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策

中國崛起策十八：界定國家、市場和社會的界限©Liu Tao, February 3, 2007 @ 8:47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I 思想界巨匠
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尼克拉斯· 盧曼（Niklas Luhmann）可能是德國當代對世界最具貢獻的思想家，他的深刻思想和對社會獨到而又準確的洞見使他早已超過了普通社會學家的範圍，成為思想界傑出的巨匠。不僅在社會學領域，在政治學、哲學和法學領域，盧曼的貢獻也非常卓越，以至於大家都難以確定盧曼是社會學家，還是法學家、政治學家，或是一位哲學家。新近的一些發展顯示，連教育學專業都開始和盧曼掛鉤。盧曼1998年於德國比勒費爾德病故后，其思想逐漸由社會學專業向不同領域擴散開來，名氣越來越響，以至於他生前在大學指導過的討論課的錄音已經被製作成CD出售，而一批批自稱是讀懂了他的思想的人去他的墓前憑弔，以求能在他的墓前獲得靈感。而在英美學界，盧曼也是在他去世後方才聲名鵲起的。盧曼的文章和專著博大精深，但是語言常常晦澀難懂，母語不是德語的人想要了解盧曼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精通德文的讀者也未必能完全理解這位思想家深邃博大的思想。常常出現的一種情況是，讀不懂盧曼的人抱怨他的書籍艱澀無聊，讀懂盧曼的人欣喜若狂、精神上處於亢奮狀態。隨著他的巨著逐漸被翻譯為英文，盧曼終於在英美國家引起了重視，而且也必將得到更大的重視，而我國學術界和知識精英比較了解的是德國另外一名著名的思想巨人 — 哈伯馬斯（J. Habermas），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哈伯馬斯曾經訪問過中國和東亞，是中國學人比較熟悉的當代德國社會政治學家和哲學家。隨著盧曼熱在世界各國的升溫，我國學術界一定會對盧曼產生高度的重視。

本文不是一篇純粹的理論探討，更不是學術沙龍式地坐而論道，筆者無意將這篇文章寫成一篇學術論文，也不會談及盧曼思想迷宮中的哲學思想和理論探討。本文只想藉助盧曼 — 這位思想巨人的關於現代化的理論來分析世界各國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正因為筆者發現了盧曼的這一理論對於後進國家 — 特別是對於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具有深遠的意義，才決定把這篇文章寫出來，以饗讀者，希望這樣的文章能激起更多仁人志士對中國現代化之路的深刻和全景式地探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篇崛起策只能算是一個小小的開頭。

II全新的現代化觀 — 功能分化的社會
盧曼對於人類社會的進程和各種制度形態的發展與我們普通的認知有很大的差別，我們一般是從馬克思的六種社會形態來認識人類進步的歷史進程的：也就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和有待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而盧曼認為人類社會的演進過程中實質上只有三種形態：一是區隔分化社會，二是階層分化社會，三是功能分化的現代社會。分化的意思很簡單，就是指劃分不同的類型，比如說一個大學內部可以分化成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又可以繼續分化成為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和文學等等，而自然科學可以分化成為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信息學等。接下來我要簡單介紹一下這三種社會分化形態：

在原始的部落社會，社會基本的分化形式是根據氏族、家庭和住處的簡單社會分工。在不同部落和氏族之間，雖然可能存在著強弱和貧富差別，但各氏族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它們相互間的聯繫比較鬆散，主要是通過通婚和經濟的互動來溝通，這樣的社會被稱為區隔分化社會。

在接下來的演變過程中，人類文明進入到一個比較高的階段，那就是階層分化的社會。人類社會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國、古希臘、古羅馬、歐洲中世紀和其它各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都屬於階層分化的社會。由於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到少數階層的手中，集中的社會管理和建立官僚統治體系成為可能。由於財富的積累和生產水平的提高，促進了文字的產生，進一步促進了文學、藝術和精神文化的發展。在所有這些古代文明中，社會分化的基本形式是階層分化，也就是社會明顯地呈金字塔形狀，越往上，社會階層的人口就越少，而金字塔底部的基層人口數量最大。社會上層的觀念代表了整體社會的觀念，社會上層的文化、文學和藝術水平就是整個社會和整個國家精神文化水平的代表，因為低階層的民眾根本無法接觸到上層的文化和藝術，因此失去了參與和創造社會精神文化的可能。社會的主流觀念和時尚完全由最高階層塑造和壟斷。在這樣的制度下，雖然社會也有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宗教等領域，但是各個領域沒有任何明確的邊界，往往是上層階級的人同時壟斷政治權力、經濟生產、司法判決和宗教生活。比如說中國的皇帝和奧斯曼土耳其的蘇丹在權力壟斷上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他們的意志和觀點就完全左右了社會的意志和觀點，他們可以直接干預經濟生活，他們的一句金口玉言就能決定一場司法判決的結果，或是處死或是寬恕某位罪犯。在中世紀的歐洲，羅馬教皇不僅壟斷宗教解釋權，也壟斷世俗政治權力，壟斷部分經濟權力，教皇和高級教士擁有豐厚的地產，甚至可以大量地從事經濟活動並獲利；同時教廷還壟斷文字權、教育權和閱讀權，普通人民沒有識字和閱讀聖經的權利；教廷也壟斷了司法權力，可以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審判甚至燒死罪犯特別是在信仰問題上離經叛道的人士。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階層社會是各種社會基本功能沒有明確邊界的社會，也是各種社會功能被雜糅和交織在一起的社會，上層人士壟斷了一切權力，成為社會的代表。

盧曼對現代社會理論貢獻最大的就是功能分化的社會理論。功能分化的社會產生於西歐。由於在西歐沒有形成中國和奧斯曼土耳其那樣的大帝國，各國的國王、封建領主和教皇之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在教皇和國王的矛盾鬥爭中，各個封建領主趁機取得了相對較為自由的獨立地位。在這樣的歷史演進中，各個社會系統逐漸從中世紀教皇和國王的壟斷權力中脫離出來，形成了獨立的社會系統。盧曼指出，最早是15世紀藝術形成了一個單獨的社會系統，這個系統擁有自己運行機制和運行邏輯，擁有自己的角色和藝術「語言」，擁有自己獨立的社會運作方式，而這樣的系統不再受到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力的壟斷和干預，形成了獨立系統的地位。接著在16世紀，由於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的推動，大眾識字能力普遍增高，要求實施平民教育的呼聲越來越高，教育和科學分別分化成兩個獨立自主的系統，羅馬教皇再也無權去干預學校的建立、自由學術活動和獨立的科學研究。這之後司法系統也宣告和政治、宗教脫鉤，形成一個獨立運作、自治排他的社會系統，政治權力不能去干涉司法判決，而司法制度必須完全按照自己的運作邏輯來進行司法審判。接下來在17世紀，由於荷蘭人的貢獻，創立世界上最早的商業銀行和股票市場，經濟系統逐漸取得了獨立運作的地位，從宗教和政治的權力壟斷中脫離出來。到19世紀為止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力完全脫離，政治系統完全取得了獨立地位，按照自身的機制和原則（議會、選舉、分權和投票等）獨立地進行運作，而宗教人士和羅馬教皇再也不能去干涉不同國家的政治選舉和政治決策了。最後宗教自身也成為一個單獨的、自治的系統，其管轄的範圍縮限到道德領域，宗教不再干涉任何其它系統，政教徹底分離。

盧曼認為，現代化社會就是一種功能分化的社會，而與之相對的則是歐洲中世紀和古代帝國的功能交織在一起的社會。現代社會分化成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科學和藝術等不同的、獨立自治的功能系統，每個系統都有自己明確的邊界，每個系統內部都有自己的角色、編碼、語言、屬性，每個系統都有自己獨立而不同於其它系統的運行機制和運行邏輯，每個系統都為整體社會履行獨特的、不能由其它系統來替代的功能。盧曼認為，這樣的功能分化的社會產生於西歐的英國、荷蘭和法國，最早是這些國家逐步演變成為功能分化的社會，然後經由歐洲的地理大發現和全球擴張把全球各個大洲第一次納入了一個世界體系和世界社會之內，在這之後，地球上每個國家，無論其主觀上願意不願意，事實上都在朝功能分化的社會演進。先是西歐率先實現了功能分化，然後是美國實現了功能分化，接著亞洲的日本也實現了功能分化，一個國家的基本社會制度是否實現了現代化，在盧曼看來，能否實現功能分化是分水嶺。哪個國家實現了功能分化，哪個國家就真正掌握了現代文明的核心要素。

為了加深大家對功能分化論的重要意義的了解，筆者將進一步解釋功能理論的一些基本特徵和常見疑問，以便能更加清晰地討論功能分化理論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意義：

（1） 功能分化的現代社會中各個系統比如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和科學是開放的系統，每個人都可以進出不同的系統，而且可以同時在不同的系統範圍內活動。比如一個人既可以進入教育系統接受教育，也可以進入經濟系統內去炒股票，當他遇到民事糾紛時，也必須在法律系統內來處理這些糾紛。無論他進入任何系統，都使用的是該系統的邏輯和語言，而不能把其他系統的原則挪用到當前的系統中來。比如一個大學教授不能因為其在教育系統內的身份要求在司法審判時享有特殊待遇，因為司法領域的裁決中，其它系統的邏輯和原則無權干涉，這是現代化社會不同於階層等級社會的重要特點。在階層等級社會裡，重要的社會系統被等級制度高端的人壟斷，而一般平民是不可能和貴族平等地進入一個系統中去的。比如說過去的政治系統，完全把等級制度低端的平民排除在外。

（2） 各個功能系統獨立運作，各自為社會履行其獨特的功能，因此每個系統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都不可能由其它系統來代行其功能。比如教育系統的功能只能由教育系統本身按照自己的內部體制產生，不能由經濟系統來代替教育系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社會是個平等社會，因為每個系統在為社會履行本系統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的時候是完全平等的，不能說經濟系統就比教育系統更重要，也不能說政治系統比司法系統更重要，關鍵在於，社會離不開任何一個基本系統的運作，因此確切地說，每個系統都很重要。就好像人體的五臟一樣，我們一般認為心臟最重要，但是肝功能的下降一樣會威脅人身體的健康，嚴重的胃病一樣會引起人體功能的嚴重失調。一個肝功能急劇下降的人，哪怕心臟再健康，都會面臨生命危險。對於一個社會來說也是一樣的，哪怕經濟制度再完善，沒有教育制度的話，這個社會也會陷入險境。因此，盧曼認為，跟過去的階層社會相比，現代社會是一個沒有中心的社會，各個系統獨立運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每個人不會因為身份、地位和階層的差距被排除在某個系統之外，社會也沒有一個階層可以宣稱代表整體社會。社會的凝聚力不再是依靠大家的共識和一致觀點，而僅僅依賴於大家對彼此差異的尊重。

（3） 各個系統獨立運作，而且每個系統都是自我指涉、自我描述、自我觀察的，也就是每個系統都在用自己的視角來解釋和審視世界，也在用自己的視角來解釋自己。比如說法律系統內部就會用法學的內在邏輯來解釋和看待法律系統內的問題，並用法律的知識來看待世界；經濟系統也用自己的邏輯和規則來解釋經濟問題和看待世界。但是獨立運作並不是說各個系統之間沒有聯繫，我想，這正是盧曼的解釋模式中最精彩的部分：每個系統完全獨立運行，但卻相互依賴，各個系統相互之間的關係是服務和支援的關係，比如說經濟系統的貨幣，就為所有其它系統提供財政支援，沒有貨幣就無法發展教育，也無法進行科研和其他一切活動；教育和科研系統也服務於經濟系統和其它系統，教育提供的合格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科研領域的新突破都會影響到經濟系統中生產率和效率的提高，從而讓經濟系統取得更快的發展並有更多的貨幣。非常關鍵的一點是，各個系統互相支援、服務，並互相依賴，但卻是嚴格獨立運行和獨立操作的，比如說，貨幣是教育的基礎，提供了教育經費，但是貨幣不可以直接用經濟系統的原則（比如買和賣）進入教育系統，金錢不能購買學位，學位也不能拿來交換金錢；同樣政治系統也通過國家政策來服務和促進教育，但是政治系統絕不能拿自己的原則（權力）進入教育系統，比如用權力強行獲取學位，這都違反了現代社會系統功能獨立運行的原則，產生了學術腐敗現象；再比如說政治和經濟系統，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和經濟計劃來發展經濟，但是政府的權力絕對不可以直接進入、干涉或是取代經濟領域的運行規則，政府可以調控股市，但是不能用權力直接操控股市，或是用權力在幕後影響股市的漲落，如果是那樣，就嚴重違反了經濟系統獨立操作的現代原則；相對應的，經濟系統為政治系統提供了稅收來源和政府運作的基礎，但是經濟系統的原則不能直接進入政治領域，取代政治系統本身的運作機制，否則金錢侵入政治領域就會產生嚴重的腐敗和貪污，甚至產生買官賣官的可怕局面。同樣道理，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和司法系統都互相服務和支援，但是絕對不能用一個系統的運行原則侵入另外一個系統，否則權力一旦進入司法體系，金錢一旦流入司法體系，就會產生嚴重的司法腐敗現象。比如一個富人可以用大量的資本按照市場原則買進賣出，但是他的錢再多，也無法在一個現代化社會裡去影響一場司法判決，因為司法判決只能按法律系統內部的邏輯進行，而法律系統本身是獨立運行、不受其他系統干預的；一位政治家在其職位上可以按照其權力對下屬發布命令，但是他的權力再大，也不能去影響一場刑事糾紛的裁決，他既不能用手中的權力去命令法官如何判決，也不能暗中用權力去操作影響判決結果，因為這是法律系統的「內政」，不允許任何其他系統干涉。

今天所有還沒有進入現代化社會行列的國家都面臨一個極為艱巨的重要任務，那就是確定現代社會各個基本系統的獨立邊界，然後朝向一個功能分化的社會演變。如果各個社會系統交織混雜在一起，弄不清各自的運作界限和邊界範圍，各個系統的運行原則互相侵入，那就會不可避免地面臨經濟腐敗、政治腐敗、學術腐敗、科研腐敗、金融腐敗和司法腐敗等一系列無法遏制的現象。社會就面臨動亂和內爆的可能性。中國能否演進到一個邊界明確、權力清晰、功能分化的社會，將是未來判斷中國是否建立現代化機制的重要標誌。

III 世界十大模式比較
實現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需要界定各個社會基本系統的邊界和權力界限，從各個成功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來看，最需要界定清楚的是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也就是盧曼所提到的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和民間組織的關係。每個西方國家和成功實現現代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從本身的歷史發展脈絡、各自的文化傳統、以及各國具體的現代化進程形成了多種不同的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但是不管這些模式是多麼的豐富多彩和各具特色，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共性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都能明確劃分出國家、市場和社會的權力界限。首先是清晰地劃分出行政權力的界限，也就是什麼是屬於國家和政府領域的基本任務。其次是明確劃分出什麼是市場經濟的界限範圍，在這個界限範圍內經濟系統自身的運行機制和運行邏輯主導著經濟活動，國家和政府當然可以通過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經濟活動，但是無法越權直接干預和進行經濟領域的活動。第三，更為重要的是，現代化社會能夠劃分出公民社會和民間組織的界限，能夠明確在什麼樣的領域範圍內國家不能再用公共權力介入和干涉該領域的活動，同時也明確規定了在這樣的領域中市場原則無法介入公民社會的活動。比如說國家可以調控工會和企業主之間的談判，但是無法越俎代庖直接取代工會去進行維護工人利益的活動；一個企業家再有錢，但是也無權把工會買下來或是壟斷在自己的手中，因為這個領域是公民社會自身的領域，權力和金錢都是無權介入其本身的活動的。一旦發生國家權力直接介入公民社會，或是直接進行經濟活動，或是經濟領域侵蝕國家權力和進入公民社會的現象，就構成了濫用權力和腐敗現象，就會受到司法制度的制裁。我想長期生活在西方國家的中國學生如果細心觀察西方社會的話，都會發現這樣一個共有的基本特徵：西方社會各個領域的權力關係和權力界限都用憲法和法律的方式固定下來並且內化成基本社會共識和普遍社會準則。並不是說西方社會沒有腐敗現象和濫用權力，人類社會制度設計再好都會有人鋌而走險去違法，但是關鍵在於這樣的權力界定成為一種制度性安排和社會基本特徵，相對比較完善的體制讓社會的運轉處在良性循環中，當問題出現后這樣的制度又會立即用憲法原則去解決爭議，用獨立的司法制度去制裁不義，人民對這樣的制度是普遍信任的，所以即使出現了腐敗現象和政府濫用權力，也完全可以從體制內的手段去解決出現的問題，民眾不會採取體制外的激烈手段去解決問題，更不會從整體上去質疑這個制度的合法性。明確區分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是判斷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否是現代文明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標誌，無法明確三方的關係也必定大大加重社會運行的負擔，讓腐敗、權錢交易和權力濫用無法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從而讓一個國家總是處在內部的危機、矛盾中，讓政府合法化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並且為民眾廣為質疑。



圖表來源 作者自製

圖一展示的是前蘇聯的發展模式。由於蘇式共產主義的體制下實施的是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國家權力過度膨脹，介入了一切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活動，市場和社會被壓縮到零空間，幾乎不存在獨立的市場經濟領域和和社會領域。這種國家佔據一切領域的模式因為不能適應現代化條件下千變萬化的經濟活動和豐富生動的社會現實，企圖用權力來主導人們的一切生活空間，最後成為一種僵化教條的政治體制而喪失了社會前進的基本動力。今天，這種模式在世界上已經基本消失，更不會成為其它國家效仿的模式。即使在依然保留斯大林主義的朝鮮也在數年前的經濟危機中引入了一定的市場機制和價格信號，經濟體制中也開始逐漸重視供應和需求的市場原則。即使在社會領域朝鮮也出現了緩慢但是卻堪稱正面的變化，一些民間組織在政府的控制下也成立了，甚至出現了非政府組織（NGO）的活動。朝鮮以及古巴的一些改革宣告了圖一所展示的國家極權控制模式徹底成為歷史，今天已經不會有任何國家採取這種模式。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二展示的是另外一種極端的模式，那就是一些市場至上主義者（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者）熱衷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在17、18世紀早期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可以稱為市場絕對主導的模式。在市場自由主義者特別鍾情的這種模式中，市場佔有絕對比例，而國家只履行一些最基本的職能如外交、國防、社會安全、防止犯罪等，除此之外國家最好什麼都不要管。教育、醫療和一切社會福利措施都以市場產品的形式來提供，而國家除了保護私有財產和產權之外，其它方面就是介入得越少越好。因此這樣的國家被自由主義者稱為守夜人國家，也就是無所事事的國家。而在這種體制下社會的力量也被壓縮到零點，也就是公民社會不允許存在。這樣的制度維護的僅僅是有產者的利益，損害的是廣大勞工和貧民的利益，由於一切採取市場利益最大化原則，讓普通老百姓和在市場競爭中的失敗者掙扎在生存線甚至是飢餓線的邊緣，尤其是窮人一旦生病或是在工作中受傷而失去工作職位，馬上就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這種原始資本主義的模式被稱為曼徹斯特資本主義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業化國家徹底拋棄了這種野蠻的資本主義模式，開始了建立現代福利社會的進程。即使是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文明的潮流和人權觀念逐漸普及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完全採取圖二的模式。儘管有的國家號稱是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的翻版，但事實上這種模式在當今世界上基本不存在了。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從圖三開始就是現代化國家的一些不同模式，這些模式都是根植於各國不同的文化、傳統、發展道路和現代化進程，因此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但是基本面都是一致的，這些國家都能明晰地區別國家、市場和社會三者的基本關係和權力界限，因而它們當之無愧地晉陞到現代化國家的行列。美國在歷史上是由一群在歐洲專制主義王權時代遭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建立的，從建國之初，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就是反對王權和專制主義，同時也反對國家過多地干預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主張經濟自由和市場至上的原則，同時鼓勵民間力量自由結社。在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暴露出來后，美國於20世紀30年代進行了羅斯福新政，國家開始干預市場失敗和無效的地方，開始注意到建立社會分配製度，並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逐漸吸收了歐洲福利制度的一些原則，採取了擴大社會福利和縮小社會貧困的措施。但是跟其它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相比，美國奉行的還是弱國家，強市場和強社會的原則。國家除了傳統的基本職能（國防、外交、公共安全、反恐）外，一定程度介入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一定程度的社會投入和公共投入，也建立了一定的社會福利和防止貧窮的制度。但是跟歐洲國家和日本相比，國家的介入顯然非常有限，國家依然主要鼓勵市場競爭的原則。由於國家介入社會再分配領域較弱，因此民間社會特別是教會、福利協會和大量的非政府組織異常發達，以來彌補國家投入的不足帶來的大量社會問題。美國直到今天依然有4000萬貧困人口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這在工業化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美國的社會問題也很多，貧富差距比較大。但是美國的經濟制度和科技方面比歐洲國家有更強的創新力，往往能引領時代潮流，這也跟美國強調市場競爭和個人機會有密切關係。俗話說得好，有一利，必有一弊，就是這個道理。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四展示的是亞洲現代化標兵日本的發展模式。日本現代化模式明顯不同與歐美，其國家力量對經濟發展的調控比較多。國家採取重點產業扶植的政策，封閉國內市場，保護國內民族企業的成長，同時大力扶植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沖向世界。因此日本在一批產業取得令人羨慕的成功的同時，國內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度不夠，國內市場非常封閉保守。在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上，日本具有較強的東亞文化的傳統。市民社會已經形成並得到成熟發展，日本也成為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國家和社會間有明確的權力界限。但是，總的說來，日本的社會力量不如歐美國家那麼強大，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不是一種社會運動式的衝撞關係，而更多是一種緩和式的合作關係，社會力量當然會獨立進行結社活動和各種利益博弈，但是較少與國家採取對抗式的活動。這樣的國家和社會關係深受東亞地區特別是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因為民眾普遍對國家有較強的信任感和依賴感，而不像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影響下的美國人那樣，對國家具有普遍的懷疑和不信任。日本模式可以概括為強國家，中市場和弱社會的模式，應當作為中國現代化路上一個重要參考座標。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五展示的是另外一個已經進入現代化行列的亞洲國家 — 韓國模式，與日本相同的是，國家也大力主導經濟領域的發展進程，並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拉動國家現代化進程。由於韓國在經濟現代化進程中也受到東亞一些傳統文化的影響導致政治系統直接與經濟系統相交織形成政經不分的現象（比如政商勾結、嚴重的腐敗和裙帶關係等），本來是無法用圖表來顯示其國家、社會和市場三者的關係的。鑒於韓國在民主化以後所取得的成就，特別是金大中就任以來的一些重要改革措施，韓國基本搭起了現代化國家制度的框架，但是其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尚不如先進國家那樣清晰和明確，政治介入經濟的現象和經濟賄賂政治的現象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與民主化之前相比已經有很大進步，這裡暫且用圖表表示出來。韓國與日本相比，其社會的力量比較強大，韓國人的民族性格既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也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民族精神氣質和特質，具體說來就是韓國人有一種很強悍和衝撞的民族性格，表現在工會和市民組織的運動上，也形成一種爭強鬥狠的特點，這是與日本民間社會溫和的結社運動非常不同的。韓國人的民間運動經常引起嚴重的社會衝突和動蕩，這應該是不為我們所取的。筆者認為，就東亞的傳統文化來說，還是發展一種溫和的、與政府良好互動和理性互動的公民社會比較適合，在這方面日本模式要勝過韓國模式。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六的新加坡模式是另外一種亞洲成功現代化的模式。新加坡是亞洲最廉潔的國家，擁有良好透明的司法體系和制度化的反腐敗措施。另外新加坡是不是民主國家，在國際上具有很大的爭議，一般認為新加坡是一個一黨治理下的可控制式的民主國家，由於沒有經歷過嚴格意義上的政黨輪替，所以新加坡一般不被認為是西方式的競爭式民主國家。但是這並沒有防礙新加坡成為一個成功的、體制良好的現代化國家。新加坡走的是強國家、強市場和弱社會的發展道路，強國家是東亞國家普遍採取的，也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強市場是因為新加坡屬於自由海港國家，其自由的經濟體和自由金融政策容易吸收國家資本投資，弱社會也是亞洲特色，公民有明確的民間社會的空間，但是相對來說比較狹窄，因為國家的主導力量過於強大壓縮了部分公民社會空間的緣故。新加坡模式的優點為：發揮了東亞文化中民眾信任國家的傳統，集中了國家的力量實現經濟現代化，同時發揮了自由海港的市場競爭機制和競爭精神，並且建立了優良的獨立司法體系，堪稱是中西結合的典範。新加坡的缺點在於公民社會的空間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民間社會範圍有些過於狹窄，不利於疏通社會的一些潛在的情緒和矛盾。如果能夠給予公民更多一些自治空間將會對社會形成一種創新精神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更為有利。國家在一些方面過強的管制容易導致民眾反感，新一代的新加坡青年熱衷於留學美國和追求更加自由和個性化的生活就是一種對現行制度的潛在批評。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我國香港也是亞洲另外一個成功進入現代化社會的典範，香港是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也建立了健全透明的獨立司法體系，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公署。香港也有獨立的公民社會和民間自治空間，同時擁有強大的市場，這是同香港自由港口和高度市場競爭的體制密不可分的。香港是典型的市場自由主義社會，市場競爭充分，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但是同新加坡一樣，尚不屬於西方式的競爭民主政體。在香港社會中，政府對社會領域介入較少，因為政府力圖保持香港自由港口和低稅天堂的優勢，不願徵收過高的稅收和保險費用發展很多社會福利項目，因此香港雖然富裕，但是社會福利的投入卻不足，主要表現為貧困階層住房條件較為簡陋，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起步比較晚，發展也比較慢。香港雖然具有獨立的民間社會自治，但是和市場的力量相比較還是比較薄弱的。總的說來，香港是一個強市場、弱政府和弱社會的地區，這是和香港的城市地位相適應的，因此不太適合我們模仿。比較亞洲四個成功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和地區，我們發現，除了香港以外，大家都採取國家主導型發展模式，經濟上當然都採用市場經濟，在社會領域，亞洲國家和地區除了韓國以外，公民社會的領域都比較局限，但是卻通過法律嚴格確定了公民社會的界限。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公民社會一般來說比較溫和，和政府有比較好的互動，但是卻擁有獨立的利益博弈機制，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八展示的是歐洲大陸的德國模式，也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或是萊茵資本主義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國家、市場和社會三方的力量比較平均，國家既介入市場失靈的區域發展社會福利，建立了高度發達的以保險費用支付的社會保險體系。同時與亞洲的日韓新相比較，德國給予了社會更大的力量，社會民間組織比如工會有較強的力量可以進行本身的利益博弈，同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家和政府的決策，特別是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的改革一般都會聽取工會的意見。德國基本形成了國家、市場和社會三方力量比較均衡的格局。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與德國模式相比，法國實行的是強國家、強社會和弱市場的模式。一方面，法國受到過去歷史傳統的影響，以巴黎為中心的中央集權一貫比較強大。今天法國中央政府對市場的調控非常強，實施的也是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也實施比較多的計劃來促進經濟的有規律發展。另外一方面，也是受到法國歷史和傳統的影響，由於法國歷史上盛行革命和起義，法國也是近代社會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潮的大本營，因此法國的左派力量一貫比較強大，法國工會的組織程度比較高，善於組織各樣的罷工和遊行，法國工人的罷工次數之多、之頻繁，其烈度之大和持續時間之長在歐洲國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法國模式的缺陷在於過強的工團主義和過多的罷工事件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損害了社會和諧穩定的氣氛。亞洲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和地區中，惟有南韓在這點上比較類似法國。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十展示的是瑞典發展的模式，瑞典發展模式可以代表斯勘的那維亞國家（丹麥、挪威、芬蘭和冰島）普遍的特徵。這裡的國家是世界上福利國家的代表，國家在最大程度上介入市場失靈的地方，防止市場競爭帶來一些負面因素。國家通過徵收高稅收的方式，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和社會分配製度。在這些國家裡人們所追求的是高度的平等、均衡、社會團結與正義，國家的力量非常強大，但不是專制意義上的強大，而是福利國家介入市場領域的力度非常強大。國家通過一系列分配政策來最大程度上降低貧困，最大程度上維護公民的尊嚴，並儘力縮小勞資雙方的權力差異。由於國家已經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因此社會的力量也就相對來說比較薄弱，市場由於大大被福利國家限制，因此其力量相對來說也比較薄弱。瑞典模式從人類進步的角度來說當然是最文明和最符合人道尊嚴的制度，但缺點在於過多的福利保障一定程度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也讓民眾在多年的福利制度的保護下缺乏創新精神。瑞典等國在進入1990年代后也先後實施了一些改革措施以增強國民經濟的競爭力。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通過圖十一可以在一張表格上比較所有的模式，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各種不同發展模式，除了前蘇聯和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兩種被淘汰的非現代化模式以外，其它各種模式由於國家、社會和市場力量對比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現代化模式，當然這張表格上還可以加入更多的現代化國家比如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但是作為對一種總體趨勢的把握來說，這樣的國別比較已經足夠，因為它們基本上代表了當今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一些基本模式。需要指出的是這裡的國家、市場和社會的百分比率並不是一個科學的量化數據，而是根據經驗觀察到的三者強弱關係的一種簡單實用的表達。雖然這不是精確的量化結果，但這基本上是世界各國學者公認的強弱關係，比如大家都知道美國市場力量強大，而北歐瑞典則是國家力量比較強大。這也是筆者多年閱讀和學習不同資料，再加上有意識的比較和觀察的結果。

我們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各自不同的模式中也發現了現代化國家的普遍相似之處：那就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率先完成了理順和界定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和權力界限的重要任務，因此不僅成為現代化國家，而且牢牢掌握了現代政治文明大門的金鑰匙，其它還沒有理順這些關係的國家註定了還要在現代政治文明的外圍徘徊，直到有一天實現了上述制度為止。上述八個國家和地區中新加坡和香港尚不屬於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國家和社會的範疇，日本雖然實現了競爭式民主選舉，但是日本自民黨長期通過選舉實現一黨執政，只有在1993年短暫失去執政權兩年，因此日本在西方政治家眼中總是「民主異類」，而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恰巧也是瑞典政壇的常青樹，從1932年到今天瑞典的社民黨僅僅丟失了兩屆政權，執政累計達70餘年, 也被西方政治觀察家稱為「社民黨的霸權政治地位」。無論別人怎麼稱呼，今天沒有人會否認瑞典和日本是現代化國家，也不會有人因為香港和新加坡還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而被扣上落後國家的帽子。這再次印證了筆者的觀點：一個國家能不能成為現代化國家，跟多黨選舉和兩黨制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新加坡和香港是當之無愧的現代化社會和令後進國家無比羨慕的現代化典範，而大量實現了表面意義上全國民主選舉的國家卻遠遠稱不上現代化國家（拉美的民主國家，非洲實現選舉政治的國家，印度，孟加拉國等）。這期間最根本的不是形式上是否實現了全國大選和多黨選舉，而是能否用法律來明確劃出國家、社會和經濟之間的邊界和權力範圍。不能確定三者關係的國家，哪怕是實現了多黨民主，也依然遠離現代化社會，而且在選舉中，各種腐敗、濫用權力、錢權勾結、購買選票都會讓選舉完全走樣，最後離真正的民主依然有千里萬里之遠。今天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癥結恰恰不在於許多人熱衷討論的全國選舉，核心還是在於如何界定權力的邊界，如何確定國家、社會和市場的界限和範圍，如何促進中國社會向一個功能分化的社會上演變。

IV 再談界定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
我們常常用既當裁判又來踢球來表明這麼一種荒謬的社會現象，應該實行監督和裁判功能的人卻成為遊戲的參與者。同樣一個人既是主考官又是考員，也是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這期間的謬誤在於角色錯亂，權力關係混亂，各種角色的權力邊界沒有得到有效的界定，以至於遊戲的制定者、裁判者和參與者交織混合在一起，那麼最後的結果也一定是混亂和荒謬的。然而，今天中國大量的社會問題和嚴重的社會衝突特別是群體性事件恰恰是因為各種關係和各種系統的邊界模糊引起的。本來工會是一個公民社會的組織，是站在企業主另外一方的權力平衡者，是國家保護的對象，本來在一個現代化的機制中工會可以有效地就工人的權益和資方進行談判式的博弈，本來國家的角色是中立的調節者和仲裁者，勞、資和國家三方的關係在西方國家都得到法律明確的界定，誰都不能擅自越權，任意剝奪和擅自侵犯任何一方的權力。但是在我國許多地方的勞資糾紛中，裁判員出現了錯位的現象，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不惜一切拉動GDP的增長，完全站在企業主一方，利用我國工會法不夠健全、權力界限不夠明晰的漏洞，阻止工會成為一個自治的結構，並嚴格限制工人的基本權力。而在某些私有企業里，更出現了滑稽的角色錯位的現象，企業主的親戚甚至企業主自己兼任工會領導，可以想見，當資方和工會成為一個角色時，在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限制工人活動的權力，於是出現了地方政府權力越位和資方權力越位的現象，工會獨立自主的功能蕩然無存。在這樣一種權力邊界混亂、裁判員公然上場踢球的狀況下，工人的權力受損害時當然無法有效保護自己的權力。在去年發生的大量惡性拆遷和征地事件中，我們更看不到權力的有效界定，當地方權力和開發商結成一個利益集團要求某地居民拆遷時，政府和資本的力量遠遠大過平民老百姓的力量，而某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制拆遷地區的居民進行有組織的談判和博弈，公然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結社權力，當老百姓的權益受到嚴重損害而又缺乏必要的利益表達機制時，他們最後只能訴諸社會正義的最後底線 — 司法制度。然而權力的邊界和界限是如此模糊，不僅政治和市場的權力沒有界定好，在一些地方，政治和市場的權力同時又能越界進入司法領域，導致本來應該獨立運作的司法體系無法為社會弱勢群體作出公正的裁決。如果我們不能有效界定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的話就很難保障真正的社會穩定，因為弱勢群體的利益時時刻刻可能受到任意越界的權力的侵犯，而社會本身的力量卻被嚴格限制不能發展起來，不能形成起碼的權力平衡。權力的界限不明所造成的後果不僅是弱勢群體的權利受損，即使是中國的精英階層的利益都會受損。比如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在非常不容易的大環境下發展壯大起來，他們處處受到政策的歧視，外資企業和國營企業卻享有非常多的優勢。尤其是外資企業，交的稅收超低，土地、勞動力價格超便宜，地方政府的政策非常優惠，但這一切都於中國民營企業無緣。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民營企業過去常常被看成是「資本主義」的代表，受到非常多的限制，也很難從銀行取得貸款，相反，國營企業無論效益多麼差，都可以取得大量的銀行貸款。但恰恰是中國民營企業，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未來中國的強大，更多的是要看中國民族產業的強大，在這方面，我尤其看好浙江的民營企業，他們是中國民族產業的脊樑。我想，許多民營企業家在發展過程中，肯定也深深體會到權力邊界模糊之苦。如果有良好的商業環境，有明確的權力界限，透明的司法體系，他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力氣去打通地方黨政要員，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多成本和周折去蓋一個又一個章，去疏通一個又一個關係？如果有一個明確的權力界定範圍的話，中國的企業家原本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到提高企業生產效率、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擴展國際市場和實現產業升級上面去。當權力關係和權力邊界混亂不清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會感到在社會上辦事情很困難，幹什麼都要靠找關係，這實際上就是社會成本的白白消耗。

我在本篇文章里特彆強調了社會制度的三個方面，也就是國家、市場和社會，因為這是涉及到了一個國家基本的制度層面，因此也是具有核心意義的。其實按照盧曼的觀點，社會的基本系統都必須獨立運行，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和科學等。政治和經濟就是我所談的國家和市場，其它幾個領域也非常重要。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經提到：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明晰地劃分出經濟和教育的界限，對社會的運作也是非常有害的，因為這兩個系統不能獨立運行、而是交織在一起的話，就會產生學術腐敗現象，這正是現代化社會的大忌；如果政治、經濟和科學系統不能分開、獨立運行的話，就會產生金錢或是權力腐蝕科研領域的現象，或是按照權力分配科研經費的現象，這必將嚴重挫傷一國長遠的科研競爭力；如果政治、經濟系統和司法系統交織在一起、不能實現各自功能獨立地運作的話，就會產生更加可怕的後果，那就是權力介入司法領域，或是金錢介入司法領域的現象，或是權錢共同干預司法，從而導致司法腐敗，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崩潰決堤，民眾對公共司法制度完全喪失信心。同樣筆者要再次強調，國家、市場和社會這三個領域更不能交織、混雜在一起，如果三者的關係和權力範圍得不到界定，一定會產生混亂和失序現象，在嚴重的情況下會導致社會混亂甚至動亂。比如說國家和市場，也就是政治和經濟，如果當公用權力直接運用到經濟流通領域，就會形成腐敗現象，如果公用權力直接運用到股市的運作中去，那更將產生嚴重的後果，其結局畢將影響到公民對國家金融市場的整體信譽的懷疑，如果公用權力直接去干涉市場緊缺原料的供應，這一定會影響到國家基本的、正常的經濟流通和秩序。相反，如果經濟系統的貨幣直接介入到政治領域，那就會產生權錢結合和權力尋租的現象，從而嚴重損害國家的基本行政秩序。今天讀到盧曼的理論，再來看當今中國的問題，就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原來核心問題就在於：各個社會運行的基本系統混合和交織到了一起，沒有形成各自獨立運作、自治的、功能分化的社會系統。當國家、市場和社會交織在一起，當政治、經濟、教育、科學和司法交織在一起，就會產生市場腐敗、權力腐敗、學術腐敗、科研腐敗和司法腐敗等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問題。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各種主要矛盾無不是因為各個本應該享有獨立地位的重要社會系統交織在一起所造成的。其解決辦法也必須著眼於將本應該獨立運作的系統分開，應該確定的權力界限必須明確地固定下來，應該劃定的範圍明明白白地劃出來。而這一切的關鍵則在於法律，除了依靠法律以外，我們不可能有更好的辦法。只有用憲法和法律的明文形式清楚、準確、嚴密而又明晰地規定出各個領域的界限，只有以嚴格的法律條文形式規定權力和貨幣可以進入哪些領域，不可以進入哪些領域，如果進入了將有何種法律後果，如果違反法律將有何種懲罰措施，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向一個現代的制度演變。當法律制定以後，一定要有嚴格的執行和遵守才有意義，否則立法再多也無濟於事。只有當法律真正顯示其神聖和威嚴的時候，只有當任何人，任何權力都馴服在法律之下的時候，我們才能完成我們應該完成的歷史使命 — 把中國社會的制度朝現代化方向演進。

明確界定國家、社會、市場和其它社會系統的界限並不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減少，而只是確定了什麼是正當權力，什麼是不當權力，什麼是濫用權力，這樣不僅有助於國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權力，更有助於提升國家的威望和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在界定了正當的權力界限后，我們就會發現，國家的權力會退出一些領域，同時又承擔了更多應該承擔的責任，如社會公共設施、公共政策和社會福利等。正如圖一到圖十作者所展示的那樣，各國不同的模式都值得我們認真借鑒和研究，如果當有一天我們真正能夠作到明確劃分中國的國家、市場和社會的界限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思考，如何在中國獨特的國情環境中分配這三者的關係，如何既能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活力，又能限制其弊端；國家的份量在三者關係中應該有多重；公民社會應當在取得什麼樣的位置？希望圖一到圖十的模式能夠引起大家共同的興趣和思考，我們應當如何分配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對比關係，哪個國家的模式最值得我們借鑒，我們應該怎樣結合我國自身的傳統、文化和歷史發展脈絡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分權機制。期待有一天可以為我們的國家繪製出一張國家、市場和社會的比例關係圖出來。中國崛起策下一篇將以幾個具體個案來繼續討論界定權力邊界的問題。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7年2月3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8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系列１2篇文章。如果想閱讀前17篇文章請見http://zhiqiang.org/blog/515.html)

http://zhiqiang.org/blog/518.html

原帖由 hero4444 於 2007-1-29 14:33 發表
樓上之言差矣，國富民強，先有國富，後有民強，從無國弱民強之說， 國家不強大，外國列強瞧不起，人民何以揚眉吐氣、抬頭做人？僅僅靠民族自尊心嗎？

反了吧？
國弱民不一定弱，像產油的阿拉伯國家；
國強民不一定強，像俄國、朝鮮、中國；

只有先民強，才有后國強！
支援北韓內戰，與美帝對抗，就是因為民強（英勇抗敵），才是後來對外顯示中國不弱的。

原帖由 hero4444 於 2007-1-30 06:03 發表

但「國家有難，匹夫有責」這個起碼的覺悟還是有的 ...

你如何看當年國父孫中山，在「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時，
靠攏小日本，推翻我大清朝的呢？

原來Hanxin是"我"大清朝遺民 你一定很尊重阿拉伯人民吧 我以為他們的財富都在統治階級的手中呢

中國還不是強國吧 不然就不會有這篇主題了
俄國人民弱不弱我還真不知道 不過還真不知道有什麼人歧視他們呢 而且他們也實現了民主政體了
至於朝鮮是強國? 我就不說了

最後 "只有先民強，才有后國強！" 好像和 "國強民不一定強" 矛盾了吧

看貼是學習，回帖是友情。

中國崛起策十九：尊重民權與樹立國民意識©Liu Tao, February 16, 2007 @ 8:03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I  再談建立公民社會

上一策從尼可拉斯·盧曼的社會功能分化理論來探討了世界各國現代化模式，進而提出界定國家、市場和社會關係是中國現代化路上的核心所在。本篇策論將繼續藉助盧曼的功能分化理論來談界定不同社會系統的權力界限。

理清各個功能系統和社會核心機制的權力邊界，建立功能獨立分化、系統邊界清晰、權力明確界定的社會，的確是我們在未來二十年最重要的中心任務，這將直接決定我們是否能夠建立一個高效運轉的、社會和諧的現代社會，為中國和平崛起打下堅實的制度性基礎。在這一篇文章里，筆者要側重探討的是如何建立公民社會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防止國家和資本的力量越界進入社會領域，因為不解決這個問題，公民社會的自治和功能獨立就無法得到制度性保證。這裡筆者節選了四條我國媒體報道和討論的新聞，通過這些個案分析來探討公民社會和公民權的問題。

1．要重視並解決工會主席「角色衝突」問題

廣州市近期一項調查顯示，目前該市工會主席兼職比例達65.9％，其中非公企業工會主席兼職更高達98.7％，由此帶來的工會主席在履行職責時出現角色衝突的問題日益突出。據此，市總工會已向市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希望從立法層面解決工會主席兼職過多問題，特別是「不能讓有角色衝突的人來候選工會主席」。這一指向明確的要求，不僅對廣州市而且對全國的工會工作都有普遍意義。

工會主席兼職分幾種情況。一是同級黨委領導兼任；二是同級行政領導或中層管理人員兼任；三是企業主的合伙人或近親屬兼任。在第一種情況下，由於工會接受黨的領導和黨委統攬全局的原則起指導作用，一般講不會有大的角色衝突，這種兼職不在此論。在第二種情況下，由於勞資關係的特定內涵和利益訴求的不 同，兼職帶來的角色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第三種情況下，由於兼職近乎完全矛盾甚或家族化管理，角色衝突尤烈。因此，我們所說解決工會主席兼職問題是針對第二、第三種情況而言的。

工會主席兼職帶來的角色衝突，通俗地講，就是兼職者在履行工會職責時「腦袋」與「屁股」的錯位現象。隨著勞動關係的契約化和利益主體的明晰化， 代表職工方的工會與代表出資方的行政不可避免地在立場、訴求上處於矛盾狀態，工會必須堅定地站在職工的立場上說話辦事。即使從企業整體、發展和職工長遠利益看問題，工會的基本出發點———代表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也不能有所動搖。但是，如果工會主席兼職行政，隸屬於老闆，甚至就是合伙人、近親屬，事實上不可能做到上述要求。在「腦袋」的指揮下「屁股」必然坐歪，由此帶來角色衝突。

（以上文章節選自工人日報2006年12月15日的報道）

2工會主席不作為我支持工人告他

經典案例

據悉，此案源於1999年市橋街文化宮的改制。改制過程中，企業職工由原來固定職工改為合同制職工。2001年8月，陳明華等人與原企業簽訂了一年期的勞動合同，合同期滿后，企業又通知陳明華等4名職工不再續簽勞動合同。

2003年2月，陳明華等人向番禺區法院起訴原企業，結果敗訴；2004年1月，又向廣州中院上訴，再次敗訴。在這幾起訴訟中，袁某都擔任文化宮的委託代理人。陳明華等認為，袁某作為工會主席，掌握了大量職工的資料，他親自出庭，才導致職工敗訴。

袁某在法庭上表示，自己只是按照企業決定行事，並無不當之處。自己不僅身為工會主席，還兼任該企業副主任一職，他是以此身份出任文化宮訴訟代理人。

工人告「主席」 法院很為難

工人告工會主席這事兒很新鮮，但是也讓法院很為難。

番禺區法院一審判決認為，袁某作為工會主席，代表企業坐在勞資糾紛案件的被告席上，這種行為不當，但沒有證據證明袁某的行為給陳明華等職工造成損失。陳明華等人不服上訴到中院。

而朱松森與其他11名職工狀告工會主席劉某不履行職責一案，越秀區法院認為不屬於人民法院的受案範圍，作出不受理決定。朱松森等人對這一結果不服，也向廣州中院上訴。

職工覺得委屈，而當上被告的工會主席同樣也覺得冤。法官在庭審中問袁某：「當職工和企業發生衝突時，你代表誰的利益呢？」袁某坦言：「當然是按企業的決定行事。」對此，陳明華等人感到很無助：「身為工會主席都代表企業和我們站在對立面，當企業侵害我們職工權益時，我們該找誰來維權呢？」

（以上新聞節選自 廣州日報2006年11月16日的報道）

從以上兩則新聞報道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權力邊界混淆和角色錯亂的現象。首先是行政領導人擔任工會領導的角色，其次是企業家一方的合作人和親屬擔任工會領導的角色，第三是工會領導人兼職的現象，這三種現象每一種都影響到工會作為一個獨立的公民組織的自治地位。最令人費解的是第二則新聞中工會主席居然站在企業一邊代表企業的利益，這種角色錯亂已經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我可以理解在中國法制尚不健全，對公民社會角色尚存在爭議的特殊國情下，一些工會領導人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和對資方的依賴而不願意直接跟企業主處於博弈對立的一方，但怎麼也不至於站到資方的立場上去和工人博弈，這就好比A國球隊與B國踢球，A國的幾名球員突然反水加入B對來進攻A隊一樣，這在體育賽場上從來不曾出現的情況居然出現在中國現實生活中。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工會領導人在面臨法官的詢問時，居然回答自己按企業的決定行事，這樣的回答只能說明當事人對於權力邊界的界限和該組織的功能完全缺乏起碼的認識，產生了錯位現象。

當今中國的公民社會問題，特別是工會組織問題，看似千頭萬緒，但是層層剝離開一些表面現象和技術問題，實際上就是由以下一些核心問題所構成的：（1）工會經費來源問題：按照國際慣例，工會經費來源應當根據職工工資的一定比例按稅前列支扣除，工會領導人的工資和工會活動經費來源於此。我國2001年通過的工會法第五章第四十二條規定了工會經費來源問題，但是工會法通過後，許多企業內部工會的經費依然由企業主直接撥發。俗話說得好「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工會領導人的工資直接來自企業家，他們就沒有辦法獨立代表工人利益; (2) 工會領導人產生方式問題，按普遍的國際經驗，工會領導人是由企業內部選舉方式產生，但是在中國，工會領導人產生問題依然含混不清，儘管工會法有了相關規定，但是法律執行情況非常分散，這就導致各種不同的工會領導人產生方式，有一些企業已經建立了制度化的選舉方式，而更多的企業依然採取「威權」的方式，有些企業主幹脆直接任命工會領導人，這就極易產生剛才兩則新聞里所提到的問題；（3）工會主席和其他工會領導人的罷免問題。工會領導人應該由工人代表來罷免，而在我國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工會領導人直接被企業經理和廠長任免。常常是工會主席作出維護職工權益的決策，但之後隨即被企業經理解除職務，這往往會引起工人的強烈反彈；（4）工會領導人兼任職務的問題。如果企業工會取得自治和獨立博弈的地位，工會領導人的經費來源與企業主脫鉤，工會真正取得經濟獨立的地位，工會主席兼職的問題自然會減少。工會領導人是一個正式獨立的工作職位，兼任其它職位當然會使得工會領導人難以真正地專心於本職工作；（5）企業工會、其他各級工會和全國總工會的關係。從過去的制度傳統出發到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制度的今天，工會的角色和職能相應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有一點沒有變的就是，國家希望保持黨在工會中的領導地位，特別是要把各級工會整合進全國總工會的制度框架之內。全國總工會在這種特殊的制度架構中，既設法代表工人的利益，又要代表國家的利益；既支持部分工人（特別是個體性）的維權事件，促進和保護工人利益；同時又防範大規模的工人集體運動，協助國家維持整體安定的局面。這其間導致了總工會本身角色的二元性和矛盾性。但是這也未嘗不是一種機會，中國可以制度創新建立中國特色的工會制度，既在微觀上（企業）促進工會向一個獨立自治的機構演進，同時在宏觀上與國家採取合作主義的政策，防止全國性的工潮和帶有明顯政治目標的工潮出現，維持國家宏觀層面的安定團結大局。因此中國特色的工會制度可以發展成一種既保持微觀獨立自治，又實現宏觀與國家合作的制度，但總的趨勢應該是促使工會有序地向一個獨立的公民社會機構方向演進。有時候我們知道一個總體目標暫時還無法完全實現，那我們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希望向更好、更進一步的方向演進，在演進過程中不斷創新，注入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的元素在裡面。

以上五點中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在於國家的政治意願和政治意志，一旦國家認識到建立獨立公民社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並且認識到公民社會的建立有助於真正維護中國和平穩定、安定團結的局面，並且有助於建立一種動態穩定的和諧社會，中國一定會在短期內取得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的。畢竟中國的舉國體制讓國家可以迅速集中力量取得某些方面的突破，如果政治意志足夠的話，就會迅速轉化成討論、研究，並進一步凝聚成共識，通過立法的方式確定各個公民社會機制的明確界限，最後形成國家的決策。這其間最關鍵的是立法工作，全國人大雖然在2001年通過新的工會法，對過去的工會法修改達四十處之多，但是對於一些關鍵領域沒有作出明確規定，法源上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中國本來就缺乏法治傳統，有了法律，尚且不遵守法律，更不要說法律來源含糊不清了。缺乏有效統一的法律就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各個地方政府出台不同的條例、文件和規定，這間接導致了各種不同的解釋和地方上不同的政策，更加影響了關於建立公民社會組織問題的嚴肅性、權威性和統一性。在未來的立法實踐中，對於其它公民社會組織如農會、打工者協會、進城務工人員協會和各類非政府組織都應該通過制定相關法律來維護其合法權益，規定在這樣的界限區域內公民社會組織取得自治地位。只有依靠權威的法律形式才能保障公民社會不受其它力量的侵犯，可以在其功能系統內按照自己的原則發展。

3．重慶彭水詩案調查：政法機關濫用公權釀錯案   

重慶市彭水縣教委借調幹部秦中飛今年9月因一則針砭時弊的簡訊詩詞被刑拘，繼而被批捕。一個半月後，彭水縣政法機關無罪釋放秦中飛，並向他道歉和發放賠償金。這件錯案被輿論稱為「彭水詩案」。……

縣政法機關不該有的越界

有了縣裡領導的批准后，彭水縣政法機關一再越界，在許多環節明顯把關不嚴的情況下製造了一起錯案。

彭水縣公安局在傳訊40餘人後依然證據不足、事實不準的情況下，非要給秦中飛治罪。9月7日，縣公安局以涉嫌誹謗罪上報縣檢察院。10日，縣檢察院予以批捕，認為秦捏造了一首引起群眾公憤、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縣領導名譽的詞。

29日，秦中飛被批准取保候審。10月24日，縣公安局承認誹謗案屬於錯案，向秦中飛道歉，並讓其領取2125.7元的國家賠償金。……  

全國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教授認為，秦中飛用簡訊傳播的詩實際是一種群眾意見的表達形式，而在「彭水詩案」中， 彭水縣有關領導對待群眾意見隨意上綱上線，甚至輕易動用司法權對群眾意見進行打擊報復,為黨紀國法所不容，《刑法》中對領導幹部濫用職權有明確規定，彭水縣有關領導的這種行為已經構成犯罪。同時，此事件也反映出部分基層政府領導幹部沒有正確對待群眾意見的態度，拋棄了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

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院長王學輝教授也認為，民主與法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首要內容，而「彭水詩案」中，百姓只是對縣委書記和縣長批評兩句就被定為犯罪，還有40多人被傳訊，這是過去「文字獄」中才有的情節。

王學輝教授還表示，現代法治政府的特徵是，民主、公開透明、高效誠信，具有服務意識、負責任，而管制型政府則是強制約束、行政為上官為上，老百姓必須服服帖帖不能發牢騷。「彭水詩案」中政府的行為完全是與現代法治政府的理念背道而馳。

（以上新聞節選自《瞭望》新聞周刊2006年的報道）

4．湖南農婦列車上拾荒遭治安拘留

湖南常德59歲的農村婦女滕自英，因在其乘坐的列車上撿了28個空瓶子，被鐵路派出所以「擾亂公共秩序，情節嚴重」及鐵路內部規定為由行政拘留5 天。此事經新聞媒體報道，引起較大反響。2006年6月6日，公安部門撤銷了行政處罰決定書。石門縣公安局、鐵路公安部門均向滕自英一家表示公開道歉。

入選理由：農婦在列車上撿了幾個空瓶就被治安拘留，法律的精神在這裡被行政權力嚴重扭曲。從這個比較極 端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了行政權力的非正常擴張，可能對普通公民正當的權利和自由造成的嚴重損害。由此可見，建設一個民主、法治、和諧的社會，國家決策層就 必須對於行政權力的擴張隨時保持充分的警惕，並及早通過行政立法等措施設置必要的「防火牆」和「監督網」，使其在合理範圍以內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以上新聞節選自《中國法院網等推出「2006年十大法制新聞」》,請見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12/28/content_5537202.htm）

以上兩則新聞反映的都是行政權力越界侵犯公民基本的權利和自由，違反了法律，構成了濫用權力的行為。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中，社會既可以被理解為公民社會、民間組織和非政府團體，廣義上也可以被理解為普通公民個體。作為公民社會的機構，民間社會組織贏得了相應的自治權和獨立地位，可以就自己的利益通過有組織的形式和政府、資本進行博弈，同時防止本團體的權益受到行政和市場力量的任意侵犯，因此是一種動態平衡的關係。但是作為公民個體而言，當其自身的權益受到地方政府權力機關的侵犯時，其往往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因為普通公民面臨的是政府權力，由於其處於個體的地位，雙方的權力完全是不對等的。我們除了要求嚴格劃定政府權力的界限，防止政府本身濫用權力以外，從以上兩則新聞我們都可以看到，媒體的介入對於事件的進展起了轉折性的作用。媒體曝光后，緊接是公共輿論和知名人士和學者的跟進，對案件進行了法學討論，對濫權的一方構成了強大的壓力，最後導致行政部門道歉認錯，並給予賠償。這種媒體、公眾輿論和專家意見構成了平衡權力的一方，可以協助無權無勢的普通老百姓維權，矯正被嚴重扭曲的行政權力，在社會上進行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普法教育。 從湖南省常德婦女滕自英聯想到2003年的孫志剛案件，讓我們不禁痛感：不遏制行政權力的非正常擴張和權力的濫用，就會發生普通公民權益受損甚至付出生命代價的慘劇。因此建立良好的制度，防止濫用行政權力，關係到的是你、我、他每一位公民在內的基本權利，如果行政權力不被限制在法律和憲政範圍內，理論上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濫用權力的受害者。

對剛才兩則新聞的反思遠遠不止於此，這裡涉及到一個基本問題是：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權力歷來都是受到頂禮膜拜的，我們的文化自古以來就缺乏分權和制衡的傳統，能否建立國家和社會的平衡，能否讓國家尊重社會和普通公民的個人權益，關鍵還是在於各級政府官員是否真的願意把行政權力放在法律之下，是否真的願意在法律範圍內行使自己的權力，是否真的願意接受法律的監督和權力制衡。其二在於，以上兩件濫權案件得到解決在於新聞媒體、公眾輿論和專家學者的配合對地方行政權力構成了強大的壓力，但是在更多的濫權事件中當事人則遠遠沒有這麼幸運，媒體並不可能關注所有的維權事件，在媒體、公眾輿論和專家知識達不到的灰色區域，對於普通公民在遇到行政權力或是資本侵犯時，他們該怎麼維護自己的權益？我想，在這裡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始終是關鍵之關鍵，核心之核心，也是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我們很欣慰地看到中國維權事業和公民權的保障取得很大進步，通過媒體大量報道、公眾輿論的強烈關注許多侵權案件，使得這些案例得到公正處理，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在面臨權利受到損害時開始運用法律手段維權，民告官的事件在過去的中國令人不敢想象，但是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民告官勝訴的事例見諸報端，這的確反映了維護民權逐漸成了社會的主流。但是最關鍵的還是制度化，公民能否在沒有報界、輿論和專家的關注下通過司法程序維護自己的公民權這才是我們最應關注和探討的。由於地方官員、企業主和普通民眾所擁有的資源是完全不對等的，在漫長的訴訟過程中老百姓極有可能因為費用高昂的原因終止司法程序。在司法制度沒有完全獨立，社會網路關係和權力極有可能影響司法判決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來真正維護弱勢群體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筆者將在中國崛起策一篇單獨的策論中詳細談到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的核心問題。

II 尊重民權才能促進人民對國家的認同

在中國社會裡，我們常常發現一些矛盾現象，一方面是青年學子的愛國熱情很高，另外一方面是普通大眾的公民意識和國民意識很淡漠；一方面是網際網路路上民族主義上漲，似乎中國人有著最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結，另外一方面走進社會卻發現大家對國家和政治等話題早已失去了興趣，很少有人提及；一方面是理智者呼籲民族主義要降溫，另外一方面有識之士則憂心中國人缺乏真正的國家認同感和民族感。怎麼解釋這兩種看似對立、矛盾的現象？其實這並不難解釋，雖然中國古代士大夫和讀書人受到儒家觀念的影響，有很強烈的愛國心和愛國思想，但是在階層社會裡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是農民，讀讀中國知名社會學家費正清的《鄉土中國》就明白了，統治中央帝國的形式上是一個國家和中央政府，可是國家的影響僅僅限制在城市裡。在廣袤的鄉村，統治這中國的是家族、鄉紳和地主，金字塔底層則是龐大的農民人口。在傳統的鄉土社會裡，人們的認同主要是對家族的認同，而不是對一個抽象的國家概念和京城皇帝的認同。家族不僅決定個人的命運，也保護了個人的經濟生活，在遇到糾紛、衝突和爭議時，出面解決的往往就是家族的家法，在這方面家族族長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國家的法律和刑典是很少能夠進入鄉土社會的。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為什麼古代帝國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要求國民被納入國家整體的行政治理中，國家的基本權力和法律應當是在國家有效治理範圍上暢通無阻的，而不會受到其他「平行國家體」的攔截（比如古代帝國的家族、酋長、地主、分封諸侯的領地，現代世界中一些瀕臨解體的國家中的軍閥、游擊隊、反政府武裝和恐怖組織等）。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在1949年以後的毛時代才開始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構建，而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往往停留在精英階層中 — 也就是貴族、士大夫和讀書人的層次。

這裡開始談到問題的重點，為什麼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能夠取得國民的認同？為什麼一個統一的國家觀念能夠深深根植在普通大眾的意識觀念中？筆者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節制和約束權力，界定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在歐洲的中世紀、中國古代帝國、古印度王朝中都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權力沒有任何約束，行政權力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個普通平民的生活，而普通平民在面對貴族和地主的欺壓中總是輸家，沒有任何一種權力制衡機制可以平衡貴族、地主、平民、農民或是農奴的權力，人民只是小民、臣民，君王則是君父、庇護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只是君王的私產，只要他需要，就可以任意徵用，而不會受到法律限制。進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後，在其初期發展階段，依然延續了封建采邑時代對民眾權利的限制，但是日漸強大的資本力量構成了對政治權力的挑戰和平衡。但是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卻同時受到兩種權力的侵犯，一是傳統的政治權力（過去是貴族，現在則是政府），二是新興力量 — 資本家。這兩種力量加總在一起，讓早期資本主義時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工人階級的反抗、革命和起義讓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面臨覆滅的危機，社會主義思潮遍布西歐，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則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崛起，人民要求保障民權的呼聲日益高漲，而對言論自由和民間結社自由的限制導致了越來越多的體制外暴力活動。市民階層的崛起、人民權利意識的高漲、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和政府開明人士的妥協讓步使得早期曼徹斯特資本主義時代的「權力和資本無法無天」的情況逐漸得到了糾正，政府和社會、資本和社會的邊界得到了確定，政府再也不能擁有無限權力，而只能握有有限權力，權力界限的劃定讓政府的權力破天荒受到了限制，政府再也不能僅僅以國家利益和貴族利益為借口來任意剝奪公民的財產，國家再也不能認為自己任何行為和政策都是天然合乎法律的，而必須界定哪些行為是合乎法律的，哪些行為構成了濫用權力，哪些行為和政策構成了對民間社會和公民社會的侵犯，因此國家必須從這個領域裡退出。君權神授的時代和政府權力無限的時代成為歷史。同時資本的權力也被法律劃定出來，不能因為有產者強大就可以任意入侵公民生活領域和民間自治領域，資本家再也不能隨意解散民間組織，資方必須和工會合作保障工人權利。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公民社會的確立和民間組織的成立，如果自由結社的權力受到侵犯，就無法通過工會、農會和其它自治協會來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

為什麼對國家、市場和社會關係的界定會大大有助於樹立現代公民精神和現代國民意識呢？基本道理就在於國家和資本對公民的尊重。限制國家和市場的權力任意擴張和任意侵害民權說到底是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人民的尊重，在封建時代、皇權專制主義時代沒有公民，也不存在著公民的自尊，行政權力可以侵害任何一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而不必受到制裁，人民在統治者的眼裡只是小數點后的一堆零而已；在資本主義早期，不僅政府可以任意侵犯老百姓的權利，新興的資本勢力也可以任意侵犯工人的權利，他們剋扣工人工資，任意延長工作時間，並且讓工人在及其有害的工作條件下生產，工人的人均壽命往往低於40歲。而只有當這兩種權力（政府和資本）受到約束，特別是受到公民社會和市民組織的有效平衡的時候，占人口大多數的人民才第一次感覺到了自尊，也就是自己是具有獨立尊嚴的一個人，自己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擁有權利和義務的一位公民，在任何情況下自己的一些權利都是不可讓度的，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當小民成為公民，臣民成為國民，當小數點后一連串零成為具有獨立精神的個體的時候，人民才感覺受到國家的尊重，因得到尊重而自尊自重，因自尊自重而有獨立意識，因有獨立意識才能發揮人的能動性，因為有能動性才會有創造力和創新精神，因創新才會有生產的發展，因為生產的發展才會有普通人民的大眾消費，因為大眾消費才會有經濟增長、藏富於民，因藏富於民才會有國家整體綜合國力的強大。國民受到國家的尊重和善待，才會心底真正裝著國家，才會從內心深處產生對國家的認同和熱愛。這種對國家的認同往往不是通過激烈的愛國情緒和民族主義表現出來的，而是通過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對國家法律法規的尊重和遵守而自然地體現出來的，在平時一般看不出來，但一到關鍵時刻就能顯示出來。美國人可以天天罵總統，拿政府官員開玩笑，過著個人主義的生活，但是公民精神和國民意識早已內化成普遍的社會準則和大眾意識觀念，並不需要特彆強調。美國國會可以每天吵得不可開交，但是一到美國陷入重大危機的時候，國民的凝聚力就強得驚人，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就可以立刻顯示出來並表現出強大的力量，筆者認為，這並不僅僅是軍事、科技和經濟力量的強大，而是一種制度的強大，一種公民精神和國民意志的強大。美國儘管因為其霸權行徑和野心遭到全世界的反對，但是在其國內因為理順了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就顯示出制度的優越性，在反對美國稱霸世界的野心的同時，千萬不能忽視美國的長處和探索其強大的根源。

而極權獨裁的國家平時固然可以營造一種萬眾一心和全民一致的假象，但是因為人民沒有任何權力保障，深受權力任意侵害之苦，在這樣的制度下一遇到危急關頭就會民心渙散、社會解體和民心盡失。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總統選舉中薩達姆可以贏得99.99 %的選票，在各種政治集會場合人民都會瘋狂地顯示對總統的崇拜，乍一看，這是一個很有凝聚力的國家，可是一到關鍵時刻，美軍入侵伊拉克，就可以顯示出來了：一個類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那麼大的國土，居然在三周之內結束戰鬥，大家預料的慘烈的巴格達巷戰居然以無人抵抗的荒謬場景收場，倒是政府垮台後各種游擊隊、地下反抗運動、非政府組織給美軍造成了很大的傷亡，讓美軍深陷越戰後最大的一個泥潭。固然薩達姆軍隊的慘敗和不抵抗是因為美國、伊拉克軍事實力懸殊以及伊拉克遭受十年國際制裁所造成的，但是伊軍這麼快就徹底放棄抵抗和巴格達不戰而降是無論如何用這些客觀因素都無法完全解釋的。我想，關鍵還是在於民心向背，在一個沒有基本公民權的社會，國家平時不尊重人民，人民在關鍵時刻也不會去為這個國家賣命。大家雖然痛恨美軍入侵，但是會想：「這個國家根本是薩達姆家族的，我們為什麼要為這個家族去抵抗美軍？」，「我們遭受制裁在生死線上掙扎，吃不飽，穿不暖，病了沒有藥品，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傢伙卻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有最豪華的宮殿，最豪華的跑車，最奢侈的生活，這個時候需要我們了，要我們去送死抵抗美軍」， 不要說這樣的想法，就單單想想在薩達姆政權下被權力任意侵犯、遭到迫害的千千萬萬普通人民吧，他們和他們的家族，會對這個國家有很強的認同感嗎？他們會去為這個國家戰鬥嗎？國家要可「愛」，人民才會去愛；國家要尊重人民，人民心底深處才會有國家。劉亞洲將軍在其2005年所著《甲申再祭》中提到一個觀點「國不知有民，則民不知有國」，他深刻地談到為什麼滿洲的數百萬人口和數十萬軍隊能夠征服一個人口已經上億的龐大的明帝國，其原因當然很多，腐敗貪污、橫徵暴斂、殘酷的吏治、無止境的徭役，但劉亞洲將軍的觀點認為這是封建專制主義和家天下對國民精神奴役所造成的，人民只是逆來順受的愚民、順民和奴民，失去了起碼的反抗能力，以至於在外敵入侵的時候也麻木不仁、不會想到去反抗。而封建制度的家天下最終讓明王朝離心離德，老百姓不願為這個殘暴的家族王朝去賣命。劉亞洲認為，必需要用民主制度來凝聚國民，重塑國民精神。我認為國家觀念淡漠與民主制度特別是全國選舉並沒有特別的聯繫，關鍵還是在於理順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建立公民社會，培育公民精神和促進國民意識。但是劉亞洲將軍的觀點無疑是深刻的、有遠見的，他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和核心。一個國家必須是大家的國家，必須是公眾的國家，而不是一人一家、一黨一派的國家，才會真正讓國家具有凝聚力，這種凝聚力按照筆者的觀點，來源於國家對人民的尊重和人民把國家的認同內化為生活的一部分，而其間的關鍵是國家尊重社會，國家尊重公民。筆者去年回國一趟，買了一套早前一段時間國內熱播的《漢武大帝》回來，在觀看影片時，有一段讓我印象特別深刻，晁錯因為削藩引起六王叛亂，最後被漢景帝腰斬意圖來平定叛亂。看到這悲慘的一段的時候，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甚至徹夜難眠，腦海里老是浮現那麼一句話「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為什麼漢景帝那麼多臣子沒有人站出來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批評分封諸侯的危害性？為什麼晁錯被腰斬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他說一句公道話？為什麼中國古代的變法家和改革家幾乎都沒有好下場？我想，除了朋黨之爭和政見之爭的原因，重要的一點是專制主義皇權下維持的是一家一姓的統治，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天下為私還是天下為公，這其間的差別是很大的。如果天下為私，就可以很好理解為什麼在南宋和明末那麼多權臣誤國甚至最後關頭不加猶豫地投降敵軍了，因為在權臣的眼裡他們只是把對一姓的忠誠轉移到對另外一姓上去了，而不是對國家的背叛。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忠臣被冤殺和屈死，而奸臣卻有一套一套邏輯來合法化自己的行為，並能逍遙法外，得以善終。所以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國家精神的培育和國民精神的培育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中國文化傳統的確沒能蘊育出普遍的國民精神。這已經不是某個人的問題，而是一種集體國民精神的問題。

我想，從中國過去的歷史傳承到今天的發展，我們也可以深深感覺到公民精神的缺失和國民意識的不足，儘管愛國學生的民族情緒非常高漲，但是真正根植於人民心中的國家意識卻並不強。這樣的問題既是來源中國的傳統，也是由於現代公民社會始終沒有得到確立所造成的，久而久之，就內化成為一種文化，潛存在民眾的意識中。當然，這不能說是國民本身的缺陷，關鍵是這樣的制度形塑了這樣的國民集體意識。我們常常覺得在中國法律體系是多麼的脆弱，人們的法制觀念是多麼的淡漠，建立一個法治國家是多麼千難萬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聽到老百姓對貪污腐敗和政府權力不當的批評，可是我們往往忽視了重要的一點：哪裡僅僅是地方官員法律觀念缺乏和法制意識淡薄，根本就是包括你、我、他在內的每個人的法制觀念淡漠和國家意識缺乏。筆者模擬了一段在中國社會經常可以聽到的一段議論，這不是針對特定個人的談話，而是一種在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觀念，評論的事件是國家著手建立全國統一的稅收制度，根據這樣的法律，每個公民在收入超過一定界限的時候，都必須按照法定納稅義務繳納稅收。以下四位公民擁有不同社會地位，請聽聽看他們對這項政策的評論：

A （公務員）：咳，我們的收入本來就比不上國外公務員，還要繳稅，那來當官還有什麼好處？

B （企業家）：繳稅，繳稅，中國企業是世界上稅收最重的，我們還要交個人所得稅，在國內真是沒法發展了。

C （銀行職員）：那些大富豪、影星、歌星個個腰纏萬貫，他們都繳稅了嗎？不是很多人都逃稅漏稅嗎，幹嗎專撿我們老百姓收稅？

D （工人）：應該找貪官污吏繳稅，窮老百姓活都活不下去了，哪有錢繳稅？

拋開以上的談話中的論據是否恰當不談，也不評論他們所說的老百姓都活不下去是否比較極端，僅僅是這種思考模式就大有問題，ABCD四位先生身份不同，收入不同，地位不同，但是都不約而同反對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要納稅，但是他們的邏輯都是跟別人比，D要跟官員比，C要跟明星比，B已經是富人了，不能往下比，他則要跟國外的企業比，A也要跟國外公務員比，其邏輯就是你看別人怎樣怎樣，其結果就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不該繳稅。這中間我們看到的是公民意識、法律觀念的極端淡漠和國民權利和義務意識的極端缺乏，在A和B所要比較的國外和西方國家，恰恰是稅收制度最為健全的，繳納稅收已經內化成國民的普遍共有規範和社會共識。儘管西方人有時候也會調侃稅務局，但是一旦到稅收申報的時候這種普遍的國民共識卻能充分體現出來，大家遵守公民的基本義務去申報和繳納個人所得稅，國家部門對於個人收入也進行嚴格的監管，防止有人逃稅漏稅，基本上不會有人在這裡抗議國家濫權，因為依法納稅的意識已經深深根植在西方公眾的心中。恰恰跟B講的相反，如果他來德國或是法國投資的話，一定會發現要繳納很重的稅收，但是這也成為他不願繳稅的論據。從這段談話中，我們看到的是整體國民意識的缺乏，它涉及到你我他每個人。而這樣的國民意識的培育還是在於公民精神、權利和義務意識的全新塑造，而這一切的起點都是源於國家尊重自己的國民。一個尊重自己國民的國家才會讓國民對這個國家感到驕傲和自豪，進而使得國民認同自己的國家，並把遵紀守法當作公民的基本道德觀和公德觀。

一個建立了現代公民社會的國家，不僅培育了獨立的公民精神，也培育了國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新的能力，這樣才能作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美國的強大不僅僅在於其繁華的城市外表、創新的高科技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其深層次的原因更在於美國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在於自由體制下獨立思考的公民精神，在於開放、自由的人才選拔和人才流動機制。美國有三億人口就能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就在於美國的藏「智」於民的制度，因為其培育了良好的公民精神，就不僅作到了人盡其才，還作到了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流向美國。中國人這麼聰明，人口這麼龐大，這當中潛存著多大的智慧潛力是我們難以想見的。如果我們建立良好的公民社會，真正培育出獨立思考的現代公民，真正建立良好的、開放的人才流動機制，真正把中國人的無比智慧發揮出來，也作到人盡其才，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制度，中國何愁不成為世界第一的超級大國？我們在國外留學的海外學子常常感覺到中國人真的很聰明，無論學任何專業都能超過其它國家的學生甚至是以母語學習的學生，可是在國內的時候很多人可能一輩子都會默默無聞。不出國不知道中國人有多聰明，不出國不知道公民精神和獨立思考有多寶貴。中國不缺人才，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智慧庫，我們缺的是產生人才的體制，更缺乏選拔人才和人才流動的現代機制。當中國真正培育出具有個人尊嚴和獨立精神的現代公民的時候，當億萬國民的智慧真正被開發和調動出來以後，中國想不成為超級大國都難，因為中國人的勤奮和智慧是其它民族很難比擬的天然優勢，我們缺的是培育公民精神和獨立思考的制度。

中國今天的改革使我們歷史性地來到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入口處，市場經濟的發展讓人民的民權意識逐漸高漲，維權運動的興起就是一個重要的標誌。順應時代潮流，維護公民基本權利，促進公民社會發展，逐步建立獨立的民間博弈組織，才能有效地界定國家、資本和社會的關係，才能真正培育起獨立而又可貴的現代公民精神，才能建立健康和健全的國民意識，讓大家心底深處真正認同這個國家並把愛國內化成為一種普遍的對國家法律法規和制度的尊重。如果說界定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和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還有很多文化上、制度上的障礙的話，培育獨立的公民社會卻是相對比較容易的，因為這裡不是要求國家去作什麼、投入什麼，恰恰相反，這裡要求的僅僅是國家不要去作什麼，要求國家退出一些不屬於自己的領域，不要去干涉自己不該干涉的領域，不越界進入社會的範圍。這裡要求國家界定自己的權力邊界和界限，不要濫用權力，要求立法程序，要求制定真正健全的法律。當然，要一個人自我約束自己的權力總是很不容易的，人天生對權力的追逐就會導致嚮往無限的和不受約束的權力，只有真正心裡裝著國家、真正以天下為公、真正以國家民族為重的政治家才會開啟這一步，為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打下百年基業。從這一點上來說，公心還是很重要的。胡溫政府提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宣示，這顯示了這屆政府真正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許多胡溫新政的重要舉措都讓今天中國國民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振奮感覺，這種感覺是一種久違了的感覺，在今天中國崛起的大環境下讓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感到應該出來為國家作點事、出點力。

說實在的，在今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們每個人都會追求正當的個人利益，都會追求美好幸福的個人生活，我們不再需要像封建時代那樣「苟利國家生死以」了，因為我們更加重視個體的價值和個人的生命，我們不再需要為國獻身，也沒有任何必要為國獻身，因為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不同了。但是有一點相同的就是，我們在追求個人價值實現的時候，還是應該有一點最起碼的「公」心，心裡應該有一點起碼的國家觀念，應該有一種基本道德界限。畢竟，我們每個人在世間生活的時間都是有限的，我們的功名、成就、金錢總有一天會全部散去，但是為國家民族建立穩定的制度，建立百年穩定之基，為萬世開太平，卻是真正功德無量的事，只有這樣的業績才會真正的不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腐朽！

中國崛起策下一篇將討論建立強有力的社會分配體系的問題。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7年2月16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9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系列１1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如果想閱讀前18篇文章請見http://zhiqiang.org/blog/515.html)

http://zhiqiang.org/blog/520.html

而極權獨裁的國家平時固然可以營造一種萬眾一心和全民一致的假象，但是因為人民沒有任何權力保障，深受權力任意侵害之苦，在這樣的制度下一遇到危急關頭就會民心渙散、社會解體和民心盡失。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總統選舉中薩達姆可以贏得99.99 %的選票，在各種政治集會場合人民都會瘋狂地顯示對總統的崇拜，乍一看，這是一個很有凝聚力的國家，可是一到關鍵時刻，美軍入侵伊拉克，就可以顯示出來了：一個類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那麼大的國土，居然在三周之內結束戰鬥//


這點說得不錯。

中國現在也是這樣，想想那些人在當兵？基本上是貧苦農民，城市裡的弱市群體的孩子。 他們在軍隊里，也是受到官僚權貴階層的欺凌的，入黨，提干，學技術，進軍校等好事，基本上他們是沾不到邊的。艱苦的哨所，偏遠的邊疆，官僚權貴家庭的孩子不願意去的地方，都是將他們派去。

為了退伍找個工作，或者為了留在部隊作職業兵，他們在軍隊里時候，就要從貧寒的父母那裡，拿出不多的錢財，去孝敬部隊里的官，地方上的官。

這樣制度下的軍隊，一些黨糞還幻想著打美國，打日本，打台灣。

到時看看，這些貧苦，被欺凌壓迫的，剝奪了政治權利的農民，城市平民的孩子會為了官僚權貴去賣命？用腳去想，都知道不可能

那些整天想著打美國，打日本，打台灣,想作國際流氓的黨糞們.假如諸事成真,中國兩字將被釘在世界歷史的恥辱柱上.你們能把民主,自由帶給世界?還是要把'三個代表'帶給世界?

加油

日本人的小丑 :@ :@ :@ 我很喜歡你！！！！！！

原帖由 equilibrium 於 2007-2-17 04:19 發表
而極權獨裁的國家平時固然可以營造一種萬眾一心和全民一致的假象，但是因為人民沒有任何權力保障，深受權力任意侵害之苦，在這樣的制度下一遇到危急關頭就會民心渙散、社會解體和民心盡失。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伊 ...

9494

沙發，太長了，難看完，慢慢來。

如果每一個人中國人都象樓主一樣，那麼中國的崛起在不遠的將來必將實現！


樓主的文章是千古好文！


嚴重鄙視那些民族敗類！

我來一次，就頂一次，雖然長期置頂，不需要頂，但對樓主的帖子太感動了，太欽佩了…………………………………………………………………………………………………………………………………………………………………………………………………………………………

支持樓主！！！！

中國的強大，民族的振興，人民的富強，要靠我們自己！自由和民主我們也需要，但決不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那種！

美國的民主我們不能說它壞，但想想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開的花結的果，我也實在想不出來它好到哪裡去了？它的好，只是存在於美國人用它們的大糞餵養出來的蒼蠅和狗的嗡嗡聲和狂吠聲中，可惜，它只會讓人感到噁心！

ding

中國的強大，民族的振興，人民的富強，要靠我們自己！自由和民主我們也需要，但決不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那種！
------------------
中國的制度和政府卻是共產黨強加給中國人的,中國人的民意在49年就被強姦了.

原帖由 tianyong 於 2007-3-3 22:38 發表
中國的強大，民族的振興，人民的富強，要靠我們自己！自由和民主我們也需要，但決不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那種！
------------------
中國的制度和政府卻是共產黨強加給中國人的,中國人的民意在49年就被強姦了.

9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