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世界科技發生了深刻的革命……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產生更加深刻的影響」（註：江澤民：《在第16屆世界計算機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8月21日。）。的確，20世紀末的世界歷史發生了重要變化：信息技術革命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通訊、生產和生活方式；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也帶來生產方式的改變；網路的運用使生產的組織和管理及創造財富的方式也有了變化；國際關係領域內，二戰後形成的兩極世界解體；文化領域內出現了對近現代文化意識形態的反思。在歐美，歷史似乎已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歐美學術界近來連篇累牘地討論新時代的特徵，預見它將給人類文明帶來深刻的變化。我們必須關注世界歷史發展的新動向，因為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推進我國的改革和現代化。本文僅是根據自己在歐洲的考察和研究，對當代歐美及世界其他國家在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方面的發展趨勢及特點進行初步探討。
一、方興未艾的信息技術革命及其影響
世紀之交，人類似乎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之中。基因技術的成功，使醫學、生物學家們預計人類不久即使活到120歲，也仍舊像30多歲的人那樣年青。微型行動電話將會變得像領帶夾般大小，由聲音控制，而無需鍵盤。普通手機將能帶攝像傳遞功能。經濟的增長將能擺脫通脹的傳統模型。英國在1999年電子商務熱中，湧現了14個億萬富翁。這14個人在1999年初憑藉數台電腦，少量的金錢，創立了14家電子商務公司。到年底時，其公司股值已達上億英鎊。歐美報刊不斷以諸如「網際網路時代降臨了」，「電子商務革命」通欄標題討論信息網路技術對人類的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的意義（註：斯密思和魯謝：《網際網路時代降臨》(David Smith and Dominic Rushe,"The Internet Age Takes off")，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2000年3月12日。）。英國報刊上的一些文章甚至談到烏托邦或許將要出現。
（一）信息化對發達國家經濟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的大規模生產和計算機網路的出現，開啟了信息技術的時代。信息技術的革命性意義直到近幾年才充分顯現出來。這主要是由於從20世紀90年代起電腦在發達國家的普及和網際網路在全球的擴張，成為人類經濟和社會活動的重要工具。近兩年移動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網際網路網民的急劇增加，標誌著人類信息交流方式的劃時代變革。人類正在進入網路時代，信息網路技術降低生產成本，使高增長、低通脹的新的經濟增長形式成為可能。
新的信息技術對歐美髮達國家經濟的影響，可以從美國企業設備投資中用於信息技術產品的開支比重逐年上升的情況看出。20世紀60年代美國企業界在設備投資中，用於計算機等信息技術產品的開支只佔5%左右，80年代以後，企業在這方面的投入直線上升，1981年佔15%，1992年達35%，到1997年已達50%。為更全面地反映經濟領域內的變革，1999年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30家企業組成成員新入選英特爾、微軟、IBM和惠普4家信息產業，調出其經營能源、化工、輪胎和零售的傳統產業。據美國國際數據公司預測，全球網際網路經濟的產值到2003年可望達到3萬億美元。
是否運用信息網路技術是區別新經濟和傳統產業的重要標誌。近兩年，出現了企業網路化浪潮。網路經濟是企業和消費者通過網際網路聯繫進行的經濟活動，其中信息產業和服務業占重要地位。國際網際網路使企業和消費者在幾乎所有的時間和地點連接起來。網路經濟因而減少流動資金、庫存和中間費用，使產品直達消費者，拉直了以往迂迴的經濟模式。它使消費者、供應商能夠對網際網路上的商品的不同價格進行比較，從而迅速使價格在競爭中向邊際成本的方向下降。美國戴爾電腦公司就是利用國際網際網路，建立了生產與銷售的「直線模式」，甚至讓顧客參與產品設計，了解其產品生產進展情況。通過網上銷售，為顧客節省了資金，也降低了經營成本。戴爾電腦公司實現了平均每年銷售額增長54%的「超增長」。它在未來幾年內50%的商品銷售將通過網際網路來實現。目前該公司通過網際網路取得的銷售額，日平均達3000萬美元。美國通用電氣公司通過網際網路將銷售、管理成本和總成本至少降低了20%（註：據估計，1998年全球因電子商務的應用而節約的成本達170億美元，到2002年將上升到1.25萬億美元（引自李慎明《全球化與第三世界》，《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成功地運用網際網路使許多公司獲取最大優勢，擺脫了大量存貨和從訂購到付款的漫長周期所帶來的財務負擔。
美國的網際網路產業1999年創造的產值超過5000億美元，成為美國第一大產業。格雷迪·米恩斯和戴維·施奈德在《超資本主義》一書中預計，新的信息網路技術將使世界財富在未來10年內增長10倍。據估計，過去10年間美國經濟增長的40%到50%是由源於矽谷的技術帶來的。信息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意義也可以從目前世界上10個最富的人中，5個是經營新經濟的這一事實看出（註：柏瑞斯福特：《電子郵件革命，英國億萬富翁的黃金時代》(Philip Beresford,"The E-Revolution,Boom Time for Britain's Richest")，載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2000年3月12日。）。為了推動網路革命，歐盟2000年3月在里斯本召開了「網路時代峰會」，計劃進一步開放電訊市場，大幅降低上網費用，保證歐盟每個學校連網，每個教師受過IT訓練。英國首相布萊爾稱這次峰會所制定的政策是多年來歐洲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革中最為重要的。他把這些措施看作是縮小歐盟同美國在信息技術革命上的差距，提升歐盟國家經濟增長率和增加就業人口的重要步驟（註：卡索爾：《網路時代首腦會議同意歐洲電話業自由化》(Stephen Castle,"Dot.com Summit Agrees to Set Free Europe's Phones")，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2000年3月24日。）。
（二）移動通訊和網路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20世紀末，在網際網路革命中處於領先地位的國家是美國和芬蘭。紐約尼爾森媒體研究所的統計表明，45%的美國人口（1.23億）已連網。自1996年不限時的固定月租費實行以來，目前美國每人平均每天使用網際網路超過1小時。芬蘭是世界上網際網路最普及的國家，所有的學校、圖書館和青年活動中心，85%的中小企業僱員和所有的企業僱員都已連網、上網。英國在移動通訊上近兩年發展迅速，約50%的人擁有手機。芬蘭共有500萬人口，目前80%的人有手機，1999年芬蘭全國通過手機共發送出50億條簡訊息。在赫爾辛基，手機已能夠同公眾場所的飲料自動售貨機，錄相放映機，停車場的打表機溝通，所購商品和服務費用通過手機自動記入個人銀行帳戶（註：參見斯密思和魯謝《網際網路時代降臨》。）。英國已於2000年6月推出售價不到1000元人民幣的普及型寬頻帶上網手機。芬蘭在1999年秋季即開始了寬頻帶手機上網業務，憑藉手機可收聽國際新聞，股票交易所行情，辦理個人銀行帳戶，訂購飛機票等。到2002年，預計約1/3的西歐人將擁有寬頻帶上網手機。
美國現正在搞IPV6，地址數為2的48次方。從電腦網上找地址，過去用IPV4有40億個地址，是2的32次方。網路發展計劃現正在按全球家庭的數目及需要控制的開關數目來設計。屆時全球所有的家庭及單位，任何通道門戶、電器設備和儀器都可以從網上遠距離控制。人類的生活方式將發生深刻的變化，移動通訊和網際網路將深刻地改變城市的面貌，使大型超級市場逐漸過時。不久的將來，許多家庭甚至可以擁有小型的家用產品製造機，通過網際網路獲取產品的設計及製造程序，輸入家用產品製造機，自動生產出諸如各種塑料成品。網際網路也將改變政治程序，英國的報刊已在討論建立在網際網路基礎上的新的政治民主形式。虛擬大學、遠距離教學、電子圖書館將使人類受教育的方式發生深刻的變革，現在的大學校園有可能成為歷史。信息技術不僅指數據處理的通訊技術，而且也指對生物遺傳密碼的破譯和利用的技術。新的基本技術不久將使人類的醫療衛生保健發生革命性的變革，人的創造及其生命周期都將受到基因技術的影響。
（三）信息技術革命正形成新的世界經濟格局。當代世界，約佔世界人口的15%的一小部分人提供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技術。佔世界人口的一半左右的第二部分人能夠在生產和消費中採用這些技術，剩下的1/3的世界人口則與這些技術無關（註：J.薩克斯：《一幅新的世界地圖》，英國《經濟學家》周刊 (The Economist)2000年6月24日。）。新的信息技術革命正在導致世界財富的重新劃分，「發達國家具有信息技術優勢……成為信息富國，發展中國家信息技術相對落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當今世界，信息化水平差距……在進一步擴大」（註：江澤民：《在第16屆世界計算機大會上的講話》。）。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如韓國和中國的台灣利用這次信息技術革命，不僅實現了經濟發展，而且正在成功地成為新興信息產業的主要國家和地區，從居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躍入中心地域。美國是新產業的核心技術產品生產國，而東亞則成為重要的硬體和配件生產基地。在某些領域，韓國和中國的台灣已從中間集團升級為最高一級的技術創新者（註：參見J.薩克斯《一幅新的世界地圖》。）。
東亞，包括中國在信息技術產品生產上正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的彩電生產目前已位居世界榜首，產量約佔世界總產量的1/4，錄像機佔20%，DVD機佔世界市場的19%。日本為46%，馬來西亞為22%。中國台式電腦在世界市場的佔有率2000年達9.6%，中國華南地區複印機和印表機的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50%，主板、掃描儀和監控器等個人電腦的生產約佔世界的30%到50%。顯然這最新一輪的「產業圈地戰」為中國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提供了機會。工業化是以機器來代替、補充和擴展以往用手工來完成的體力勞動，而信息化則是以電腦去補充、擴展和替代用人腦去完成標準化的腦力活。正如機器改變了人類的文明方式，信息革命將引起人類文明的又一次深刻變革。對這次變革的深度和廣度，我們需要充分地估計到。
二、當代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徵
對歐美正在形成的這個社會的性質和特徵，國外學者見仁見智，發表了各種各樣的看法。阿爾溫·托夫勒把它稱為信息社會。K.魯濱遜認為是工業社會後的現代發展階段。托瑪斯·庫恩看到社會的規範和模式正在變化之中，但尚未達到衝破舊框架的地步。丹尼爾·貝爾把當代社會稱為後工業化社會，聲稱這是一個與過去歷史時代具有本質區別的新時代。威廉·哈拉爾相信目前已出現了新的政治經濟學現實，其中的主要特徵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已不再是勞動或資本，而是知識。信息知識卻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它隨著更多的人分享和發展而增多。因此，信息技術正在使民族國家團結起來，形成一種以合作和競爭為基礎的全球秩序（註：張新華：《信息學研究的現狀與趨勢》，沈國明等編：《國外社會科學前沿》，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92-93頁。）。
繼以前把歐美髮達國家稱為「福利資本主義」后，美國駐法大使1999年在巴黎企業家沙龍的一次講演中，提出所謂「民眾資本主義」(Popular Capitalism)一詞。他指出，今天美國很大一部分資本融於如退休金、合作基金以及其他集體所有制單位流動資本等，8000萬美國人擁有各種公司的股權。這些資金進入投資市場，使美國資本市場上的資本總量約3倍於歐洲資本市場上的資本總和。英國一家報紙也提到目前在英國很大一部分資本也來自這些基金。2000年英國《泰晤士報》的調查表明，英國最富的1000人中，只有1/4是因為繼承遺產而致富的。
認為目前有關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理論的另一要點是，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已大為降低，知識已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這就是所謂知識經濟。《泰晤士報》2000年在一篇討論新經濟和信息時代的專文中調查了14個在1999年一年內成為億萬富翁的人發觀，這些人都是依靠新觀念和對信息時代的卓越知識，以及幾台電腦和少量資本創業的。憑藉少量資本和少數員工，主要依靠新知識和新技術去創造財富的公司還在不斷增加。這就是所謂「超資本主義」或「非資本化模式」，特別體現在一些先進的、有名品牌的企業。它們依靠其網路技術處理信息的能力，以及設計產品的知識和能力，獲得大量定單。生產任務被交給其他廠商生產，而這些先進企業在擴大生產業務時卻不用投入大量有形資本。歐美髮達國家的這種后工業化，從世界範圍來看是世界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發達國家的新經濟部門中，基本的經濟資源已不再僅靠資本、勞動或自然資源，而是靠知識創新。這是因為全世界急劇增加的財富使資本不再成為稀缺的資源。P.德魯克把這稱為後資本主義。貝爾也在他的研究中得出結論，聲稱在信息革命中價值的根源在於知識，而不是勞動，知識及其應用已代替勞動成為國民生產中附加值的源泉。阿爾溫·托夫勒在他1995年出版的新書《創造一個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中斷言，信息社會中知識正成為所有創造財富所必需的資源中最為寶貴的要素，是一切有形資源的最終替代。信息革命推動的第三次浪源已開始改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財富創造的途徑、經濟組織、公司結構、商業競爭的內容和競爭的方式，並創造新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和社會群體。其中有些情況值得引起我們關注和重視：
（一）「社會主義」思想的強大影響，執政體制和產品分配的方式也有重要變化。近年來，歐洲學者和左翼政黨領袖用「被馴服了的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等概念來描述當代西歐發達國家。英國工黨理論家，牛津大學教授大衛·馬奎德的《新思維》一書在追溯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演變時認為，由於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以及工人階級的長期鬥爭，當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已是「被馴服了的資本主義」，政府不得不把主張自由市場的自由民主主義，同主張保障公民基本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相結合（註：參見大衛·馬奎德《新思維》(David Marquand,The New Reckonimg)，劍橋1997年版。）。馬奎德的論點當然是可以進一步分析批判的。
然而，20世紀末的歐洲同20世紀初的歐洲的確有很大差別。如果說19世紀是資本主義思想理論付諸全面實施的世紀，那麼從19世紀末葉起，「社會主義」思想就開始成為主導人類社會演化發展的另一思想體系。從西歐、北美、非洲到亞洲，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不得不正視這一思想體系，並在不同程度上把其中的某些原則和思想付諸實踐。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從啟蒙運動后的空想社會主義發展到馬克思主義，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站在勞動者和社會大眾的立場上反對把追求利潤作為社會活動的惟一和最高的目的，反對少部分人由於壟斷資本及其他社會資源而佔有很大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它提出了社會全體成員都應享有基本的勞動和生活的權利的理想和原則。
（二）北歐「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特別值得注意。瑞典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威格福斯強調，福利就是「社會主義」。在如何實現「公平和平等的分配並促進經濟增長」的問題上，挪威工黨綱領指出，「社會主義改造應當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並以民主為基礎」。瑞典社會民主黨反對「普遍社會化……因為它必然導致建立國家資本主義」。他們相信私有制具有大量的刺激性因素，能夠使經濟高速發展。該黨1990年的綱領認為，社會主義的實行不在於改變表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它可以通過改變對生產和生產成果分配的決定權來實現。也就是說在不改變形式上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情況下，通過國家立法手段對所有權的某些職能實行社會化（註：參見向文華《斯堪的納維亞民主社會主義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188頁。）。這些構成了北歐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意識形態理論基礎。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對這些理論進行分析和批判。
通過議會鬥爭取得執政權的歐洲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等所謂「代表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如英國工黨從20世紀初就開始推行有關勞動保障的法律。二戰後，隨著左翼政黨在西歐政治舞台上逐步居於主流派地位，西歐大多數國家全面推行從「搖籃到墓地」的社會福利政策。目前，在北歐是由社會民主黨，在義大利是由前「共產黨」組閣。按政治傾向，而不是按國家組黨的歐盟567個議員中，歐洲「社會主義」政黨佔198席；其他左翼政黨，如歐洲統一左派黨團佔31席，自由民主黨和改革黨佔52席，左派綠黨佔26席。像英國保守黨這樣的右翼黨團並不居主流地位（註：薩德：《歐盟簡史》(Philip Thody,An Historical Imtroduct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倫敦 1997年版，第78頁。）。歐盟的許多立法，左翼傾向非常明顯，例如歐盟的關於臨時工每年也應享有1個月以上的帶薪假期，這比英國的勞工政策更注意照顧普通勞動者的利益。
目前，西歐國家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建立了開支巨大的社會保障體制。在人們失業、工傷和退休的時候，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提供與他們在此之前的收入相接近的保險救濟金。西歐福利國家在這方面的開支約佔GNP的44%，其中英國的福利開支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4%；瑞典和丹麥約佔53%，其比例最高，其國內居民的收入差距最小，社會治安也最好。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福利政策的推進，可以從經合組織成員國公共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的攀升顯示出來。此項開支在1913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3%，到1937年佔23%，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期間升至43%，1996年升至46%。
20世紀70年代，西歐一些國家開始對社會民主黨的傳統理論和實踐進行了修正，其中英國工黨的修正最多且影響最大。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提出「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其目的是為了爭取選票。1995年，工黨特別會議修改了一直被看作是工黨的宗旨和奮鬥目標的黨章第4條。1917年寫入的黨章第4條主張保證勞動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成果，並享受最公平的分配，實現生產、分配和交換的公有制原則，使民眾控制企業與公共事業。新黨章不再主張實行大規模國有化，並肯定市場在創造國家財富上的作用。英國工黨的新政策強調，在追求社會公平的同時必須注意提高經濟效益。工黨還主張扭轉過去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改變無條件實行社會救濟，而提倡自救型生活補助。從1999年起，工黨政府開始廢除免費大學教育的制度，要求學生每年交納1000英鎊的學費，對失業救濟金和最低福利生活費的發放也附加了一些新的條件。但工黨政府不可能在拆散福利制度時走得很遠。2000年，工黨在地方選舉中的敗績已迫使工黨政府重新考慮其政策走向。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在法國和西班牙得到了響應。但是，這些新政策並不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否定，而是作某種修正。
三、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概念和實踐的挑戰
20世紀末葉，人類社會生產力及其制度發生了深刻變化。全球性通訊網路的出現，使地球上的很大一部分人共享經濟資源和文化知識。信息網路的全球分佈使各區域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全球信息的支配，產生了超越國界的影響，一個全球性的文化空間正被創造出來。信息網路的無國界特性使單個政府往往很難控制一國內部思想和觀念的傳播。世界各地區經濟的相互依存和一體化，使一個地區的經濟波動影響到另一地區的國家，使國家不再是控制本國經濟的單一力量。正在形成的人類社會經濟諸方面的全球化使民族國家的概念受到挑戰，國家的職能受到限制（註：參見約翰·赫夫曼《超越國家》(John Hoffman,Beyond the State:An Introductory Critique)，劍橋1998年版。）。
（一）人類社會進化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強，許多問題必須從全球的角度加以認識和解決。例如，全球環境污染問題需要各國共同採取行動，民族衝突需要國際社會站在公正和中立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場上去解決。
（二）超國家的國際組織的許可權和影響增強，例如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世貿組織、海牙國際法庭等。這些政治和經濟的超國家組織往往干預原屬各國內政的事務，並制定和仲裁各國必須執行的規則。在一定程度上，各國的經濟立法、管理，甚至執法部門正在相互結成世界性的網路結構，發揮著「世界政府」的某些職能（註：德魯克：《全球經濟與民族國家》(Peter Drucker,"The Economy and The Nation-State")，《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1997年9、10月。）。這也是所謂的「權力轉移」：國際關係中的非行為主體，如國際組織、民間組織和團體、跨國公司等，正在分享各國政府的權力，過問各國內部的政治和經濟事務（註：參見倪世雄、潘忠岐《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載沈國明等編：《國外社會科學前沿》，第23、24頁。）。
（三）區域性合作的發展正形成一些多國家的區域性政治、經濟實體和聯盟，例如歐盟。歐盟制定的許多政策，成員國不得違反，歐盟正越來越向著一個歐洲合眾國的方向前進。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出現區域性的經濟實體，民族國家的概念開始讓位於一個更大的政治經濟聯合體概念。
（四）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使各國經濟的相互影響日益增強，並成為全球經濟的一部分。思想、資本、技術和產品的流動正越來越少地受到邊界的限制和國家政府的干預。各國的關稅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正在由經濟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巨大發展效益前紛紛解體（註：參見伯利和勒曼《為全球化大聲辯護》(David Perry and Jean-Pierre Lehmann,"Speak up for Globalization")，《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0年6月4日。）。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的職權，一國政府越來越難以使本國貨幣成為可靠匯率手段、結算單位和儲備資金。全球化為跨國公司打開了避稅的大門，跨國公司和電子商務的出現使一國政府越來越難於向企業徵收到應徵收的稅款。二戰前，美國聯邦公司稅收佔全部稅收的1/3，現在公司稅只佔全部稅收的12%。在歐盟，從資本收入和個體戶收入中所征的稅額從1981年的約佔總稅收的50%降至1994年的35%。而徵稅既是一國政府的主權，也是政府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正如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安東尼·吉登斯教授所描述的那樣，在新的全球電子經濟中，數以百萬計的人輕點滑鼠，就可以把大筆大筆的資金從世界的一端傳到另一端。目前，世界上500家大公司操縱全球1/3的國民生產總值和3/4的世界貿易。世界很大一部分權力正從政治家手中轉向跨國公司董事會。
（五）在許多國家內部，地方性民主自治趨勢增強，使中央政府的職能和許可權縮小。例如在英國的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都有自己的議會，越來越具有國家才有的某些機構。這種強調地區性自治的運動，歐洲其他地區也在出現。
以信息革命推動的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並不相同。資本帝國主義有一個目標明確的概念，即試圖把一種社會制度從某個政治經濟中心向全球推進。全球化的含義卻在於全球各個區域之間的相互聯繫和依存，是各個地區經濟和文化實踐的結果。但是，在這樣一個似乎自然的進程中，那些在經濟和信息上處於優勢地位的國家仍然起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同樣應該看到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應當看到，現代國家的概念和當代大多數民族國家的形成不過是近500年的事，而且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列寧也談到國家將會逐漸消亡。儘管如此，說當代已處於「后國家時代」仍嫌太早。目前，上述剛出現的發展趨勢正被某些強國用來作為干涉他國內政的理論依據。這是我們在迎接經濟和信息全球化的挑戰時需要特別注意的。在現階段，當公正的國際社會經濟新秩序尚未建立起來時，國家的概念仍是一國維護自身權利的理論依據。國家仍應當是國際關係體系的基本行為體。
四、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時代的國際衝突新格局
冷戰後，舊的世界秩序瓦解，歐美學者紛紛探討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並提出各種世界新秩序的模式。國際關係體系的結構和操作原則正處於500年以來最深刻的反思之中。500年以前，國家開始作為國際關係體系的基本單位確立起來，而現在許多人認為當代國際關係的發展已經到了必須對以下三個問題作出回答的時候了：「國際秩序的基本單位是什麼？它們互動的方式是什麼？它們互動以什麼為目標。」（註：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47頁。）顯然，幾百年來的國際關係體系的最基本範疇已被置於反思和重構。這主要是因為當代國際關係正出現重要的變化：一方面越來越分散，另一方面又越來越全球化。冷戰後世界秩序的走向受到兩大互相衝突的勢力的影響：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註：約瑟芬·奈：《理解國際衝突的理論和歷史：導論》(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roy)，哈柏·科林斯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劍橋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副主任克拉克就寫到，全球化和地區分裂是后冷戰世界兩大主要的發展趨勢（註：英·克拉克：《全球化和地區分裂：20世紀的國際關係》(Ian Clark,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和基辛格的兩極和兩大區域模式是很有影響的兩個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亨廷頓認為，后冷戰世界不同人民之間最根本的區別不在於意識形態或政治經濟，而在於文化。最普遍和最危險的衝突已不再是社會階級之間、貧富或經濟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歸屬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宗派主義以及與之相匹配的認同感是冷戰後一個主要衝突的根源（註：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頁。）。亨廷頓把世界劃分為七八種主要文明，並斷言大規模的衝突將沿著分隔這些文明的斷裂帶進行，文明斷裂帶兩側的集團為爭奪土地和制服對方進行鬥爭。在全球範圍內，不同文明的國家在經濟領域相互競爭，並為控制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推行自己的政治和宗教價值觀而鬥爭。亨廷頓的理論提供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分析框架，他似乎以當代國際衝突的許多事件為其經驗性證據。綜觀20世紀90年代的世界，從原南斯拉夫波黑、塞普勒斯、幾內亞、黎巴嫩、阿爾及利亞、蘇丹、菲律賓到印度尼西亞，在穆斯林世界同基督教世界接壤的邊陲地帶，衝突和戰爭不斷。不同宗教群之間的衝突似乎的確成為當代國際衝突的主要形式。在南聯盟的科索沃和俄羅斯的車臣，種族之間的衝突以激烈的戰爭形式出現（註：麥克·賓洋：《宗教衝突帶來日益增多的傷亡》(Michael Binyon,"Religious Conflicts Take Growing Toll")，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2000年1月4日。）。
但是，亨廷頓把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絕對化，他看不到文化衝突後面的社會經濟原因。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文化是表達社會經濟利益衝突的載體（註：福勒：《下一個意識形態》(Graham Fuller,"The Next Ideology")，載《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1995年春季；馬扎：《文化和國際關係》(Michael Mazarr,"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Review Essay")，《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ly)1994年秋季。）。亨廷頓的理論還可能起到煽動不同文明之間發生衝突的作用。「文明的衝突提供的是一個危險的，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越是相信它，把它作為行動的基礎，它就越有可能變為現實。」（註：倪世雄、潘忠歧：《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第34頁。）亨廷頓也沒有能夠看到現實世界的另一層面，例如，辛格和韋達夫斯基所指出的，在動亂和紛爭之外還存在著和平和發展的趨勢及地區（註：在他們看來，當代世界由兩部分組成：西歐、北美、日本和大洋洲的和平、富裕和民主區域；前蘇聯和亞非拉大多數國家的動亂、戰爭和發展區域。和平區域內的國家，經濟上相互依賴，並分享共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國與國關係不受軍事實力的影響，即使出現利益衝突和矛盾，也會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動亂區域內的國家經濟落後，政局不穩，國與國關係處於動蕩、不安甚至戰爭的狀態（參見辛格和韋達夫斯基《真實的世界秩序》[Max Singer and Aron Wildavsky,The Real World Order]，查珊出版社1993年版）。）。
一些學者杜撰了「部落主義」和「新中世紀主義」這樣的概念來描述這些同全球化趨勢相對立的區域化運動和地區衝突。在他們看來，在權力向上集中，從民族國家轉向更大型的國際團體的同時，出現了權力向下擴散，尋求文化差異和族群身份標誌的運動，導致新的民族和種族的文化政治要求。這股思潮希望建立自己的獨特的文化社區，並形成類似種族或部落身份的文化政治信念。J.奈斯比特在其新《全球悖論》中，把這種現象稱為文化部落主義。他認為，全球性的經濟技術和思想力量使民族國家及其意識形態受到削弱；一國內部不同的社會群體，原有的語言、文化、宗教和種族傳統反而突顯出來，成為創造新社團的膠粘劑。
綜觀世界歷史，大大小小的種族和部落歷經數個世紀的衝突和聯合，終於組成100多個國家。在50年前，世界更進一步歸屬於兩個起高度統合作用的國家集團和泛人類的意識形態。隨著冷戰的結束，中世紀以來長期演化而形成的這個國際關係體系解體了。中世紀所特有的現象在那些過去被強迫整合而不是自然演化整合的地區，特別是在那些歷史上多事的敵對種族、宗教和文化接攘的邊緣地帶死灰復燃，政治分裂和衝突加劇了。這就是希伯萊大學丁·范克雷韋爾德所稱的「新中世紀主義」。中世紀的時代特徵是政治分裂和地方主義。20世紀90年代，冷戰的結束和蘇聯東歐集團的解體開啟了政治分裂的進程。民族意識的抬頭和民主化分權運動也促使地方主義和自治運動的興起。
可以看出，發生上述原因還包括：冷戰結束以後，原來對這些形式的衝突具有壓製作用的帶有國際主義和泛人類傾向的超級意識形態的解體，以及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勢力對現代化的反抗以及對現代性的抵觸，例如在伊朗、阿富汗和阿爾及利亞等。再次，是由於冷戰後又出現了一批國家，這些國家大都以宗教、種族和文化的差異性以及歷史傳統等為依據，從更大的政治實體中分裂出來。這種地區性分裂，一方面是西方建立在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上的政策的鼓勵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受到諸如民族自決和人權等這些理論的影響。
新中世紀主義在思想信仰上表現為原教旨主義的抬頭和從宗教寬容的立場上後退。在政治上體現為佔山為王和封建城堡主義，它強調狹隘民族和地區利益，主張政治分裂。部落主義認為不同種族和宗教集團之間的利益和衝突不可調合，因此拚命把異己的種族和宗教集團排斥於其居住地區之外。這種狹隘落後的意識往往還伴隨著一些為奪取權力而不惜把該地區投入大規模流血衝突的野心家的堀起。人類文明在這些地區似乎倒退到沒有現代國家法制的中世紀甚至原始時代。新中世紀主義和部落主義力圖以極端的手段來恢復其族群在經濟和政治現代化中失去的歷史上曾有的文化的、宗教的和種族的權利。這種思潮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趨勢相左，也違背左派國際主義傾向。從一定程度上來講，台獨勢力的興起也是受到了這股逆流的影響。
但是，這股逆流到21世紀初將減退。過去50年對約300年來的民族和宗教群體的跟蹤記錄表明，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民族戰爭的爆發，是從本世紀50年代開始的長期趨勢發展的高潮。冷戰結束后，制約這些衝突的兩大陣營分壘的國際關係體系的崩潰，使戰爭爆發出來了。1988年到1992年，在原蘇聯地區發生了十幾場新的民族戰爭，在南半球則出現了二十幾場民族戰爭。但是到90年代末，民族群體採取的常見戰略由武裝衝突變為一般政治鬥爭。基於民族的新抗議活動也由80年代末的每年10次減為1995年末的每年4次。科索沃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鼓動。從1993年到2000年民族自決戰爭的數目減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場分離主義戰爭通過談判得到和平解決，另有10場戰爭通過停火和持續的談判得到控制。基於宗教和民族的衝突與戰爭在世紀之交的減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一種新體系的形成。這個體系的原則是通過國家權力下放來處理分裂國家的威脅，通過承認群體的權利和分權來限制民族間為得到國家權力和資源而鬥爭，例如在北愛爾蘭出現的和平進程。在一些地區，如原南斯拉夫，則是在西方強國對衝突一方的強力支持下而獲得暫時解決的。
可以看到，當代世界歷史出現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新動向，造成這些新動向的最重要的力量是信息技術革命。信息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同300年前興起的那場造成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工業化浪潮相比。新的信息技術正日益使世界成為互相聯繫的整體，科技革命和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正給人類文明和國際關係諸方面帶來劃時代的變化。從短期來講，信息技術領域的發明創新所引起的產業革命和經濟全球化運動，正造成世界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重要調整。新一輪的世界財富的重新劃分已來臨，這對正致力於現代化的我國即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會。如果我們能夠抓住這次新的產業革命的契機，利用「后發的優勢」，我國將能夠在未來20年至50年內，從目前的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躍入新興產業發達的主要國家之列。這是一個需要我們開放而又勇於創新，並把握時機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