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科技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注：江泽民：《在第16届世界计算机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8月21日。）。的确，20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发生了重要变化：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通讯、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网络的运用使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及创造财富的方式也有了变化；国际关系领域内，二战后形成的两极世界解体；文化领域内出现了对近现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反思。在欧美，历史似乎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欧美学术界近来连篇累牍地讨论新时代的特征，预见它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深刻的变化。我们必须关注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动向，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本文仅是根据自己在欧洲的考察和研究，对当代欧美及世界其他国家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发展趋势及特点进行初步探讨。
一、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世纪之交，人类似乎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之中。基因技术的成功，使医学、生物学家们预计人类不久即使活到120岁，也仍旧像30多岁的人那样年青。微型移动电话将会变得像领带夹般大小，由声音控制，而无需键盘。普通手机将能带摄像传递功能。经济的增长将能摆脱通胀的传统模型。英国在1999年电子商务热中，涌现了14个亿万富翁。这14个人在1999年初凭借数台电脑，少量的金钱，创立了14家电子商务公司。到年底时，其公司股值已达上亿英镑。欧美报刊不断以诸如“因特网时代降临了”，“电子商务革命”通栏标题讨论信息网络技术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意义（注：斯密思和鲁谢：《因特网时代降临》(David Smith and Dominic Rushe,"The Internet Age Takes off")，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2000年3月12日。）。英国报刊上的一些文章甚至谈到乌托邦或许将要出现。
（一）信息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的大规模生产和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开启了信息技术的时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意义直到近几年才充分显现出来。这主要是由于从20世纪90年代起电脑在发达国家的普及和因特网在全球的扩张，成为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工具。近两年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因特网网民的急剧增加，标志着人类信息交流方式的划时代变革。人类正在进入网络时代，信息网络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使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增长形式成为可能。
新的信息技术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可以从美国企业设备投资中用于信息技术产品的开支比重逐年上升的情况看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企业界在设备投资中，用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产品的开支只占5%左右，80年代以后，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直线上升，1981年占15%，1992年达35%，到1997年已达50%。为更全面地反映经济领域内的变革，1999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30家企业组成成员新入选英特尔、微软、IBM和惠普4家信息产业，调出其经营能源、化工、轮胎和零售的传统产业。据美国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全球互联网经济的产值到2003年可望达到3万亿美元。
是否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是区别新经济和传统产业的重要标志。近两年，出现了企业网络化浪潮。网络经济是企业和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联系进行的经济活动，其中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占重要地位。国际互联网使企业和消费者在几乎所有的时间和地点连接起来。网络经济因而减少流动资金、库存和中间费用，使产品直达消费者，拉直了以往迂回的经济模式。它使消费者、供应商能够对互联网上的商品的不同价格进行比较，从而迅速使价格在竞争中向边际成本的方向下降。美国戴尔电脑公司就是利用国际互联网，建立了生产与销售的“直线模式”，甚至让顾客参与产品设计，了解其产品生产进展情况。通过网上销售，为顾客节省了资金，也降低了经营成本。戴尔电脑公司实现了平均每年销售额增长54%的“超增长”。它在未来几年内50%的商品销售将通过因特网来实现。目前该公司通过因特网取得的销售额，日平均达3000万美元。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通过因特网将销售、管理成本和总成本至少降低了20%（注：据估计，1998年全球因电子商务的应用而节约的成本达170亿美元，到2002年将上升到1.25万亿美元（引自李慎明《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成功地运用因特网使许多公司获取最大优势，摆脱了大量存货和从订购到付款的漫长周期所带来的财务负担。
美国的互联网产业1999年创造的产值超过5000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格雷迪·米恩斯和戴维·施奈德在《超资本主义》一书中预计，新的信息网络技术将使世界财富在未来10年内增长10倍。据估计，过去1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到50%是由源于硅谷的技术带来的。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也可以从目前世界上10个最富的人中，5个是经营新经济的这一事实看出（注：柏瑞斯福特：《电子邮件革命，英国亿万富翁的黄金时代》(Philip Beresford,"The E-Revolution,Boom Time for Britain's Richest")，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0年3月12日。）。为了推动网络革命，欧盟2000年3月在里斯本召开了“网络时代峰会”，计划进一步开放电讯市场，大幅降低上网费用，保证欧盟每个学校连网，每个教师受过IT训练。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这次峰会所制定的政策是多年来欧洲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他把这些措施看作是缩小欧盟同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上的差距，提升欧盟国家经济增长率和增加就业人口的重要步骤（注：卡索尔：《网络时代首脑会议同意欧洲电话业自由化》(Stephen Castle,"Dot.com Summit Agrees to Set Free Europe's Phones")，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2000年3月24日。）。
（二）移动通讯和网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20世纪末，在因特网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是美国和芬兰。纽约尼尔森媒体研究所的统计表明，45%的美国人口（1.23亿）已连网。自1996年不限时的固定月租费实行以来，目前美国每人平均每天使用因特网超过1小时。芬兰是世界上因特网最普及的国家，所有的学校、图书馆和青年活动中心，85%的中小企业雇员和所有的企业雇员都已连网、上网。英国在移动通讯上近两年发展迅速，约50%的人拥有手机。芬兰共有500万人口，目前80%的人有手机，1999年芬兰全国通过手机共发送出50亿条短信息。在赫尔辛基，手机已能够同公众场所的饮料自动售货机，录相放映机，停车场的打表机沟通，所购商品和服务费用通过手机自动记入个人银行帐户（注：参见斯密思和鲁谢《因特网时代降临》。）。英国已于2000年6月推出售价不到1000元人民币的普及型宽频带上网手机。芬兰在1999年秋季即开始了宽频带手机上网业务，凭借手机可收听国际新闻，股票交易所行情，办理个人银行帐户，订购飞机票等。到2002年，预计约1/3的西欧人将拥有宽频带上网手机。
美国现正在搞IPV6，地址数为2的48次方。从电脑网上找地址，过去用IPV4有40亿个地址，是2的32次方。网络发展计划现正在按全球家庭的数目及需要控制的开关数目来设计。届时全球所有的家庭及单位，任何通道门户、电器设备和仪器都可以从网上远距离控制。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移动通讯和因特网将深刻地改变城市的面貌，使大型超级市场逐渐过时。不久的将来，许多家庭甚至可以拥有小型的家用产品制造机，通过因特网获取产品的设计及制造程序，输入家用产品制造机，自动生产出诸如各种塑料成品。因特网也将改变政治程序，英国的报刊已在讨论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上的新的政治民主形式。虚拟大学、远距离教学、电子图书馆将使人类受教育的方式发生深刻的变革，现在的大学校园有可能成为历史。信息技术不仅指数据处理的通讯技术，而且也指对生物遗传密码的破译和利用的技术。新的基本技术不久将使人类的医疗卫生保健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人的创造及其生命周期都将受到基因技术的影响。
（三）信息技术革命正形成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当代世界，约占世界人口的15%的一小部分人提供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技术。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左右的第二部分人能够在生产和消费中采用这些技术，剩下的1/3的世界人口则与这些技术无关（注：J.萨克斯：《一幅新的世界地图》，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The Economist)2000年6月24日。）。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导致世界财富的重新划分，“发达国家具有信息技术优势……成为信息富国，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相对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当今世界，信息化水平差距……在进一步扩大”（注：江泽民：《在第16届世界计算机大会上的讲话》。）。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利用这次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而且正在成功地成为新兴信息产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从居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跃入中心地域。美国是新产业的核心技术产品生产国，而东亚则成为重要的硬件和配件生产基地。在某些领域，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已从中间集团升级为最高一级的技术创新者（注：参见J.萨克斯《一幅新的世界地图》。）。
东亚，包括中国在信息技术产品生产上正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彩电生产目前已位居世界榜首，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4，录像机占20%，DVD机占世界市场的19%。日本为46%，马来西亚为22%。中国台式电脑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2000年达9.6%，中国华南地区复印机和打印机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主板、扫描仪和监控器等个人电脑的生产约占世界的30%到50%。显然这最新一轮的“产业圈地战”为中国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了机会。工业化是以机器来代替、补充和扩展以往用手工来完成的体力劳动，而信息化则是以电脑去补充、扩展和替代用人脑去完成标准化的脑力活。正如机器改变了人类的文明方式，信息革命将引起人类文明的又一次深刻变革。对这次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我们需要充分地估计到。
二、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
对欧美正在形成的这个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国外学者见仁见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阿尔温·托夫勒把它称为信息社会。K.鲁滨逊认为是工业社会后的现代发展阶段。托玛斯·库恩看到社会的规范和模式正在变化之中，但尚未达到冲破旧框架的地步。丹尼尔·贝尔把当代社会称为后工业化社会，声称这是一个与过去历史时代具有本质区别的新时代。威廉·哈拉尔相信目前已出现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现实，其中的主要特征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已不再是劳动或资本，而是知识。信息知识却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它随着更多的人分享和发展而增多。因此，信息技术正在使民族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一种以合作和竞争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注：张新华：《信息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沈国明等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92-93页。）。
继以前把欧美发达国家称为“福利资本主义”后，美国驻法大使1999年在巴黎企业家沙龙的一次讲演中，提出所谓“民众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一词。他指出，今天美国很大一部分资本融于如退休金、合作基金以及其他集体所有制单位流动资本等，8000万美国人拥有各种公司的股权。这些资金进入投资市场，使美国资本市场上的资本总量约3倍于欧洲资本市场上的资本总和。英国一家报纸也提到目前在英国很大一部分资本也来自这些基金。2000年英国《泰晤士报》的调查表明，英国最富的1000人中，只有1/4是因为继承遗产而致富的。
认为目前有关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理论的另一要点是，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为降低，知识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就是所谓知识经济。《泰晤士报》2000年在一篇讨论新经济和信息时代的专文中调查了14个在1999年一年内成为亿万富翁的人发观，这些人都是依靠新观念和对信息时代的卓越知识，以及几台电脑和少量资本创业的。凭借少量资本和少数员工，主要依靠新知识和新技术去创造财富的公司还在不断增加。这就是所谓“超资本主义”或“非资本化模式”，特别体现在一些先进的、有名品牌的企业。它们依靠其网络技术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设计产品的知识和能力，获得大量定单。生产任务被交给其他厂商生产，而这些先进企业在扩大生产业务时却不用投入大量有形资本。欧美发达国家的这种后工业化，从世界范围来看是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发达国家的新经济部门中，基本的经济资源已不再仅靠资本、劳动或自然资源，而是靠知识创新。这是因为全世界急剧增加的财富使资本不再成为稀缺的资源。P.德鲁克把这称为后资本主义。贝尔也在他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声称在信息革命中价值的根源在于知识，而不是劳动，知识及其应用已代替劳动成为国民生产中附加值的源泉。阿尔温·托夫勒在他1995年出版的新书《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中断言，信息社会中知识正成为所有创造财富所必需的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要素，是一切有形资源的最终替代。信息革命推动的第三次浪源已开始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创造的途径、经济组织、公司结构、商业竞争的内容和竞争的方式，并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其中有些情况值得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
（一）“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影响，执政体制和产品分配的方式也有重要变化。近年来，欧洲学者和左翼政党领袖用“被驯服了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概念来描述当代西欧发达国家。英国工党理论家，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马奎德的《新思维》一书在追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时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是“被驯服了的资本主义”，政府不得不把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主义，同主张保障公民基本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注：参见大卫·马奎德《新思维》(David Marquand,The New Reckonimg)，剑桥1997年版。）。马奎德的论点当然是可以进一步分析批判的。
然而，20世纪末的欧洲同20世纪初的欧洲的确有很大差别。如果说19世纪是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付诸全面实施的世纪，那么从19世纪末叶起，“社会主义”思想就开始成为主导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另一思想体系。从西欧、北美、非洲到亚洲，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得不正视这一思想体系，并在不同程度上把其中的某些原则和思想付诸实践。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从启蒙运动后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站在劳动者和社会大众的立场上反对把追求利润作为社会活动的惟一和最高的目的，反对少部分人由于垄断资本及其他社会资源而占有很大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它提出了社会全体成员都应享有基本的劳动和生活的权利的理想和原则。
（二）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值得注意。瑞典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威格福斯强调，福利就是“社会主义”。在如何实现“公平和平等的分配并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挪威工党纲领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应当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并以民主为基础”。瑞典社会民主党反对“普遍社会化……因为它必然导致建立国家资本主义”。他们相信私有制具有大量的刺激性因素，能够使经济高速发展。该党1990年的纲领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行不在于改变表面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它可以通过改变对生产和生产成果分配的决定权来实现。也就是说在不改变形式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通过国家立法手段对所有权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注：参见向文华《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188页。）。这些构成了北欧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
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执政权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等所谓“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如英国工党从20世纪初就开始推行有关劳动保障的法律。二战后，随着左翼政党在西欧政治舞台上逐步居于主流派地位，西欧大多数国家全面推行从“摇篮到墓地”的社会福利政策。目前，在北欧是由社会民主党，在意大利是由前“共产党”组阁。按政治倾向，而不是按国家组党的欧盟567个议员中，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占198席；其他左翼政党，如欧洲统一左派党团占31席，自由民主党和改革党占52席，左派绿党占26席。像英国保守党这样的右翼党团并不居主流地位（注：萨德：《欧盟简史》(Philip Thody,An Historical Imtroduct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伦敦 1997年版，第78页。）。欧盟的许多立法，左翼倾向非常明显，例如欧盟的关于临时工每年也应享有1个月以上的带薪假期，这比英国的劳工政策更注意照顾普通劳动者的利益。
目前，西欧国家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了开支巨大的社会保障体制。在人们失业、工伤和退休的时候，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提供与他们在此之前的收入相接近的保险救济金。西欧福利国家在这方面的开支约占GNP的44%，其中英国的福利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瑞典和丹麦约占53%，其比例最高，其国内居民的收入差距最小，社会治安也最好。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政策的推进，可以从经合组织成员国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的攀升显示出来。此项开支在191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到1937年占23%，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升至43%，1996年升至46%。
20世纪70年代，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对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修正，其中英国工党的修正最多且影响最大。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选票。1995年，工党特别会议修改了一直被看作是工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的党章第4条。1917年写入的党章第4条主张保证劳动者获得其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公有制原则，使民众控制企业与公共事业。新党章不再主张实行大规模国有化，并肯定市场在创造国家财富上的作用。英国工党的新政策强调，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必须注意提高经济效益。工党还主张扭转过去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改变无条件实行社会救济，而提倡自救型生活补助。从1999年起，工党政府开始废除免费大学教育的制度，要求学生每年交纳1000英镑的学费，对失业救济金和最低福利生活费的发放也附加了一些新的条件。但工党政府不可能在拆散福利制度时走得很远。2000年，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败绩已迫使工党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走向。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在法国和西班牙得到了响应。但是，这些新政策并不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否定，而是作某种修正。
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实践的挑战
20世纪末叶，人类社会生产力及其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性通讯网络的出现，使地球上的很大一部分人共享经济资源和文化知识。信息网络的全球分布使各区域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全球信息的支配，产生了超越国界的影响，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空间正被创造出来。信息网络的无国界特性使单个政府往往很难控制一国内部思想和观念的传播。世界各地区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使一个地区的经济波动影响到另一地区的国家，使国家不再是控制本国经济的单一力量。正在形成的人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概念受到挑战，国家的职能受到限制（注：参见约翰·赫夫曼《超越国家》(John Hoffman,Beyond the State:An Introductory Critique)，剑桥1998年版。）。
（一）人类社会进化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许多问题必须从全球的角度加以认识和解决。例如，全球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各国共同采取行动，民族冲突需要国际社会站在公正和中立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去解决。
（二）超国家的国际组织的权限和影响增强，例如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世贸组织、海牙国际法庭等。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超国家组织往往干预原属各国内政的事务，并制定和仲裁各国必须执行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各国的经济立法、管理，甚至执法部门正在相互结成世界性的网络结构，发挥着“世界政府”的某些职能（注：德鲁克：《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Peter Drucker,"The Economy and The Nation-State")，《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7年9、10月。）。这也是所谓的“权力转移”：国际关系中的非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团体、跨国公司等，正在分享各国政府的权力，过问各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注：参见倪世雄、潘忠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载沈国明等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23、24页。）。
（三）区域性合作的发展正形成一些多国家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实体和联盟，例如欧盟。欧盟制定的许多政策，成员国不得违反，欧盟正越来越向着一个欧洲合众国的方向前进。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区域性的经济实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让位于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联合体概念。
（四）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各国经济的相互影响日益增强，并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思想、资本、技术和产品的流动正越来越少地受到边界的限制和国家政府的干预。各国的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正在由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效益前纷纷解体（注：参见伯利和勒曼《为全球化大声辩护》(David Perry and Jean-Pierre Lehmann,"Speak up for Globalization")，《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0年6月4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职权，一国政府越来越难以使本国货币成为可靠汇率手段、结算单位和储备资金。全球化为跨国公司打开了避税的大门，跨国公司和电子商务的出现使一国政府越来越难于向企业征收到应征收的税款。二战前，美国联邦公司税收占全部税收的1/3，现在公司税只占全部税收的12%。在欧盟，从资本收入和个体户收入中所征的税额从1981年的约占总税收的50%降至1994年的35%。而征税既是一国政府的主权，也是政府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如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教授所描述的那样，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人轻点鼠标，就可以把大笔大笔的资金从世界的一端传到另一端。目前，世界上500家大公司操纵全球1/3的国民生产总值和3/4的世界贸易。世界很大一部分权力正从政治家手中转向跨国公司董事会。
（五）在许多国家内部，地方性民主自治趋势增强，使中央政府的职能和权限缩小。例如在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都有自己的议会，越来越具有国家才有的某些机构。这种强调地区性自治的运动，欧洲其他地区也在出现。
以信息革命推动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并不相同。资本帝国主义有一个目标明确的概念，即试图把一种社会制度从某个政治经济中心向全球推进。全球化的含义却在于全球各个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是各个地区经济和文化实践的结果。但是，在这样一个似乎自然的进程中，那些在经济和信息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仍然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应当看到，现代国家的概念和当代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形成不过是近500年的事，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列宁也谈到国家将会逐渐消亡。尽管如此，说当代已处于“后国家时代”仍嫌太早。目前，上述刚出现的发展趋势正被某些强国用来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依据。这是我们在迎接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挑战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在现阶段，当公正的国际社会经济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时，国家的概念仍是一国维护自身权利的理论依据。国家仍应当是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行为体。
四、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国际冲突新格局
冷战后，旧的世界秩序瓦解，欧美学者纷纷探讨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提出各种世界新秩序的模式。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和操作原则正处于500年以来最深刻的反思之中。500年以前，国家开始作为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单位确立起来，而现在许多人认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回答的时候了：“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47页。）显然，几百年来的国际关系体系的最基本范畴已被置于反思和重构。这主要是因为当代国际关系正出现重要的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分散，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全球化。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走向受到两大互相冲突的势力的影响：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注：约瑟芬·奈：《理解国际冲突的理论和历史：导论》(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roy)，哈柏·科林斯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剑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克拉克就写到，全球化和地区分裂是后冷战世界两大主要的发展趋势（注：英·克拉克：《全球化和地区分裂：20世纪的国际关系》(Ian Clark,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基辛格的两极和两大区域模式是很有影响的两个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亨廷顿认为，后冷战世界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或政治经济，而在于文化。最普遍和最危险的冲突已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贫富或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宗派主义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认同感是冷战后一个主要冲突的根源（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页。）。亨廷顿把世界划分为七八种主要文明，并断言大规模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文明断裂带两侧的集团为争夺土地和制服对方进行斗争。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的国家在经济领域相互竞争，并为控制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推行自己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而斗争。亨廷顿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他似乎以当代国际冲突的许多事件为其经验性证据。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从原南斯拉夫波黑、塞浦路斯、几内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苏丹、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在穆斯林世界同基督教世界接壤的边陲地带，冲突和战争不断。不同宗教群之间的冲突似乎的确成为当代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在南联盟的科索沃和俄罗斯的车臣，种族之间的冲突以激烈的战争形式出现（注：麦克·宾洋：《宗教冲突带来日益增多的伤亡》(Michael Binyon,"Religious Conflicts Take Growing Toll")，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2000年1月4日。）。
但是，亨廷顿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绝对化，他看不到文化冲突后面的社会经济原因。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文化是表达社会经济利益冲突的载体（注：福勒：《下一个意识形态》(Graham Fuller,"The Next Ideology")，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1995年春季；马扎：《文化和国际关系》(Michael Mazarr,"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Review Essay")，《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ly)1994年秋季。）。亨廷顿的理论还可能起到煽动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作用。“文明的冲突提供的是一个危险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相信它，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它就越有可能变为现实。”（注：倪世雄、潘忠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第34页。）亨廷顿也没有能够看到现实世界的另一层面，例如，辛格和韦达夫斯基所指出的，在动乱和纷争之外还存在着和平和发展的趋势及地区（注：在他们看来，当代世界由两部分组成：西欧、北美、日本和大洋洲的和平、富裕和民主区域；前苏联和亚非拉大多数国家的动乱、战争和发展区域。和平区域内的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并分享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国与国关系不受军事实力的影响，即使出现利益冲突和矛盾，也会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动乱区域内的国家经济落后，政局不稳，国与国关系处于动荡、不安甚至战争的状态（参见辛格和韦达夫斯基《真实的世界秩序》[Max Singer and Aron Wildavsky,The Real World Order]，查珊出版社1993年版）。）。
一些学者杜撰了“部落主义”和“新中世纪主义”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这些同全球化趋势相对立的区域化运动和地区冲突。在他们看来，在权力向上集中，从民族国家转向更大型的国际团体的同时，出现了权力向下扩散，寻求文化差异和族群身份标志的运动，导致新的民族和种族的文化政治要求。这股思潮希望建立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社区，并形成类似种族或部落身份的文化政治信念。J.奈斯比特在其新《全球悖论》中，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部落主义。他认为，全球性的经济技术和思想力量使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受到削弱；一国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原有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传统反而突显出来，成为创造新社团的胶粘剂。
综观世界历史，大大小小的种族和部落历经数个世纪的冲突和联合，终于组成100多个国家。在50年前，世界更进一步归属于两个起高度统合作用的国家集团和泛人类的意识形态。随着冷战的结束，中世纪以来长期演化而形成的这个国际关系体系解体了。中世纪所特有的现象在那些过去被强迫整合而不是自然演化整合的地区，特别是在那些历史上多事的敌对种族、宗教和文化接攘的边缘地带死灰复燃，政治分裂和冲突加剧了。这就是希伯莱大学丁·范克雷韦尔德所称的“新中世纪主义”。中世纪的时代特征是政治分裂和地方主义。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开启了政治分裂的进程。民族意识的抬头和民主化分权运动也促使地方主义和自治运动的兴起。
可以看出，发生上述原因还包括：冷战结束以后，原来对这些形式的冲突具有压制作用的带有国际主义和泛人类倾向的超级意识形态的解体，以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反抗以及对现代性的抵触，例如在伊朗、阿富汗和阿尔及利亚等。再次，是由于冷战后又出现了一批国家，这些国家大都以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历史传统等为依据，从更大的政治实体中分裂出来。这种地区性分裂，一方面是西方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政策的鼓励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受到诸如民族自决和人权等这些理论的影响。
新中世纪主义在思想信仰上表现为原教旨主义的抬头和从宗教宽容的立场上后退。在政治上体现为占山为王和封建城堡主义，它强调狭隘民族和地区利益，主张政治分裂。部落主义认为不同种族和宗教集团之间的利益和冲突不可调合，因此拼命把异己的种族和宗教集团排斥于其居住地区之外。这种狭隘落后的意识往往还伴随着一些为夺取权力而不惜把该地区投入大规模流血冲突的野心家的堀起。人类文明在这些地区似乎倒退到没有现代国家法制的中世纪甚至原始时代。新中世纪主义和部落主义力图以极端的手段来恢复其族群在经济和政治现代化中失去的历史上曾有的文化的、宗教的和种族的权利。这种思潮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相左，也违背左派国际主义倾向。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台独势力的兴起也是受到了这股逆流的影响。
但是，这股逆流到21世纪初将减退。过去50年对约300年来的民族和宗教群体的跟踪记录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民族战争的爆发，是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长期趋势发展的高潮。冷战结束后，制约这些冲突的两大阵营分垒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崩溃，使战争爆发出来了。1988年到1992年，在原苏联地区发生了十几场新的民族战争，在南半球则出现了二十几场民族战争。但是到90年代末，民族群体采取的常见战略由武装冲突变为一般政治斗争。基于民族的新抗议活动也由80年代末的每年10次减为1995年末的每年4次。科索沃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鼓动。从1993年到2000年民族自决战争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场分离主义战争通过谈判得到和平解决，另有10场战争通过停火和持续的谈判得到控制。基于宗教和民族的冲突与战争在世纪之交的减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种新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的原则是通过国家权力下放来处理分裂国家的威胁，通过承认群体的权利和分权来限制民族间为得到国家权力和资源而斗争，例如在北爱尔兰出现的和平进程。在一些地区，如原南斯拉夫，则是在西方强国对冲突一方的强力支持下而获得暂时解决的。
可以看到，当代世界历史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动向，造成这些新动向的最重要的力量是信息技术革命。信息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同300年前兴起的那场造成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工业化浪潮相比。新的信息技术正日益使世界成为互相联系的整体，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给人类文明和国际关系诸方面带来划时代的变化。从短期来讲，信息技术领域的发明创新所引起的产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运动，正造成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重要调整。新一轮的世界财富的重新划分已来临，这对正致力于现代化的我国即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次新的产业革命的契机，利用“后发的优势”，我国将能够在未来20年至50年内，从目前的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跃入新兴产业发达的主要国家之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开放而又勇于创新，并把握时机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