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策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社會學博士生，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研究員。下面是引用：

我打算在兩年的時間裡發表15到20篇為中國崛起出謀劃策的文章，將包含台海策，對日關係策，對美關係策，對歐關係策，韓半島策，中國軟實力策，國際戰略策，行政體制改革策等等，盼望拋磚引玉，讓更多的中華兒女出來為國家謀划，固然一介布衣，但位卑未敢忘憂國，也常記得總理的話：「為中華崛起而讀書」。願以所學報效祖國，身在德國，心在華夏。中國之崛起是一項大工程，需用無數的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知識分子和知識群體出來為國謀划，因為筆者深信，中國將在我們這一代走向世界一流強國，重新恢復中國在世界文明中應有的地位。為了這一偉大歷史進程，願越來越多的人一起為國謀划，為中華之崛起獻策。

這些文章只是我的一點淺見，是一個小小的開端，我希望可以拋磚引玉，讓更多的知識群體共同出來，群策群力。中國的崛起靠的是千千萬萬如你我一樣的知識分子和專家集體的智慧，絕非靠一人或是數人之力。



中國崛起策一：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Liu Tao, July 10, 2006 @ 4:29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劉濤來稿)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國際知名的權威性經濟學雜誌《經濟學人》上刊登了一篇題為「龍與鷹」的文章，饒有趣味的闡述了當前世界經濟的根本特點。其論點簡單闡述如下：當前世界經濟由兩個火車頭拉動，中國小火車頭和美國大火車頭。中國是世界的產品生產者，或稱為世界工廠；美國則是世界的消費者或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負責消費世界各地生產的產品。亞洲各國把對美國的產品出口看成是自己經濟成長的重要來源和經濟驅動力。中國和其它亞洲各國生產的產品源源不斷地銷往美國，產生了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積累了豐厚的外匯儲備。亞洲主要經濟大國為了支撐及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把自己賺來的外匯儲備再投入到美國的金融和資本市場，購買美國的債券和股票，大力用自己的錢去促進美國消費者的消費。美國消費者本來就有提前消費和超前消費的習慣，在有了亞洲大金主如日本和中國巨額借貸下，美國的消費市場更是無比旺盛，美國人大量購買來自亞洲各國，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這又進一步刺激了中國這台世界工廠的發動機。這樣就產生了中美經濟連體嬰兒的現象：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上緊密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共同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這種奇特的模式有一個明顯的弊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家庭和個體能在無限制的提前透支消費下去，因為這樣負債消費到一定時候就會達到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置國民經濟於險境。事實上美國的雙赤字現象一直為國際經濟界關注，也就是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的問題。財政赤字是由於美國政府不斷擴大的開支引起的，而經常項目赤字是由於美國政府和消費者支出大於收入所引起的。這兩項赤字就象兩顆不定時的炸彈，一直懸掛在世界經濟的上空。

該文的論點雖說有一定的簡化，譬如說世界各國當然不止出口到美國，中國也當然不僅是世界的生產者，同時也是一個新興的大市場，其重要地位是舉世公認的。但是，該文的中心主旨基本反映了世界的現狀，即世界各地許多重要的經濟體緊靠內需難以拉動其經濟的增長，便過於依賴美國消費者和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市場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於是一個基本問題出現了：為什麼美國能持續地、長時期地消費各國產品？美國內需增長的驅動力在哪裡？

讓我們來簡單地回顧一下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國際經濟史的發展：

二戰後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體系確立了美元金本位的體制，美國憑藉強大的經濟地位建立了國際美元金融體系。戰後布萊頓森林體系更是有助於確立美元的霸權地位。 美國實施了馬歇耳計劃援助深受戰爭重創的歐洲大陸和日本，成為國際大金主。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則吸取了過去原始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教訓，開始了全面實施凱恩思主義和建立現代福利國家的進程。 這一期間資本主義融合了許多社會主義改良的思想，變得越來越具有人性化和社會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不僅是德國建立了社會市場經濟，英國和北歐建立了現代福利國家，即使在自由競爭思想高度發達的美國也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社會工程和社會改良，以改善勞工生活，保護基本的勞工權利，這一階段美國工會的權利也得到了擴張，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參與國家社會政策決策。凱恩思主義更是強調通過改善大眾的生活來提高大眾消費，刺激經濟的發展。凱恩思主義著名的口號就是「節約不是美德」, 節約在古典經濟時期也許是美德，但在現代的市場經濟中卻是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因為過高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消費，進而無法轉化為推動經濟發展源源不斷的動力。二戰以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通過刺激大眾消費，建立和擴大中產階級，市場經濟配以現代的福利國家和社會保障體系而避免了資本主義崩潰的危機，進而成功的創造了二戰以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化：一是日本、西德戰後的迅速崛起，改變了國際經濟的版圖。由於戰後布萊頓森林體系規定了美元不可以對其他貨幣貶值，相反日元、馬克、法郎和英磅卻可以對美元進行貶值。日本和西德利用有利的戰後條件如韓戰和越戰等迅速擴大生產，並進一步對美元實現貶值，擴大對美出口，日德因此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二是美國實力相對的下降。美國許多生產部門不敵日德， 競爭力日趨萎縮。美國巨額投資歐洲、日本的時代宣告結束，日本和德國資本開始大舉進軍投資美國。三是日德的經濟奇迹創造了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成為世界經濟中重要的消費者。如果我們現在倒退到1980年，我們一定會認為世界將屬於日本和西德，他們一定會在經濟上超越超級強權美國。當時響徹雲霄的口號是「日本天下第一」和「日本買下美國」；德國人也很驕傲地宣稱「我們在政治上是被拋棄的民族 (輸了戰爭)，在經濟上是被撿選的民族」(西德的經濟崛起)。

事實上日後的發展證明，日本並沒有買下美國，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也遠不能和美國相比。其間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德國的國內市場狹小, 分別擁有一億兩千萬人口和八千萬人口 (按今天的標準計算)，國內市場的飽和線很容易達到。一旦國內市場基本飽和后，日德經濟體就非常依賴外在市場。美國擁有超過三億的人口，消費力極為旺盛, 分別相當於兩個半日本和近四個德國 (按人口計算)。美國的金融市場、資本市場是全球最發達和健全的, 美元又是超級國際貨幣，因而一般財經人士都會認為投資美國是最安全、最上算的、穩賺不賠。另外日本德國等新興經濟體生產力的急劇提升和國內市場的相對飽和造成的產品過剩只能通過出口來消化。但是美國消費者也不可能無限制的消費，必需有足夠的資本來源。這樣就產生了本文開頭所闡述的現象，亞洲經濟體源源不斷的注入資本到美國，不僅投入美國的金融資本市場 (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等)，也大量購買美國債券，以資助美國消費者消費。一旦美國消費者偃旗息鼓, 亞洲的生產發動機彷彿就會歇火。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奇特的現象，美國在生產領域不斷敗下陣來，交出了一個又一個領域的優勢，卻在國際金融領域成了大贏家。無數國際資本投入到美國市場。美國人總是在消費，卻總是有錢消費，也總可以借錢消費。美國是借錢的一方，卻儼然成了大爺。因為美國擁有美元的優勢，可以魔術般地通過升值、貶值和匯率利率的變化來變換借貸的數額；借錢的一方卻無比依賴美國，一是期望美國消費者消費，二是提心掉膽地觀望美國的匯市和股市, 美國一打噴嚏, 全球就感冒。

這種現象也基本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困境：中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很像過去日本和西德的崛起。很多當前的經濟現象如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中國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大舉投資美國資本市場和購買美國債券，都在10年、20年或是30年前國際經濟史中多次出現，只是當時的主角分別是美國對德國、美國對日本、美國對四小龍罷了。中國崛起不同於以往任何一個強權的崛起在於中國是以13億人口進入了世界市場，如果中國的現代化成功，勢必將創造無可爭議的世界最大市場的地位，將創造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和世界上最龐大的消費群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正可以借力使力，利用世界最大市場的地位把美國全球金融霸主的地位奪過來，不僅讓世界的生產資本投資中國，也讓世界的金融資本投資中國，並確立人民幣的世界貨幣地位，以改變人為刀殂我為魚肉(美元霸權)的地位。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有利的條件，卻完全沒有利用起來，甚至長時間忽視了中國龐大的潛在內需市場呢？這恐怕得從思想觀念上談起：我國在過去左傾思想佔主流的計劃經濟時代，由於過度的平均主義和一大二公造成了我國經濟長期的徘徊不前，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的低效和僵硬更是讓國人痛惜我國錯過了二戰以後最佳的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更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出於對過去極左思想的反思和否定，中國一些理論精英在改革開放以後對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比較讚賞，對市場經濟的模式鍾愛有加。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和發展經濟至上的思想成為主流論述。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認識誤區，認為只要實施了市場經濟，只要實現了經濟民營化，只要消除了平均主義，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在1990年代的某段時間內，經濟自由化和私營化的思潮達到了頂峰，我們甚至把教育產業化、醫療制度私營化，各項社會保險制度更是嚴重缺失。由於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機制的相對滯后甚至倒退，普通民眾雖然經歷了生活水平的高度提升，但不容忽視的是教育費用、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漲和基本社會保險的缺乏，造成了普通老百姓的謹慎心理，怕丟掉飯碗、怕生病、怕老無所養、怕孩子念不起書，使得大多數民眾即使在收入大幅度增加后也怯於消費，而寧願把錢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當然，選擇市場經濟是一項完全正確的選擇，如果沒有鄧公當年英明的決定，也許中國人今天還會為「姓社姓資「糾纏不休，蹉跎歲月。在當時中國百廢待興、經濟還非常落後的時代，如果我們中國人還不能集中精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絕不會有中國崛起的壯闊歷史畫面的展開。然而，任何思想都要根據新的歷史階段和新的歷史條件加以修改，以和新的社會歷史條件相適應。讓我們以發展的眼光並站在更高的歷史角度來檢視一下當前存在於我國非常流行的觀點和某些誤區：

1. 觀點一: 市場經濟是一種最佳的資源配置的模式和最佳的經濟制度. 解析:不全對。市場經濟當然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馬克思本人也說過，資本主義誕生以來200年所創造的財富超過了人類有史以來過去2000年的總和。計劃經濟在全球的失敗證明了市場經濟的有效性和成功。但是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資源配置模式也具有天然的缺陷。市場經濟容易造成兩極分化，有錢的和無錢的、有能力的和相對缺乏能力的、競爭中成功的和競爭中失敗的極容易分化成兩個不同的階層，形成贏者通吃，敗者被淘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現象。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主天然關心的是利潤成長，並不必然關心普通勞工的生活和利益。當越來越多的產品生產出來后，如果勞工的所得收入沒有成長，而福利待遇也沒有增加的話，就會產生早期資本主義的危機，即生產過剩的危機，產品無法被消費，大量積壓，進而引發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危機。另外，如果發達的西方國家的資本控制了某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領域如能源、交通和金融，那麼儘管該發展中國家也採取市場經濟，但因為本國的民族產業培育不起來，整個生產消費領域完全被外來資本控制，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也只能始終停留在殖民地經濟的水平。

因而確切的說應該是配有一定的國家宏觀調控,並配有現代化的社會保障的市場經濟才是最好的經濟模式。拉美也實施市場經濟,非洲大多數國家實施的也是市場經濟，但非常地不成功。拉美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經濟奇迹后就怎麼爬也爬不上去了，產業結構依然停留在簡單的加工業和能源出口；非洲則完全沒有培育出現代化的市場出來。確切的說，採取市場經濟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國家只是少數國家，美國西歐不說，後進國家中取得成功的只有日韓和亞洲新興經濟體，也就是說全球加起來也不過只有20多個國家是成功的市場經濟國家，絕大多數國家雖然也採取了市場經濟，但依然在現代化的邊緣徘徊。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凡是成功的市場經濟國家都是建立了現代化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的國家，也都是中產階級得到培育、大眾消費得到促進的國家。相反在貧富極端懸殊、社會嚴重兩極分化、社會保障制度缺失的絕對資本主義國家往往也是失敗的市場經濟國家。前一段時間裡國內媒體熱談的中國拉美化現象就表明了國內理論界對單純的發展市場經濟、而忽略社會平衡發展的深刻反思.

2. 觀點二: 社會福利費用高昂，會拖累經濟的高速發展，會讓中國倒退到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時代。解析: 這是一種非常片面的觀點。在當今發達的成功的現代化國家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還沒有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制度，即使是美國，也在羅斯福總統和戰後林登•約翰遜總統時代都經歷了社會福利制度的大幅度擴張，並進行了大量的社會改革。社會福利制度不僅緩和了社會矛盾和衝突，其本身還具有重要的經濟效用，是經濟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不可缺乏的一部分。德國社會學家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總結到，福利制度有四大經濟效用: (1)福利政策保護了勞動力免遭過早的折損傷害(比如工傷事故、疾病、職業病等)，提高了工人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穩定和提高了工作效率。(2)國家通過對家庭政策、住房政策的投入促進了人力資本的培育，因為家庭本身也是培育人力資源最重要的機制。(3)國家投入的公共教育制度更是直接培育了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這對一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4)社會保險如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培育了普通公民長期的安全保障意識，它實現了普通民眾較長階段的生活規劃和生活計劃，穩定了民眾的消費行為，間接卻又是強有力地促進了大眾消費，這又是國民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

3. 觀點三: 私有化是經濟發展成功之重要手段。 解析: 那要看私有化什麼領域。教育和醫療是公共產品。國家應該通過社會投入建立普遍的社會安全網和大眾普及教育，保障絕大多數人的教育和健康。在這個基礎上可以運用市場機制建立一部分私立學院和醫院，不過這隻能作為一種補充。只有建立了公共教育和醫療系統，才能有效地培養人力資源，才能培育合格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讓他們進入市場經濟的發展。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私營化絕對會帶來大災難，其後果往往要到10年20年後才會完全顯現出來。在這裡，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觀點最發人深省：他在對比了中國和印度在經濟改革時期中國相對較為成功的發展后指出，中國在毛時代所進行地土地改革消除了中國現代化路上的重要障礙。毛時期所推廣的掃盲運動、普通教育和建立的全國範圍內的合作醫療制度，在中國1979年市場經濟改革的轉軌中被有效地運用和整合到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意外地成為中國迅猛現代化的強大推動力；而印度在1991年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有一半的民眾既不能讀也不能寫, 其衛生醫療條件也遠遠落後於中國, 無法為市場經濟提供合格的生產者和消費者, 這是印度現代化道路上主要的攔路虎。

4. 觀點四: 中國發展福利制度，哪來的錢? 解析: 改革開放前的毛時代，中國堪稱一窮二白，在那樣落後的生產力條件下，中國尚能建立覆蓋全國的醫療制度、社會救濟制度和進行全國性的掃盲運動，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典範。在中國崛起的今天，在財政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外匯儲備高達8500億的中國，我們難道沒有錢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嗎? 這恐怕還是我們思想觀念應當轉變更新的問題。我們可以有錢投入美國市場，去資助美國消費者消費，卻忘了來培育自己龐大的國內市場，促進國內消費，這是何等的遺憾! 一旦思想觀念能轉變過來，從以他人為主、以美國為主的思維轉變為以我為主，以中國自己為主的模式，那麼中國現代化的動能就能被充分調動起來，其經濟崛起的力道將超過人類有史以來任何一次現代化的規模。

希望中國在轉型的關鍵時期，我們能更多關注中國健康的、長期的和可持續性的發展，畢竟我們在過去28年內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再往上一躍我們就可以攀登世界頂峰。尤其在當前這個階段，我們要有正確的策略、要有遠見、要懂得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及別人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衷心期待中國出現自己的社會市場經濟之父，把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公正、社會平衡結合在一起，為真正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長遠的、綱領性的和指導性的藍圖，一如西德在二戰以後所作的那樣。

是為國謀，謹以上文獻給國人。

http://zhiqiang.org/blog/367.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 本帖最後由 飛天神龍 於 2007-1-23 17:24 編輯 ]

中國崛起策二：中國的地緣困境和西部突圍©Liu Tao, July 10, 2006 @ 4:40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劉濤來稿）

翻開一本亞洲地圖冊和中國地圖冊，對中國周邊國家和中國的地緣環境就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先看中國的東北面：沿著遼寧、吉林邊界下是朝鮮半島，朝鮮半島分裂為朝鮮和韓國兩個國家。兩個國家皆同源於朝鮮民族，一般認為朝鮮是中國的兄弟鄰邦，有鮮血凝結成的堅固友誼；韓國則是中國當今重要的貿易夥伴和投資者，由於朝鮮半島在千年的歷史上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很大，跟中國也維持著一種附屬國和宗主國的關係，一般大家會對韓半島兩國有一種文化上的親近感。然而歷史的闡釋往往隨著當事國的不同有著很大的差異。在千年的東北亞歷史中，中國和朝鮮半島也有很多衝突。中國隋唐時代的四代君主（文帝，煬帝，太宗和高宗）一代一代堅韌不拔地要征服高麗，朝鮮民族也頑強的維護著自己的獨特性，後者雖然接受了儒家文化，卻也發展出了一種無比強悍、衝撞和自立的高麗精神。今天半島上流行於兩韓的民族主義頗具有極端主義的傾向，它不僅僅指向日本，在其潛意識的暗流中也會指向中國。兩韓人雖然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經濟條件下，看似差別很大，實際上卻有很大的共性：雙方都在刻意宣揚培育一種朝鮮民族優越感，認為朝鮮民族夾在中日兩大強權間是不幸。這種歷史文化的積澱決定了兩韓對中國既親近又疏離，既接觸又防範，既愛且恨的複雜感情。從這點上來看我國鄰進東北亞的地緣形式是微妙的和複雜的。

我國東北亞正對的海面上是日本，在許多中國地圖冊上中國都會用紅顏色標出來，象一隻雄雞傲立於東亞，日本則是由淺綠標出，很象沉在大海里的一隻綠龜。中國和日本頗有一種三國里所說的瑜亮情節，既生瑜，何生亮？上天似乎專門為了考驗我們中華民族，「賜」給了我們東邊這個極為琢磨不透、具有極強民族精神的民族，也「賜」給了我們這個矮個子、給近代中國帶來極大的痛苦和屈辱、讓我們至今仍然得時時刻刻不斷提防著的同為黃種人的民族。當然換個角度看，日本人也同樣痛苦，中國當代的重新崛起，正在一點一點剝去日本人亞洲第一的美夢和自信，歷史經歷了一個輪迴，似乎又將回到原來的格局，日本人就好象經歷了南柯一夢，赫然夢醒時分，自己依然是個矮子，中國依然是高個子。不過，日本作為美國第一島鏈防範中國的位置倒是仍能讓日本欣欣然有喜色，中國東海出門見「鬼」（日本列島）的地理格局短期內不會有變化，除非中日關係發生巨變，如歐洲法德那樣實現民族大和解，逼退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勢力。往中國東南方向是我國的台灣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儘管兩岸都是骨肉同胞，但是台灣島在戰略上是美國圍堵中國的第一島鏈上重要的一環。2008年馬英九如果能執政的話，兩岸互動一定會發生變化，不過那是兩年後的事，況且馬的動向現在還很難預測。總的說來中國東向太平洋的格局基本上是個困局，飛龍受困於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和台灣島的島鏈式圍困難以向東飛出太平洋。

南向是越南，東南方我國遙望菲律賓，這兩國恰恰是東盟中對我國不太友好的兩個國家。由於南海群島的爭端、中菲兩國漁民的爭端，雙方往往容易捲入突發的衝突中去，進而影響兩個國家的關係。越南關係與朝鮮半島有類似的地方，越南在歷史上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並在較長的一段歷史時間內直接被中國統治。在近代，越南培育出自己的文化和民族認同感，並在與殖民列強的鬥爭中加強了自己的民族自信心，越南也刻意同中國拉開一定的距離，避免再次被中國同化。兩國在1979年的交戰更是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儘管現在中越兩國關係大大回升，但戰爭留下的芥蒂和提防是很難在短時間內完全消除的。不同於韓半島的是越南民族中沒有韓民族中那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越南人在文化上風俗上也更加接近中國人。越南在其模仿中國的「革新開放」中也如同中國一樣取得了經濟奇迹，很有潛力成為亞洲未來的一條經濟小龍。中越關係能不能取得實質上的突破要看越南願不願意租借金蘭灣給中國。金蘭灣是天然的、優良的深水港口，具有重要戰略地位，過去長期被蘇聯和後繼的俄羅斯租借。俄羅斯由於財政拮据，承擔不起高昂的租借費用，已經退出金蘭灣。美國和中國正互相競逐想要租借之。

中南半島上與中國接界的還有寮國和緬甸，未接界的是泰國和柬埔寨。泰柬兩國是東盟中對我國較為友好親近的國家，屬於東盟中的親華派。寮國由於地廣人稀，人口太少，淪為越南的勢力範圍。緬甸跟我國較為友好，但鑒於緬甸是軍人政權，在民主法制人權等問題上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批評和關注，並受到西方世界的制裁，其國內也是叛亂不斷，政權四分五裂，是個典型的不穩定國家。但緬甸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連接了中南半島和印度次大陸，和印度、孟加拉國共享孟加拉灣。中國在緬甸擁有重要的國家利益，應努力維護該地區穩定，敦促該地區有軍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轉變，防止緬甸在內亂中解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和我國大西南接壤的是印度、尼泊爾和巴基斯坦。印度是南亞大國，也是極具潛力的未來世界大國。中國在改革開放后以13億人口進入了世界市場，印度則在1991年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后以10億人口進入了世界市場。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或被稱為世界製造業工廠，印度則努力衝刺為世界信息服務業公司，大力發展軟體產業和服務業。兩個未來准世界大國接界是容易造成衝突的。1959年的中印戰爭在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心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恥辱感和陰影。反華和親華的論調也常常在印度交替出現。無論如何，和印度發展友好關係應當成為中國未來長期的基本國策，因為崛起的印度必然成為世界列強拉攏的對象。印度悠久的歷史和文明，具有世界級影響的宗教和哲學，在加上印度不俗的經濟表現和龐大的人口規模，應該說為印度的崛起奠定了很好的條件。另外在南亞諸國中，尼泊爾搖擺於中印之間，巴基斯坦則是我國的友好鄰邦。

我國的北部是俄羅斯和蒙古。俄羅斯是世界大國，經歷了1990年代的解體性大衰敗后正在實現恢復性的增長。俄羅斯和中國在近現代的衝突是非常頻繁的，當然中蘇之間也經歷了1950年代短暫的友好期和蜜月期。中蘇關係破裂后雙方一度兵戎相見，1969年更直接發生了珍寶島衝突。現在中國俄羅斯再次走近，是雙方在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一步一步的進逼下自然結盟的反映。而蒙古在歷史上就是我國一部分，1946年才獲得獨立地位。由於蒙古人口稀少，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很容易被龐大的中國經濟體磁吸過去，因此蒙古人非常懼怕中國將來解決完台灣問題后還會來解決「蒙古問題」。這種既嚴重依賴中國，又害怕中國有朝一日重新「統一」蒙古的恐懼感是很強的，這也是蒙古為什麼越來越看重對美關係和靠攏美國的原因。

總的說來，中國地緣形式十分惡劣，不僅三面有世界級和准世界級大國（北：俄羅斯；西南：印度；東望：日本），自身統一問題尚未解決，面向太平洋被美國精心設計的第一島鏈所圍困，南方的越菲也非友善國家。

然而，上天也為我們中華民族提供了突圍的空間，觀察我國漫長的邊界線，西部是我國戰略空間上最好的出口。蘇聯的解體當然在總體上極大地惡化了我國的國際戰略形式，因為中國一下就成為超級大國美國的戰略目標和眼中釘。但是蘇聯的解體也使得中國西部的邊界一下出現了一個「斯坦」群國家，即和我國接壤的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以及和我國不接壤的烏茲別克和土庫曼。這五個兄弟斯坦國家不僅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可以為我國國民經濟提供極為重要的能源，同時也是重要的戰略樞紐。五國內有鹹海，外邊界直達裏海，與土耳其和喬治亞隔裏海相望。西南則接壤另外一個超級產油氣大國伊朗，南邊則緊鄰阿富汗。

在地緣戰略上，伊朗連接世界四大重要區域，即南亞、中亞、西亞和俄羅斯。其中三方（中亞、西亞和俄羅斯）和伊朗本身都是世界核心的產油區，可以說這一區域掌握了世界能源、特別是石油的命脈，是世界諸強的必爭之地。

在美國已經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況下，如果美國再軍事佔領伊朗，那麼美國將具有空前有利的地緣優勢。首先，土耳其擁有親美政府，美國將利用土耳其隔黑海與俄羅斯和歐盟相望；其次，在海灣諸多伊斯蘭國家中，人民具有強烈的反美情緒，政府卻大多親美，譬如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美國已經佔有伊拉克，假設再佔領伊朗，那麼加上環海灣的親美的阿拉伯政權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聯酋等，波斯灣將整個成了美國的內湖，通過波斯灣往外運送石油的船隻必須經過的咽喉要道霍爾木茲海峽將輕而易舉的被美軍牢牢控制，這將成為美國完全獨霸世界的最重要的戰略性的一步。一旦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美國也就完全控制了世界能源的核心通道，不僅中國，連歐盟和日本都得乖乖向美國低頭。中國除了馬六甲之痛外，又會多一處霍爾木茲海峽之痛。這樣，從小亞細亞到中亞，從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到阿富汗，美國的勢力範圍將被打通，並連成一片，而且對中亞各國和南亞中國的盟邦巴基斯坦產生極大的震懾力，美國接著可以通過顏色革命來策反五個兄弟斯坦國家中的幾個，那麼中亞就可能產生雪崩效應，一個一個的國家倒向美國，那麼美國將成為全世界無以匹敵的霸主，其它國家受制於能源，被迫向美國低頭。因而伊朗問題是戰略關鍵，是戰略中心樞紐。美國的戰略學者一定會將這樣的觀點根植於心：「得伊朗者得天下」。伊朗發展核武器問題只是表象，北朝鮮在核武器問題上的發言和表現可要出格得多，最近甚至要威脅和美國打核大戰，但美國並沒有如關照伊朗一般關照朝鮮， 其根源就在於朝鮮的戰略樞紐地位和能源樞紐地位完全無法和伊朗相提並論。美國想吞噬伊朗的野心相當強，儘管在伊拉克美軍陷入泥淖，美軍短期內很難再發動一次大規模非法軍事入侵，但一塊大肥肉就在身邊卻不能吃是相當難受的，一定讓美國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垂涎三尺，寢食難安。美國對波斯灣的野心很有點象中國戰國時代的秦國，其野心和霸權是累積寸進的。當然美國不會象強秦那樣「秦王掃六合」，著眼於佔領和兼并其它強權，這在現代的國際條件下沒有那個可能。美國要做到的是佔領戰略樞紐和能源咽喉要道，因為美國右翼戰略家們完全明白當今世界一個道理：得戰略樞紐和能源咽喉要道者盡取天下。無論潛在敵國和競爭對手有多強，只要在全球範圍內控制了某些特定水域和要道，就可以讓對手的能源進出控制在美軍大兵手中。這些咽喉要道有：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直不羅陀海峽、蘇伊士運河、曼德海峽和巴拿馬運河等。美國的野心是完全控制以上咽喉要道，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達到美國永久霸權的戰略目標。美國在上述海域要麼通過軍事手段武力控制，要麼千方百計通過反恐和反海盜的機會要求進入某些區域，要麼以經濟貿易手段加以引誘，要麼通過支持某些區域的分裂勢力，以求亂中取利。其手段是多樣化的，具有前瞻性和高度戰略眼光的。

我們中國創辦的上海五國組織正是著眼於中國的戰略環境，從相對有利的西部走出去，建立穩定的中國、俄羅斯和中亞五國同盟，挫敗美國從西部通過顏色革命策反顛覆中亞五國，隔離孤立並最終武裝軍事佔領伊朗，進而實現最終獨霸世界能源控制通道的圖謀。另人欣喜的是原本並不被人重視的上海合作組織在美國的戰略逼迫下出現了准結盟的事態，使其成為中國戰略家一個偉大的傑作。伊朗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更是一個劃時代的戰略舉動，這清楚地表明了一個態度，那就是伊朗背後有中俄兩個大國，中俄決不允許美國顛覆和控制伊朗。筆者預估，伊朗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組織應當是指日可待。在伊朗問題上，中國和俄羅斯沒有任何退讓的空間，因為這涉及到雙方最最根本的國家利益。一旦伊朗被美國拿下，那麼中俄將輸得徹徹底底。因此中俄的聯合相當重要，任何一方都不應該讓對方單獨去跟美國對抗，自己卻因為不願與美直接對抗而在旁邊看熱鬧（吸取戰國時期六國被秦國各個擊破的教訓）。在聯合國安理會裡，雙方應對制裁伊朗的提案同時投下反對票，而不是一方反對，另一方棄權 （要提防美國把伊朗問題「伊拉克化」，也就是先制裁十年，在伊朗奄奄一息的時候最後發起進攻，也要防止美國在此問題上分化離間中俄）。中國通過五個斯坦兄弟國家延伸出去的勢力完全可以把伊朗拉進中亞合作組織的範圍內，並通過在阿拉伯半島上中國日益增加的經濟活動和經濟勢力與阿拉伯國家大亨和石油輸出國家建立長期友好關係，不說完全排除美國的影響力，但我們至少可以逐步稀釋美國在這一區域的絕對影響力，促進這一地區各國親華政治勢力的成長。未來10到15年，伊朗、中亞、阿拉伯半島和小亞細亞一定會成為美、歐、中、俄競爭的最激烈的區域。我國的最佳策略是：鼓勵多邊勢力介入（包括歐俄印日勢力），儘力防止單邊勢力霸權壟斷。

從西部邊界出發，用中國越來越強大的經濟力量打開我們的勢力範圍，細心而又耐心地運用多邊、雙邊合作機制，促進友華親華國家的產生。也許北、東、南邊界沒有給我們太大揮灑的空間，但走向西部廣袤的世界，我們會用中國和平崛起的力量打開一片雙贏和多贏的新天空。

http://zhiqiang.org/blog/366.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中國崛起策三：獨特的日本考驗中國的崛起©Liu Tao, July 19, 2006 @ 8:29 a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I. 中國奇特的鄰居：日本
著名的美國人類文化學家魯思·本尼迪克在其經典名著《菊與刀》里給我們描述了一幅奇特的場景，一個東方的島國民族，具有許多不可思議的獨特的民族特性，綜合了各種矛盾的心理特質，他們既謙遜有禮，又野蠻殘暴；他們既溫文儒雅，熱中於花道、茶道，又嗜血好鬥，酷愛劍道；他們既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仁義禮節的思想，又對本集團之外的弱勢成員極端的冷酷無情；他們的個子非常的矮小，但是在戰爭中卻驚人地頑強，能完成與其身材不相符合的超人般的軍事戰績，讓他們的對手即使在戰勝他們的情況下也對他們充滿著敬意。如果延著魯思·本尼迪克的邏輯再按照今天的情況推論下去，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今天依然具有無數充滿矛盾和另人驚奇的地方：他們是一個強大的經濟體，卻無法取得完全的國權；他們建立了經濟、高科技和金融帝國，在國際政治上卻是個不則不扣的侏儒；他們生活在亞洲，卻被視為西方，他們自己的民族心態上也把自己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他們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產出，卻擁有一個非常封閉的市場，外國的大公司老是抱怨無法進入日本的市場；他們被美國擊敗和軍事佔領，心裡卻無比崇拜美國……

其實，何止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充滿著矛盾，中日雙方的相互觀感也充滿著矛盾。具體說來，中日兩國和兩民族在審視對方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都很容易受到一種「自卑和自大」混合情結的影響。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常常把「小日本」一詞掛在口頭，以顯示對日本一種潛意識中的輕蔑，但對日本電器卻有超乎尋常的信任和偏愛；我們常常覺得日本文化是中華文化下的附屬文化產品，對其歷史和宗教不屑一顧，卻對日本成功的現代化羨慕無比，看到電視里G8峰會上眾多的西方元首中夾雜著一個黃種人的小矮個，我們心裡多半不是滋味。在海外的華人尤其能常常體會到這種複雜感情的交替，一方面覺得日本是「小」日本，個子矮小，身材短小，在西方傳播的所謂日本文化都是源自於中國（如盆栽、茶道），哪有什麼日本文化；另外一方面看到的卻是西方社會對日本人普遍的尊敬，日本海外遊客的超強的購買力和文明有禮，日本僑民在不同國家中的遵紀守法和次序井然，讓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成功和獨特之處。

日本人對中國的自大和輕蔑意識主要產生與19世紀末期中國急劇衰落的時期和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刻意宣傳一種論調：中國是個腐敗、沒落和沒有前途的國家，中國的民族也是一個自甘墮落的次等民族，敗壞了老祖宗遺留的豐厚家產。日本軍國主義者還開始從這個時期使用「支那」或「支那人」一詞，來故意貶低中國和中國人。這種輕視或是蔑視中國的情結今天依然很強烈地存在於日本的右翼之中，而比較少的提到的是日本對中國的「自卑」情結。其實，正如個體心理學一樣，民族集體心理學也有許多類似於個人的特點：那就是過分的自大往往來源於過分的自卑。譬如說為什麼日本右翼要刻意宣揚和維持一種「大和民族是優秀民族，中國人是落後民族」而不是去宣揚日本人優秀於韓國人、馬來人、寮國人、緬甸人、泰國人或是尼泊爾人，根源在於這種論調中暗含著比較和較勁的意思，也就是說，日本人要跟中國比，把中國看成是競爭對手。為什麼日本人要偏偏挑中國為競爭對手？因為中國是5000年來東亞主導的強權，無論是經濟上、政治上，或是文化上中國都長時間全局性地維持著領導地位。日本從隋唐以來的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驅動力就在於盡一切可能性學習先進的中國，然後伺機而動，在中國衰落的時候乘機攻入亞洲大陸，取中國而代之。在古代，中國廣袤的幅員、眾多的居民、富饒的資源和其整體國力是扶桑島國的居民難以超越的，發誓與中國比高低的古代日本居民在面對大陸中國時極容易產生一種島國的自卑感和壓力，因為難以超越中國，難以超越中國璀璨發達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文明，因而更難實現日本遠古以來進攻並佔領亞洲大陸的野心。今天的日本民族在集體民族意識中也積澱了一種對中國強烈的自卑情結，因為無論日本如何發達，但日本文化中無時無刻不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印記，包括藝術、書法、盆栽、禪宗和繪畫等，都滲透著中國文化宗教的深刻影響。甚至連日本文字都無法完全通過平假名和片假名來表達意思，必須藉助至少2000多個漢字日本人才能正確地溝通交流，而日本人在表示人名和地名時幾乎必須完全藉助漢字。在文化和文字上，日本人根本無法做到去中國化，中國文化已成了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這對於自恃甚高、時時刻刻要與中國人比高低的日本人來說構成了一種深刻的、無法驅除的自卑感。可以說，中國人面對日本人的自卑情結源於中國現實中相對的經濟落後，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比較容易自然地調整我們的心態，樹立對日本更加客觀的認識；相反日本人對中國的自卑情結是結構性的、根本性的，其根源在於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依賴性，幾乎很難完全調整過來。

II. 正確認識日本、了解日本，才能戰勝日本
人類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民族，在輸給對手后立即去學習對手，潛心專研對手，最後設法戰勝對手。日本在唐朝初期的海戰中被大唐海軍擊敗后，就立即派送遣唐使到中國，全方位地學習中國的文化、藝術、歷史和哲學，內心潛藏的暗流是有朝一日能夠戰勝中國。為了這樣長遠的民族目標，日本人可以等待、忍耐長達千餘年。二戰結束以後的第二天日本天皇在廢墟中就下達了派送留學生到美國留學的詔令，於是事前與美軍殊死搏鬥、讓美國人不得不投下原子彈以早日結束戰爭的日本人一下子變得文明有禮，謙遜好學，一批一批的日本人奔赴美國學習、訪問和旅遊，日本人想看看戰勝自己的美國是什麼樣子的，美國是如何能夠戰勝日本的。日本人學習對手再後來居上戰勝對手的歷史非常類似中國春秋末期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的故事，只是日本人更加能忍耐，更加懂得研究對手，了解對手甚至看破對手；日本人更加懂得為了一個長遠的目標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人類歷史上也很少有這樣的民族，在失敗的屈辱中和外來的挑戰中，能夠通過富有遠見的改良、革新和更新，能夠通過長遠的戰略和規劃把自己的國家有效地極為迅速地引向預定的發展方向，讓本民族重新贏得活力，煥發出青春的生機。日本的明治維新正記錄了一個這樣的歷史事件：一群政治精英，包括天皇、政府官員、部分議員和大量的策士和謀士，在日本內部分裂，大名幕府長時間割據統治、剝奪皇權，國內矛盾空前尖銳之際；在外有列強入侵，美國的炮艦打開了日本港口，其他列強席捲而來，日本面臨被瓜分亡國之時，日本的政治精英進行了出色的政治改革。他們精於算計，個個都堪稱是精算大師，知道日本該如何發展才能避開無數暗礁（比如如何應對國內不同階層的反對革新變革的勢力），知道日本該採取何種戰略去追趕西方，他們甚至能夠仔仔細細、認認真真地規劃每年該進行的改革，既讓日本每一年都能夠進一步現代化，又注意到國內民眾和各階層的承受能力，不讓過快冒進的改革招致過大的反對勢力而失敗；這群人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和理想，對日本國內保守勢力高唱的尊皇復古的意識形態不感興趣，對於許多意識形態和流派之爭也不關心，可以說，這一批人是「去理想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一個政治組合群體。如果說他們有理想的話，那就是一種純粹的政治實用主義的理想，讓日本強國，迅速現代化，戰勝中國，擠入西方列強行列，最終趕超和戰勝西方列強；這群人也富有遠見，富有戰略眼光，能夠高瞻遠矚，為日本國家利益不惜一切代價，他們知道日本需要什麼，日本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每當筆者讀到日本天皇明治維新這段歷史時，都不勝感慨，我們東方的這個鄰居太精明，太有戰略眼光，讀這段歷史時我常常聯想到今天的中國，因為在歷史中，特別是競爭對手或是敵人的歷史中，往往隱藏著我們成功的歷史鑰匙。筆者在兩年前觀看了一部國內的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后深受震動，因為這部電視劇的前半段中生動地表現了日本是如何通過明治維新走向強國之路的。電視里的明治天皇禮賢下士，主動到民間去訪問著名的謀略家（非常內似中國戰國時期的孟嘗君和春申君），其中最著名一位謀略家是福澤俞吉，他對明治的一番論述大意如下：中國是他青年時代最崇拜的國家，他曾熟讀中國的經典史籍，中國文化對他的影響非常之深；不過今天中國徹底腐敗墮落了，成為他最厭惡的國家，如同人類一切由盛轉衰的文化一樣，中國沒有前途，只有自甘墮落，滑下深淵。而日本民族，雖然地處東亞，但其民族心態，其奮發上進，其朝氣蓬勃，其青春活力，早以讓日本民族區別於中國和亞洲大陸其它各民族。日本的長遠國策是：脫離中國主導的、下沉的、腐朽的、沒有任何希望的亞洲大陸，加入到歐洲列強行列，學習他們，研究他們，趕超他們，這才是日本民族的更新之道路。這就是著名的脫亞入歐的策略。（希望大家在讀到這一段時能夠心平氣和，只有我們更好的了解日本這個民族，更好的了解日本人是如何看我們，我們才能有相應的對策，因為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電視里另外一個令我印象非常深的場景是：當時日本為了跟大清北洋水師作戰，欲從西歐國家購買先進的戰艦，但是日本國力在當時仍然有限，日本的國會百般阻撓通過購買軍艦的議案。明治天皇於是下詔令，為了購買外國軍艦，自己每天只吃一頓飯，節約的錢用來捐給國家買軍艦。明治天皇的舉動傳染般地感動了全日本的民眾，包括軍人、政府各界和一般老百姓，全國民眾自發集結捐款，節衣縮食，資助國家購買最先進的軍艦以戰勝大清水師。議會在全國的捐款風潮中也迅速通過了購買軍艦的議案。這時候電視畫面切轉到當時的紫禁城，慈禧太后的餐桌上已上了逾百道菜，慈禧太后依然不滿意，也在同一時候，滿清官員正在挪用巨額軍費為慈禧太后建頤和園慶壽……

對於這麼一個獨特的鄰居，這麼一個獨特的島國居民，我們應該加深了解和研究，積極和對方交往，吃透對方，才是我們應有的策略。在對日本的交往和競爭中，我們民族的心態往往不夠成熟，暴露出我們中華民族中一些固有的弱點，比如說前面講的自大和自卑情結的混合，我們很難做到以一種正常的心態（既不誇大也不縮小）去看待和對待日本，我們有時過於急燥，有過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忽略了對日關係對於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具體說來我們在對日關係中（無論是媒體還是普通公眾）有以下的一些盲點，影響了我們對日本的全面和綜合的認識：

我們的媒體對日本的二戰暴行報道很多，對現代日本的變化和發展報道得很少。二次世界大戰作為一個民族苦難的集體回憶，是永遠不應該被磨滅的。筆者也完全認為我們永遠不該忘記中華民族這段悲壯的歷史。但是，日本在二戰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建立了現代法制國家,還建立了現代的社會福利制度。筆者在德國生活期間常常能聽到德國人對日本的讚揚，甚至在社會學的課堂上學到社會保障、健康保險和平均壽命一課時，看到國別比較的統計圖表中日本甚至在很多領域大大超過了最先進的西方國家時，我也非常吃驚日本民族的上進、趕超的精神。我們除了對二戰日軍暴行的報導外，也應該與時俱進，加強對現代日本的報導，對日本是如何成功現代化多加報導，對日本在哪些方面作得比我們好多加報導。一個更加全面、綜合、客觀的日本觀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透徹的了解日本。
總的說來，我們對日本的文化、歷史和宗教的了解遠遠不如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了解。因為日本古代學習中國，直到今天日本依然熱中於研究中國的一切，包括文化、歷史、哲學、宗教和現代中國。日本人充分發揮了細緻、縝密的特點，對中國的經史典籍的研究之深超出我們的想象，日本人甚至能將三國和«孫子兵法»運用到現代的企業管理中去。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的水平在國際歷史學界曾一度超越中國本身，這真是令人震驚。由於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我們中國人往往不想或是不屑於去了解日本文化。其實日本文化在結合了中國文化的許多因素后也發展出了自身文化的許多特點。日本的神道教更是大大的不同於中國的宗教文化，對於現代日本人的生活、思想和行為模式有非常大的影響。我們對日本文化了解較少，就不利於我們同日本人的交往和競爭，就象相互比賽競爭的兩個人或兩支隊伍一樣，只有摸清對方的狀況，才有可能戰勝對手。日本對中國的了解對比中國對日本的了解是完全不對稱的，這也是日本人在商業談判和貿易爭端中常常能抓住中方弱點的原因，因為他們太了解中國人，而且會投入大量時間去研究中國談判對手的優點和弱點。我們迫切需要全面地去了解和研究日本民族的文化、歷史、神道宗教、性格特點、心理特徵，這一點非常重要。
有時候我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過強，反而會讓我們很難正確認識到中日關係的複雜性。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防礙了我們客觀、冷靜和理性地去認識日本民族，也防礙了我們制定理性的策略來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說去年的反日遊行，筆者身在德國，親眼目睹了西方媒體對中國遊行由一開始保持一定的同情態度，對日本否定歷史頗有微詞，一步步轉化為對中國的負面報道，當電視畫面上傳來部分激烈的標語如「核彈滅日本」和「擊沉日本島」時，當少數遊行群眾向日本領事館和日本料理餐館投擲石塊磚塊時，當部分遊行者腳踹某些商店店鋪時，西方媒體幾乎眾口一詞批評中國煽動民族主義並通過反日來轉移國內社會矛盾的視線。於是少數人的極端行為和出格行為讓一場大多數人都很理性溫和的遊行蒙受形象的損失，更為可惜的是，通過理性、和平和文明的示威運動我們原本可以把我們正當的訴求和日本右翼篡改歷史的惡劣行為通過現代傳媒迅速傳往全球各地，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對日本修改二戰歷史的警惕，讓中國形象加分，讓日本的國際形象蒙受灰塵（筆者將開闢專文來談國際形象和國家軟實力對中國崛起的重要意義），然而激烈的民族主義讓各國感到驚恐，加深了西方世界中國威脅論的印象，反而轉移了大家對事件起因本身的關注，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事後日本國內的反應非常令人回味，日本也發生了極右翼勢力威脅中國領館的事件，也發生過一起反中國的遊行，但人數很少，只有200多人，成不了大氣候。縱觀整個日本社會的反應，應該說日本社會充分表現出一種現代化社會的成熟，絕大多數被採訪的人都表現出低調、冷靜，談話也不是那麼激動，沒有表現出受激后的強烈情緒，不少人只是淡淡地說道：中國缺乏平衡的新聞報道，而日本是一個民主社會，有各種各樣觀點不同的報道，因而民眾有全面正確的判斷力，不容易產生激烈的思想。說實在的，如果日本國內發生同中國同樣的遊行和暴力事件，反而讓人不會那麼擔心，然而日本社會普遍冷靜和理性的反應，更值得我們警惕，因為這證明了日本人更加懂得國際慣例和國際社會普遍的文明準則，更加有理智，因而能更加有效地向國際社會傳達自己的觀點。在未來的東海油田開發和釣魚島群島之爭中，如何了解、熟悉、運用國際法和國際準則，如何有效地將我國正義的立場傳達到國際社會，如何贏得國際社會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對於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正如筆者在國外接觸到的日本學生和在各旅遊區見到的日本遊客一樣，日本人非常文明禮貌，素質非常高，日本人在國外開的商店、旅店和餐廳一般都非常乾淨衛生、整潔有序，他們普遍懂得西方的社交習慣和文明禮儀。我在國外見到成群結隊、井然有序的日本遊客一隊一隊從我身邊經過時，我常常覺得這是一個令人可畏的民族，其可畏之處在於他們高度的與國際社會接軌，自身也達到高度的文明程度，卻又同時把東方團隊集體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文明，有時候也是一種力量，一種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力量。當今世界的競爭已經脫離了叢林時代的單純比較力氣、爭強鬥狠的時代，當今的世界甚至已經不是100年前那種單純靠軍事鬥爭、斗得你死我活的時代了。軍事實力固然重要，戰爭也還會發生，但當今世界總的來說已經進入文明競爭的時代了，未來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全面大戰和核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雙方競爭的將是GDP、人均GDP、科學技術水平、人均壽命、社會分配的平均程度、人均所得、國家的整體綜合國力以及國民整體的文明程度。我們新一代的中國人，生活在中國上升和崛起的時代，應當更加能樹立這樣的民族精神，我們要跟日本進行文明競爭，要將競爭重點從簡單激烈地表達民族情緒轉向綜合國力和文明程度的競爭中去，我們也要培養冷靜理智的愛國主義，而不是極端的民族主義，懂得一切從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解決問題。
不要諱談學習日本。在中國當前的民意環境中，談學習日本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正是因為這樣，才反映了我們認識日本上的又一大誤區。日本民族是全世界最擅長學習的民族，日本在古代學習中國，在現代學習西方，一旦開始學習，日本人總是全身心投入，去掌握對方先進文化的精髓和要義，甚至掌握了對方的弱點。日本學習我們那麼多東西，並反過來要超越和戰勝我們，我們為什麼要諱談學習日本？日本好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學習，不僅要學習，還應該全面地去了解、研究日本，在國家財政狀況允許下，我們應當多加投入，培養全面的知日派和日本研究專家，建立專門的日本研究機構，全面收集日本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意調查數據，並建立資料庫進行全面的日本研究分析，充分做到認識日本，了解日本，研究透日本，才有可能談得上戰勝日本。

III. 東亞的歷史與今天
綜觀中日兩國歷史，在19世紀中國急劇衰落之前，中國一直是東亞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主導性大國，日本跟中國相比不是等同量極的對手。19世紀中後期中國日本同時被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國門，幾乎也在同一時期雙方都進行改良革新（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成功的革新迅速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並於1894年擊敗中國。以此為標誌，東亞數千年來以中華為核心的朝貢體系被打破。而我國則開始進入了更加多災多難的歷史,不僅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凌，還受到中國向來都瞧不上眼的蕞爾小國日本的欺辱，日本侵華的殘酷程度遠超過其它任何西方列強，為我們民族留下了苦難深重的集體歷史記憶。以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定為標誌，東亞歷史進入了日強中弱，日升中衰的局面，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平衡局面被正式打破，整個亞洲都籠罩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陰影之下，一直到二戰的結束。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迅速從廢墟中崛起，從一個被擊敗的軍事帝國轉而成功地躍升為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強國。1952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還僅佔英國和法國的1/3，十年後的1962其GNP就超過了法國，1967年和1968年則先後超過了英國和德國，從此長期穩坐資本主義第二號經濟強權的寶座。1980年代日本經濟咄咄逼人地在全世界發起攻勢，「日本天下第一」，「億萬國民皆為中產階級」，「日本經濟殖民美國」的口號喊得滿天響，西方媒體也驚呼「日本人來了！」。關於日本崛起、日本強大和日本威脅甚至是日本經濟征服世界的報道不絕於西方媒體，日本人的信心也空前地爆棚。同一時期中國也結束了百年內亂，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中國人的凝聚力得到大大的加強，擰成了一股繩，中國既不依賴蘇聯，也不依賴美國，獨立自主地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極。但由於計劃經濟的嚴重僵化失靈，中國的閉關鎖國，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將中國帶入了十年浩劫，中國雖然成為令世界尊重的一支獨立自主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在經濟和科技水平上中國和日本的距離被大大地拉開了。在這一歷史時期，出現了東亞一個獨特的歷史現象，那就是日本崛起為經濟、科技強權，中國在有限的國力下通過毛主席的宏觀大戰略也成為世界政治中僅次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第三極。

1979年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國門，採取了改革開放的國策，揭開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序幕。1990年日本的經濟擴張的勢力達到頂峰，然後就經歷了痛苦而又漫長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經濟快速增長背後隱藏的許多泡沫被一一戳破，經濟結構性危機全面爆發，日本人的信心大大受挫，悲觀失望的情緒在日本蔓延。而中國在1992年鄧公南巡確立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宏觀經濟取得了長時間的高速發展，在中國產生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迹。進入2000年以後，中國熱在全世界發燒，可以說是熱浪滾滾，中國的和平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筆者身在德國，長期閱讀德文媒體（含德國、奧地利和瑞士媒體）和英文媒體（主要是美國和英國的報刊和雜誌），筆者也長期在夜校教授業餘中文課，以親眼所讀和所見見證了中國的崛起是如何一年一年越來越引起西方世界矚目，中國熱是如何在西方社會擴展開來的。特別是近兩年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大大增加，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經濟的世界性意義已成為西方媒體的重要中心話題之一，相對而言日本在西方媒體中被報道的數量遠遠不及中國。中日兩國的位置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發生了巧妙的互換，中國彷彿就是二十年前的日本，只是中國是以13億人口在崛起，其歷史意義將遠遠超過日本崛起。筆者在剛剛參加的一場在英國的學術討論會上聽到一位英國教授說：「現在（在英國,筆者注）日本學生都在抱怨沒有人再關心日本，大家談論的都是中國。」這種現象不光發生在英國，在德國和其它歐洲國家情況也是相同的。

當然日本的衰落只是相對的，日本的國民產值依然龐大，科技依然高度發達，是毫無疑問的世界經濟強權。長期的經濟不振導致日本人自信心下降，也導致了右翼勢力有所抬頭，民族主義思想在回升，日本越來越想謀求與自己經濟和科技實力相匹配的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而相應的，已經是政治和軍事大國的中國正在通過經濟爆發性的增長來謀取世界經濟和科技大國地位。東亞進入了千古未有的新變局，既非中強日弱，也非中弱日強，而是雙雄並立。中國和日本同處東亞，卻同時具備成為世界新興超級大國的潛力，這種基本局面將在未來15到20年時間難以被撼動。

IV. 中日關係的戰略性分析
我們在分析中日關係時，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日本整體化，當成鐵板一塊。按照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大家尼科拉斯•盧曼的觀點：現代社會和現代化國家是高度複雜、高度分化和高度異質的社會。由於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社會分化成各個不同的系統，相對應的，社會也分化成思想不同、利益相異，個體化和多源化的社會利益集團、理論集團和政治集團。因而不存在完全統一化、同質化的日本人，而存在著不同的日本利益、社會、論述和政治團體。對於一個國家全面而又分類的了解有助於讓我們把握日本的主要政治和意識形態思潮，從而有助於我們大致勾畫出一國將來可能發展的趨勢，為我所用。根據日本主流群體對待中國的態度，我們大致可以把主要的日本政治和政黨團體分為：（1）知華派和親華派，如前日本外相田中真紀子，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士；（2）中立派和國家實用主義派，主張同美國和中國等距交往，不偏向特定一方，目前的日本民主黨基本持這一立場，如小澤一郎；（3）主張日本成為世界獨立的一極，從以前的脫亞入歐到現在的脫歐返亞，與中國建立正常的，略親近於美國的互動關係，這種觀點常見於一些日本的戰略研究者；（4）主張對中國強硬、不屈服於中國，但依然要與中國保持一定良好經濟貿易關係的日本中間偏右翼勢力，當前日本的小泉首相和麻生外相大致可划入這一類別；（5）極端右翼勢力，主張不惜與中國一戰，主張完全顛覆二戰歷史觀和東京大審判的狂妄的民族主義勢力。這批人往往既反中也反美，急切地想從美國手中奪回國權，趕走東京灣和沖繩群島的美軍，迅速武裝日本為核武器大國，其代表人物有當前擔任東京市市長的臭名昭著的石原慎太郎。

以上五個類別的人，除了第四、五個類別以外，我們都應當積極交往，積極促進日本友華和親華勢力的成長，更要與大量日本的民間團體和經濟貿易團體建立友好互動的關係，對第四個類別的我們則要加以區別，保持適度交往，也要以經濟和外交手段為槓桿，對其中的頑固分子施加壓力。下面我要著重談談第五個類別。

第五個類別的極端右翼分子在二戰以後在日本屬於邊緣團體，只佔有很少的一部分。但是1990年代末期以來，特別是小泉上台以來，由於各種各樣國內國外的因素譬如經濟長期衰退、戰後第三代日本青年要求國家獨立自主的思潮等，也由於日本的某些右翼媒體集中報道中國的反日活動和反日遊行，導致右翼勢力的抬頭，親中勢力卻大幅度下降。石原慎太郎當選為東京都知事（市長）就是日本右翼勢力上升的標誌。雖然，我們在當前的狀況下不能誇張地認為右翼勢力已經佔據主流（一般認為極右翼勢力在日本低於總人口的10%），但是我們不能低估這批極端勢力的危險性。

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兩次中斷和干擾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第一次是從1860年代到1890年代中國通過洋務運動開始邁向現代化的門檻，日本迫切需要通過挑釁的戰爭來打斷中國現代化的嘗試。日本的軍事冒險取得了成功，中國丟失了土地，賠盡了國庫里的白銀（兩萬萬兩），洋務運動的成就被活生生地扼殺。一次是1927到1937年這段時期，當時的國民政府抓住了10年時間，讓中國的民族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在長江中下游一帶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儘管期間日軍多次製造事變干擾，但是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和民族工業還是頑強地發展起來了。日本陸軍部的陰謀家顯然按耐不住，深恐中國發展起來重新強盛，於是盡一切機會挑釁中國，並最終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中國這兩次的悲慘經歷不僅是國民生命、財產和經濟實力的空前損失，更是中國強國之路的大逆轉，今天我們回憶起這兩段歷史，仍是無窮的痛苦和遺恨。日本當時的戰略判斷是：中國是弱國，卻是大國，中國可以一敗再敗，但是一旦中國有時間得到喘息和發展，日本徵服亞洲大陸的野心就會前功盡棄，因為日本雖是強國，卻是小國，只要戰略上輸一次，就可能全部輸掉，因而日本要把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化儘可能地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

今天的日本右翼雖然改頭換面，但其基本模式、基本思維方式未變。中國雖然歷經許多彎路和磨難，但只要真正一踏上現代化道路，腳踏實地地發展起來，日本右翼搞亂中國的野心就會永永遠遠宣告破產。1979年中國正是踏上了這麼一條道路，這一年，堪稱是中國歷史的偉大轉折點，中國和平崛起元年。經過28年持之以恆、韜光養晦、專註地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高，中國經濟和中國民眾的動力和內在能量被徹底地調動了起來，中國經濟以自己運行的規律勢不可擋地在發展，可以這麼說，中國歷史擺脫了百年來的晦氣，中國好運的時代來臨了。而正是中國這樣迅猛的發展讓日本的極右翼勢力坐卧不安，寢食難寧，中國在短時間裡奪去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光環和日本在全球各地的經濟影響力更是讓日本右翼嫉妒。日本極右翼勢力毫不掩飾地在國內討論應當如何阻撓中國迅速、全方位地崛起，他們當然清楚全面軍事侵略中國在今天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其陰險的盤算尤其值得今天我們中國的政治家、戰略家和普通愛國民眾的高度重視。具體說來，日本極端的右翼分子常見的討論有：（1）通過支持台獨、藏獨來干擾中國，讓中國周邊麻煩不斷，牽涉中國和平發展建設；（2）不斷在釣魚島和東海油氣田有爭議區挑起小規模衝突，分散中國經濟建設的精力；（3）全面拉攏美國老大來共同對付中國；（4）通過一些極端行動（如登釣魚島）和極端言辭（如故意散布辱華言論）刺激中國國內民族主義高漲，進而通過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如反日言論和反日遊行等等來影響日本的民意，爭取以此擴大選票和議席，擴張右翼政治勢力和版圖，從中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5）不惜在東海和釣魚島掀起一場局部的小規模戰爭，爭取說服美國參戰，通過美日聯合軍事攻擊挫傷中國上升的蓬勃的士氣和信心。以上種種手段可以綜合運用，其險惡用心在於第三次打斷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當然日本右翼勢力上述構思其實現可能性是很低的，今天的日本不是20世紀初的日本，民眾的判斷力、社會的多源化和民主制度的制約讓極端的行為很難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中日經濟上的一體化和整合更是讓雙方互相依賴。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日本只是美國的棋子，美國可不是日本的棋子，主人是不那麼好被奴僕糊弄的。美國雖然也想圍堵中國，但那僅僅限於戰略上的圍堵和限制，是一種軟圍堵，另外筆者在策一中已經談到中美雙方是世界兩大經濟火車頭，雙方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美商在中國也具有重大的商業利益，中美在朝鮮、伊朗、蘇丹等問題上的合作也對全球和平至關重要，美國絕不會為了日本右翼愚蠢的意識形態獻上美國大兵的性命和中國進行熱戰。

但是這並不表明我們無須提防日本右翼勢力的蠢動，因為這批人往往是狂熱分子，具有精神癲狂的極端特性，有時為了目的會不惜一切手段，他們想要擾亂和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願望比美國右翼還要強烈和迫切得多。日本民族的傳統宗教是他們最大的精神力量的來源，他們根據神道教認為日本民族是天造大神直接創造的民族，因而優越於其它民族，特別是優越於其它亞洲民族。他們不甘心臣服於中國領導下的亞洲新次序，不甘於中國重新回到亞洲乃至世界的中心位置。他們未必能製造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事變，但一定會掀起干擾性的爭端和波瀾。

我國總體的戰略應當是：力爭排除一切干擾，抓緊一切有利時機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當前中國總體的發展形式相當有利，是1840年以來中國最好的時期，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亞洲和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當前中國的大局是求一個「穩」字，不僅是國內政局之穩定，更是國際周邊環境的穩定，只要再穩定發展15到20年，我們就能向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穩步邁進，使綜合國力得到大大提升；日本右翼則求一個「亂」字，搞亂中國周邊環境，搞亂中國政局，乘機渾水摸魚，其一切手段都始終不離其讓中國前進的道路發生逆轉，打斷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進程的險惡目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有大局觀和高度的戰略觀，不求馬上進行一城一池的爭奪決戰，不要急於統一台灣，不要急於因為釣魚島與美日全面開戰，不要對日本右翼的每一個小動作都睚眥必報。15到20年只是人類社會短短的一段時光，但這15到20年卻濃縮了我們中華民族150年來的苦難、悲痛、不屈、堅韌、光榮和夢想，凝聚了多少仁人志士為強我中華而獻出的鮮血和追求。我們排除了一切干擾，抓住了中華民族這段最重要的時期全力發展，取得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成功，就是對日本右翼勢力最強烈、最有力的回擊。什麼能讓日本右翼勢力痛苦、徹底絕望？不是鬥嘴的言辭，不是衝動的民族主義，而是理智、冷靜、堅韌、剛毅、一步一步地向中國崛起的最高目標邁進，如果中國走到了那一步，逐步在綜合國力上與日本拉開差距，反而會贏得包括日本右翼勢力在內的日本民眾的尊敬和佩服。日本民族是一個相信實力、臣服實力，而較少篤通道德的民族，美國打趴了日本，日本就崇敬美國，日本從不敢在珍珠港這段歷史上翻案，卻時時刻刻想對侵略亞洲各國歷史翻案，歸跟結底是實力使然。要讓日本人服氣，必須靠我們的實力和堅持不邂的努力。設想中國的綜合國力接近甚至超過美國之時，也就是日本右翼勢力煙消雲散之刻，那時候的亞洲反而更能取得和平，不過那將是在中國主導下的亞洲新次序和亞洲新和平，亞洲會向歐洲聯盟那樣邁向一個新型的亞洲聯盟。中國和日本也有可能實現歷史性民族大和解，中國和日本未來的關係將類似德國和奧地利、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中國是富裕文明、現代化的超級大國，日本或許按人均水平依然更加富裕現代化，但跟中國相比則是一個較小的經濟體和政治力量。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讓中日反而易於和諧相處，反而能保證亞洲諸國共同的和平發展。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和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在他的系列預測中國的叢書里如«中國，出租中»、«力用中國»和«競爭中國»中一再預見到：日本超過中國是個歷史的異態，隨著中國史無前例的龐大的工業化的基本完成，東亞的歷史自然而然地要回到歷史的常態–即中強日弱的局面，日本要作好準備，成為八分之一國家（即其國民生產總值50年後只有中國的1/8）。這句話雖然有些誇張，但基本反映未來的大趨勢。中國和日本相比最大的優勢是：時間在中國一邊。今天的中國正如梁啟超筆下所期待的那樣，是青春的中國，其朝氣勃發，其旺盛的活力，其大國氣度，都是日見衰老的日本無法相比的。中國每過一年，就壯大一分，我們的對手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的崛起上升。日本鼎盛時代1980年代已經過去，中國強盛的時代已經到來，並將隨著中國的繼續飛躍發展而更加的波瀾壯闊。時間，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是日本右翼最大的惡夢！真是天佑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圍棋中常常有這樣一種棋局，一方為著急吃一個子，而輸掉一大片，進而滿盤皆輸。我們應著眼於先下贏整盤大棋，然後把想要吃的子從容不迫地逐個提掉。這盤大棋局就是中國崛起的棋局，下贏的關鍵就在於看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耐心和智慧下好每一步棋了。

http://zhiqiang.org/blog/375.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備註：筆者不是研究日本的專家，只是平時非常關心有關日本的書籍、報道和新聞，始終覺得日本是我們中國現代化上的一道坎，一道必須跨越的坎，他考驗著我們中華民族的智慧、理性和耐性，甚至考驗我們現代化是否能成功。盼望在日留學的中國學生更多的出來撰文，為國謀划，畢竟他們有著更為得天獨厚的條件：通日語，了解日本人的精神、性格特點和文化，了解日本社會的報紙、刊物、網上論壇和學校課堂是如何看待、研究和分析中國的。希望有志者多多地出來為國家策劃、效力。本人作為一個不通日語的門外漢權當用這篇文章來拋磚引玉吧。

中國崛起策四：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Liu Tao, July 24, 2006 @ 10:42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讀到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衝突»以及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的時候，無論讀者是否完全贊同其觀點，都不得不佩服這些作者站得高，看得遠，能從汗牛充棟的千千萬萬的書籍、思想和觀點中看到問題的核心和本質，能從一個很高的宏觀的角度看到絕大多數人看不到的根本性的和戰略性的東西。以上的人名和書名還可以繼續羅列下去，美國不僅出戰略學者，還出高瞻遠矚的戰略家、出色的戰略研究智庫和卓有遠見的政治學者，美國之所以強大，僅僅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是有其必然性的，一個能不斷產生傑出戰略家、理論家和研究者的國家一定是一個具有龐大綜合國力的國家，其民族也一定是一個能洞見明天和未來的民族。

當今世界一超多強，除了美國是超級大國以外，其他強權分別有俄羅斯，中國，日本，印度，巴西和英法德。真正能夠對美國超級大國地位構成挑戰的是歐洲聯盟、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其原因在於當今世界的大國或是超級大國一定要有比較遼闊的幅員、龐大的人口和較為寬闊的戰略縱深。龐大的人口在過去往往被視為現代化的障礙和羈絆，在進入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時代這樣的觀念被大大地改變了，因為一個國家能夠合理承載的龐大人口往往也意味著龐大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龐大的市場和龐大的經濟產出和容量，西德和日本追趕美國最終沒有追上的原因主要不在於德日的國家經濟戰略上有什麼失誤，也不是德國人和日本人不如美國人，相反從經濟增長速度和個人經濟產出的角度來說德國和日本都達到了一個象他們那樣大的國家的極限，日德之所以沒有能夠超越美國其根本原因正如筆者在策一中所指出的那樣，人口規模較小，國內市場規模狹小，市場容量容易達到飽和線是日德後繼乏力的根本原因。歐洲聯盟整合最初的主要目的也在於要消除關稅壁壘，消除進出口的市場障礙，統一貨幣，這樣，狹小的德國市場、法國市場、英國市場、義大利市場、西班牙市場等就延伸為一個四億人口的歐洲大市場。現在國際上熱談的金磚四國（BRIC countries，分別指的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因為四國開頭的英文字母拼寫出來正好是英文中的金磚的意思，故此四國被稱為金磚四國，意為四國金光閃閃，是世界經濟的新希望）正好都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其中俄羅斯是地跨歐亞兩洲的大國，巴西是南美大國，印度是南亞大國，中國則是東亞大國。中國1979年實施了改革開放國策；俄羅斯、東歐和其它獨聯體國家1990年通過政治變遷融入了世界；印度1991年放棄甘地和尼赫魯以來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採取了市場經濟，以上的事件從未來的歷史角度來看都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中國、印度、俄羅斯、東歐和獨聯體有近30億人口加入了世界市場，而這一段時期也正好是歐盟加速整合、全球化方興未艾並且繼續蓬勃發展的時期。以上提到的這些能對美國超級大國地位構成挑戰的國家，其中又可以再繼續劃分，對美國霸權地位最具挑戰性的是歐盟、中國和印度，因為從幅員、人口和潛力的角度來看這三個區域和國家都具有非常大的經濟潛能。一旦歐盟能完全整合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合眾國，那麼歐洲馬上就能終結美國單極單超的地位，因為歐洲聯盟25國的經濟產出合在一起已經超過了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高科技研發能力上歐盟略落後於美國，但卻完全具有趕超的實力；文化和軟實力上歐盟一點也不輸給美國，歐洲關於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和尊重人權的思想對世界各地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力；只有在軍事上和國防上歐洲聯盟仍然遠遠輸於美國。鑒於歐洲已經統一了貨幣，從而邁出歷史性的一步，美國防範歐洲建立獨立防務體系真正走向世界一極的戒心是很重的。美國通過分化歐洲內部，人為地區分所謂的老歐洲和新歐洲，與歐洲一些國家的右派執政政府建立起親密的關係，再加上歐洲民族國家歷史上的衝突和矛盾以及文化價值觀的不同，歐洲要真正地邁向一個歐洲合眾國，成為真正獨立的世界一級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其未來有太多的不確定性。（筆者將開闢專文談中國的歐盟策略。）

除去歐盟之外，中國很自然的成為美國戰略防範的重中之重。在這裡，我們要區別兩個重要的不同的概念，那就是美國當前的地緣政策的重點和美國戰略防範的重點。

美國當前的地緣政策的重點不在中國，也不在東亞。美國人往往是從全球（global）的角度出發看待世界的。布熱津斯基非常精確地闡述到，世界的中心不在美國所處的美洲，而是在亞歐大陸。那麼亞歐大陸的中心在那裡呢?如果我們翻開一本世界地圖冊仔細觀察，在兩大洲中間粗粗丈量一下，我們會發現亞歐大陸的中心大約在近東小亞細亞一帶。恰恰這裡是世界三大文明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這一帶可以說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區域；這裡也恰恰是當前世界衝突熱點地區，美國入侵伊拉克、伊朗核武器問題、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軍事衝突都發生在這一地區；同一區域恰恰也是全世界重要的產油區，沿波斯灣形成了一個環形的產油帶，這裡也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所在地；同時，這一地區也是全球幾條最重要的核心咽喉要道所處的地區，如霍爾木茲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和蘇伊士運河等。中東無疑是美國當前地緣政策的核心樞紐，亞洲大陸和歐洲大陸則是護衛美國這個地緣核心區域的兩條重要支柱，在亞歐大陸之外美國又各有一個鐵桿的島國盟友英國和日本，作為具有相當實力的軍事和防務夥伴牽制和平衡亞歐大陸上的偏離美國國家利益的陸權國家。

美國的長遠戰略防衛在於阻撓全球範圍內出現挑戰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國家，根據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美國長遠的軍事戰略，中國自然而然成為美國戰略防範的重點甚至是核心。一般認為如果中國能夠按照現在經濟增長的規模和速度持續發展下去的話，並且中國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注意到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注意到經濟、社會和環境保護的和諧發展，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按照購買力計算（考慮到經濟增長時期貨幣升值的因素）將在未來20到30年趕上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當然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是多方面的，我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差距定義為經濟鴻溝、金融市場鴻溝、高科技鴻溝、體制鴻溝和軟實力鴻溝。中美間的經濟鴻溝將是隨著中國的崛起第一個被填平的鴻溝，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大幅度躍升中國也一定會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場，成為國際金融資本投資的重鎮；中國也必定會經歷技術創新和高科技的崛起，不過這兩個鴻溝被填平的時間要略晚於經濟鴻溝的填平。差距較大的是體制鴻溝，美國有著健全的法律制度、民主監督制度和權利制衡機制，美國也有著全世界最好的管理制度（比如健全的企業管理、金融管理），中國如何按照自己的國情漸進地、穩定有序地進行行政體制改革將是保證中國能夠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關鍵。筆者認為體制鴻溝將是第四個被填平的鴻溝。最後一個鴻溝是最難被填平的一個鴻溝，美國儘管因為伊拉克戰爭和其單邊霸權主義在全世界的形象大大受損失，道義資源有所下降，但是美國依然擁有強大的軟實力，美國在全世界所推廣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以及法制和人權雖然帶有單邊主義色彩，但依然不失為一種良好的現代化模式，是地球上絕大多數國家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無法繞開的重要話題。大家反感的是美國的霸權主義的侵略行徑和不顧各國歷史、宗教和文化的複雜性而推行強行輸出，但很少有人會反對美國模式的本身，譬如說很少有國家或學者會提出一種模式，完全反對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制國家，也沒有一種新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超越了上述制度安排。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是在向國際公認的現代化目標發展。我們能否在硬實力趕上和超越西方后，既按照國際公認的現代化模式進行進一步的體制接軌，又能綜合東方的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超越，在現有國際規範的基礎上創造出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如果我們能作到這一點，那麼中國的現代化就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義，中國的崛起不再只是在現有西方現代化路徑和框架之內的「趕超型」現代化，而將成為一種「創新型」現代化，中國將參與形塑世界文化，或者說中國的文化或模式不再只是中國的，而是世界的（not only Chinese, but global）。要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因而軟實力鴻溝將是最後一個被填平的鴻溝（筆者將專門談論如何建構中國的軟實力）。無論如何，美國維持了超過半世紀之久的絕對霸權優勢將在各個領域受到崛起的中國的衝擊，這是美國從1945年以來從來沒有遇到的全新的局面。

在歷史上美國對華的關係呈現出一種交往和圍堵的循環交替，大致可劃分為1927-1945年的交往期（美國支持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並在抗日戰爭期間成為與中國並肩戰鬥的盟友）；1949-1972年的圍堵期（美國出於反共的意識形態建立戰略鏈條包圍紅色中國）；1972-1989年的交往期（出於毛主席的大戰略，中美關係得到改善，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大大拉近了中國和西方的距離，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與中國積極地交往）；1989-2000年的先圍堵后交往期（冷戰結束和中國國內的事件導致美國重新圍堵中國，但是由於中國經濟地位的崛起和中美經濟關係日漸重要，美國在柯林頓總統的第二任期重新加強同中國的交往）。2001年到今天，美國實際上發展出了一種新型的對華「圍交」政策（congagement policy），也就是美國人面對自己眼中複雜的中國，採取了既圍堵（containment）又交往（engagement）的政策，在經濟和貿易層面美國加強同中國的交往，在軍事和戰略層面遏止和圍堵中國，防止中國成為美國的全球戰略競爭對手。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矛盾的對華政策？其根源在於美國面對一個全面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自身陷入了一個巨大的困境。如何判斷中國，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國究竟是美國的敵人，還是好夥伴，或者是戰略競爭對手？這些問題對於美國國內的戰略學者來說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中國的崛起不同於20世紀以來的任何一個強權的崛起，譬如20世紀上半葉軍國主義的德國和日本的崛起掀起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一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20世紀中期蘇聯的崛起掀起了兩大軍事集團及其附屬國家近半個世紀的冷戰；1970年代以來西德和日本的經濟崛起是資本主義體制內的經濟權利版圖的重新劃分，對於美國來說沒有太大的不適應和不協調。而目前中國的崛起顯然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類強權的崛起，一方面中國採取市場經濟並通過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市場，另外一方面中國的政治體制和西方國家還是有明顯差異。美國感到非常難以判斷中美關係及其發展前景。

美國最為傑出的對中國的判斷產生於2005年9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的對華政策講話，佐利克在這篇談話中除了按照美國的一貫立場重彈老調，敦促中國進行司法改革，保障人權，擴大中國公民的民主參與外，還提出了許多非常重要的對華政策的新思維。比如說佐利克提出中國應當在國際社會擔當「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 holder)的角色，呼籲中國不要僅僅把自己當作是國際社會的成員，而應當承擔更多、更大的國際責任。這等於是美國政府間接承認了中國世界性大國地位，美國已經認識到了中國在全球性事務中的夥伴地位，沒有中國的參與許多世界性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佐利克表示，「把中國與20世紀40年代的蘇聯相提並論是錯誤的，中國既不謀求傳播激進、反美的意識形態，也不認為自己要跟資本主義展開殊死搏鬥。」他還補充到：「最重要的是，中國並不認為它的未來取決於推翻國際體系的根本秩序。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斷定，中國的成就取決於是否跟現代世界建立密切聯繫。」我想，這大概是美國的戰略學者對「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一問題所作出最為精彩的回答，這段談話包含以下的新信息：（1）美國把中國與世界上激進的反美政權第一次清晰地分開了；（2）美國認識到，中國不再實施激進的革命意思形態，或致力於革命意識形態的輸出；（3）美國看到，中國的崛起不是致力於顛覆現存的國際次序和國際體系，而是要融入國際社會；（4）美國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國際貿易體系內、世界經濟體系內的「體制內」現代化，它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與國際社會緊密相聯。最後佐利克仍然不忘提醒中國政治改革，認為真正的好朋友不能光靠緊密的經濟聯繫，還要依靠政治制度的接近和價值觀念的相同。拋開美國人熱中於輸出美國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不談，這是一篇很有遠見的宣示，非常清晰地闡明了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定義和判斷，也表示了對上升中的中國積極的態度，我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佐利克的談話都將是美國認識中國的思想基礎。我們不應當把佐利克的談話看成是一篇普通的講話，而是對華的戰略性宣言。當然，美國是一個分權制的國家，除了宣示積極引導中國加入國際社會以外，美國的五角大樓也會同時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積極的遊說美國政府軍事圍堵中國。美國在加強與中國的接觸的同時遏止中國的力度不會變弱，只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逐漸加強。「圍堵加交往」很有可能是美國在未來較長一個時期的對華戰略。

鑒於網際網路路上對於中美關係的策略和中美大棋局的討論已經非常豐富，而且由於中國國內對美關係的高度重視，大家對美國的了解程度很高，在這裡筆者不打算對中美關係的方方面面進行長篇大論，而只是想談談中國該有何種對美的戰略。論壇上和新聞中分析得非常多的是美國對華的戰略，而反過來，對中國該有何種對美的戰略討論得卻非常少。筆者認為，未來15到20年是中國崛起的最關鍵的時期，如何處理好同當今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關係至關重要，這不僅取決於美國怎麼認識、定義我們，也取決於我們怎麼認識、定義美國。美國的戰略家往往能看得很遠，可以說是深謀遠慮，我們也應當相應地建立長遠的、清晰的、全面的對美戰略。筆者嘗試著以中國過去20多年來我國對美國的政策為基礎，提出自己的一點淺見，希望有更多的有識者為中國形成長遠的對美戰略而出來為國謀划。

1．美國人可以清晰的定義中國為「利害關係人」，我們該怎麼定義美國的全球角色和中美關係？美國是全球民主的旗手，還是現代版的羅馬帝國；是一個全球的超級霸權，還是一個市場經濟和自由社會的捍衛者；是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大國，還是一個窮兵黷武的「軍產複合體」？中美關係究竟是戰略夥伴關係，還是競爭關係，還是競爭及夥伴關係？我想中國對美國的定義的難度不會亞於美國對中國的定義。

2．中國1979年以來進行了成功的現代化，其中改善中美關係是重要的一環。中國事實上奉行了「韜光養晦」的國策，不當頭，不直接挑戰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抓緊一切有利時機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大規模衝突或是戰爭，以免破外中國現代化的大局。在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目前尚有較大差距的情況下，這樣的國策也應當繼續成為未來20年我國對美關係基本戰略。

3．中國應當在親美和反美之間奉行一條中間道路的國策。鑒於美國的國際形象由於伊拉克戰爭嚴重受損，再加上美國對國際法的侵害和破壞，特別是虐囚事件和建立秘密監獄，美國的道德感召力已經大打折扣，中國如果過於親美，將損害中國自身獨立自主的國際形象，而且可能成為極端反美勢力的靶子，不利於未來打造中國自身的軟實力。另外一方面，激進的反美國家自身的國際形象往往非常糟糕，因為激進的反美路線總是要依靠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和政治運動，這很容易導致個人集權和領袖崇拜，相應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就會倒退，公民權容易受到侵犯，國家經濟建設容易被荒廢。許多激進反美政權都是國際上倍受孤立、不懂得國際規範的政權，如朝鮮，伊朗、古巴、委內瑞拉、辛巴威和以前的利比亞、伊拉克和阿富汗塔利班神學士政權，中國不宜跟這些國家站在一起反美，這無利我們建設自身的國際形象。相反，中國應當利用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敦促他們遵守國際準則和規範，融入國際社會，儘早擺脫被孤立狀態。我們最佳的策略是：與親美、反美兩極保持等距，走務實中間道路。

4．中美關係應當超越台灣問題。中國民眾強烈關注台灣問題，因為它涉及到我們民族的感情和基本利益，中國領導人都會將台灣問題列為重中之重，甚至常常列為中美會談的第一個議題。長時間來我們都將大量的時間、精力和心血花在了台灣問題上。但美國除了出手遏止了陳水扁的幾次極獨行動外，並沒有給我們更多的承諾。基本上美國是把台灣當作美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是不可能幫助中國實現統一的。中國的統一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我們未來15到20年的持續發展，不應急於一時。在藉助美國遏制極獨的基礎上我們應當建立更加宏觀、更加有遠見的國家安全觀。全球化和中國融入世界早已讓中國的國家利益擴展到全球各地，我們應當樹立「去邊界化、去區域化」的國家安全觀，中國的國家安全絕邊界絕不僅僅在於有形的國境線，中國的國家安全也不僅限於台灣和朝鮮半島。在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全球大國的視野里，台灣和朝鮮只是個局部問題，我們的國家安全邊界和國家利益在哪裡？我們的國家安全邊界和國家利益在伊朗、在沙烏地阿拉伯、在委內瑞拉、在奈及利亞、在衣索比亞、在剛果、在拉丁美洲……我們應當加強中美關係中其它核心議題的分量，與美國就能源問題、全球戰略問題、區域動蕩問題進行緊密的對話和合作，更大程度的捍衛國家利益，不能只拘泥於台灣問題，而缺乏更廣闊的視野。建立一種基於全球化基礎上的國家新型安全觀和全球化視野中的中美關係應當是一個重要的新課題。

5．正視美國的一些正面作用，樹立利用美國為中國現代化服務的思想。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當然令我們很不快，美國也是阻撓中國統一最重要的外來勢力。但是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也無形中幫助我們鎖住了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和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如果美軍從日本撤走，日本憑現有的經濟、科技實力絕對可以立即核武裝自己，並可以造出航空母艦，成為世界軍事大國。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存在也造成了一種動態的平衡，讓朝鮮不會立即出兵去統一朝鮮半島，讓朝鮮半島不會陷入解體性大混亂中。朝鮮半島維持現狀，其實中美兩國心中有數，在某種程度上兩國是有默契的。總之，我們不能象過去那樣，簡單的批評和否定美國，在雙方有共同利益和交集的地方，應當多加強合作，美國的一些好的制度方面的東西，包括先進的管理和健全的法律制度，我們應當持有拿來主義的思想，多加學習，樹立利用美國為中國現代化服務的思想。

6．利用經濟和貿易關係改善政治關係。中美兩國的經濟緊密融合應當成為中國改善對美關係有利的槓桿（詳見中國策一）。

7．中國既應當堅定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在伊朗問題上絕不退步，與俄羅斯在此議題上共同結盟，讓美國佔領世界核心板塊的野心無法得逞（詳見中國策2）。中國應當在自己國力的許可下與處於全球重要戰略要道國家建立多方位的聯繫，在有可能的情況下建立軍事觀察站。但是中國不應當同美國陷入全面的軍備競賽中，吸取蘇聯窮兵黷武搞軍備競賽和軍事侵略最終解體地的沉重歷史教訓。中國應當是在局部區域重點擴展，而不是與美國展開全球競爭，我們現在沒有那樣的國力。美國全球軍事基地開花，未必對美國國家利益有利。歷史上大帝國的衰亡有個共同的由盛轉衰的規律，因為這些帝國四處出擊，到處擴張侵略，烽煙四起，面鋪得太廣太，造成統治區域內反抗不斷，再加上國內問題長期被忽視，最後國內危機總爆發，國內國外因素共同造成大帝國解體。去年美國新奧爾良颶風時所呈現的危機讓人不敢相信那是在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的新保守派學者今天常常把美國比喻為羅馬帝國，不知這是美國的幸還是不幸。一張一弛乃是文武之道，這是崛起中的中國要特別注意的。

8．中國應當制訂長期政策，特別要致力於改善同美國國會的關係，因為美國國會，包括參議院和眾議院，長期以來是比較敵視中國的。不僅是因為反共的意識形態，也是因為參眾兩院內親台勢力很強大。台灣長期通過美國的「第三院」—美國的院外遊說集團影響美國的議員。台灣在蔣介石時代利用宋美齡出色的外交魅力攻勢和細緻入微的工作在美國的政、商、軍界建立了廣泛的人脈和親台勢力，台灣更是長期投入巨額資金到遊說集團和說客身上，通過院外遊說集團影響了美國許多議員，通過大量的遊說工作其他國家和地區甚至能影響到美國國會的決策，並影響國會通過有利於己方的議案（美國法律禁止利益團體直接遊說議員，卻允許利益團體通過院外遊說集團和公司遊說議員。這種遊說公司不僅對本國利益集團開放，也對外國政府開放。台灣在美的遊說工作相當有效。以色列、歐盟國家和台灣是投資到美國遊說公司最多的國家和地區）。鑒於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我們應當多去了解美國的政治運作模式，通過長期紮實有效的工作去影響美國各類不同團體，逐步培育起美國各界親中國的友好團體，建立並擴大親華勢力。只要我們今天肯投入，10年20年後一定會有收穫。積極培育美國的親中派，需要我們大量細緻、紮實、有效和長期的工作。

以上八點都是筆者的一些淺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來重視中國對美的戰略議題。建立長期的對美戰略應該是國家的一個重要課題，需要許多專家、學者、軍事家和戰略學者群策群力地去研究，筆者深深希望，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將出現一批自己傑出的戰略理論家，以彌補中國在這一領域與美國不對稱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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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中國崛起策五：當前改革的重中之重©Liu Tao, July 30, 2006 @ 11:58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文章簡介：本文分析了當前中國主要的社會問題，並提出以下觀點：改善窮人福利，不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事關中國整個現代化大局的重要課題。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改變窮人的命運，將促進中國經濟長期繁榮，將讓包括精英階層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獲利。

當前，國內媒體對中國在改革轉型的關鍵時期所產生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一般認為我國目前處於一個黃金期和社會矛盾並存的時期：一方面是中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另外一方面國內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同時也在增加，社會上存在著相當大的不安的情緒。筆者在本文將嘗試著分析中國目前某些社會問題，並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筆者認為，當前我國所面臨的一些重要的社會問題有：

（1）中國社會的收入不均衡係數在1990年代迅速上升。基尼係數（GiniCoefficient）是國際上反映一國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標，一般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在0.2-0.3之間屬於正常範圍，基尼係數越小，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的平均程度就越高，譬如北歐的社會福利國家基尼係數就在0.2-0.3之間，是屬於世界上收入分配較為平均的國家。在國民收入極端不平衡、差距非常大的國家如巴西和南非，基尼係數一般超過0.5，某些國家甚至超過了0.6。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超過0.4后，該國的收入不平均程度就進入了公認的國際警戒線，社會不平等程度就有可能損害一個國家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該國政府就應當加強國家財政收入的轉移支付，防止收入不平等的情況繼續惡化。儘管不同學者關於中國基尼係數的核算結果有所不同，但一般認為我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到0.4或是0.46，中國已經成為收入高度不平均國家的行列。如果說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都普遍嘗到新政策的甜頭，對改革開放支持程度特別高的話，那麼1990年代以後的發展就有很大不同了，一方面是中國的飛速發展，日新月異，另一方面是許多普通民眾從中國經濟繁榮中獲益不大，相反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是沒有什麼改變。我們應該把目前一些關於改革開放路線的爭論，特別是一些群體藉機宣傳恢復過去的體制，看作是重要的警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只有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才能有堅實的基礎，否則不斷會有某些論述群體借題發揮，鼓吹倒退，讓大家思想上產生混亂。

（2）中國城市裡在改革開放深化以來逐漸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由於與市場經濟相協調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的相對不夠完善，讓許多在市場經濟競爭中由於各種原因比如工傷事故、疾並失業和其它原因而被迫退出就業市場的民眾生活日益艱難，相反成功參與和加入市場競爭中的群體和精英階層的收入卻大大地增加。國家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自1993年以來開始著手建立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到去年為止，已有超過2400萬的城市居民領取了社會救濟金。但是，當前的分配力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仍有很大不足，許多在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就業的民眾依然沒有被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覆蓋，許多民眾感到被醫療和子女教育問題壓得喘不過氣來，同時又擔心自己將來養老的問題。對於城市裡的兩極分化，也就是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問題，應當引起決策者的足夠重視，特別是要防止城市裡新貧困階層的產生，讓城市的社會生態得到協調發展。

（3）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國內的經濟學家胡鞍剛提出了「一個國家，四個世界「的說法，認為如同當前世界的總體格局一樣，中國內部也分化成了第一、二、三、四世界，其差距之大猶如在不同的國家一樣。還有社會學家提出了「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形象生動的提法，認為中國的城鄉差距之大猶如歐非兩洲的差距。雖然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略微有些誇張，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國當前的情況。中國的西部大開發也是國家的重點經濟建設工程，其目的在於拉平不同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鴻溝，促進全國各地區穩定、協調和共同的發展。

（4）弱勢群體問題。自從我國新的一屆政府成立以來，關注弱勢群體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識，無論是政府官員的工作報告、媒體報道、還是網際網路路論壇上都給予弱勢群體問題以更大的關注。但是要看到，要解決我國弱勢群體的問題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般來說，在西方國家弱勢群體只佔本國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的弱勢群體人口還相當龐大，除了城市內的新貧困群體和邊緣群體以外，從廣義上來說，中國八億農民，一億五千萬農村進城務工人員，都可以看作是弱勢群體，如何改善他們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如何改善他們的生存和生活條件，如何維護他們的權利和福祉，如何將他們納入中國現代化的大進程，都是未來國家政策的重點。當前來看，弱勢群體雖然得到了更大的關注和更多的人道關懷，但是還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去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弱勢群體的權益還常常受到侵犯，這又常常演變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這是我們不得不多加註意和重視的。

接下來筆者要對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弱勢群體問題的成因談談自己的看法和見解：

一．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我國領導人充分吸取了文革動亂中經濟建設長期被忽視，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意識形態為綱的慘痛的歷史教訓，採取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我國政府對各級領導幹部都採取了成績型的考核方式，也就是以GDP的增長率，或者以吸引外資的數量來考核地方政府和地方領導人的成績，經濟增長率和外資增長率成為各級官員政績的重要衡量指標。中國發展的模式很類似早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時所採取的模式，國際間稱之為「發展主義模式」或是「GDP中心主義模式」，也就是各級政府動用一切資源，採取一系列有利於擴大投資規模的政策，運用一切手段促進GDP的增長。這是大多數東亞和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所採取的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也是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所採取的重要國策，為中國綜合國力的成長和中國的和平崛起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矗

當然，任何一種模式和政策都會有缺陷，這種「GDP中心主義模式」也不例外。雖然這種經濟至上的發展政策在1978年中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的時代起到了促進經濟起飛的重要作用，但在改革開放進入了更高階段的今天，我們就有必要按照時代的要求對其進行全新的審視。具體說來，經濟中心主義的政策有以下的不足：

（1）經濟中心主義關心的焦點是經濟總量的增加，而沒有考慮到新增經濟產值是如何在全社會進行分配的，也沒有考慮到經濟總量的增加是否讓大多數社會群體或是社會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從中獲得利益。也就是說，GDP蛋糕是做大了，但蛋糕是如何被分配的，卻容易被忽視，只有當大多數社會群體能從做大的蛋糕中分得自己應有的一塊時，經濟長期的穩定發展才有可能。

（2）經濟中心主義容易忽視經濟和社會、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協調發展。單純的以GDP增長率作為政績考核的方式容易造成對社會政策、社會福利制度和環境保護的忽視，導致一些短期短視的行為，譬如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率和促進對外貿易額的增加而有意識的降低社會成本和社會標準，從而損害了普通勞工的利益；又比如為了吸引外資而主動削減工人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這樣的社會成本往往要由本來就屬於弱勢群體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來承擔；又比如為了拚比GDP增長率，許多地區不顧對環境造成破壞而盲目地上項目和進行重複建設，大大惡化了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我們必須看到，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而不是單純的經濟至上主義才是健康、長期和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

（3）經濟中心主義注重的是經濟總量的擴張，而容易忽視經濟增長本身的質量。比如說中國在過去27年改革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迹，但同時我們不得不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建立在「量」的增長，在「質」的方面我國還處於世界產業鏈條的中下游，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紡織品、服裝、玩具、鞋子，這些是我國產品中比較具有競爭力的產品，而這主要依靠的是我國勞動力價格便宜的國際比較優勢。而在我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中，我們真正掌握有核心技術的非常少，在跨國公司的國際產業分工中，我國一般只是完成產品組裝、包裝的那一部分，而產品的核心技術被牢牢掌握在美、歐、日、韓、台、新等國家和地區手中。如何在未來15到20年促進我國經濟「質」的增長和飛躍，如何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逐步由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向技術密集型產品過渡，將是我國經濟發展中新的重要課題。

聯繫到本篇筆者要側重談到的問題，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建立良好的社會分配製度，需要我們進行模式創新。我們應該認識到，單純依靠經濟發展、單純的經濟中心主義未必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國家必須注意到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國家應增強其稅收汲取能力，特別是提高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加強社會再分配；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進行傾向於弱勢群體的再分配，應該是當前改革的重心。非常高興地看到「胡溫」新政以來我國對社會問題和可持續發展議題高度的重視和關注，也很高興看到國內學界對模式轉換和模式創新的討論，我想這會對未來中國穩定、健康的發展打下較好的基矗

二．關注弱勢群體，建立良好的社會福利和社會分配製度歸跟結底是一個政治安排的問題和思想觀念問題，而不是經濟和財政問題。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意願問題，而不是能與不能的問題。窮國也可以在經濟底子較雹生產力較為低下的情況下建立與本國生活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制度（比如斯里蘭卡、毛時代的中國和古巴），特別是在毛時代的中國和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生產力還非常落後的條件下建立了全面、綜合的社會保障制度，其原因主要是受到當時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建立全民就業、全民醫療系統、全民教育和全民社會福利以顯示共產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有利於當時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競爭。當然，後來的發展證明了計劃經濟和集權政治完全束縛了經濟的活力和社會的活力，東歐和蘇聯的集體計劃經濟實驗徹底失敗了。這裡筆者只是要說明一個道理，那就是落後的國家一樣可以建立符合本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取決於一個國家主導的意思形態和政治意願。當然建立了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未必就能實現現代化（如古巴和斯里蘭卡），但是一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一定離不開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包括資本主義最盛行的美國也建立了現代的社會保障制度，其它如歐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成功進行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也都無例外地建立了健全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

這裡正反映了我國在改革開放后思想上的一個誤區。本來在計劃經濟、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等制度徹底失靈后，我國很自然的會偏向提高效率、建立現代化的生產管理和引進市場機制，學習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這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我們忽略了市場經濟是和現代的社會保障機制、現代的法制國家和現代的公民社會機制共存於一體、不可分割的，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上也經歷過殘酷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階段，並經歷過壟斷資本主義瓜分世界的兩次世界大戰。出於對過去歷史的深刻反思和出於戰後大眾對社會和平穩定發展的強烈願望，二戰後的資本主義結合了大量的社會主義改良的思想，在戰後許多西方國家如英國和瑞典，工黨和社會民主黨都長時間地執政，凱恩思主義更是大大地改良了資本主義制度。加強社會分配，增加社會福利，擴大大眾消費不僅讓資本主義更加人性化，更讓資本主義制度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改良和洗滌，讓社會穩健的、長時間的發展成為可能。

我們在學習西方時，片面的受到了美國市場自由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忽略了二戰以後西方國家的黃金期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提高大眾收入、刺激大眾消費、擴大內需市場而產生的。在改革開放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的主流論述是全面的市場化和私營化以促進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可以說強調的是人的生產者的這方面，但卻忽略了人作為消費者的這一方面。在提高生產力這一方面，我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短短的20多年的時間中國社會經歷了思想觀念的巨大變遷，吃大鍋飯和鐵飯碗早就成了過去時代的代名詞，競爭和效率已經得到大多數民眾觀念上的認同，中國企業的效率、生產力和管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另外一方面在把人作為消費者這方面，我國卻經歷了很大的曲折，特別是教育制度和醫療制度的私有化是我國自改革以來走的最大的彎路，忽視民眾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忽視了通過社會投資和國家財政轉移支付讓弱勢群體享有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成果，甚至將本來應當屬於國家公共產品的教育和醫療私有化，讓民眾的生活改善大大地受挫，讓內需市場遲遲不能得到發育。因此，我們要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應當將社會主義的優勢如加大社會分配力度，建立現代化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和市場經濟、市場機制和市場調控結合起來，放棄「中國必須經歷資本原始積累」和市場萬能的錯誤思想，促進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的某些流行思想應當在新時期得到以下的轉變：

（1）改善弱勢群體的境遇，建立良好的社會分配製度不光是道德上的問題（當然道德上我們完全應該關懷弱勢群體，關心和改善他們的境況，這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更是關係到你、我、他，包括每一個人在內的重要問題。一個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通常也是一個動蕩不安、社會衝突劇烈、社會治安極度惡化的社會，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即使是富人、精英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也會時時刻刻提心弔膽，難有安全感。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在國民收入極度不平等的拉丁美州，特別是在巴西，也經歷過1960-1970年代的短暫的經濟奇迹，如今在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也有許多繁華的街區、商廈和銀行，可是離開這些繁華的街區不遠就是大面積的貧民窟，經濟繁榮和赤裸裸的貧窮共存於一個大城市，其結果是這裡是全世界謀殺率最高的地區，商業環境和外商投資都嚴重受到極度危險的兇殺和搶劫的威脅。另外一個極度不平等的國家南非的約翰內斯堡也是犯罪天堂。為了一個更加安全和諧的大環境，我們也應當更多的關心社會問題和弱勢群體的利益。如果不想把中國變成下一個巴西和南非，我們今天就再也不能忽視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了。

（2）我們應當把改善弱勢群體的境遇和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社會分配製度與中國整個現代化的成功和中國的崛起聯繫起來。中國的未來既不應該取決於美國的消費者和美國市場（見中國崛起策一），也不應該取決於任何一個外國市場，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中國國內的內需市常我們應當樹立立足中國內需市場的意識，在中國內需大市場中最重要的不是精英階層，甚至也不是沿江沿海地區的富裕中產階級，最重要的將是城市普通大眾、億萬的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和弱勢群體。只有當這批數目龐大的潛在消費者的購買力和消費力提高了，中國現代化蓬勃的力量才會真正的彰現出來，中國才會真正形成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和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火車頭。因此中國的長期繁榮、可持續發展甚至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局取決於中國的農民和廣大的窮人，取決於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中國的富人和精英階層也將在中國弱勢群體的崛起中獲利，因為窮人生活的改善和購買力的提高才能讓企業家的產品得到更好的銷售，才會讓中國的企業家立足龐大的內需市場，不用天天擔心打國際貿易戰、人民幣升值和美國的貿易壓力。中國大眾消費、特別是廣大窮人消費的提高會帶來中國經濟長期的、迅猛的增長，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我們每個人，包括你，我，他，都將從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中獲利。如果我們將工作重點和思想重點真正轉移到開發和培育國內內需市場上來，改善窮人的福利，那我們就掌握了中國現代化的一把全新的金鑰匙，這將讓中國的長期發展受益無窮。

（3）我們應當轉變思維：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制度不是要退回到舊有體制中的平均主義去，更不是簡單的施捨。事實上社會福利中的養老、工傷事故、醫療和失業保險是一種僱主、僱員和國家三方承擔責任的機制，國家承擔的主要是建立制度並通過立法將社會保險推廣到全國。國家當然要承擔一部分財政轉移支付的責任，但是，我們在今天綜合國力倍增、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和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的情況下，完全有能力建立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國家也許從財政收入里只要撥一小部分的金額進行社會投資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但帶來的將是人力資本和人力資產的長期培育，合格的和健全的生產者的培育，其後續效果和「加乘效用」將遠遠超過本身投入的資金，將為中國經濟長期的發展作出最好的投資。今天每投入一億，將來帶來的附加效用可能是十億和百億甚至是更多。有句話說得好，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當千千萬萬窮人和窮人的小孩通過國家的社會政策改變了極度貧窮的命運后，通過國家公共教育制度一步一步加入市場經濟的發展后，其帶來的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消費力將是無比巨大和持久的。今天的國家社會投資和社會政策就是在為中國的未來和長期繁榮而投資，既是為窮人和弱勢群體而投資，事實上也是為我們每個人而投資。相反，今天我們有錢，卻不肯投資社會福利、窮人福利，那麼當未來的一段時期社會矛盾徹底激化后，我們就會經歷巨大的社會成本和社會衝突帶來的損失。想想看去年法國的社會騷亂事件吧，平時政府不注意建立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去讓外國人融入法國社會，等到民意沸騰、矛盾激化后，國家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法國政府才後悔不及，覺得應該早點重視這些社會問題。平時要防微杜漸，常常有危機感，增加公共投入，關心弱勢群體，才會防患於未然。

中國今天真正到了一個重要的關口，繼續深化改革，往前進，不是往後退，建立和市場經濟相配合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改善窮人的福利，應該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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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 本帖最後由 飛天神龍 於 2007-1-24 02:10 編輯 ]

中國崛起策六：從中西文化的認知差距談如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Liu Tao, August 10, 2006 @ 8:19 a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不斷深化，如何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家軟實力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當前，西方國家在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佔有全面主導性的地位，西方國家如何看待中國，西方媒體、政治家和大眾輿論如何看待中國，他們對中國有哪些正面和負面的評價，他們的中國觀中存在著哪些主要的偏差和誤解，都應該是我們積極了解的重要信息。

國家軟實力是相對於一個國家的硬實力而言的。國家硬實力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科技實力；國家軟實力是指一個國家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同等重要，將決定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一個國家只有在軟實力和硬實力同等強大的情況下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強國。在軟硬兩種實力中，硬實力是基礎，是創造軟實力的重要的物質條件；軟實力能增加一個國家在世界受歡迎和認同的程度，有助於通過文化或是制度上的吸引力增強一個國家的硬實力。

當然，在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和各種政體中存在著軟硬兩種實力不相符合和不相協調的情況，需要具體看待和分析。一種是硬實力強大，軟實力疲弱甚至是完全缺乏的國家，比如20世紀的納粹德國和蘇聯。納粹德國一度是世界上經濟和軍事實力超群的國家，但由於其軍事侵略擴張、鼓吹種族主義和反人類的暴行成為全世界人類文明的公敵，當然談不上有任何軟實力。蘇聯在二戰後躍升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並且以世界共產主義的中心自居，成為兩大集團中共產主義集團的龍頭老大。蘇聯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在世界上堪稱強大，硬實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政治上極權主義的KGB統治模式，經濟上計劃經濟模式的失敗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在全球的擴張，使得蘇聯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模式上毫無吸引力可言，而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反感的模式。即使在蘇聯強行控制的衛星國東歐諸國中反抗蘇聯的統治也從來沒有間斷過，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就是蘇聯是一個不平衡的「瘸腿強國」，一方面硬實力非常強大，另外一方面軟實力卻嚴重缺乏。第二類是硬實力比較薄弱，而軟實力上卻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國家，比如希臘和義大利，兩國在今天屬於硬實力尋常的國家，義大利的國民生產總值雖然位居世界第七，但對於世界經濟來說沒有顯著的影響力；希臘則是發達國家中的後進國家，不僅國民生產總值很低，就是人均GDP也在發達國家中屬於較低水平。但是沒有人今天會否認，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孕育了西方現代文明，古希臘的哲學思辯和古羅馬的法律體系今天仍在方方面面影響和形塑著西方國家，可以說古希臘和古羅馬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源頭。今天希臘和義大利依然有著很強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儘管兩國不屬於世界強國，但兩國的文明成功地轉化成西方現代文明，成為軟實力較為突出的國家。印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以歸類到這一類型的國家，印度的印度教和印度文化影響著南亞諸國（儘管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信仰伊斯蘭教，斯里蘭卡主體民族信仰佛教，尼泊爾的宗教信仰紛繁複雜，但這些國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著印度文化影響的痕迹），從印度發源的佛教則影響了世界各地近三億的佛教信徒，並涵蓋了東亞諸國家和地區。但今天印度的硬實力則依然有限，總體國力還不具有世界強國的實力，軟實力較強，硬實力較弱是印度的特點。第三類國家是硬實力和軟實力都比較強大的國家，當前只有歐盟和美國可以歸入這一類別。考慮到歐盟是新興的超國家體，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因此只有美國夠資格被稱為同時具有強大硬實力和強大軟實力的國家。美國不僅是當今世界的唯一超強，擁有龐大的經濟產出，強大的科學研發能力和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在軟實力領域美國的法律制度、民主政體，美國自由開放的移民文化，美國的快餐文化，美國的電影和音樂都對世界各國，特別是對世界各國的精英階層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美式英語則通行全球，成為國際領域交流的「世界語」，世界目前尚無任何語言可以取代英語的國際語言地位。儘管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在小布希執政期間大大受損，但不容否認的是，美國本身的吸引力依然巨大，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科研人員仍然把移民美國看成是首選，很多人談到移民美國的原因時常常說：「美國比較自由」，「美國社會很開放，不排外」，「美國機會很多「，「美國很民主，而卻是個人人遵守法律的國家」。無論這些觀點是否全面和正確，但這反映了一個國家在軟實力上所具有的吸引力會給一個國家帶來的巨大益處，會讓國際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大量流入該國，反過來增強該國的科學水平和科研能力，提高其硬實力。提高軟實力，應該是崛起中的中國一個重要話題，它應該隨著中國硬實力的增長也同時提高，幫助我國在全球範圍內擴散影響力。

鑒於這個題目內容非常廣泛，筆者打算在這一篇里從如何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談起。在中國崛起策的最後一篇筆者將談論中國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創新和對世界的影響力。

總的說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印象和報道最近幾年發生了很大的變遷。1990年代由於諸多原因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報道相當負面，在大眾媒體和新聞報道中中國的形象已經幾乎被妖魔化，對中國的報道總的來說不多，一旦有報道，多數情況下總要和中國的政治體制、人權問題、民主法治問題掛鉤。西方的報刊、雜誌和電視傳媒對中國的報道充滿強烈的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和偏見，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成了一種「政治正確」。2000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並逐漸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力，也由於西方世界對於美國違反國際法和世界民意入侵伊拉克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和分裂，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和正面報道不斷增加。中國經濟繁榮給西方國家帶來的機會和經濟利益讓西方國家不得不調整眼光正視中國的崛起。西方國家的媒體和輿論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國熱，報道中國成了一個熱門話題，不僅報道中國文章的數量明顯增加，篇幅也越來越大，關於中國的專題報道也越來越多，而且報道中國的題材也越來越多元化，不再是局限於以往的民主、人權和政治體制的主流話題，而是更多地報道中國的經濟、金融和能源政策等話題，也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文化，包括藝術、歷史、考古發現、文學、中醫甚至流行文化，也有不少報道聚焦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狀態。西方國家中在最近幾年內也產生了漢語熱，越來越多的西方民眾學習漢語，也有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去中國留學、實習和工作。當然，我們在看到西方社會對中國的看法日趨客觀和積極的同時，也不能盲目地認為西方國家已經完全正面地看待中國。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雖然日趨正面，但是由於中國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也由於中國國內還存在著一定的人權和民主法制建設方面的問題，西方國家的中國觀也是多元的和不同的。

一般來說，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的文化、歷史、經濟發展、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和開放政策時，報道多趨於積極和正面；在報道中國的社會問題、環境問題、人權狀況、民主法制和中國政治體制時，報道多趨向於消極和負面。當然，近年來西方媒體也罕見地出現了要求客觀中立認識中國政治體制和中國漸進改革的呼聲，認為中國溫和漸進的改革促進了中國的穩定和經濟繁榮，而俄羅斯等國的激進的政治改革導致了這些國家長時間的動蕩和不安，間接延緩了這些國家經濟現代化的進程。雖然這樣的觀點不是主流觀點，但卻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反映了西方國家的部分媒體人士越來越願意更加深入地認識剖析中國，而不是簡單地根據意識形態的偏見來攻擊中國。

中國人和西方人常常由於文化差異、政治制度差異和對某些問題認知上的差距產生誤解和認識偏差，有些無心的誤解和誤會往往會在無形中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形象。下面筆者將根據自己在德國留學生活多年和在歐洲諸國遊歷的經歷談一下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很多問題上的認知差距和誤解，進而就如何更好地與國際接軌和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提出一些具體建議。

I．中國和西方常見的認知差異和認識偏差
1．語言認知上的差距。
在中國某些含有積極意義的褒義詞語和政治術語有時候在西方卻是含有負面意義的貶義詞語和術語。比如說「共產主義」一詞在中國是一個褒義的政治術語，代表著人類社會對美好事務的追求和獻身，代表著一種完美而又理想的人類政治制度，也代表了革命理想主義和早期革命者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體制下和社會語境中「共產主義」是一個帶有強烈負面含義的詞語，「共產主義」早就被妖魔化，西方人一提到「共產主義」聯想到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那種美好的社會政治制度，在媒體長年對「共產主義」集中負面的報道后，一般民眾聽到「共產主義」往往會有恐懼的感覺，大家在集體意識中會聯繫到冷戰時代蘇聯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圍困，聯想到蘇聯KGB的特務統治和極權主義，聯想到秘密警察和柏林牆，聯想到糧食匱乏和飢荒（筆者無意捲入任何意識形態之爭論，而且認為共產主義雖然經歷了很多偏差和彎路，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共產主義仍有其積極的一面，比如假設沒有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就很難想象資本主義的自我更新，建立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現代福利國家。筆者只是在這裡客觀分析中國和西方在看待這個詞語上存在著哪些差距。）一般來說，一個對中國比較了解和抱有好感的西方人是較少用「共產主義」一詞來形容中國的，一個對中國發展變化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有時候會問中國人「中國是不是共產主義國家？」，某些對中國懷有意識形態偏見的人會直接以陳述的口氣說：「你從中國來吧？中國，我知道，那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一般來說，當一個西方人談到中國經濟發展、建立市場經濟和中國的文化時，他們對中國是持正面和肯定的態度，當他們一提起中國就談到共產主義時，這類人往往對中國一點都不了解，是在用過去冷戰的觀點看今天，並對中國作出非常否定性的論斷。由於「共產主義」一詞在西方被嚴重扭曲和妖魔化，和共產主義思想相關的詞語也受到影響，其含義與在國內環境中大有不同。「社會主義」一詞在西方國家也是一個帶有負面含義的詞語，但其負面的程度要大大低於「共產主義」一詞。尤其歐洲是歷史上社會主義運動的發源地，在不同的歐洲國家，社會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潮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在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和英國，社會民主黨和工黨都長時間執政，因此歐洲人對有關社會主義的思想從本質上並不反感，只是由於對蘇聯和東歐陣營的共產主義模式的強烈排斥情緒，才進而波及到對社會主義整體觀感的。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資本主義」一詞在西方國家，尤其在歐洲國家也是一個帶有貶義色彩的詞語。資本主義象徵的是資本家對勞工階層無情而又殘酷的壓榨和剝削，以及極其惡劣的勞工生產條件，很低的工資，完全缺乏的社會福利系統。資本主義代表的往往是早期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和原始積累階段時期的資本主義，並不具有正面意義。一般來說，西方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許多國家，都不再用資本主義或是資本主義制度來描述自己，比如德國稱自己的發展模式為「社會市場經濟」，北歐國家稱自己為「社會福利國家」，英國也一度稱呼自己為「福利國家」，大多數西方國家都不再用資本家和勞工來描述勞資關係，而採取比較中性的「僱主」和「僱員」一詞。因此確切地來說，「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今天在西方國家都不是正面的褒義詞語，其中「共產主義」一詞的負面意義較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詞也帶有貶義色彩，但負面意義比較小。

了解到這些，我國在進行國際文宣的時候一定要嚴格注意「內外有別」的原則，要盡量少用在西方是含有強烈負面含義但在中國卻是中性甚至褒義的詞語，具體地說，要盡量少用共產主義一詞來描述我們國家，要更多強調我國是個致力於全方位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文明國家。我國的主流論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以用在國際文宣場合，但我們不妨更多強調我們也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採取的是市場經濟體制，並致力於與國際慣例和國際社會的基本準則接軌。一般來說，少用意識形態的詞語，多用國際社會慣用的術語和大多數國家常常採用的詞語來描述我國會有助於拉近我國與許多國家的距離，增強中國的親和力，減少許多國家出於恐共傳統對我國的疑慮，提升我國的國際形象。

以上是一個最常見的例子，事實上生活在西方，如果大量閱讀西方報刊雜誌和觀看西方媒體，就能發現中西常用詞語的許多差距，有的是因為文化差距的原因產生的，有的是因為認知差距產生的，比如「宣傳」、「領袖」、「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民族主義」等詞在中國是中性或褒義詞語，在國內也常常被使用，直接翻譯成西方語言則會引起西方人的誤解、恐懼和反感，因為這些詞語在西方是帶有強烈負面含義的詞語。如果我們能作到認真分析中國與國際普遍慣用語言和用詞上的差距，並注意在國際場合多用國際慣用語言，少用容易引起恐慌和誤解的詞語，就能逐步樹立一個正面積極和負責的大國形象。

2．中國與西方國家在行為模式上的差異容易導致西方對中國的誤解。
一個民族的行為模式往往受到一個國家的文化和現代政治制度的影響。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是儒家文化，1949年到1978年毛時期中國又深受共產主義文化的影響，1978年後中國邁向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致力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和了毛時代的文化遺產，再加上當代的現代化和後現代化文化同時存在於中國，並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中國人行為和行動模式。由於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文化遺產和現代化道路與西方國家大大不同，因此除了極為了解中國的漢學家外，許多西方人描述現代中國和中國發展時，看到的是一個充滿各種矛盾的中國，甚至是各種矛盾安然共存一體的國家。西方的記者常常用他們的眼光和角度來描述中國的發展，常見的詞句有：「毛和市場、黨的官僚結構和活躍繁榮的經濟體、共產主義的政治和資本主義管理的模式令人不可思議地共存於一個國家。」西方人一方面驚異中國飛躍發展，一方面又覺得中國繼續保持傳統的共產主義政治體制，這怎麼可能？中國是怎麼把這種他們看起來矛盾的東西搭配在一起的？大多數西方人是很難明白複雜的中國國情和中國自身發展道路的。

這種不同的發展路徑和由此產生的不同行為模式往往會引起意想不到的誤解和誤差，有時候會在無形中影響到中國正面國際形象的建立。更為可惜的是，有時候中方人員出於對於外國人士的友善和好意所展示的行為模式被完全誤解和歪曲。比如當某西方國家代表團饒有興趣地參觀一家中國幼兒園時，中方代表介紹幼兒園周一到周五完全承擔了照顧和教育孩子的任務，周末父母接孩子回家。由於文化習俗的差異，加上西方對中國固有的偏見，許多西方人會立即認為這是非常不人道的，因為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太短，不利於孩子的成長。又比如某西方旅遊團參觀國內某體育訓練中心時，中方很想展示中國運動員刻苦勤奮的鍛煉以及中國人上進的民族精神，西方遊客卻特別關心體育訓練中心的年幼運動員，並認為他們長時間離開父母、小小年紀就來參加艱苦的體育訓練、過集體生活是違反基本人權的。

又比如西方某電視台製作一個關於現代中國的節目，整個節目中總體上比較正面真實地展示了中國社會經濟巨大的進步，也揭示了中國存在的大量社會問題。但在最後結尾一段，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場景出現了。記者來到中國北方某省區的一個縣城，那裡由於急速的現代化進程，也由於當地人濫砍濫伐樹木，沙漠吞噬了許多地區，人類生存環境嚴重受到威脅。記者採訪到當地一位著名的勞模，她數年前就決定帶領一家人種樹抗沙。多年來，這位女勞模堅持不懈，每年都要種上百棵樹，她的精神和舉動奇迹般地感染了許多人，帶動當地民眾自發加入抗沙行列，許多年下來一片防護林產生了，沙漠的吞噬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這本是一件很正面、非常感人的事迹，但接下來的報道把整個事件的基調完全推向了相反的方向。這位普通的女市民被授予勞動模範的稱號，她所在的城市中某小學組織了一個活動，許多學生站成數排，面對這位勞模唱讚歌。可以想見，這些都是事先排練好的，一個偏遠地區的學校見到外國電視台來採訪該是多麼的興奮，當然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來，把中國人的好客、友好和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展示出來，因此採用了中國人面對上級領導視察時常用的方式：學生們戴著紅領巾，穿著校服，整齊劃一地站成數排，面對著的勞模也戴著紅領巾，表情激動地接受少先隊員的獻歌。少先隊員齊聲唱道：「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的領導人，引導我們前進的新一代，高舉旗幟，走向未來。」這樣的場景，在中國人眼裡，是非常正常、甚至是感人的，但是在西方記者的眼裡，他們卻看到他們希望看到和捕捉東西。也許該記者覺得該節目中對中國的正面報道太多了，應當是展示「政治正確」的時候了，這個場景極大地滿足了西方記者和部分西方人的陰暗心理，在他們眼裡，少先隊員的紅領巾、整齊劃一缺乏個性的學生、黨的勞模、對領袖的頌歌、莊嚴肅穆的學校領導被拼湊在一起，充分展示了中國依然是共產國家、極權國家和沒有個體性的國家，從而到達醜化中國形象的客觀效果，進一步滿足某些西方人潛意識中的優越感。這樣，中方的好意和熱情被西方記者濫用來達到特定的宣傳目的。

大多數時候，中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包括早上老年人練太極拳和氣功，晚上扭秧歌，年輕人在網吧上網，少年追星、奇裝異服，遍布全國各地旅遊景區的遊客，中國人出國旅遊，甚至是芙蓉姐姐現象等在西方人眼裡都是中國很正面的發展，反映了中國越來越開放、自由，民眾的行為模式越來越個體化，越來越有個性；反之，單位領導組織的集體活動、唱讚美領袖的頌歌、集體開大會、領導冗長的發言都容易在西方人眼裡產生負面的中國觀。明白了這點，我們就應當多讓西方記者自由真實地去採訪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少組織大規模的集體歡迎儀式和大合唱，少做這些費力不討好的事。有時候，一個小朋友天真浪漫的笑容、一個小家庭在周末一起出遊、一隊年輕人在街道邊上溜旱冰，一群老年人在廣場上跳交際舞，更能真切自然地反映出中國開放和自由的嶄新面貌。

3． 中國和西方由於參照點不同對許多議題產生的截然相反的看法
由於參照點的不同和角度的不同，中國人常常在某些議題上與西方人南轅北轍，形成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我們中國人覺得中國在近現代歷史上是一個飽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受害國，西方人卻認為中國是個進攻性很強的國家(主要是指毛時期中國打了一些大仗)。中國人與西方人在西藏問題、抗美援朝和台灣問題等諸多議題上觀點完全相反，並都堅信自己的觀點正確，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互相無法說服，大有雞同鴨講的味道。

對於這樣的議題，雙方由於使用的參照坐標系不同，是很難有交集和共識的。最好的辦法是鼓勵向前看，不要糾纏於歷史，多展望未來。或者是盡量避開此類敏感話題，因為對這樣的議題的討論是不會有太大結果的。

II．筆者就提升中國國際形象和軟實力的一些具體建議
（1）．應當樹立語言上與國際接軌的思想。中國的現代化不僅要求我們在經濟上、體制上、法律上、價值觀念上與國際接軌，也要求我們在語言上與國際社會的普遍語言規範接軌。國家應當設立專門的研究機構，通過了解國際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學者的集體研究，將中國國內常用的詞語和政治術語與國際社會慣用的詞語和術語進行嚴格的定義和分類比較，從而劃分出哪些國內常用的語言和術語明顯的不符合國際上普遍使用的語言規範，哪些詞語容易產生歧意和誤解，哪些詞語容易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引起對中國的負面觀感。放棄使用這些歧義詞語，使用國際慣用語言，從而達到更好的運用國際標準化的術語來提升我國的國際形象。

（2）．應當通過專業人員的集體研究以後出版有關國際禮儀、國際慣例、國際常用語言、西方社會的禁忌和中國西方常見誤解的標準化和權威性的知識手冊，而且應當專門針對外交人員、商業和經貿人員、出國旅遊者和中國國內民眾出版分門別類的知識手冊，讓中國各階層民眾廣泛了解和熟悉國際規範和國際行為準則。

（3）．對於長期出國人員應該針對性地設立國際社交禮儀和國際普遍準則的學習課程，通過學習和考核可以讓中國越來越多的出國人員在出國前了解基本的國際文化知識和西方國家民眾的行為模式。

（4）．國家應樹立全面的形象公關意識。應當有一批熟悉西方事務和國際準則的國家形象策劃人員和國家形象公關人員專門負責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打造中國的軟實力。國家應當通過國家形象公關人員制定階段性的策略和目標以提高和增強中國的形象。

（5）．中國應當定期在西方各主要大國的主流刊物和媒體上刊登精緻的廣告和傳達中國觀點的文章，並且要肩負著讓西方普通公眾了解中國、消除誤解的目的。我們也應當嚴格關注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並對其中國報道進行科學分析，比如分析媒體在傳達什麼樣的中國觀，對中國的看法在過去幾十年內是如何變遷的，他們對中國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什麼方面。經過認真分析后就一定能針對性地提出改善中國國際現象的具體策略。

（6）．我國應當在考慮到國際規範和準則的基礎上針對不同西方國家的不同文化和民族心理特點出版英、法、德、日、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等不同語言的介紹當代中國的書籍和小冊子。書籍中的內容一定要避免中國國內政治宣傳的那種枯燥和刻板的模式，應當用活潑生動的語言和形式客觀公正地反映出當代中國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介紹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中國漸進的政治體制改革。書中的詞句爭取要用各國文字精確地譯成，並且要努力展示中國的開放、自信、社會越來越自由，顯示新一代的中國人越來越個性化和個體化的面貌，以及顯示整個中國越來越與國際社會接軌。總之，這種對外宣傳一定要體現國際性、普世性和有針對性的特點。

（7）．雖然世界各地產生了「中國熱」，但是西方大多數民眾對中國還是相當缺乏了解的。要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世界性的體育盛會是一個絕佳的機會。2008年的奧運會將是中國最重要的公關機會，屆時將有數以萬計的各國運動員、數以百萬計的各國遊客來到北京，更有數以億計的各國普通民眾通過電視里觀看奧運會。北京將肩負著展示一個繁榮、文明和現代化的中國的使命。如果北京民眾向世界展示的是開放的、自由的、多元的、充滿活力的和具有個性化的現代中國人的形象，那麼將大大有助於建立世界公眾和世界輿論對中國的好感，增加中國的親和力和吸引力。北京奧運會將成為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應該被視為提升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環節。我們應當樹立奧運國際公關的意識，有意識地播放關於國際慣例和國際普遍文化規則的電視節目，通過大眾傳媒的大力報道培育了解國際社會，與國際規則接軌的大眾社會觀念。

總之，改善和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是打造中國軟實力的第一步。一個國際形象不佳、嚴重與國際規範脫節、不懂得使用國際規範語言的中國是刺激產生中國威脅論的溫床，那樣的話中國的國際環境將日益惡化；相反一個懂得國際規範，了解國際文明基本準則和全面遵守國際規範的的中國將有利於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被世界各國尊重，消除和化解中國威脅論，並讓許多國家覺得中國具有道德感召力和號召力，並具有世界級領袖的「魅力」。

當然，中國國際形象的提升不光是依靠形象策略和公關，更依賴於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法制建設和人權制度建設不斷的改善和進步，離開了這一條來談打造中國的軟實力和提升中國國際形象那就成了「空中樓閣」般的奢談了。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應當是制度建設為主，形象策略為輔，這才是改善中國國家形象的關鍵。

http://zhiqiang.org/blog/386.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中國崛起策七：中東危局下的中國利益©Liu Tao, August 19, 2006 @ 9:15 a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最近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的軍事打擊讓中東地區再次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以色列以首先遭到黎巴嫩真主黨的襲擊為由，高舉「自衛反擊戰」的旗幟，對黎巴嫩進行了完全不對稱的軍事打擊。之所以稱這場戰爭為「不對稱」的戰爭，是因為世人都知道以色列是個袖珍高科技帝國，而且背後有超級大國美國的支持，在歷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曾經以一國抵擋多個阿拉伯國家的聯合進攻，活生生地上演了「小欺大，少勝多」的大戲，讓以色列取得了對阿拉伯國家巨大的心理優勢和軍事優勢。這次的對手僅僅是黎巴嫩的一個政黨和游擊隊，背後頂多有哈馬斯的暗中支持，因此對以色列來說是一場輕鬆的小戰爭，是兩個並非同等量級選手的比賽。

那麼問題出來了，為什麼以色列甘冒天下之大不不諱，公然對黎巴嫩南部地區狂轟濫炸，殺傷大量無辜平民和兒童，引起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呢？難道以色列真的是自衛還擊嗎？為什麼那麼多的阿拉伯國家並沒有採取多少實質性的國際抗議運動，面對同一民族的信仰兄弟慘遭殺戮無動於衷呢？為什麼以色列在進攻了一段時間后就開始接受國際調停，準備逐漸停火，並逐步撤軍呢？以色列想通過這場戰爭達到什麼目的呢？為什麼美國一如往常支持以色列的軍事打擊，甚至在以色列士兵大開殺戒和誤炸到聯合國維和人員時，美國也百般阻撓聯合國哪怕是通過一個象徵性的譴責議案呢？難道美國不知道自己的國際形象，特別是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國際形象已經跌到最低點了嗎？難道美國不想爭取廣大伊斯蘭國家的民心嗎？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必須得從中東地區歷史、文化、宗教和美國的中東戰略等不同角度梳理一下中東地區的主要矛盾，以達到撥開迷霧見天日的目的，否則在層層亂象中容易掩蓋一些本質的問題。本文中筆者設法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個案放到美國的整個中東政策的架構里來分析，而不是單單談南黎巴嫩問題。

總的說來，在中東地區存在著七大矛盾，各種矛盾互相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極為複雜的局面。

矛盾一：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和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的矛盾。猶太教是一種排他性很強的宗教，因為以色列人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也堅信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在歷經亡國和迫害的苦難后必然會重新回到小亞細亞巴勒斯坦地區復國。猶太復國主義是1948年以色列成立前猶太民族最強烈的集體信念，耶路撒冷是猶太民族的聖城，猶太人在哭牆前的悲傷的宗教情懷積澱著千年的民族長恨，遠離祖先聖殿之痛、亡國之恨、民族慘遭滅絕屠殺之悲化為猶太人凄慘的哭聲，感人至深。阿拉伯人本與猶太人同源，屬於閃-含語系和人種，一般人認為阿拉伯人是舊約聖經中先知亞伯拉罕的一個兒子叫以實瑪利的後代。因此阿拉伯人對猶太聖典中的先知和領袖人物也加以推崇。只是穆罕默德在猶太教的基礎上大大地發展出了許多新的教義，並通過所謂天啟古蘭經的形式產生了伊斯蘭信仰，利用新興伊斯蘭信仰穆罕默德統一了阿拉伯部族，其繼承者將其一步一步擴展到全球。今天，兩個互為同源，宗教相互承接的民族在領土爭端、聖城爭奪、戰爭衝突和血腥仇殺后早就成為不共戴天的兩個民族，很少人會在想到兩個民族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亞伯拉罕。僅從面積和人口上來說，猶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今天是不對稱的，以色列實際控制的區域僅僅為28000平方公里，人口僅600多萬，阿拉伯人則擁有22個國家（包括北非的馬格裡布國家在內），擁有近三億人口和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以色列宛如是在敵對的「阿拉伯汪洋大海」中的一個孤島。如果算上廣義的伊斯蘭地區，加上土耳其、伊朗和中亞諸國雙方的實力就更加懸殊。

矛盾二：伊斯蘭國家內部教派的矛盾。在歷史上由於穆罕默德的繼承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和衝突，伊斯蘭教派內部分裂為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遜尼派以正統自居，認為什葉派是異端。雙方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的血腥仇殺。由最初的繼承問題為開端，兩大派別在詮釋古蘭經的教義上也產生了分歧，因而越走越遠，終至雙方的分裂不可彌和。今天大多數伊斯蘭國家都是遜尼派穆斯林（約佔世界穆斯林人口的80％強），只有少數國家屬於什葉派穆斯林。伊朗和亞塞拜然全國都屬於什葉派穆斯林，另外在伊拉克西南與伊朗接界的地區也多為什葉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還散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國家，幾乎不成氣候。惟有國土較為廣闊、人口眾多和宗教極為狂熱的伊朗因為其什葉派傾向成為許多阿拉伯國家中恐懼和防範的對象。1980年代霍梅尼時期伊朗的宗教狂熱和進攻性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阿拉伯正統教義派國家非常擔心伊朗在中東的亂局特別是伊拉克的亂局中乘機火中取栗，把本來屬於遜尼派的地區「什葉派化」，因為宗教的正統對於許多阿拉伯人來說是高於一切的。以色列屬於外憂，伊朗在某些阿拉伯國家中則屬於內患，其危險性不下於以色列。

矛盾三：大國民族主義帶來的矛盾。伊朗人在歷史上曾經建立了波斯帝國，也曾經產生了象居魯士和大流士那樣氣吞山河的傑出君主。波斯帝國在全盛時曾經地跨亞歐，國土遠及地中海，以後的安息和薩珊王朝也是歷史上著名的大國。伊朗人今天仍以波斯人稱呼自己，顯示出對悠久歷史的自豪感和對歷史上強大文明的追憶，再加上今天特殊的什葉派宗教文化讓伊朗人有一種特立獨行的使命感要擴展自己的文化。

土耳其是今天中東地區最為世俗化的伊斯蘭國家，由其國父凱末爾開創的現代憲法國家讓土耳其成為亞洲繼日本以後的另外一個「脫亞入歐」的國家。然而在歷史上奧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和擴張是土耳其人大突厥主義的源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一度成為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並攻下了歷史悠久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攻入了歐洲腹地，讓中世紀基督化后的歐洲國家和羅馬教廷受到了空前的威脅。土耳其人也長時間統治了北非、中東和伊朗等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直到近代奧斯曼土耳其敗於俄國和英國后才開始藉機宣布獨立。今天土耳其人的大突厥主義思想依然很強，土耳其依靠其在突厥國家中相對先進的經濟地位大力支持其他突厥語系國家，企圖建立一個大突厥斯坦的網路。

因此雖然同為伊斯蘭國家，阿拉伯國家一防伊朗，一防北邊的土耳其，精力被大大分散。

矛盾四：民族和種族的衝突。從小亞細亞到中亞這片廣袤的地區堪稱人種庫，無數古老的民族在這裡生活過，無數征戰、殺戮和民族大遷徙發生在這一區域。讀讀舊約聖經就知道了，多少大帝國曾經在這裡誕生、擴展和覆亡，真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歷史不斷在這裡輪迴著。一些民族在進入現代民族國家時代成為贏家，比如有22國的阿拉伯人；有些民族的統治疆域大大縮小了，如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有些古老的民族消失了，如亞述人和古巴比倫人；有的民族則成為悲情民族，沒有自己的國家。譬如生活在土耳其東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北部的庫爾德人是一個擁有至少4000年歷史的民族，幾乎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有庫爾德人的身影。然而，彷彿是歷史的捉弄，庫爾德人在歷史上從來沒有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成為不同國家的居民，常常受到逼迫和驅趕。今天庫爾德人建國的熱情已經達到頂點，他們的「分裂運動」在土耳其遭到殘酷鎮壓，許多庫爾德人被迫流亡他鄉成為難民。有趣的是，他們以我國已故領袖毛澤東為精神崇拜對象，企圖以邊緣地區的革命顛覆中心（農村包圍城市），從而達到聯合不同國家的庫爾德居民的目的，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庫爾德斯坦。

同時，在蘇聯分裂后的亞洲的巴爾幹-高加索地區，民族情況也是無比複雜。亞美尼亞的居民曾在歷史上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實行種族清洗，今天仍有國家法定紀念日來紀念這段悲慘的歷史；亞塞拜然人屬於突厥語族，跟土耳其有天然的親近感，而伊朗北部臨近亞塞拜然地區又有大量亞塞拜然人，伊朗深恐北部被「策反」；而伊拉克東南的大量什葉派穆斯林又是伊朗「策反」的對象，伊朗很想分裂伊拉克，建立一個更大的什葉派帝國；同時，借伊拉克戰爭天下大亂之際，北部的庫爾德人正在籌劃從伊拉克分裂出去，支援北部生活在土耳其的庫爾德兄弟。

鑒於中東地區無比複雜的民族和種族情況，中東國家錯綜複雜的矛盾很容易被大國利用，來達到控制這一地區的目的。

矛盾五；大阿拉伯主義帶來的阿拉伯國家間的矛盾：進入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后，阿拉伯地區由22個國家統治。一些阿拉伯國家中不斷湧現「民族領袖」，試圖統合阿拉伯廣大區域。前埃及領袖納賽爾、被美軍顛覆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利比亞領袖卡扎菲都屬於這一類領導人。鑒於各阿拉伯國家都已逐漸發展出獨立的國家主權意識，而且各個阿拉伯國家由於石油儲量的巨大差別，也由於各利益集團的不同利益，許多富裕的阿拉伯國家特別害怕民粹式的大阿拉伯主義，借阿拉伯統一的名義來實現財產的再分配，從而讓窮阿拉伯人奪了富阿拉伯人的權。這種恐懼不僅存在於海灣阿拉伯國家富裕的石油大亨的心中，也根植於許多經濟發達的阿拉伯國家的普通民眾的心中。薩達姆以暴力手段入侵科威特，就是其大阿拉伯思想的具體體現，如果當時第一步成功的話，薩達姆就會繼續擴張，力爭成為阿拉伯歷史上又一位民族英雄。

大阿拉伯主義深深地分裂了阿拉伯國家和社會。對於極端貧窮、失業率極高的阿拉伯國家來說，薩達姆是英雄；對於富裕的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巴林和卡達爾的中產階級居民來說，薩達姆是惡棍。一個薩達姆去了，但大阿拉伯思想依然廣泛存在，割裂著阿拉伯世界。

矛盾六：「平行國家」的存在帶來的矛盾。許多在阿以衝突前沿的阿拉伯國家長期飽受以色列的侵略和凌辱，國家作為一個合法的權利機關已經失去了威望和基本的統治合法性，也失去了基本的控制力。在貧困的城市街區，人口爆炸、基礎教育空白和工作機會的缺乏讓極端的宗教思想和基本教義派有了可乘之機，城市游擊隊和恐怖組織應運而生，擴展迅速，吸收了大量年青人的加入。許多非國家的恐怖主義組織和極端宗教組織甚至接管了部分國家權利，他們訓練軍隊、警察，甚至還發展了社會福利和社會濟貧運動，擁有很強的民意基礎。這些勢力坐大后就形成了所謂的「平行國家」，如黎巴嫩的真主黨和巴勒斯坦的哈瑪斯組織，他們取代了國家合法的暴力壟斷地位，可以在一個國家的部分地區內替代國家發號施令。許多阿拉伯國家政府對這些「平行國家」極為恐懼，害怕這樣的組織跨國進入本國，從而導致自己國家合法政府的解體和癱瘓，以及整個社會的脫序。一些國家甚至希望「借刀殺人」，借用敵人的刀殺掉自己人，真是何其悲也！

矛盾七：石油產量帶來的矛盾。阿拉伯國家及其臨近國家富產石油，這是阿拉伯國家的幸運，也是災難的肇始原因。大國通過一切手段介入該地區，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塗炭生靈。這正應驗了我國一句古話：懷璧其罪。不僅大國競相角逐於中東，就連阿拉伯國家之間也常常為石油管道的流向和領土爭端而發生衝突和爭執。

以上七種矛盾成為主要大國超控的手段，特別是鑒於冷戰結束后，俄羅斯在該區域的影響力大大下降，遠遠不及美國，歐洲聯盟主要國家也只能在區域和談中起到有限的作用，美國在中東的作用是很令人玩味的。美國很好地利用了近東到中亞地區錯綜複雜的民族、文化、宗教和國家間的矛盾，深刻看透阿拉伯國家的集體心理，是美國在中東的博弈能每戰必勝的重要原因。美國著名的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那就歐亞大陸是世界中心，中東則是歐亞大陸中心，而蘇聯的解體產生了亞歐大陸的黑洞和巴爾幹地區，也就是高加索地區和中亞五國，鑒於這些區域還沒有大國能完全佔據主導地位，而且地緣位置極為重要，緊鄰世界幾大油庫，是美國戰略上必爭之地。回到一開頭筆者提出的問題，很多難解之處從美國中東戰略角度來看就不難理解了。

（1）為什麼美國入侵伊拉克和以色列軍事打擊黎巴嫩南部，廣大阿拉伯國家尤其是有影響力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卻沒有很賣力地去抗美援伊和抗以援黎，甚至連聲援都不是很積極？道理很簡單，許多阿拉伯國家害怕大阿拉伯主義，把薩達姆看成是禍水，還有出於對「平行國家」真主黨和哈瑪斯顛覆阿拉伯國家傳統秩序的擔心，許多阿拉伯政府希望借美國和以色列的鍘刀鍘掉薩達姆和真主黨，頗有點「攘外必先安內」的意思。這一點，美國人是看得很清楚和很透徹的。

（2）為什麼美國在阿以衝突中從來都是全面偏袒以色列?為什麼美國不擔心海灣的阿拉伯國家因為美國的不公正而反美，進而損害美國在全世界核心地區的利益？這裡我要運用「石油美元共同體」一詞來描述海灣國家高層和美國的合作關係。雖然伊斯蘭國家包括阿拉伯國家的普遍民意早就已經沸騰，美國的國家形象在這些國家降到了史無前例的低點，民眾反美的情緒已經上升到極點，但是海灣諸國的高層早已腐敗，跟美國的合作符合這個階層的最大利益。在全球石油貿易中，不僅賣家市場很重要，買家市場也非常重要。穩定可靠，信譽良好和財大氣粗的買家市場可以讓海灣石油國家獲得源源不斷的美元，這些石油美元有利於海灣石油國家高層維持自己窮奢極欲和揮霍無度的生活。美國和阿拉伯石油國家高層正是維持了這麼一種關係，美國需要源源不斷的石油，海灣國家需要源源不斷的美元；相對應美國可以持續地用美元購買石油，而海灣國家未必能永遠提供石油。但是至少現階段，美國的美元已經成為海灣國家維持國內穩定統治，利用石油美元在本國進行分配，提高本國人民生活，安撫國內民眾情緒的利器。同時統治階層更是從中大大地獲取利益，維護本國落後時代潮流的君主統治。美國國內的政治精英階層許多人都和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有密切聯繫，比如布希家族、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美國副總統切尼都和沙特的石油大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9.11事件發生后，多名可能涉嫌對恐怖分子進行財務支持的沙特人被順利放行得以離開美國，給世人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所謂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是多麼的蒼白和缺乏說服力。既然美國要輸出民主，那麼全世界所剩無幾的依然維持封建君主制的海灣阿拉伯國家應是民主的頭號傳播國。事實恰恰相反，美國從來都不熱中在美國的這一勢力範圍輸出民主，美國很致力於維持現狀，具體說來就是維護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和美國國家利益。如果這一地區實施民主選舉，很可能如同巴勒斯坦和伊朗的民主選舉一樣，反美的政黨被選上，美國的勢力範圍被終結。這是美國最不願意看到的一種結果。

（3）既然阿以衝突是各類衝突中最嚴重的衝突，為什麼那麼多的阿拉伯國家沒有團結一致，共同對以色列發起進攻？尤其是幅員廣闊、石油產量世界第一的沙烏地阿拉伯從來沒有牽頭進行反以聯盟，原因何在？除了美國和阿拉伯石油大亨結成不可分割的共同體，美國影響著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經濟政治格局外，阿拉伯國家的多方位考慮是重要原因。

以色列雖然很小，卻擁有中東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全民皆兵。如果要打一場全面的戰爭，阿拉伯國家就得面向西面戰線。當雙方展開決戰，實力都被削弱的時候，東線什葉派穆斯林的伊朗可能乘機全面崛起，成為戰後最大的贏家。伊朗不僅有擴張的文化和宗教動機，而且有擴張的實力。北線的土耳其雖然也是遜尼派穆斯林，但是大突厥時代的光榮歷史和奧斯曼土耳其時代帶來的英雄情結也讓土耳其人難免在關鍵時刻蠢蠢欲動，可能藉機向南部擴張。這兩種可能性決不是臆測。今天土耳其已經是美國在這一地區重要的盟國，而且土耳其是伊斯蘭國家中少有的和以色列關係火熱的國家，這當中是否蘊藏著對阿拉伯國家的戰略威脅，還不可知，但是阿拉伯國家普遍對土耳其有所防範，卻是公開的秘密。1980年代的兩伊戰爭也是阿拉伯國家竭力把禍水（薩達姆·海珊）往東引向波斯伊朗的一場殘酷的戰爭，薩達姆本人也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偉大的阿拉伯英雄，抗擊波斯人的擴張。其他阿拉伯國家則坐山觀虎鬥，逍遙地看伊拉克和伊朗進行戰爭，頗有點像二戰中英法將禍水納粹德國引向東線進攻蘇聯，最終卻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的故事。如同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一樣（希特勒在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后，隨即揮師西線，法國終於遭殃），薩達姆在兩伊和平協定簽署后隨即南下進攻了科威特。

總之，阿拉伯國家鑒於歷史教訓害怕「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生恐自己的老窩可能被崛起的伊朗人抄掉，也擔心全面戰爭開啟后也打開了另外一扇「魔鬼之門」，那就是複雜的民族、種族和宗教矛盾被點燃，許多民族藉機掀起新獨立浪潮，讓整個中東和阿拉伯地區陷入歷史性的大解體，那將是一場可怕的噩夢，是富裕的海灣阿拉伯國家要竭力避免的。

阿拉伯國家這種集體心理早已被以色列人看穿，看穿弱點后以色列在中東危局中就可以放手地去以小搏大了。美國人更是懂得這其間的微妙和洞悉阿拉伯人的軟肋，最好地利用了其間的矛盾。美國人儼然以阿拉伯人的保護者自居，因為美國可以有效地阻撓土耳其人的野心，而且美國的軍事存在也遏制了伊朗人可能的擴張，美國還幫助富裕的海灣阿拉伯人剷除了大阿拉伯主義領袖薩達姆，讓利雅得的石油大亨們鬆了一口氣。美國人也暗中支持具有強烈分離傾向的庫爾德人,只有美國才能有效約束庫爾德人可能的冒進。正是這種千絲萬縷的聯繫讓美國人吃定了阿拉伯人，讓他們「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面對自己的同胞慘遭殺戮時，不敢或是無力去大聲抗議，相反他們卻無比依賴美國，無論是經濟上，還是地區安全上。阿拉伯人的集體民族性格在這裡顯示出了極大的缺陷：內鬥內行，外斗外行，富裕了則沉湎於享樂，貧窮了則易採取極端行動，缺乏遠大目標和雄心壯志，缺乏長遠的理性行為和堅韌不拔的民族意志。這就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局面，美國同時掌控敵對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儼然以地區仲裁者自居。

（4）以色列這次進攻黎巴嫩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以色列、伊拉克和阿富汗是美國人在世界核心板塊的三塊「飛地」，之所以說他們是飛地，因為這三塊地區並沒有連成一片，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間隔著巴勒斯坦、敘利亞和約旦，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間隔著伊朗。三塊飛地中的兩塊是美國借反恐的名義硬搶來的，而且處在極大的不穩定狀態中，只有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穩定的盟友，以色列的勢力幾乎可以等同是美國實力的自然延伸。自從六年前以色列主動從黎巴嫩南部撤軍以來，以軍的震懾力在阿拉伯國家中有所下降，再加上以色列自從第五次中東戰爭以來已有20多年沒有打過大仗，阿拉伯周邊國家的極端穆斯林組織和游擊隊開始懷疑以色列的戰鬥力量。黎巴嫩真主黨的主動攻擊既是想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立威，也是要試探性地看看以色列的軍事實力和反映。以色列向來崇信「以牙還牙，以血洗血」，立即抓住了這個練兵和重新對阿拉伯國家建立震懾力和軍事威望的機會。當然，這樣的反映也是一種生存本能，如筆者前面所述，在「阿拉伯汪洋大海中」被包圍的以色列不允許有失敗，阿拉伯國家雖然一敗再敗，但依然有22個國家和三億人口，依然有龐大的戰略迴旋空間和豐富的資源；以色列只要連敗兩三次就可能有亡國的危險。因而以色列人每戰必勝、每戰必狠的信念很強，不打則已，一打就要痛擊對方。美國人也完全明白這個道理，每次都會全力支持自己的盟友，以全力保障以色列的生存和自己在中東最重要的一塊飛地。

因此以色列這次的攻擊不是要重新打大仗，而是在於試圖重新建立黎巴嫩南部到本國的緩衝區，讓真主黨的威脅不是那麼直接。更重要的是要再次樹立以色列人面對阿拉伯人的軍事和心理優勢，讓阿拉伯人不敢輕舉妄動。因此，真主黨的冒進給了以色列人一個樹威的機會，慘痛的是：大量無辜平民遇難，千千萬萬的南黎巴嫩居民無家可歸。

綜上所述，美國在地球上最重要的棋盤上利用多種不同矛盾成為中東到中亞地區當之無愧的最成功的棋手。美國不僅直接掌控三塊飛地，而且還有一系列相互處於競爭或敵對關係的重要盟友，包括海灣阿拉伯國家、約旦、土耳其、以色列和各國的分裂勢力如庫爾德人，大有囊括整個中東地區的架勢。藉助9.11以後的反恐戰爭，美國向高加索三國和中亞五國提出美運輸機飛越領空、美飛機在不同機場加油和建立美軍軍事基地的要求，並已經在數國內建立軍事基地。美軍一到某國，就會儘力延長在此區域的停留時間，而不願意離開。不過美國的霸權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戰，伊朗和敘利亞是本地區公開向美國叫板的國家，這兩個國家也是防礙美國的三塊飛地連在一起的國家，成為美國的眼中釘。

作者在中國崛起策二就提出這樣的觀點：得伊朗者得天下，因為伊朗是聯繫西亞、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核心樞紐國，是聯繫世界上最重要產油區、海灣和內湖的國家。實際上美國在反恐戰後最重要的戰略行為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為伊朗作絞索。伊朗正西方的伊拉克、正東方的阿富汗被美軍直接佔領，伊朗西北邊的土耳其是美國的鐵桿盟國，正北的亞塞拜然是美國勢力全面滲透的國家，美國已經建立軍事基地，伊朗隔波斯灣相望的海灣阿拉伯國家是敵視伊朗的遜尼派伊斯蘭國家。絞索在從各個方向向伊朗拉緊，伊朗的空前危局不可不察。事實上伊朗面臨國際制裁也要發展核武器和伊朗領袖出格的表演很可能是伊朗在危局中一種強烈求生存的反應。

因此中國、俄羅斯和中亞五國的策略性結盟事關整個歐亞大板塊的格局。正如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多次強調歐亞大陸的地緣黑洞—中亞五國一樣，作者準確地預見到了主要強權在地緣黑洞的爭奪。但作者當時還沒有想到伊朗的戰略地位岌岌可危，因為這本書成書尚在9.11以前，那時候伊拉克和阿富汗尚未被美軍直接佔領。今天美國雖然在伊拉克陷入困境，但在戰略上卻處於大優的局面。當然，美國過於膨脹的自信和肆無忌憚對別國策動內部顏色革命終於引起中亞國家警惕，中亞數國逐步驅除了美國的勢力，尤其是烏茲別克跟美國徹底交惡，要求美國關閉其在烏茲別克的軍事基地。

我們今天應當設想這樣一種局面，當美國真正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時，中國和俄羅斯可以軍事技術援助的陸路通道就落在伊朗東北邊的土庫曼和東南邊的巴基斯坦。可以說，這兩國是中俄兩國進入歐亞板塊核心樞紐國的不二通道。當真正的對決時刻到來前，北京和莫斯科應該清晰地問道：這兩國是否會對中俄兩國開放他們的國境和邊界？而且要考慮到中俄兩國不直接與土庫曼接界，中間還隔著其他的斯坦國家，這些上海合作組織國家屆時會開放他們的國家和邊境嗎？因為在這個利益當先的世界，盟國頂不住壓力和利誘而轉向不是不可能的。要始終記住國家與國家之間永遠不變的定律：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我們真的應當未雨綢繆，早作準備，而且一切按照最壞的打算準備，以求得較好的結果。

當務之急是北京和莫斯科應當緊密合作，雙方不存在內鬥的空間（筆者將在下一篇策論中詳細談中俄結盟），雙方應當繼續鞏固和擴大上海五國的合作空間，防止美國重新殺回中亞五國（這幾乎是必然的）。中國應多利用經濟槓桿，將中亞五國牢牢穩固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內，讓大家結為真正的利益聯盟和命運共同體。中俄的戰略家和軍事家應當就伊朗問題進行聯合沙盤推演和聯合軍事演習，就一切可能出現的情況進行周密的準備，對一切可能的疏漏進行預先估算。

在中東，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還很弱，我們在自身增強對中東的關注和加強在中東的經濟活動的同時，應當積極鼓勵俄國在中東發揮更大的作用。中俄也應當在中東議題上相互靠攏，妥善協商，發揮俄羅斯世界政治大國，和中國世界經濟大國的互補優勢，相互彌補實力不夠全面的不足，共同在中東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中俄應當積極介入地區衝突，對突發事件、衝突和戰爭進行斡旋。當中俄聯手，如果加上歐洲聯盟的話，才能談得上恢復中東地區的均勢。

防止美國獨霸歐亞大棋盤的大棋局依靠的是好棋手，這盤大局在21世紀初正徐徐地展開，中俄兩大棋手準備好了嗎？

http://zhiqiang.org/blog/397.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中國崛起策八：合縱連橫下的世界戰略格局©Liu Tao, September 1, 2006 @ 6:43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文章簡介：本文從戰國時期合縱連橫的格局引出了當今世界戰略格局的問題。作者提出了自己構建的概念「叢林規則」、「文明規則」和「超國家規則」來描述當今世界政治的運行機制，並認為中國應當放棄民族擴張主義和理想主義兩種思考模式，採取國家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立場。作者還分析了世界基本戰略格局並嘗試勾勒出美國長遠的戰略意圖和各大強權（歐、俄、中、日）在邁向世界強國征途中各自的優勢和劣勢。

合縱與連橫是戰國時代兩位著名的策士蘇秦和張儀根據當時的時局提出來的兩套針鋒相對的戰略。這兩位古代的戰略家都是奇人鬼谷子的高徒，都分別從師傅那兒學來了各種奇門數術和政治策略，之後兩人分別為不同的國家和國家集團服務。

蘇秦在當時的戰國亂象中發現了一個核心的發展趨勢，那就是秦國在各大戰國的爭戰中進行了成功的變法，國力大大增強，並攻城掠池，佔領了一系列戰略要地如楚國的房陵、魏國的西部和韓國的宜陽鐵山，甚至三奪趙國的晉陽。表面上看當時各大戰國彼此打得熱火朝天，實際上是各國互相有得有失，國「勢」都沒有增加，往往是奪去別國一塊領土，又被其他國家趁火打劫，丟失一些領土，唯有秦國國勢大增，佔盡了各國的便宜。蘇秦極其準確地洞悉了「秦國獨大，諸國臨危」的局勢，利用自己優秀的表現能力和口才說服了當時主要六大戰國，聯合抗秦。因為當時六大戰國中的五國燕、趙、魏、韓和楚國從秦國的角度來看分別從北到南呈縱向排列，唯有齊國和秦國被其他戰國和一些小的諸侯國隔開，因此六國聯合抗秦被稱為合縱。

蘇秦的同門張儀也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奇才，當他看到蘇秦已經佔盡先機，居然拿上了數大戰國的相印，串聯了六國合縱，於是張儀便投奔到剩下的一大戰國— 秦國，開始了他與蘇秦的高智商競爭。張儀向當時的秦惠文王提出了一套策略，橫向聯合與秦國不接界的戰國如齊國和燕國，向他們傳揚「遠交近攻」的理念，其中心含義是：這些跟秦國不接界的國家參加反秦聯盟撈不到任何好處，反而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其他國家反秦而奪得的秦國土地，燕國和齊國因為不接界一點也得不到，損秦的結果是長韓、魏和趙，這些與秦國直接接界的國家將自然而然國勢大增。張儀還看中了當時六大戰國中的楚國貪圖享受、害怕戰爭，因而心猿意馬，於是他採取了各個擊破的戰略。總之，張儀與蘇秦反其道而行之，採取橫向聯繫部分戰國的方式，曉之以厲害，動之以利益，目的在於打動部分戰國的心，拆散合縱聯盟，為秦國國家利益服務，他的整套戰略被稱為連橫。

應該說中國古代的文化，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是一個寶庫，不同的研究者和民眾可以從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合縱連橫、遠交近攻和大量豐富的外交、戰略思想直到今天依然給我們無窮的啟發和啟迪。蘇秦和張儀用今天的術語來形容可以說是超級戰略家和外交家，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很熱衷用他們的合縱連橫和遠交近攻等理論來分析當前的國際局勢。不過，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當前的世界局勢並不完全等同於2500年前的戰國局勢，儘管有一些平行的相似性，但我們必需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把古代優秀的戰略思想和今天的世界局勢結合起來。正如圍棋的棋局一樣：千古無同局。我們正應當分析一下今天的世界局勢究竟是如何。

I 叢林規則、文明規則和超國家規則

分析當前世界局勢時我必須引入自己思考和構建的一些新概念，因為沒有這些新的概念就很難談清楚當前世界總體的戰略格局。

從一般的現象學角度來觀察當前國際局勢中的運行機制會立即陷於許多困惑之中：一方面國際機構和國際法構築的普遍規則的確在世界爭端中發揮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在某些時候被肆意踐踏和損害，而侵犯國際法者也依然可以我行我素，比如以色列對南黎巴嫩的進攻。究竟是什麼規則和機制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著作用呢？根據觀察到的不同現象也有相應的不同的解釋模式：新現實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傾向於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解釋世界政治格局，因此認為國際形式不過就是國家利益的延伸和國家利益的總和，強國依舊是世界的主宰；新制度主義則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新制度主義者強調由國際政府機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等一系列國際組織構建了一套世界文化，這套世界文化包含意識形態理念、制度和具體政策，比如人權觀念、法制國家和民主制度等，它們影響著世界上各個國家，世界不再是強國的競技場，每個國家都受到制度化的國際規範的影響和約束。

我在這裡吸收了上述兩種論述模式，並增加了一種模式。具體說來，筆者認為當前的世界有三種不同的機制和規則同時並存，同時在發揮著作用。它們分別是叢林規則、文明規則和超國家規則，又可以分別被稱為前現代規則、現代規則和後現代規則。叢林規則，也就是前現代規則，指的是人類社會在進入現代文明之前人類各個歷史時期通用的規則，具體說來就是一種「強者生存，弱者淘汰」和「大國決定小國命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機制，誰的拳頭硬，誰就能更好的生存。大國不斷征伐和兼并中等國家和小國，或者是以宗主國和保護國的形式出現，不會受到任何國際規則和國際法的制裁和約束。第二類規則是文明規則，也可以被稱為現代規則，它主要指通過國際機構制定的國際法、國際公約、條約和協定，這些國際文明規則和國際慣例協調著國際關係和國與國的關係。這一過程始於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聯盟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成立。真正在全球以世界政府形式出現的國際體系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步形成的，標誌性事件是聯合國的成立和聯合國下屬機構如國際法庭和人權組織的建立。國際機構、國際條約、國際法和多邊國際協商調節機制讓世界各國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約束，人類社會從總體上來說是向更加文明的方向發展。第三類規則我稱之為超國家規則，也可以被稱為後現代規則，主要是指在某些超越國家的聯盟中，比如說歐洲聯盟，國與國的關係越來越受到超國家體的影響。歐洲國家讓度出一部分主權給歐盟，同時許多國家擺脫了傳統的國家觀念、強國觀念和邊界觀念。今天法國和德國的關係就基本脫離了傳統的國家與國家的關係，雙方過去是世仇，歷史上兩國都極力削弱和打擊對方，兩國都有大國的雄心想統一歐洲。現在則實現了徹底的民族大和解，成為全天候的夥伴，也共同成為歐盟統合的發動機。另外，德國主動放棄了奧得河以東到但澤地區傳統上屬於德國、今天卻屬於波蘭的部分領土，以達成德國和波蘭永久的民族大和解，雙方承諾讓德波邊界變成永久的和平邊界。總之，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脫離傳統的叢林規則，也逐步超越了二戰以來的以國際機構為核心的現代文明規則，而深深地呈現出後現代的特徵。

我們在觀察當今國際關係和國際衝突，分析國際形式時，必須注意到上述三種機制和規則是同時運行的，這是我們常常對國際局勢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根源。比如說海地危機、東帝汶的獨立、盧安達1994年發生的種族大屠殺、伊拉克1991年入侵科威特及蘇丹達富爾地區的種族衝突，在這些事件中第二類規則，也就是現代文明規則在起作用，或者是起主導性作用，因為國際社會和國際文明規則對這些事件起到了調節、約束和制裁的作用。聯合國或者是組織維和部隊，或是通過譴責決議案，或是採取斡旋和調節，以維護上述地區的和平和防止人道主義危機的爆發。而在另外的一些事件中，比如說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當前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軍事打擊，都體現了人類社會依然存在著第一類規則 — 叢林規則，大國或是超級大國支持下的小國可以完全無視國際法和國際文明基本規則，悍然以軍事實力和暴力進攻、侵略並佔領其他國家，而相應的世界文明體系軟弱無力，無法對這種侵略行為作出反應，更談不上阻止和制裁這樣的侵略行為。在這樣的事件中依然深刻體現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特徵，強者可以對弱者施加暴力和武力，而弱者既不具備自衛能力，也沒有話語權，無法影響任何國際規則和國際條例的制定，成為國際社會的弱勢群體，任憑超級大國的宰割。在第一和第二種規則運行的同時，在歐洲聯盟內部的確已經邁向人類歷史新階段，歐盟國家已經完全告別了叢林規則，歐洲國家對相互間關係的思考已經超越了主權國家的觀念，開始逐步進入到國家和平聯盟、組織新興國家體的階段。我們無法拿第一類規則來解釋歐洲國家的關係，也無法完全拿第二類規則，也就是二戰以後的國家文明規則來解釋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歐洲聯盟的確是人類社會的理念創新。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許多國際事件和衝突並不是由單一的運行規則和機制所影響，在同一事件中往往是多種運行規則並存，比如說美國在9·11以後對阿富汗的侵略顛覆了塔利班神學士政權，這場戰爭就充分體現了文明規則和叢林規則的結合：一方面，塔利班神學士政權恢復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義統治，並禁止一切娛樂活動，禁止婦女念書，公然炸毀世界文化遺產 — 中亞的巴米揚大佛，並暗中與恐怖主義分子有牽連，早就被聯合國制裁，成為國際文明社會的大敵。美國以9·11遭受恐怖主義的襲擊為由，意圖武力進攻阿富汗，顛覆塔利班，國際社會對這樣的軍事行動雖然有所保留，但卻對美國遭受恐怖襲擊有一定的同情，對塔利班的神權統治普遍存在著厭惡，因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默許和支持了美國軍事入侵阿富汗，在這裡，現代文明規則在起部分作用，因為聯合國和其它國際機構對阿富汗的制裁早就讓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成為孤家寡人，經濟制裁更是讓塔利班的實力疲弱，在美國的軍事打擊下無力反抗，因此國際文明規則的制裁和國際社會的默認間接卻是強有力地支持了美國的軍事行動。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阿富汗戰爭中叢林規則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場戰爭依然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軍事侵略，因為直到今天我們依然不得知塔利班的神學士政權是否真的如美國宣揚的那樣參與了9·11的恐怖襲擊，美國在證據非常微弱、而且是在沒有聯合國的直接授權下軍事侵略阿富汗，就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的體現。只是塔利班政權不得人心，不僅不容於國際社會，就是許多阿富汗民眾都對其非常反感，在這裡現代文明規則的運用和介入給美國的軍事侵略多多少少賦予了一定的合法性。兩種機制和規則的綜合讓美國取得了最大的國家利益，既手執明火搶了一片對自己至關重要的戰略要地，又利用文明規則沒有讓美國的侵略激起國際世界的強烈反彈，因為塔利班形象較差，甚至連當地居民都沒有強烈反抗美國入侵，美國坐收了無比巨大的地緣戰略利益。

美國在另外一場戰爭 —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則遠沒有阿富汗戰爭那麼幸運，因為美國運用的是赤裸裸的叢林規則要吞掉伊拉克，美國當然也嘗試過運用文明規則，想要說服國際社會，並通過聯合國的授權和多邊機制來消滅伊拉克，但因為不具有任何說服力和道德正當性，國際文明規則拒絕介入或是拒絕為美國的侵略提供道義資源，反而是世界各地的反戰運動嚴重動搖和剝奪了美國軍事侵略的合法性，導致美國只能單單運用叢林規則。其結果是美國得不到世界各國的聲援和支持，相反得到的是譴責和抗議，美國自身也在伊拉克陷入泥潭，遭到當地人民持續不斷地反抗，美國的道德感召力、吸引力和軟實力遭到空前的損失，美國的國際威望在全球範圍內大幅度下降。兩場侵略戰爭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其關鍵在於阿富汗戰爭是叢林規則和文明規則的並用，而伊拉克戰爭中只有叢林規則和弱肉強食的邏輯，導致了國際社會普遍的質疑和反對，因而在世界公眾的眼裡美國入侵伊拉克完全是一場非法的戰爭。

我們在分析今天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的戰略形式時必須注意到叢林規則和文明規則是當今世界政治中主要運行的機制，我們必須正視這兩種規則同時並存，不可偏廢其中任何一種。如果我們只認定叢林規則，就極易陷入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泥淖，中國就有可能全面整軍備戰，到處武裝侵略別國，或是收回歷史上屬於中國的土地，並把中國的經濟實力全面投入到軍事擴張中去。這是相當有害的，不僅將加強世界各國的「中國威脅論」的看法，引起其他大國結成針對中國的盟國，引起世界各國民眾對中國的反感，從而嚴重損害中國的軟實力和中國的道德感召力，進而損害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但是，我們也不能過於理想主義，片面地認為世界大同，天下為公，世界各國已經進入和平文明時代，天下太平無事，中國也不需要和別國進行經濟、政治、軍事和地緣戰略的競爭。這樣的理想主義錯在只看到了第二類規則 — 文明規則，而忽視了世界總體上雖然是在向文明的方向演化進步，但弱肉強食依然廣泛地存在於世界，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一個國家依然有可能被另外一個國家欺辱和侵略。

即使在最具國際威望的聯合國內部和其它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機構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依然是叢林規則和文明規則在共同協調運作：一方面國際政府間的機構和組織制定了大量的規定、準則、條約和法律來協調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關係和以國際法的形式來解決各國的爭端和衝突，與以前的人類社會相比，世界各國的關係出現了文明化的特徵；另一方面，規則和條約的制定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是由強權和強勢國家影響下制定的，最為嚴重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乎就是美國勢力的直接體現和延伸，儘管這兩個組織是以世界國際組織的面貌出現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更多的是由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制定的，儘管發展中國家包括不結盟國家和77國集團要求修改不合理的國際貿易條例的呼聲越來越高，世界各國的非政府組織和市民社會不斷聲援發展中國家的正義要求，但是建立合理公正的世界經濟體系依然是長路漫漫，因為制定規則者是國際政治界和經濟界的強者，沒有他們的讓步和妥協是很難想象貿易談判會有什麼大進步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說明強國依然主導著國際局勢，當然，今天的大國和強國並不能完全為所欲為，也必須遵守一些最基本的國際文明準則，但是強國掌握話語權，制定規則，常常能通過政治經濟手段控制和影響小國的意志，這是不可否認的。

筆者的思考是：單純地推行叢林法則和單純地推行理想主義路線在當今國際社會都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採取國家實用主義的路線，一切從國際社會的現實和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針對不同的議題和問題採取不同的規則或是綜合運用幾種不同的規則，以爭取最大限度地謀取中國國家利益。

II 當今世界的基本戰略格局

當今世界在某些方面的確有些象2500年前中國的戰國時期：亂象紛呈，矛盾眾多，國與國之間的明爭暗鬥高潮迭起，民族矛盾、領土衝突、文明碰撞、恐怖主義、大國角逐、能源爭奪、宗教爭端、叛亂分裂等無數對複雜的矛盾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而高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路的普及、世界的e化和全球化的全面展開把人類社會帶到一個全新的境界，我們很難在這種亂象和五彩紛呈的發展中分清究竟哪些是表象，哪些是本質，哪些發展才是最具有核心意義的。

回到這個題目上，我們應當怎麼判斷當今世界最基本的戰略格局？什麼是當今世界上最基本的戰略矛盾？自從1980年代末期以來世界戰略格局的確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柏林牆的倒塌，兩德統一，蘇聯解體和俄羅斯的衰弱，歐盟的統合，北約的東擴，中國的崛起，印度的崛起…… 今天的世界格局的確大大不同於20年前。在這一系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和戰略意義的重大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主軸，那就是美國獨霸世界，成為無可爭議的經濟、政治、文化、金融、高科技和軍事超級大國。美國的強大在於其全面發展的綜合國力，包括軟實力和硬實力在內的整體國力。美國是一個非歐非亞的國家，卻深刻介入歐亞大陸上的任何爭端和衝突，無論是在歐洲的巴爾幹地區，還是亞洲的高加索、中亞、東亞和東南亞，還是歐亞非三洲間的中東地區，美國的力量都深深地介入和投放到這些地區。美國還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許多傳統的海權和陸權的歐洲國家結成牢不可破的軍事盟國，美國還在亞洲有數個同盟國，其中日本是世界極的經濟和科技強國，韓國和台灣也是美國的同盟成員，在東南亞，新加坡等國也是美國的准同盟國。

正如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興起的超級大國一樣，當大國間的勢力均衡被徹底打破以後，超級大國必定會走向近一步擴張，謀求永久的霸權地位。美國的戰略家看得更遠更深，他們的視野不僅在全球範圍內，甚至擴展到外太空和外層空間，美國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和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系統正是著眼於取得全面的霸權，不僅要求美國有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而且要剝奪其他主要大國和戰略對手在受到第一次打擊后的還手能力，美國的野心在這裡已經暴露無遺。蘇聯的解體雖然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覆滅，但由此帶來的冷戰的結束並沒有讓世界更加安全，相反，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摧枯拉朽般地消滅了一個中等國家和地區強權，這樣的軍事實力讓整個世界籠罩在新世紀的陰影和寒意中。美國越來越像羅馬帝國，不斷地進行全球擴張，越來越遠離其建國思想和立國精神，漸漸退化成一個超級的「軍事產業複合體」，其全球干預和擴張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個美國獨霸的世界和一個各方面的均勢被徹底打破的世界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世界, 整個全球局勢失去了基本的動態平衡, 這更加間接鼓勵了美國的帝國野心。美國國內的新保守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學者越來越多地用「帝國」一詞和「美國治下的和平「來描述世界格局。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來討論一下，美國的戰略防範重點究竟是什麼。

III 競猜：美國五角大樓的戰略文件是什麼內容？

我們每年都可以讀到美國國防部和五角大樓關於美國的國防戰略報告和戰略文件，這是公開的、放在桌面上的文章。我們設想五角大樓還有很多不能公開的、放在桌子底下的秘密文件，在這些文件中，美國國防部對未來的美國的戰略目標作了清晰而又長遠的規劃。如果有這樣一份文件的話，我們可以作一個有趣的猜測，美國對未來20年或50年的戰略規劃究竟是什麼呢？美國究竟要達到什麼樣的戰略目標呢？

我想，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就是維持美國獨一的超級霸主的地位，並防止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任何一個可以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國家的出現，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異議的。美國人夢想的是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美國人也可以允許「一超多強」的格局存在，但絕對不允許有「多超（多個超級大國）」、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多級格局的出現。那麼在美國的長期戰略重點上，美國人將以何種次序和優先順序來處理全球有可能出現的對美國獨霸地位的挑戰呢？我認為美國人認定的戰略次序和要處理的戰略問題分別為 A歐盟的統一和整合； B 俄羅斯的重新崛起； C 中國的崛起； D日本積極謀取獨立的世界大國地位。筆者下面要分別來談一談這四個議題：

歐盟的統一和整合
歐洲聯盟的統一和整合將把25個不同的主權國家結成一個超級國家體。這些國家包含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和傳統的海權及陸權強國，這些國家也是當代全世界的各種現代理念、思想、主義、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策源地，歐洲甚至是美國立國精神的發源地。美國和歐洲的大西洋同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確保美國在歐洲主導地位的關鍵。歐盟25國如果能有效地組成一個超國家體，特別是考慮到德國、英國和法國分別是排名世界第三、第五和第六的經濟強國，歐盟的總體國民生產總值將立即超過美國。如果歐盟追求的是成為獨立於美國的世界一極的地位並致力建立獨立的歐盟防務，再考慮到歐洲聯盟的科技實力、文化實力和軟實力，那麼歐洲聯盟將毫無爭議的立即轉變成為一個新興超級大國，而且歐盟走向獨立的世界一級地位將立即顛覆美國的全球唯一霸主的地位。美國依靠跨大西洋聯盟和亞洲的盟國才能在亞歐兩大洲立足，才能參與對世界核心板塊中東到中亞地區的競爭。亞歐兩邊的盟友中跨大西洋聯盟是美國獨霸世界最核心和最關鍵的聯盟，歐洲走向獨立的世界一極將使美國霸權的基礎坍塌，美國的帝國大廈將隨著歐盟的獨立而失去最重要的柱石，其獨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也將相應喪失。因此美國的戰略日程表上第一要務是防止歐盟走向完全的統一和獨立，特別是要阻止歐盟建立獨立的防務和軍隊。

歐盟的缺陷也是相當明顯的。第一：在二戰後西歐國家依靠同美國的軍事聯盟和美國的軍事保護來抵抗東部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陣營的擴張，歐洲人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很深，也對美國有一定的感情。冷戰對抗最劇烈的階段肯尼迪總統的一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極大地鼓舞了西方國家陣營的士氣。正是這種依賴和依戀之情，讓歐洲人缺乏走向獨立自主和自強的精神。即使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后，歐洲民眾雖然對美國的反感大增，對美國的對抗情緒不斷上漲，但反感是一回事，走向完全獨立自主的歐洲則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說現在的歐盟堅定地要求擺脫美國的控制並追求建立獨立的歐盟軍隊，從而引起劇烈的美歐爭執，歐洲國家的普遍民意是不會支持這種作法的。第二點原因是出於歐洲歷史上對於沙皇俄國的排斥和防範，和對之後的共產主義蘇聯的極端恐懼，讓今天的歐洲居民依然對俄羅斯懷著深深的戒心。歐盟和俄羅斯兩大世界政治板塊的直接接界更是讓雙方的關係存在很大的競爭和衝突的可能性。第三：歐洲歷史上極為複雜的國家、民族、文化、宗教和種族的衝突，讓歐盟國家即使在進入後現代時期依然存在很多不信任和相互間的猜忌。東歐國家在二戰以後落入蘇聯手中，成為蘇聯的衛星國，讓這些國家充滿了歷史的屈辱感。在1989年脫離蘇聯的控制，加入西方陣營后，東歐國家一邊倒向美國，成為美國分化歐洲聯盟最佳的棋子，以牽制其他獨立意識較強的歐盟國家。英國則是美國天然的盟友，基本成為美國利益的代言人，阻撓著歐洲任何統一的進程，為歐盟的整合設置了許多障礙。德國和法國同為歐盟的發動機，但是由於德國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侵略歷史讓歐洲許多國家對德國深具戒心。即使德國已經為二戰的罪行進行了賠償和道歉，即使歐洲各個國家已經達成了民族大和解，但是一旦德國牽頭要推動歐洲聯盟向更加獨立的方向發展，就會引起部分歐洲國家的懷疑甚至反感，擔心德國要重新走大國競爭的道路，擔心德國新納粹主義的復活。德國和法國的雙領導也引起部分歐洲傳統大國如義大利和西班牙的不滿，這些國家也想在歐盟統合中起到和德國法國同樣大的作用，但是由於實力不足而難以做到，因此就對德法主導地位頗有微詞。第四：歐盟的東擴讓自己陷入了一個巨大的困境。人少好辦事，人多難辦事，當歐盟的邊界超過了原來固有的邊界（西歐）后，由於經濟和發展程度的不同，一個越來越大的歐盟整合起來就愈加困難。歐盟的問題在於，必須清晰的定義歐盟的邊界應該到那裡為止，如果無限制擴大下去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考慮到土耳其入盟的議題在歐洲國家不斷發酵，歐盟整合的過程又蒙上了新的陰影。

歐盟以上的矛盾和問題讓歐盟國家在短時期內很難真正整合成一個國家，而且由於美國傳統的勢力和干擾讓歐洲國家的統一進程被大大地延緩，歐盟要成為世界上獨立的一極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俄羅斯的重新崛起
筆者在俄羅斯和中國的崛起兩個議題上進行了很長時間的考慮，決定還是俄羅斯的重新崛起放在第二個議題。蘇聯的解體讓俄羅斯損失了近50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在前蘇聯的領土上新產生了近14個國家。許多戰略要地，例如歐洲部分的烏克蘭，亞洲的巴爾幹 — 高加索地區，中亞五國，都是歐亞大棋盤上的核心地區，也都是從蘇聯解體后獨立的國家，俄羅斯的地緣損失是無比慘重的，其幾個世紀巧取豪奪的土地都被迫一一吐了出來。俄羅斯的經濟還在整個1990年代連續7年負增長, 國民生產總值急劇衰退了40％，其經濟實力不僅跟美國不成正比，就是和日本、中國、歐盟諸大國相比都相差甚遠。歐盟和北約的東擴，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美國積極介入烏克蘭的顏色革命，甚至想插手白俄羅斯的政局，車臣叛亂后西方國家的影子都讓俄羅斯受到極大的刺激和侮辱，俄羅斯作為大國幾乎是尊嚴掃地，其地緣形式受到空前的挑戰。

但是俄羅斯1.8萬多枚核彈頭和超強的軍事力量和太空力量，俄羅斯廣袤的國土、幅員和資源，俄羅斯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都是俄羅斯成為世界大國的有利條件。在吸取了寡頭資本主義和休克療法的教訓后，俄羅斯在普京的領導下已經逐漸步入正軌，俄羅斯向世界強國邁進的步伐越來越堅定。儘管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即使再高速增長20年都是有限的，（因為俄羅斯只有1.4億人口而且人口呈下降趨勢），但是一個中等經濟實力的國家，加上世界一流的軍事實力和豐沛的能源和資源卻足以保障俄羅斯在未來世界格局中不可撼動的世界大國地位。俄羅斯在多級世界中必將是重要的一級。

俄羅斯的弱點是戰略空間上的困局和經濟實力的衰弱，國內的叛亂、民族衝突和人口結構發展趨勢急劇惡化都嚴重威脅著俄羅斯的重新崛起。但儘管如此，俄羅斯的復興是不可被阻擋的。

中國的崛起
中國經濟爆發性的增長和擴張讓美國的霸主地位同樣受到極大的威脅。中國連續28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是國際經濟界人士難以解釋的一個經濟奇迹。但是鑒於今天中國在經濟、軍事和科技領域和美國還存在著全方位的綜合差距，美國較為重視的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力。特別是在15到20年後中國追趕美國將成為國際政治的中心問題。

中國最大的優勢是時間在中國一邊，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讓我們每年的實力都在不斷壯大，中國可以利用不斷擴大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來增強中國的軍事投射力量、科技研發力量和政治影響力。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民族精神奮發向上和不甘落後等天然註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的諸多有利條件註定了中國不甘成為二等強國。中國的缺陷在於地緣戰略困局、美國的圍堵和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和政治轉軌。如果中國能解決好國內問題特別是漸進政治改革問題（筆者將開闢專文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對中國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和國內社會矛盾問題，那麼將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中國的上升。從長遠觀點來看，中國是最有可能超越美國的單一民族國家，這是中國的歷史使命和21世紀必然的大趨勢。中國追趕美國勢將成為世界政治中的最強音，這一天正在隨著中國迅猛的崛起和趕超加速到來。

日本謀求世界大國地位
日本人在二戰中表現出來的可怕的極端民族主義精神和二戰以後經濟空前的成功讓美國人對日本人懷有深深的擔心和疑慮，美國人也是對日本人的獨特民族精神研究最深刻的（見中國崛起策三）。美國人可以從德國全部撤軍，但絕對會把數十萬美軍留在日本，美其名曰「保衛日本安全」，實際上為「監管日本的異動」。日本已有的龐大的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美國只要對日本鬆綁，日本可以立即轉變為一個世界軍事大國，並進而謀求世界政治大國的地位。日本右翼的愚蠢在於只看到中國的迅猛崛起和想到與中國爭奪亞洲主導權，卻不知真正阻撓日本成為世界一極的正是美國。

日本有成為世界大國和世界一極的現實力量，對美國的潛在威脅也很大。但日本是諸強中前景最為黯淡的。其原因有四。第一：日本二戰失敗交出侵佔亞洲大陸和朝鮮半島的領土后，日本就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的國家。國土狹小就意味著戰略縱深狹小，經不起大戰的打擊；資源貧乏就意味著非常依賴國外能源市場，國際市場的風吹草動都會反映到日本的市場；另外有限的人口也意味著有限的國際市場，日本非常依賴海外市場。第二：日本的戰略局面是諸大國中最糟糕的，島國四面環海，西面的中國、韓國和俄羅斯都跟日本交惡，東面是浩瀚的太平洋，無險可依，只能依賴美國。日本在世界大棋盤上的棋勢是「勢孤」局面。第三：對美國的依賴和美軍的佔領讓日本經濟即使再強大都不能成為世界一極。因為成為世界一級的基本條件是獨立的國格和國權，對世界的重大事件有獨立的判斷、評論和參與解決的能力，日本由於被剝奪了國權，沒有完整的國格，只能成為超級大國的附庸和小跟班，這一條是防礙日本成為世界大國最根本的原因。第四：日本人口的下降和老化是工業化國家中最快的，如果沒有持續有計劃的外國移民的話，日本的人口將從現在的1億3000萬下降到2050年的9000萬，而那時工作人口只有5000萬，屆時日本的人口結構將是非常嚴峻的，因為嚴重老化的人口讓社會的前進失去朝氣和動力，科學研發也將大大受到影響，整體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將隨著人口的減少而相應地萎縮。與其他主要西方國家未雨綢繆、每年進行計劃性的吸收外國年輕移民不同的是，日本出於自身的民族優越感依然排斥外來年輕移民，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日本政府不改弦更張採取合理的移民政策的話，日本急劇下降和老化的人口結構必將對其社會經濟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總之，當今世界局勢在某些方面是有些類似中國戰國時期的局面：美國獨大，其獨霸世界的野心日益明顯，而當今世界的其他強國如歐（德法）、俄、中、日和正在崛起的印度也正好類似戰國時期的六國，各有各的優勢和劣勢。但是，這些國家單獨都無法抗衡美國的霸權，那麼他們將如何進行合縱連橫呢？中國將進行怎樣的聯盟和結盟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以便為中國崛起的大局創造有利的條件呢？筆者將在下一策里推出「中國大戰略 — 歐俄策」來討論上述問題。

文章完成於2006年8月27日 德國，比勒費爾德

http://zhiqiang.org/blog/428.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中國崛起策九：新思維下的中國大戰略©Liu Tao, September 6, 2006 @ 8:15 a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本文簡介：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大戰略不應該受意識形態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干擾，我們應當清楚判斷出當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策略是（1）思維創新，建立「議題式聯盟」；（2）強俄，中俄在一系列區域問題上結盟；（3）強法，中法俄在全球議題上結盟；（4）改善中日關係應是當務之急，如不成功，則當強韓。這其中，中俄結盟是生存基礎，中法俄結盟是開創國際政治經濟新局的關鍵，中韓間的關係則是補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將在本文中嘗試著提出一些新思維並提出中國的大戰略。

I 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戰略應當「去意識形態化」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應當為當前的國家利益服務，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識形態不應干擾和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和長遠戰略的設定。

這一點上美國人堪稱是典範，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國內興起了對如何處置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討論，許多美國人希望永久削弱這兩個富有軍國主義傳統、侵略成性的國家，美國士兵也質疑如何在德國分辨「誰是納粹以及誰不是納粹」。總之在一個國家戰勝另外一個國家之際，戰勝國通常的想法是徹底削弱對方，讓對方的經濟產出能力和國民的精神意志受到毀滅性地打擊而無恢復能力。鑒於美國與納粹德國和日本的戰爭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鬥爭，如果美國在二戰結束后嚴厲懲罰德國和日本幾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後來歷史的發展讓人瞠目結舌，美國擊敗兩個國家后立即對兩個國家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美國不僅實施馬歇爾計劃向兩個戰敗國大量輸血，而且還通過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定了美元不可以對馬克和日元貶值，相反德日兩國卻可以通過貨幣貶值來增加對美國的出口。之後爆發的韓戰更是為德日兩國送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兩國利用戰爭所需要大量軍需品之際，擴大了生產線和生產能力，這把兩國送上了經濟大國的道路。

美國這種在哪裡擊敗某國就立即在那裡進行建設的思路是極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這需要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克服其固有的報復心和復仇意識，冷靜下來從長遠的觀點來為國家戰略利益服務。美國手中的兩個戰敗國成為美國在世界大棋盤上兩個絕佳的棋子，美國重建德日兩國並扶植兩國對美國而言發揮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 （1）美國擔心，德國日本的戰敗和被削弱會導致亞歐兩大洲失去均勢，法國和中國會成為亞歐兩大洲的新強權。美國的全球戰略里不希望有任何一國成為該地區的霸權國家，因此極力反對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強德日的經濟實力來制約法國和中國的獨大。（2）重新讓德日兩國經濟強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要用德國來制約共產蘇聯的擴張，並利用日本來制約紅色中國。德日兩國因為成為反共的前沿陣地國家而立即由戰前的敵國轉變成戰後的同盟國。（3）德日經濟的發展為美國的產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場，之後德日兩國經濟上追趕美國，也為美國的產業升級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機。（4）德日兩國的經濟奇迹起了一個「櫥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緊鄰西德的民主德國和其他東歐共產國家在西德的經濟奇迹下黯然失色，許多東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嚴重損害了東部陣營的穩定性，西德在後來的蘇聯和東歐陣營的解體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經濟奇迹也間接刺激了中國進行改革開放，讓中國告別了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體制向西方靠攏。（5）富裕的德日兩國成為美國重要的財政來源，美國在進行戰爭、財政匱乏時，德日兩國總是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政援助。

總之，美國沒有從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進行簡單的民族復仇主義，而是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戰略下進行了對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謀取了最大的國家利益。

另外一個很好的在外交和國家戰略中採取實用主義立場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和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政府。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先是和蘇聯領導下的東部陣營結盟，1972年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的會晤事實上標誌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結盟。當時我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舉國上下都處在狂熱的意識形態革命中，任何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和「西方」的東西都被徹底禁止，更談不上與西方世界發生任何聯繫了。就在這樣一個泛意識形態化的時期，就在中國和美國事實上還處于越南戰爭交戰狀態中，毛主席通過他的大戰略創造了中國外交戰線和國家總體戰略的全新局面。當時無論是左派國家和左派力量，還是右派國家和右派力量，都沒有能預見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這兩個互為敵手長達20多年的國家能夠戲劇性地改善雙邊關係。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讓世人耳目一新，雙方事實上結成了針對蘇聯的准結盟關係。中國迅速擺脫了孤立的外交局面，和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和西歐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走向世界的大戲從那以後就徐徐拉開了序幕，一直到鄧小平上台推動改革開放的國策。可以說，毛澤東和那個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富有遠見，沒有讓當時國內的意識形態狂潮來干涉我國的外交戰線，是中國能迅速轉向採取新興國家大戰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國和日本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是倍受當時的政治觀察家和評論家關注的一件大事。讓許多人大跌眼鏡的是兩個互相為仇敵的國家，居然能夠實現和解走向和平結盟的新局面，這確實是中日兩國具有遠見的領導人的壯舉。特別是考慮到二戰才僅僅結束30多年，許多痛苦的歷史記憶依然清晰，那個時代的中國領導人能夠超越歷史，開創新局，真的是高瞻遠矚，富有遠見。當時西方媒體對中日締約的報道多是用「難以置信」來描述，有的媒體甚至用「黃黃結盟」（黃種人和黃種人的結盟）來報道。通過中美和中日的准結盟關係世界政治版圖和戰略版圖被重新劃定，各大列強之間重新洗牌，國際政治的全新局面誕生了：中國被包圍的困局被徹底打破，在全球處於戰略攻勢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反而處於被包圍的戰略局面，美國和中國加上西歐和日本對蘇聯事實上構成了強大的戰略包圍事態，蘇聯感受到了空前的戰略和地緣危機，處於極為不利的局面。美國由於經歷韓戰的平局和越戰的慘敗處於戰略守勢，通過與中國的准結盟關係得到一定緩和和恢復，重新處於有利的國際戰略局面。這從當時蘇聯國內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證，蘇聯的媒體塔斯社強烈批評和攻擊中日締約是針對蘇聯而來、是不可饒恕的反蘇陰謀，蘇聯官方的報紙更是連篇累牘地攻擊中國，並刊登了大量的漫畫來諷刺中日結盟，認為兩大黃種人民族配合美帝來瘋狂反蘇。按照毛主席的觀點，敵人反對的正是我們要贊成的。敵人害怕的正是我們要作的。蘇聯當時歇斯底里地攻擊正反映了蘇聯強烈的不安和恐懼，中日改善關係戳到了蘇聯帝國的痛處。

話又說回來，如果當時毛堅持「共產主義永遠不和資本主義打交道」的教條主義的路線的話，鄧如果堅持「日本侵略過中國，中日永遠是世仇」的民族主義觀點的話，中國是不可能打開外交戰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戰略大格局的，也許中國今天還處於四面為敵、被全面戰略包圍的局面，那我們也就談不上實施改革開放的國策和經歷今天中國和平崛起的新局面了。歷史的經驗和中外的範例告訴我們，要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我們一定要把國家大戰略的建構、外交方略的制定和意識形態脫鉤。我們不能讓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民粹主義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識形態來干擾國家戰略，否則其結局是國家長遠利益被損害。我們的一切方針和政策應當從國家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中國國家總體戰略應當拒絕少數極端主義思想的綁架，其目的在於維護絕大多數國民的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具體說來，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強」，美國越來越退化成「軍事產業複合體」的局面下，中國不應當排除跟任何一個國家結盟（除了美國以外），不應該預設任何立場和先決條件。國家利益，只有國家利益才是我們最大的政治。特別是中日關係值得我們深刻反思。中日兩國既然在1978年，在那個離二戰結束不遠的年代能夠締結和約，共釋前嫌，開創中日關係的新局面，就沒有任何理由在二戰結束后近60年的時間依然被過去的歷史所綁架。我們如果總是沉浸在過去的歷史和痛苦的回憶中的話，那我們就不能擁有更美好的明天。當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日關係走到今天這一步，日本政府，特別是小泉個人的性格和行為特徵，要負主要的責任。當日本領導人一次一次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時，就一次一次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和挑動了中日兩國最敏感的神經。更為複雜的是，美國一步步把日本綁上美日同盟的戰車，日本國內日益右傾化讓中日改善關係越發困難。的確，有許多因素我們無法完全主導，我們無法直接把日本從美日同盟的戰線拉回來，但我們必須問我們自己：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作為讓日美同盟更加穩固還是更加鬆動？我們的行為和行動是有利於爭取廣大的日本民眾還是在把越來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陣線？我們是否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以爭取日本人民？我們是否能夠把民間反日的口號改為「反對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對日本極右的軍國主義分子」？我們是否給予了日本國內許多左翼進步人士、因反對右翼勢力而遭受生命威脅的進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華團體以足夠的道義上的支持？我們是否意識到了我國民間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標語事實上損害了中日兩國人民的觀感，並間接支持了日本的極右翼勢力？我們是否意識到狹隘的民族主義讓包括左翼在內的日本進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國威脅論」？

中日關係只是中國建立大戰略的重要一環，關鍵的是我們必須轉換思維，讓我國的外交和國家戰略回到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場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 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實際上朋友和敵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不斷變化的。中共的歷史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歷史都以鐵的事實證明了，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不是永恆的，而且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變成敵人，敵人也有可能變成朋友。這裡就是一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問題。如果中共不能正確判斷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國成立后歷屆中國政府不能根據不同時代的需要進行科學的判斷「什麼是主要矛盾」，那麼中國就不能擺脫同時被兩個超級大國包圍和敵視的困局，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局面。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於毛澤東主席的戰略判斷：蘇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蘇聯也是那個時候中國最大的戰略威脅。蘇聯在漫長的中蘇邊界上陳兵百萬，並揚言隨時會進攻中國，還狂妄的宣稱蘇軍的坦克集團軍可以在三天之內通過平坦的東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蘇聯領導人也多次揚言要對中國實用大當量的原子彈攻擊。中國政府完全把蘇聯的這種軍事威脅和戰略威脅看成是真實而又巨大的威脅。當主要矛盾一旦確立，其它矛盾就成為次要矛盾，中國就可以和宿敵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聯盟。同樣，當時美國的戰略判斷也認為蘇聯的共產帝國主義擴張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矛盾，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而同樣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因為脫離了蘇聯和東歐的體系並與蘇聯徹底交惡而成為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這也是基於美國人對全球戰略局勢的基本判斷。當主要敵人確立了，次要敵人就不再那麼面目可憎、而變得溫情脈脈了。

美國除了對全球的戰略局面會進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判斷，還會對每一個區域進行全面綜合的戰略判斷。比如在歐洲美國要利用英國和東歐來牽制德法，以達到歐洲大陸的戰略均衡。在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美國扶植阿根廷來牽制巴西，因為巴西面積廣大、人口眾多，極易發展成為拉丁美洲大陸的領袖，美國的算盤是扶植次強來牽制本區域最強大的國家。在亞洲美國知道中日一定會是亞洲的主導國家，因而日本過於強大時，要壓住日本的風頭，並要略微扶持一下中國，讓中國不能過於衰弱。比如1980年中國剛改革開放時，日本的經濟風頭正健，一度有要趕超美國的氣勢，美國給予了中國很多幫助，並通過廣場協議和強迫日元升值來狠狠打擊日本。當中國強大了，日本相對衰弱時，美國則要扶植日本，穩固美日同盟，並極力拉攏亞洲第三強國印度，來防止中國在亞洲大陸取得主導型的強權地位。

我非常欣賞劉亞洲將軍在其「中國未來二十年的大戰略」一文中提出的論點：美國對付中國最重要的牌不是台灣牌，而是日本牌。筆者認為，如果中美兩國是牌局的兩方的話，台灣牌就相當於美方的小王，日本牌就相當於美方的大王。美國可以根據中國發展的速度打不同的牌出來，當美國打日本牌時，就表示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判斷發生重要變化，美國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亞太地區最主要的戰略矛盾，因此要把日本進行一定的鬆綁。對日本進行鬆綁的程度與中國崛起的速度成正比，中國崛起的速度越快、越是勢不可擋，美國就會越快加固美日軍事同盟，並進一步為日本修改戰後的和平憲法開綠燈。但不管美國如何給日本鬆綁，美國都不會讓日本成為一個獨立的世界政治軍事大國，因為美國深知日本人可怕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完全獨立的日本不排除會反噬美國，讓美國嘗到自作自受的苦頭。但是美國打出日本牌向中國發出了極為危險的信號，因為這畢竟是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和世界第二的經濟強國的聯盟，這必將對中國在戰略事態上構成極大的威脅，並在某種程度上鼓勵極端的台獨分子，讓已經處於下坡路的台獨運動得到刺激，死灰復燃。前一段時間我國曾經試圖說服美國關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右翼篡改歷史的問題，因為對二戰歷史觀的挑戰按道理不僅是對中國的挑戰，也是對美國的挑戰，但美方拒絕干預中日兩國歷史爭端的問題。這再次反映了美國的立場：那就是一旦拉攏日本遏制中國的主戰略一確定，日本領導人蔘派靖國神社的問題就屬於次要矛盾，美國人當然不願意插手。

我想，美國人對亞洲人的民族性格（特別是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的研究一定很透徹，知道亞洲民族驕傲自大並以自我為中心，每個民族都想壓倒別的民族成為本區域的霸主。亞洲各國複雜的歷史、文化、種族和民族國家矛盾成為美國最好的切入點。因此不要寄希望美國來調停亞洲國家的歷史衝突，美國最大的戰略利益在於亞洲國家（中日韓朝）因為歷史而繼續衝突下去，最好這種衝突延續到22世紀都不結束，這樣美國將永遠「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讓亞洲國家永遠不得自立，還得依賴外來的保護神山姆大叔來調停和仲裁，也得依賴美國來為大家劃定的非軍事區來維持恐怖平衡。如果是這樣，亞洲人的獨立將永遠是個美夢。同時，美國人在全球每個大洲都會找出相應的鷸蚌，歐洲的、拉美的、中東的鷸蚌都是美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資產。

美國利用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現行的世界戰略格局，如美元霸權、世界銀行和IWF、軍事霸權、各大洲的戰略均勢和結盟關係榨取了無限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且這樣的體制也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只是，判斷出世界主要戰略矛盾的世界各大強國甘於臣服在這種體制下嗎？如果我們中國懷有自己的歷史使命，認為中國應當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強國，並致力於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多級格局的話，我們就應當積極的進行結盟，和其他二級強國的結盟(俄、法、德、日、印)。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應該被削弱的不應該是上述二級強國的任何一個，世界上如果有一個國家的勢力應當被削弱的話，那就是美國。因此中國最重要的對手不是我們東邊的鄰居，也不是我們北邊的鄰居，而是太平洋彼岸的那個國家，那個天上、地上和海洋都想要獨霸的國家。

III 一個新概念：「議題式結盟」
談到這裡，筆者必須申明一下我在這裡不是要提倡一種反美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反美和反日的提法是同樣有害、不理智的，我們不可能、也作不到完全地反美。作者在中國崛起策一「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和中國崛起策四「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已多次指出，中美在經濟上早已緊密相連，分別成為世界兩大經濟火車頭，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如果我們要全面反美，不購買美國的產品的話，那損害的不僅是美國公司的經濟利益，也損害中國自己的利益，多少美國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的生產線已經遷到中國，多少中國的產品每年都出口到美國，在全球化化時代，國家與國家的利益早就交織在一起，我們甚至無法說清楚一件寫著Made in China的產品是否完全是中國的產品。另外，西方許多國家的民眾雖然厭惡小布希，但依然對美國有很強的依賴和很深的感情，畢竟美國把歐洲國家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也抵抗了蘇聯帝國對歐洲大陸的擴張和吞併，維護了自由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東歐國家把美國看成是救世主和解放者，這些筆者都表示理解。

筆者要傳揚的一種信息是：我們反對的不是美國，更不是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念（美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制國家當然是一種進步的模式），我們反對的是美國在許多領域裡獨霸世界的圖謀。正如民主制度所包涵的基本推論一樣：我們並不是不放心某一個人和某一批人，而是不放心「人」本身。一個再好的人都可能壟斷權利而形成個人獨裁，造成很大的損害。我們要有一種機制防止權利的壟斷和獨裁，這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制衡。同樣我們也不是要針對某一國進行牽制，我們反對的是任何一國因為權利過大而形成壟斷，進而為所欲為，而國際機制和國際法失去了任何牽制和平衡的能力。這樣，再「好」的國家都會權利膨脹而走向反面。筆者當然認為，美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很正面積極的國家，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今天美國對國際權利的壟斷，對天空、外太空、土地和海洋的壟斷已經讓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平衡。美國以佔全世界5％的人口享有全世界30％的能源，美國一國的軍費就超過了全球其他190個國家軍費的總和，美國正在積極謀取全球所有海道和咽喉要道的控制權，這再次印證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沒有制約的權利就會導致腐化墮落，美國人也是人，不是神，他們也有人類普遍的缺點，他們也需要制約和監督。

回到這一節的基本話題，我們該如何結盟。當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層次化的特徵讓傳統的結盟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戰。世界各主要市場經濟國家早已互相依賴，國際貿易也讓大家互相依賴，結成命運共同體。我們很難結成過去那樣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比如一戰和二戰中列強的各種結盟關係，冷戰時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的結盟關係。這些國家，一旦結成盟國，就是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全面夥伴，一方盟國的存在致力於消滅和剷除另外一方，雙方誓不兩立，沒有任何妥協餘地可言。 就今天的國際條件而言，這樣的結盟關係基本上已不太可能，除了殘留的冷戰尾巴 －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日韓軍事同盟以外，即使是美日和美歐同盟也已經很難說是全天候的同盟關係。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早就讓北約組織失去了共同的敵人而無所適從了，美歐和美日內部的經濟和貿易矛盾卻如火如荼，經常發生的美歐貿易戰就是明證。

因此今天我們中國和其他國家結成這樣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即使結成了這樣的同盟，也會給全世界帶來新冷戰和世界大戰的陰影，讓人聯想起二戰前協約國和軸心國的對立和二戰後美蘇的對立，這勢必不符合當前全世界和平和發展的總體趨勢，而給中國國家利益帶來很大的損害，給中國的國家形象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坐實了西方世界一些右翼人士所宣揚的「中國威脅論」的指責。如果中俄結成過去類似華約的全面結盟關係，那麼中俄勢必會冒著被整個西方世界孤立和敵對的危險，這樣中俄將失去西方國家的投資、技術、貿易和市場，從而讓兩國的現代化進程被大大地阻礙，這是兩國都不願意看到的局面。而且現在兩國都把與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繫看成是遠遠重要於雙方之間的一種關係，因此這樣的中俄結盟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樣，假設中國和日本全面結盟，這到的確可以改變世界經濟版圖，把兩個有巨大生產力的黃種人的民族聯繫起來，但是這將坐實了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里所宣揚的那樣，儒教文化國家結成聯盟對抗西方文明，從而為全世界帶來巨大的不安和陰影，這也必將損害兩國的利益。如果中俄再加上伊朗或者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結成全面的排他性聯盟，這也是在印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俄羅斯雖然也是基督文明國家，但所信奉的卻是基督教的旁支 — 東正教，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國家一般把俄羅斯看成是「非我族類」。因此這樣一個排他性的結盟也會被理解為儒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對抗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文明，從而帶有強烈的文明衝突和宗教衝突的特徵。這也顯然不符合時代潮流。

因此筆者要提出一個新概念，那就是議題式結盟。當今世界各國的結盟不再是單純的理念結盟（比如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間的結盟（如儒家文化，基督文明，伊斯蘭文明，猶太文明等），也不再是傳統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軍事結盟（協約國－軸心國），而是一種複雜的結盟關係。這樣的結盟關係是多層次和立體的，依照不同的題目和問題各國可以進行多樣的排列組合，結成不同的聯盟關係。這樣的結盟關係筆者稱之為議題式結盟關係。比如按照經濟議題各國可以組成聯盟關係，但這樣的聯盟不是以消滅另外一個聯盟為目的，而主要是維護本聯盟內部的經濟利益（比如歐盟，東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按照政治議題各國也可以組成聯盟關係（比如致力於非洲統一議題的非洲統一組織）；按照能源議題各產油國結成的聯盟關係（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根據地緣政治和反恐結成的聯盟關係（比如上海合作組織）；致力於跨地區經濟溝通的聯盟（如亞太經合組織APEC）。兩個在某些領域裡對抗的國家可能在另外一個議題里卻是結盟的國家，比如中美兩國既有地緣政治的衝突、包圍和反包圍，又有經濟的合作和結盟。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美國和中國在不同的經濟議題上的合作將越來越多，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和中國會放棄在中亞和伊朗的地緣政治的爭奪，相反，雙方在這個議題上的鬥爭會更加激烈。這兩種相反、看似矛盾的發展會長期同時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時代，沒有全面的敵人，也沒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都將視議題而訂，這要求我們與其他國家的結盟關係也要相應地發生變化。

IV 中國的結盟方向和策略
筆者將在這裡從中國的地緣安全和建立全球政治經濟新次序的角度提出中國未來15到20年的大戰略。從這兩個角度來講，當前我們面臨的最主要矛盾是美國對我們在地緣政治上的擠壓讓我們面臨的生存性危機（如伊朗和中亞問題）和美國對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壟斷形成獨霸的局面。筆者提出的具體戰略思考是：

（1）強俄
美國成為獨一的世界超級大國和蘇聯解體是后冷戰時代最重要的戰略性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的戰略格局和地緣形式。俄羅斯的歷史性衰弱讓俄國經歷了空前的地緣大災難，歐亞大棋盤的戰略邊界被重新劃定，俄羅斯喪失了重要的戰略要地。中國也從蘇聯解體中部分獲利，中國通過與俄羅斯締結邊界和平條約讓中國北方遭到嚴重威脅的戰略局面得以改變，中國也能夠進入中亞諸國謀取中國的經濟利益。特別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標誌中國成為中亞地區到伊朗的重要棋手。

但是俄羅斯的衰弱也讓全球均衡的戰略格局被打破，美國得以肆無忌憚地對亞洲大陸上黑洞區域和巴爾幹地區進行插手，美國人已經借反恐的名義無聲無息進入了阿富汗和中亞，讓中國的戰略出口 － 大西部受到嚴重的地緣政治威脅，如同芒刺在背。美國在歐洲通過北約東擴讓北約的邊界一直抵達波羅的海三小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俄羅斯經歷了地緣大災難后又經歷了北約咄咄逼人的戰略包圍。歐美甚至策動烏克蘭進行顏色革命，讓這個俄羅斯文化和精神的發源地遠離俄羅斯。俄羅斯什麼都可以失去，卻不能失去烏克蘭，失去了烏克蘭的俄國很難說自己仍然是一個歐洲國家，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精神殘廢的國家。歐美甚至要對俄羅斯同文同種的白俄羅斯下手，徹底剝奪俄羅斯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殘缺的一點點尊嚴。

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該深刻意識到：俄羅斯的繼續衰弱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國內的某些分析從民族主義和民族復仇主義立場出發, 認為俄羅斯是歷史上奪去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俄羅斯的蠶食鯨吞讓中國失去了西伯利亞和中亞大部分領土，並策劃了外蒙古獨立。對中國來說，俄羅斯是僅次於日本的加害國，因此中國應當落井下石，乘機削弱俄羅斯，中國可以大量收復失土。也有人從簡單的「遠交近攻」的角度來看待中俄關係，認為中俄兩國互相接界，中國的「得」就是俄羅斯的「失」，中國的「失」就是俄羅斯的「得」。因此中俄兩國只有利益衝突，而沒有合作的可能。中國應當連接遠方的歐洲來削弱近處的俄羅斯，可以獲取最大的地緣利益，永久地削弱侵略成性的俄國，新時代的遠交近攻彷彿躍然而出。

這兩種看法都是完全不正確和錯誤估計了當前形勢的。如本文開頭所講，歷史不應該被忘記，但也不應該干擾我們今天的大戰略。當主要矛盾一經確定（美國獨霸歐亞大棋盤和世界），其它的矛盾就成為次要矛盾（中俄歷史問題），我們決不能讓過去的問題來干擾我們今天的生存。想想唇亡齒寒的道理吧，虞國國君貪圖小利讓晉國借道攻打虢國，結果兩個國家一起滅亡。中國和俄國今天當然不會被滅亡，但是卻會被削弱、顛覆、分裂和分解。當俄羅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國家而徹底失去世界大國和世界棋手的地位的話，美國也許會先分給中國一些甜頭，然後就會把所有的矛頭對準中國，進行肢解中國的戰略計劃。想想看日本右翼和台灣極獨分子討論的把中國分成七個國家，讓中國成為再也沒有「侵略」能力的國家的討論吧，這絕不是空穴來風的討論。我們真的應該居安思危，常備不懈呀! 完全用地緣政治的「得」和「失」和遠交近攻來看待中俄關係也是刻舟求劍，用過去的邏輯來分析今天的問題。美國的軍事投射能力早就超越了過去簡單的地緣政治，把歐亞大陸許多遠離美國邊界的國家變成自己國家勢力的延伸，把許多戰略要地變成美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這個時候的主要衝突早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相鄰國家的衝突，因為美國能自己劃定邊界，把美軍投射到和中俄相鄰的地區，任意挪動美國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時候，再簡單地談遠交近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世易時移，今天的國家安全觀念已經被徹底改變，規則也被徹底修改了。

中國聯歐弱俄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歐盟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超國家體，成為真正獨立於美國的世界一級，現階段來看是很難說的。歐盟內部複雜的矛盾和美國的介入更讓歐盟統一蒙上濃厚的陰影 （見中國崛起策八）。美國勢必會盡一切力量發展歐盟內部的均勢，讓歐洲國家互相牽制，阻撓獨立的歐洲防務。即使歐洲整合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很難說歐盟是否會選擇與中國結盟。由於歐洲國家與中國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即使今天歐洲人對中國的經濟崛起越來越感興趣，對美國政府越來越反感，但是真正要讓歐洲人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作二擇一的選擇，歐洲普遍的民意一定會選擇美國，而不是中國。 歐洲人的普遍觀點基本是這樣：美國雖然不夠好，但卻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好的超級大國，勝過俄羅斯或者是中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歐在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接近和親近遠遠大過他們之間的分歧。想想看歐盟對華軍售解禁在美國強勢干預下被擱淺的政治現實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歐盟成為世界獨立的一級後有可能會與美國攜手構筑西方文明永久的霸權地位，如果是那樣，人類歷史恐怕又要被大大地改寫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中歐應該多加強各個領域的戰略對話，但是我們必須有清醒的頭腦，跟歐盟締結全面的盟友關係至少在20年內是不可能的，聯歐制美，聯歐弱俄，都不是可行的戰略，也不值得我們花力氣去白作功，跟歐盟的關係還是更多的以經濟關係和科技合作為主。當然筆者不排除20年後或是50年後歐盟與中國是否會發展出那樣的結盟關係，因為世界上什麼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不過那樣的討論對今天的中國國家利益來說沒有什麼現實意義，也不值得在這裡多著墨。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和俄國在多項議題上需要發展結盟關係，這是今天歷史的需要。中俄兩國結盟不是因為中國人喜歡俄國人，或是俄國人特別喜歡中國人，雙方結盟是因為雙方的利益。俄羅斯戰略上被擠壓已經達到它能承受的頂點，中國也深深感受到從東西兩個方向的戰略壓迫。中俄結盟是不得已，但是雙方在許多議題上一旦結盟，就發現中俄兩國的結盟是優勢互補、雙方獲利的戰略結盟。中國是世界經濟強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缺陷是軍事實力不夠強，在許多地區政治影響力不夠大。俄國是世界軍事大國，具有超強的軍事震懾和打擊能力，由於前蘇聯的政治影響強大，俄羅斯在世界許多重要地區依然發揮著政治大國的作用。俄羅斯的缺陷是經濟實力虛弱、貧窮，跟世界其他大國不成正比。有錢沒槍的中國和有槍沒錢的俄國一旦結合起來，就能在許多議題上有效地遏制美國的獨霸局面，讓中俄兩國同時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說來中俄必須在以下問題上緊密結盟： a.針對美日軍事同盟，中俄同時感到巨大的戰略威脅，於是中俄在此議題上結成針對美日軍事同盟的中俄軍事同盟，中俄同盟略弱於美日同盟，但也基本建立了戰略均衡格局。b.中亞五國和伊朗問題是中俄的生死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線，中俄的戰略聯合不僅為雙方注入了強心劑，也可以嚇阻美國吞併伊朗的陰謀，讓美國的軍事侵略野心難以得逞。c.中俄還應當在中東建立針對中東衝突特別是「巴以衝突」和「阿以衝突」議題的同盟。中俄共同發出的強音會讓兩國同時成為中東地區重要的棋手以平衡超級棋手美國獨霸的局面。在中東議題上中俄如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或是單打獨鬥進入該區域都有可能讓雙方共同邊緣化，造成沒有多大發言權或是發了言也沒人聽的局面。d.中國和俄羅斯應當在南亞印巴問題上結成南亞議題同盟。印度是新興強國，巴基斯坦是地緣上重要的伊斯蘭國家。美國同時在拉攏印巴兩方，想要兩方通吃。印度不放心中國，巴基斯坦卻是中國的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印度過去跟蘇聯關係特別好，是俄國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卻跟俄國的關係一般。中俄應該利用各自的優勢各拉住一個，中國讓巴基斯坦，俄國讓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雙方共同努力發揮雙方的優勢，讓印巴兩國達成歷史性大和解。如果能走到那一步的話，中國就能打開中印關係的死結，開創全新的局面。鑒於印度是不結盟國家的領袖，因此拉攏印度入盟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雙方應當力阻美國把印度拉過去，給中俄組成新的地緣災難。

就當前的局勢來說，俄羅斯的繼續衰弱也將損害中國自身的利益，中國不僅不應該落井下石，反而應當通過經濟貿易和金援加強俄國的實力。一個經濟過於疲弱的俄國可能會失去世界棋手的資格，讓中國陷入完全的地緣困局和戰略包圍，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國家的整體戰略就失敗了，我們在歐亞大棋盤上的迴旋餘地就被大大縮小，可能棋到中盤就會棄子認輸。今天的基本戰略格局是：弱俄就等於弱中，強俄就等於強中。中俄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沒有內鬥空間，只有強強結合，謀取生存。中俄在上海合作組織內應當是平等的雙領導的關係，不存在著誰壓倒誰的問題。中俄的結盟第一次突破了一方佔主導地位、領導另外一方的局面，中國也不要因為經濟的強大和富裕而洋洋自得，而要領導俄羅斯。俄國是世界大國，有大國基本的尊嚴，歐盟和北約的過快東擴羞辱了俄羅斯，剝奪了俄羅斯的大國尊嚴，這是導致俄羅斯轉向中國的重要原因。中俄一定要防止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挑撥離間，中俄同盟越穩固，西方世界就會越重視雙方，雙方就能越好地捍衛雙邊利益。

（2）強法
中俄在許多區域議題上結成「議題式同盟」是保障兩國戰略安全的根本。但是在全球範圍內中俄如果要促進世界多級格局的形成、結束一超獨霸的局面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次序，光依靠兩國的力量是不夠的。因為兩國都不是西方國家，容易讓他國有「東方對抗西方」的聯想。

在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議題上，中俄兩國當然也互相離不開，但雙方必須尋找到一個有實力的、有獨立意識的、有獨特文化和影響力的、不滿足國際政治和經濟現狀的西方國家。符合這個條件的只有法蘭西共和國。義大利有雄心沒實力，英國有實力沒雄心，德國有實力有雄心卻沒膽量。只有法國人既有雄心，又有實力，還有膽量敢於在國際一切場合向美國的霸權嗆聲。德國在施羅德時代也差點把德國帶上了世界獨立的一級，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中差點形成巴黎－柏林－莫斯科反戰同盟，這是美國最恐懼的聯盟，美國盡了一切力量拆毀了這個同盟。隨著右派的默克爾政府上台，德國重回美國的懷抱，再次建立了對美國的依附關係，而施羅德敢於向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嗆聲的舉動是二戰以來唯一的一次，恐怕也是絕響。今天法德俄同盟已經灰飛煙滅，不再是歐洲政壇的一個話題。這裡反映了德國人深深的困境，儘管德國人已經被認為是歐洲良民和世界好公民，德國已經對二戰中納粹的罪行做了最深刻的反省和悔罪，德國也取得了完整的國權並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德國任何對世界獨立一級和地緣政治的追求都會在本國內被反對黨視為是不能容忍的，德國周邊的國家也會立即關注而再度引發對過去歷史的痛苦回憶。因此對比日本被「硬限制」（美軍軍事佔領），德國事實上是被「軟限制」 了（道義上的約束），對過去納粹德國侵略歷史的記憶讓歐洲許多小國對德國懷有永遠的懷疑和偏見。哪怕是德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也會被美國人抹黑成「德國新納粹復活了」。因此德國完全成為世界獨立一級的前景並不樂觀。相比較而言，法國人有獨立的傳統和性格，是天然的反霸重要成員，是天然的多級世界的支持者。法國從戴高樂時代發揮的獨立精神和勇氣塑造了今天法國人的民族性格。法國在今天歐洲聯盟陷入困境的時刻自身也感到非常失落，因為歐洲人的獨立 － 法國人最大的夢想看起來是那麼近，實際上卻是那麼遙不可及。山姆大叔的介入讓驕傲的高盧雄雞深深受到挫折。北京和莫斯科給予巴黎的支持將提高法國國際地位，讓法國從歐洲的法國發展成為世界的法國，讓法國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強法）。法國雖然經濟不如中國（按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卻遠遠好過俄國；法國雖然軍事不如俄國，卻要好過中國。法國還在世界許多地區（西非、北非、中東甚至是加拿大部分地區）發揮著重要的世界政治大國的作用。法國還屬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在加上璀璨的法蘭西文化和民主革命的傳統，法國在世界上的獨特作用是無法被替代的。

中法俄在建立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和貿易新次序的結盟將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國獨霸世界的地位，有錢的中國，有槍的俄國和有強大軟實力的法國，再加上三國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必將開闢國際政治全新局面。

（3）強韓
剛才筆者已經提到了針對美日的軍事同盟這個議題中俄也建立了相應的中俄軍事同盟，但是我方的實力略弱於對方。因此我們的策略是應當儘力鬆動美日同盟，儘快實現我國領導人和日本新領導人的會晤。因為元首的互訪將大大有利於中國展示新時代中國和平發展的新形象，有利於日本人建立良好的中國觀感。中國應當大力加強同日本人民的溝通，向日本民眾展示中國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在美日軍事同盟這各議題上我們不僅僅是被動的旁觀者，我們應當主動出擊爭取日本民意，在改善中日關係問題上我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當然，如果我們沒有能夠阻止美日同盟變成全面的針對中國的盟國關係，我國在戰略上應當考慮強韓，也就是讓韓國更加強大，同時促進朝鮮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讓朝鮮的經濟實力能夠得到恢復。當前，在韓半島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韓國社會的急劇左轉，韓國青年一代反美的情緒擴散，韓國與美韓軍事同盟越走越遠，要求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和中美進行等距交往的呼聲越來越強。二是兩韓的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強，幾乎失去理智，這種超強的民族主義首先針對日本和美國，其次也針對中國。中韓在高句麗歷史、端午節節慶的爭端上產生的爭議讓人看到高麗民族主義強悍的一面，韓國人在修改古代歷史上的隨意性已經達到了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當然，韓國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日本人和日本對朝鮮半島長達50年殘暴的殖民統治的。我國應當妥善應對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應當讓一個具有中等實力的韓國成為戰略上抵制日本的重要一環，正如同東亞千年的歷史一樣。

鑒於強韓這個題目相當複雜，幾乎可以開闢專文來討論，筆者在這裡就不多加討論了。筆者希望提出一些戰略思考供大家參考，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能夠對本文的觀點加以補充和批評。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大戰略應該不受意識形態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干擾，我們應當清楚判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策略是（1）思維創新，建立「議題式聯盟」；（2）強俄，中俄在一系列區域問題上結盟；（3）強法，中法俄在全球議題上結盟；（4）改善中日關係應是當務之急，如不成功，則當強韓。這其間，中俄結盟是生存基礎，中法俄結盟是開創國際政治經濟新局的關鍵，中韓間的關係則是補充。

文章完成於2006年9月4日 德國，比勒費爾德

http://zhiqiang.org/blog/437.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中國崛起策十：從德國的歷史經驗教訓看中國的未來©Liu Tao, September 15, 2006 @ 9:42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I. 德國近現代歷史中的智慧
讀到德國近代歷史的時候，感覺到德國的歷史對於今天的中國有特別的借鑒意義。德國在其鐵血宰相俾斯麥執政期間完成了德國的統一，之後經歷了幾起幾落，也經歷了國家崛起、被瓜分、再崛起、再沉淪和三度崛起的大喜大悲，今天的德意志民族在經歷了百年的崛起和毀滅的大循環后，變得更有智慧了，更加能參透國家民族在理性道路上謀求國家最大利益的哲學了。

德國在1871年的統一本身就是一個外交和國家戰略的雙重奇迹，值得我們今天認認真真去研究和探討。當時德國領土上雖然生活著古老的日爾曼民族，但卻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因為大大小小的城邦國家散布在德意志的疆界內，沒有一個統一國家的概念，德國人的船隻航行在公海上沒有自己的國旗，也沒有一個政府可以有效地保護他們。德意志領土也常常是歐洲列強的遊戲場，法國、丹麥和西班牙可以隨意地在德國領土上發動戰爭，四分五裂的德國成為歐洲主要大國角逐的棋盤。當時有兩個德意志民族國家，一個是奧匈帝國，一個是普魯士，有實力統一德國。

我們學習世界歷史的時候對俾斯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被稱為鐵血宰相，俾斯麥用戰爭和武力統一德國的歷史在中國大家也是耳熟能詳。鮮為人知的是，俾斯麥是一個傑出的外交家和謀略家，其手段之高明、眼界之開闊和思想之深遠，可以說是德國歷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普魯士統一德國是通過三場戰爭來完成的，剝離掉戰爭及其瑣碎複雜的細節后，我們可以立即發現這三場戰爭有一些不同尋常的特點，特別值得今天的我們去解讀。這三場戰爭中普魯士的對手分別是丹麥、奧匈帝國和法國，這三個國家是當時歐洲大陸上的強國，也是德國邁向統一路上的三頭攔路虎。在每一場戰爭中，普魯士的對手或潛在的敵人都分別為中立國甚至是普魯士的同盟國。在一場戰爭結束后的下場戰爭中與普魯士曾經交戰的敵國卻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普魯士的鐵桿同盟國。不僅如此，當時歐洲其他列強如英國和俄國都沒有強力干涉普魯士的統一過程，這就更加令人驚奇了。我們知道，歐洲國家在民族國家競爭的歷史時期，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是非常錯綜複雜和微妙的。儘管當時帝國列強在全世界爭奪殖民地打得熱火朝天，許多國家已經積怨很深，都巴望削弱對方，但是各國在阻撓德國統一的問題上意見倒是一致的。畢竟主要大國都不願意看到在中部歐洲崛起一個新興的大國和強國，有誰願意看到憑空誕生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呢？所以為什麼當時各國沒有干涉德國統一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裡我們再次可以看到有遠見的政治家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力。俾斯麥在一旦確定了普魯士的國家總目標是肩負起把德意志民族統一成一個國家的歷史使命的時候，他就表現出了一種百折不撓的精神。俾斯麥善用謀略，有狐狸一般的狡猾；他機敏巧妙運用一切外交手段，體現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他善於審時度勢，能準確把握稍縱即逝的戰略機會，卻從來不貪功冒進，深刻參透了過猶不及的道理。俾斯麥在每場戰爭前都作了紮實細緻的外交工作，甚至不惜犧牲部分利益來穩住有可能讓德國統一進程逆轉的歐洲主要大國英國、俄國和法國，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表現出媚英和媚俄的舉動，對英國降低了關稅，對俄國鎮壓波蘭革命沒有加以干涉，同俄國簽訂了友好條約。對於法國昏聵的拿破崙三世，俾斯麥則看透了他好大喜功、優柔寡斷和鼠目寸光的特點，向他承諾普魯士不干涉法國兼并比利時、盧森堡和德國西部的魯爾區等。俾斯麥所作的一切都是要在每場戰爭中最大限度地爭取其他大國的中立立場和不干涉，最大限度的孤立敵國，讓敵國在歐洲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場德國對奧匈帝國的戰爭中，普魯士向當時的國際社會宣揚的信息是普魯士只想捍衛自己的疆界、無意攻進奧匈帝國境內，更沒有展示出要統一德國全境的企圖，普魯士的煙幕彈讓毫無防備的拿破崙三世深信這是一場慘烈的持久戰，他甚至把寶押到奧匈帝國身上，認為奧匈帝國能贏，因此法國就樂得看逍遙了，傻呵呵地觀看兩虎相鬥。當普魯士做好一切環節的準備后，戰爭一打開普軍就勢如破竹，迅速攻進奧境內，接連取得軍事大捷。就在普魯士的軍隊離維也納僅有6公里的時候，俾斯麥卻表現出一個軍事家的宏偉視野和高度的戰略節制，當時普魯士的將軍和國王威廉都已經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摩拳擦掌地準備下令普軍一舉蕩平維也納，並乘勝追擊力求滅亡整個奧匈帝國的時候，俾斯麥卻力排眾議要求和奧匈帝國簽訂和約，要求奧方放棄北德的荷爾斯泰因和放棄干涉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進程，在這些要求得到滿足后普軍撤出了奧匈帝國。俾斯麥的自我節制的舉動具有深遠的戰略含義：俾斯麥深知普軍戰線拉得太長，軍心因為過於興奮而鬆懈，大勝的背後蘊藏著大敗的可能；俾斯麥也非常清楚奧匈帝國是個大國，普軍滅掉這個歷史悠久的大帝國短期內條件不成熟，反而會貪心不足蛇吞象，普軍占這麼大的地盤不僅不能消化，反而可能會「撐死」；普軍繼續進攻奧匈帝國必然會賦予其他歐洲大國以普魯士好戰和侵略成性的印象，短期內獲得這麼大的地盤讓歐洲列強極為恐慌，歐洲列強定會聯合起來干預普魯士的進攻，這樣的結果不僅是奧匈帝國的地盤拿不到，連剛剛取得的成果和土地都可能付之東流，德國統一大業徹底泡湯；俾斯麥清楚明白自己的目的和普魯士的歷史使命，因而懂得見好就收，他知道奧匈帝國無統一德意志民族的意願，也清楚德國統一大業上一山不容二虎，因此果斷乾脆地將奧地利排除在德國統一進程之外；俾斯麥的戰略節制帶來巨大的「后發收益」，奧匈帝國在普法戰爭－這場德國統一最關鍵的戰爭上站在了普魯士的一邊，而不是與法國夾擊普魯士，這是普魯士能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俾斯麥昨日作的一件「好事」轉變成奧地利善意的回報，得到了最大的戰略收穫。

在第三場普法戰爭中俾斯麥再次表現了卓越的外交能力，他穩住了俄國，並通過大量的外交工作讓英國確信是拿破崙三世在挑戰英國在歐洲的國家利益，拿破崙三世對英國人表現出的輕蔑態度讓英國最終決心保持中立。最後普魯士在色當取得大捷，俘虜了十萬法兵和剛愎自用的拿破崙三世。1871年威廉在凡爾賽宣布成立德意志君主國，分裂了1000多年的德國奇迹般地統一了，這是當時所有歐洲國家都無法預見到的重要歷史事件。然而，這時候被民族主義沖昏頭腦的德國陸軍已經無法節制了，德國要求法國賠款50億法郎，陸軍將軍不顧俾斯麥的堅決反對割佔了法國領土阿爾薩斯和洛林，為德國製造了一個永遠的敵人－法國。在德國舉國狂歡慶祝、民族主義如脫韁野馬不可控制的時候只有俾斯麥保持清醒的頭腦，他甚至憂心忡忡地告誡國人：德國危險了！他認為，德國地處歐洲大陸中部的心臟地區，其地緣形式暗藏著極大的危機，因為其東部面臨強俄，南部是奧匈帝國，西部已經有了一個強大的敵人－法國，隔海相望就是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敵國。法國只有東部邊界可能遭到攻擊，而俄國只有西部邊界可能遭到攻擊，而德國卻可能三條戰線遭到攻擊。法國是遲早要復仇的，如果德國處理不善，就可能面臨同時三面作戰的危險和被合圍的境地，德意志民族就會面臨亡國的可怕局面。俾斯麥認為，德國應當善於守成，好好消化統一進程中取得的大片國土，迅速發展德國的工業化和技術水平，德國如果走向全面擴張和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的話，那必然會把德意志民族置於可怕的險境而無法挽回，那將把所有的功績和成就化為灰燼。

然而，勝利者的自大和自得決定了他們是難以聽進任何逆耳忠言的，俾斯麥晚年鬱郁不得志，和德皇意見不合，最後黯然離開政壇，而歷史真的就像俾斯麥所預言的那樣發展下去了。俾斯麥的地區守成政策迅速地被全球爭霸的政策所代替，俾斯麥圓滑和高明的外交被粗暴和野蠻的外交所代替，俾斯麥的戰略節制和和平發展的國策被野心勃勃的軍事擴張政策所取代。德國崛起了，也要求在全世界有陽光的地盤下爭取屬於自己的地盤了，德意志變得越來越有擴張性了，開始覺得上天不公、給德意志的生存空間太少了。當德國咄咄逼人地與俄國競逐巴爾幹的時候，當德國在巴格達逼退了英國的勢力的時候，當德國在北非摩洛哥威脅法國的時候，俾斯麥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逐一斷喪。驕傲自大的德國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四面樹敵，地緣包圍的陰影在一步一步靠近：英國先是和世仇法國簽訂和約，因為英國覺得英德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接著英國又和俄國簽訂和約，再加上法俄和約，俾斯麥的預言完全被言中了。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被三面夾擊（東俄，西英法美，南義大利），德國戰敗被列強肢解。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利用泛德意志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全面走向軍國主義道路，最後又兩面被夾擊（東蘇俄，西英法美），歷史在以驚人的相似重複著。只是二戰失敗后德國更慘，國土被美英法蘇軍事戰領，國土被人為地分裂成兩個國家，國權也慘遭剝奪。軍事擴張的德國完全放棄了外交和國家戰略的制定，盲目迷信武力和暴力，最終嘗到苦果。

筆者在德國留學其間，認識了一位德國老先生，他對中國文化特別感興趣，我去他家作客的時候，他總會講述很多過去的故事。有一次，他給筆者看了四幅德國不同時期的地圖，第一幅是一張特別陳舊、發黃的德國地圖，時間居然是1871年，那是俾斯麥才統一德國時候的地圖，那時候德國的疆界跟今天略有出入，但大體上是一致的。第二幅是1940年納粹德國時期繪製的地圖，那時候德國的疆域象吹了氣的氣球一樣，大大膨脹起來，1940年的納粹已經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波蘭、法國、比利時和荷蘭，「德國」版圖大得驚人。如果地圖再晚繪製一年，「德國」地圖大概要延伸到蘇聯莫斯科了（1941年納粹制定巴巴羅沙計劃進攻蘇聯）。第三幅是1945年德國的地圖，德國戰敗，版圖大大縮小，納粹的軍事佔領的土地被迫全部交了出來，當時德國的版圖變成德國歷史上最小的，而西德的版圖就更小了，德國在俾斯麥以後擴張了那麼久終於一無所獲，還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第四幅是德國1990年重新統一后的地圖，德國戰後走和平發展、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道路，取得了舉世羨慕的經濟奇迹，最後東德主動要求和聯邦德國合併。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輪迴，德國的疆界又幾乎恢復如初。老人笑著對我說：「你們中國人，可以從普魯士以來的德國歷史學到很多東西」。

是啊，老人的話總是充滿智慧：德國全力去爭的時候，最後卻什麼也沒爭到；德國不去(靠軍事暴力)爭的時候，國家版圖卻得以復原。這樣看來，爭卻是沒爭，沒爭卻是在爭，這難道不是德國的教訓和德國的智慧嗎？這難道不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國崛起時代的國人深思嗎？

II. 中國的俾斯麥
縱觀俾斯麥的一生，我們發現了他身上充滿矛盾之處。他出生於保守家庭，政治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卻進行了大量的社會改良運動，並推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定社會保險制度；他自己宣稱是君主制的信徒，卻又毫不留情推翻了實施君主制度的德國諸侯；他處處顯示了德意志至上情結，卻又小心謹慎，為歐洲許多國家的和平斡旋。在那麼多的矛盾背後，俾斯麥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實用主義者，他對內發展德國的經濟，進行社會改良，以平息尖銳的階級矛盾，為德國創造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他對外卻收斂鋒芒，大玩平衡外交術，以歐洲和平者自居；他念念不忘的是防止法國來複仇，因此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和俄國、義大利和英國的關係，其根本目的也是為德國建立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讓德國能夠搭上當時歐洲工業化的快車。

對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我們立即就能發現中國的改革之父鄧小平和俾斯麥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鄧公受命於危難之中，卻能高瞻遠矚，力挽狂瀾，促進了中國的復興和崛起。他是共產主義者，卻很早就發現了計劃經濟的問題，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他勇於拋棄意識形態，把中國帶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之路；他善於把握世界總體趨勢，看到了高科技是如何深刻地改變世界發展的軌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外交上和國家戰略上鄧公的國家實用主義路線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響著我國國家戰略的總方向，鄧後的中國領導人依然蕭規曹隨，緊遵鄧公為我們留下的28字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我想，中國古老的智慧和策略最完美地體現在這28個字內，鄧的善於守拙和俾斯麥的善於守成是多麼驚人地相似；鄧韜光養晦的策略同俾斯麥的戰略節制是多麼的接近；鄧的「決不當頭」和俾斯麥的不爭霸世界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鄧留給我們的指導方針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應當牢記：無論外邊世界怎麼打得天翻地覆，我們中國要老老實實，關起門來，一心一意謀取建設發展。鄧和俾斯麥都是實用主義的愛國主義者，都深刻參透一個道理：一個國家要謙卑，絕不可因為國力的上升而揚揚自得，到處用武力去張顯自己的實力。一個國家決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國力和濫用國力，到處進行擴張，而是要善於保存、維護和發展自己的國力，以一步一步壯大自己。一個新興強國崛起的時候，要從地區守成的道路逐步走向世界強國的道路，而絕不能走全球爭霸、四處出擊的道路，更不能主動向世界霸主發起挑戰。直到今天，韜光養晦和善於守拙依然有著極其強烈的現實意義，它有助於我們繞開許多彎路，讓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能夠順利完成。

話又說回來，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國力之強大，如果中國要吸引世界觀眾的注意，不會太難。看看伊朗的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吧，他們總是能夠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和引起世界各國媒體的報道。如果中國也象他們那樣，製造一兩個事變和事端，也一定可以吸引世界輿論更大的注意力和更廣泛的報道，中國也一定能夠天天成為西方世界的話題，但那樣將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形象甚至把中國推向與世界為敵的險境。這樣看來，張顯國力很容易，善於守拙卻不易；四處擴張很容易，善於守成卻很難；處處顯露、愛表現很容易，韜光養晦卻不易。一個人要有很大的自制力才能克服驕傲自大的情緒、才能學會謙卑謹慎；一個國家領導人，特別是大國的領導人，要有超人的剋制力和自制力才能作到不張顯和透支自己國家的國力。這一點上俾斯麥和鄧小平都堪稱最傑出的政治家。俾斯麥在普軍離維也納僅離六公里的地方能夠撤軍，就表現出遠遠超過一般人的節制力和戰略智慧，在這個階段，讓普軍乘勝追擊是很容易的，要忍住不繼續往下攻是很難的。而鄧作為一個擁有世界最多人口大國的領導人，卻能內斂、謙卑、冷靜和低調，扎紮實實穩紮穩打，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謀取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切從「推進中國現代化大業」的角度出發，在國際場合不說過激的話，不作過激的事，為中國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物質基礎。

III. 再談中國的結盟
俾斯麥生活在一個普魯士崛起和強大的時代，普魯士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工業基礎和技術水平方面大大縮短了同最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在許多方面普魯士甚至超過了英國。普魯士也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整體的精神特徵，比如說普魯士嚴謹、認真和一絲不苟的精神讓當時普魯士的產品有了優質廉價的美譽，頗像今天德國產品在世界上廣受歡迎的景象。普魯士的紀律和軍事強大更是讓當時的世界主要大國心懷戒懼。儘管普魯士如此強大，但是俾斯麥還是謹慎小心，生怕普魯士和統一后的德國陷入被圍困的局面。俾斯麥統一德國最具有借鑒意義的外交定律就是每次戰爭只能有一個敵人，己方則要爭取有數個同盟國和中立國，千萬不能陷入同兩方和三方同時作戰的境地。在俾斯麥看來，每次打擊敵人都要適可而止，在不能徹底消滅對手的情況下，戰後對敵人要從輕處理，讓敵人感到普魯士「文明」的威力，讓世界感到普魯士不是一個尚武野蠻的侵略者，也可為自己留下迴旋餘地。這種不逼死對方、給對手活命空間的雙贏作法給普魯士帶來極大的好處，因為給對方一條退路就是給自己一條退路，俾斯麥在這一點上很有點我們東方哲學的味道。俾斯麥的高明的外交手腕和結盟哲學終於讓戰爭史上的奇迹出現了，一個才和普魯士殊死搏鬥的奧匈帝國很快卻在另外一場戰爭中成為普魯士的同盟國，幫助普魯士完成了德國統一大業。

以當時普魯士軍事訓練的完備和國力的雄壯俾斯麥尚卻能如此精明謹慎，絕不同時樹幾個敵人，而是善用外交關係巧妙地來為德國統一大業服務，我們今天崛起的中國更當要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同中國周邊的國家搞好關係。我們已經知道，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一定會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國，防止中國成為挑戰美國獨超地位的國家，那我們就不能再主動去塑造新敵人。如果考慮到美日同盟正在一步一步變成准軍事同盟，這對我國的戰略上構成了無比巨大的壓力，我們更應當廣交朋友，廣結善緣。按照部分國內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中國周邊國家沒有一個是可以結交的，日本人是小日本鬼子，韓國人是高麗棒子，俄羅斯人是罪大惡極的老毛子，印度人是紅頭阿三，越南人是忘恩負義的惡棍，菲律賓和印尼都反過華，如果按照這種簡單的邏輯和線形思維的話，那我們必然會以所有的周邊國家為敵。如果再考慮到俄國歷史上侵佔中國那麼多領土，日本人侵華的暴行，韓國人的桀驁不遜，那我們只能把他們看作是敵人。先不說如此簡化地看待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合適正確，光是這樣對外極端排斥的心態就容易讓中國形成空前孤立的局面。俾斯麥先後交好俄國、英國和義大利，在普法戰爭前還交好法國，這些國家在歷史上都曾經入侵過日爾曼民族固有的領土，1618－1648年德國歷史上的30年戰爭是一場外國列強介入的宗教戰爭，讓德國失去了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用今天的觀點來看也可以算作是駭人聽聞了。如果俾斯麥只是一個頭腦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和民族復仇主義者的話，那俄、英、意、西和法等主要歐洲大國都是普魯士的世仇，都是普魯士軍事征伐的對象。如果普魯士當時愚蠢地以天下為敵的話，那天下也一定會以普魯士為敵，那普魯士就絕對統一不了德國，也許今天德國領土上還是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小國家。

極端民族主義者的錯誤在於根本沒有認清當今世界的總體形勢讓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已無可能。更為荒謬的是，按照他們那套思維觀念一定會置中國於外交孤立和戰略險境，極大地惡化中國崛起的周邊和平環境，會讓親者痛，仇者快，美國的戰略學者一定會樂見這樣的局面出現。

按照今天中國的國際環境，如果我們不能實現中日重新邁向友好關係的話，（這當然也不能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善意），那麼一個面臨美日同盟的中國－就必然要考慮結盟俄國，修好印度和聯結韓國，我們手裡並沒有太多的牌可以打。不管我們是否喜歡俄國人、韓國人和印度人，也不管這些民族是否看得慣我們中國人，不管歷史上我們和他們有何過節，我們都應當積極與這些國家修好，這是我們國家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國未來15到20年和平崛起的關鍵。國家之間，因為利益而聚，因無利益而散，這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把民族主義和民族偏見帶進外交政策，那就會形成戰略失敗的局面。

有人認為強俄是在與狼共舞，弄不好還會被狼吃了。我認為，這種局面不會發生。中俄互相依靠支援強對方是強強共舞，雙方誰也吃不了誰，雙方互相「強」對方會為雙方共同的崛起和復興奠定好基礎。只有在一方很弱，一方超強的局面下，雙方結盟才會產生弱者出現生存性危機的險局，比如哈薩克單獨和俄國結盟，蒙古單獨和中國結盟都會產生強者磁吸弱者的局面。今天中國早就不是過去那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是舉世公認的世界強國和世界一極，是世界上主要的戰略棋手，中國崛起的速度讓很多國家既高興又憂心忡忡，高興的是可以從中國大市場中獲利，憂慮的是怕中國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輻射到軍事領域走擴張殖民的道路。我們看俄羅斯是俄國熊，俄羅斯看我們則是中國龍，熊既吞不了龍，龍也吃不了熊，這點雙方都心照不宣，只是現在龍和熊同時面臨天上的蒼鷹兇猛的戰略進攻，還聯結了東邊的日本狼，龍和熊必須聯合起來才會在嚴酷的競爭中生存下去。當然，龍怕熊將來越來越壯，越吃越多；熊更怕飛龍在天，將來飛到和蒼鷹同樣的高度，讓熊再也趕不上龍，但那是20年後的事，現在熊和龍的理性選擇只有一條，互為犄角，互相讓對方更強大，隨著世界形勢的演變，當蒼鷹有一天不再能獨霸天空和世界的時候，世界的遊戲規則一定會有所變化，龍一定會有新的策略和新的合縱連橫，熊亦然。

IV．中國應當居安思危
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趕超美國是我們大多數人在有生之年能夠親身經歷的一件世界性事件，這也許將比我們大多數人所預料的來得更早。按照世界銀行用平均購買力(PPP)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在2010年就能超過美國。按照英國權威刊物「經濟學人」的計算辦法，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2026年左右將與美國持平。最近，中國學者李世春在其文「2019年：超越美國」中，非常科學全面地考慮到了中國經濟增長中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和統計口徑誤差的問題，進行了比較科學的預測和推算，是筆者看到的關於中國經濟總量預測的最具有信服力和說服力的文章，也解答了筆者長期以來關於中國GDP增長的一些問題。李先生還按照低位值、中位值和高位值進行了不同的測算，最後不論是那種演演算法我國GDP的總量都將在2019年超越美國。中國的崛起已經完成了日本和四小龍崛起的第一階段，在接下來的經濟增長中，人民幣和美元的比價將逐步回到應有的正常區間，正如當時日韓新港台崛起的歷程一樣。人民幣的升值將大大縮短中國追趕美國的時間。畢竟，13億人口的國家趕超3億人口的國家是誰都無法阻擋的。當中國完成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歷史階段的時候，我國的經濟總量不僅將超過美國，而且將逐步拉開和其他強國的差距，極有可能的是2019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美國持平，而將超過日本、印度和俄羅斯的總和，這不是痴人說夢，而是按照現行趨勢發展下去很有可能出現的結果。中國的崛起極其類似當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后的崛起，中國的確處在一種非常有利的局面。

恰恰在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更要防止一些過激的思想的擴散，我們才更要有一種內斂和謙卑的精神，才更要懂得運用國際策略，為中國謀求最大的國家利益，而不是讓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沖昏頭腦，更不能得意洋洋走上軍事擴張、民族復仇和新殖民主義道路。當年俾斯麥對德國人的諄諄告誡今天聽來仍是那樣振聾發聵，彷彿他不僅是在對德意志民族說話，也是在對我們中華民族說話。在一個國家弱小的時候，固然命運悲慘，任人宰割；當一個國家急速崛起和迅速強大的時候，我們應當小心謹慎，走和平崛起道路，絕不能濫用國力和透支國力。俾斯麥對德意志民族發出的呼籲是那麼有遠見，似乎能穿透時空給我們今天無窮的借鑒。德意志民族地處中歐要地，地形既很有利，又極度危險，如果不慎，極容易三面被合圍，整個國家將面臨滅頂之災。我們今天中華民族也特別得到上天恩賜，歷經苦難、戰亂、外敵入侵和內部分裂今天我們仍然能保有這麼大片領土，而且國家正在走向強盛。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地緣形式和當時的德意志民族頗有相似之處，三面面臨世界大國和潛在的世界大國（北俄國，西南印度，東望日本），搞不好地緣上我們也可能面臨三面合圍的局面，那將對我們造成極強的戰略壓力，直接干擾到我們經濟發展目標。在俾斯麥時期的德國，與歐洲大陸相分離的是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當時英國並沒有要干預德國，只是在俾斯麥以後的時代德英競爭才導致英國一步一步把德國視為主要敵人的。而這一點上我們中華民族今天面臨的形式要更嚴峻一些，因為超級大國美國已經鐵定要遏制中國，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更要爭取和世界上一切二級強權改善關係，樹立中國愛好和平的國際形象。我們更要同美國搶時間，抓緊一切機會壯大自己。我們絕不能因為極端民族主義的牽制和干擾就怯於談對日關係的新思維和改善中日關係，我們的國家總體戰略應當是不拘泥於任何意識形態和歷史衝突，與任何可能的次級強國建立友好關係和聯盟關係，為中國的全面發展謀取最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我們今天在中國的上升階段應該特別居安思危，為民族復興之路未雨綢繆、打好紮實的基礎。真的應該認識到，建立多方面的友好外交關係要花很長時間，可是外交成果毀起來卻很快。我們每次都看到俾斯麥打勝仗，卻沒有看到他每場戰爭之後付出的心血和勞動，而這些精心維護的外交關係卻在短短的時間被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將軍們毀得精光。如果我們將來在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實力的時候，如果那時候我們都沉浸在民族主義情緒中，如果那時候我們想鬆動一下筋骨進行一些軍事擴張的時候，出於對中國過於強大的恐懼會使其他國家可能和美國一起聯手來對付我們。如果俄羅斯、印度同時感覺到了中國的威脅，不排除他們會和美國日本聯手，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就將陷入地緣政治空前的大災難了，那真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天佑我們民族吸取德國的教訓，讓那樣的局面永遠不會出現。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俾斯麥的照片的時候是在《世界五千年》里看到的，那張照片上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將軍般的人物，雙眼炯炯有神，充滿著野心和進取心。我在上大學讀到德語原版的俾斯麥回憶錄時，卻發現封面上的那個老人充滿著失落，那雙略帶悲傷的眼睛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那雙極其智慧的眼睛彷彿有透過時空的魔力能看到自己民族的沉淪和毀滅，能看到將來自己一手締造的事業毀於一旦。以史為鑒，可以知未來。讀歷史總是讓人更聰明。這裡我們應該感謝中國老一輩政治家的遠見，無論是毛的「中國永遠不稱霸」和鄧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都蘊涵著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戰略遠見。中國應當走地區守成的和平崛起道路，絕不能走全球擴張侵略的道路，世界太大，文化是多樣和多元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控制全世界，過去不會有，將來也不會有。美國的全球擴張和侵略正在步羅馬帝國的後塵，美國的強大、擴張、好戰註定了美國將走向衰落。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成為世界強國后也不應該稱霸，因為國之雖大，好戰必亡。中國追求的應當是多元的和多級世界，讓中國文化播及四方，讓中國的柔性哲學綜合西方過於陽剛和富有進攻性的哲學，讓世界各國敬服中國，感受到中國文化無所不在的魅力。讓東方的文化配合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來創新和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讓未來的世界不再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而能成為一個多元化的、豐富的、和平的、和諧的世界，應當是我們國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標。

文章完成於2006年9月15日德國，比勒費爾德

http://zhiqiang.org/blog/443.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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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躍升和中國的崛起©Liu Tao, November 6, 2006 @ 9:45 a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當前有兩個事件顯示全球化已經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第一是西方媒體掀起了新一輪對中國威脅論的報道，不同以往的是這次中國威脅論的主要論調集中於中國經濟崛起對西方優勢地位形成的全面挑戰和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關於世界能源危機和環境危機的討論，中國一詞以前所未有的頻度出現在西方著名媒體的報道上。2006年9月11日德國著名刊物「明鏡周刊」以中國為封面主題報道中國，封面上描繪的是無數森嚴的秦始皇兵馬俑，手持電視、冰箱、手提電腦、手機、轎車、高速列車等物品，並冠以聳人聽聞的標題「來自遠東的進攻」。眾多的兵馬俑象徵著中國龐大的人口，手持不同產品象徵著中國從簡單加工業向現代化工業產品和高科技產品的轉型，圖文配合在一製造了中國經濟威脅論和中國經濟進攻西方的視覺效果，而長達十幾頁的正文則不停渲染中國經濟威脅西方的論點，文章最後開出的方案是歐洲應當同美國緊密聯合，全面圍堵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世界結構性變遷和西方文明優勢地位的坍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並不能完全代表德國社會，特別是經濟界和企業界的主流觀點，但中國崛起進入新階段即產業升級和邁向獨立自主、科技創新型國家，進而能與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一爭長短，對此西方社會普遍感到一定的擔心和恐懼，對於這一點，生活在西方國家的中國人普遍能夠感受到。第二件大事是中國在近兩周以來的外交盛宴顯示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均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先是國內俄羅斯年的逐步謝幕，再是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接著是東盟和中國10+1的南寧峰會，最後是中國外交的重頭戲 — 中國非洲峰會。中非峰會將幾乎整個非洲大陸搬到了北京，非洲48個國家的元首和部長來北京參加峰會，中國外交戰線出現盛況空前的大好局面。在這兩件大事中蘊藏著重要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新次序的信息，值得我們加倍留心關注。這兩件事情反映了中國崛起和世界局勢俱都進入新階段的重要變遷，具體說來，中國崛起在以下三方面改寫了二戰以來的國際結構和次序：

1．二戰以後世界差序結構和世界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南北東西」問題。「南方」和「東方」並不完全等同地理上的概念，主要指的是經濟上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亞洲除了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北方」和「西方」指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西歐和日本）。北方國家，也就是工業化國家只佔世界人口很小一部份，卻在經濟產出和國際貿易中處於絕對優勢的壟斷地位。西方在六十年代產生了著名的左派理論 － 依附理論，此理論認為世界各國按照經濟、貿易和科技水平可以分為中心、邊緣地區，後來華倫斯坦(Wallerstein)還據此發展出世界體系理論，增加了一個半邊緣地區，其觀點簡述如下：中心地區即發達國家，通過有利的經濟和貿易地位，向邊緣地區也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出口工業成品，而邊緣地區被跨國企業完全控制並有意識引導向單一的經濟產品，因此邊緣國家只能向西方出口原材料、能源和單一的經濟作物。邊緣國家雖然通過了民族革命贏得了獨立，但在經濟上卻完全處於依附地位，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殘酷剝削而無法發展自己的民族產業。舊的殖民主義走了，但新的經濟殖民主義來了，發展中國家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貿易秩序下難有出路。雖然西方左派的理論有一定的偏頗，但是在看待國際經濟貿易不平等問題上還是具有相當洞察力的。

中國的經濟崛起對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中「邊緣和中心」的觀點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一方面中國按照人均收入來看依然是個中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也依然認同自己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按照經典理論來看依然是邊緣國家。另外一方面，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對世界能源市場及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力，早已讓中國成為毫無爭議的中心國家。中國的影響力不僅讓一般的發展中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甚至也大大超過了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更讓許多世界級經濟學家難以解釋的尷尬現象是，如果按照中心國家出口工業成品，而邊緣國家出口原材料和能源的經典國家分工理論來劃分，那在中國和許多工業化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半工業化國家俄羅斯）的經濟關係中，中國倒更象是中心國家，這些發達國家卻更像是邊緣國家，因為後者向前者出口較多的是能源和原材料（銅、鐵礦石、鈾、石油、天然氣等），而前者向後者出口的則是工業成品。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在經濟殖民這些國家，這只是反映了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即中國的崛起使諸如「南北東西」，「中心」、「邊緣」和「半邊緣」等許多世界劃分方式再也不能適合時代的需求了，國際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研究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結構需要理論創新，來解釋世界的新變局。中國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南方」或「東方」國家，當然按照人均生活水平來說中國依然算是南方國家，但按照中國的整體實力和舉足輕重的世界經濟影響力來說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准北方國家。短短20年來中國從一個「邊緣」國家、「南方國家」和「東方國家」衝刺成為一個準中心國家、准北方國家和准西方國家，是世界經濟史的奇迹，也為二戰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帶來重大的變化和衝擊，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國際權利被轉移，世界政治經濟版圖將被重新劃分。考慮到中國的幅員和綜合國力，中國改變世界格局的進程可以說是才剛剛起步。

2．中國崛起對發達國家內部的格局和各種機制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二戰初期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1970年代以後世界資本主義有了三架馬車，即美國－日本－德國。隨著1990年日本經濟進入長時間衰退，德國經濟2000年進入衰退期，中國逐步取代了日本和德國在拉動世界經濟方面的作用，世界經濟轉由美中兩大火車頭拉動。中國經濟的世界性意義也在改變國際權利結構，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都隨著中國的崛起正在進行著內部的權力調整，中國或早或遲都將贏得在國際機構中更多和更大的權利份額，相應也將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西方八大國家峰會（Ｇ８）因為沒有中國參與將無力解決全球經濟、政治、貿易、能源、環境等一系列全球性議題，英國經濟刊物「經濟學人」多次指出，應當組成由美國、中國、歐盟和日本的Ｇ4, 以取代名不副實的Ｇ８，防止工業國家峰會因為沒有中國的參與而被邊緣化。中國雖然仍為一個人均收入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但已是實質意義上的北方國家，它正式加入Ｇ9應該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Ｇ８應對全球權利格局的變化已經在展開調整，包括邀請主要發展中大國領袖和財政部長參加峰會。

3．今年9月德國「經濟周刊」罕見地以非洲大陸地圖為封面刊登了關於非洲大陸發展的主題報道。非洲，一個飽受貧窮、戰亂和飢荒折磨的大洲，一個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被邊陲化的區域，一片幾乎被人遺忘的廣袤土地，在新世紀之初終於贏來了曙光。不同以往的是，這次拉動非洲經濟增長的正是中國。「經濟周刊」介紹到，整個非洲大陸，從北到南，到處可見中國的工程隊、投資者、企業家和醫療隊。中國強大的需求，讓非洲能源市場出現了出口的強勁勢頭，出口的高速增長也帶來非洲許多國家內部產業鏈條的發展、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洲整個大陸在2005年出現了破天荒的高達5,5%的經濟增長率。一個歷史性的變化是，西方國家過去從來都是僅僅把非洲當作簡單的原料基地，只是給予一些非洲國家一些放債性借貸，而從未認真進行生產性投資。是中國人第一次帶來了大量的生產性投資，在非洲大陸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生產投資超過了借貸資本。中非之間的貿易也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和非洲大陸經濟發展出現了井噴現象，中非的貿易額在1950年代僅為1000萬美元，1995年則達到30億美元，預期今年年底將達到500億美元，中非的貿易額在10年內翻了16倍以上。非洲的民族主義者也把中國對非洲的生產性投資看作是非洲覺醒和振興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希望通過中國的投資使非洲徹底擺脫貧困和落後。中國正在取代傳統的歐洲大國如英國和法國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力，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對非洲大陸最具有影響力的國家。

中國帶動南方國家的發展不僅僅局限於非洲，中國和東盟關係的深化和貿易量的激增正在迅速推進雙方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國和拉丁美洲的關係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整個拉丁美洲的經濟由於中國強大的內需市場的帶動而快速遞增。歷史上與中國相隔遙遠、讓我們較感陌生的拉丁美洲國家在全球化和中國崛起的新歷史背景下與我們迅速接近、靠攏。

以上由於中國崛起帶動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根本性的變遷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南方國家在經歷了華盛頓共識和美國新自由主義試驗的失敗、經濟長時間陷入衰退和停滯后，終於重整旗鼓，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增長，而這次帶動南方地區增長的是中國。擺在中國面前的正是絕佳的歷史機會，這樣的歷史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崛起、非洲拉美經歷經濟失敗和社會動蕩、歐洲和美國長時間忽視這些地區各種因素所造成的。由於美國片面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利用自由貿易的幌子打開和壟斷南方國家的國內市場，摧毀南方國家建立獨立民族工業的努力，對南方國家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造成了南方國家產業單一，國家基礎工業遲遲發展不起來，國內市場發育遲緩；歐美國家還以金融開放為由，誘使南方國家採用浮動匯率和實現銀行金融產業全面開放，利用國際金融資本的投機大量掠奪南方國家的財產為己所有，使許多一度很有希望的南方國家如阿根廷、智利和菲律賓等在遭受金融危機打擊后一蹶不振，成為標準的失敗國家。而更多的南方國家則由於市場狹小、國力貧弱，只能完全依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美歐所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國民經濟完全處於任人宰割的境地。正是由於美國強行推行的掠奪性新自由主義政策讓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國際形象陷於低谷，在拉丁美洲大陸，反美思想在各個階層蔓延開來，甚至產生一些反美的極端思想。在這樣的國際新環境中，中國20多年來奇迹般的發展讓南方國家看到了另外一種模式的成功和可以學習的榜樣。

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力量集中在亞歐大陸和北美洲，非洲和南美在地理上天然處於世界邊緣，也是國際政治和經濟的邊緣區域。在世界地圖上非洲和南美宛如世界的兩側翼，而如今中國帶動了這兩翼的發展和東南亞經濟的復甦，再加上以印度為首的南亞次大陸的迅速崛起，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的新趨勢：那就是南方的躍升（the Rise of South），即南方國家集團正在經歷集體力量的上升，而中國正是領銜南方國家集體崛起的主角。如果說世界是一個大舞台，世界各國都是演員的話，那中國不僅是北方國家的核心演員，更是南方國家的中心演員。把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放在南方躍升的國際政治經濟的大環境中，我們就會有更宏大和寬闊的視野。中國的崛起帶動了南方的躍升，南方的躍升也必將在更高的水平上促進中國的持續發展。在這裡我們真應當借鑒和研究美國人在二戰後的作法，美國在二戰後對西歐和日本的經濟援助和模式輸出奠定了美國全球超級大國的地位和美元國際霸權體系。美國自由主義模式在全球大多數地區失敗了，卻在西德、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取得了局部成功。美國人真是善於化腐朽為神奇，讓自由市場恰恰在緊鄰共產蘇聯和紅色中國的區域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從而間接導致了蘇聯和東歐集團的解體、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並讓市場經濟的模式在全球取得主導地位，所有這一切又有助於鞏固美國在全球領袖地位。今天中國面臨的歷史機遇是：中國取得了拉動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經濟實力，中國崛起和南方躍升將成為把中國送上世界強國和未來超級大國的重要環節，有了南方的整體崛起，中國的聲音將不再是國際社會中單一的聲音，而將成為國際社會的最強音。有了具備實力的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和南亞的力量，中國將具有建立在中國主導下國際政治經濟新次序的實力。

拉美、非洲和東南亞在多方面對於中國邁向世界強國之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一是中國經濟爆發性的增長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拉美、非洲和東南亞將成為中國的原料基地，為繁榮的中國經濟輸送源源不斷的能源。而對於這些地區而言，中國是一個穩定、有很強支付能力的買家。在國際能源市場中，不僅賣家市場很重要，買家市場也很重要，一個富裕、穩定、具有良好信譽的買家市場對於能源輸出國而言舉足輕重，從這點上來說中國和南方國家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贏的。

其二: 如果僅僅將中國和南方國家的關係定位為能源輸出國和輸入國的關係是非常簡單片面的，中國應當樹立非洲大市場和拉美大市場的意識。在全球市場時代，國與國早就脫離了古典時期的零和關係，而成為互利共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損害別國最終會損及自己的國家利益，幫助別人發展也是為自己國家產品打開新市場。總之，在全球化時代，雙贏和多贏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幾乎成為必然。在歐美國家不斷對中國產品徵收反傾銷稅和採取配額限制時，在歐美面臨中國經濟崛起不斷單方修改國際貿易規則時，促進、培育和開發非洲大市場和拉美大市場將為中國的產品提供重要的銷售基地。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產業更新和升級的新時期，中國某些處於產業鏈條低端的產品必將轉移到比中國更為便宜的國家，這將有助於中國的某些低端產業重新獲得發展的春天，也將有力地促進中國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筆者計算過，東盟10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5400億美元，非洲大陸55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6000億美元，而拉美大陸13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17500億美元 （均為2003年數據），中國根據2005年GDP統計修正後國民生產總值約為22000億美元，東盟、非洲大陸和拉美的國民生產總值分別相當於中國的25％、27％和80％。如果東南亞能保持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非洲大陸能近一步脫離戰亂和飢荒，邁上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和非洲統一之路，拉美經濟也能保持經濟持續復甦的話，三大區域在未來10到15年內經濟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這樣東盟、非洲和拉美將成為全球重要的新市場。特別是非洲大陸，雖然今天依然貧困落後，但它擁有9億人口，在邁向穩定發展的過程中非洲人民對日用消費品的需求量將不斷上升，因此非洲市場發展潛能巨大，這個道理很簡單，即人口越多的區域，人口結構越年輕的地方，越是貧窮落後的國家，經濟潛力就越是巨大。今天非洲大陸按人口結構來說是最年輕、人口增長最快的大陸，也是經濟最落後的大陸，但正因為如此，非洲大陸才是最具有希望、最有潛力的大陸。中國把握住這些全球大趨勢，並前瞻性地引領這些大陸邁向民族復興之路，就是在為中國的世界強國工程打下最堅固的地基。

三是在歐美主導的世界體系下，由於中國和歐美在政治體制和人權問題上仍存在許多差異，也由於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巨大差異，使得中國無論怎樣設法融入國際體系，都會被西方國家看成是「異類」。有學者認為，只要中國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和加強人權法制建設，西方國家就會完全接納中國。這種看法只說對了一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推進當然有助於拉近中國和西方的距離，但是西方文明已長時間在世界佔據絕對優勢地位，西方中心主義觀念和歐美中心主義觀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人中最普遍、最強烈的一個觀點就是：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其他國家只有全盤接受西方所有價值觀念才能拿到進入現代國際社會的入場券。西方國家現在雖然流行中國熱和中國文化熱，但那只是中國經濟崛起和文化魅力相互交織作用的結果，在許多西方人對中國感興趣甚至是迷戀中國的同時，他們那種對中國的偏見和無知依然十分強烈，一旦中國在某些領域裡有趕超西方的勢頭，中國威脅論、中國恐懼論就會如同歐洲歷史上對黃禍的恐懼一樣被大眾媒體和輿論重新喚起。這在歷史上已有先例，1980年代西方面臨與其政治制度相同的日本迅速崛起時，西方媒體在羨慕、驚嘆的同時，也充斥著對日本的批評、厭惡、鄙視、恐懼和偏見，日本更多被描繪成一頭沒有道德的經濟怪獸，日本人雖然很成功，但在西方人眼裡他們始終是怪怪的，他們都是工作狂、不懂得休息和度假，他們對上司無條件服從，他們的企業漠視工人的人權，他們社會的自殺率很高，他們的住所狹窄活像兔子籠，他們的性文化畸形等等。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崛起只有在南方的躍升中才能真正寫出國際政治經濟的全新篇章，才能真正終結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論點和西方文明優越論，才能真正奠定中國的國際地位。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和南方國家所作的不應當是顛覆現有國際文明次序，而是要在繼承現有國際文明和西方文明中進步方面的基礎上（比如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制國家和尊重民權），綜合中國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我國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諧世界，不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別國，對別國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態度），引導國際文明向更為包容、和諧、寬容和多元的方向發展。

筆者的一些具體提議和思考如下：

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將南方的躍升（the Rise of South）和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之間的關係納入專項課題研究。南方躍升和中國崛起的交相輝映將一直持續到本世紀末都不會停止，對於這樣事關國家利益的重要課題值得我們早作立項研究，以預測未來的發展，作長遠的戰略規劃，最大限度的維護中國國家利益。
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應當考慮在重要國際場合提出南方躍升(The Rise of South)的說法。單單提中國崛起容易讓人感到中國人的文明中心主義觀點和中國民族主義，如果能以宏大的視野提出亞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說法，必將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反響，進而增進中國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領袖的親和力。
加強對南方不同區域如南亞、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國國家利益的全球化讓遙遠的非洲和拉美成為我們經濟和國家利益意義上的「近鄰」，我們應當加強對這些區域歷史、社會、文化、法律、種族、宗教等全方位研究。考慮到我國的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相對來說比較滯后，國家可以在未來10年加大投入以培養一批非洲專家和拉美專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陸，民族、文化和語言是世界上最複雜的，我們可以分門別類，培養研究北非馬格裡布國家、西非豪薩語國家、東非斯瓦希里語國家和南非國家等的專家。
對於當前某些在非洲投資的中國企業出現的一些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國家應當嚴格審核到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去投資的中資企業，對信譽良好、業績良好、管理良好的企業投資多加鼓勵，對問題企業和缺乏信譽的企業應當嚴格控制。我們應當珍視「Made in China」產品的國際聲譽，防止假冒偽劣產品和以次充好的產品流入非洲國家從而敗壞包括許多業績良好的中資企業在內的聲譽。這也涉及到中國國家整體形象和中國軟實力，我們應當從戰略高度嚴肅看待這些問題。
我國政府應當敦促前往南方國家投資的中資企業遵守當地的法律和世界公認的國際勞工法律，譬如嚴格禁止雇傭童工，工人的工作時間不得任意延長，工人有休息權等。同時投資的中資企業應當至少遵守最低的環境保護標準。對於嚴重違反國際勞工法和環保法的企業，我國政府應當有一定的懲罰措施。
對去非洲國家和其他南方國家的中國企業家和中國遊客進行了解這些國家文化、風俗和法律的培訓課程。中國人大量到西方國家旅遊、留學和經商，對西方社會的禮儀和國際慣例也越來越了解。但是對落後於我們的許多國家，我們往往缺乏打交道的經驗，常常是中方人員懷著理想主義熱情來到非洲大陸，但看到當地的落後，由於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導致部分人對所在國不滿，進而表現出自大和對所在國的歧視，傷害到所在國民眾對中國人的集體觀感。中國國民在外一言一行總會被外國人解釋為中國人的總體行為特徵，因此我們在國外都當謹言慎行。
應當重視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表現的評價。西方媒體當然總是充滿偏見和有意識的誤導，但一些信息還是值得我們重視，我們可以根據這些信息反省我們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的作為, 改進我們的一些作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和道德感召力。比如西方國家在援助非洲時總是將民主和人權聯繫在一起，中國走的是不干涉所在國內政的作法，因此西方媒體經常批評我們只顧作生意和買能源，不顧所在國的民主、人權狀況和腐敗問題。我方反駁的論點為必須先發展經濟、促進民生，才能逐步實現法制國家的建立和民主化，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何談民主和人權。我認為，中國的模式的確是一種全新的模式，也就是經濟優先，發展第一的政策，在人民先解決了基本溫飽問題后逐步到達向好的制度過渡，不強行將民主、人權和經濟援助進行捆綁式銷售。我們完全可以綜合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優點，既不強行干涉別國內政，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別國進行指手畫腳，也不是完全不管人權和人道主義危機的問題，而是在堅持中國模式也就是「發展是非洲當前最重要的任務」的同時，對一些國際上普遍有爭議和非議的地區或產生人道主義危機問題的地區，中國應當與國際主流觀點站在一邊，表現出道德關懷以及中國人文主義和人本主義傳統，要求有嚴重人道主義危機地區的政府尊重普世人權，這也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中國模式加上西方模式，我們是可以走出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新中間道路的。
對於部分西方國家和媒體的惡意詆毀，比如聲稱中國在搞新殖民主義等荒謬理論，展開有理、有力、有節的駁斥，並展開國際文宣以闡述我方觀點，駁斥這些謬論，特別是要得到南方國家的道義支持，讓他們的民眾以自己的感同身受證明中國和南方國家之間絕非殖民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而是一種全新的互贏互利的關係。這一點，當前中國做得已經非常好了，就不再詳述。
除了經濟和貿易聯繫外，中國應加大對南方國家的文化投資，鼓勵更多的當地居民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鼓勵並援助更多的南方國家學生來華留學，加強雙方的文化交流。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文化在世界受歡迎和認同的程度。中國文化雖然現在很流行，但其影響力與西方主流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全球影響力還無法相提並論。在一個西方國家佔據世界絕對主導地位的國際體系裡，中國文化是很難超越美國文化影響力的。但是在南方躍升的新次序、新局面中，中國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把文化當作重要產業來推廣，我們就也有可能在未來把中國文化變成世界文化。時不我待，借著南方崛起的東風，推廣中國的軟實力，就在今天。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1月5日

備註：作者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1篇文章，還將發表此系列9篇文章。已經完成的中國崛起策系列文章為

中國崛起策十：從德國的歷史經驗教訓看中國的未來
中國崛起策九：新思維下的中國大戰略
中國崛起策八：合縱連橫下的世界戰略格局
中國崛起策七：中東危局下的中國利益
中國崛起策六：從中西文化的認知差距談如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崛起策五：當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國崛起策四：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
中國崛起策三：獨特的日本考驗中國的崛起
中國崛起策二：中國的地緣困境和西部突圍
中國崛起策一：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

中國崛起策十二： 漸進改革和中國現代化總目標©Liu Tao, November 16, 2006 @ 10:10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德國著名的研究現代化的社會學家沃爾夫崗·查普夫（Wolfgang Zapf）認為：現代化社會是通過市場經濟、競爭性民主政治、社會福利制度和大眾消費這四個核心機製表現出來的，查普夫認為現代化就是在英國工業革命、法國政治大革命后逐步發展出來的社會發展路徑和社會發展模式，它源於西方，但今天已經是全球範圍內普遍的發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地處哪一大洲，身處何種文化圈，都會把現代化作為本國的發展目標，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從根本上排斥現代化或是提出與現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們把沃爾夫崗·查普夫提出的四個核心機制再加上法制國家和人權保障制度的話，就能更加全面綜合地反映出現代化社會普遍共有的特徵。儘管不同的現代化國家和社會由於文化和歷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發展特色，比如由於日本經濟的成功讓國際上曾熱衷討論日本現代化模式，德國的經濟奇迹也被稱為萊茵資本主義模式，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那些已經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都有著基本的共性，比如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在經濟上實施的都是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會實行計劃經濟和封建自然經濟；絕大多數現代化國家都實施了競爭性的民主政治，都會有定期的選舉和投票，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採取的是極權主義統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領袖獨裁的統治模式；也是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都建立了適應現代化社會的社會福利制度，以保障處於弱勢群體的居民和貧困階層能夠按照最起碼的符合人道尊嚴標準的方式生活；幾乎所有的現代化國家都是以促進大眾消費為目標，並建立了以法治國的憲政國家，並都在憲法里承諾保障基本的公民權和政治參與權。

中國於1978年實施的改革開放國策發展到今天，事實上也是在朝向國際公認的現代化模式邁進，儘管在改革以來的28年時間裡我國在理論上也經歷了曲折的發展，但是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如果能站在宏觀歷史的角度來看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地和世界接軌的過程，中國社會整體上是在向現代化社會的模式演進。我國所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將尊重人權和以法治國寫進憲法，簽署保障公民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的國際公約，這一切都顯示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的現代化，而是與國際現行制度接軌的現代化。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儘管全世界有一個普遍的現代化模式，但是一個非現代化的社會和前現代化的社會朝現代化方向發展和演進的過程卻是不同的。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都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才從王權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權的社會演變成為現代化國家。英國著名社會學家托馬斯·馬歇爾(T.H. Marshall)認為現代化社會的演進持續了整整三個世紀：在17世紀工業革命緩緩拉開序幕，18世紀經歷一個世紀的演變和發展，民權最終被確定(civil rights, 包括財產權、結社權、信仰自由權和言論自由權等)；19世紀經過了許多衝突、博弈和妥協政治參與權最終被確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選舉權和被選舉權）；20世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權最終得到國家憲法的明確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會福利權，社會生存權和社會保障權等），而在托馬斯·馬歇爾的眼裡，社會權最終的確定象徵著西方國家的公民權發展到了頂峰，因為公民權本身就涵蓋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大部分，社會權的確立標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得到社會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改造，從而確立了一種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新的社會形態 ― 社會福利國家。當然托馬斯·馬歇爾的「三世紀公民權演進理論」是按照英國歷史發展推斷出來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說政治參與權的確立在西方國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真正涵蓋婦女在內的普選權在很多國家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最終被確定，美國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選權。但是托馬斯·馬歇爾的理論對於我們來說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那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先進的西方國家和現代化發源地英國和法國，其現代化過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經歷過很長時間的社會變遷和演進，這一點，對於今天正處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

當然，筆者在這裡絕對不是要宣揚我們中國也需要三個世紀的時間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社會，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論述。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權和法制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紀，在全球化方興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雄壯歷史步伐聲中，我們不僅要在經濟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制度，不僅是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也是要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完全應該有信心，中國趕超式的現代化應當在本世紀的上半葉到本世紀中葉的這段時間內基本完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邊是一個前現代化社會，那裡寫著計劃經濟和小農經濟，集權政治，人治社會，封建文化，民權匱乏等幾個大標牌；河的對岸是一個現代化社會，上面寫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制國家、民權社會、大眾福利和中產階級等大標牌。人們在經歷了長年的爭論和探討后，絕大多數人意見開始統一，認為應當把船從此岸擺渡到彼岸。但是問題來了，此岸離彼岸路途遙遠，航線複雜，充滿著不可預測的危險和變數，搞不好會船傾人亡，而且船長和水手只習慣於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駛，對於怎麼航行到彼岸完全沒有把握。那麼，現在仍在此岸的船長和水手，只能先尋找正確的航道，確定好總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現代化的彼岸航行。這一過程中，船長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開航線上的各種風險如風暴、漩渦、海嘯，也要避免船隻偏離正確的航道。而此時，船上的普通乘客，儘管有時候會同船長和水手有不同的觀點，有時候雙方還會有矛盾和衝突，但是雙方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願望，那就是齊心協力地乘船平安達到彼岸。這就要求船長不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遠見卓識，能夠冷靜地、理智地領導船員沿著正確航線把船一步步駛向預定的方向，同時船長也要有高超的處理矛盾和衝突的能力。因為在漫長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員和乘客對航線的正確性發生懷疑而產生衝突和矛盾時，船長必須能夠正確處理出現的問題並能贏得船上絕大多數乘客的信任才能讓船隻繼續航行。而這樣的航行對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為大家同在一條船上，是命運共同體，如果乘客有意見和批評，應當理性提出，同船長等人共尋解決之道，而絕不能著眼於顛覆航船，或是顛覆船長的領導取而代之，在事關大家共同命運的航行中，理性的行為是互相協助擺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為那樣大家都會面臨沉船的危險。

今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場偉大的、但卻是充滿風險的航行。我們知道中國最終要航向的目標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大眾消費、共同富裕和中產階級佔主導的社會，但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起點離這樣的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要尋求的是一條代價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漸進的改革之路，我們需要樹立一種溫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國的改革進程循序漸進地引向中國現代化的終級目標。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從其他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來看，我們都能發現一個規律，漸進的政治改革勝過激進的社會變革和暴力革命。英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較少地採取暴力革命的辦法，除了在164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曾經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外，之後歷史的進程卻是平和漸進的，英國最終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在保持舊有王位的象徵權利下建立了權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個社會在妥協和寬容中向前邁進；而法國則是一個盛產暴力革命的國家，儘管我們今天對法國大革命充滿敬意，認為它為現代民主政治的誕生地之一，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給法國國家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紀的歷史進程中，法國總是處在風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動蕩、不安，對國王和貴族的殘酷懲罰和處決也引發了舊有勢力一次次的反撲報復。新生權力對過去政治精英無情的專政種下了復辟和政變的惡果，法國長時間處在「處決國王 － 王權復辟 － 再處決國王 － 王權再復辟」的血腥循環中，尤其是雅各賓專政時期建立了一種對待政治敵人的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更是顛覆了社會穩定的根基，讓仇恨和恐怖遍布社會每一個角落。所以說，雖然法國同英國一樣，通過革命的模式向現代化社會演變，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但是由於過程的不同，產生了很大的差別：法國的暴力革命帶來了社會極大的內耗，這樣的內耗是一種巨大的社會成本，讓法國的整體國力受到極大的損害。在18－19世紀英法在全球爭霸的過程中法國不斷敗下陣來，雖然這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法國社會因為不斷的革命產生的「內傷」是讓法國在英法競爭中處於劣勢的重要原因。我們在19世紀末期俄國和日本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俄國的現代化發展最終走上了兩場暴力革命之路，特別是十月革命為俄國帶來了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雖然幫助蘇俄走上了另外一條現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帶來的強烈副作用也是未來蘇聯模式衰敗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條穩定、漸進和有序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維新最終的巨大成功當歸功於清晰、明確的目標，執政者堅韌不拔的意志，民間社會和政府的良性互動。一種穩定溫和的改革避免了社會崩盤和失序的危機，大大降低了社會前進過程中的成本，為社會的整合和國家現代化進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在1978年推動的改革開放國策就是漸進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範例。當時中國處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條件下，一方面新中國的前27年在毛的領導下，成為世界上獨立的一級，中國獨立自主和自強的精神振奮了百年來中國頹廢的民心和士氣，一代人通過艱苦的奮鬥發展了「兩彈一星」，中國被帝國列強欺負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毛時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掃盲運動和合作醫療制度也為中國掃除了現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礙。但另外一方面，計劃經濟的嚴重僵化，物資匱乏，極權主義的政治動員模式和政治運動也讓中國依然遠離現代化公認的標準。「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十年更是讓民主、法制和公民權被踐踏，從共和國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這個關鍵歷史時期，新的中共高層對毛和新中國前27年的評價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面對這麼一個高度複雜的歷史難題和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鄧作了一個比較好的處理。他超越了簡單的對毛好與壞的評價，既善於運用毛時期好的成果來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比如說毛時期的教育政策和醫療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產者和潛在的消費者，這些都被鄧善加運用引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同時他又把過去27年來明顯走偏的政策迅速糾正過來，鄧不僅批評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給國家帶來的災難，而且撥亂反正為大量含冤的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國家經濟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轉移到經濟發展的路子上來，重新贏得了民心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鄧沒有全面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對新中國貢獻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錯誤，這樣的評價符合當時整個社會的期待，也是讓整個社會擺脫過去的陰影，在安定和諧的條件下集中精力向前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這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評價。如果當時鄧完全否定毛，不僅會可能連帶否定一代人為新中國建設所作出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和貢獻，也會直接指向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而且還會帶來更多的紛爭和不安，讓整個社會陷入動蕩之中。事實上，鄧對毛的功過恰如其分的評價並沒有影響大家對中共的整體觀感，反而為中共贏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為重要的是，鄧利用毛時代的積極因素來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大業服務和避免徹底否定毛的作法給中國樹立了和平過渡和循序漸進的典範。因為無論過去領導人有哪些重大失誤和錯誤，我們今天都是在過去發展的基礎上，繼承了前人的政治遺產，並通過修正過去的錯誤和偏差，繼續向前進的。我們不能總是象中國封建皇朝歷史上那樣徹底毀壞一個舊的政權再來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那樣的話中國將永遠陷於治和亂、建設和毀滅的惡性循環。那樣的話社會將付出極大的成本代價而無法長久、穩定地發展。鄧的改革正是致力於避免中國重走「治－ 亂 －治－ 亂」的循環，力求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激進變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國引向現代化之路。按照這種溫和改良的思路我們就能擺脫在對過去領導人和對過去時代評判時簡單運用「好與壞」和「對與錯」的線形思維，而是按照時代要求修改不合時宜的政策，並把過去對現在有用的東西善加運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條，為中國當前的現代化事業服務。因而，我們今天不是要簡單地褒貶毛和鄧，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國和鄧的改革開放都為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作出了偉大的歷史貢獻。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們不能超越歷史時空去批判毛為什麼不早點搞市場經濟，鄧為什麼不快一點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毛和鄧完成了他們那代人對中國的歷史貢獻，我們今天依然受益於他們打下的基礎；毛和鄧又有他們那個時代特定歷史條件的局限性，他們不可能超越歷史時空來幫我們解決今天中國發展中的新問題；毛和鄧也都是人，也都會有錯誤和偏差，因為人無完人。因此我們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依然要肯定毛為中國人樹立的獨立自主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們現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動力；我們在肯定鄧改革開放偉大的歷史貢獻后，今天也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方針，作為對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觀點的補充。

與成功的漸進改革範例相反,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啟示我們：一個常常進行革命和激烈政治變革的國家不僅難以向現代化社會演進，而且極易陷入國家大解體和社會大解體的災難,打著民主和自由的旗號去顛覆一個國家的秩序,其結果反而讓一個國家離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目標更遠。這裡前蘇聯解體的歷史經驗教訓最值得我們謹記。整個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都試圖顛覆蘇聯政權,他們在國際間大力宣傳, 蘇聯和共產主義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國家的力量過於強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強大, 窒息了民間社會力量的發展, 構成了對自由權和公民權極大的威脅,只要顛覆了這個極權政府, 實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黨選舉和三權分立,那就會藥到病除。事實的發展結果可以說是令人瞠目結舌,蘇聯這個國際巨人不僅在國家失序、社會解體和民族殘殺中轟然解體,整個國家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中。右派的知識分子一定會為俄羅斯的改革辯護說,他們畢竟建立起來了民主制度和多黨選舉制度,他們在天下大亂之後由於建立了好的制度一定會過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諷的是,脫離了一個國傢具體的歷史、社會和經濟條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旗號,不僅沒能建立起良好的現代化民主制度,反而讓社會進入了寡頭民主和無政府自由時代,更談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權。美國著名的自由左派學者霍爾穆斯(Holmes)1997年在《美國前景》上發表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題為「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麼：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文章開頭提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處心積慮要削弱蘇聯的國家力量,加強蘇聯的社會、市場和異議人士的力量,以徹底讓極權國家解體。那麼實際結果是什麼呢? 霍爾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蘇聯和東歐國家而得到的獨到見解和自己在俄羅斯親眼所見描述道: 蘇聯的極權社會是解體了,國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見了,刻板的政治宣傳和灌輸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見者也可以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了；但是同時,國家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體系也完全崩潰,許多國營工廠的工人一夜之間被拋上街頭,街上盜賊蜂擁,黑幫接管了國家地方權利,鐵路上的火車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裡到處亂竄,成群結隊的士兵在延街乞討,路邊隨處可見凍死的居民,整個俄羅斯的生產能力嚴重萎縮,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羅斯男子平均壽命下降了10歲，這幾乎是人口學意義上的空前災難）,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軍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無人看管,許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場和黑交易,許多民族聚居地在國家政權解體后開始了互相的仇視屠殺。俄羅斯在1990年代的悲慘經歷讓我想起了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後到1927年這段軍閥混戰的時期,舊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個國家沒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體和分裂的邊緣。我的一個羅馬尼亞同事最近才去過在普京鐵腕下逐步恢復國家秩序的俄羅斯，他告訴我, 俄羅斯的大城市如聖彼得堡已經發展出現代化城市的規模,而就在離大城市很近的小城裡依然充滿可怕的混亂和失序,他說,你在那兒呆一會兒的話，會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今天，鄧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導意義。老實說, 筆者如同大多數人一樣, 當時對這句話並不理解。整個1990年代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感到苦悶的年代,但是卻始終沒有忘記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社會責任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境。中國將向何處去? 這個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無數次被提出過來的問題,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國走在歷史正確的道路上：漸進改革，不是激進政治運動和激進變革，是中國社會最佳的選擇。自從1840年中國被列強的炮艦打開了國門后，中國經歷了太多的革命和激進的政治運動，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后的政治運動…… 當然，筆者絕對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他們的發生也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有著歷史的必然性。筆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進的政治事件和無休止的革命與政治運動的確讓中國社會遭受到空前的內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國的版圖就小一次，中國的生產力就遭到巨大的損耗，中國商業力量、市場經濟力量和中產階級力量就被摧毀一次。中國的民族產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在列強侵略、內部動亂下，一次次倔強地試圖發展，一次次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始終遊走在現代化邊緣。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深思，為什麼在1990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中國卻安然度過了危機，既沒有解體分裂，也沒有陷入像前蘇聯那樣的大動亂，反而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迹，並在新世紀邁向了和平崛起的壯麗局面？有的人會不加思索地回答到，這是中國政治控制的結果。其實這個回答是不正確的。鄧公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的民族產業和市場經濟第一次獲得了「安寧」，經歷了全局性、長時間和全面地發展，中國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擺脫了赤貧和飢餓，開始了有尊嚴的生活,它符合了社會規律和時代的主要需求。民間久已壓抑的消費意識、致富意識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識一旦被打開，就如洪流一般成為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1989年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積壓和特殊的政治環境讓中國現代化巨輪出現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國精英、企業家、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廣大老百姓有一個最大的社會公約數：那就是中國不能亂，中國只要穩定發展，大家就可以過好日子。誰掌握了中國大多數階層的社會公約數，誰就站在了歷史的正確一邊。是的，我們還有很多社會矛盾，社會不公正問題十分突出，法制建設十分落後，權利制衡機制還比較缺乏，民主政治也還相當滯后，普通公民的民權還常常受到損害。但是，只要我們的國家沒有分裂、沒有陷入內亂;只要我們把握住了大局,用經濟增長改善大多數人的福祉,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我們能在理性、漸進的改革路上讓中國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國家內亂、解體的過程中，不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制度，不僅不能保護公民的人權，還會讓公民的基本生存權都受到威脅。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者處心積慮地要削弱國家的力量，認為那樣才能促進公民權和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巨大的謬誤。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本身就是在保護公民的人權，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也是一個社會漸進邁向市場經濟、民主法制和公民權制度的根本基礎和保障，當一個國家陷入內部解體和混亂后，何談發展健全的民主體制，何談保障人權，何談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體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嗎? 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勢力不斷地鼓吹要國家最小化,市場最大化,不斷宣揚要削弱國家力量,事實上卻是沒有完整的國家、沒有健全的國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場機制。因此極權國家的統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沒有國家和國家解體。我們一般人很難想見,如果當我們有一天早上醒來,突然發現一個城市裡監獄的獄警都不見了,銀行里空空蕩蕩沒有人管了,警察局裡的警察都消失了,國家政權都通通解體了,那將產生一種什麼樣的局面? 可以設想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定是大搶劫、大動亂和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這樣的局面不光是空想,它已經在人類社會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當美國軍隊先頭部隊佔領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後,也許是美國軍隊太想展示獨裁統治的覆滅后,美利堅「民主自由」的「陽光」開始「普照」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了，因而他們沒有立即相應地建立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全球的電視觀眾得以目睹一個城市是如何驚心動魄地陷入崩潰的。薩達姆政權雖然是獨裁政府,但是對於大多數居民來說還是生活在一種人類正常的社會秩序之下,但是美軍對混亂、騷動和暴動的縱容和悠然自得的觀賞帶來了難以彌補的惡果,社會的混亂、宗教仇殺、民眾械鬥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再也難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個例子是,在極權主義的薩達姆政權統治下, 巴格達國家博物館對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條, 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第11大博物館,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人類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裡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軍對搶劫的縱容,和所謂的要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的「民主自由」，讓人類文化遺產在21世紀經歷了一次野蠻的浩劫,整個巴格達國家博物館被暴徒洗劫一空, 約有17萬件珍貴文物被盜和被毀, 包括許多名聞世界的文物遭到徹底毀壞, 整個事件堪稱世界文化災難, 卻是在美麗動聽的「自由民主」的名義下進行的,真是反諷到極點!以上國家解體時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獨聯體多個國家包括俄羅斯曾經上演過。

如今，除了美國部分學者開始反省1990年代以來俄羅斯和東歐的激進革命和伊拉克戰爭以外,歐洲國家的一些學者也開始熱衷於研究與對比俄羅斯和中國改革的成敗。德國柏林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漢斯猶爾克(Hansjörg)在其文章「與其他轉軌國家相比較的中國漸進改革歷程」中用宏觀數據非常精確地分析了中國和蘇聯(俄羅斯)力量對比的驚人變化。他指出,1980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只佔前蘇聯的1/4,199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大體與蘇聯(俄羅斯)持平,2000年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戲劇性地躍升為俄羅斯的四倍。中國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方面也大大領先於俄羅斯。漢斯猶爾克深刻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兩個國家的力量對比變化為什麼會這樣迅速? 中國是怎樣達到這樣的成就,在綜合國力上大大拉開與俄羅斯的差距的? 在漢斯猶爾克得出的結論中,第一條就是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第二條才是正確的經濟策略和有效的資源配置。

其實無論是中國的鄧小平還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都是在發現了以前共產主義制度的問題後下定決心力行改革的,雙方的最終改革方向也應該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為計劃經濟已經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會誤國誤民了,所以大家才會向市場經濟方向改革；因為過去的中央集權體制行不通了,落後的政治體制跟不上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體制,朝向一個權利制衡、權利制約的法制社會發展；因為過去領袖獨斷專行,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因此才會改革,朝向一個更加民主的制度過渡；因為過去有政治運動和政治清洗的慘痛教訓,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現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權。本來雙方演進的終級目標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結果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大的差別呢? 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歐洲美國本身也花了兩到三個世紀才逐步發展成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公民社會和言論自由的社會,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歐洲國家和美國自身也經歷了無數的衝突、鬥爭、倒退和反覆。當然今天我們不需要另外一個300年來把中國和蘇聯轉化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但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完成不同的任務,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產階級逐漸壯大,公民維權意識普遍增強的社會,以後的任務將是一步一步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 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打下穩固根基。而這一切在前蘇聯都是通過一夜間的政治巨變來完成的,國家如何能不亂? 無論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實是前蘇聯根本就不可能用幾年的工夫來完成西方兩、三百年的任務。這就好比一個久病纏身的人, 需要長時間的藥物治療,要分三年的時間每天服藥才能慢慢恢復,而這個病人走了個大極端,把三年該吃的1000多片葯一天服光了,那結果是什麼? 當然是這個病人一命嗚呼了。能說葯不對症嗎? 當然不是,關鍵是病人服藥的方式不對。如果說是病人自己決定這麼作的,那麼他應該自己負責任；如果說是醫生開了這麼個藥方,或是醫生明明看到病人這樣服藥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於醫生在變相殺人。讓人覺得玩味的是,前蘇聯這個病人去找西方的醫生看病抓藥時,西方開的正是一劑可以吃死人的猛葯,無論是全面私有化,還是休克療法,還是所謂的「民主藥方」都讓俄羅斯邁向崩潰,這當中,不僅美國,還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國,還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國際機構,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俄羅斯沉重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 不能用抽象的正義原則如「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等要求一個尚未進入現代化的國家，特別是一個過去在發展道路上完全與現代化南轅北轍的前共產國家一夜之間實現這些目標,就好象再好吃的飯菜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樣,應該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制社會方向邁進，而絕不是激進變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國家對當時俄羅斯的要求和附加條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義標準,要求俄羅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開放言論,但實際上西方玩的是偷換概念的遊戲,一個發展了三百年的成熟體制完全可以經得起言論自由的衝擊和挑戰,而對一個久病纏身、才從極權社會的禁錮中微微打開了國門的前蘇聯,一個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黨的宣傳的國家,如果驟然全面實現言論自由,而西方國家又開足馬力向前蘇聯人民進行另外一種「心戰宣傳」時,蘇聯解體和分裂的結果就基本註定了。道理很簡單,一個身體很好的健康人讓一個重哮喘病人驟然間象他那樣每天跑5000米, 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樣,一個發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體制對待一個百病纏身的體制,你用你的標準來要求他,再對他展開致命攻擊,他不垮也難。

如果說1990年大家還看不清歷史發展軌跡,許多人依然嚮往「全盤西化」的話,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經歷了那麼多歷史教訓后,如果還再繼續鼓吹「全盤西化」,那麼就很值得懷疑這樣的觀點後邊的動機了。我們中國人只要牢記俄羅斯生病找「鬼」抓藥吃死自己的教訓,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國和平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局面,我們當然要學習西方一切先進的東西,如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和民主制度,我們決不能因噎廢食,但我們學習西方時一定要樹立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符合中國國情、循序漸進的原則,徹底告別那種依附於別人的后殖民心態,學習西方時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國格,才能真正邁向獨立自主的、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的現代化道路。當然,在這一個過程中,決策者也應當前瞻性地把握住歷史機會,既不求急冒進,也不削足適履，在國家總體穩定的大好局面下, 應該一步一步地把中國漸進改革的政策推向前進, 每一個階段都應當完成一個重點任務, 讓中國的體制越演練越完善，越演練越成熟。在這個宏觀歷史進程中,中國執政黨、參政黨、知識分子、民間團體和社會力量完全可以構築一種和諧共贏的關係,共同在國家穩定的大局下通過良性互動為中國逐步建立一個良好的體制（中國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筆者將詳細論述）。畢竟我們個人生命有限,為國家建立良好的制度卻是在為萬世開太平,我們希望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強大、崛起、有國際尊嚴的中國,留下一個穩定、和諧和免於動亂的中國,留下一個富裕、平等和免於匱乏的中國。新世紀的中國應該走出過去的歷史怪圈,應該走出過去歷史的陰影,應該從此告別動亂和革命,應該從此告別激進和暴力，通過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復興道路。如果說,19世紀的中國歷史是一出悲劇的話,20世紀的中國歷史則是一出悲喜劇,而21世紀,應當是中華民族徹底告別悲情的時代,我們應當為我們民族在經歷了短暫的沉淪后重新奔向世界頂峰而驕傲,在中國崛起的壯麗舞台上,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社會群體,都在為我們國家的復興和強大作出貢獻!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1月15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好文，頂起

中國崛起策十三：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建立新型民主觀©Liu Tao, December 1, 2006 @ 10:15 a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I

古希臘歷史記載，敘拉古王迪奧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達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個善於溜須拍馬的人，經常不著邊際的吹捧國王迪奧尼修斯。有一天，國王迪奧尼修斯邀請達摩克利斯赴宴，國王特意讓這位廷臣穿上王袍，讓他坐在國王的寶座上，寶座上方懸著一把鋒利的寶劍，而這把寶劍僅僅用一根馬鬃系著，隨時有掉下來的危險。國王迪奧尼修斯借這個機會告訴達摩克利斯：當國王所面臨的風險，就像頭上高懸著利劍一樣，下面有野心的臣子隨時可能斬斷纖細的馬鬃，國王所擁有的權利伴隨著的是每時每刻潛在的危險。達摩克利斯聽了這番話后，就打消了妄圖篡位的不臣之心。於是後人用達摩克利斯之劍來表示隨時可能發生的潛在危機。

生活在21世紀初的中國人似乎也能隱隱約約感覺到中國上空也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方面中國處在近現代歷史上最好的時期，經濟繁榮、市場豐富、國力強盛和民族復興讓國人振奮；另外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中積累的內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各地因為征地而引發的社會衝突常常見諸報端，腐敗和貪污的案件有增無減，社會中不和諧、不安定的氣氛並沒有隨著經濟繁榮而消減，這些現象的確讓愛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憂心。而國外對中國的報道也呈現兩級化的趨勢，一方面中國崛起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已經成為媒體的主流，這樣的觀點正在改變西方人過去對中國刻板的看法；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發展中國威脅論重新抬頭，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挑戰了美歐的優勢地位，給全球能源市場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而另外一個派別卻反其道而行之，宣揚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將在劇烈的社會矛盾、環境危機和經濟衰退中走向解體崩潰。持中國崩潰論的不僅是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還有海外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也持有這種觀點。這種極端觀點在1990年代曾經甚囂塵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還立下時間表，說中國在某某年就會崩潰。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變遷，中國崩潰論的極端觀點成為笑談，於是有的人又把所謂中國崩潰的時間表后移，認為中國會在未來的某一段時間崩潰。只是謊言一旦被證偽，就很難再讓人相信，中國崩潰論的觀點現在處於衰勢，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

我們當然不必在乎有人熱衷於宣傳中國崩潰論，因為這些人越是這麼說，中國反而就越好，中國的發展有自身固有的邏輯和規律，不是別人喊喊中國崩潰論就能喊得倒的，中國的發展和成就是靠國人腳踏實地一步步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靠意識形態領域的磨嘴皮。對於激烈非理性的觀點，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對於別人給予我們善意的批評和諄諄告誡則非常值得我們重視。中國在經歷了28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后，政治體制改革越來越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應當改革落後的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幾乎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共識。而我國領導人也在國內國際場合多次提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問題，顯示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道路該怎麼走，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麼，看看已經實現民主化的中國一些周邊國家和地區，更讓我們不得不擔心，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危險，帶來無法想見的嚴重後果？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內亂和分裂，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民主化會不會燃起中國複雜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機，讓中國的版圖和疆界受到威脅？我想，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的愛國知識分子，心裡都會提出上述幾個問題，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無法迴避的課題，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是焦慮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國的日新月異和日漸強大，另外一方面總感到中國上空有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21世紀的中國人，我們有信心取下這把高懸於我們頭上的利劍嗎？我們有信心和平過渡到現代化的彼岸嗎？

II

民主，自從晚清以來，就成為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目標。五四運動中民主更是被中國知識分子譯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國現代化目標被定義為要引進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高揚科學和民主的旗幟成為五四時期的進步潮流，並蘊育出中國學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麼，民主究竟是什麼呢？事實上，民主是一個及其複雜的概念，它包含的領域及其寬闊，民主是一種哲學觀點，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機制，是一種利益博弈機制, 當然，也是指一種政體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關心和爭論的焦點比如說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豐富概念中的一個方面 － 也就是民主政治。這樣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過競爭性的機制（包括不同黨派和社會團體的競爭）定期舉行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的一種政治制度。 我想，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對於源於西方的多黨民主政治體制，我們應該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既不應該全面否定、也不應該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黨制度，而是應該抱著為我所用的觀點，吸收其中合理進步的積極元素，拋棄其中一些明顯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後按照符合中國國情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在吸收西方民主制度部分優點的同時，根據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的特點，加入改良后的中國元素，從而達到建立新型民主觀的目的。以下兩種觀點我認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種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認為西方民主是虛偽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合理化自己統治方式的假民主。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不能與時俱進，沒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和制度財富，任何國家，無論什麼社會制度，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認同權力必須制衡、司法必須獨立和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的觀點，都認為本國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們不能自外於國際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類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歸到資產階級的行列之內，而是應該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的基礎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種觀點認為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轉軌國家只有完全採取這種模式才有現代化的希望。這種完全神話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的觀點也是不可取的，事實上一個後進國家有太多的國家目標，包含了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領域，單單認為採用了西方競爭性民主政治就能解決人類社會一切問題未免把複雜的世界過於簡單化了。而且民主政治無論是在理論和實踐中本來就存在大量的問題，無視這些弊端和問題把一種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這裡我就要來談談民主政治理論和實踐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希望這樣的探討能給大家帶來一定的啟示。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險和理論漏洞 － 多數獨裁和多數暴政的問題。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和機制是多數原則，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少數服從多數，而這個理論中隱藏著極大的理論漏洞: 比如說100個人進行民主表決，其中70人屬於一個緊密相連的共同團體，剩下的30人屬於零散的少數民族，假設70人決定剝奪30人的所有財產，甚至把30人從肉體上消滅，這就產生了可怕的多數暴政的問題。理論上，這是符合民主的多數原則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多數恐怖主義。早期的美國民主理論專家已經發現了這種危險性，比如麥迪迅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制度下，壓迫的危險來自社會的多數；而這種多數人的壓迫將導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國政治學家阿列克西·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呼籲人們警惕多數專制，認為這是非常有害的。而這種多數暴政多次在人類的近現代史上演。比如法國雅各賓專政(Jakobinerdiktatur)就開啟了多數暴政的先河，雅各賓黨人以多數人民的名義要求剝奪貴族的財產和生命，未經審判大量處死政治異議人士, 為法國革命帶來了腥風血雨的屠殺，最後讓人人自危，社會動蕩。而蘇俄在10月革命后更是把多數專制上演到人類歷史的極點，僅僅評著抽象的人民概念和無產階級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剝奪另外一個階級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肅反時期被處死的人多達幾百萬，都是以多數人民的名義來完成這樣恐怖的政治迫害的。盧安達是非洲大陸民主化先驅, 然而1994年民主選舉后發生了可怕的種族屠殺事件，其邏輯也是多數暴政的延伸：一個占人口多數的民族胡圖族以所謂多數的民意和受到威脅為由要求消滅少數民族圖西族，結果造成了百日內100多萬人被屠殺的空前慘劇。歷史沉痛的經驗昭示了我們，民主的多數原則前面一定要加上一個定語，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數人的權利。民主應該是建立在尊重少數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的基礎上的多數原則。在民主制度下，少數人的權利，甚至是每個人的一些基本權利都是不能被化約的，都必須切實得到憲法的保障。約翰·洛克(John Locke)認為，每個人具有與身俱來的一些權利，比如說生命權、身體尊嚴權和財產權，這些權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學證明，因而是自然權。只有保障了少數人的權利和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只有確定了某些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決機制。
民主的尷尬 － 選民選出了恐怖組織。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員選舉令世界震驚，巴勒斯坦人民用選票決定了讓具有恐怖主義色彩的哈馬斯入主政府。雖然說哈馬斯是不是恐怖組織，在不同人的眼裡一定會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哈馬斯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組織，經常進行激烈的暗殺和自殺爆炸。大多數國家都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宗教極端組織執政，因為這樣會破壞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會讓該區域陷入非穩定的失衡狀態。本來，國際社會寄託於在人民投票過程中，會有一種自然理性抉擇，能夠淘汰掉極端的基本教義勢力，因為大多數人民畢竟想過安定的正常生活，極端勢利無論如何也難拿到超過50％的選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戰爭、動亂、屠殺和社會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對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極低的生活水平、極高的失業率和文盲率讓許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長大，在那裡他們極易接受宗教極端教義的影響，成為哈馬斯的鐵桿擁護者。在整個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完全處於前現代化的情況下，再加上人民對以色列的欺壓長期積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讓選民很難作出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極易讓極端勢力從中漁利，一躍成為政壇上的新興力量。因此民主制度需要的是穩定的社會條件，良好的國家教育制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經濟基礎。當然，西方國家政壇上也有極端勢力妄圖利用歐洲國家經濟衰退和失業率攀升來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利，比如說2002年法國極右翼「民族陣線」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試圖執政，德國的新納粹政黨也一度進入議會，但是這些極端政黨在西方國家始終不能成為主流，而為大多數選民所厭惡和唾棄，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普遍的大眾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識讓人民有比較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因此，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條件相搭配，才能發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幾年在國際民主政治實踐中出現了一種突出的現象，被稱為不自由的民主。這個概念是由印度學者法理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來的, 這主要是指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形式上實現了選民投票和政黨競爭的選舉方式，政權也按照選舉結果進行了轉移和交換。然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自由權，特別是民權沒有得到保障。民權包含了財產權、言論自由權、集會和結社權、宗教自由權等。 在一個民權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國家，也必定相應是一個法治社會和法制完善的國家。不少國家譬如伊朗和委內瑞拉，雖然實現了民主選舉，但是由於言論和結社集會自由沒有得到保障，由於宗教沒有完全和政治分離，由於新聞自由受到限制，，導致人民和選候選人資訊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後選舉產生的結果是在公民基本權未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這樣的選舉結果應該說並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於選舉人處處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闡述自己政綱的機會，因此儘管整個選舉過程符合了民主原則，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選舉。 在民權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敗盛行的情況下，很難保證選舉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卻給各種各樣的腐敗、欺騙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機。這樣的選舉結果往往和真實的民意相去很遠。因此，民主必須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權和司法獨立的法制社會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些相應條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為野心家的工具。從西方的歷史來看，自由都是先於民主而產生的，托馬斯·馬歇爾（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會經歷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個發展階段，因此民權應該說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決條件，沒有自由民權就絕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種亞洲模式，被國際上認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權和公民自由權得到了法律的保護，新加坡還是法治國家的典範和楷模，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監督體系，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設和最少的腐敗，在世界各國廉潔程度的評比中，新加坡總是高居亞洲國家榜首。新加坡已經躍升為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權卻受到了有形和無形的限制，每次選舉的結果實質上是操縱在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手中。中國香港也有類似的特徵，一方面經濟高度發達，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權和自由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財產權，言論自由權，結社集會權，宗教自由權等），但是中國香港卻沒有採取西方式的競爭型民主選舉。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自由權和法制國家先行，民主化置后的現象，但是不容忽視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卻在現代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不穩定民主：由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既沒有建立起起碼的基礎教育水平，經濟也處於赤貧的階段，文盲率和失業率都很高，更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權和自由權沒有得到保障，法制國家的建設還遠遠沒有完成，於是造成了一種情況，任何一方選舉上台後，另外一方就會攻擊選舉舞弊和不公正，雙方陷入僵持對峙的白熱化階段，整個國家被兩大集團或是數大集團所煽動、操縱和控制，民眾陷入狂熱的選舉後遺症和選舉對峙中，整個國家面臨崩潰和失序的危險。特別是在這種危急關頭，很多非洲國家和一些拉美國家極容易發生軍事政變，軍隊中的將領乾脆宣布軍管國家，於是整個國家陷入腥風血雨之中，經過殘酷的軍事鬥爭后產生的新強人，往往又會建立軍事領導人的寡頭政治，直到其統治被下一場軍事政變推翻。我們發現了許多非洲國家和新興民主體都有這樣的經歷，民主選舉后民選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復到極權主義統治中去，直到殺出一番新的遊戲規則，軍人又會所謂的還政於民，然後新的選舉以後不久又發生軍事政變，然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周而復始。這樣的情況就是不穩定的民主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