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策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義：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包括某些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某些極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國內的某些情緒比如說反美情結，或是利用整個社會的某些氛圍，或是利用宗教教義的狂熱，或是利用社會內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偉大的拯救者，然後用狂熱的極權主義模式來動員煽動支持自己的群體。他們或是誇大某種社會氣氛比如社會不平等，或是在社會的傷口和裂痕上灑鹽比如聲稱自己所代表的社會群體遭到了壓制，或是宣稱自己有能力帶領屬於自己的群體打翻身仗，讓群眾產生意識形態的亢奮和狂熱，以堅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義派別。這裡最突出的就是台灣的陳水扁，他在2000年僥倖地因為國民黨三家分晉而讓本來是少數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權，然後利用台灣內部的族群矛盾和社會傷痕挑動不同族群間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綠支持者的「英雄」，並不斷許諾台獨政治遠景。台獨基本教義派宛如時不時地被打進興奮劑，對陳水扁的貪污腐敗和大量的醜聞基本可以作到不聞不問，因為通過基本民粹主義的動員，阿扁已經獲得了特定群體 － 基本教義派的無條件支持。
選舉前的恐怖之夜：雖然民主政治替代了專制統治是一種歷史性進步，但我們不能誇大地宣稱民主政治用透明和開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業、陰謀詭計和獨裁製度下的神秘。實際上，在民主選舉中，各種各樣的策略、計謀甚至是詭計也是層出不窮的。在許多國家大選前半年，執政黨和在野黨就難以好好治國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贏選戰的議題上去了。隨著大選的來臨，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氣氛往往也越來越緊張和詭異，選舉的雙方和多方不斷拋出吸引選民眼球的議題和攻擊對方候選人的議題，許多攻擊對手的傳言、傳聞和醜聞包括對方家人的醜聞和私生活都被當成選舉的戰略牌一張一張有次序、按議題重要程度、按離選舉時間的距離被一一打出來，離選舉越近，發生令人震驚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選前也還是充滿了詭詐和陰謀，候選人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動創造政治事件來為己方加分, 爭取讓對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讓對方陣營犯錯誤, 然後抓住對手一點失誤全面出擊, 這些謀略在主要西方國家如美德法的大選中我們都多次領教，但是在這些國家中無論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體民主素質和道德素質還是要高過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和新興民主體的。在第三世界國家和某些轉軌國家和地區的大選前，氣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選舉前一周和前一天會發生陰謀事件而逆轉整個選情，比如槍擊事件、自擊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殺事件、變臉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選舉前一夜堪稱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選舉前的懸案堪稱經典，可以編入現代偵探小說。
選舉中的侍從主義：在南歐和拉美一些後進的民主國家，由於歷史上的傳統，形成了國家和某些特定群體的父權主義式的庇護和交換關係。在民主化過程中，過去的執政黨採取收買選票的方式，給予這些群體在選舉后較為優惠的政策、國家補貼和高社會福利的承諾，換來的是某個群體的傾巢出動，全面助選給予本團體特殊庇護的政黨。在這種政治庇護的交易中，產生了大量的腐敗和賄選的情況，特別是在義大利有著非常強列的政治侍從主義的傾向，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了黑手黨介入和控制地方選舉的情況。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政治侍從主義，地方的某些團體和機構服務於特定的政黨，形成庇護式的交換關係。
民主政治的反覆：有的實行了民主制度之後的國家，由於國家解體、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縮水，人民對民主制度的熱情也相應大幅度下降，開始懷念集權時代，或是感到開明專制也不錯，關鍵是要恢復國家的秩序。這點在俄羅斯最為明顯，普京時代公民的民權受到一定的限制，形式上卻保留了定期民主選舉的制度，可以划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羅斯普遍的民意不僅沒有反對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給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選中，普京居然獲得了高達70％的選票，這樣高的得票率幾乎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是不可能的。這顯示俄羅斯民眾越來越認同應當在重建國家秩序的基礎上發展民主的觀點。
民主化的後遺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產黨國家，西方國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從而導致了一些國家的解體，產生了數個國家，而新產生的國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壓迫、要求民主為由，要求繼續成立新的國家，於是有的國家發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殺，有的國家之間發生了衝突，有的國家經歷了二次分裂，甚至面臨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這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上。如今，西方國家對於某些小民族分裂勢力以民主為由要求建立新的國家也持謹慎的態度，因為這樣分裂下去可能會沒完沒了，造成社會的動蕩永遠不會停止。
以上談了那麼多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問題和種種弊端並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制度的觀點。事實上民主政治跟專制統治比，還是具有無比巨大的制度性優勢的，民主雖然有很多問題和弊端，但是專制制度卻會帶來巨大的禍害，兩者根本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還是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那句話說得好：「民主制度是一個非常糟的制度，但我還沒有發現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用數人頭（選舉方式）代替砍人頭（政權更替的暴力循環、政變、起義或革命），實現了一個國家從上到下的政權和平更替，實現了權利監督和權利制衡，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特別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刻研究。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種完美的制度，有著太多的缺點和漏洞，不能把民主制度視為是萬能的。民主制度要有相應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基礎，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制社會和以法治國的基本架構；民主社會也一定是一個對公民權和少數人的權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會，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絕不能用簡單的多數原則來化約，因此民主社會也應該同時是自由社會和法制社會。

III

彌賽亞是聖經舊約中所記載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羅馬人）統治下苦不堪言，於是先知就根據耶和華上帝的啟示預言彌賽亞的到來。於是等待彌賽亞，熱切盼望彌賽亞成為以色列人最強的精神寄託。

本來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領域的價值觀念用在人類制度構建上，把某種制度當作是萬能的彌賽亞，把某種制度當作是人類發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種制度「神化」成中國的拯救者，認為彌賽亞一到來，中國就得救，卻可能適得其反，取得完全與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簡單，因為人類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類所構建的制度永遠不可能是完善的，永遠都會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項人類制度都必須隨著時代而改進。那種把宗教價值觀念用到人類政治制度上的作法，宣稱掌握了某種終極真理，宣稱發現了一種最好的制度，宣稱某種制度達到了人類發展的最高形式，都是違反辯證法的。1990年當蘇聯解體、東歐轉向資本主義制度后，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人類歷史已經終結，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是人類發展的最後形式和完全形式，從那以後人類的政治經濟制度將不會有新的發展，而只是在全球範圍內一個個國家逐步實現上述既定目標罷了。筆者當然也認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相對來說較好的制度，因為在現存的世界各種制度中我們還沒有發現比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但我們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不容忽視的是，這兩種制度本身也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市場經濟在早期所經歷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階段所出現的大量問題差點讓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覆滅，而二戰以後西方國家大量吸收原始資本主義制度的教訓建立了現代社會福利國家才讓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而在全世界範圍內許多實施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 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處在失敗國家邊緣。而民主政治的實踐問題就更多了，很多國家民主化之前雖然有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統治，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民來說還是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和社會福利制度（前共產國家），而在民主化之後雖然有了言論自由和選舉自由，但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制度卻陷入幾乎崩潰的境地。歷史的經驗深刻顯示：人類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因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對世界的認知永遠是有限的，因此我們任何時代所追求的都是這個具體歷史時期相對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絕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贊同這種說法，民主制度只是各種政治制度中最不壞的一種，僅此而已，民主制度本身的設計還有數不清的問題、缺陷和漏洞，民主制度還將隨著人類歷史的推進不斷發展演進。任何把民主制度宗教化、神聖化和偶像化都是錯誤的，任何把某種模式捧為人類最高發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導致非理性的極端行為，比如美國人自認為自己掌握了人類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當然有義務在全球各地輸出這種最好的模式，這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美國人的作法的確有一定的理論和道德基礎，但我們今天必須反駁福山這種簡化的說法，我們認為：人類的制度設計沒有終極目標，人類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沒有終極目標，人類追求真理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息。如果說人類社會有終極目標的話，那就是人類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諧的世界，人的普世權利和尊嚴以及世界大同，這些都是規範性的理念，而不是人類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設計。

非常遺憾的是，在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在海外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民主彌賽亞的思想特別盛行，一些觀點往往具有片面、激進和非理性的特點，持有這種思想的人往往特別崇拜西方的競爭性民主選舉，往往將民主的廣闊內涵簡化為西方多黨制和選舉制，往往認為西方式選舉是拯救中國的救世主。其實這種民主彌賽亞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一脈相承的。筆者在這裡決不是要否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兩項運動當然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積極正面的社會運動，宣揚了民主和科學的理念，讓民主和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是這兩項運動也有一些明顯的不足和缺陷，對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非常深遠。林敏生在1996年發表的「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一文中談到譚嗣同對民主的看法時說到：「他的根據普遍性宗教與道德述求所進行的對西方民主的接納，洋溢著對西方民主的熱情贊仰與道德想象，卻不易接受』歷史感』的節制 － 不傾向於仔細了解民主在西方歷史脈絡中的發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實質與限制，也不傾向於考慮在中國的歷史環境中，如果要採納西方的民主制度與文化，將會有哪些困難？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困難？」，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對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點，五四時期的民主觀帶有非常強的民主彌賽亞色彩和脫離中國現實與具體國情的特點，對以後對中國一些知識屆人士有特彆強烈和深遠的影響。筆者必須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國內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觀點，仍然遠離民主的真正實質，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不僅難以帶來有利的影響，甚至還會延誤中國現代化。具體表現為如下：

有一種很強的街頭民主運動情結，認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遊行和顛覆現存的權威體系和制度。實際上民主更多的強調的是妥協、寬容、博弈和漸進，而不是顛覆與反顛覆，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少有在街頭完成的。
有一種很強的宗教民主情感，認為要通過學生的獻身和救贖來喚醒廣大民眾。 這種觀點是個巨大的誤區，民主更多是一種內化在社會內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對話，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漸進。衝突和暴力絕對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民主。
對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於西方的多黨制，對民主實質的內涵和民主理論了解很少，對民主的程序和技術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興趣。我們在很多場合都會發現，許多高知識群體的人連一場普通的選舉都完成不好，有時候甚至是亂糟糟的，整個程序毫無章法，但大家一談到西方的民主體制卻是琅琅上口，口若懸河。對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對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確是我們社會一大通病。
有一種很強的民主彌賽亞思想（特別是在海外），認為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真理，認為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國，認為只有實行了多黨制才算是民主國家。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帶有很強的民主宗教情緒，極易發展成民主至上主義。在他們的眼裡，世界上只有兩種國家，要麼是民主國家，要麼是獨裁國家，絕無中間灰色領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只要兩種，要麼是支持民主的，要麼是反對民主的，絕無中間地帶；世界上所有的議題歸結起來就是一個議題 － 民主議題，其他議題如經濟、金融、社會、法律、財政等議題歸根結底都是民主議題。這種民主至上主義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極端思維，他們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鏡，一戴上后，就覺得世界上應該只有一種顏色，要麼民主，要麼獨裁，要麼好，要麼壞，美國是民主的，所有美國就是好的；中國是獨裁的，所有中國一切都壞；因為中國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國所取得的發展、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維持的。這種思維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偏執狂，連美國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確的，因為這樣的事件被他們簡化為民主對獨裁。其實，世界是如此多元，顏色是如此豐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廣闊，民主制度在各國的實踐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釋成美國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問題歸結成民主問題，就會產生認知上的巨大謬誤，就會遠離人類正常的理性。
對民主過強的宗教感導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實施過程中當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識，但民主本身並不能和道德划等號，民主本身就是一種非道德化的政治制度，他是社會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結果，他是隨著市民階層和中產階級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來的，他為社會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權利來源和穩定社會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國建立民主政治也應當符合這個規律，民主應當為社會履行穩定社會的功能，應當成為中國建立和諧社會和保障中國和平崛起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和諧安寧是根本目的，是「綱」；民主制度則是實現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國社會和平漸進到現代化社會的制度性安排，民主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不能將民主制度道德化為一種終極安排，民主只是我們富國強民的一種重要工具。按照這種思維，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在是一種「顛覆與反顛覆」、「奪權與反奪權」的零和博弈，而是各個階層能夠獲益、國家社會獲得穩定發展的全面共贏。
民主成了知識分子和知識精英的話題，而遠離了中國社會現實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從1978年就拉開了序幕，特別是開始於1987年的農村選舉對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影響深遠。從1999年代開始的城市社區選舉試點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國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國的專家非常重視中國的鄉村選舉，不僅學者作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還有許多西方NGO組織舉行了選舉觀察和提供了技術上的援助。國內一些學者也作了一些調研和積極有益的工作，但是從整個知識階層和學術圈來看，農村的民主選舉和它的重要意義還遠遠沒有得到重視。一些知識圈的人對鄉村民主持一種輕蔑的態度，殊不知，中國民主化進程恰恰是從農村拉開序幕的，中國農民在選舉中表現出來的民主素質和選舉過程中驚人的創造力贏得了許多西方學者、政府機構和非政府機構的高度讚揚和肯定（中國崛起策後續文章將詳細談到）。民主，尤其是中國的民主進程，恰恰是從微觀層次開始的，中國9億農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制度化並貫徹到生活中去，是對中國民主化最大的貢獻。中國某些知識分子在清「談」民主，而中國農民和其他一些社會階層正在「實行」民主，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筆者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當然不能自外於中國民主化的偉大進程之外，我們可以通過大量的參與觀察、實證研究、調研和學術討論為中國當前豐富多彩的民主實踐提出自己的觀點、建議、批評和改進，為國家的穩定漸進民主化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但是，為了完成上述目標，我們在新時代就必須轉變觀念，以適應時代浪潮的需要。我們應當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而把民主當作是穩定中國社會、健全中國體制和促進中國和平崛起的手段；我們應當告別清談的民主精英主義，而是把自己的知識和才智同中國豐富生動的社會現實和民主實踐相結合起來；我們應當告別民主萬能主義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體制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制度；我們應當告別街頭激進的學生運動，而是走向田間、社區和城市，扎紮實實研究那裡的民主進程並促進那裡民主品質的提升；我們應該重視具體的民主理論、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實踐和民主修養，而不再只是抽象地高談闊論西方多黨制和兩黨制；我們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號，而是在立足於各自本職工作，讓民主真正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遠離我們的高高在上的政治制度；讓我們從每一個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養，讓我們身邊的每一場選舉（班級、大學、社區、街道、農村、鄉鎮）都成為民主實驗和傳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場所。萬丈高樓平地起，完成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永保國家和諧安寧，依靠的是每一個中國人，依靠的是中國每一個社會群體，依靠的是堅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制度；能否取下高懸在我們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考驗著我們現代中國人的集體智慧，也考驗著我們的精神意志。在21世紀中國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開放和民智大開的今天，我們應當有信心、有恆心、有決心，一定能掌握我們民族的命運，為中國永絕動亂之源，讓強盛和現代化這次不再與我們擦肩而過，讓我們強國的夢想最終成真！為了一個和平、民主和強大的中國，願我們共同努力奮進！（未完, 接下來的中國崛起策筆者將陸續提出中國漸進民主改革的一些具體思路和具體建議）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1月30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3篇文章，還將發表此系列11篇文章。）

中國崛起策十四：從"萬世一系"的宗教神話看日本的崛起©Liu Tao, December 11, 2006 @ 1:42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日本的國家神道教認為世界之上居住著八百萬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創世之神，天皇則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創造，日本民族則是神的後裔，日本人在歷史上也認同自己的國家是神國。但是從歷史記載與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話，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政治集團有意識地建構出來的。（請參考戴季陶《日本論》第三章「皇權神授思想與神授思想的時代化」）

日本在中國歷史上最初被稱為倭國，在中國隋唐時期日本人先是把自己的國名由倭國正名為日本，然後又把當時用以稱呼部落首領的「大王」一詞改為天皇。日本人沒有用中國的皇帝稱號來稱呼自己的首領，因為怕觸怒當時國力強大的盛唐，但又要顯示在精神上優於中國，於是別出心裁地採用了「天皇」一詞。接著日本官方編撰了第一部編年體史書 —「日本書紀」，在書里日本人顯示出了杜撰歷史的卓越才能，他們創超了一個上古時期的領袖 — 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大約生活在公元前660年左右，當時日本尚處於極為原始落後的繩文時期，人們生活在刀耕火種、狩獵捕魚的石器時代。這個神武天皇究竟是一個部落的首領，還是一個統一了日本列島的英雄，或者說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虛構人物，現在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考證不出來，但是他絕對不是什麼天造大神創造的天皇，這是一個具有基本理性的現代人應該能夠確定的。這之後工於心計的日本人繼續發揮了想象才能和創造才能，索性虛構出了一整套神話時代和上古時代的天皇家族譜系，於是一個本來虛無飄渺的部族首領被拔高為整個日本民族的天皇，為日本形成統一的民族觀念和國家觀念打下了重要的精神基礎。而日本歷史學家則竭力宣揚日本天皇制度乃是「萬世一系」，也就是天皇家族的傳承不會經歷變更，日本天皇千秋萬代都是由同一個源頭和同一個家族誕生，日本的自古以來就只有一個王朝，正如日本國歌《君之代》里傳唱道：「君王的時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長出小岩石，帶著青苔。」

平心而論，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初期，許多民族都會有人類童年的宗教童話，中華民族的起源也有盤古女媧的神話，古希臘也有一系列世界馳名的神話故事，北歐民族也有早期的神話來源，在今天的許多南太平洋小國，各種原始的宗教神話故事依然盛行。但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相對成熟和文明的階段后，這種原始神話就會被更加完整和系統化的世界性宗教所替代，比如歐洲國家在進入更高級的文明階段后普遍經歷了基督化，中國則接受了佛教並形成了儒釋道三家並存的局面，而中東和北非地區則被伊斯蘭化。如果說日本天造大神創造萬物和萬世一系僅僅限於日本早期歷史發展階段的神話傳說的話, 倒是很容易讓人理解，可是偏偏在後來日本歷史的進程中這樣的宗教神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日本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對這樣的信條深信不疑。

日本人虛構了天皇譜系以後，在接下來的歷史進程中，日本經歷了奈良時期、平安時期、鎌倉幕府、南北朝時期、北朝天皇、室丁幕府、安士桃山時代、江戶幕府，近代日本還有明治、大正、昭和、明仁天皇。近代歷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長期處於虛君地位，並不掌握實權，而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將軍和幕府的手裡。如同人類社會任何權利結構和王朝歷史一樣，將軍、大名、幕府和藩鎮之間的爭鬥、暗殺、顛覆、爾虞我詐和陰謀詭計層出不窮，權力爭鬥的血腥和殘酷在世界各國歷史上都不會有太大的差別。然而，讓歷史學家難以解釋的一個獨特現象在日本產生了，無論世俗的權力如何爭鬥，天皇世系王朝在日本歷史上卻沒有受到任何挑戰，從虛構的神武天皇到現在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經有128代，所謂的「萬世一系」以驚人的超穩定性保留下來了，無論是幕府時期血腥暴力的權力鬥爭，還是內部的暴力動亂和農民起義，無論是日本面臨外敵入侵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還是日本二戰投降后美軍進駐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聖性和權威性始終沒有受到挑戰和撼動，日本歷史上從來沒有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將軍、幕府和武士曾經徹底取消和推翻天皇制度。相反，在世界其他國家的歷史中，包括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中，我們沒有發現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類似日本這樣一脈相承的不受挑戰的君主制度。在歐洲各國的歷史中，宮廷陰謀或軍事政變讓歐洲國家都經歷過王朝的更迭和顛覆；被稱為超級穩定的中國封建王朝更是經歷了無數的叛亂、權力鬥爭、宮廷陰謀和農民起義。農民起義領袖和權力鬥爭的勝利者一方要麼「協天子以令諸侯」，要麼高呼「王侯將相，令有種乎！彼可去而代之」，要麼表示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要麼迫不及待的稱帝封官，總之，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實際上是一種不穩定結構，朝代的更替讓中國歷史總是處在治亂循環之中。而日本奇特的所謂萬世一系的神話本來是一種人類童年不成熟的神話故事，也許是政治階層有意編造和杜撰出來的，卻令人驚奇地轉化為日本人超強的精神信念和日本人的集體民族意識，讓日本社會免去了人類其它文明所經歷的改朝換代。

   19世紀80年代明治維新時代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憲問題向英國學者斯賓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在其《菊與刀》一書里紀錄了這件日本近代歷史上不為人知、但又是至關重要的一幕：斯賓塞在寫給伊藤博文的書面意見里以非常獨到的眼光談到日本傳統文化和天皇制度對日本現代化的作用。他認為，以大和民族心理為基礎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級制度讓日本具有了其它任何國家都不具備的有利條件，可以有助於日本實現經濟騰飛。日本人對長輩的尊敬、服從和對天皇絕對的崇拜和忠誠，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寶貴資源。日本的這種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應當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來，而這樣的文化積澱可以轉化為日本復興的動力。斯賓塞認為在明治天皇時期，日本將在明治政府的領導下穩步前進，所向披靡（見本尼迪克：《菊與刀》49頁）。

在明治維新其間，我們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學習西方，從軍事、技術、政治體制一直到生活習慣，日本的精英階層善於學習，全力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看起來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過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傳統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說日本明治政府非常具有遠見地分析到，日本要在短時間裡趕超先進國家，不能完全採取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場競爭模式，而必須令辟蹊徑，採取國家強力干預加速發展大型重工業的作法，這樣，日本在短時期內以驚人的效率建立了鋼鐵工業、造船工業和軍事工業；在發展國家大型工業的具體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完全採取了和西方國家不同的發展戰略，國家重點扶植了一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產業，通過各種手段完善企業內部管理，然後把企業以低價賣給私人，而這些私營企業集團都是跟政府關係良好的企業，它們和執政集團有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繫，通過國家有意識的扶植和政策傾斜日本一些本來不知名的企業如三井、三菱等迅速發展了起來。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慮是：工業事關當時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須用最短的時間、最有效率的辦法建立起現代化工業。而要到達這樣的目標，日本就必須利用自己不同與西方的獨特文化資源，爭取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也就是某種計劃和市場混合的模式促進日本工業化進程的超常規式的飛躍。日本的這種發展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再次被戰後的日本政府所採用，又一次顯示了日本文化銜接西方現代化制度所帶來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僅在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方面創立了全新的發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滿了日本特色。由於現代化的進程使得日本民間民權意識高漲，立憲成為政治體制改革中一個中心話題。在1889年頒布通過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明確規定了人民的基本權力和建立議會，但同時卻把天皇萬世一系的神話寫進了憲法，用國家法律形式再次確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議會制度中，眾議院代表由日本國民普選產生，可以對政府各級高官提出政策質詢，但是卻不真正掌握決策權、行政權和預算事務，眾議院甚至還要受到貴族院的制約，而貴族院里的一半議員是由貴族構成，而四分之一的貴族院議員是由天皇特別任命。這樣，明治時代的改新既反映了時代的要求，通過普選議員和議會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權力來源，建立了現代的憲政體制，另外一方面卻體現了濃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權力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強；日本的中央集權也在議會政治建立后反而得到加強。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憲的過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話和信仰變成國家法律，創造了一種超級穩定的總體權威政治結構，同時卻沒有忘記適應時代之需變更自己的政治體制，確立了一種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憲制度— 實君立憲制度。

這之後天皇萬世一系的思想成為日本富國強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動員力量，一個本來荒誕不經的原始宗教神話不僅為日本社會在國家層面建立了一個穩定的體制，也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動員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隨著日本對臨近亞洲國家瘋狂的侵略和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兩顆原子彈投在廣島和長崎，日本給亞洲各國帶來災難性後果的同時也將自己的國家帶入戰火和災難。日本萬世一系的宗教神話成為日本現代化的穩定力量的同時，也因為煽動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狂熱差點讓自己的國家毀滅。用中文一句話來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終戰詔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而令人吃驚的是，當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與美軍決一死戰的日本居民轉眼之間就接受了這樣的結果，美軍在進駐日本列島時沒有遇到很大的麻煩，而且大多數日本居民見到美軍時都是彬彬有禮。這是什麼原因呢？歸根結底還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話在起作用，之前的戰爭是天皇發動的，日本人就認為這是為天皇而戰；而現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於是日本人就順從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維都是一樣的，要讓「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電影導演黑澤明反思到：如果當時天皇宣布的不是終戰詔書，而是要求日本國民血戰到底，要求所謂的「一億玉碎」（一億日本人全部戰死，直到最後一人），那會出現什麼樣的可怕後果呢？日本人也會如同催眠一般戰到最後，直至日本列島的毀滅。

天皇在發表《終戰詔書》的同時為了維持日本國體發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壇，承認自己並不是神，並強調天皇和日本國民之間的關係是依據敬愛和相互信賴的歷史傳統沿襲而來的，而不僅單單是因為宗教神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曖昧的日本人》一書中非常精確的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現象，天皇不僅是發動侵韓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罪魁禍首，而且也應該對日本軍人和平民的大量傷亡負有直接責任。二戰結束后，德國和義大利的首要戰犯都遭到了嚴厲懲處，唯獨日本的頭號戰犯不僅沒有得到懲罰，反而繼續享有天皇稱號的榮譽，受到日本人的絕對遵從。在天皇發表《凡人宣言》后，天皇開始了對全國各地的視察和慰問，無論他到那裡，都受到日本民眾的熱烈歡迎，為了目睹天皇，許多日本人成群結隊地湧來，但是沒有任何人批評和譴責他所發動的戰爭給世界和日本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沒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這個所謂慈祥老人是讓千千萬萬家庭妻離子散的罪魁禍首。這樣一種君民同樂、其樂融融的溫馨場面似乎不應該出現在戰敗的日本，當時的一些外國媒體也對這種令人匪夷所思和違背人類理性常規的行為進行了報道。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認為在他的佔領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憲法，日本從此走上了和平發展和經濟崛起的道路，但是麥克阿瑟將軍卻對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作出了否定性評價，認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歲，這讓許多日本人惱怒不已。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美國將軍，卻認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國及盟國軍隊20個師的力量相提並論。美國人敢於扔下兩顆原子彈，卻不敢動天皇，歸根結底在於這種文化和宗教延續而來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預測的，用得好，可以為美國穩定在日本的統治和把日本納入當時西方世界服務；用不好，或是把天皇這個「現世神」請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顆精神原子彈，讓美國在日本的統治永不得安寧。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美國人才決定繼續維護天皇這個「現世神」的「神聖」地位的。事實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濟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國的扶植、朝鮮戰爭的爆發、正確的產業政策、重視國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條件，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獨特的因素結合到現代化的發展中，建立了牢固穩定的政治結構，天皇的存在給日本人帶來了一種穩定安全的心理基礎，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們今天的中國人當然可以嘲笑日本文化中一些幼稚和不合理性的成分，就像許多西方人對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和行為邏輯覺得莫名其妙一樣。但是我們從現代化成功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能夠有效地把自己的傳統融和進現代化的發展中去，儘管他們的文化、宗教和思維方式在一個理性的現代人看來是多麼的可笑和不合時宜，但是站在國家宏觀發展的角度來看，日本是個成功者，是無可置疑的後進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最佳範例。無論是明治維新的巨大成功，還是日本二戰後的重新崛起，都有太多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太多的教訓值得我們借鑒。中日兩國同為東方民族，文化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不同，日本的發展路徑應該比其他大國發展的過程更值得我們認真借鑒和研究。具體說來就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不能完全跟過去的文化斷裂，必須認真思考，過去文化中的哪些因素會阻礙現代化的發展，哪些因素卻能促進現代化的發展，哪些文化因素是我們民族獨有而其他民族沒有的，哪些因素甚至可能讓我們加速現代化或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佔據先機。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完完全全地跟自己民族的過去徹底決裂，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劣等民族文化或者完全是糟粕。一個民族在精神更新、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一個民族在全面學習先進國家過程中，一定要力戒那種極端的「不破不立」的思想，而是要理性地把現代化和自己的文化結合起來。日本人在現代化的歷程中，通過一個個精英集團的精密設計和周全考慮，把日本文化中的獨特因素如忠誠、對長輩和權威的尊重、等級制度、集體主義和天皇宗教神話巧妙地整合進社會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真正作到了化腐朽為神奇，讓一些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沒有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安排意外地促進了日本的現代化。而中國近現代史上，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在魯迅先生的文選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政治運動中，以及後來流行的全盤西化的思想中，我們都能發現一個規律：長時間的落後和鎖國讓我們的民族逐漸失去了對自己民族的基本判斷力，中國的落後被簡單地歸結於中國人的國民性和劣根性，華夏煌煌5000年歷史被簡化為「吃人的歷史」，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被簡化成現代化的障礙，成為中國落後的替罪羊, 某些人謾罵自己的民族是劣等民族。於是在這樣簡化的邏輯下，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激情政治口號，就有了摧毀中國封建文化的簡單的激情宣洩。事實上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不破不立」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線形思維和簡化思維的必然結果。這些思想的根源還是在於國家長期積貧積弱導致了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和自我價值觀的喪失，最後認為只有全盤西化才能救中國，或是認為要摧毀一切舊的制度才能建立新制度。而歷史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成功的國家就是指那樣一些國家，它們以最小的代價、最少的成本、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少的與傳統文化之斷裂來實現現代化的終極目標。一個國家越是盛行極端思想，越是常常爆發革命和運動，越是流行「打倒」、「摧毀「、「剷除」和「消滅」等口號，就必然要越長時間在現代化門口徘徊，因為打倒容易，建設起來卻很困難。一個民族不僅要理性認識世界和世界的變化，也應該同時有正確認識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能力，現代化不能脫離時代的歷史、文化和政治條件，我們不可能憑空建立一個新制度。美國政治理論家西摩·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1981）指出，在世界上12個比較穩定的歐洲和英語系民主國家中，其中10個國家採取的是君主立憲制。過去的貴族並沒有通過激情的革命手段被消滅，而是社會各個階層建立和解的社會契約，既建立了反映民意的憲政體制，又讓精英階層的貴族能夠繼續享有一定的權力為國家服務。在這些國家，過去和現在，傳統與現代，文化與發展得到了很好的統一。在現代民族國家激烈競爭的格局中有一條鐵律：誰能在單位時間裡最好地實現傳統和現代的融合發展，誰就能取得歷史性的優勢地位。誰能實現國家各種力量的和解共生，減少動亂和革命發生的可能性，誰就能成為競爭中的勝者。

日本人用天皇萬世一系的宗教神話和日本人對權威的尊重建立了一種國家總體上的穩定局面，由於這種宗教文化的影響力深入骨髓，所以日本的發展非常得益於這種超級穩定的政治架構。但是日本人的成功在於，他們並沒有沉浸在這種宗教神話中，而只是利用這種文化中的獨特因素來為現代化服務，來防止社會在急速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動亂和社會衝突，他們在制度建設上非常成功，一步步建立了立憲制度，法制國家和民主競選制度（當然也具有濃厚的日本特色）。這種在全國局面穩定的架構中，成功建立了現代化國家制度的作法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在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中，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中，是否有這樣的積極因素，既能促進基層民主制度的層層推進，但是同時，我們能夠牢牢保持國家總體層面上的穩定，而不出現動亂？我們是否能從中國的文化和傳統中尋找出有利於中國大局穩定與社會和諧的文化價值觀念，同時又加快法制國家建設的進程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中國憲政體制？我們是否也能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那樣，把傳統中一些有利於現代化的因素和經濟政治的發展充分結合起來？如果我們今天站在斯賓塞的立場上，可以為國家的總體戰略發展提出什麼樣的建言？我想，這樣的問題還是留給大家積極去思考，通過大家的集體智慧來共同探索吧。本篇只是一篇過渡文章，筆者將從下一策開始，對中國和平穩定的漸進改革和漸進民主化進程提出具體的和技術性的建議。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2月10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4篇文章，還將發表此系列10篇文章。)

中國崛起策十五：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點 — 建立社會中間層©Liu Tao, January 1, 2007 @ 12:07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I 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衝突理論」

社會學有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被稱為功能論，該理論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之後經由一批社會學大師（如帕森斯、默頓等）的推動，功能論在60年代達到頂峰。直到21世紀的今天，功能理論流派仍然佔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位置，功能論依然是許多社會學家看待和分析社會現象的重要理論依據。

那麼究竟什麼是功能論呢？簡而言之就是每一個社會系統（如法律、經濟和教育）、每一種社會機制（比如國家的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每一個國家機構（如政府部門、議會、法院、警察和監獄等）都在為社會履行一定的功能和社會職能，這些社會功能加總在一起就促進了社會的穩定發展。社會的總體穩定和整合是由於各個社會系統履行了自己應當履行的特殊功能而產生的，這就是功能論的本質。在功能理論派的學者看來，一個社會的發展模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點：（1）每個社會都擁有一個持續穩定的社會結構；（2）每個社會都有一個充分整合社會各個群體的架構；（3）每個社會元素都以自己的特定功能為社會作出貢獻；（4）每個社會的運作都是建立在社會成員共識的基礎上的。

德國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對社會學的功能理論提出了批評和質疑，並針對功能理論的社會基本發展模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社會發展模式的基本特點是：（1）每個社會任何時候都處在社會變遷之中；（2）每個社會任何時刻都存在著社會衝突；（3）每個社會元素都對社會的變化作出貢獻；（4）每個社會的運作都是建立在一部分群體對另一部分群體的權力強迫的基礎之上的。達倫多夫幾乎完全是針對功能論的四個社會基本特點而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常態並不是我們所熟知的穩定、和諧和整合，一個社會的常態恰恰是社會衝突。自從有了人類社會以來，社會衝突就始終存在。只要有人類社會的地方，衝突就無時無刻地不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面。人類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因為各種社會衝突而處在每時每刻的變化和變遷之中。固定的、凝固的、靜態的、超穩定的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從來都不存在，而變化的、運動的、動態的、非穩定的社會才是我們通常所觀察到的社會形態。社會衝突在達倫多夫而言並不完全是一個完全負面的詞語，甚至恰恰相反，社會衝突對於他來說，甚至具有某種程度的正面含義。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正是在社會衝突醞釀的社會變遷中不斷向前發展，沒有社會的各種衝突，就沒有社會的運動和社會的向前發展，因此，社會衝突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發展所必然要經歷的。

社會學家的理論都是從大量的經驗事實里總結出來的，是通過實證研究得到驗證的。我們不能單純把理論看成是一種高度抽象的哲學架構和與社會經驗事實相脫離的書本上的東西，因為社會學畢竟不是哲學和神學，其學科宗旨在於發現和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儘管人文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和統一的論證模式，而是存在著不同的社會理論和社會解釋模式，而且社會科學家常常相互批評甚至爭吵，但是剝離掉一些紛繁複雜的學術爭論，我們完全可以從人為構建的龐大學術迷宮中找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或是找到對當前中國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理論指導。

具體說來功能理論可能是任何一個社會的執政者和政治家都很喜歡的理論，因為功能論強調的是社會整合、穩定、團結、和諧，因而探討社會穩定發展的學者來說一定會青睞這種理論模式。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功能論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求穩怕亂的社會普遍心理。筆者也在中國崛起策十二到十四策用了三策的篇幅來探索中國在改革和轉軌的道路上如何保持社會穩定，因為這關係到中國現代化的成敗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本，因此始終是筆者念茲在茲的中心話題，但是在這篇文章里，筆者必須指出當前非常緊迫的一個話題：那就是達倫多夫的衝突理論將是我們認識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本質的一個重要理論，衝突理論將對未來20到30年時間中國穩定漸進的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援；而且衝突理論和功能理論並不是完全彼此矛盾的理論，恰恰相反，兩個理論都將為我們認識今天的中國社會和解決中國今天的社會問題提供重要的認識論基礎。鑒於功能論在各國社會學界都非常受到重視，而且容易被大眾理解，筆者在本策論中不涉及功能論，而是具體運用社會衝突的理論來探索中國社會問題解決的根本之道，也同時探索如何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打下制度性的基礎。

II 正確認識社會衝突，解決社會衝突才是一個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

達倫多夫具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去發現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他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認識到人類社會充滿著矛盾和衝突，無論在人類發展的任何階段，無論在任何人類社會中，無論是在發展程度很高的人類文明中，還是在原始的社會形態里，無論是在歐洲中世紀的分封莊園經濟中，還是在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或是在1990年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社會裡，人類社會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都從來沒有消失過，也將永遠不會消失。

必須加以區分的是，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和我們熟知的卡爾·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是不同的。對於馬克思來說，人類社會的各種衝突歸根結底就是階級衝突，人類社會的各種鬥爭歸根結底來說就是階級鬥爭；而達倫多夫則認為人類社會的利益是多元的、豐富的，人類社會的各種衝突更是紛繁複雜，如果要把所有的社會衝突歸結為階級鬥爭，其實是簡化了極其複雜的人類社會，而且無助於我們正確認識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比如說，一個社會可以同時存在著城鄉衝突、宗教衝突、勞資衝突和社會分配衝突，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也存在著衝突，同一個社會群體之間也可能存在大量的衝突，比如兩名大學教師去申請一個教授的名額，兩名車間工人去競爭車間先進工人稱號，都可以被視為是社會衝突。由於人類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必然會存在著與本身利益相關的衝突，如果把所有的衝突都看成是階級鬥爭，那麼不僅簡化了人類社會的複雜性，而且極容易無限上綱，帶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惡果。

達倫多夫認為，一個社會的各種衝突具有不同的強度和烈度，從兩個職員競爭升級、到一個工廠的工人罷工、再到群體性的騷亂事件、一直到革命，衝突經歷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而革命則是一個社會裡最激烈、最具爆發力和最具毀滅性的衝突形式。達倫多夫區分了低烈度、低強度和中烈度、中強度以及高烈度、高強度的社會衝突形式，這種模式很值得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去深思。我們觀察到世界上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可以提出以下四個問題：（1）西方社會在歷史上同人類其它任何社會和文明一樣，都曾經歷農民起義、社會毀滅性衝突和革命（比如法國在18到19世紀發生過四次革命），為什麼今天的西方社會儘管依然存在大量社會衝突，但是卻不再有發生革命的可能性？（2）為什麼日本在1990年代陷入了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卻沒有發生社會崩盤和社會解體的現象？德國在2000年後也進入經濟危機和社會分配危機時期，社會矛盾不斷尖銳化和顯性化，但是為什麼德國卻沒有發生任何革命事件的可能性？為什麼阿根廷在1999年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中卻發生了整個社會失控的現象，國家一度面臨解體崩潰的可怕局面？（3）為什麼西方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安然度過了一次次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比如1968的學生運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嚴峻挑戰），而蘇聯和東歐陣營卻最終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中解體？（4）是什麼樣的制度構建讓西方社會基本免除了動亂和革命？

以上的問題也是筆者在西方求學期間苦苦思索的問題，筆者本人所在的城市是德國一個中等城市，在中國沒有什麼名氣。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城市裡，筆者曾經在市中心多次目睹遊行和工人的罷工，我想生活在國外大城市的中國留學生有更多的機會目睹千奇百怪的不同社會群體示威遊行的事件。然而，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各種各樣的遊行中遊行群眾生動活潑但又是井然有序的組織形式、遊行群眾和警方良好的互動、警察面帶微笑的文明執法和遊行人員對警察和社會秩序的尊重，這些都讓很多遊行示威和罷工運動能夠在理性和法律的範圍內進行。當然，社會上總是會發生暴力示威事件，但是大多數遊行和群眾運動的溫和、理性和有秩序超出了我們對群體性事件普遍的想象，警察沒有把自己擺在遊行群眾的對立面上，雙方採取的是合作和尊重的態度，這的確大大降低了社會成本，減少了暴力衝突事件發生的概率。我一直在思考，西方社會的一些成功運作模式在哪些方面可以為今天中國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借鑒？在對西方社會群體性事件的觀察上和社會對待衝突事件的解決機制上，給我的啟發是最大的。聯繫到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以下幾點筆者認為對於今天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1）承認衝突的存在是促進社會穩定的基礎。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矛盾，有社會的地方就有衝突。社會衝突每時每刻都存在於人類社會，衝突本身並沒有什麼可怕的，怕的是視而不見或是乾脆不承認衝突的存在。認識到衝突不可避免地、每時每刻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是我們能夠採取理性行為和理性政策的前提條件。

（2）極權主義社會（比如說前蘇聯和今天的朝鮮）的一個基本錯誤就是否定衝突的存在，或者是採取壓制性的作法消滅一切衝突，或是採用行政手段禁止一切不同觀點的爭論和不同利益的博弈，營造表面上的大一統和全國意見的一致性，實際上被壓制的衝突並沒有消失，而是隱形地運行在社會裡。達倫多夫認為，被強行壓制的社會衝突在極權主義社會裡就像一股暗流一樣不斷地運行著和積累著，當社會無法承載這樣的超負荷運行的時候，社會長期積累的危機和衝突就會來一次「火山爆發」，這就意味著，被簡單壓制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在短時間內會以爆破性的速度擴展開來，而這種爆髮帶有極強的危害性和毀滅性，常常會將整個國家帶入解體和崩潰，對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3）達倫多夫認為，一個社會存在著千千萬萬種社會衝突，但是無論這些衝突如何複雜和多樣化，它們都可以粗分為兩類，一種是分散性衝突，也就是不同的社會衝突分散在不同的社會群體內和社會領域內，這樣的社會衝突，無論是其強度、烈度，還是其社會損害性都比較小；另外一種則是重疊性衝突，這是指多種社會衝突發生在同一個社會群體上，或是讓同一個社會群體受到壓迫感，這樣的社會衝突就會非常劇烈，其社會危害性往往就很大。達倫多夫舉了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例子，比如說一個國家存在著三大基本衝突，一是階級衝突，二是城鄉衝突，三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衝突。假如說這個國家的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鄉村，基督教徒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時城市裡的基督教徒佔據了社會上層的所有權力位置，在經濟上也是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和有產階級，而鄉村裡的天主教徒處於社會權力分配的下層，經濟上也處於社會最低階層，在這樣的社會衝突中，天主教徒處於全面的劣勢地位，在每一種社會衝突中都處於不利局面並受到制度性歧視，而基督徒在每種社會衝突中都是處於獲利局面和贏者通吃的狀況，如果這樣的社會結構得不到制度校正，天主徒對基督徒的對抗將是極為劇烈的，其強度和烈度都遠遠超過一般的社會衝突。同樣，當一個國家的某一個社會群體，比如說農民，無論是在政治上或是經濟上都是處於無權的地位和社會最底層，如果國家通過社會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政策縮小農民和其它社會群體的差距，讓農民的生活不至於落到貧困線以下，讓農民的貧困生活得到一定的補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就是處於被相對剝奪的狀態，社會衝突雖然存在，但其危害性和破壞性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致影響社會的根本穩定。但是如果農民既遭受社會制度性的歧視，國家的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又拒絕有任何介入和任何補償，農民的基本生活都無法得到保障，其生活水平甚至降到絕對貧困線和生存線以下，那麼這樣的狀況就形成了社會學家所說的絕對剝奪，也就是一個社會群體處於全面被剝削的狀況，但是被剝奪的群體沒有任何力量、甚至沒有任何希望去改變本階層的命運，這種絕對剝奪所造成的社會衝突的烈度和強度都遠遠超過一般的社會衝突，正如自然界的地震、火山和海嘯一樣，其突發性、爆破性和強烈性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而「社會地震」、「社會火山」和「社會海嘯」的爆發更是危險無比，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只有常存憂患意識，多加強社會公共投入和社會福利投入以降低社會不平等，才能防患於未然，減低社會衝突的強度、烈度和毀壞性，才能保持一個國家的安寧。

（4）達倫多夫對社會衝突理論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深刻認識到衝突是無處不在和無時不在的，一個衝突解決了，但是另外一個衝突很快又出現了；一個時期的衝突基本解決了，但新時期又出現了大量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社會衝突本身並沒有任何可怕之處，關鍵在於一個社會有沒有疏通社會衝突、調節社會衝突的機制和渠道。前面提到了極權社會對待衝突的方式採取的是圍堵和壓制的方式，其結果是越堵制度漏洞越多、越大，最後難免山洪爆發，制度大堤徹底崩潰。達倫多夫認為民主制度之所以優越於極權主義制度在於民主社會的多元化機製為社會危機、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民主社會也為社會各個群體和階層提供了多樣化的意見表達渠道和利益表達機制，而這些疏通的渠道可以讓社會上的問題、不平等和衝突因素通過社會利益博弈機製得到解決的可能，而社會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為多元化的表達機製得到公開，因此也可以引起社會和公共輿論的重視而得到改善，從而不會使社會群體遭受到絕對剝奪的感覺。

圖表一 民主社會解決社會衝突的機制：建立社會中間層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筆者用圖表一來表示一個現代民主社會的疏通機制。由於進入現代化或是向現代化轉軌的國家採用的都是市場經濟制度，在市場經濟制度和市場機制之下，社會日趨多元化，社會的利益訴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都會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個國家不同的區域都會形成不同的利益訴求，每一種職業和社會行業都會形成自己的利益價值觀。在這種複雜的、千變萬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鏈條中，勢力強大、擁有資本的利益群體往往會成為競爭中的贏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市場規則尚不透明的市場經濟國家，權力可能介入市場和資本相結合形成權力資本交換、權力資本共生和權力資本腐敗等現象，從而形成擁有資本和權力的群體贏者通吃的現象，甚至形成經濟領域裡的壟斷現象，進而徹底破壞了市場競爭中應有的機會平等原則，同時破壞社會應有的基本公平和正義原則，導致大量的弱勢群體（如工人、農民和部分職員）的利益受損，甚至形成危險的絕對剝奪的局面。其實今天中國社會大家特別關心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和社會公平問題在西方國家早期的發展中都出現過，這些問題都不是新問題，而是老問題，西方社會在其幾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中既享受了市場經濟和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空前經濟繁榮和生產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場經濟和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禍害之苦比如環境污染、勞工條件的極端惡劣、工人階級遭受到殘酷剝削和消費嚴重不足引發的經濟危機等。面對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社會鴻溝越來越大、資本權力相互勾結損害普通民眾利益和社會衝突愈演愈烈的社會現實，西方國家逐漸摸索和演練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機制來防止社會衝突和社會危機的「火山式」爆發，這就是建立社會中間層（見圖表一）。社會中間層，就是現代社會中介於國家和普通公民之間的那一層自治機構，在西方國家通常被稱為公民社會或是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多元的利益和複雜的社會衝突，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為每個公民、每個社會群體解決他們的一切問題、難題、矛盾和衝突，因為每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追求都不一樣，而且每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在這千千萬萬、不斷變遷的利益追求、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中國家只有鼓勵每個社會群體自由結社、結成代表本階層的社會自治組織去保護自己的利益，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爭取和博弈，這樣就能在總體上防止弱勢群體權力遭受侵害和贏者通吃的現象，進而大大減緩了社會衝突的烈度和強度。這樣的社會中間層有一個基本假設，那就是每個普通公民和每個社會群體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個社會群體通過捍衛自己的正當利益和權益就會在整體上促進整個社會的權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從而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並防止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這樣的看法類似於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論述的的看不見的手驅動市場利益整體最大化的思想，我們也可以類似地描述為看不見的手通過社會中間層機制有效地促進了權力和利益的平衡，進而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增進了國民的整體利益。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由於勞資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和不對等，資方與政治權力結成共生體讓勞工階層處於赤貧狀態，工人的人均壽命竟然低於40歲，童工現象極為普遍，工人的工資可以任意剋扣和降到維持生命線的最低點，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僱，勞工階層更談不上有任何社會福利，一旦喪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傷事故，工人便只有等死的份。這種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不僅從道德上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資本主義是一種反人性的制度，更讓當時工人階級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勞工階層或是焚毀工廠、燒毀機器，或是發動工潮和工人起義，進而參加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讓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面臨覆滅的危險和崩盤的危機。正是這樣的發展，才讓西方國家政府逐步採取大規模的改良措施，通過建立現代社會福利制度來安撫激進的工潮運動，通過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來揭露資本勢力任意破壞環境和侵犯勞工利益的惡行，通過獨立的司法制度來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和制裁有產者的不義行為，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建立社會中間層和公民社會，以協助工人階層、農民和非正式就業人員建立有組織的、獨立的、社會法人團體形式的組織如工會、農會、礦工協會、福利協會等來有效地捍衛自己的利益。這樣的社會中間層起了一個減壓閥的作用，不僅為國家卸掉了大量的社會負擔和社會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會衝突的危害性和毀滅性，讓社會各種不同利益和衝突以文明的談判、調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決，讓社會各個群體心情舒暢，沒有被制度性壓制和剝奪的感覺，沒有被歧視和壓迫的感覺。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形成一種「四贏」局面，一是工人、農民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得到維護，社會衝突的壓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會發生社會動亂和革命，因為社會群體有了通暢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溝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進運動方式了。二，國家也是重要的贏家，許多企業發生的動亂和騷亂一旦擴散開來就可能釀成全國性的動亂和革命，社會動亂具有很強的「傳染擴散」能力，所以這必將威脅到國家整體穩定。而社會中間層的建立大大舒緩了一個國家中央政府的壓力，讓國家不必再「事必躬親」，管那麼多自己不該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時大大降低了一個國家發生大規模動亂的可能性。三，企業家和社會精英階層也是獲利者，通過文明的集體談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業內部工人持續進行高強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擊企業領導、廠房和機器設備的可能性，這樣資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於企業效率的提高、市場的開拓和產品的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而工人工資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於工人生產熱情的提高並帶動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四，在國家、企業主和社會群體共贏的情況下，整個國家有利於塑造出一種文明、祥和、理性的氣氛，一種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協商解決社會爭端的公民精神，而這種公民精神正是一個國家發展民主制度最需要的一種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於國家發展的理性、平、漸進，有利於社會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將最終使每個社會群體大大受益。中國未來能否發展出比許多轉軌國家和地區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層次的民主，其關鍵在於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這一切都是從建立社會中間層、建立良好的維權和利益博弈機制開始的。當工人階級的代表穿上西裝、打上領帶，走進集體談判的大廳與資方代表進行談判，而國家政府作為中立的一方來為雙方斡旋、調節和協助雙方談判時，三方（國家、勞、資）也許會同時發現，要建立一個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會原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難的，只要這樣的協商機製得到確立，社會就會逐步脫離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會演進。

III 蘇聯和東歐的慘痛教訓

1990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給我們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和深刻的記憶，如何能從這樣的歷史巨變中總結出歷史教訓對於中國未來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在中國崛起策十二中筆者已經談到蘇聯解體和俄羅斯改革的教訓與當時過於激進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視了本身國情的複雜性有重要聯繫。當然，蘇聯極權主義的黨政合一式的全能主義統治方式也是蘇聯在激進改革中轟然解體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經談到達倫多夫的觀點，他認為民主國家比極權主義國家更容易解決內部的矛盾和社會衝突，從而使得民主國家基本上擺脫了革命和大規模動亂的危險（請對比圖表一和二）。

圖表二：蘇聯式的極權主義模式導致國家解體的重要原因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表二展示了蘇聯式的極權主義統治模式：其實是極權主義國家自己為自己塑造了千千萬萬的對手，本來社會的大量矛盾在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中都可以通過社會中間層和社會自治的方式來疏通和調節，從而讓社會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問題，讓社會自己去運行、調節和更新，國家當然可以協助社會基層建立自治機構，並為社會團體之間的談判作調解和斡旋，總的來說，國家的立場是比較超脫、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規劃和調控社會的角色。但是極權主義模式註定了蘇共要大包大攬，要想控制社會所有領域，不允許社會有任何獨立自治聲音的存在，不允許有任何民間獨立的利益談判和調解機制，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工會、農會和民間自治團體，從而使得本來可以由社會自我調節機制自行解決的大量社會爭端和社會衝突被國家強行壓制，這樣每個社會群體和個人在遇到矛盾和衝突時都得不到制度化解決的渠道，從而長期積累起越來越多的對蘇共和蘇聯國家的整體不滿。這種被強行壓制的社會衝突和社會矛盾就像激烈的地殼運動一樣，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積著、運行著，平時很難看出蛛絲馬跡，可是一到社會危機點燃的時候，整個能量就在一夜間徹底爆發，多少年積累的社會衝突和社會能量在短時間內讓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讓無論是工人、農民、職員、學生甚至是公務員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滿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統統指向蘇共和蘇聯中央政府。其實在很多情況下，蘇共和中央政府一定會覺得不解和冤枉：「為什麼老百姓把矛頭全指向我們？」我想，前蘇共領導一定會這樣問。的確，那麼多社會群體的矛盾和衝突中，絕大多數可能跟國家沒有一點點關係，關鍵是這樣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達，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機制的博弈，從而讓社會痛失了解決大量社會衝突的能力，也讓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機會，最後讓大家在社會政治危機中把不滿統統撒在國家的頭上，從而導致了國家在短期內失去了基本的道義上的合法性而發生可怕的崩潰局面。社會中間層的缺失讓人民在遇到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時第一反映總是「要去莫斯科，找黨中央反映問題。」這讓蘇共中央政府壓力無比沉重，最終不堪重負而被壓垮。而在西方民主國家，這種情況基本不會出現。事情總是這樣的，當人們沒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見表達渠道時，最後只有被迫採取體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採取辦法去疏通和引導它，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山洪爆發。蘇聯的教訓真的值得今天的我們認認真真去總結和反思，以便讓中國和平崛起的巨輪避開一些湍流和漩渦，順利抵達現代化彼岸。

IV．建立社會中間層應是當前中國政治改革的重點方向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性階段，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讓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8年內得到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也較改革開放前取得了飛躍性的提升。市場經濟的巨大力量讓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28年前那個鐵板一塊、強調大一統和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競爭力、利益多元化和複雜化的中國。如果說鄧公以非凡的魄力實行了改革開放、打開中國國門，並在1992年的南巡中最終確定中國市場經濟道路象徵著中國前途和命運兩大轉折點的話，今天中國又歷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和民族復興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國人作出歷史性抉擇，中國前進路上的問題和難題正考驗著我們現代中國人的智慧。市場經濟改革大方向的選擇讓中國向現代化的方向邁進了至關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場經濟本身的問題和複雜的利益機制的博弈需要我們相應地改革政治制度以適應市場經濟對中國社會帶來的空前變革，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后和停滯不前將大大約束市場經濟本身的健全從而讓市場經濟模式陷入危機。

在這個重要議題上，德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具有深刻的意義。前面提到，一個良好的社會並不是一個沒有衝突的社會，一個良好的的社會應是一個擁有健全體制來疏通、調解和解決衝突的社會。其實，有人的地方就有衝突，有社會的地方就有衝突，衝突存在於任何社會，衝突本身並不可怕，怕就怕對社會衝突視而不見或是乾脆不承認有社會衝突，對衝突採取非理性的壓制和消滅，這樣本來可以通過溝通、協商和調解來疏通的社會衝突越積越多，衝突的強度、烈度和惡性程度越積越大，衝突危險的能量越積越高，從而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危險的後果。市場經濟本身能帶來巨大的社會進步，但也會帶來大量不同的社會利益和社會衝突，資本和勞工權力的不平等容易導致勞工權利被損害和侵犯，而行政權力介入市場與資本相互形成共生體更容易帶來權貴精英資本主義，這種貴族資本主義讓普通民眾的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普通民眾可能從社會經濟高速的發展中無法獲得起碼的福利增加，這樣下去，各個社會階層對現存制度越來越不滿，越來越懷疑，最終導致大家對市場經濟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大量教訓已經啟示了我們，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會帶來大量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危機，最終導致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陷入空前的動蕩。前面提到，西方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通過建立社會福利國家來縮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進大眾福利；通過建立社會中間層－ 即公民社會的自治來縮小精英階層和普通平民（比如勞資雙方）的權力差異來保障老百姓的民權；通過言論自由和媒體開放來監督有產者是否會用自己的權力和資本來作出危害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比如污染環境和侵犯消費者利益）；通過獨立的司法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後底線來防止普通民眾權利被侵犯並為市場競爭確定公平的遊戲規則。筆者認為，這就是西方社會穩定的秘密。為什麼西方社會能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讓其從此免除了大規模動亂和革命的災難性後果，其根源在於西方社會建立了解決社會衝突所需要的疏通機制、社會溝通機制和社會利益表達機制，這樣的機制可以用一個公式表示出來：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公民社會+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健全的社會體制。只有社會衝突的疏通機制和社會利益表達渠道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制度才是好的市場經濟，也才稱得上健全的社會體制。

許多西方觀察家和研究中國的學者常常拿出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年年大幅度增加的數據來證明中國社會面臨著動亂和失序的危險，其實這是一種錯誤解讀。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採取市場經濟制度的社會，必然是社會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會，必定會有大量的社會衝突，筆者生活的德國每天都有罷工和遊行事件，每天都有勞資談判和調解，幾個電視台下午放的節目都是打官司的節目，千奇百怪的社會衝突直接呈現在電視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國大城市的中國留學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會衝突，美國更是被稱為「律師社會」，社會衝突的絕對數量一定是驚人的，但是今天誰都不會因為美國、德國和法國存在無數的利益分化和社會衝突而斷言這些國家會走向崩潰，反而是平時一團和氣、強調消滅了社會矛盾的蘇聯崩潰解體了，這些事實都驗證了達倫多夫的正確預見：現代社會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樣化、社會團體五彩紛呈的社會，只有順應時代潮流建立了社會中間層和社會意見表達機制的社會，才能形成一個能夠自我調控、自我更新的社會。中國社會利益越來越多元化、社會衝突不斷增加是中國社會走向開放和民主的標誌，因為只有極權主義社會才會宣告消滅了所有社會衝突，因此我們應該擔心的不是衝突數量的增加，因為這是必然的，我們主要擔心的是中國在邁向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中有沒有建立起疏通社會衝突的渠道和解決社會矛盾的管道。如果說公民社會、言論自由和法治國家是西方社會穩定自身的三大法寶的話，我們就能發現當前中國改革的重要方向。由於歷史和現實等原因，中國完全實現媒體監督和建立法治社會還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筆者將開闢中國崛起策專文談建立法治國家），因此建立公民社會的自治和社會中間層將是當前中國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點。一個既沒有健全的司法制度，又沒有言論自由，又嚴格限制公民社會的國家比如前蘇聯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絕境，是在為社會動亂和崩潰創造「最佳」條件，因為社會喪失了自身解決大量社會問題的可能性。

中國當前建立社會中間層 － 公民社會的自治符合了筆者一再強調的中國政治改革漸進、溫和、理性和實用主義的原則。建立社會中間層有六大好處，一是不影響中國宏觀的政治穩定，而在微觀上為國家解決了大量國家無力、也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促進了社會的自我新陳代謝。二是通過利益表達機制和溝通渠道保護了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的利益，防止了權力和資本對普通老百姓權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權力的界限，防止了權力的濫用，可以大大促進社會穩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過不同利益群體的理性協商、文明溝通和多方談判化解了衝突、暴力和仇恨，讓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真正成為可能。四是通過大量的社會調解和談判機制等於是在國家內部進行了廣泛的民主訓練和民主鍛煉，讓民眾在實踐中學習民主，並認識到民主是自身利益訴求的合法表達，民主更是理性妥協、相互包容、相互尊重，這樣的民主訓練為未來中國理性過渡到民主社會將打下堅實的基礎。五是讓社會精英階層，特別是中國企業家也能獲利，因為健康良好的社會體制，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將有助於中國的企業家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助於中國產品創造更核心的競爭力，當然也有助於中國產品擴張國際市場。六是讓執政黨本身獲利。前面在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時談到，蘇聯黨政不分，封殺社會一切自治空間讓蘇共自己陷入自己挖的陷井中不能自拔。因為社會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執政黨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非要去干涉和全面禁止，讓執政黨不明智地面對了太多社會力量的反對，進而完全失去了全體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這樣的教訓，我國執政黨不可不察，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執政黨，一定要轉變自己的職能，從全能主義的模式解脫出來，憲法範圍內賦予的許可權當然要好好使用，該管的地方一件不能拉下，而卻一定要有效率地管好；不該管的事不要管，不該干涉的東西就不要干涉，因為管得越多，擔子就越沉重，出了狀況責任就越大。執政黨給予社會自治和公民社會的空間，自身就可以從紛繁複雜的社會矛盾中解脫出來，從而有利於加強自身的建設，更有利於鞏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作出歷史性貢獻。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中間層 －公民社會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大量的非政府組織特別是環境保護組織、社會救助組織和慈善事業組織的建立已經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國每年大量增加的社會衝突中特別是群體性事件中，我們發現了一些重要的公民社會組織的缺失：一是工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夠有效解決勞資衝突、防止資方濫用權力、保護勞工基本權利的就是三方談判機制（僱主、僱員和國家），僱員的利益表達組織就是獨立運作的、自治的工會。儘管在許多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集中的地區(比如在浙江、蘇南、大連和山東省部分地區)勞資談判的形式日益制度化，但是由於在理論上沒有得到創新和突破，獨立運作的工會依然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許多工會運作中的問題比如說工會經費來源的問題、工會是否應當接受黨委領導的問題、工會是否應當由工人民主選舉產生等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清楚界定，這些都大大約束了工會發揮利益博弈的重要作用。二是民工自治團體，接近兩億的民工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群體，他們為城市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同時，卻遭受著制度性的歧視，他們的權利（工資、基本社會福利待遇和人身自由）經常受到侵犯，在遭遇工傷事故時甚至無法通過制度性渠道得到賠償，他們子女在城市的入托和入學也遭受到制度性歧視，更加不公平的是，當他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無法通過正常的制度性渠道得到申述和解決，在這樣的群體中，社會衝突因為沒有表達渠道醞釀著高強度和高烈度的危險，所以讓民工建立保護自己權利和利益的機構應當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三，城市和農村的拆遷問題也是中國去年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媒體中報道的許多惡性拆遷事件讓我們認識到：必須成立拆遷區域居民談判協會的團體，通過國家組織與保護與私人公司和地方利益集團進行公開、公正和透明的談判，並對拆遷補償、事後安置等事關拆遷居民切身利益的議題作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決議，只有通過有組織的利益博弈和談判才能防止地方利益集團的濫權。四是在農村征地問題中引發的大量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中，我們發現了農村社會利益表達組織機構的缺乏。儘管農村實現了基層民主選舉制度，但這只是在選舉過程中能發揮民主制度的權力平衡和權力槓桿的作用，而農民在平時遇到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社會事件時，甚至在自身利益和權利被侵犯時，還缺乏必要的利益代表團體和組織力量，這是農村社會矛盾尖銳和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

圖表三：東歐模式帶來的挑戰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從長遠的目光來看，建設公民社會的確是中國社會漸進穩定的改革中成本最小、代價最少、既能發揮穩定社會的功能、又不至於影響到國家穩定大局的一條改革捷徑。我國學者雖然近年來對公民社會的探討日漸重視，但是在建立社會中間層這一重要議題上，我國政界和學界還沒有取得廣泛的共識。筆者考慮到，決策者對於公民社會自治的擔憂可能來源於在1990年東歐國家巨變中的一些教訓（見圖表三）。波蘭在突發的政治事件引起的政治運動浪潮中，處於社會中間層的團結工會和天主教會扮演了全國性的反對黨的角色，並且得到了西方國家道義上和財政上的支援，在這樣一種社會劇烈的變革和動蕩中，中間層有較強組織能力的團體比如工會和農會通過全國性的合縱連橫提出政治性訴求，要求改變全國政治現狀，並挑戰執政黨的地位，最終結果是執政黨領導地位的終結。筆者認為，對於這樣一種社會演進模式的擔憂是有一定道理的，畢竟當前中國既需要穩健的政治改革，更需要安定團結的宏觀局面，在這一過程中執政黨的穩定和中國國家的穩定、執政黨的利益和中國國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我認為東歐的局面不會在中國出現，因為世易時移，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中國和當時蘇聯東歐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1）當時蘇聯和東歐經歷了一種激進革命，整個國家在市場經濟制度根本沒有確立的基礎上，在公民社會從來不存在的情況下倉促發生了社會巨變，而社會沒有經歷任何過渡期和制度磨合期便一夜之間投向西方陣營，這是蘇東之亂的根本原因。而中國自從1978年就事實上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漸進過渡，儘管有很多問題，但整個改革進程是相當有序的，今天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遠遠超過1990年時候的蘇聯和東歐，這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2）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的過程中，逐步積累了一定的公民社會和民間自治的經驗，而蘇東集團國家是從完全沒有社會中間層的極權主義社會一步進入現代社會，這必然會因為許多長期積累的問題突然爆發而導致天下大亂。中國社會今天的成熟程度遠遠高於1990年的蘇東集團。

（3）儘管中國問題很多，但是畢竟絕大多數人從改革開放中獲取了實際利益並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儘管許多民眾對社會現狀並不滿意，但極少有人真正願意退回到過去那種物質匱乏的時代，這是中國社會可以穩定發展的根源。而蘇東一直到1990年都堅持中央指令性計劃經濟和集權主義的統治模式，其問題之多、社會矛盾積累之深已經是積重難返，一旦爆發社會動蕩就極易引發全國性動亂。

（4）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呈現出非政治化、經濟化、商業化和個體化的特徵。由於種種制度性原因和歷史原因，中國社會在進入1990年代后就表現出強烈的去政治化的特點，也就是絕大多數人對政治和國家大事極度冷感，甚至是一點不感興趣。伴隨非政治化的浪潮是社會的經濟化和個人主義化，大家更關心的是個人奮鬥、自我價值的實現、個人就業前途等等，大眾對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心遠遠高過國家事務，理想主義、政治意識形態迅速退出歷史舞台。許多社會責任感很強的國人常常會憂心忡忡地感慨理想主義的隕落和實用主義、個人主義的崛起讓國家失去了前進的精神動力和對人類社會終極目標的追求。筆者在這個問題上卻有另外一種解讀：一個成熟和健康的現代社會應該是一個大眾對政治議題和國家大事關注很少的社會，一個社會有太多的政治激情和太強的政治彌賽亞思想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一個理性的民主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關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維護和博弈，絕大多數民眾應該不會有太強烈的政治激情和狂熱，當然，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不關心政治、都不關心國家，那也是不正常的，一個健康成熟的現代化社會中應該分化出一個特定的群體來關心社會、國家命運和人類理想，那就足夠了。只有社會出大問題了，國家陷入危機了，或是在極權主義社會裡才會出現全民對政治運動的狂熱，當然，一個國家在從極權社會過渡到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人民由於長期被剝奪任何參與公共事務和國家事務的權力，特別容易產生長時間的政治激情，這往往對一個社會的和平漸進的過渡是非常不利的。中國民眾今天普遍對政治缺乏熱情，卻高度關心自身利益，其實正是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創造了天賜良機，因為在沒有完全實現民主化的國家向民主社會轉軌的過程中都要面對民眾的持續政治狂熱和政治激情的棘手難題，如果民眾的激情擴展到整個社會而且長時間不降溫，這必將會引起政治和社會動蕩。我們應當把握中國社會普遍求穩定和民眾關注本身利益的基本特徵，抓住有利時機，一步步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把中國的政治改革推向前，逐步演練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

（5）由於社會的非政治化趨勢，大多數社會衝突都是跟具體的利益衝突有關係。一個中國工人、或是一名進城務工人員關心的是本人的工資待遇、福利水平和生活改善，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關心北京是由誰來執政、或中國該進行怎樣的民主改革。但是如果他們自身的權利和利益受到損害和侵犯，卻沒有任何制度性的解決和申述渠道，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工人、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對國家政策和制度在總體上的不滿和質疑，反而容易促成全國各地各種社會群體聯合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政治體制。同樣，剝奪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和利益代表機制，會造成惡性的社會騷亂越來越多，社會衝突越來越激烈，反而容易讓國家失控陷入險境，在那樣的情況下被迫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高度危險性，遠遠不如在社會穩定、國家綜合國力雄厚、國家調控能力較強的情況下主動進行溫和的、實用的政治體制改革。當中國的各個社會群體通過各自的利益表達機制能夠暢通地表達本集團的利益的時候，社會衝突的能量就被細化或是分化到各個生活中的具體領域中去了，社會衝突的強度和烈度將大大降低，人們關注的問題更加被分化到日常生活中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情上去，國家和政府面臨的壓力將大大降低，中國和平崛起的制度環境就真正得到保障了。

（6）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留給大家深刻的教訓，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社會各個階層包括知識分子越來越珍視中國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理性漸進的體制內政治改革，尤其是蘇聯解體的悲慘事實給了中國人深刻的啟迪，而中國人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國家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都讓激進的政治改革言論逐漸失去了市場，理性、漸進改革正在成為中國知識界的主流聲音，這些都是中國不同於1990年時期的蘇東國家的較為有利的社會經濟條件。

（7）中國的文化中有尊重權威和信任國家的傳統。許多外國觀察家都發現一個現象，中國基層的農民和工人常常對社會現實不滿，特別是對地方政府的許多問題（比如腐敗和官商勾結）持強烈批評的態度，但是談到中央政府和國家領導人時，他們普遍具有很強的信任、讚許和認同，他們常常會說，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和英明的，只是地方領導沒有好好執行或是歪曲了中央的政策。一名德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就說，如果中國真正進行西方國家那樣的大選，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可以得到90％以上的超高選票。中國人對最高領導人的信任是中國文化中一種特殊傳統，這非常有利於當前的政治改革。

當然任何一項改革都會有風險，但是理性的評估應該是，採取該項改革和不採取該項改革哪個社會成本會更大，哪種選擇會讓社會付出的代價更小。就像一個投資商進行成本和利潤的風險核算一樣，不同的是，這裡我們進行的是社會政治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如果我們能不帶偏見地分析該議題的話，那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建立社會中間層和公民社會將是一場收益遠遠大於成本和風險的政治改革，只要我們設計得合理，改革注意漸進原則，這項政治改革就可以利國、利民、利黨、利社會、利精英階層，很少有一項改革能讓大家同時獲利，在筆者看來，公民社會的建立就是這樣一種符合所有社會群體利益的改革，它符合了時代的迫切要求和中國當前社會的需要,它有利於解決中國當前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社會衝突，有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利於為中國和平崛起創造穩定的大局，卻同時促進和鞏固執政黨在憲法範圍內享有的領導地位。這樣的政治改革將促進中國政治體制在微觀層面向現代政治文明演進，在宏觀上卻能保持國家的穩定局面（筆者在下一策將重點談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邁出建立公民社會的這一小步的話，將是整個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步，從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小民」和「臣民」發展到現代意義上的有獨立精神的「公民」，中國將真正來到現代政治文明的入口處，因此這樣的改革功在千秋，也必將永載史冊。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2月30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5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系列9篇文章。已經完成的中國崛起策系列文章為「中國崛起策一 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中國崛起策二 中國的地緣困境和西部突圍」，「中國崛起策三 獨特的日本考驗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策四 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中國崛起策五 中國當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國崛起策六 從中西文化的認知差距談如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中國崛起策七 中東危局下的中國利益」，「中國崛起策八 合縱連橫下的世界戰略格局」，「中國崛起策九 新思維下的中國大戰略」，「中國崛起策十 從德國的歷史經驗教訓看中國的未來」，「中國崛起策十一 南方的躍升和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策十二 漸進改革和中國現代化總目標」，「中國崛起策十三 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建立新型民主觀」，「中國崛起策十四 從『萬世一系』的宗教神話看日本的崛起」，「中國崛起策十五 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點— 建立社會中間層」，「大國崛起與時代潮流 - 中國崛起策副篇一」。如想閱讀前面的文章請見http://zhiqiang.org/blog/496.html ）

中國崛起策十六：珍惜中國和平崛起的關鍵時期©Liu Tao, January 17, 2007 @ 10:58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未來十五年到二十年將是中國發展的關鍵時期, 這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 中國人數代的夢想 — 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的目標將在我們這一代實現，中國將脫離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的行列成為工業化國家。我國去年修正了GDP數據，將服務產業的產值進行了統計，計算到國民生產總值里，根據新修正的GDP總量我國在去年的人均GDP已經達到1700美元，而根據日本經濟起飛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迹經驗來看，亞洲國家的人均GDP從1000或是1500美金衝到10000美金僅僅是15到20年間的事情，這當中不光是經濟增長本身帶來的財富積累，重要的一點是，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普遍壓低本國貨幣和世界其它主要貨幣（比如美元）的匯率，以求在經濟起飛的初級階段取得國際比較優勢，促進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亞洲國家貨幣對美元的比價將逐步回復到接近本國實際購買力的真實水平，貨幣升值的因素會加速地使亞洲國家從發展中國家轉變成發達國家。中國現在的人均GDP為1700美金，而按照現有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每隔10年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考慮到中國人口總量未來20年緩慢的增長，中國的人均GDP在匯率不發生任何變化的情況下也將達到6000美金以上，按照國際慣例，中國將進入中上收入國家行列。但是這種匯率完全不變動的理論狀態幾乎是不可能的，實際上考慮到人民幣中長期升值的因素，中國人均GDP在2025年之前突破10000美金甚至是更高的可能性非常大，按照國際標準，一個國家人均產值突破10000美金，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如果沒有什麼大的意外，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數代人的強國夢想和理想將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實現。

二 當中國的人均GDP跨越10000美金的重要數值之後，乘以中國在2025年時期的總人口，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接近甚至超越世界超級大國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05年的人均國民產值已經達到7200美金，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為8. 097萬億美金（按實際匯率計算為2. 2248萬億美金 ），美國按購買力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2. 332萬億美金。如果使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達到美國的四分之三，以這樣的數據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將會更早地到來。無論是按照匯率計算的GDP，還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PPP，中國的經濟總量都將在未來15到20年接近和超越美國。儘管有人會對單純的數據分析不感興趣，或者是認為單純的數量增長並不能帶來高質量的增長。但是數量的增長也不能說不重要。沒有數量的積累、綜合國力的提高哪裡談得上，沒有量變哪來的質變。數量的增長當然不是唯一的，但也決不是可有可無的，中國的崛起當然離不開GDP的增長。正確的表述應當是這樣：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是同等重要的，偏離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學的。中國要在未來的世界立有一席之地，中國要在激烈競爭的世界格局中擁有發言權，離開龐大的國民產值和國民財富的積累，怎麼有可能？當然，離開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關注也是不可行的，沒有高質量、高效益的增長模式，高能耗、低產出的經濟增長也是不能長久的，經濟增長的低質量也必將影響到經濟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在這裡可以看到經濟增長的「量」和「質」其實是辯證統一、缺一不可的。不可忽視的是，中國經濟總量接近和趕超美國是國際經濟政治的一件大事。1894年，正是中華民族倍受屈辱的一年，而美國經濟總量也在這一年超過了大不列顛一躍成為世界龍頭，到今年這樣的領先地位已經持續了整整113年，無論是20世紀初的後起之秀工業化德國，還是後來的兩極爭霸的蘇聯，還是1980年代狂飆突進的日本，雖然它們都在不同領域對美國的領先地位提出了挑戰，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總產值上超過美國，蘇聯一度達到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日本在經濟鼎盛年代其經濟總量甚至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但是趕超美國的夢想都一一破滅了。現在全世界都在競猜，誰是美國經濟龍頭位置的終結者。我們也將拭目以待，美國是否能將世界經濟第一的位置保持到第130年（1894-2024）。毫無疑問，我們這一代人，改寫的不僅僅是中國歷史，我們正在改寫世界歷史。

三 隨著世界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現代化在中國崛起的舞台上展開，中國，這個擁有悠久文明歷史的古國，這個兩千多年的農業社會，將經歷一場波瀾壯闊的城市化的歷史變遷。按照中國現有的工業化速度，中國每年將有1 %的農業人口正式轉為城市居民，這意味著我國每年將有近1000萬人被城市的經濟和工業化增長所吸納，而隨著中國現代化的加速，從2010到2020年期間我國的城市化速度將可能更快。我國現在的城市居民約佔總人口的40 %，農村人口佔了全國人口的60 %，（這其中只是按照我國現行戶籍制度的正式統計，而龐大的進城務工群體依然被計算在農村人口之內），所以即使按照現有的每年1 %的城市化速度，20年後我國的城市人口也將達到60 %或更高，而農村人口將低於40 %。城市化的進程，伴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和現代化浪潮將徹底改變中國的面貌。傳統的中國農業社會將被現代的工業社會取代，農業依然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按照總量和份額計算，工業產值和服務業產值將遠遠高於農業。無數普通中國人的生活軌跡、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不僅將改變這些居民的命運，也將改變他們下一代人的命運。如此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是歐美國家難以想象的，美國歷史上的城市化浪潮是工業革命時代的最大一次城市化，但是跟21世紀信息革命時代的中國城市化浪潮相比，將是微不足道的，中國城市化浪潮不僅規模史無前例，而且帶來的經濟加乘效應將是巨大的，因為新近遷入城市的居民將帶來巨大的新興消費群體，將持續拉動中國的各項產業的發展（家居，住房，日用電器和消費品），也將成為潛在的新興中產階級消費群體。同時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將建立大量的新興中小城鎮，在大城市附近將建立大量的衛星城，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態將發生非常深遠的變化。

四 中國經濟起飛階段的GDP主義增長模式將得到轉變。我國在1978年到2000年這段時期的增長非常類似亞洲四小龍在60年代到80年代時期的增長。不僅時間長度頗為接近，都是20年左右，而經濟增長的方式也都很接近，那就是利用廉價勞動力和低估的貨幣匯率，大力引進外國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出口導向為主要目標。但是，這種經濟增長模式非常粗放，效率很低，而且發展的產業屬於世界產業鏈條的下游和末端，並不能代表世界產業和科技發展的新趨勢。從正面角度來看，亞洲國家在經濟起飛初期通過大量地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出口積累了相當豐厚的資本和外匯儲備，從而脫離了資本短缺的年代進入了資本相對富餘的時期，而且跨國產業大量的群聚上述經濟高速增長的區域也帶動了研發企業的投資。當第一階段的經濟起飛大致完成後，由於國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增加，導致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重要優勢即廉價勞動力的逐步喪失，更由於大量出口帶來的巨額貿易順差不可避免地帶來國際貿易摩擦和爭端，西方國家要求貨幣升值的壓力隨即而至。本國人民收入的增長和本國貨幣的匯率上升，讓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資迅速撤出上述國家和地區，投資到更加便宜的國家。日本在80年代遇到了這樣的情況，四小龍在1990年代遇到了同樣的情況, 中國在2000年後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迄今為止，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表現都相當出色，在危機和挑戰中，成功地順應時代潮流和國際國內形勢進行了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通過大規模地投入研究、開發和高科技領域，通過內部管理和生產線的革新，通過技術變革，也通過勇敢地告別了傳統產業，將國家的產業跨越到更高的階段。當然，日本和四小龍也經歷過相當一段陣痛時期，在這段時期，失業率有所上升，經濟增長有所下降，國民中有一種不安的情緒，畢竟在樂觀氛圍里生活了那麼多年，遭遇到經濟轉型帶來的衝擊到是頭一次，但是日本和四小龍應該說是利用危機變成轉機、利用挑戰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典範，亞洲四小龍成功地跨越到產業鏈條的中游甚至到中上游，日本更是衝到了產業階梯的高端。中國在接下來的發展中也必將經歷產業升級和技術更新換代，現在國際貿易的摩擦、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國內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探討都已經顯示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能否將借力使力，迎接挑戰，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擁有核心品牌技術和獨立研發的國家，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

總的說來，中國未來15年到20年這段時間，我稱之為中國和平崛起的關鍵時期，這不僅是中國內部實現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最重要時期，更是我們國家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真正躍升為世界強國的關鍵時期； 150年來中國一代一代傑出的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的強國目標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中國崛起、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宏偉藍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現在我們眼前，中國重新回到世界民族之林的頂峰是以如此波瀾壯闊的形式進行著。中國正處在一個重要歷史時期，中國現代化大業一定會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完成，這註定了我們將共同書寫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我們面臨的既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也面臨著先輩從未有過的挑戰。在面積如此龐大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我們是第一次。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如果中國最終進入現代化社會，中國的經驗也將是獨一無二的，因為這在人類社會還沒有先例。另外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中國既處在上升時期，也處在社會矛盾多發期。從人均GDP1700美金衝到人均GDP10000美金，對於一個富有民族雄心的東亞民族來說並不一定是多大的難事，跟我們處於相同文化圈的日韓港台新都曾經歷過這樣一個迅速騰飛的時代，但是問題在於社會的現代化並不是簡單的數字跳躍，而是相應的現代化制度的建立和機制的完善。當人均GDP達到4000美金后，就相應需要有與4000美金相適應和相協調的制度和體制，沒有完善的體制經濟就很難實現跳躍式地增長，而且人均4000美金下的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見識程度、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權力意識（特別是公民權意識）一定遠遠高於現在，沒有一個健全的體制社會發展一定會陷入瓶頸，社會衝突一定會越來越激烈，人民對民權和法制社會的要求一定會高漲。同樣當人均GDP進入10000美金的時候，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面貌一定又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更是要適應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很難想象一個經濟上達到工業化國家水平的社會依然用傳統的權威治理方式來治理國家，中國飛速進步的經濟也在拉動著中國政治體制的變遷並深刻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既可以在未來２０年成為世界經濟最強大的國家，也可能因為社會矛盾的複雜和尖銳讓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我們多思考一下未來的發展道路，多冷靜地考察歷史、分析今天和探索未來，將使我們有很大的受益。

中國在社會轉型期間面臨的機遇和問題有些類似我們小時候玩的一種遊戲棋，從一個起點走到另外一個終點算贏，大家都知道有辦法可以走到勝利的終點，但是一路上有很多障礙和陷阱，也有很多人為設計的圈套，走棋特別快的未必能贏，因為一旦走進一個陷阱里就可能按照規定要退後幾步，倒霉的甚至要退回原點。有的人很倒霉，在離目標近在咫尺的地方因為跨步太多居然掉進大陷阱里，功虧一簣，必須退回原點重新來過，有的人在離終點很近的地方因為走的步數太少，怎麼也達不到終點。只有恰到好處的步數才能保證順利走到終點取得勝利。今天在中國國力大增、國家崛起的大好局面下，更需要中國的有識之士進行認真的思考，我們該以何種優先次序處理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改革議題。我們似乎也面臨命運註定給我們的一場考驗，上天給了我們很多有利條件（世界上最快的經濟增長率、最龐大的人口、最多的外匯儲備、最奮進的國民、快速的現代化進程和飛速增加的綜合國力），同時又給我們許多挑戰和難題（社會矛盾尖銳複雜、政治體制改革遠遠未完成、法治社會建設任重道遠、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對我們虎視耽耽、祖國統一依然未完成），同時在我們前進的路上可能又有一些我們不容易察覺的陷阱和彎路。我們既有很好的條件可以實現民族宏圖和遠大目標，也有可能因為操之過急掉進陷阱，甚至讓我們與近在咫尺的現代化目標和民族復興目標擦肩而過，從而重新退回原點，或者也可能因為我們走棋太保守而貽誤了中國現代化的良機。上天今天給我們中華民族的基本條件就是這樣的，機會中充滿挑戰，上升中充滿陷阱，發展中充滿著危機，復興中充滿圈套，現在棋交在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手中了，真正的棋手就是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我真心希望關心國家命運的國人能夠理性智慧地集體思考，集中群體智慧來判斷，我們怎樣才能走得恰到好處，既不冒進讓國家民族陷入險境，又不保守讓我們錯失改革良機，我們當前該作什麼，不該作什麼，什麼是我國當前改革的重點、核心和關鍵，我們應該避開前進道路上什麼樣的陷阱和彎路。越是在中國形勢大好的情況下越是需要我們冷靜理智地思考，更需要決策者冷靜理智地抉擇。因為這是我們必須下贏的一盤棋，它不同於我們玩的遊戲棋，輸了可以再玩第二次和第三次，而中國崛起的大棋事關國運，更需要我們的高度智慧。我們千萬不要被後代子孫責罵為：「你們為什麼在那樣的大好形勢下還把國家搞遭了，害得我們國家再次錯失現代化良機……」我想，這其間我們最應擔心的是政治改革進程，因為這個問題是中國改革道路上最重要、最敏感、也是最具有爭議性的一個話題，如果說中國現代化道路上有什麼可以讓中國上升的趨勢逆轉的話，政治體制改革無疑就是這麼一個議題。所以作者在中國崛起策十三花了那麼長的篇幅講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中國國家利益是最大的利益，是中國各個社會群體的最大公約數。任何思潮、主義和改革方案都必需符合國家利益最大化這個原則，而不是倒過來國家的利益要去符合和適應某種思想和主義。今天中國的局面已經日益清晰，中國，作為一個新興世界強國，甚至是世界超級大國的雛形已經形成，無論我們承認與否，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民眾都會視中國為下一個超級大國的首選目標，如果我們抓住未來15到20年的關鍵時期，就等於抓住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脈搏，就等於抓住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復興大業，就等於抓住了中國歷代仁人志士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強國之夢。日本人當年冒險發動甲午中日戰爭，就有一種說法叫「百年國運相賭」，也就是說贏了就徹底扭轉東亞中強日弱的千年局面甚至扭轉世界局勢，而這種賭博會影響100年中日國運的消長。今天中國崛起的局面當然不是賭博，因為中國發展的趨勢讓我們取得現代化成功的機率相當高，我們需要的是穩健進步，更需要高度理智、精算和前瞻性，對前進道路上的制度改革進行精密設計和沙盤推演，因此這也是一種百年國運消長的關鍵時期，我稱之為百年國運的聯結，我們成功了，就成為當之無愧的東亞領袖、亞洲領袖, 進而可以爭取成為世界另外一個超級大國；我們沒搞好，讓國家重新陷入混亂甚至解體，那麼中國現代化的良機將再次痛失在我們手中，中國不僅作不了世界超級大國，也領導不了亞洲，甚至在東亞我們都無法取得第一的位置，當中國不幸陷入衰落和內亂之時，就是東亞的日本和韓國禍亂亞洲之日。因為中國的強大會讓大家安份地接受北京領導下的亞洲和平新秩序，中國的弱小則會直接刺激一些不安分的亞洲民族妄想顛覆亞洲的千年秩序以渾水摸魚。

所以我們應當用冷靜的眼光和理性的精神去判斷本階段中國漸進改革的核心任務是什麼, 同時去完成與本階段相適應的改革任務, 完成我們這一代人該作的事, 不冒進, 不極端, 尤其要做到不意識形態化, 不把意識形態的東西加入到政策辯論中去, 不用極端的言詞去煽動某些社會情緒以達到實現某種意識形態的目的, 不超前地去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本著一代人完成一代事的思想，把當前最該作的事情做好，為未來15到20年中國崛起之路打下好的制度基礎和制度環境。在20年內中國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功之後，我們就會發現許多過去不敢想象的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都將一步步得到實現，中國社會的禁忌越來越少，過去不能談的題目都能進行理性討論了。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國現代化取得成功的基礎上才有意義，如果中國現代化出現了逆轉和動亂，那我們無論談什麼談得天花亂墜都沒有意義，在國家動亂中不僅培育不出真正的公民社會，也不可能產生中產階級，更不會建立良好的法治社會，那就更談不上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所以一些關於「全國普選」、「一黨多黨」的討論都是作者不感興趣的，因為作者覺得這樣的討論在當前的國內環境中沒有什麼太大的現實意義，但是更關鍵的是，作者覺得這樣的討論沒有抓住中國當前的時代脈搏，沒有把握住時代真正之急需，更沒有聯繫到中國具體的國情和當前的中心任務。作者希望通過中國崛起策國內篇的探討建立這樣一種理念，那就是較少地抽象地談論激烈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比如所謂「民主和專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爭論，而是真正用實用主義的態度來謀取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目標之實現，更多的「就事論事」，就具體議題為國家出謀劃策。比如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特別是醫療改革的彎路）會影響到中國未來安定發展，那我們以就事論事的態度來談如何建立社會福利制度、加強社會再分配的問題；比如說弱勢群體階層利益常常被損害和侵犯，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那我們就相應地討論建立維權機制、促進公民社會等問題；比如說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體系存在著嚴重的漏洞，那我們就討論如何建立良好的司法體系、如何促進司法制度改革和司法獨立的問題。總之，不要因為中國的社會問題無限上綱，更不要動不動就把意識形態的因素中加入到討論中來，逐漸用更多的理性、協商、溫和與理智來為中國建立良好的制度盡一份力，同時逐步樹立這麼一種不急躁、不極端、不情緒化的溫和的精神，不嘩眾取寵，不靠聳人聽聞的標題來引起別人注意，不靠極端的思想來贏得點擊率，不用情緒的語言進行簡單的宣洩，這一方面，有相同理想的國人真的可以一起共勉，通過我們的努力一起來樹立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哪怕這種精神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是多麼微弱，多麼微不足道，但是我們只要從每一個人作起，從我自身作起，這種理性的精神就會慢慢擴展開來。一種時代潮流和時代精神的樹立真的需要一批有共同志向的國人共同去形塑它，共同去推廣它，在這一點上，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們去作。在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機遇期和百年國運聯結時期，也同時是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越來越多的時期，我可以理解網上一些人急燥的情緒化的發言，本來網路就是百家爭鳴和暢所欲言的場所，但是當一些極端和激進的觀點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和宣揚，就應該值得我們擔憂了。因為一種社會非常流行的思想就會或多或少在該國的政治決策中反映出來，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激進的思想，就會部分影響國家的政策往某個方向發展。我最擔心的是，中國轉型時期一些深刻的社會矛盾、社會危機和衝突被特定的群體用來宣傳一種偏離現代化改革方向的理想主義的思想，甚至利用過去的一些明顯負面的資源（如文革）來攻擊今天的改革進程，一旦這種思想形成一種流行思潮，社會就可能爆發更大的危機，那樣的話，連中國前進的方向都成了問題，中國恐怕又要陷入曠日持久的意識形態爭論而蹉跎歲月了。所以，我覺得應該有一批國家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的、真正能體察中國進步方向和人類社會進步方向的學人構築成一個個認識論群體，為社會注入一份份理性、溫和、中道和進步，要讓理性漸進特別是向前發展而不是往後倒退的思想逐步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社會政治現實中常有一種「淘汰溫和」的定律，那就是溫和的思想容易被淘汰，極端的思想容易走俏，因為言辭激烈、特立獨行天然容易吸引別人的眼球，言辭越激烈、越極端，引起的爭議和批評越大，就越容易受關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越容易轉化成個人利益；相反，言辭溫和卻容易被人認為沒有奇異獨特的立場，遵行中道卻容易被人指責成為騎牆，辛辛苦苦討論社會問題和提出方案卻不如簡單的漫罵和攻擊來得容易和有氣勢。但是筆者始終秉承這麼一個觀念：中國現代化、民族復興和和平崛起事大，個人的名氣是小事，至於一個人能不能出名在筆者眼裡是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中國現代化的徹底成功才是讓筆者每日魂牽夢縈的根本問題。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與作者理念接近的國人，能夠持之以恆地為中國社會的進步、漸進變革和溫和理性注入動力，無論我們將來在中國任何地方，任何位置上，我們都能作到這一點，哪怕我們一輩子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人微言輕，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那就讓我們從自己身邊作起，以自己的溫和、理性與和平去影響我們身邊的十個人，積少成多，積沙成石，讓我們為中國的穩定發展盡一份微薄之力。畢竟中國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是生我們、養我們的土地，是我們大多數人將來也要終老於此的故土，愛我們自己的國家，難道還需要有任何附加的條件嗎，難道還需要有任何回報嗎？

有點談遠了，回到正題。筆者個人認為，中國未來20年和平崛起的黃金時期我們必須要完成的事情是建立公民社會和民間自治（中國崛起策十五已經談到），建立社會福利體系、社會分配製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中國崛起策一和五都已經談到，還將用一策來談），建立法治國家和透明的司法體系（這是中國當前最急需的中心任務，也是最難談的問題，我將用一策來提出建言），穩步推廣基層民主（筆者也將專門談到這個議題），如果我們在未來20年將這四件核心的制度建設作好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制度性環境就得到根本保障，中國必將成為新興世界超級大國，其對世界的影響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都將是我們現在完全無法想象的，我們將經歷中國自漢唐以來的鼎盛時期。鑒於古代世界各地並不相連，漢唐的強盛也就是停留在中國本土的疆界里，而這次中華民族的復興是在全球化和世界信息技術革命的條件下發生的，其給我們帶來的榮耀將遠遠超過古代帝國時期。中華民族向上一登躍升為世界領袖的歷史機遇就會在我們這個時代來臨，我們既有集體創造和書寫歷史的感覺，又會感覺到肩上的擔子沉重，在這個機會和挑戰並存的關鍵時期，作為今天的中國國民，我們準備好了嗎？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7年1月16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６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系列１４篇文章。)

中國崛起策十七：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挑戰和難題©Liu Tao, January 18, 2007 @ 5:59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最近一系列事件都顯示沉寂了多年的政治體制改革將重新拉開序幕，《大國崛起》的熱播反映了我國知識界和政界已經充分認識到：擁有健全的政治體制才能從根本上保障一個國家可以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我國領導人公開肯定越南的政治體制改革更是讓人耳目一新、看到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希望，而中國著名學者俞可平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書中更是直接強調與世界各國公認的民主觀念接軌的問題，聯想到胡溫新政以來中國在諸多領域改革的進展和深化（比如通過薩斯事件擴大了公民知情權，通過孫志剛事件廢除了違反憲法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通過總理為普通農村婦女熊德明討薪解決拖欠民工工資問題，2004年更是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和「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寫進憲法），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看到了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十年前還是甚為敏感的話題和詞語比如「民主」、「民主化」和「人權」不再是禁忌，反而成為出現頻率很高的詞語，令人難以想見的是，居然是官方在正式文件中更多地提到「民主政治」和「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等說法，「民主」和「人權」在幾年時間裡成為官方的主流話語，中國領導人在與西方國家領導人會談時多次主動地談到「民主」和「人權」的議題，這不僅反映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自信和氣度，更反映了中國和平崛起時代國人思想層次和認知層次的飛躍進步，反映了在全球化中我國進一步融入世界以及和世界主流文化接軌的上進精神。這些都讓中國知識界處在1990年以來最活躍的時期，人們的樂觀情緒在上漲，民眾對政府具體政治改革方案出台的期待在升高。

在樂觀和興奮的氣氛中要提出一些不同觀點是不容易的，但是筆者設法在本策里具體從歷史經驗和各國現實民主政治實踐中的一些問題、難題和挑戰來談政治改革的經驗教訓，這樣的思想是同中國崛起策所一貫宣導的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必需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緊迫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們則必須冷靜、理智和慎重，甚至有些方面應當根據現實的中國國情而緩行，在上一策的文章里作者已經提到中國在未來20年內健全體制的四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健全公民社會，逐層推廣基層民主體制，建立法治國家和建立社會分配體系及社會福利制度，因此筆者認為過快的民主化甚至是全國大選並不是當前的首要目標，甚至不應該是未來20年的首要目標。未來20年的首要目標在於：界定國家、社會和市場的權力界限（中國崛起策下一篇將重點推出長篇分析），在日益健全的法治環境里通過基層民主的擴大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廣泛的民主訓練，為20年後中國穩步進入現代化社會之時的進一步民主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今天，任何一個國家從前現代化社會轉軌到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特別是從極權主義、威權主義的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都會面臨一些具有共性的問題，考察這些具有共性的難題和挑戰對於理清當前中國改革過程中可能會碰到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1．從威權社會過渡到民主體制期間，其本質會涉及到一個權力再分配的問題，社會上總是有一定的群體對於權力有強烈的追求和權力慾望，而在過去的體制下他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權力階梯和官僚系統進入權力結構中去，在轉型的過渡階段和民主化時期由於有了通過選舉參與政治生活從而獲得權力的可能性，這樣的人往往會脫穎而出。他們或是有很好的口才，或是具有人格魅力，或是具有煽動家的天賦，或是具有一套蠱惑人心的民粹主義的政綱，或是利用社會的矛盾和問題故意將衝突激化，以爭奪選票謀取個人權力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一個國家的總人口為100％，其中有1％的人對權力很感興趣但是在舊有體制下無法施展才能，而在民主化過程中他們積極參與各項選舉，當然，大多數人可能是正當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是新型的政治家，但是不排除會產生一些民粹主義的政客，他們通過民粹主義的手段取得政權，將國家深深裂解為不同的相互對立的集團。比如台灣的陳水扁就是這樣的天才政客和天生的煽動家，通過在台灣固有的族群矛盾和在社會傷口上撒鹽的方式動員基本教義派，把台灣社會人為地區隔為「中國人和台灣人」，進而鞏固權力成為「台獨教主」，這樣的政客較少有社會責任感，相反會給民主化帶來極強的副作用，現在轉型的民主政體中還無法找到具體對付民粹主義政客的辦法。

2．由於民眾長期不具有政治參與權、公共事務參與權和知情權，在民主化其間民眾特別容易產生長時間的政治激情。在中國崛起策十二中作者已經提到，西方國家自身經歷了近三個世紀的演變才逐步演練出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社會，即使是資本主義後起之秀如德國也至少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演變、經歷大量曲折后才最終演變成現代民主社會，因此西方歷史的進程本身就是漸進的、自然演進的和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而現在世界上轉軌國家中一個不利條件是已經存在一定數量的成熟民主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大多數是擁有資源和經濟實力的工業化國家，他們可以輕易地將自己的模式和觀點在全世界進行輸出，再加上我們處在全球化的信息時代，人們很容易從外部世界吸取資源和營養來要求本國變革，特別是在政治轉型期間反對黨和反對政治勢力很容易利用外部資源和模式來簡化地證明本國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同時卻完全忽視本國複雜的國情和社會需要時間逐步演進的事實。在這種互動模式形成后，政治反對勢力很容易將自己扮演成社會進步者，處於較高的道義地位，而在無形中將力圖穩定秩序的政府推到道義地位的低端，從而使其喪失合法性。民眾也在政治風潮中培養了高度亢奮的政治情結和不易消退的政治激情，許多平時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都會激情地嚮往、等待和參與政治運動，甚至在沒有政治運動時還會產生失落感。民眾過於強烈的政治激情會讓民主彌賽亞的思想高度泛濫，民眾容易簡單地把國家所有問題理解為民主問題，把所有的改革都寄託到顛覆現存的政治權威和政治秩序上，把國家的目標僅僅鎖定在民主化上，甚至簡單地認為: 「民主化后國家就自然好了，馬上可以成為跟西方國家一樣的富裕國家。」不得不指出，在大眾運動中人民往往不一定能看清國家的方向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輕重緩急，人民更容易被野心家和政客式的人物利用和牽著走，也很容易輕信和盲從一些迅速擴展的簡化了的觀點，從而形成經久不息的政治激情。如何在民主轉型中因勢利導，將人民正常的政治熱情引導到一個溫和、理性和法制的範圍，同時為社會運動降溫，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圖表一展示的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民主化過渡，其含義是指一個國家在不同階段人民政治熱情程度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常規變化。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完全按照這種曲線經歷民主化進程，但是西方許多國家由於歷史上先後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工業化—城市化—民權政治—民主化的演變，其過程往往是逐漸累積演進的，符合社會自身發展規律和特徵的，這樣的圖表示意雖然有所簡化每個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但是有助於我們從整體上去把握漸進民主演變的規律。從A點到B點是屬於民主化之前的時期，隨著經濟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地高速推進，人民要求保障民權的呼聲日益高漲。隨著市民社會的建立和壯大，人民逐漸有了參政的要求，當民主化進程拉開序幕後(從B點到C點)，人民對參與政治的熱情逐漸高漲。經歷了一定階段的民主演練后，特別是在西方國家經歷了幾次大選后，政治民主機制日漸成熟，政治意外越來越少，人民的民主熱情逐漸下降，但是穩定在一定的水平上（D點），那就是人民的政治熱情比沒有民主權利時代要高一些(A點，那時侯公民尚沒有取得民選和政治參與的權力)，但是卻低於民主化的顛峰時期（B點到C點之間）。這樣的漸進過渡是最有利於一個社會在民主化進程中免除社會動亂的危險，從而比較穩健地過渡到成熟的民主社會。而今天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國家在向民主化過渡時期卻沒有以前的西方國家那麼幸運，因為在全球化時代、信息高速擴展的時代和西方在文化及意識形態上佔有較大優勢的時代，一個國家很難簡單地宣稱：我們先進行城市化、工業化、經濟現代化，再發展政治民主化。因為在開放的時代一定會有本國公眾援引西方的民主制度來要求本國進行變革和批評本國的政治制度，而且西方國家和國際政府組織所通過的國際公約也要求發展中國家採取民主制度，有形的、無形的、經濟利益上的和國際道義上的壓力都使得許多國家不得不提早民主化進程。比如決大多數非洲國家還遠遠不具備建立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但是都在國際壓力下先後實現了所謂的民主化，但這只是形式上的政治選舉，其實質離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差千萬里。由於發展中國家把本應該屬於不同歷史時期的各項任務（經濟現代化、公民社會、法制社會、民主化等）完全雜糅在一起，社會過渡的成本就陡然升高，如果西方國家在利用優勢資源進行顛覆活動，那該國極易陷入很大的困境。

圖表一 穩定的民主化過渡：人民政治熱情程度平緩上升，平緩下降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表二顯示了一些地區民主進程中經歷的嚴重曲折，儘管台灣是高收入地區，社會分配也比較平均，中產階級已經構成了社會相對穩定的力量，而且台灣地區從１９５０年代開始就逐步進行了基層民主選舉（中國大陸是從１９８７年開始了基層民主選舉），與其它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相比，從理論上而言台灣具有經濟、社會和政治實踐優勢。但是台灣地區由於族群之間的矛盾和認同危機在民主化期間被李登輝有意識地點燃，並利用其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社會的固有矛盾和危機一經點燃就再難撲滅，而陳水扁執政時期的民進黨政府繼續用擴大社會傷口和裂痕的方式來當作選戰牌和政治牌，繼續把社會分化為兩大對立和不可調和的團體，在這樣高度強烈的政治動員中和高強度的政治對立中，人民不斷激情地參與政治運動，出現了民主化時期的過度政治狂熱和經久不息的政治衝突，從B點到C點人民政治激情始終高亢和振奮，宛如吸了精神鴉片一樣，始終在亢奮狀態。高度的政治熱情和無節制的政治運動讓轉型期間的過渡成本大增，政府、反對黨和人民都熱衷於政治運動，而疏於治「國」，這不得不說是「過度民主」的災難。

圖表二：失敗的民主過渡（台灣模式）：人民政治熱情居高不下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表三展示的是另外一種失敗的民主過渡模式。由於國家（主要是指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經歷了一夜間的激烈政治變革，過去的集中主義政治體制迅速坍塌，由於沒有經歷任何真正的社會演進和漸進式變革，人民從極權主義的毫無權力的體制下陡然間過渡到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這種無政府主義居然也成為了民主化的一部分。人民激情地、甚至是狂熱地參與到政治變革和政治實驗中去，大眾的政治熱情同樣處於過度亢奮和激烈的狀態（B點到C點）。但是隨著無政府主義的民主之惡果逐漸顯現，包括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短期內大幅度下降，社會福利體系的崩潰，人均壽命的下降，國家的分裂解體，以及俄國從一個超級大國退變成一個二流國家等等，極大地挫傷了人民的民主信念和政治熱情，部分民眾開始懷念過去的威權但是卻生活穩定的時代，甚至強烈希望有一個強人出來收拾殘局、穩定國家的基本局面，這樣政治強人和領袖順應時代潮流誕生，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民主的諷刺，從C點到D點人們的政治熱情迅速冷凍到冰點，對民主的浪漫幻想和單方面戀愛變成對民主的懷疑和不信任僅僅是幾年的事情。

圖表三 失敗的民主過渡（俄羅斯模式）：人民政治熱情陡然下跌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綜上所述，呼喊民主口號很容易，如何穩步過渡到民主制度卻是一個需要高度政治技巧、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的綜合系統工程，我們一定不能低估了其間的難處，一定要按照漸進和符合中國國情的原則來進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過尤不及，欲速則不達，但是墨守成規，不進行改革，顯然也是不行的。如何進行中道的改革，才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

3．在威權時代和極權時代由於國家強行禁止任何社會力量的存在造成了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緊張，一些社會運動和衝突由於處理不當或是過激處理為未來的民主化轉型帶來了沉重的負面社會成本。每個國家和地區過去都會有負面的社會成本，但是處理的方式不一樣就會為社會轉型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比如台灣在1948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成為國民黨非常沉重的負面政治成本，但是台灣民主化的時候，已經離「二二八」至少有40年了，許多當事人都不在了，家屬雖然悲痛，但是時間的力量已經沖淡了許多過去時代的記憶，儘管這樣，民進黨和台聯黨還是把這一事件當作政治牌和選戰牌來打，每年2月28日那天都會組織政治活動，名義上是紀念二二八，實際上是為了謀取選票，打擊國民黨，削弱其道德正當性，但是由於國民黨處理得當，再加上事件已經久遠，「二二八」並沒有讓台灣社會因為這個原因陷入解體和動亂。蘇聯的例子則是一個反面教訓，由於在過去的時代有太多的負面成本、秘密檔案和政治黑幕，人民基本不知情或是知之甚少，因此如果進行的是一場漸進改革，可以對過去的一些黑幕和政治迫害採取逐步公開和民眾知情權逐步擴大的原則，在人民承受能力不斷成熟和提高之後一步步地選擇性公開一些過去的事件，這本身並不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動亂，因為每個政府、每個國家過去都會有一些秘密事件和負面的政治社會成本（包括美國在內）。但是由於蘇聯的激進改革導致過去的大量黑幕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公開或是被反對勢力挖掘出來，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在極短的時間內完全喪失，進而大規模地誘發社會動亂。如何判斷哪些過去的歷史負面成本會在本國民主化道路上對社會帶來衝擊、顛覆和秩序混亂，如何降低這些負面成本可能帶來的危害性（比如在政治轉型其間這些事件可能被特別的集團和反對勢力出於權謀的原因利用），如何未雨綢繆地一步步妥善地處理這些歷史事件和作好善後工作讓這些事件的負面成本降到最低，考驗的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智慧和政治技巧。

4．在現在的世界，當一個民族國家拉開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後，其意義早就超過一個國家的固有疆界，尤其在全球化時代，其他西方國家、國際機構、各國的非政府組織、各國的政治研究機構和媒體都會或多或少介入改國的民主化進程，國內的政治力量特別是反對勢力往往會大量地和國際社會的其他角色相聯繫，以尋求財政和道義資源，國際機構的觀察組織也會派觀察員到該國對其選舉的公正性、公開性和透明性進行評估，國際媒體會加大對這類信息的集中報道。如何在這種全球化和信息網路化時代有效區分哪些角色是在幫助該國，哪些是中立的觀察者，哪些是在為該國的民主化過渡提供技術性資源，哪些則是完全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顛覆該國的穩定秩序，是非常難以清楚明了地去判斷的。如何在跟某些國際角色合作的情況下，防止另外一些角色利用民主化進程進行顛覆式地擴散某些極端思潮，對於轉型國家來說也是一大挑戰。

5．現代世界的民主轉型國家大多數是第三世界國家，由於國民經濟落後和貧窮，往往面臨經濟進步、教育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等多項發展任務，不像西方國家那樣一個目標完成以後再完成下一個目標。由於經濟的貧窮和落後，社會分配和社會福利在這些國家往往很薄弱。即使像中國這樣迅速現代化的國家，在經濟發達的同時也很難注意到馬上建立配套的社會福利體制，在經濟起飛的階段往往貧富差距還會越拉越大。在第三世界各國民主化進程中，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極易被某些具有特定理念的人利用來進行裂解社會各個階層，從而形成某些人期望看到或希望促成的兩大階層對決的局面（有產者和無產者，有錢者和無錢者，精英和平民， 資本家和工農），社會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在這種不安和動蕩中被徹底撕裂，社會關係被簡化為資本家和老百姓的關係或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從而讓敵對和鬥爭的氣氛充滿了社會。更可怕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容易產生一位民粹主義領袖，通過允諾瓜分富人財產和消滅私有企業來取得社會貧困階層的選民投票支持，當這樣的領導人被選上后，其採取的政策可能完全是反現代化和反生產力的政策，殊不知，消滅所謂的私有企業容易，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要再培養起來可就難了。在世界信息革命、新技術革命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任何閉關自守和封閉式的經濟政策只會讓一國被現代文明徹底甩在後面，成為國際社會的棄兒。如何防止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出現逆向選擇現象（一國選民在民主選舉中作出錯誤判斷，比如選擇了一個反現代化的政治家；或是一個激情的民粹運動家利用國內的一些社會矛盾贏取選票同時採取損害本國經濟競爭力的政策），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因為在當前國與國之間激烈的經濟、科技和綜合國力的競爭中，一種完全錯誤的或是反現代化的經濟政策會讓一個國家失去4－8年的寶貴時間（要看這樣的政治家能執政幾屆），而8年的寶貴時間能夠讓一個落後的國家抓住寶貴的機會而崛起，也可能讓一個領先的國家因為錯誤和混亂衰落下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無論民主條件下的政治家如何能說會道，講任何東西都可以講得天花亂墜，但是不會治國，或是採取完全錯誤的產業政策，或是熱衷於裂解整個社會和權力鬥爭，比如台灣領導人陳水扁，那麼這個國家和地區就要遭受經濟競爭力下降和人民生活所得縮水的苦果。

綜上所述，一個國家要開始民主化進程必須有一些相應的社會制度條件相配套：一國在民主化之前進行的基層民主訓練越多越成熟，該國大選時混亂就越少，反之混亂的可能性就越大；該國的社會分配程度越均衡，社會福利制度越健全，中產階級越壯大，大選時該國的混亂就越少，反之發生動蕩的可能性就越高；一國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平越高、越均衡，人民在第一次大選時選出民粹主義式的領袖的可能性越低，反之，一國總體教育水平越低越不均衡，人民選擇極端領導人和極端勢力執政的可能性就越高；對待過去負面歷史事件的社會成本上，如果該事件離全國選舉時所距的時間越久遠，或是政府未雨綢繆地將其一步步善後，那麼事件的負面衝擊就越小，反之，其對民主化的衝擊就越大。

如果按照上述思考，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就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不適宜進行過快的和激烈的民主化進程，必須先一步步把許多外圍條件完成後，才能進一步談民主化和更高層面選舉的問題。正如作者強調的一樣：中國當前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在中國面臨空前機遇和複雜矛盾並存的時代，這樣的宏觀政治體制安排不再僅僅是一種政治語言和官方宣傳，而是中國未來關鍵２０年之發展所必須的，其實，執政黨在憲法框架下的穩定執政對於保障中國實現現代化目標和強國夢想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相信越來越多的國人會真實地體會到這重要的一點的。我們緊要的任務是建立社會分配體系，促進大眾福利和大眾消費；健全公民社會和民間自治機構，建立全面的利益博弈機制；推廣基層民主選舉，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廣泛民主實踐；建立法治社會和憲法政治，界定國家、社會和市場的權力（中國崛起策下一篇將推出長篇分析。）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7年1月16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７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系列１３篇文章。)

寫的太好了。本貼將長期置頂。

還沒看完，先頂一下。

好久不見可親有如此的好文章了。已全部下載慢慢品讀。也謝謝樓主的辛勤付出！

國家主義.專制統治的吹鼓手.中國改帝制不就結了.民主.民權之類問題就可掃進拉圾桶了.就這也只能說黃帝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不能說國家的利益就是黃帝的利益.你所說的崛起的中國.離中國人民太遙遠.那是屬於統治集團的.人民對國是沒有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發言權.人民只不過是這統治集團的奴隸.彎著腰的中國人能算崛起嗎?.自欺欺人

樓上之言差矣，國富民強，先有國富，後有民強，從無國弱民強之說， 國家不強大，外國列強瞧不起，人民何以揚眉吐氣、抬頭做人？僅僅靠民族自尊心嗎？

國以民為本.民作不了主這'國'離民太遠.這'國'是屬於'.斯大林的.是屬於'薩達拇'的

原帖由 tianyong 於 2007-1-29 09:53 發表
國以民為本.民作不了主這'國'離民太遠.這'國'是屬於'.斯大林的.是屬於'薩達拇'的

不要在這放空頭炮。美國國內有很多人反戰，聯合國也不同意出兵，美國政府不一樣在證據不確鑿的情況下端了薩達姆的老窩，還不是為了國家發展的長遠利益？不要告訴我它就是為了打倒那裡的暴政，還自由給人民。「匹夫無罪，懷玉其罪」。好話人人會說，書獃子氣救不了國，只會誤國。民主對個人是一種生活態度，對國家則是一種政治制度，而這種制度的確立離不開自上而下的國家機器的強勢運作，而民眾則是這一過程的參與者和裁判（當然只是邊裁），應該積極通過各種方法、渠道來伸張自己的權利要求，維護自己的權益，最後建立起良性的權力和利益平衡機制。我覺得這種光叫嚷政府責任，嘆息自己「報國無門」的態度，是最不可取的。我自認還達不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悲天憫人的聖人境界，但「國家有難，匹夫有責」這個起碼的覺悟還是有的。我想這個論壇里大多數人，都能看出國家存在不少問題。重要的是向樓主所發主題那樣，理性分析產生問題的癥結並指出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

推薦樓上的閱讀下面的文章：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459907&page=1#pid2202345

[ 本帖最後由 hero4444 於 2007-1-29 17:14 編輯 ]

請不要把美國政府與共產黨政府相提並論.那邊是對中國人民的污辱.美國總統是經美國人民用選票選拔出來的.他所組成的政府是美國人民的合法政府.  政府在行使行政權中難免與某階層的利益有所衝突.或失誤.但美國人民有議會監督. 輿論監督還有再選舉權.這些權力中國人民有嗎?'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國難在那.是美國在虎視眈眈嗎?.是日本要再次侵略嗎?是台灣反動派要反攻大陸嗎?國難在那..國難在於黨無責可負.民無責可任.在這國難當頭可別具阿Q幻想.

商女不知亡國恨

寫得很好,簡直是現代版"戰國策""滿江紅""出師表"

讚歎!

崛起的中國為啥不能選擇民主的中華民國或民主的中國.你喜愛專制勝過民主嗎?

樓上的真是糾纏不清
1.筆者寫的就是怎樣過渡到民主
2.你想看台獨策就慢慢等吧
3.幼稚以為自己是孫猴子18變一下就民主了
4.天真哪天你選出來的賽達姆就是你的國難了

支持樓主哈

.國難在於黨無責可負.民無責可任.在這國難當頭可別具阿Q幻想.//

說的好。 這樣的黨國富了，民就可以富嗎？不可能， 只能是GCD內的一小撮人繼續暴富下去，繼續攫取社會經濟的絕大部分成果，人民只能勉強維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