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曾長期擔任新華社記者,他所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於2009年5月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書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國非正常死亡3600萬人。此書至今在中國內地仍屬禁書,但經過網際網路等途徑廣泛傳播,引起強烈反響。大部分反響都很積極,當然也不乏批評之聲,但據楊繼繩稱,「幾乎沒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謾罵」;孫經先教授的文章發表后,楊繼繩認為「孫經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評文章」,是「經過認真研究的批評」,因此「有責任回答」。
經過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訪,楊繼繩寫成《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飢荒年代的人口問題與孫經先商榷》。在文章中,楊繼繩指出,孫經先依據的原始數據並不可靠,因此從方法論上站不住腳。
孫經先依靠的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據楊繼繩在文中介紹,這一官方數據是中國公安部三局戶籍處(四處)提供的。四處當事人至今健在的還有兩個人。一位是張慶五,當年戶籍處處長,今年86歲,離休前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另一位是王維志,今年82歲,上世紀50年代在蘇聯專攻人口統計學,60年代在四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離休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研究員。
楊繼繩曾就大飢荒死亡人數問題採訪過他們。張慶五回答說:「我們戶籍處沒有統計,沒有形成正規的數字,也沒有上報。我個人估計2000多萬吧。」王維志的計算結果為:1959年-1961年三年裡,非正常死亡大約3500萬人。
2012年5月11日上午,楊繼繩再次採訪張慶五。為什麼人口數據中總人口增長數和人口自然增長數不一致?張慶五回答:「籠統地說,差額是由統計誤差造成的。細說起來,原因很複雜,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產生誤差的情況和原因也不一樣。大飢荒那幾年的誤差主要是死亡漏報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這個差額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當時,中國人口數由基層單位(農村是生產大隊)填一個《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統計表交到縣公安局戶籍科匯總以後,報省公安廳戶籍處;省公安廳戶籍處匯總以後報公安部三局四處;四處再匯總成全國數字。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一個人死了,如果上報了,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他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難免會影響仕途。對省級和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