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天：習近平繼承毛澤東古田會議哪種精神？

　　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與部隊基層幹部吃「紅軍飯」，回顧戰鬥歲月，向毛澤東雕像敬獻花籃。

　　這是一件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事情。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是抓政法，是抓法治，接著在古田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抓軍隊，抓民主。

　　1927年10月三灣改編是紅軍建設的一個里程碑，1929年12月古田會議也是紅軍建軍史的一個里程碑。

　　當時紅軍正經歷了一次混亂，在如何建軍等問題上爭論激烈，甚至毛澤被迫離開了紅四軍，朱德在廣東東江打了敗仗，紅軍傷亡千餘人。這時軍內要求毛澤東回來的呼聲很高，陳毅也請毛澤東回軍，毛澤東堅持：「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隨便回來」。關注紅四軍的的問題，中央寫了「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做法，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

　　當時四軍軍內最大的問題是極端民主化，有人說毛澤東是「家長制」。毛澤東則認為「八月失敗」就是極端民主化造成的，一些重大事項朱德不行使指揮權，讓士兵委員會討論決定。紅四軍的八大開得不成功，也是「由下而上的民主」，開會就爭論半天，開會幾天，什麼事情也沒決定。

　　毛澤東回到四軍領導崗位后，1929年12月28日在上杭縣古田村召開紅四軍九大，即古田會議。會議決議由毛澤東起草。

　　毛澤東指出，所謂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黨內的主要表現是：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唯心觀點；非組織意識；個人主義；流寇主義；盲動主義。

　　《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脫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提出必須對紅軍進行建軍宗旨教育，劃清紅軍與國民黨軍及其他舊式武裝的界限，紅軍必須執行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

　　規定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會議規定，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必須健全連以上各級黨的組織，以建立黨的領導中樞。在黨內，應當「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嚴肅黨的紀律，反對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念，防止黨與軍事分離、黨不能領導軍事的危險。強調黨的政治領導，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紅軍的政治部和司令部是「在前委的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的關係，「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

　　規定了紅軍處理內外關係的準則。指出紅軍官兵都是階級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官長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的政治進步和生活狀況，特別應當關心傷病兵，給他們以優待;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堅決廢止肉刑，糾正打罵士兵等舊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長，自覺接受管理，糾正平均主義、雇傭思想等錯誤傾向。提出要加強對官兵的紀律教育，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愛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尊重地方黨和政府;加強瓦解敵軍的工作，實行優待俘虜的政策。

　　古田會議決議，還對黨的建設、思想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等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強調和要求。在黨的建設問題上，決議從組織建設和黨內教育兩個方面提出要求，強調必須健全各級組織，建立正確的上下級關係，「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了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 「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中國民主法制的特點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行政體制，不準搞分裂，不準搞獨立。這是中國民主法制與西方民主最大的不同。因此，西方至今仍處於民族獨立、宗教戰爭之中。而中國就非常好地消解了民族矛盾。關於中國的民主，毛澤東又總結為民主集中制。這種總結就是在古田會議完成的。

　　因此，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召開，就是要繼承毛澤東的民主集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