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的前因後果

發表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 由 qianren

古田會議決議文件，留下了一連串閃爍的文字。

但是閃爍的文字前面還有一些隱晦的章節，後面還有駭人的血腥故事。

一，朱、毛之爭

1928年10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區召開，當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布哈林對會議決議有著重要的影響。他認為中國實際情況不允許中國工農紅軍集結成大股部隊，那樣容易被剿滅而且供給困難。布哈林說：「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 則會妨害老百姓的利益，會把他們的最後一隻老母雞吃掉，老百姓是不會滿意的」。根據布哈林的指示，中共中央於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要求紅四軍應有計劃地將主力分解為小部隊，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張按中央命令辦事，毛澤東則認為「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要中央收回成命。這封中央「二月來信」在紅四軍幹部中產生分歧。一部分人認為毛澤東不服從黨中央的決定，要求毛澤東只管黨務，不要管軍事。這樣，事情就延燒到紅四軍的領導權問題。

劉安恭是在蘇聯學成歸來的年輕幹部，做為特派員到井岡山傳達中共六大精神。他認為毛澤東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期間代替包辦了軍委的工作。「管得太多」，不但「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還代替了群眾組織」。批評毛澤東有「書記專政」，「家長制」的作風。劉安恭主張施行蘇聯紅軍的首長負責制。 認為建立軍委就是完善黨的組織系統。
劉安恭曾留學德國攻讀工科，與朱德在德國同時加入共產黨。回國后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轉去蘇聯高級步兵學校學習。他是一個資歷和才幹都能御眾的革命家。

朱德贊同劉安恭的意見，主張軍委與前委分清彼此的職權範圍，有利於工作的開展。毛澤東認為這從根本危及黨對紅軍的領導，關係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據地建設的重大原則問題。朱、毛兩人的對立態度導致爭論進一步升級，使紅四軍高層領導分歧公開化。

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改選了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毛澤東居然落選了，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只有林彪、譚震林幾個少數將領支持毛澤東，大多數黨員幹部站在朱德、劉安恭一邊。這是毛澤東在民主選舉中遭遇的刻骨銘心的一次失敗。以致毛澤東患上了纏繞他一輩子的民主選舉恐懼症。
　
1929年7月8日，毛澤東帶著懊惱的心情離開了紅四軍，與賀子珍一起到閩西養病去了。他同時提出要求到蘇聯學習，被列於赴蘇人員名單，然而終未成行。
陳毅對於朱、毛公開分裂這件大事，感到非同小可。以新任前委書記身份，繞道香港赴上海向中央當面彙報。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來、李立三權衡利弊，最後做出了決定：一，撤銷中央「二月來信」關於分散紅軍的指示。二，強調朱毛不可分裂，前委書記還是由毛澤東擔任。周、李、陳三人共同起草了新的指示。由陳毅帶回蘇區傳達，史稱「9月來信」。

1929年10月，二縱隊司令劉安恭在指揮戰鬥時中彈身亡。軍內抑制毛澤東專權的阻力大減。

1929年10月29日，紅四軍在古田召開第九次黨代表會議，遵照黨中央明確指示，重新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毛澤東對朱德等不點名的批評。決議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紅色史學家用毛澤東後來針對張國燾的一句話「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 來概括之。

批評朱德等單純軍事觀點，以軍事壓政治，擺脫黨的領導的錯誤傾向，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偽命題。不論是朱德、劉安恭還是陳毅，他們都沒有要擺脫共產黨領導的意圖。與毛澤東的分歧是究竟服從共產黨「前委」的領導，還是服從共產黨「軍委」的領導。換言之，是願意接受毛澤東做黨的領導，還是願意接受劉安恭做黨的領導。紅四軍幹部通過民主程序解除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組織程序是正當的。也與「絕對民主化」或「絕對自由主義」無關。

毛澤東奉行唯我主義。他依據形勢不斷製造一些唯我主義理論來擴張自己的權力。當他在黨內居高位時，強調黨指揮槍；當他在軍內居相對高位時，強調槍杆子里出政權，槍杆子可以造黨。（如遵義會議之後，張聞天任書記期間）。 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佔據了黨中央主席的最高職位而終其一生。從此「黨指揮槍」凝固為共產黨信條，並成為後世黨魁晨昏必誦的祖傳家訓。今天這祖傳家訓有著特殊功能，用來對抗軍隊國家化的民主潮流，置軍隊於黨衛軍的地位——或者獨裁者私人衛隊的地位。

二，古田會議之後的血腥

毛澤東經歷了權力失而復得的風波，讓他也意識到黨內軍內有一股危及自己地位的勢力，令他惴惴不安。

讓毛澤東掃清黨內異己的國際氣候很快到來了。

1928年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對中國土地革命做出了「中立富農」的指示。布哈林認為富農是農村的資產階級，要把他們和地主階級區別開來，不能對富農的土地、財產採取沒收清算的政策。布哈林對於蘇聯的富農階級也有同樣認識，他鼓勵富農發展農業生產，以解決蘇聯緊張的糧食問題。
時間相隔半年，1929年4月，斯大林公開點名批判布哈林，指責布哈林走「富農路線」，明確認定富農是蘇維埃的敵人，要實現農業集體化必須消滅富農。斯大林把富農分為三類處理：對富農一部分槍斃，一部分流放到西伯利亞，一部分驅逐到本州荒涼地區。到1932年底,被消滅的富農有110-120萬戶。 斯大林強制農業集體化和消滅富農的政策，直接造成蘇聯的普遍大飢荒，餓死600－800萬人——這是后話。
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發來《關於農民問題》的信。推翻布哈林「中立富農」的政策，批評中共六大「犯了最重大錯誤」。要求中共「堅決反對富農」。9月1日中共做出《中央關於接受共產國際對於農民問題之指示的決議》，要求「把富農從農民組織，特別是黨的組織中與蘇維埃政權內驅逐出去。」
「反對走富農路線」成為毛澤東可乘的一股西伯利亞風。

1930年2月，紅四軍「前委」擴大為「總前委」，統領根據地全部紅軍。毛澤東趁勢大力提拔他的親信，比較顯著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劉士奇——毛澤東的連襟，賀子珍之妹賀怡的丈夫。劉士奇被任命為20軍政委和贛南特委書記，實際上是監控李文林的地方黨政和軍隊；另一個人是李韶九。李韶九生於江西嘉禾縣城一個流氓惡霸家庭。李韶九在衡陽中學讀書時，因為品行不端被開除學籍，遂棄學從國民軍，在南昌起義時被俘轉而參加起義。到革命根據地后，遇上了伯樂毛澤東，不到一年提升了4次。1930年11月，他兼任了極為重要的紅軍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一職（軍級），成為毛澤東為剷除異己在內帳預先埋伏的刀斧手。

毛澤東1930年12月5日，給李韶九及江西省後援委員會的信中指出:『滲透入黨內地主富農分子要舉行大規模叛變。此問題在贛西南異常嚴重，必須堅決鎮壓下去…… 」
信中列出一串即刻逮捕和審訊的AB團骨幹分子。並且命令李韶九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要從這些線索中挖掘到更重要的罪犯。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帶著12軍一個連士兵急行軍趕到江西省行委門口，假裝借宿，然後突然捆綁了段良弼、李白芳、劉萬清、任心達、謝漢昌、金萬邦、馬銘和其他9人。審訊很直接，「你參加了AB團，是招還是還是不招？」
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煤油燈芯燒燙身體、拔指甲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
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李白芳、馬名、和周冕三人的妻子來探問，李韶九把她們也一同逮捕。剝光她們的衣服毒打。還用釘子釘手掌，煤油燈芯燒她們的陰部，小刀割她們的乳房。 逼問同樣的問題。
審訊人首先點出一個人名，讓受刑者指認是罪犯的同謀，這樣，經過三天的審訊，所有省委負責人都當作AB團一個個挖出來了。很快槍斃40人，關押120人。

二十軍團174師政委劉敵被指控為AB團。劉敵用長沙話和李韶九套鄉親，取得李韶九信任被釋。劉敵轉身集合174 團，12月12日包圍了李韶九的行刑隊，逮捕了李韶九，曾山得以逃脫。劉敵解救了謝漢昌等一批人。這些飽受折磨的人們在富田召開大會控訴被毒打經 過，展示受刑傷痕，引起戰士極大憤慨，喊出了「擁護朱、彭、黃，（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打倒毛澤東」的口號。為了避免紅軍之間火併，二十軍脫離與其他紅 軍部隊接觸，開赴永陽，自己開闢新蘇區。倖存的贛西南幹部以省委名義發出9號緊急通告。緊急通告說：「毛澤東早已策劃反對江西布爾什維克黨，並正設法陰謀陷害江西黨的一切負責同志，按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革命鬥爭，以實現其美夢，成為黨的皇帝。這就是富田事件的原因。」

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最初負責處理富田事件，他認為是黨內鬥爭處理不當而導致激烈化的結果，對於前委的過火決策做了批評，同時主張給主持兵變的幾人開除黨籍處分。 項英通知二十軍幹部到蘇區中央局出席會議。希望通過組織調解平息衝突。沒有料到此時上海中央權力更迭，王明取代了李立三，傳令撤銷項英的代理書記職務。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1年3月28日作出 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奉命報到參加會議的二十軍幹部隨即遭到逮捕，劉敵等馬上被槍斃。當時在前線剛打了勝仗的二十軍官兵，突然被彭德懷部隊、林彪部隊包圍交械。毛澤東命令從副排長到正軍長的幹部700人全部處死，其中僥倖逃生的只 有2人，二十軍番號被取消。

毛澤東繼續在蘇區和軍隊擴大肅清「AB團」。一方面軍４萬多人查出了４４００名AB團份子，佔總人數的 １０％，這些人絕大多數被處死。肅清「AＢ團」的運動持續了２年多時間，總共殺了七萬多人。
毛澤東殺害紅軍數目超過蔣介石對於長征中央紅軍的剿滅數字。中央紅軍長征過程死亡人數估計4－5萬。

在這個歷史時期，王明以中央名義支持肅反運動，使得一度處於孤立地位的毛澤東氣勢反弱為強，李韶九重新掌握肅反委員會主任大權，掀起肅反第二次高潮，造成屠殺AB團規模更加擴大。

三，清醒的刀口，糊塗的腦袋

毛澤東自始至終十分清楚他的奪命刀砍向哪裡。他要消滅黨內軍內的反對派，殺人立威。李韶九明確說過，AB 團就是（毛澤東）「調不動，靠不住的軍隊。」 在毛澤東的眼裡， 罰不當罪、殺不該殺者極少。 蘇區指導「肅清AB團」的文件稱，「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這就是說一旦列入被打擊名單，你就得承認是AB團，否則一直用酷刑逼到你承認，讓你自己給自己豎起一塊斬決牌。
糊塗的倒是被砍頭的人，他們泣血申辯自己不是AB 團分子；自己雖然出身地富卻不是滲透到革命隊伍內伺機造反的異己分子；自己絕無背叛革命之心——並且做出種種姿態表達對蘇維埃的忠誠。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簡單道理：你永遠不能在一個存心栽贓陷害的法官面前，洗清你的罪名。

江西省行委和20軍為了表達自己反毛不反共的革命立場，派段良弼等人到上海中央申訴，並且攜帶打家劫捨得到的200斤黃金送給中央作黨的經費，捐出2萬元給蘇維埃紅軍學校辦學——這些表忠活動，因為拜錯神靈而毫無效果。

江西省行委發出9號緊急通告，控訴了毛澤東陰謀消滅江西幹部的罪行，描述了李韶九的慘無人道種種酷刑，卻批判毛澤東目的是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取消革命鬥爭」，其立論就已經謬誤。毛澤東左傾達到極端恐怖主義，說成「右傾」，難道他們還想搞一套比毛澤東還左的革命路線嗎？腦袋被砍了還埋怨刀子不夠快，這腦袋是夠糊塗的！

毛澤東始終唆使縱容李韶九嚴刑逼供的暴行，相反對屈打成招蒙冤者冷言譏諷。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里毛澤東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同志呢？」
這裡段、李、金、謝是指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常委段良弼、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秘書長李白芳、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金萬邦。除去段良弼去上海中央告狀未果失蹤外，其餘都被槍斃。毛澤東站在道德制高點為肅反的卑鄙殘暴手段辯護，反映了毛人格的另一面——虛偽、狡詐、冷酷。

四，歷史的毒素

肅清AB團是毛澤東對黨內同志病態的挾嫌報復。它不是肅反擴大化，而是無中生有、陰謀栽贓陷害。它在共產黨內造成的精神創傷至今未愈，它給中國文化注入的毒素至今還危害後人。

1，從此開始了「謊言治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發展到」謊言治國」。
為了打到政治反對派，羅織罪名、栽贓陷害成為正常手段。政治運動愈多，積累的冤假錯案越多。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維護毛澤東的正面形象。說真話成為共產黨的最大忌諱。控制宣傳輿論目的就是控制真相流傳。幾代領導沒有勇氣改變這種劣質黨文化，只有將錯就錯 下去，堅持謊言。共產黨的政治冤案，一沉就是數代。只有胡耀邦少數幾個人能站在專制輪迴圈子之外，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胡耀邦曾平反不少冤案，也立案調查「富田事件」，終因其下台而無公開結論。

2，黨內鬥爭法西斯化，藐視人權、泯滅人性走向合法化。共產黨本來是靠暴力鬥爭起家，毛澤東是善於煽動暴力運動的高手，但是他沒有學會如何節制使用暴力。最初肉體消滅、踐踏人權針對敵對階級。很快法西斯暴力解決爭端的方法內斂到黨內派別鬥爭。在共產黨執政之後，蔓延到中國文化、思想、教育諸領域。從延安整風、反擊右派分子到文化大革命運動，法西斯暴力或者紅色恐怖屢屢泛濫，被縱容發展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3、共產黨員去理想化的開始，一些共產黨員從血腥黨內鬥爭開始領教到，幹革命不是追求人類真理，不是挖掘歷史真相，而是琢磨在黨內鬥爭中站對了邊、抱對了領袖的大腿。利益高於正義——這種在共產黨建黨初期滋生的黴菌，今天轉而感染中華大地，腐蝕國民的靈魂。產生了一大批不管誰登基，就蜂擁捧場的一群馬屁文人、諂媚學者、捧場藝術家。

一些明白人奉行「莫談政治」的行為準則，和清朝末年「莫談國事」同曲同工。只是那時候的警告貼在茶館酒肆，今天的警告貼在膽怯的心裡。

五，「靖黨神社」當立富田

朱、毛內鬥——古田會議——肅清AB團——富田事變，它們是環環相扣的歷史事件。具有前因後果關係，撥動一環，牽動一鏈。

習近平率軍隊眾都頭到古田會議舊址朝聖，向毛澤東雕像肅立致敬。除去宣示黨魁要絕對掌控軍隊的意味，還有一層通俗含義：通過俯身為毛澤東擦皮鞋以昭示天下自己是毛政權的正宗繼承人。擦鞋儀式之後，他的歷史定位也就永遠不會超過毛澤東膝蓋的高度。

習近平本該去祭奠蘇區另一個地方，那就是富田事變的發生地。那裡依舊有幾萬啾啾冤鬼。
中華民族傳統死者為大，被栽贓冤死者更為大。如果幾萬被栽贓陷害的冤死鬼聚集於一處，那一定集結成一股死不瞑目怨憤之氣，上衝天罡，下透地獄。
就憑這7萬冤魂，共產黨就應該建立一座祭祀亡靈的廟堂。這廟堂如何稱呼呢？死者不是在戰場上英勇犧牲，也不是在刑場上慷慨就義，他們身為共產黨員，為共產黨的事業而奮鬥，又被共產黨所謀害。死的窩囊，死的荒唐，死的冤枉，死的慘烈而不壯烈。傳統「烈士陵園」名字顯然不妥—— 叫「靖黨神社」更為妥當。「靖黨神社」的不二選址就是江西富田。

習近平既然受之無愧地繼承了毛澤東的古田遺產，也要順理成章地接受毛澤東的「富田遺產」，儘管富田遺產是一筆巨大的負資產。先王之債，後主償還是自然的。

習近平可以採取不同方式對待這筆負資產。一是繼續裝聾作啞，賴帳到底；二是通過中央決議公開平反昭雪，清理毛澤東的罪行，立」靖黨神社」，平歷史冤案。
用前一種方式執政，習近平充其量也就是一個習後主；用后一種方式執政，習近平還不枉被《時代》雜誌稱一回習皇帝。
儘管中國現在已經不需要帝王了，如果用武力硬塞給中國人一個的話，一個皇帝的總比一個後主能開拓國人想象空間，讓國人得做且做中國夢。

11－16－2014

□ 讀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二三〇期（cm14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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