝尚在運輸途中，室內空空如也。李潔明自己還在三里屯公寓內住著，因此方勵之夫婦成了官邸的惟一住戶。美方規定，夜晚方夫婦不能開燈，白天不能出門，絕對不能讓中國警衛人員發現行蹤。
　　其實這種規定是多餘的，中國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勵之夫婦的下落，不但馬上增派警衛把官邸團團圍住，嚴查出入人員，而且兩天後，即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長朱啟禎就召見李潔明，嚴正警告美方，方勵之犯有策動動亂的罪行，美方的庇護是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對此表示極大的遺憾，並提出嚴重抗議。
　　從此，美國非法庇護方勵之便成了中美政府間的一場嚴重外交交涉，長達一年之久。
　　李潔明正式遷入官邸后，便叫方夫婦遷出客房，重新把他們安置在官邸大院後面的醫務室內。原來的門診室成了卧室，化驗室成了廚房，牙醫室成了電腦房和工作室。室內窗帘皆拉上，大門加固，全室安裝報警系統，任何人不準入內，還安排了專人為方夫婦採購食品、選送書報。
　　李潔明不輕易與方夫婦會面，有事要見時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國工人、傭人皆已離去，才偷偷與方見面。
　　有一次，美國的泰德·肯尼迪參議員委派一個叫希爾的人來見方勵之，要發給他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章。李潔明不但同意讓二人暗中會面，還讓方有充足的時間寫出發言稿，讓希爾帶走。後來證明，那篇發言充滿反華言論，連美國國務院也對此事不滿意。
　　李潔明曾制定一項計劃，想用外交信使郵箱或男扮女裝偷運方勵之出境，被國務院制止。中方聞到風聲后也向李潔明提出交涉，不得偷運方離開北京。李潔明只好作罷。
　　方勵之夫婦待在美國大使官邸內，對中國來說，總怕他通過化裝隱蔽在汽車內逃出，因此加強了美國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檢查，不勝其煩，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國反華勢力常以此製造反華輿論。對美國來說，也如魚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來，造成了極大不便。第一個提出解決此難題的是鄧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前國務卿基辛格訪華時，鄧小平提出了恢復中美關係的「一攬子解決建議」，包括雙方談判解決方勵之問題和美方解除對中方的制裁等。當時鄧小平指出，在方勵之承認違法的基礎上，中方可讓他離境，但美方要保證他不得從事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基辛格認為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希總統做了轉達。美國政府幾經考慮后，由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向中方做出正式答覆：（一）由李潔明大使就近與中方討論解決方勵之問題的辦法；（二）中美關係的其他方面由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與美方代表在華盛頓會談；（三）歡迎雙方就經濟合作上的大項目進行研究；（四）原則同意邀請江澤民總書記在明年合適時間訪美，以完成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從美方的答覆來看，似乎頗有誠意。但由於隨後東歐政局發生劇變，美方錯誤地對國際形勢進行重估，放棄了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努力，使上述答覆中的大部分內容落空或未談出結果，只剩下關於方勵之問題的談判還在持續進行中。
　　關於方勵之問題的談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與李潔明大使進行的。這一談判延續的時間很長，直到1990年6月25日雙方才達成諒解，主要內容是：在方勵之承認錯誤的基礎上（方書面承認他的言行違背了中國憲法的有關規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勵之夫婦出國就醫。方夫婦出境后，先在英國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普林斯頓大學待了一段時間，最後落腳在美國南方的亞利桑那大學。方夫婦出境後過了一段時間，中方也批准他們的兒子去美國。
　　這一案件的解決，雖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對中國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鬆，如當月美國宣布不再阻撓中國取得世界銀行貸款。更重要的是，它對緩解中美緊張關係起了一定作用，對布希總統當月宣布無條件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創造了較為有利的氣氛。
　　
　　返美前的離任辭別活動
　　
　　李潔明離任返美的時間到了。1991年5月上旬中央領導人分別會見了他，對他在任大使期間的工作做了正面評價，並希望他繼續為中美關係貢獻自己的力量。中方這樣做，一方面是因為李潔明在任期內的表現沒有太出格之處，對雙邊經貿交流起了推動作用，他的一些陰暗面沒有暴露出來；另方面他是代表國家的，我們對美國的全權代表理應給予禮貌周到的對待。因此中方對他辭行拜會活動的規格與先前的幾位美國大使基本雷同。
　　
　　他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1991年5月李潔明回國后，曾接受台灣的邀請，兩度赴台訪問和參加學術討論會。作者不知道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但李潔明的立場卻明顯地發生了變化，變得更加親台，不斷公開站出來講話，為台灣當局分裂祖國的活動幫腔，對中國進行無端攻擊。有些美國朋友告訴我，李潔明在馬里蘭大學辦了一個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台灣向該中心捐款60萬美元，並指定其中大部分歸李潔明使用。
　　1991年7月16日，李潔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發表演講，把攻擊的矛頭直接對準了中國。
　　同時，他還為李登輝訪美出謀劃策，促成了李登輝出訪康奈爾大學之行，這一事件對中美關係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在所有前駐華大使中，李潔明成了在中國最不受歡迎的人。以前的美國駐華大使卸職后都多次回到中國參觀訪問，或參加研討會等學術活動。比如曾在人權問題上攻擊中國的洛德先生，近年也曾幾次應邀訪華，惟獨李潔明無人邀請。
　　
　　（摘自《1973—2005美國駐華大使傳奇》）http://www.xiexingcun.com/Shuzhai/shzh2006/shzh20060114.html

六四暴亂海外的滲透．插手和顛覆造成的嚴重後果

摘要：

一九八六年初，美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的喬治，索羅斯向體改委表示，他願意依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出資不少於一百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與開放的研究活動。同年六月，在喬治，索羅斯的資助下，隨團出訪的陳一咨在布達佩斯與喬治，索羅斯就在中國建立基金會一事交換了意見。回國后，陳一咨向鮑彤彙報了此事。十月，陳一咨又與索羅斯北京會談並簽署協議，責成青年經濟學會的李湘魯籌建基金會北京辦事處。據陳一咨說，基金會成立過程中，鮑彤曾向趙紫陽同志打過招呼，趙紫陽同志也同意。隨後，索羅斯傳出話來，說他很想與我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就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交換意見。
到一九八九年五月，索羅斯一共匯來二百五十萬美元，這些錢基本上用於四個方面：
一是體改所及其下屬機構一些人出訪美國的費用開支，以及接待美方來人的開支；
二是進口了五十萬美元的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藉；
三是撥出二十五美元計劃搞一個政治沙龍性的俱樂部；
四是用於一些文化事業。
經查明，這個基金會美方主席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特嫌疑，基金會的美方顧問委員會裡有四人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一九八八年八月，梁衡來京時，正值中央在北戴河開會，鮑彤．陳一咨就在北戴河。梁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後，梁說他已經跟陳一咨通了電話，並說，他已經知道北戴河會議的一些情況，中央有了意見分歧，中國今年形勢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聲載道，知識分子對現實很不滿意等。梁本擬在北京停留兩周，但一周后說事情已辦完，提前返回美國。一九八九年五月，當索羅斯了解到中國的局勢發生了變化，他們需要聯繫的人離開了領導崗位，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不能實現的時候，便於五月二十三日給中方主席來信，提出終止協議，關閉基金會。

4，把目標指向未來領導人。

依託美在我國內建立的培訓和交流中心，向中國未來領導人進行教育。這幾年來，美先後在大連．南京．北京和廣州建立了各種培訓和交流中心。這樣的培訓對我方有積極的作用，但美方有自己的意圖。美駐華使館十分重視大連工業科技管理培訓中心的作用，認為是向中國，特別是向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全面展示美國政治制度的窗口和了解中國情況的據點。在該中心工作的美方人員承認：這也許是我們在共產主義世界所乾的最嚴重的顛覆事件。

5，通過經濟技術援助使中國依附美國。

美國國務院認為，中蘇二十多年對立，使美國從中漁利。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美國應適時調整政策，要在發展美中經濟技術合作關係方面下工夫，以強大的經濟技術實力為後盾，爭取影響中國政府和人民，使中國在經濟上依附於美國，最後在政治上對美國也拱手稱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政治勢力對中國的思想與政治滲透，在這次動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尤為露骨，表現為對中國動亂的直接插手和明目張膽地支持。在這場風波中，西方的一些政治勢力採取了除出兵以外的各種手段，多方插手，妄圖推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主要表現在：
（1）大肆收集我國內政局動向及動亂情況的情報。
北京發生動亂后，美總統布希親自下達命令，要美駐港總領事館密切注意當前中國的情況，並專門派一個小組到駐港總領事了解我國內事態的發展。美駐華使館人員紛紛出動觀察形勢，並指使其駐瀋陽總領事館，要在東北三省大中學校中各物色二至三名外藉教師收集有關情報。
（2）使用所有宣傳手段，為學生傳遞信息，擴大影響，並不時指點方向，製造謠言，不斷促使矛盾激化。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外國駐京記者很快就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四月十七日下午，大學生剛抵達紀念碑獻花圈，就有一些外國記者爭先恐後地拍照．錄像．錄音，對學生開始採訪。在非法學生組織成立以後，駐京一些外國記者了解這一非法組織的宣言．號召．部署和各項活動，參加他們舉行的各種記者招待會和聚會，義務為他們向全和全中國傳遞有關信息。北大．清華等五所大學宣布無限期罷課，四二七行走，五四行走等，都是由外電．外台提前宣布的。學生只要有什麼活動，外國記者總是先期到場。在此，美國之音等傳播了不少謠言，如首鋼工人罷工．黨和政府已經製造了一份黑名單等。在幾個關鍵時期，他們通過各種宣傳工具，製造輿論，進行惡劣導向。四月二十日凌晨，一些人衝擊新華門，一時間，四二0血案的謠言傳遍各地。四月二十七日以後，政府和學生醞釀並開始了第一次對話，紐約《世界日報》在五月一日卻轉述一位美國政府官員的話說，華府方面認為，這是中共當局很詭譎的一招，可能會造成學生領導的分裂，而有利中共當局的分化和操縱。恣意毒化我國政府與學生對話的氣氛與關係。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消息傳出后，西方輿論工具更是竭力宣染廣場的悲壯氣氛和群眾的廣泛支持，推波助瀾，把絕食學生往死路上推。
（3）美駐華機構和人員直接進行策動。
美華使館一名負責人，連續四周，每晚都與參加學潮的學生接觸，聲稱美政府非常關注這次有意義的運動。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京辦事處主任多次邀請北大．人大．北京外語學院學生到其住所座談，施加影響。在北大．人大．語言學院等十二所高校學習的一些美國留學生，到處進行煽動。一些駐京記者與高自聯的頭頭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美聯社記者和《新聞周刊》記者均向吾爾開希等人說：如有必要，美將為他提供庇護，可為他去美國學習提供方便。不僅如此，他們還妄圖在中國組建反革命武裝。美國國務院中國問題小組今年五月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的一份報告稱：中國民主運動是世界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中國面臨許多問題，目前農村就有五千萬流動人口，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同時民族矛盾也有可能激化。報告建議美國在適當時機向中國流動人口提供武器，組建反zf武裝。
（4）利用中國留學生進行策應。
在北京發生動亂后，馬薩諸塞州紐敦城國際學術中心開放了四條長途電話線路，免費提供波士頓地區的中國留學生，不斷與北京學生及西歐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聯繫。加利福尼亞大學．斯坦大學等校的中國留學生，專門收集有關中國黨政領導機關人事變動方面的謠言，利用舊金山一家華文報紙的傳真機發到北京．上海．南京等二十多個大城市的高校，煽風點火。
（5）指使中國民聯等反動組織插手動亂。
中國民聯是在美國政府卵翼下的一夥民族敗類搞起來的反革命組織。學潮一開始，中國民聯立即呼應，發出以中國民聯主席胡平以及陳軍．劉殖民等人的《給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煽動中國大學生應鞏固在這次學潮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由幾名中國民聯分子發起組織的中國民主黨向國內投寄《告全國同胞書》，公然叫囂要廢除四個堅持。中國民聯還夥同親台的中華公所等成立聲援中國民主運動委員會，與吾爾開希．王丹等高自聯頭頭保持密切聯繫，為他們出謀劃策，並提供經濟支援和宣傳器材。
（二）台港反動勢力活動猖獗

在這次運動中，台港反動勢力活動猖獗。由國民黨大陸工作委員會．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等情報組織已派遣數十名特務，除了收集情報，還進行心戰策動，有的還企圖與潛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分子聯絡，千方百計地介於學潮當中。台灣特務組織的主要表現在：
1，建立專門機構，指導和組織對大陸的破壞活動。
學潮開始以來，台灣特務組織和境外敵對組織，通過各種渠道散發宣傳品，其內容包括：挑撥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攻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台灣特務機關連續發出十份所謂號召大陸上的勇於爭取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的慰問信等，吹捧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是新制度的開拓者．反共救國的先鋒；煽動這次學潮是一次改朝換代的反共運動。有些反動刊物的文章叫囂放棄四個堅持，軀逐馬列主義，消滅共產黨，趕走鄧家幫；攻擊共產黨是一個獨裁、野蠻．法西斯專政的黨；攻擊我國現在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煽動學生組織宣傳隊，走出校園與工人運動結合，進行示威．行走．演講甚至罷課。台灣特務機關和境外敵對組織加緊派人入境搞串連活動。他們分別以探親．旅遊．經商等名義入境活動。他們的使命是，聯絡學運，策反學生領袖，溝通各種非法組織，企圖引導學運走向所謂的全面抗暴運動。
2，為動亂提供經費．物資。
台灣當局組織各界積極聲援這場動亂。國安會秘書長蔣偉國發起送愛心到天安門活動，帶頭捐款十萬元新台幣。台灣救總捐款二十萬新台幣。國民黨中央委員黎昌意發起募捐一億元。香港某些人則以支援學生絕食為名，在市民中募捐二千一百萬港元，后又稱募集三千萬元。這些錢準備分批帶入，已派出一個聲援團送一百萬港元到京。他們不僅提供大量現金，還提供了動亂所需要的種種現代化裝備。如高倍望遠鏡．步話機．帳篷等，以此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靜坐者打持久戰。
3，製造和散布了大量謠言。
早在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大學生剛剛抵達在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時，《南華早報》等十多名香港記者便開始採訪了學生活動。非法學生組織成立后，《香港虎報》很快於四月二十二日發表評論說；兩天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周年的第一個非官方學生組織，標誌著這個國家的學生運動進入了新紀元。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一些學生和群眾衝擊新華門，港台報紙大肆渲染。香港《快報》攝影記者不聽勸阻，強行拍照，被制止帶離現場后，他向該報發消息說，被三十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員圍毆，致他躺在地上。二十日，《快報》發表鄭重聲明予以抗議。隨後，香港《經濟日報》亦稱他們的記者也遭扭打拘留。為此，香港記協致函許家屯要求北京解釋，從而進一步煽起了香港和內地群眾的情緒。對四二七行走．五四行走．學生絕食．宣布戒嚴行動等，港台報紙．電台都作了大量的歪曲和煽動性。
4，派遣特務，直接插手動亂。
學潮發生以後，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加緊對大陸進行蠱惑人心的反動宣傳的同時，指使潛伏在大陸的特務分子直接插手動亂，以圖使大陸這場所謂的民主運動擴大成為全面的反共抗暴運動。他們還布置潛伏特務密切注視和搜集動亂情況，報送境外特務單位。台灣國民黨潛伏特務的這些活動陸續被我安全機關偵破，有些插手動亂的台灣國民黨特務被迫投案自首。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於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依法拘留了台灣國民黨特務王長洪．錢榮勉．梁強。此外，其它省市也破獲了多起國民黨特務案件，他們都供認了各自插手動亂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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