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憶：毛澤東時代的高層腐敗
《戚本禹回憶錄》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創辦《群眾反映》
1961 年底，我從天津調查回來后，田家英說，戚本禹工廠也了解了，農村也了解
了，主席又說他是好同志，那要給他做點重點工作。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龔子榮的部
下鞏若英告訴我，龔子榮也提出來，戚本禹這個人很優秀，要給加擔子。
田家英有個設想：現在最需要的是辦個刊物，把群眾來信和我們調查的一些重要情
況登在刊物上發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別人。他認為我寫東西行，能力也有
，就叫我去創辦這麼一個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設想和辦刊人選后，立即得到
主席同意。這個刊物很快就誕生了，取名叫《群眾反映》 ，由我當主編，刊頭是陳秉
忱寫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對黨內的特殊化。具體就是把高級幹部
中的貪污或作風上的事，把群眾給主席的來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況，以及我們在調
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況，摘要地登出來。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劉、周、朱等幾個人，
附送的就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及相關部門特別關聯人。一些專題問題，涉及具體部門，
也送具體部門負責人，如石油問題就送余秋里。
《群眾反映》是一個簡報，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時候一個禮拜出一期，快
的時候一兩天出一期。每期 20 來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幾份存檔。有時，一些
中央委員或者什麼特別的人要，經過批准也會給。 《群眾反映》一炮打響，它的文章
有的是群眾來信里有份量、價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們把同一問題綜合
起來寫出的評論。
正因為閱讀範圍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當時工交口一些很高級別
的領導經常大吃大喝，喝醉了還亂講話，群眾就寫信反映給毛主席，我們就把它登出來
了;有些省級的領導賭博，輸了錢還向秘書借錢，群眾反映上來，我們也把它登了。每
一期都能震撼大家。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辦這個刊物就是要讓人家看了一期就馬上想
看下一期。據葉群說，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幾天沒有出了，他就要問， 《群眾
反映》呢?那麼，大家為什麼那麼急著要看?我舉個例子：
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厲害，誰都不敢惹。譚震林當時是管農業的副總理，享受首
長特供，可是葛慧敏對特供還不滿意，還用首長專用的軍用飛機去農村採購活雞。帶活
雞是不能坐飛機的，葛慧敏就很強硬說是首長要的，非讓人家運。活雞是放在一個筐里
運的，下了飛機，要把筐還給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雞從筐里拿出來的時候，一失手，那
雞在機場里到處飛。這下問題大了，飛機場最怕這個飛的東西了，那雞萬一鑽到飛機的
發動機裡面去，飛機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衛趕緊去抓，結果一大群人就在機場裡面抓
雞，鬧了個大笑話。
機場寫信把這事反映到中央辦公廳來了。信到了我這裡，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
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這個人很小氣，在家裡把好東西藏起來不讓服務員碰，好吃的
也不讓服務員吃，還罵服務員。服務員就給毛主席寫信，秘書也寫了信，都告這個葛慧
敏，說她跟毛主席講的艱苦奮鬥、幹部要做榜樣距離太遠了。其實葛慧敏早就有名，她
喳喳呼呼的，中央領導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說過「譚震林是夫人專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綜合起來，寫了兩張紙，做了一個標題叫做「群眾對葛慧敏
同志的意見」 。我對譚震林實際也是有意見的，他把農業管成什麼樣子了?!搞浮誇，
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不都是他寫的報告嗎?首先他應該出來承擔責任。有困難了，他
自己又不艱苦奮鬥。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雞鴨，也是他同意的。這像話嗎?就是不是他同
意的，也該主動管一管的。
因為牽涉到具體的人了，登載前需要上級審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說，這個
東西要登出來，譚老闆可能會對你有意見(那時候一般不叫譚震林，叫譚老闆) 。田家
英說他也有這個擔心，但他對葛慧敏也是意見很大，她搞出這麼多不像樣的事，他也是
願意登出來的。我說，那就登了?他猶豫了一陣，說是不是再找一下龔子榮，他不批為
好。龔子榮當時是辦公廳的黨委書記，是總理那裡調來的。辦公廳大事是楊尚昆管，其
他的事都是龔子榮管。龔子榮跟譚震林沒有什麼特別關係，不會報復我們。我一想，算
了，不問了，登就是了。
登出來后沒幾天，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中南海都知道群眾告了葛慧敏的狀了
，都拍手稱快，見到我就舉大拇指，意思是說：你敢碰葛慧敏，好樣的!那時候，哪個
省委書記有個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報告反映，都登出來都不稀奇的。但這個葛慧
敏的丈夫是譚老闆，比省委書記都大，中南海群眾對她有意見，但沒有人敢碰她。譚震
林是書記處書記，自己也有一份《群眾反映》 。據他們說，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
在院子里大鬧，說《群眾反映》登的都不實。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興，連給她
家送飯的、打掃衛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氣了。
看了這個例子，就知道為什麼中央高層都要急著看《群眾反映》了，像林彪這樣的
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龔子榮那時候是支持反對特權腐敗的，對我也很好，要我學黑
老包(包公) ，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鐵面無私。他說，我們現在這個國家，就是少這麼
一個機構，把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辦的這個東西就取到了這麼一個作用。 《群眾
反映》創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會，當時就是龔子榮叫我以《群眾反映》
的身份去參加大會，在會上做記錄、寫反映。因為這些，我對他的印象是好的。不過，
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龔子榮與劉少奇的來往頗多，打倒劉少奇很多事情牽涉到他。汪東
興要打倒龔子榮，他就下台了。
習仲勛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
，專門調他來主管中宣部。習仲勛也是支持我大膽辦《群眾反映》的，不但支持，還派
了人來我這裡學習經驗。在我的工作日記上還記載著這樣兩件事：
《群眾反映》辦得好，中央領導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領導人，都要看這個《群眾
反映》 ，我相信，他們一般都是從正面去看，從正面去了解群眾的聲音，但恐怕到后
來，尤其是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來、主席批評了譚震林之後，有人就從反面去
看了，擔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屬有什麼情況也被「群眾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
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人被「群眾反映」了。諸如此類。因為我明顯感到很多人是很怕這
個《群眾反映》的。他們表面都對我很客氣，心底里卻對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領
導人過去就對我不那麼親近，現在怕我什麼事就向上反映更迴避我了。
毛主席痛恨腐敗，支持《群眾反映》揭露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
在《群眾反映》創刊前，中央辦公廳后樓研究室其實已經有一個《情況反映》 ，
是楊尚昆他們主持搞的，主席是經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創辦《群眾反映》的報
告送交上去后，主席還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 《群眾反映》出來后，毛主席也是
每期必讀，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批示就比對《情況反映》的還要多。這說明這分小
刊物的影響力很快就超過了《情況反映》 。我在還不知道這些情況的時候，曾去問林
克主席看不看《群眾反映》 。林克說，你不用問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
送一期主席就會來催問的。毛主席看到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飛機買活雞的簡報，也在上
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譚震林同志閱，請譚震林同志注意影響。毛主席是要譚震林自己
對葛慧敏進行教育。沒幾天譚震林就打電話給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見好好說嘛，
不能這麼整人」 。田家英推說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譚震林從此也和我結下
「梁子」了。後來在文革中出現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譚震林罵我、罵中央文
革，很大成分就是報我這個仇的，就是罵中央文革的話里他也帶著罵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敗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為什麼要支持辦《群眾反映
》這個刊物，還每期必讀，還經常批示一些文章。現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進城之前
，中央開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提出「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
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 「兩個務必」 ) 。毛主席還提出不許以個人名義祝壽、命名
。這些都是為了防止共產黨變質。歷代中國農民革命都最後失敗了，就是因為革命成功
之後農民領袖蛻變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是很典型的。這支農民革命軍
進了北京城，就把自己變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統治階級了。李自成自己沒有腐敗，但
是他沒有約束好大將牛金星、劉宗敏這些人。這些人都腐敗了，到處搶美女、搶金銀財
寶。據說 陳圓圓就是劉宗敏搶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佔了大房子，坐的是八
抬大轎，這就是當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來還就是個地主階級。蔣介石的國民黨高官，
雖然好像都是資產階級，好像有文化、有教養、知書達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
戰結束后，國民黨進了上海、南京，所到之處都是大搞「五子登科」 (車子、房子、票
子、女子、位子) ，結果民心喪盡，被廉潔、自律的共產黨趕到台灣去了。所以，毛主
席講，到北京是趕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萬不能走李自成和蔣介石的老路。那時候
，他在很多會議上都反覆重申這個問題的。
毛主席是不斷地號召，但總有幹部一進城就把毛主席的號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動放
松要求腐化變質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說過，毛主席責令羅榮桓處理過一批
已經變成了「牛金星」、 「劉宗敏」的軍隊將領。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
1952 年初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是在黨內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
義; 「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反行賄」、 「反偷稅漏稅」、 「反偷工減料」、 「
反盜騙國家財產」、 「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是直接反明著的資產階級的。在三反
中，毛主席頂住各種壓力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幹部、兩個功臣。在五反中，群眾
被發動起來了，資產階級的各種不法行為受到一次嚴厲打擊，一些罪行重大的還遭到處
決。這兩次運動的確純潔了黨的組織，但黨內腐敗並沒有就此絕跡。1954年暴露出來的
高崗腐敗變質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那只是高崗案附帶揭露出來的，不是高崗案
的核心。
其實黨內的「高崗」不止一個，而是很多。這些「高崗」也沒有因為高崗搞腐敗身
敗名裂就自己主動收斂。照我說，葉劍英也是一個「高崗」 。高崗功勞很大，主席很
器重他;葉劍英救過中央，功勞也很大，主席還感謝他。但葉劍英是公子哥兒，風花雪
月不斷，換老婆太多。這個比高崗還不像話，高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純道德問題，而
葉劍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問題遮蓋起來了。葉劍英離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記不清
。1957 年黨校輪訓，他愛人也在黨校，是我的同學，她姓趙，那時還很漂亮，他就不
要她了，葉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時就大罵葉劍英「老不死的，老東西，玩弄婦女，老
不正經，好話說盡，他很會……」。還有很多難聽的話!毛主席不會不聽到一點葉劍英
的事，但沒有人出來揭發，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麼樣。否則，在現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
席迫害老革命案?葉劍英家裡沒有全家福，後來離婚，也亂搞，大概是糊塗了。高崗要
放在文革也是資產階級、走資派，而葉劍英就是資產階級，就是走資派。總理卻是支持
葉劍英的，這是為什麼，我是有點不理解。
在困難的時候，社會和人的陰暗面更容易暴露出來。現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難
時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這本來是一種示範行為，要求黨的領導幹部，嚴於律己，要
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而且 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興調查之風，一個目的也是要黨的干
部更加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範了，調查之風也起來了，很多人還是利用自己的特權，拚命想
辦法來享受。像《群眾反映》登載出來的工交口乾部大吃大喝、省委書記賭博輸錢后要
秘書向公家開銷賬目、譚震林和他夫人用飛機運活雞這些事，都還只是被群眾檢舉出來
的情況，實際的情況比這些要多，甚至還要嚴重。當然，實事求是地說，由於毛主席一
直是堅決反對黨內腐敗，並且進城后就在不斷對腐敗問題進行各種各樣的打擊，當時黨
內的腐敗、特殊化，總體看的確還不是很嚴重。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當時歷史
條件下，在老百姓的眼裡，就和現在貪污幾千萬是差不多嚴重了，是很大的事兒。所以
毛主席對這類事情是不姑息的。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是秘書室機要室主任。他那時經常打著主席的旗號
，用主席的名義搞女人，他要搞哪個女人，就對人家說「毛主席要找你談談話」，把人
家女的騙走。這是李銀橋告訴我的，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但根據當時的各種事情來
看，我相信李銀橋沒有瞎說。後來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來了。他的
機要室調來一個很美麗的女孩，他就佔為己有。他私自調車，也沒有請假，把女孩帶到
天津去偷偷過兩天，回來的時候車壞在路上，他要路過的卡車拉他，又不敢說自己是中
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車隊用車記錄，他調車走了，說是去天津送文
件。中央電話打到天津，天津說葉子龍沒有來送文件。葉子龍是主席機要室的主任，失
蹤了。這事就大了。是不是國民黨特務乾的?中央和天津那邊就都警惕起來，天津那邊
就派出大量警力，從天津搜索到北京這邊來，結果在一個路口發現一輛壞車，一個司機
，另外一男一女共三個人。經核實就是葉子龍他們。他沒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沒有
任務，事情就這麼敗露了。後來主席要求整他的風，其他人揭發，就整出了葉子龍很多
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對這些事當然是很不高興的，就把葉子龍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
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銀橋、徐業夫。
葉子龍還曾偷賣一架蔡斯高級相機，那是一個外賓送給主席的禮品，主席又不拍照
，就叫葉子龍送給新華社，葉子龍沒有送給新華社，而是把它拿出去賣給了拍賣行。那
個時候，拍賣行的手續登記是很嚴格的，誰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級攝影家
看上了這款相機，或許他以為主人也是一位攝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誰，結果查
到是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葉子龍。葉子龍不是攝影家，怎麼會有這麼高檔的相機?他把
這事反映到楊尚昆那裡。楊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個半」之一，葉子龍卻從來都不把
楊尚昆放在眼裡，楊尚昆就利用這個機會搞葉子龍的名堂。
這個葉子龍也真是不檢點到極點，1962 年開春，毛主席派他帶人到河南信陽調查
那裡的餓死人情況。他去了，調查工作是敷衍塞責，大吃大喝卻是每場必到，更加惡劣
的是，一到晚上他就興緻勃勃，找姑娘，開舞會，不亦樂乎。這些情況林克反映給主席
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葉子龍光是搞女人，還只是一個生活作風問題，他也沒有
強迫人家，都是人家自願。而在信陽搞的那些事情則是很典型的官僚主義特殊化，是大
問題了;把公家的東西拿出去賣錢，則屬於嚴重的貪污行為，在當時也是大問題，若是
一般人最起碼是要給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甚至被拘留起來的。但他畢竟是長征幹部
，老資格，主席又很念舊情的，就只是把他從身邊調離了事。葉子龍也有回憶錄出版，
他光寫別人怎麼怎麼，可他自己的這些事一樣都不提。現在還有人說葉子龍 1962 年被
調離機要室是受到迫害，這哪裡是迫害?要說迫害，那就是楊尚昆迫害他。葉子龍從來
不把楊尚昆放在眼裡，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趕出機要室，他去找中辦楊尚昆，想某
個北京市委的副書記或者某個部委部長的位子，楊尚昆一面當面應著，一面轉過臉就罵
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結果給他弄了一個北京輕工業局的副局長。葉子龍嫌官小了
，楊尚昆就說，沒有處理你就不錯了，你還嫌官小。要說誰迫害葉子龍，那就是楊尚昆
，沒有別人。
譚震林、葉劍英、葉子龍他們這些人的這些事，我當時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
不知道的事還不知道多少。即使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在困難時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
劉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說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個衚衕
里蓋一個小別墅，他還說不行;第三次在懷仁堂後面搞一個大院子，嶄新的大花園，非
常豪華，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樣的，他才滿意。王光美住在那裡高興得很，每天要換三
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們夫妻經常出來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
服，很講究。劉少奇就是不懂馬列主義的，也許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頭馬列主義
，不想搞真正的馬列主義，因為真正的馬列主義不許搞特權。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秘
書揭發說： 「……困難時期，劉少奇吃螃蟹，吃一點黃，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們
拿來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劉少奇全家過這種生活，這是困難期啊!
至於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幹，但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
。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個小妾談戀
愛，離家出走了。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那個年代這是一種滅人倫的事，是孽子才幹的
。所以他後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到法國后他也沒勞動過。共產黨「講成分論
，但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 。鄧小平個人表現怎麼樣呢?右江起義開小差，置革
命成敗與眾多起義戰士的生命於不顧，卻說是去找中央彙報工作。這樣的一個人怎麼可
能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調「五馬」 進京，讓鄧小平當總書記，底下很多
人都不服，都認為他不行。我也是懷疑的，但參加過一次他的會議之後，我就發現這個
人是很厲害的，能抓問題的綱要。那次會議，李富春主持，我是會議記錄，會上要解決
的問題混亂一片，我都無法記錄，可鄧小平提綱挈領抓的幾個問題，就是全部問題的綱
要。這讓我大吃一驚。他是剛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關鍵問題，其中一個是剪刀差問
題。他說他知道農民是吃虧了，但現在問題還不能解決。他講出了為什麼不能解決的道
理。那次會議之後，我對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裡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變質那麼厲害，
1959 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毛主席、總理都很節儉，可是鄧小平的養蜂夾道還是大魚
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斷，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搓、摸、洗、泡什麼都有，改革后
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
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
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擊退了「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回潮風，不久又開始大張
旗鼓搞社會主席教育運動(四清) 、搞走資派。這是與黨內各級幹部居然在國家最困難
時期還在大搞官僚主義特殊化這一實際情形有密切關係的。主席在延安整風的時候，就
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來了防止腐化的問題，而且在進城的時候就再三講，連
警衛都知道，都記住了：我們進城是趕考，不要當李自成、劉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趕出
來的。
李自成的軍隊進城搶美女，搶金銀財寶，被人趕出來。這段歷史我後來也研究過，
郭沫若其實沒有怎麼詳仔講。主席是借他的題目發揮，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趕出來」
。但懂得主席深意的黨內幹部不多。那時主席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的理論，但是主席是按照這個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經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主席
曾說黨內沒有幾個懂馬列的人，我那時覺得主席講得過分，不以為然。劉少奇、周恩來
、鄧小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還有那麼多其他中央委員，那麼多人，怎麼就沒
有懂馬列的呢?是後來經過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這番教導的深刻。這也是后話。
本文選自《戚本禹回憶錄》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1、關於七千人大會的大會講話
就在我主辦《群眾反映》后不久，1962年1月，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龔子榮通知我以《群眾反映》主編的身份，列席參加這個大會。
七千人大會的主會場在中南海的懷仁堂。第一天在大會上講話的是劉少奇。不過劉少奇那天在大會上只是做了口頭講話，他代表中央向大會做的報告，是事先印發給大會代表的，並沒有在大會上念。
劉少奇在講話中閉口不談他自己在「大躍進」期間所做的事和所講的話。反而假借著某個地方的群眾之口講，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當談起責任的時候，他只是說，這些責任全都應由中央來承擔，卻絲毫不說他本人應該承擔什麼責任。這在當時會議的現場上就給人一個明顯的感覺，他把責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別是他講得激動的時候，一副慷慨激昂樣子，好像錯誤都是別人的，而他則是糾正錯誤的人。我當時在現場聽了心裡就覺得很不是個滋味。在劉少奇講話的時候，會場里到處都在竊竊私語地議論著，很嘈雜。
由於劉少奇的講話是口頭講話，後來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有個文件，裡面彙集了中央領導在大會的講話，我看了一下，劉少奇在會上說的那些尖刻的話上面都已經沒有了。
後來我知道，劉少奇的這種表現可以說是一貫的。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劉少奇也同樣是表現得很「左」的。當年毛主席寫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九篇文章里，就點了胡服（即劉少奇）的名的。可是到了延安整風的時候，他也是像個沒事人那樣的大批王明的「左」傾，一點不提自己在那個時候所犯的錯誤。後來在「五一六通知」通過以後，他就說「五一六通知」裡面講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就是朱德，在中央的會議上批鬥了朱德。
緊接著，第二天林彪就在大會上講了話。林彪那天的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當時林彪手裡拿著幾張稿紙，可他並沒有照著稿紙來念，而是脫開稿紙講的。林彪的聲音非常洪亮，一點都沒有生病的樣子。他前面說了幾句以後，緊接著他就講，不是毛主席犯了錯誤，是我們自己犯了錯誤。你說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沒有事先提醒過我們？都是我們沒有按照他的意見去做，所以才出現了錯誤，才遇到了困難。他說，刮「共產風」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們糾正的，虛報糧食產量也是主席首先發現了提出糾正的。接著他就說，歷史證明，凡是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們就取得成績，就取得勝利；凡是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我們就犯錯誤，就遭遇到困難。他這幾句講得鏗鏘有力，全場鴉雀無聲。我在現場聽了之後，所感覺到的效果要比後來看到的印成了文件的效果好多了，這與劉少奇講話時的會場氣氛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此林彪在黨內的威信就大為提高了。
過了幾天，毛主席在大會上作了講話。毛主席的講話照例是高屋建瓴，博古通今；他語言生動，詼諧幽默。把整個會場的氣氛都帶動起來了，會上所有人的情緒都隨著他的講話起伏跌宕，時而滿堂大笑，時而靜默無聲。毛主席講到，所有中央所犯的錯誤，都由他第一個來承擔責任，因為他是黨中央的主席。所有與會的人聽了無不為之動容。毛主席講話的主題是要加強黨內的民主集中制。
為什麼毛主席要在這個時候強調這個問題呢。建國十幾年了，前面幾年走得都很順。當時擔任黨和國家的各級的主要領導人基本都是從長期的戰爭中打出來的，他們中的好些人都是戰功卓著的，也有思想覺悟。但是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對於國家政權的運作，和組織大規模經濟建設都是沒有經驗的，對經濟管理和科學技術則可以說都是從一竅不通開始的，有的甚至連文化水平都還是很低的。他們有的只是戰場經驗和對部隊的管理經驗，最多也只是在根據地做群眾工作的經驗。但就是憑著這樣一股革命熱情和幹勁，他們也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硬是把這麼大的一個貧窮落後，千瘡百孔而且外部條件也極其惡劣的中國搞得欣欣向榮，蒸蒸日上。1956年召開「八大」，毛主席讓田家英給他起草開幕詞的時候，中心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在成績面前不要驕傲。經過了「大躍進」的高潮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低谷，這些在管理上、技術上缺乏經驗和知識的問題都充分地表現出來了。像在大躍進時期的「命令主義」、「瞎指揮」，有些表現不但是幼稚，甚至是無知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有意想把事情弄壞的，而是他以前在戰場上就一直都是這麼乾的。在戰場上，你違背客觀規律，那是會立見勝負，馬上就看到後果的。但在經濟建設中，你違背了客觀規律，那不是馬上可以知道結果的，可能要過些時候才會嘗到滋味的。所以，從「大躍進」到「三年自然災害」，給全黨包括毛主席都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不過，對於在「大躍進」時期的錯誤，毛主席始終認為，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好的，是要干社會主義的，是急於想讓國家擺脫經濟落後情況的。所以，當彭德懷在廬山會識上要把它提升到「路線鬥爭」的時候，就被毛主席認為那是企圖分裂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所以在七千人（在這個七千人當中，可以說絕大多數的不是紅軍指戰員、就是抗日老幹部）大會上，毛主席主要是強調了要加強黨內的民主，要克服官僚主義，要加強黨內的民主集中制。毛主席主動承擔了中央的第一的責任，也主要就是為了不過多追究底下人的責任，而讓大家從錯誤和失敗中總結出經驗教訓。
2、參加小組的討論
我是以《群眾反映》主編的身份列席參加會議的。同時，中南海后樓研究室的《情況反映》派了一個編輯，名叫王青林和我一起列席會議。我們兩個是可以任意到各個小組，參加旁聽他們小組討論的，因為這樣可以方便我們把所了解到的情況，及時地反映給中央領導。
由於安徽的問題多，在困難時期死的人最多，群眾來信也最多。所以我特別注意安徽組的討論，去參加他們的小組討論的次數也最多。在安徽小組的討論會上，我親眼看到，那些參加會議的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們，對曾希聖可以說是憤怒到了極點了，他們控訴他在大躍進中怎麼虛報成績，怎麼打擊迫害抵制他搞「浮誇風」的幹部；以及當後來發生飢荒的時候，群眾沒有吃的，都餓死人了，他又是怎樣下令封鎖消息，不讓上報；誰要是說了真話，他就殘酷打擊誰，不但把人家的職務一擼到底，有些還被打成反黨集團或反黨分子。那些縣委書記們在批判曾希聖時那個激動的樣子，簡直無法形容。有幾個人在說到激動的地方几乎就要衝上去和他拚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樣。都幾十年過去了，那個場景在我腦子裡還是清晰如當年。
我參加小組討論后，就把所聽到的這些情況，通過「情況反映」彙報了上去。劉少奇也知道了有關的反映，他聽說由於曾希聖本人也在小組討論的會議上，所以還有好些人不敢在會上發言。後來安徽小組再開會，劉少奇就不讓曾希聖去參加了。這樣在後來的小組會上，發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開除曾希聖的黨籍，送他去勞動改造。各個地、縣都有人提出這個要求，而且也沒人提出反對的意見。劉少奇知道了后說，這個問題大家不要講了，曾希聖對黨有特別的功勞，不能隨便開除黨籍，大家有意見可以講，但處理由中央來研究決定。
我從一些老同志那裡得知、曾希聖在長征時候是負責電台的，是他領導破解了國民黨軍隊來往電報的密碼。他這個人非常聰明，經常是別人破解不了的密碼，他都能破解出來。那時有人甚至開玩笑說，這個曾希聖一定是國民黨派來的，不然他怎麼什麼都知道？曾希聖後來是從部隊的情報部門調出來當省委書記的。這麼一個聰明人，而且又是老革命，怎麼餓死了那麼多老百姓他都不關心，還要把反對他搞浮誇的人打成反黨集團呢？可見一旦地位變了，人也容易變。
在七千人大會上，追查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是會議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毛主席在大會上說，對出現餓死人的省、市要進行檢查，並責成他們彙報對群眾生活安排落實的情況。如果哪個地方餓死人而隱瞞不報，或者看見群眾餓死而不管的，查出來要受嚴厲處分。他還再次強調：不準餓死一個人是我們的一貫政策。
在這次會議期間，毛主席就親自派了在他身邊工作的葉子龍、林克，去河南信陽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中央派了董必武（董老當時是中央監委書記）親自帶人去安徽調查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但是曾希聖想方設法掩蓋真相，聽參加會議的安徽代表揭發，當地政府把中央調查團可能要去的地方的挨餓的村民，都集中到幾個偏僻的村裡，每天供應他們一些稀飯喝，等中央調查團走了，才讓他們回去。而那些饑民們由於被集中了以後還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吃，所以也沒有什麼意見。這樣中央派下去的調查團，最後也沒有能把全部的真相都調查清楚。
在七千人大會一結束，中央就決定把曾希聖調離安徽，讓他到華東局去當第二書記，實際上是閑置了起來。中央決定調李葆華擔任安徽的省委書記。李葆華是個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他是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搞集體經濟的。毛主席對李葆華的父親李大釗是很有感情的，他親口對我們說過，李大釗是他的老師。後來在文革中，我和李葆華談過一次話，他說他當時在安徽搞的是「責任田」，不是「包產到戶」。他搞的責任田是集體的。他對「包產到戶」是加以限制和抵制的。李葆華一上任，就處理了原來曾希聖底下的一些人。李葆華的工作作風與曾希聖完全不同，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到了文革的時候，安徽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保李葆華的是「保守派」，可安徽的「保守派」力量很強大。而在安徽的造反派裡面，卻反而有很多是被李葆華處理過的原來曾希聖的那些人，他們在文革中也跟著造反派一起造起李葆華的反來了，可是安徽的造反派的力量始終很小。而毛主席在文革中也一直是保李葆華的。
在會議期間，我也去參加了幾次四川的小組會議。因為在1959年的時候我去四川種過糧，儘管四川在「大躍進」的時候也有「浮誇風」，虛報糧食產量，在困難時期也有餓死人的情況發生。但在最困難時期，四川還拿出了很多糧食支持其它的省市。
在大會期間，李井泉專門跑到我的辦公室來找我，他對我說：1959年，你們在四川作的調查是對的，我錯了。當時我還跟田家英爭論，被主席批評了。現在我已經給田家英道了歉。因為那個報告是你寫的，我也要向你道歉。李井泉是個老同志了，那時頭髮就已經都白了，他態度那麼好地來給我這麼個小幹部道歉，我當時是很感動的，對他的印象很好。在幾年後的文革中，我也沒有怎麼說過他不好。
3、調查各地餓死人的情況
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會以前就已經在做了，在七千人大會上，追查餓死人問題也是一個主要議題。會上有很多反映，許多人聽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衛員說，主席在讀會議簡報時，看了地方上的發言，眼中含淚，飯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這個餓死人的具體情況。當時先有個初步統計說餓死的人是三百多萬。主席說了，都不得隱瞞數字，不然要受嚴厲處分。後來叫大家放下包袱說實話，又報上來一些，再加起來就有四百萬。安徽最多，八十萬。
七千人大會是第一次對餓死人數字彙總。七千人大會之後，相關的調查更加細緻地展開了。
當時后樓研究室的綜合組，匯總了全國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材料。這件事是由陳麒章具體負責，王青林協助他，我剛去后樓研究室的時候也是協助做這方面的事，當時還有一個姓周的記者，也是個老幹部，他也一起參加了這項工作。我們的任務就是搞清楚，困難時期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因為這事正好是在1963年我寫《評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而且事情又是特別重大，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會是全國五級幹部大會，全國的縣委書記都來了。開過了七千人大會，全國的幹部都不怕講實話了，餓死人是過去的事，都知道隱瞞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就說了，誰瞞報就要受嚴厲處分；我們這時又特別向各地打招呼，統計數字要真實，誰不講真話要負責任的。那時，安徽曾希聖已經調離安徽了，他被調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虛報數字。安徽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聖不在了，安徽上報的數據也比較真實了。其他地方的上報數據也都比較真實。所以，1963年各地上報的數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個別地方實在很難統計出來，是用估計的。
我們所得出的數字，比七千人大會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600萬。我們打算向主席、總理報告600萬。但有一個姓曹的地委書記說，實際上恐怕還不止這些，因為有一些邊遠地區可能統計不出來，是估計出來的。我們接受了他的建議，在600萬的基礎礎上，增加了20%，這樣就達到720萬。事實上，到那個時候的氣氛完全都變了，誰都怕因為瞞報而受處分。有人提出在720萬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過800萬。所以最後上報總數是800萬。這800萬也是了不得的，當時我們心裡是很不好受的。漢朝末年的大災荒，死了2，000萬；抗日戰爭的死人總數是3，000多萬。而在和平時期，三年死了800萬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覺得，當時的調查報告是由綜合組根據各地上報的數據和材料經過反覆的集體核實，研究做出來的，是很嚴格的。如果說數據還有不準確的地方，那800萬隻會是多了，不會是少了。因為真正在邊遠地區，人煙稀少，而且可以當作食物的動物、植物又很多，所以餓死的人反而是少的。那個20%的修正值實際是放得太寬了，何況在這個放寬了基礎上又增加了80萬。
參加當年調查的人，有個叫靳耀南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委書記，我和他關係很好，在後樓研究室解散之後，我曾把他調過來當了我的秘書。他也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人，可惜現在已經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後人會知道一些相關內容，如果是這樣，就希望他的後人有一天能出來說話。
4、關於餓死人的時間和原因
一直以來，有許多人都錯誤地以為是大躍進辦食堂餓死了人。其實，辦食堂是不會餓死人的，只會撐死人。當然，這是造成了一定的浪費，但這些浪費根本不足以導致後來發生的飢荒。
1959年開春我到四川新繁縣去種試驗田，一有空餘的時間我就騎著自行車去周圍的農村搞調查，差不多把新繁縣周邊方圓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採訪了很多農民，他們都說，58年好啊，58年辦食堂，我們比賽吃，看誰吃的多，結果有人吃撐了，送到醫院，想拉開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來，結果肚子還沒有拉開，人就死了。這樣的事，我聽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說，撐死人的事還不是個別現象。
事實上，辦食堂是劉少奇首先提倡的，當然，主席也沒有反對，也出來講話表示支持的，這是實際情況。關鍵的不是食堂，現在的人不是都願意有食堂嗎？食堂省事、方便。可在當時也造成了很多浪費和一些負面的東西，這也是事實。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別叫田家英搞過一個關於食堂的調查報告，那是田家英唯一的一個他自己獨立搞出的報告。我曾經問過他對食堂是什麼態度，他說他是「維持派」。理由是，與其讓一些幹部貪污了糧食，還不如讓食堂把糧食統一管起來，統一管理起來了，農民多少還有點吃的。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把我寫的和田家英的關於食堂的調查報告，一起批給了大會。
困難時期的飢荒也並不是一下子突然出現的，是在1959年初開始露出苗頭的。那時，在我去新繁縣大豐公社種糧的時候，第一天吃的是乾飯，後來就越來越稀了。不是農民對我們不好，是沒有那麼多糧食給我們吃，不光一個隊這樣，各個隊就都這樣。農民說，我們沒去之前，他們都吃菜粥，還很稀，家裡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領點糧食回去。這就說明糧荒那時就開始出現苗頭了。我們工作隊下去，上面是撥了糧食給公社的，我們吃的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著吃得好一點、飽一點了。所以老鄉們是非常歡迎我們去的。但撥給工作隊的那點糧食是解決不了多大問題的，我到底下小隊裡面吃飯，都沒怎麼吃飽過。那時工作隊有規定，不能自己帶餅乾等乾糧下去，我們就偷偷帶點糖什麼的應急。
當地有些農民小青年，很喜歡聽我講故事，尤其是講歷史故事，他們覺得比他們聽過的說書還好聽。這些小青年來聽故事，總會把他們家裡好吃的帶點來給我們吃。記得有個女孩子，家裡很困難，但她還是每次都帶些東西過來給我們吃，她自己卻不吃。大家發現后，都不忍心吃她的東西了。
我們下去后不久毛主席來過電話，我估計田家英在電話里把我們看到的情況都給主席彙報了，他還告訴了主席1958年下面的糧食產量虛報嚴重。全國情況差不多，同期都有糧荒的苗頭。到1959年夏季收穫后，全國普遍出現瞞報產量、私分糧食的事情。這就說明事情在起變化了，全國真正開始出現糧荒了。新繁縣大豐公社黨委里那些人比較有頭腦，他們在大躍進的時候就是把一些糧食交給國家，一些卻放到公社的倉庫裡面保管起來。他們知道糧食產量沒有報的那麼高，有的農民把糧食種子都交了，到了開春，如果農民連種子糧都沒有了，那明年的生產就不能維持了。他們藏起來的糧食，一部分就是要當種子來春發給農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為公社儲備糧，用來對付糧荒。我們到大豐公社后不久就看見（不是公社告訴我們的），公社叫大隊的人到公社裡來，把公社的存糧往下運，那基本就是種子糧為主。1959年夏收之後他們又私下搞儲備，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瞞報、私分了吧。這個時期，糧荒雖然有了，卻沒有達到餓死人的程度。吃不飽又沒有餓死，關鍵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個儲備糧！公社在最關鍵的時候發點給農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農民家裡有病人了，還可以到公社去領一點照顧糧。此外，農民在自家的田梗上種的糧食是不交公的，歸自己，像葫豆（蠶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在達縣跑，實在累了就到一個小店買碗面吃。吃著面我發現有兩個人在等著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們是正經的農民，不是流浪漢。我邊吃邊問他們是不是找我有事、什麼事。他們說：「等你吃完了，我們喝點湯」。我一聽是這麼回事，就說：「這我都吃過的，不衛生」。他們說：「你一來，我們就注意你了，你不會有病的」。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當時，我還帶著一點糧票，就給他們買了一碗面，叫他們分著吃了，還給店主說多給點湯。我正這樣安排著，後面又來人了。我一看情況不對，我也沒有那麼多糧票和錢，就趕緊騎車走了。這事兒是都發生在1959年初。這就是說，這個時候，農民已經很困難了。據我後來向人打聽，像這樣的農民，去飯館喝人家剩下的湯水，主要是出於節省，還不是已經餓翻了。而且，這種情況也是個別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但與此同時我也見到，儘管四川的糧食已經很緊張了，自己都吃不飽，老百姓卻還把很多糧食用「雞公車」（一種手推獨輪車）推去火車站、碼頭，交公糧支持全國。
我從四川回到秘書室后，就收到了大量群眾來信、來訪，反映有餓死人的事。還有一些從中央辦公廳下放去河南、山東的幹部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幹部也來信反映說，他們那裡有很多因飢餓而患了浮腫病的人。這些情況秘書室馬上匯總後報送給毛主席。主席看了這些訊息，立刻和總理商量採取緊急措施，用軍車調糧給斷糧地方的群眾。
1960年夏，我去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的時候，常在星期天和廠里的工人一起去他們家，看到工人都比較困難，吃的是玉米、高粱，還吃不飽，但沒聽說有餓死人的，只是有個別得浮腫病。那時我們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夠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馬之江也得過浮腫。我聽說外地有餓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誇風的重災區，我在那裡種過試驗田，農民對我們很好，我對那裡是有感情的，就打電話給宋德成，問他四川有沒有餓死人的事。他告訴我：「別的地方有餓死人的，但我們這裡沒死人。這多虧了你老戚、田家英來了，我們得到了照顧」。我在四川的時候沒有親眼看到餓死人，老宋現在也說他們那裡沒有餓死人。我相信老宋說的話。
造成1959年開春后的糧食緊張和後來的大飢荒，一方面的原因是1958年很多糧食沒有收上來，豐產不豐收，因為農村很多壯勞力都去大鍊鋼鐵了，田裡人手不夠，很多莊稼都爛在地里了。這個情況我1964年在北京通縣搞四清的時候也得到了農民的證實。不過這還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個是遭遇了自然災害，一個就是「浮誇風」。
現在很多人不承認天災。其實當時北方發生大幹旱、南方出現大水災的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七分人禍」他不是用來推卸自己的責任而諉過於人的話，那應該指的就是「浮誇風」。可他自己和鄧小平卻正是這個「人禍」的主要責任人。
毛主席是黨內第一個提出要糾正和制止「浮誇風」的人。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就不斷講話，要求糾正左的錯誤。1959年春、夏之交，他寫了那個黨內通信，直接發到生產大隊支部這一級，並要大隊的幹部直接去給農民去講，要他們都來抵制高指標、抵制「浮誇風」。但我知道，全國很多地方都沒有把毛主席的信傳達下去，因為一傳達，毛主席批評他們了，他們就很難辦事了，四川省就是這樣的。我估計四川省就我們新繁縣傳達到了公社、大隊，這還是我們工作隊去傳達的。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把各個生產隊拉上線，接上有線廣播，連到公社。前面說過，開始是田家英親自去廣播站讀毛主席的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標準，當地農民不完全能聽懂，後來就選了個初中畢業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廣播員。她口齒很清楚，田家英還說要把她調到中央廣播電台來工作，當然後來也沒有調成。
「浮誇風」確實是造成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主要的人為的原因。瞎報糧食產量可是不得了，產量報高了，徵購就多了。報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也不算多，可你實際只有500斤，最多也不過800斤，那你怎麼辦？連帶種子糧全部交征還不夠，後果會怎麼樣？那不就要出餓死人的事情。
湖北王任重搞浮誇是最厲害的一個，征起糧來又是最厲害的。糧食都征走了，湖北的糧食都不夠了，武漢面臨了斷糧的危險。他就派人去把長江上從四川經武漢運往上海的糧食搶下來。後來上海把這事告狀一直告到主席那裡。
田家英與王任重的矛盾很大。田家英告訴我，那時王任重向主席彙報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兩個口袋裡準備兩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緒和態度決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傾向「糾左」，他就拿出糾左的材料來彙報；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來彙報。發生餓死人的主要年份是1960年。到1961年情況就有所緩解了，因為國家進口了很多糧食。但是肉食、雞蛋、水果還很緊張。當時蘇聯向我們逼債，為了還債，徵收了大量的農副產品。所以，市場的供應很緊張。
5、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出現的分歧
一個中央的工作會議，擴大到全國的縣級以上（當時又叫「五級幹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的幹部（包括一些重要的工礦企業和軍隊）一共七千多人來一起參加，這是建黨、建國以來所僅見的。這件事的本身就體現了毛主席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博大的胸懷，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偉的氣魄。現在有些人說什麼「七千人大會」是毛主席認錯的大會，那完全是胡說八道。
從1959年上半年開始，為了從1958年所刮的「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中走出來，毛主席就一直在考慮如何調整人民公社體制，提出要縮小核算單位，搞隊為基礎。毛主席是黨內第一個重視以小隊為基礎的中央領導。他好幾次在視察的時候向地方領導徵詢過意見，但他沒有說這是他自己的意見，而是說「有人認為如何如何」。是用一種徵詢意見的方法，他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那地方領導恐怕就會順著他說了。到1959年初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想法就基本形成了，只不過那個「隊」還相當於以前的高級社，即大隊。
在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主席提倡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說要讓1961年成為調查年。他親自下令讓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帶一個小組，到不同的地方繼續去搞農村調查。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廣州主持「三南會議」（西南、中南、華南），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即後來一般說的「農村工作六十條」。農村情況就開始大為改觀了。
1961年秋，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思想為中央起草了《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確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核算制度，並規定至少三十年不變。這個「隊」不再是大隊（相當於之前的高級社）而是「小隊」，相當於解放初的初級社，一般是10到20來戶人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制度，是在七千人大會上獲得通過並隨即正式下發全國農村的。
當時毛主席親自抓了三件事：縮小公社和生產隊的規模，取消農村公共食堂，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改變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一些幼稚的和錯誤的做法，使得人民公社這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體制，逐步得到了鞏固和完善。現在很多人一說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絕對平均主義」。這實際上是對人民公社制度從發生到發展再到完善的過程的不了解。實際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人民公社完全廢止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單位太大造成的過於平均的弊端。
到了1961年秋，最困難的時期實際上就已經過去了。我國農村在1962—1966年出現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長，糧食是平均每年增長260億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長600萬擔。這些現在都是有案可查的。
我記得1962年的時候，當年我在四川種試驗田的大豐公社有個幹部給我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上說：老戚，不要著急，我們現在這裡是風調雨順，一年就能把經濟恢復過來。我當時就把這封信選登在了《群眾反映》上了。沒有想到，毛主席在《群眾反映》上看到了這封信，非常高興，馬上把它批給了全體中央常委看。
在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毛主席就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給在一線的劉少奇來負責。可是毛主席前腳剛走，劉少奇後腳就在中南海的西樓召開在京的中央常委會議，（後來就把這次會議叫做「西樓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就推翻了七千人大會對形勢以及我們工作中的成績和錯誤所作的判斷。把形勢說得是一片黑暗。認為工作中的成績和錯誤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甚至也不是「三七開」，而是錯誤佔了主要的地位了。這些東西首先都是由陳雲提出來的。在文革中，總理要財貿口的領導與造反派批判陳雲，就把陳雲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拿出來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的看法當然也都是和陳雲的看法一致的。總理當時的態度也不是很明朗，好像是有些地方贊成，有些地方反對。後來毛主席把這種對形勢估計是一片漆黑的說法，叫做刮「黑暗風」。
其實對形勢作悲觀估計，主要的目的就是為實行「包產到戶」作輿論準備的。陳雲當時就是竭力主張「包產到戶」，甚至要「分田到戶」的，他說如果不搞「包產到戶」，那恢復經濟至少需要八年，搞「包產到戶」就只要四年。而劉少奇則更過分，他是堅決主張分田到戶的。這些也就是後來毛主席所批評的「單幹風」。
在七千人大會上，一些在大躍進期間因為反對「浮誇風」而受到錯誤打擊，以及在廬山會議以後又被錯誤地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同志得到了平反。這一來，連彭德懷都向中央寫了「八萬言書」，提出要翻案。這就是後來毛主席批評的「翻案風」。
6、圍繞「包產到戶」問題黨內展開的兩條道路的鬥爭
關於「包產到戶」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聖搞的，他1961年就已經在安徽做單幹試點了。當時主席聽說后也沒有完全否定它，只是說，你們可以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但是到了1962年，各個地方的單幹風越刮越大了。劉少奇的秘書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劉少奇的最重要的秘書。平時我們常碰面的，關係也挺好的。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都很少談論重要事情的，因為大家彼此心裡都明白，是「各為其主」的。可有一次我問姚立文，怎麼少奇同志老批那些「單幹」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對這樣搞的么？姚立文說，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志壓著，下面的呼聲還要高呢。
但實際上劉少奇不但是支持搞「包產到戶」的，而且他是主張要搞「分田到戶」的。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議，說下面調查的結果顯示，中國的農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只有給他們土地，他們才會有積極性。主席聽了十分生氣，斥責了田家英，認為他給自己做秘書做了那麼多年，都不知道什麼叫社會主義，還跟著人家後面跑。主席問田家英，這究竟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叫你來說的。是誰叫你來說的。其實主席說這個話，他心裡就已經是很清楚的了，這一定是劉少奇叫田家英來說的。可田家英當時還堅持說，沒有誰讓他來說的，那只是他自己的意見。毛主席就此對田家英徹底失望了。
圍繞著是否搞「包產到戶」所展開的黨內鬥爭具有前所未有的特點。之前在黨內發生的高崗、彭德懷事件，主要還是一些歷史恩怨和如何維護黨內團結、防止出現黨內的分裂的問題，並沒有往是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件事上發生爭議。而這一次的鬥爭則是關係到了究竟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單幹」的道路問題了。
毛主席很清楚，當時政治局常委的多數和他的意見不一致，如果在這個時候召開中央常委會或者常委擴大會，來表決走什麼道路這樣一個大政方針的話，他很可能會變成少數。這樣一來，主張「包產到戶」的那些人馬上就可以轉變黨的路線。其實，像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所考慮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個人權力問題，或者僅僅是個人的利益問題。那樣看問題的話，只是把問題庸俗化了。他們都是有著自己的政治抱負的，至於他們的抱負是不是正確，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來講，這絕非是單純的個人權力之爭，而是方向路線之爭。這並不是說他們不要權力，而是說權力是為路線服務。
這個時候，我深深體會到了毛主席駕馭黨內鬥爭的高超的藝術。他首先召開了由各大區，各省、市領導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召開中央全會作了準備。因為在那些具體負責地方工作的領導中，反對搞「包產到戶」的佔多數。
《戚本禹回憶錄》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創辦《群眾反映》
1961 年底，我從天津調查回來后，田家英說，戚本禹工廠也了解了，農村也了解
了，主席又說他是好同志，那要給他做點重點工作。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龔子榮的部
下鞏若英告訴我，龔子榮也提出來，戚本禹這個人很優秀，要給加擔子。
田家英有個設想：現在最需要的是辦個刊物，把群眾來信和我們調查的一些重要情
況登在刊物上發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別人。他認為我寫東西行，能力也有
，就叫我去創辦這麼一個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設想和辦刊人選后，立即得到
主席同意。這個刊物很快就誕生了，取名叫《群眾反映》 ，由我當主編，刊頭是陳秉
忱寫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對黨內的特殊化。具體就是把高級幹部
中的貪污或作風上的事，把群眾給主席的來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況，以及我們在調
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況，摘要地登出來。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劉、周、朱等幾個人，
附送的就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及相關部門特別關聯人。一些專題問題，涉及具體部門，
也送具體部門負責人，如石油問題就送余秋里。
《群眾反映》是一個簡報，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時候一個禮拜出一期，快
的時候一兩天出一期。每期 20 來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幾份存檔。有時，一些
中央委員或者什麼特別的人要，經過批准也會給。 《群眾反映》一炮打響，它的文章
有的是群眾來信里有份量、價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們把同一問題綜合
起來寫出的評論。
正因為閱讀範圍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當時工交口一些很高級別
的領導經常大吃大喝，喝醉了還亂講話，群眾就寫信反映給毛主席，我們就把它登出來
了;有些省級的領導賭博，輸了錢還向秘書借錢，群眾反映上來，我們也把它登了。每
一期都能震撼大家。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辦這個刊物就是要讓人家看了一期就馬上想
看下一期。據葉群說，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幾天沒有出了，他就要問， 《群眾
反映》呢?那麼，大家為什麼那麼急著要看?我舉個例子：
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厲害，誰都不敢惹。譚震林當時是管農業的副總理，享受首
長特供，可是葛慧敏對特供還不滿意，還用首長專用的軍用飛機去農村採購活雞。帶活
雞是不能坐飛機的，葛慧敏就很強硬說是首長要的，非讓人家運。活雞是放在一個筐里
運的，下了飛機，要把筐還給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雞從筐里拿出來的時候，一失手，那
雞在機場里到處飛。這下問題大了，飛機場最怕這個飛的東西了，那雞萬一鑽到飛機的
發動機裡面去，飛機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衛趕緊去抓，結果一大群人就在機場裡面抓
雞，鬧了個大笑話。
機場寫信把這事反映到中央辦公廳來了。信到了我這裡，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
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這個人很小氣，在家裡把好東西藏起來不讓服務員碰，好吃的
也不讓服務員吃，還罵服務員。服務員就給毛主席寫信，秘書也寫了信，都告這個葛慧
敏，說她跟毛主席講的艱苦奮鬥、幹部要做榜樣距離太遠了。其實葛慧敏早就有名，她
喳喳呼呼的，中央領導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說過「譚震林是夫人專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綜合起來，寫了兩張紙，做了一個標題叫做「群眾對葛慧敏
同志的意見」 。我對譚震林實際也是有意見的，他把農業管成什麼樣子了?!搞浮誇，
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不都是他寫的報告嗎?首先他應該出來承擔責任。有困難了，他
自己又不艱苦奮鬥。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雞鴨，也是他同意的。這像話嗎?就是不是他同
意的，也該主動管一管的。
因為牽涉到具體的人了，登載前需要上級審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說，這個
東西要登出來，譚老闆可能會對你有意見(那時候一般不叫譚震林，叫譚老闆) 。田家
英說他也有這個擔心，但他對葛慧敏也是意見很大，她搞出這麼多不像樣的事，他也是
願意登出來的。我說，那就登了?他猶豫了一陣，說是不是再找一下龔子榮，他不批為
好。龔子榮當時是辦公廳的黨委書記，是總理那裡調來的。辦公廳大事是楊尚昆管，其
他的事都是龔子榮管。龔子榮跟譚震林沒有什麼特別關係，不會報復我們。我一想，算
了，不問了，登就是了。
登出來后沒幾天，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中南海都知道群眾告了葛慧敏的狀了
，都拍手稱快，見到我就舉大拇指，意思是說：你敢碰葛慧敏，好樣的!那時候，哪個
省委書記有個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報告反映，都登出來都不稀奇的。但這個葛慧
敏的丈夫是譚老闆，比省委書記都大，中南海群眾對她有意見，但沒有人敢碰她。譚震
林是書記處書記，自己也有一份《群眾反映》 。據他們說，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
在院子里大鬧，說《群眾反映》登的都不實。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興，連給她
家送飯的、打掃衛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氣了。
看了這個例子，就知道為什麼中央高層都要急著看《群眾反映》了，像林彪這樣的
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龔子榮那時候是支持反對特權腐敗的，對我也很好，要我學黑
老包(包公) ，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鐵面無私。他說，我們現在這個國家，就是少這麼
一個機構，把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辦的這個東西就取到了這麼一個作用。 《群眾
反映》創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會，當時就是龔子榮叫我以《群眾反映》
的身份去參加大會，在會上做記錄、寫反映。因為這些，我對他的印象是好的。不過，
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龔子榮與劉少奇的來往頗多，打倒劉少奇很多事情牽涉到他。汪東
興要打倒龔子榮，他就下台了。
習仲勛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
，專門調他來主管中宣部。習仲勛也是支持我大膽辦《群眾反映》的，不但支持，還派
了人來我這裡學習經驗。在我的工作日記上還記載著這樣兩件事：
《群眾反映》辦得好，中央領導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領導人，都要看這個《群眾
反映》 ，我相信，他們一般都是從正面去看，從正面去了解群眾的聲音，但恐怕到后
來，尤其是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來、主席批評了譚震林之後，有人就從反面去
看了，擔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屬有什麼情況也被「群眾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
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人被「群眾反映」了。諸如此類。因為我明顯感到很多人是很怕這
個《群眾反映》的。他們表面都對我很客氣，心底里卻對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領
導人過去就對我不那麼親近，現在怕我什麼事就向上反映更迴避我了。
毛主席痛恨腐敗，支持《群眾反映》揭露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
在《群眾反映》創刊前，中央辦公廳后樓研究室其實已經有一個《情況反映》 ，
是楊尚昆他們主持搞的，主席是經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創辦《群眾反映》的報
告送交上去后，主席還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 《群眾反映》出來后，毛主席也是
每期必讀，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批示就比對《情況反映》的還要多。這說明這分小
刊物的影響力很快就超過了《情況反映》 。我在還不知道這些情況的時候，曾去問林
克主席看不看《群眾反映》 。林克說，你不用問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
送一期主席就會來催問的。毛主席看到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飛機買活雞的簡報，也在上
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譚震林同志閱，請譚震林同志注意影響。毛主席是要譚震林自己
對葛慧敏進行教育。沒幾天譚震林就打電話給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見好好說嘛，
不能這麼整人」 。田家英推說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譚震林從此也和我結下
「梁子」了。後來在文革中出現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譚震林罵我、罵中央文
革，很大成分就是報我這個仇的，就是罵中央文革的話里他也帶著罵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敗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為什麼要支持辦《群眾反映
》這個刊物，還每期必讀，還經常批示一些文章。現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進城之前
，中央開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提出「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
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 「兩個務必」 ) 。毛主席還提出不許以個人名義祝壽、命名
。這些都是為了防止共產黨變質。歷代中國農民革命都最後失敗了，就是因為革命成功
之後農民領袖蛻變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是很典型的。這支農民革命軍
進了北京城，就把自己變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統治階級了。李自成自己沒有腐敗，但
是他沒有約束好大將牛金星、劉宗敏這些人。這些人都腐敗了，到處搶美女、搶金銀財
寶。據說 陳圓圓就是劉宗敏搶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佔了大房子，坐的是八
抬大轎，這就是當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來還就是個地主階級。蔣介石的國民黨高官，
雖然好像都是資產階級，好像有文化、有教養、知書達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
戰結束后，國民黨進了上海、南京，所到之處都是大搞「五子登科」 (車子、房子、票
子、女子、位子) ，結果民心喪盡，被廉潔、自律的共產黨趕到台灣去了。所以，毛主
席講，到北京是趕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萬不能走李自成和蔣介石的老路。那時候
，他在很多會議上都反覆重申這個問題的。
毛主席是不斷地號召，但總有幹部一進城就把毛主席的號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動放
松要求腐化變質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說過，毛主席責令羅榮桓處理過一批
已經變成了「牛金星」、 「劉宗敏」的軍隊將領。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
1952 年初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是在黨內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
義; 「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反行賄」、 「反偷稅漏稅」、 「反偷工減料」、 「
反盜騙國家財產」、 「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是直接反明著的資產階級的。在三反
中，毛主席頂住各種壓力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幹部、兩個功臣。在五反中，群眾
被發動起來了，資產階級的各種不法行為受到一次嚴厲打擊，一些罪行重大的還遭到處
決。這兩次運動的確純潔了黨的組織，但黨內腐敗並沒有就此絕跡。1954年暴露出來的
高崗腐敗變質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那只是高崗案附帶揭露出來的，不是高崗案
的核心。
其實黨內的「高崗」不止一個，而是很多。這些「高崗」也沒有因為高崗搞腐敗身
敗名裂就自己主動收斂。照我說，葉劍英也是一個「高崗」 。高崗功勞很大，主席很
器重他;葉劍英救過中央，功勞也很大，主席還感謝他。但葉劍英是公子哥兒，風花雪
月不斷，換老婆太多。這個比高崗還不像話，高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純道德問題，而
葉劍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問題遮蓋起來了。葉劍英離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記不清
。1957 年黨校輪訓，他愛人也在黨校，是我的同學，她姓趙，那時還很漂亮，他就不
要她了，葉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時就大罵葉劍英「老不死的，老東西，玩弄婦女，老
不正經，好話說盡，他很會……」。還有很多難聽的話!毛主席不會不聽到一點葉劍英
的事，但沒有人出來揭發，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麼樣。否則，在現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
席迫害老革命案?葉劍英家裡沒有全家福，後來離婚，也亂搞，大概是糊塗了。高崗要
放在文革也是資產階級、走資派，而葉劍英就是資產階級，就是走資派。總理卻是支持
葉劍英的，這是為什麼，我是有點不理解。
在困難的時候，社會和人的陰暗面更容易暴露出來。現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難
時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這本來是一種示範行為，要求黨的領導幹部，嚴於律己，要
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而且 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興調查之風，一個目的也是要黨的干
部更加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範了，調查之風也起來了，很多人還是利用自己的特權，拚命想
辦法來享受。像《群眾反映》登載出來的工交口乾部大吃大喝、省委書記賭博輸錢后要
秘書向公家開銷賬目、譚震林和他夫人用飛機運活雞這些事，都還只是被群眾檢舉出來
的情況，實際的情況比這些要多，甚至還要嚴重。當然，實事求是地說，由於毛主席一
直是堅決反對黨內腐敗，並且進城后就在不斷對腐敗問題進行各種各樣的打擊，當時黨
內的腐敗、特殊化，總體看的確還不是很嚴重。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當時歷史
條件下，在老百姓的眼裡，就和現在貪污幾千萬是差不多嚴重了，是很大的事兒。所以
毛主席對這類事情是不姑息的。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是秘書室機要室主任。他那時經常打著主席的旗號
，用主席的名義搞女人，他要搞哪個女人，就對人家說「毛主席要找你談談話」，把人
家女的騙走。這是李銀橋告訴我的，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但根據當時的各種事情來
看，我相信李銀橋沒有瞎說。後來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來了。他的
機要室調來一個很美麗的女孩，他就佔為己有。他私自調車，也沒有請假，把女孩帶到
天津去偷偷過兩天，回來的時候車壞在路上，他要路過的卡車拉他，又不敢說自己是中
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車隊用車記錄，他調車走了，說是去天津送文
件。中央電話打到天津，天津說葉子龍沒有來送文件。葉子龍是主席機要室的主任，失
蹤了。這事就大了。是不是國民黨特務乾的?中央和天津那邊就都警惕起來，天津那邊
就派出大量警力，從天津搜索到北京這邊來，結果在一個路口發現一輛壞車，一個司機
，另外一男一女共三個人。經核實就是葉子龍他們。他沒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沒有
任務，事情就這麼敗露了。後來主席要求整他的風，其他人揭發，就整出了葉子龍很多
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對這些事當然是很不高興的，就把葉子龍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
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銀橋、徐業夫。
葉子龍還曾偷賣一架蔡斯高級相機，那是一個外賓送給主席的禮品，主席又不拍照
，就叫葉子龍送給新華社，葉子龍沒有送給新華社，而是把它拿出去賣給了拍賣行。那
個時候，拍賣行的手續登記是很嚴格的，誰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級攝影家
看上了這款相機，或許他以為主人也是一位攝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誰，結果查
到是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葉子龍。葉子龍不是攝影家，怎麼會有這麼高檔的相機?他把
這事反映到楊尚昆那裡。楊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個半」之一，葉子龍卻從來都不把
楊尚昆放在眼裡，楊尚昆就利用這個機會搞葉子龍的名堂。
這個葉子龍也真是不檢點到極點，1962 年開春，毛主席派他帶人到河南信陽調查
那裡的餓死人情況。他去了，調查工作是敷衍塞責，大吃大喝卻是每場必到，更加惡劣
的是，一到晚上他就興緻勃勃，找姑娘，開舞會，不亦樂乎。這些情況林克反映給主席
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葉子龍光是搞女人，還只是一個生活作風問題，他也沒有
強迫人家，都是人家自願。而在信陽搞的那些事情則是很典型的官僚主義特殊化，是大
問題了;把公家的東西拿出去賣錢，則屬於嚴重的貪污行為，在當時也是大問題，若是
一般人最起碼是要給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甚至被拘留起來的。但他畢竟是長征幹部
，老資格，主席又很念舊情的，就只是把他從身邊調離了事。葉子龍也有回憶錄出版，
他光寫別人怎麼怎麼，可他自己的這些事一樣都不提。現在還有人說葉子龍 1962 年被
調離機要室是受到迫害，這哪裡是迫害?要說迫害，那就是楊尚昆迫害他。葉子龍從來
不把楊尚昆放在眼裡，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趕出機要室，他去找中辦楊尚昆，想某
個北京市委的副書記或者某個部委部長的位子，楊尚昆一面當面應著，一面轉過臉就罵
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結果給他弄了一個北京輕工業局的副局長。葉子龍嫌官小了
，楊尚昆就說，沒有處理你就不錯了，你還嫌官小。要說誰迫害葉子龍，那就是楊尚昆
，沒有別人。
譚震林、葉劍英、葉子龍他們這些人的這些事，我當時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
不知道的事還不知道多少。即使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在困難時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
劉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說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個衚衕
里蓋一個小別墅，他還說不行;第三次在懷仁堂後面搞一個大院子，嶄新的大花園，非
常豪華，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樣的，他才滿意。王光美住在那裡高興得很，每天要換三
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們夫妻經常出來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
服，很講究。劉少奇就是不懂馬列主義的，也許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頭馬列主義
，不想搞真正的馬列主義，因為真正的馬列主義不許搞特權。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秘
書揭發說： 「……困難時期，劉少奇吃螃蟹，吃一點黃，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們
拿來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劉少奇全家過這種生活，這是困難期啊!
至於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幹，但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
。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個小妾談戀
愛，離家出走了。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那個年代這是一種滅人倫的事，是孽子才幹的
。所以他後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到法國后他也沒勞動過。共產黨「講成分論
，但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 。鄧小平個人表現怎麼樣呢?右江起義開小差，置革
命成敗與眾多起義戰士的生命於不顧，卻說是去找中央彙報工作。這樣的一個人怎麼可
能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調「五馬」 進京，讓鄧小平當總書記，底下很多
人都不服，都認為他不行。我也是懷疑的，但參加過一次他的會議之後，我就發現這個
人是很厲害的，能抓問題的綱要。那次會議，李富春主持，我是會議記錄，會上要解決
的問題混亂一片，我都無法記錄，可鄧小平提綱挈領抓的幾個問題，就是全部問題的綱
要。這讓我大吃一驚。他是剛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關鍵問題，其中一個是剪刀差問
題。他說他知道農民是吃虧了，但現在問題還不能解決。他講出了為什麼不能解決的道
理。那次會議之後，我對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裡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變質那麼厲害，
1959 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毛主席、總理都很節儉，可是鄧小平的養蜂夾道還是大魚
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斷，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搓、摸、洗、泡什麼都有，改革后
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
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
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擊退了「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回潮風，不久又開始大張
旗鼓搞社會主席教育運動(四清) 、搞走資派。這是與黨內各級幹部居然在國家最困難
時期還在大搞官僚主義特殊化這一實際情形有密切關係的。主席在延安整風的時候，就
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來了防止腐化的問題，而且在進城的時候就再三講，連
警衛都知道，都記住了：我們進城是趕考，不要當李自成、劉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趕出
來的。
李自成的軍隊進城搶美女，搶金銀財寶，被人趕出來。這段歷史我後來也研究過，
郭沫若其實沒有怎麼詳仔講。主席是借他的題目發揮，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趕出來」
。但懂得主席深意的黨內幹部不多。那時主席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的理論，但是主席是按照這個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經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主席
曾說黨內沒有幾個懂馬列的人，我那時覺得主席講得過分，不以為然。劉少奇、周恩來
、鄧小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還有那麼多其他中央委員，那麼多人，怎麼就沒
有懂馬列的呢?是後來經過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這番教導的深刻。這也是后話。
本文選自《戚本禹回憶錄》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七千人大會和會後黨內出現的兩條道路鬥爭
1、關於七千人大會的大會講話
就在我主辦《群眾反映》后不久，1962年1月，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龔子榮通知我以《群眾反映》主編的身份，列席參加這個大會。
七千人大會的主會場在中南海的懷仁堂。第一天在大會上講話的是劉少奇。不過劉少奇那天在大會上只是做了口頭講話，他代表中央向大會做的報告，是事先印發給大會代表的，並沒有在大會上念。
劉少奇在講話中閉口不談他自己在「大躍進」期間所做的事和所講的話。反而假借著某個地方的群眾之口講，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當談起責任的時候，他只是說，這些責任全都應由中央來承擔，卻絲毫不說他本人應該承擔什麼責任。這在當時會議的現場上就給人一個明顯的感覺，他把責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別是他講得激動的時候，一副慷慨激昂樣子，好像錯誤都是別人的，而他則是糾正錯誤的人。我當時在現場聽了心裡就覺得很不是個滋味。在劉少奇講話的時候，會場里到處都在竊竊私語地議論著，很嘈雜。
由於劉少奇的講話是口頭講話，後來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有個文件，裡面彙集了中央領導在大會的講話，我看了一下，劉少奇在會上說的那些尖刻的話上面都已經沒有了。
後來我知道，劉少奇的這種表現可以說是一貫的。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劉少奇也同樣是表現得很「左」的。當年毛主席寫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九篇文章里，就點了胡服（即劉少奇）的名的。可是到了延安整風的時候，他也是像個沒事人那樣的大批王明的「左」傾，一點不提自己在那個時候所犯的錯誤。後來在「五一六通知」通過以後，他就說「五一六通知」裡面講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就是朱德，在中央的會議上批鬥了朱德。
緊接著，第二天林彪就在大會上講了話。林彪那天的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當時林彪手裡拿著幾張稿紙，可他並沒有照著稿紙來念，而是脫開稿紙講的。林彪的聲音非常洪亮，一點都沒有生病的樣子。他前面說了幾句以後，緊接著他就講，不是毛主席犯了錯誤，是我們自己犯了錯誤。你說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沒有事先提醒過我們？都是我們沒有按照他的意見去做，所以才出現了錯誤，才遇到了困難。他說，刮「共產風」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們糾正的，虛報糧食產量也是主席首先發現了提出糾正的。接著他就說，歷史證明，凡是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們就取得成績，就取得勝利；凡是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我們就犯錯誤，就遭遇到困難。他這幾句講得鏗鏘有力，全場鴉雀無聲。我在現場聽了之後，所感覺到的效果要比後來看到的印成了文件的效果好多了，這與劉少奇講話時的會場氣氛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此林彪在黨內的威信就大為提高了。
過了幾天，毛主席在大會上作了講話。毛主席的講話照例是高屋建瓴，博古通今；他語言生動，詼諧幽默。把整個會場的氣氛都帶動起來了，會上所有人的情緒都隨著他的講話起伏跌宕，時而滿堂大笑，時而靜默無聲。毛主席講到，所有中央所犯的錯誤，都由他第一個來承擔責任，因為他是黨中央的主席。所有與會的人聽了無不為之動容。毛主席講話的主題是要加強黨內的民主集中制。
為什麼毛主席要在這個時候強調這個問題呢。建國十幾年了，前面幾年走得都很順。當時擔任黨和國家的各級的主要領導人基本都是從長期的戰爭中打出來的，他們中的好些人都是戰功卓著的，也有思想覺悟。但是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對於國家政權的運作，和組織大規模經濟建設都是沒有經驗的，對經濟管理和科學技術則可以說都是從一竅不通開始的，有的甚至連文化水平都還是很低的。他們有的只是戰場經驗和對部隊的管理經驗，最多也只是在根據地做群眾工作的經驗。但就是憑著這樣一股革命熱情和幹勁，他們也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硬是把這麼大的一個貧窮落後，千瘡百孔而且外部條件也極其惡劣的中國搞得欣欣向榮，蒸蒸日上。1956年召開「八大」，毛主席讓田家英給他起草開幕詞的時候，中心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在成績面前不要驕傲。經過了「大躍進」的高潮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低谷，這些在管理上、技術上缺乏經驗和知識的問題都充分地表現出來了。像在大躍進時期的「命令主義」、「瞎指揮」，有些表現不但是幼稚，甚至是無知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有意想把事情弄壞的，而是他以前在戰場上就一直都是這麼乾的。在戰場上，你違背客觀規律，那是會立見勝負，馬上就看到後果的。但在經濟建設中，你違背了客觀規律，那不是馬上可以知道結果的，可能要過些時候才會嘗到滋味的。所以，從「大躍進」到「三年自然災害」，給全黨包括毛主席都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不過，對於在「大躍進」時期的錯誤，毛主席始終認為，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好的，是要干社會主義的，是急於想讓國家擺脫經濟落後情況的。所以，當彭德懷在廬山會識上要把它提升到「路線鬥爭」的時候，就被毛主席認為那是企圖分裂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所以在七千人（在這個七千人當中，可以說絕大多數的不是紅軍指戰員、就是抗日老幹部）大會上，毛主席主要是強調了要加強黨內的民主，要克服官僚主義，要加強黨內的民主集中制。毛主席主動承擔了中央的第一的責任，也主要就是為了不過多追究底下人的責任，而讓大家從錯誤和失敗中總結出經驗教訓。
2、參加小組的討論
我是以《群眾反映》主編的身份列席參加會議的。同時，中南海后樓研究室的《情況反映》派了一個編輯，名叫王青林和我一起列席會議。我們兩個是可以任意到各個小組，參加旁聽他們小組討論的，因為這樣可以方便我們把所了解到的情況，及時地反映給中央領導。
由於安徽的問題多，在困難時期死的人最多，群眾來信也最多。所以我特別注意安徽組的討論，去參加他們的小組討論的次數也最多。在安徽小組的討論會上，我親眼看到，那些參加會議的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們，對曾希聖可以說是憤怒到了極點了，他們控訴他在大躍進中怎麼虛報成績，怎麼打擊迫害抵制他搞「浮誇風」的幹部；以及當後來發生飢荒的時候，群眾沒有吃的，都餓死人了，他又是怎樣下令封鎖消息，不讓上報；誰要是說了真話，他就殘酷打擊誰，不但把人家的職務一擼到底，有些還被打成反黨集團或反黨分子。那些縣委書記們在批判曾希聖時那個激動的樣子，簡直無法形容。有幾個人在說到激動的地方几乎就要衝上去和他拚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樣。都幾十年過去了，那個場景在我腦子裡還是清晰如當年。
我參加小組討論后，就把所聽到的這些情況，通過「情況反映」彙報了上去。劉少奇也知道了有關的反映，他聽說由於曾希聖本人也在小組討論的會議上，所以還有好些人不敢在會上發言。後來安徽小組再開會，劉少奇就不讓曾希聖去參加了。這樣在後來的小組會上，發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開除曾希聖的黨籍，送他去勞動改造。各個地、縣都有人提出這個要求，而且也沒人提出反對的意見。劉少奇知道了后說，這個問題大家不要講了，曾希聖對黨有特別的功勞，不能隨便開除黨籍，大家有意見可以講，但處理由中央來研究決定。
我從一些老同志那裡得知、曾希聖在長征時候是負責電台的，是他領導破解了國民黨軍隊來往電報的密碼。他這個人非常聰明，經常是別人破解不了的密碼，他都能破解出來。那時有人甚至開玩笑說，這個曾希聖一定是國民黨派來的，不然他怎麼什麼都知道？曾希聖後來是從部隊的情報部門調出來當省委書記的。這麼一個聰明人，而且又是老革命，怎麼餓死了那麼多老百姓他都不關心，還要把反對他搞浮誇的人打成反黨集團呢？可見一旦地位變了，人也容易變。
在七千人大會上，追查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是會議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毛主席在大會上說，對出現餓死人的省、市要進行檢查，並責成他們彙報對群眾生活安排落實的情況。如果哪個地方餓死人而隱瞞不報，或者看見群眾餓死而不管的，查出來要受嚴厲處分。他還再次強調：不準餓死一個人是我們的一貫政策。
在這次會議期間，毛主席就親自派了在他身邊工作的葉子龍、林克，去河南信陽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中央派了董必武（董老當時是中央監委書記）親自帶人去安徽調查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但是曾希聖想方設法掩蓋真相，聽參加會議的安徽代表揭發，當地政府把中央調查團可能要去的地方的挨餓的村民，都集中到幾個偏僻的村裡，每天供應他們一些稀飯喝，等中央調查團走了，才讓他們回去。而那些饑民們由於被集中了以後還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吃，所以也沒有什麼意見。這樣中央派下去的調查團，最後也沒有能把全部的真相都調查清楚。
在七千人大會一結束，中央就決定把曾希聖調離安徽，讓他到華東局去當第二書記，實際上是閑置了起來。中央決定調李葆華擔任安徽的省委書記。李葆華是個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他是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搞集體經濟的。毛主席對李葆華的父親李大釗是很有感情的，他親口對我們說過，李大釗是他的老師。後來在文革中，我和李葆華談過一次話，他說他當時在安徽搞的是「責任田」，不是「包產到戶」。他搞的責任田是集體的。他對「包產到戶」是加以限制和抵制的。李葆華一上任，就處理了原來曾希聖底下的一些人。李葆華的工作作風與曾希聖完全不同，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到了文革的時候，安徽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保李葆華的是「保守派」，可安徽的「保守派」力量很強大。而在安徽的造反派裡面，卻反而有很多是被李葆華處理過的原來曾希聖的那些人，他們在文革中也跟著造反派一起造起李葆華的反來了，可是安徽的造反派的力量始終很小。而毛主席在文革中也一直是保李葆華的。
在會議期間，我也去參加了幾次四川的小組會議。因為在1959年的時候我去四川種過糧，儘管四川在「大躍進」的時候也有「浮誇風」，虛報糧食產量，在困難時期也有餓死人的情況發生。但在最困難時期，四川還拿出了很多糧食支持其它的省市。
在大會期間，李井泉專門跑到我的辦公室來找我，他對我說：1959年，你們在四川作的調查是對的，我錯了。當時我還跟田家英爭論，被主席批評了。現在我已經給田家英道了歉。因為那個報告是你寫的，我也要向你道歉。李井泉是個老同志了，那時頭髮就已經都白了，他態度那麼好地來給我這麼個小幹部道歉，我當時是很感動的，對他的印象很好。在幾年後的文革中，我也沒有怎麼說過他不好。
3、調查各地餓死人的情況
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會以前就已經在做了，在七千人大會上，追查餓死人問題也是一個主要議題。會上有很多反映，許多人聽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衛員說，主席在讀會議簡報時，看了地方上的發言，眼中含淚，飯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這個餓死人的具體情況。當時先有個初步統計說餓死的人是三百多萬。主席說了，都不得隱瞞數字，不然要受嚴厲處分。後來叫大家放下包袱說實話，又報上來一些，再加起來就有四百萬。安徽最多，八十萬。
七千人大會是第一次對餓死人數字彙總。七千人大會之後，相關的調查更加細緻地展開了。
當時后樓研究室的綜合組，匯總了全國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材料。這件事是由陳麒章具體負責，王青林協助他，我剛去后樓研究室的時候也是協助做這方面的事，當時還有一個姓周的記者，也是個老幹部，他也一起參加了這項工作。我們的任務就是搞清楚，困難時期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因為這事正好是在1963年我寫《評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而且事情又是特別重大，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會是全國五級幹部大會，全國的縣委書記都來了。開過了七千人大會，全國的幹部都不怕講實話了，餓死人是過去的事，都知道隱瞞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就說了，誰瞞報就要受嚴厲處分；我們這時又特別向各地打招呼，統計數字要真實，誰不講真話要負責任的。那時，安徽曾希聖已經調離安徽了，他被調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虛報數字。安徽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聖不在了，安徽上報的數據也比較真實了。其他地方的上報數據也都比較真實。所以，1963年各地上報的數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個別地方實在很難統計出來，是用估計的。
我們所得出的數字，比七千人大會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600萬。我們打算向主席、總理報告600萬。但有一個姓曹的地委書記說，實際上恐怕還不止這些，因為有一些邊遠地區可能統計不出來，是估計出來的。我們接受了他的建議，在600萬的基礎礎上，增加了20%，這樣就達到720萬。事實上，到那個時候的氣氛完全都變了，誰都怕因為瞞報而受處分。有人提出在720萬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過800萬。所以最後上報總數是800萬。這800萬也是了不得的，當時我們心裡是很不好受的。漢朝末年的大災荒，死了2，000萬；抗日戰爭的死人總數是3，000多萬。而在和平時期，三年死了800萬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覺得，當時的調查報告是由綜合組根據各地上報的數據和材料經過反覆的集體核實，研究做出來的，是很嚴格的。如果說數據還有不準確的地方，那800萬隻會是多了，不會是少了。因為真正在邊遠地區，人煙稀少，而且可以當作食物的動物、植物又很多，所以餓死的人反而是少的。那個20%的修正值實際是放得太寬了，何況在這個放寬了基礎上又增加了80萬。
參加當年調查的人，有個叫靳耀南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委書記，我和他關係很好，在後樓研究室解散之後，我曾把他調過來當了我的秘書。他也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人，可惜現在已經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後人會知道一些相關內容，如果是這樣，就希望他的後人有一天能出來說話。
4、關於餓死人的時間和原因
一直以來，有許多人都錯誤地以為是大躍進辦食堂餓死了人。其實，辦食堂是不會餓死人的，只會撐死人。當然，這是造成了一定的浪費，但這些浪費根本不足以導致後來發生的飢荒。
1959年開春我到四川新繁縣去種試驗田，一有空餘的時間我就騎著自行車去周圍的農村搞調查，差不多把新繁縣周邊方圓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採訪了很多農民，他們都說，58年好啊，58年辦食堂，我們比賽吃，看誰吃的多，結果有人吃撐了，送到醫院，想拉開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來，結果肚子還沒有拉開，人就死了。這樣的事，我聽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說，撐死人的事還不是個別現象。
事實上，辦食堂是劉少奇首先提倡的，當然，主席也沒有反對，也出來講話表示支持的，這是實際情況。關鍵的不是食堂，現在的人不是都願意有食堂嗎？食堂省事、方便。可在當時也造成了很多浪費和一些負面的東西，這也是事實。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別叫田家英搞過一個關於食堂的調查報告，那是田家英唯一的一個他自己獨立搞出的報告。我曾經問過他對食堂是什麼態度，他說他是「維持派」。理由是，與其讓一些幹部貪污了糧食，還不如讓食堂把糧食統一管起來，統一管理起來了，農民多少還有點吃的。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把我寫的和田家英的關於食堂的調查報告，一起批給了大會。
困難時期的飢荒也並不是一下子突然出現的，是在1959年初開始露出苗頭的。那時，在我去新繁縣大豐公社種糧的時候，第一天吃的是乾飯，後來就越來越稀了。不是農民對我們不好，是沒有那麼多糧食給我們吃，不光一個隊這樣，各個隊就都這樣。農民說，我們沒去之前，他們都吃菜粥，還很稀，家裡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領點糧食回去。這就說明糧荒那時就開始出現苗頭了。我們工作隊下去，上面是撥了糧食給公社的，我們吃的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著吃得好一點、飽一點了。所以老鄉們是非常歡迎我們去的。但撥給工作隊的那點糧食是解決不了多大問題的，我到底下小隊裡面吃飯，都沒怎麼吃飽過。那時工作隊有規定，不能自己帶餅乾等乾糧下去，我們就偷偷帶點糖什麼的應急。
當地有些農民小青年，很喜歡聽我講故事，尤其是講歷史故事，他們覺得比他們聽過的說書還好聽。這些小青年來聽故事，總會把他們家裡好吃的帶點來給我們吃。記得有個女孩子，家裡很困難，但她還是每次都帶些東西過來給我們吃，她自己卻不吃。大家發現后，都不忍心吃她的東西了。
我們下去后不久毛主席來過電話，我估計田家英在電話里把我們看到的情況都給主席彙報了，他還告訴了主席1958年下面的糧食產量虛報嚴重。全國情況差不多，同期都有糧荒的苗頭。到1959年夏季收穫后，全國普遍出現瞞報產量、私分糧食的事情。這就說明事情在起變化了，全國真正開始出現糧荒了。新繁縣大豐公社黨委里那些人比較有頭腦，他們在大躍進的時候就是把一些糧食交給國家，一些卻放到公社的倉庫裡面保管起來。他們知道糧食產量沒有報的那麼高，有的農民把糧食種子都交了，到了開春，如果農民連種子糧都沒有了，那明年的生產就不能維持了。他們藏起來的糧食，一部分就是要當種子來春發給農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為公社儲備糧，用來對付糧荒。我們到大豐公社后不久就看見（不是公社告訴我們的），公社叫大隊的人到公社裡來，把公社的存糧往下運，那基本就是種子糧為主。1959年夏收之後他們又私下搞儲備，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瞞報、私分了吧。這個時期，糧荒雖然有了，卻沒有達到餓死人的程度。吃不飽又沒有餓死，關鍵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個儲備糧！公社在最關鍵的時候發點給農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農民家裡有病人了，還可以到公社去領一點照顧糧。此外，農民在自家的田梗上種的糧食是不交公的，歸自己，像葫豆（蠶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在達縣跑，實在累了就到一個小店買碗面吃。吃著面我發現有兩個人在等著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們是正經的農民，不是流浪漢。我邊吃邊問他們是不是找我有事、什麼事。他們說：「等你吃完了，我們喝點湯」。我一聽是這麼回事，就說：「這我都吃過的，不衛生」。他們說：「你一來，我們就注意你了，你不會有病的」。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當時，我還帶著一點糧票，就給他們買了一碗面，叫他們分著吃了，還給店主說多給點湯。我正這樣安排著，後面又來人了。我一看情況不對，我也沒有那麼多糧票和錢，就趕緊騎車走了。這事兒是都發生在1959年初。這就是說，這個時候，農民已經很困難了。據我後來向人打聽，像這樣的農民，去飯館喝人家剩下的湯水，主要是出於節省，還不是已經餓翻了。而且，這種情況也是個別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但與此同時我也見到，儘管四川的糧食已經很緊張了，自己都吃不飽，老百姓卻還把很多糧食用「雞公車」（一種手推獨輪車）推去火車站、碼頭，交公糧支持全國。
我從四川回到秘書室后，就收到了大量群眾來信、來訪，反映有餓死人的事。還有一些從中央辦公廳下放去河南、山東的幹部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幹部也來信反映說，他們那裡有很多因飢餓而患了浮腫病的人。這些情況秘書室馬上匯總後報送給毛主席。主席看了這些訊息，立刻和總理商量採取緊急措施，用軍車調糧給斷糧地方的群眾。
1960年夏，我去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的時候，常在星期天和廠里的工人一起去他們家，看到工人都比較困難，吃的是玉米、高粱，還吃不飽，但沒聽說有餓死人的，只是有個別得浮腫病。那時我們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夠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馬之江也得過浮腫。我聽說外地有餓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誇風的重災區，我在那裡種過試驗田，農民對我們很好，我對那裡是有感情的，就打電話給宋德成，問他四川有沒有餓死人的事。他告訴我：「別的地方有餓死人的，但我們這裡沒死人。這多虧了你老戚、田家英來了，我們得到了照顧」。我在四川的時候沒有親眼看到餓死人，老宋現在也說他們那裡沒有餓死人。我相信老宋說的話。
造成1959年開春后的糧食緊張和後來的大飢荒，一方面的原因是1958年很多糧食沒有收上來，豐產不豐收，因為農村很多壯勞力都去大鍊鋼鐵了，田裡人手不夠，很多莊稼都爛在地里了。這個情況我1964年在北京通縣搞四清的時候也得到了農民的證實。不過這還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個是遭遇了自然災害，一個就是「浮誇風」。
現在很多人不承認天災。其實當時北方發生大幹旱、南方出現大水災的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七分人禍」他不是用來推卸自己的責任而諉過於人的話，那應該指的就是「浮誇風」。可他自己和鄧小平卻正是這個「人禍」的主要責任人。
毛主席是黨內第一個提出要糾正和制止「浮誇風」的人。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就不斷講話，要求糾正左的錯誤。1959年春、夏之交，他寫了那個黨內通信，直接發到生產大隊支部這一級，並要大隊的幹部直接去給農民去講，要他們都來抵制高指標、抵制「浮誇風」。但我知道，全國很多地方都沒有把毛主席的信傳達下去，因為一傳達，毛主席批評他們了，他們就很難辦事了，四川省就是這樣的。我估計四川省就我們新繁縣傳達到了公社、大隊，這還是我們工作隊去傳達的。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把各個生產隊拉上線，接上有線廣播，連到公社。前面說過，開始是田家英親自去廣播站讀毛主席的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標準，當地農民不完全能聽懂，後來就選了個初中畢業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廣播員。她口齒很清楚，田家英還說要把她調到中央廣播電台來工作，當然後來也沒有調成。
「浮誇風」確實是造成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主要的人為的原因。瞎報糧食產量可是不得了，產量報高了，徵購就多了。報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也不算多，可你實際只有500斤，最多也不過800斤，那你怎麼辦？連帶種子糧全部交征還不夠，後果會怎麼樣？那不就要出餓死人的事情。
湖北王任重搞浮誇是最厲害的一個，征起糧來又是最厲害的。糧食都征走了，湖北的糧食都不夠了，武漢面臨了斷糧的危險。他就派人去把長江上從四川經武漢運往上海的糧食搶下來。後來上海把這事告狀一直告到主席那裡。
田家英與王任重的矛盾很大。田家英告訴我，那時王任重向主席彙報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兩個口袋裡準備兩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緒和態度決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傾向「糾左」，他就拿出糾左的材料來彙報；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來彙報。發生餓死人的主要年份是1960年。到1961年情況就有所緩解了，因為國家進口了很多糧食。但是肉食、雞蛋、水果還很緊張。當時蘇聯向我們逼債，為了還債，徵收了大量的農副產品。所以，市場的供應很緊張。
5、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出現的分歧
一個中央的工作會議，擴大到全國的縣級以上（當時又叫「五級幹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的幹部（包括一些重要的工礦企業和軍隊）一共七千多人來一起參加，這是建黨、建國以來所僅見的。這件事的本身就體現了毛主席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博大的胸懷，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偉的氣魄。現在有些人說什麼「七千人大會」是毛主席認錯的大會，那完全是胡說八道。
從1959年上半年開始，為了從1958年所刮的「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中走出來，毛主席就一直在考慮如何調整人民公社體制，提出要縮小核算單位，搞隊為基礎。毛主席是黨內第一個重視以小隊為基礎的中央領導。他好幾次在視察的時候向地方領導徵詢過意見，但他沒有說這是他自己的意見，而是說「有人認為如何如何」。是用一種徵詢意見的方法，他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那地方領導恐怕就會順著他說了。到1959年初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想法就基本形成了，只不過那個「隊」還相當於以前的高級社，即大隊。
在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主席提倡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說要讓1961年成為調查年。他親自下令讓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帶一個小組，到不同的地方繼續去搞農村調查。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廣州主持「三南會議」（西南、中南、華南），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即後來一般說的「農村工作六十條」。農村情況就開始大為改觀了。
1961年秋，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思想為中央起草了《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確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核算制度，並規定至少三十年不變。這個「隊」不再是大隊（相當於之前的高級社）而是「小隊」，相當於解放初的初級社，一般是10到20來戶人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制度，是在七千人大會上獲得通過並隨即正式下發全國農村的。
當時毛主席親自抓了三件事：縮小公社和生產隊的規模，取消農村公共食堂，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改變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一些幼稚的和錯誤的做法，使得人民公社這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體制，逐步得到了鞏固和完善。現在很多人一說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絕對平均主義」。這實際上是對人民公社制度從發生到發展再到完善的過程的不了解。實際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人民公社完全廢止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單位太大造成的過於平均的弊端。
到了1961年秋，最困難的時期實際上就已經過去了。我國農村在1962—1966年出現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長，糧食是平均每年增長260億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長600萬擔。這些現在都是有案可查的。
我記得1962年的時候，當年我在四川種試驗田的大豐公社有個幹部給我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上說：老戚，不要著急，我們現在這裡是風調雨順，一年就能把經濟恢復過來。我當時就把這封信選登在了《群眾反映》上了。沒有想到，毛主席在《群眾反映》上看到了這封信，非常高興，馬上把它批給了全體中央常委看。
在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毛主席就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給在一線的劉少奇來負責。可是毛主席前腳剛走，劉少奇後腳就在中南海的西樓召開在京的中央常委會議，（後來就把這次會議叫做「西樓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就推翻了七千人大會對形勢以及我們工作中的成績和錯誤所作的判斷。把形勢說得是一片黑暗。認為工作中的成績和錯誤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甚至也不是「三七開」，而是錯誤佔了主要的地位了。這些東西首先都是由陳雲提出來的。在文革中，總理要財貿口的領導與造反派批判陳雲，就把陳雲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拿出來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的看法當然也都是和陳雲的看法一致的。總理當時的態度也不是很明朗，好像是有些地方贊成，有些地方反對。後來毛主席把這種對形勢估計是一片漆黑的說法，叫做刮「黑暗風」。
其實對形勢作悲觀估計，主要的目的就是為實行「包產到戶」作輿論準備的。陳雲當時就是竭力主張「包產到戶」，甚至要「分田到戶」的，他說如果不搞「包產到戶」，那恢復經濟至少需要八年，搞「包產到戶」就只要四年。而劉少奇則更過分，他是堅決主張分田到戶的。這些也就是後來毛主席所批評的「單幹風」。
在七千人大會上，一些在大躍進期間因為反對「浮誇風」而受到錯誤打擊，以及在廬山會議以後又被錯誤地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同志得到了平反。這一來，連彭德懷都向中央寫了「八萬言書」，提出要翻案。這就是後來毛主席批評的「翻案風」。
6、圍繞「包產到戶」問題黨內展開的兩條道路的鬥爭
關於「包產到戶」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聖搞的，他1961年就已經在安徽做單幹試點了。當時主席聽說后也沒有完全否定它，只是說，你們可以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但是到了1962年，各個地方的單幹風越刮越大了。劉少奇的秘書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劉少奇的最重要的秘書。平時我們常碰面的，關係也挺好的。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都很少談論重要事情的，因為大家彼此心裡都明白，是「各為其主」的。可有一次我問姚立文，怎麼少奇同志老批那些「單幹」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對這樣搞的么？姚立文說，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志壓著，下面的呼聲還要高呢。
但實際上劉少奇不但是支持搞「包產到戶」的，而且他是主張要搞「分田到戶」的。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議，說下面調查的結果顯示，中國的農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只有給他們土地，他們才會有積極性。主席聽了十分生氣，斥責了田家英，認為他給自己做秘書做了那麼多年，都不知道什麼叫社會主義，還跟著人家後面跑。主席問田家英，這究竟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叫你來說的。是誰叫你來說的。其實主席說這個話，他心裡就已經是很清楚的了，這一定是劉少奇叫田家英來說的。可田家英當時還堅持說，沒有誰讓他來說的，那只是他自己的意見。毛主席就此對田家英徹底失望了。
圍繞著是否搞「包產到戶」所展開的黨內鬥爭具有前所未有的特點。之前在黨內發生的高崗、彭德懷事件，主要還是一些歷史恩怨和如何維護黨內團結、防止出現黨內的分裂的問題，並沒有往是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件事上發生爭議。而這一次的鬥爭則是關係到了究竟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單幹」的道路問題了。
毛主席很清楚，當時政治局常委的多數和他的意見不一致，如果在這個時候召開中央常委會或者常委擴大會，來表決走什麼道路這樣一個大政方針的話，他很可能會變成少數。這樣一來，主張「包產到戶」的那些人馬上就可以轉變黨的路線。其實，像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所考慮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個人權力問題，或者僅僅是個人的利益問題。那樣看問題的話，只是把問題庸俗化了。他們都是有著自己的政治抱負的，至於他們的抱負是不是正確，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來講，這絕非是單純的個人權力之爭，而是方向路線之爭。這並不是說他們不要權力，而是說權力是為路線服務。
這個時候，我深深體會到了毛主席駕馭黨內鬥爭的高超的藝術。他首先召開了由各大區，各省、市領導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召開中央全會作了準備。因為在那些具體負責地方工作的領導中，反對搞「包產到戶」的佔多數。
發表評論 評論 (22 個評論)
- 回復 wcat
- 哪個家庭不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哪個家庭不是要餓大家一起餓，,有飯大家一塊兒吃？哪個家庭會讓一個人活活餓死而其他人活得好好的？現在問題來了，一個家庭里如果一個人餓死，那其他的人應該是什麼狀態？如果發生大規模餓死人事件，沒有餓死的人應該是什麼狀態？
- 回復 light12
- 戚本禹講800萬。中央講1000萬。你講多少我不關心。畢竟你沒有他們權威。對不起。
wcat: 哪個家庭不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哪個家庭不是有飯大家一起吃？哪個家庭會讓一個人活活餓死而其他人活得好好的？現在問題來了，一個家庭里如果一個人餓死，那其
- 回復 總裁判
- 你究竟相不相信我黨？相信的話至少現有三種以上我黨批准的公開出版物顯明三千萬至五千萬的餓死者，你不知道的話連黨都不會誇你，你不相信的話黨會處置你，信不？
wcat: 哪個家庭不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哪個家庭不是有飯大家一起吃？哪個家庭會讓一個人活活餓死而其他人活得好好的？現在問題來了，一個家庭里如果一個人餓死，那其
- 回復 總裁判
- 你最最崇拜的習近平，連他說到我黨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史，他都沒有表示出對餓死鬼的懷疑，也沒有指責那些否定這段恥辱史的研究成果是歷史虛無主義。而你對史實既疑神見鬼，又奉行光榮歷史主義，因為這一點，連戚本禹那樣的保皇黨死了可能還要拜託你，繼續，繼續。
wcat: 哪個家庭不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哪個家庭不是有飯大家一起吃？哪個家庭會讓一個人活活餓死而其他人活得好好的？現在問題來了，一個家庭里如果一個人餓死，那其
- 回復 wcat
- 記住要相信科學，尊重科學！
總裁判: 你究竟相不相信我黨？相信的話至少現有三種以上我黨批准的公開出版物顯明三千萬至五千萬的餓死者，你不知道的話連黨都不會誇你，你不相信的話黨會處置你，信不？
- 回復 總裁判
- 錢學森大科學家，他當年的表現加劇飢餓死亡數的增長，連毛主席都信他（其實是在利用他）。所以，所謂」相信科學」，是在極權統治下的一種宣傳，爭取讓更多的民眾越變越愚。科學哪，你能比科學更可信么？所以越叫嚷尊重科學的地方，愚民越多，而真正以科學精神為首的民族，如以色列，推崇的是自由探索，自由發表，自由選擇，否則科學是一具屠刀，握在李森科那樣的人手裡。
wcat: 記住要相信科學，尊重科學！
（知道李森科么，錢學森的科學老前輩，學森哪，學習森科同志）
- 回復 wcat
- 廢話少說，拿出科學根據來！你若沒有，請找出來誰有。如果都沒有，你就應該閉嘴了。
總裁判: 錢學森大科學家，他當年的表現加劇飢餓死亡數的增長，連毛主席都信他（其實是在利用他）。所以，所謂」相信科學」，是在極權統治下的一種宣傳，爭取讓更多的民眾
- 回復 SAGFS
- 花天酒地組織出錢 周恩來夜召女服務員做這事(圖) 看中國網站
2021-09-13 11:00
周賺到了
===周不暗裡大肆宣傳自己才傻呢,才會導致身後四五事件. 天天茅台醉日日美味佳肴,條件只要一個護好毛.
大酒鬼許世友人人知道, 但仍舊還是喝不過周在酒量上之驚人. 都有記載.
- 回復 七把叉Archie
- 毛共大小五毛們，抓修正主義分子。中共最大的腐敗分子就是毛澤東，竊國大盜，公器私用，把整個國家弄成自家卧室那點事。他老婆，小妾，侄子，女朋友，都可以莫名其妙的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這才是最大的腐敗。那些多吃多佔，楷公家油的小打小鬧，和竊國大盜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 回復 light12
- 是的，不是人人都像你反黨，反中央，自戀，我們是平頭百姓離你太遠。你自以為是不世出的天才。即便這樣，也要尊重別人。不要成為祥林嫂。你應該記得要你批判蘆笛你說沒時間，我可沒有纏住你不放。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沒時間可不可以？
wcat: 如果只相信權威的話，你現在還在以為太陽圍著地球轉。
- 回復 總裁判
- 科學在你黨媽手裡還能有什麼證據？不過，前面你裝作沒看見，出處正是黨媽那幾年韜光養晦的時候提供的。那是不是廢話？你別裝糊塗。
wcat: 廢話少說，拿出科學根據來！你若沒有，請找出來誰有。如果都沒有，你就應該閉嘴了。
- 回復 總裁判
- 你崇拜的權威是司馬南，金燦榮，張維為，周帶魚等等，於是你若干年前中毒了，卻死要面子不承認，人家早年都熱愛毛主席，熱愛我黨，但現在誰還要那個面子？你不會從國僑辦那裡拿錢的吧，要不然怎麼比王滬寧還要無恥，竟然還在高唱「三面紅旗」讚歌，不會有點障礙什麼的，吃藥了沒有，要不去做個CT？
wcat: 如果只相信權威的話，你現在還在以為太陽圍著地球轉。
- 回復 wcat
- 請問你上過中學沒有？如此簡單的科學道理都不懂，還出來到處亂晃，不覺得丟人嗎？
總裁判: 科學在你黨媽手裡還能有什麼證據？不過，前面你裝作沒看見，出處正是黨媽那幾年韜光養晦的時候提供的。那是不是廢話？你別裝糊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