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斯坦福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台北舉辦了一場公開講座，主題有關中美關係的發展、挑戰，以及兩大國競爭對世界各國的影響。這次演講，由台灣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教授主持，並由台灣中央研究院朱雲漢院士參與對話。
本次演講從不同角度探討中美關係，包括偏向現實主義的國際結構和霸權移轉論，自由主義的經濟合作與全球供應鏈，也有從建構主義分析美國和中國公眾的政治價值和國際觀。同時本次演講也從不同議題探討中美關係——從最近世界關注的朝鮮危機、南海爭端，到中國發起的經濟合作計劃諸如「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也討論了中國企業諸如微信、優酷和中國銀聯對世界產業發展的意義。
福山首先從現實主義（Realism）的立場出發，指出中美局勢逐漸傾向學者預期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現象——中國作為崛起的霸權和潛在的修正主義者，挑戰美國作為既有的世界霸權的地位，加劇兩個世界霸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演講中提到中日釣魚台爭端和南海問題，可以視為崛起的中國試圖挑戰當前美國在亞洲主導的國際格局。福山教授以較悲觀的角度，認為中美戰略競爭將成為「零和競爭」（Zero-Sum Competition），少有雙方合作的可能，因為美國對其亞洲盟友（日本、韓國、菲律賓）負有安全責任，如果無法保障其中任一國的安全，將導致美國戰略信譽崩潰，並衝擊其他盟國對美國的信任，因此面對中國對日本、菲律賓的領土爭端，美國難以置身事外。
朱雲漢教授則認為中美在戰略競爭上仍具備有限合作的空間，諸如在朝鮮問題上，中國不希望朝鮮政府被徹底推翻，但自身難以忍受朝鮮不斷挑釁造成的風險，因此可能會向美國尋求妥協、合作。從前幾個月中國對韓國部署「薩德」的強硬態度，直到最近面對朝鮮導彈試射中國態度軟化，可見在朝鮮問題上，中美有尋求妥協的可能。中美在朝鮮的角逐，可以從守勢現實主義進行分析——中國固然在朝鮮問題上堅持自身國家安全，願意為保障朝鮮安全和美國對立，但近來朝鮮的軍事挑釁已經超出中國願意保障的成本範圍，中國衡量攻勢（繼續支持朝鮮）和守勢（阻止朝鮮衝突）的成本后，決定尋求和美國妥協，而美國與其盟友（韓國與日本）尚未準備好應對朝鮮的軍事攻擊，也願意和中國尋求妥協。
演講中有提問特朗普執政是否會改變美國對其盟友的保障，福山認為特朗普的確會要求美國的盟友應自行負擔更多戰略成本（諸如要求德國在北約應擴大軍備，自行承擔軍事成本），但國際結構是長期且穩定的，並非特朗普總統一人能夠輕易改變，因此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體系不會因特朗普上台而瓦解。
在中美經濟合作上，福山則從自由主義角度出發，認為中美在這方面有更多合作的空間，當前中美在全球供應鏈和精英互動上已經建立緊密合作。中國自從改革開放后，也逐漸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更成為全球化和自由經濟的受益者（就國家層面和上層社會），美國在1990年代也受益於中國商品進口有效遏止物價上漲。
然而當前中美經濟合作也存在不少挑戰。第一，在國際層次上，美國欲維持對世界經濟的領導，要求中國配合美國主導的體系（諸如WTO），然而中國當前經濟實力崛起后，試圖擺脫逐漸美國體系，發展一套由中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諸如「亞投行」、一帶一路戰略，或是微信、中國銀聯和優酷等中國企業的全球化布局。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要求其盟友對這些組織進行抵制，但多數盟國面對中國經濟崛起，不願意聽從美國的要求（福山批評美國對「亞投行」的抵制，是奧巴馬政府最愚蠢的政策）。第二，在內政層次上，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中所表現出的反全球化、自由貿易傾向，反映出相當美國人開始認為美國是自由貿易的受害者，並將失業等問題都歸咎於全球化造成美國失去競爭優勢，而特朗普執政也可能衝擊當前中美經濟關係；中國自身的政治體制結構也對經濟自由化造成不利影響——中國政府常常以打壓和他國經濟互動，作為政治威攝的手段，最近的例子包括台灣民進黨上台後中國對台商投資和觀光客來台的限制，以及韓國部署「薩德」后對韓國企業的抵制。
建構主義與歷史脈絡是探討當前中美關係最好的角度——相比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的理論雖然還不夠完善，卻能探討以往國關領域忽略的社會、價值變項，也能探討近年國際政治動向。
譬如，福山提到中國自認是19世紀以來西方國際體系的受害者，當前中國和他國的領土爭端——無論是釣魚台還是南海，甚至是台灣問題，都來自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這種對西方的不滿，成為中國將美國和日本視為外在威脅的潛在原因。這種經過歷史累積的價值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因外交政策而改變。
而在美國社會價值上，福山有提到美國人普遍無法將中國視為平等的夥伴，也有將中美競爭和1930年代美國取代英國霸權地位進行比較，說明中美霸權交替無法像當初美國和平取代英國霸權那樣，是因為中國和美國的價值觀存在太大差異，不像英國與美國分享相似的歷史、文化與政治觀。而最近特朗普當選反映美國排外情緒，這並非短時間內興起的民意，而是長期累積、發展的政治文化，應該藉由長期的歷史脈絡進行分析。
這次福山也從內政角度探討中國的外交發展。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里認為，中國政體缺乏的不是治理能力，而是缺乏法治（rule of law）和民主問責（accountability），因此其統治正當性不能永久保障，只能依靠操控民族主義，或是持續維持經濟發展。然而操控民族主義有危險性，而中國也難以確保經濟能永久維持成長。在外交方面，操控民族主義和保持經濟增長具有潛在矛盾性——操控民族主義帶有排外性質和民粹性質，經濟發展卻要建立在國際合作與自由開放之上（中國內需再大、資源再多，本身仍欠缺軟實力和技術）。這兩種矛盾的結合，也勢必衝擊其外交政策的延續性。
本次演講中，我們向福山提問民主和平理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能否適用於中國，福山教授簡短的以日本、韓國，或印度與巴基斯坦（非真正民主國家）作為例子，表示民主和平論不太可能適用於中國。我們不完全同意福山的看法，固然民主國家仍難以避免對外衝突，但民主機制確實可以遏止好戰的對外政策，譬如美國民眾反對越戰和伊拉克戰爭就是很好的例子。從建構主義分析，民主政體為社會帶來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對外交行為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中國民主化或許難以壓制內部民族主義，但民主機制可以從內部防止民族主義情緒轉為對外政策。
當然民主和平理論本身有其解釋上的局限性，雖然目前實證上確實顯示兩個民主國家間的衝突遠少於兩個非民主政體或民主-非民主政體之間，但該理論仍存在各種問題，諸如民主國家如何界定、衝突如何界定、歷史上的樣本仍不足夠、或兩者只是虛假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等。這些問題仍有待更多研究解決，而未來中美關係或許可以成為評估民主和平論的關鍵樣本。
在中美爭鋒的影響之下，台灣的角色又如何？台灣作為夾在中美之間，一方面外交、軍事上和美國親近，並且依賴美國提供的安全承諾；另一方面，儘管台灣和中國長期以來政治上對立，卻共享相同的語言、種族和文化，台灣對中國貿易依存度也日漸增加。換句話說目前台灣在政治、經濟上同時依賴中美兩大國，一旦中美關係產生變化或陷入對立，台灣將陷入困境，或被迫選邊站。
當前學者對台灣的未來有各種看法，諸如攻勢現實主義提倡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書中就抱持悲觀看法，認為台灣最終將被中國并吞。事實上，中國實力的崛起對台灣而言是一件無法逃避的政治現實。在福山本次的演講中，朱雲漢教授最後就提出：台灣應該增加對中國的全面融合（engagement），並運用台灣相對中國優勢的軟實力影響中國。Engagement的定義為「溝通、交流」，惟有有效的溝通，才能化解刻板印象和對立，避免發生衝突，增進對話與合作。
（註：作者童凱文任職於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所，嚴飛任職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