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 簡體版 | 發布廣告 |常用工具 | 網站地圖

登錄註冊找回密碼切換風格

我要發布

倍可親首頁 › 日誌 › light12 › 日誌

light12

https://big5.backchina.com/?260533

蘆笛中國緣何倒退百年？

作者：light12 於 2017-4-18 01:2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20評論

關鍵詞：中國

蘆笛中國緣何倒退百年？——與老金商榷（一） 時間: 26 11 2011 19:52

作者：蘆笛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中國緣何倒退百年？

——與老金商榷

蘆笛

拜讀了老金的《大船何時過三峽》的已寫出部份，有些疑問，寫出來就教於老金以及諸位大賢。

一、關於「自私基因」

據老金介紹，霍金認為：

「人類基因中攜帶『自私、貪婪』的遺傳密碼，人類對於地球的掠奪日盛，地球資源正在一點點耗盡，人類不能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不能將賭注放在一個星球上。」

這當然是屁話，是「社會生物學」最高最活的頂峰，用生物學去解釋一切人類行為，卻完全忽略了人類理性對塑造人類自身乃至決定人類命運的能動作用（起碼是一種potential吧）。老金的駁斥大部份我也贊成，但我覺得下面的推理似乎有點問題：

「從器官水平看，往往一個器官的活動要受到兩種互相拮抗神經的支配，如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實際為興奮性神經和抑制性神經）；一種激素的分泌，一定有控制激素分泌的調節機制，如甲狀腺激素和皮質激素的分泌要受到來自垂體和下丘腦的控制，而且通常為負反饋調節。基因也是一樣，既然存在著自私基因（或稱利己基因），就一定有與之相反的利他基因，以及抑制、下調自私基因的機制存在。上帝造人，絕不會讓一個自私基因毫無約束地存在。」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老金是說，人體必然有一個或一套與「自私基因」相拮抗的基因。這裡似乎有兩個問題：

第一，什麼是自私基因？過去本區討論道金斯那本爛書時，老非就曾問我：你說哪個基因是自私基因？問得我一愣，暗贊這老不死老東西就是有水平：是啊，如今人類基因組的序列都測定得差不多了，有誰證認了哪個基因是自私基因？如果說那是尚未被克隆出來，那看看細菌與病毒的基因組也就夠了。它們早就被研究得清清楚楚，又有哪個基因是自私基因？根本就找不出來，然而你能說那些低級生物是無私的么？如果這樣，那世上如今也不會有這些物種了。自私就是物種的存在方式，不自私，物種就一定要滅絕。一切物種都有無限繁殖傾向，然而資源是有限的，因此，不要說生物體普遍表現出來的損人利己行為，光是自身拚命無限繁殖，就必然要在客觀上起到損人利己效果。這應該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吧？

我由此想到，道金斯的「selfish gene」，其實是個哲學概念而非科學概念，如同中醫的「陰陽五行」「精氣血」一般，根本就無從落實。生物體當然是自私的，然而這自私只體現在全套基因組的設計目的中（少正卯又要無語了，其實那才是他最適合乾的事），並不能落實到某一個具體的基因上去。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噬菌體：所有的基因都是為損人利己而存在的，然而那損人利己是綜合效果，不是某個基因的功能。

換言之，損人利己只體現在設計目的中，是「虛」的而不是實的，並不能落實到某段核酸的序列上去。正如您無法在潛水艇中找到「潛水元件」一般，全艦潛水並在水下航行是潛水艇的設計目的，每個元件都是為此目的製造裝配的，但沒有哪個具體的元件單獨負責此功能。微生物如此，高級生物當然也只會如此。因此，我敢斷言，即使人類把所有物種的基因組都查得清清楚楚，也絕無可能證認某個具體的「自私基因」。

趕緊補充界定一下：所謂「自私」，指的是「生物體的存在目的，就是儘可能地、不擇手段地保存並最大限度地繁衍本物種」，因此，所謂「自私」，其實是「種私」，老金列舉的那些生物的捨己為人行為，就是為此目的出現的。它貌似與「保存自己」相反，但說到底還是為了保存物種，只體現了物種為此目的而不擇手段。這種行為，最後還是只能落實到設計目的上去，並不可能證認蜜蜂的某個具體基因驅使它們去奮勇捐軀。比起高級動物來，蜜蜂的基因組十分簡單，應該早已查明，而我們至今尚未聽說過「奮勇捐軀基因」被克隆出來，足證我這一推測不錯。

以上所說，現代生物學家們是決計不會同意的，因為那是目的論。但不採用目的論，您根本就無法解釋生物（起碼是低等生物）損人利己的存在方式。論實質，目的論與進化論都是假說，但前者更言之成理，至少沒有後者那樣牽強，需要過人的信仰力才能相信，生物體那按一系列鮮明目的裝配起來的複雜系統，竟然是隨機進化出來的。

不管怎樣，迄今已有的證據提示，沒有具體的自私基因存在。既然如此，那與之相拮抗的反基因或調控基因也就不可能被發現。不知諸位以為然否？

第二，高級生物體內確實存在著兩大拮抗調節系統，諸如分子水平的蛋白質磷酸化與去磷酸化，神經系統的交感與副交感神經，內分泌系統的胰島素與胰高血糖素等等，而且這些系統都以負反饋方式調控。但這是為了維持內環境穩定而設計出來的。廣而言之，一切自控系統都應用此原則，離開負反饋調節就一定沒有穩態。

但據此似不能類推出生物體內也存在著與「自私基因」相拮抗的「無私基因」，蓋兩者的設計目的完全不一樣：兩大拮抗系統的存在是為了「維穩」，亦即維持生物個體內的負熵態，而物種的存在方式是無限制地繁衍，沒有什麼系統內的穩態可言。例如在營養充足的條件下，細菌按指數曲線瘋長，哪裡有什麼穩態可言？又哪有什麼內源性的負反饋調控機制來控制它的繁殖速度？限制其繁殖的只有外界條件，而這並不是什麼負反饋調節——放在培養瓶里的細菌，用完了資源也就悉數死翹翹了，並不會受到某個基因的調控，使之保持「合理繁殖速度」，以儘可能長地存在一些時候。

其他生物也類此，迄今沒有發現什麼負反饋調節系統來遏制一切物種無限制繁衍自身的傾向。老金也說了，對這種傾向的遏制是外界強加的，並不是由物種內源性的「剎車」來自我調節的。因此，我很懷疑這種「剎車」的存在。

二、唐德剛筆下的袁世凱與孫文

老金提到我對唐德剛的不屑，並給出了他自己對老唐的「三七開」評價。我的確非常看不起老唐，覺得他那個專業歷史學家實在是尸位素餐，濫得虛名。

前些天國內開了個史學研討會，楊帆、劉仰、秦暉、蕭功秦等人都參加了。那會談紀要很有意思，竭誠推薦大家去看看。蕭功秦先生在會上發表的對史學流派的觀點很有意思。他認為，楊奎松、高華、沈志華等人可以稱為史學里的「新實證主義」，這個學派對去偽存真、澄清史實作出了偉大貢獻，但這還不夠，他認為中國還需要發展出一種「解釋學派」，我的理解就是尋找歷史現象背後隱藏著的必然因素。

我很贊同蕭先生的這個主張。國內史學界的「四大天王」（二楊、高、沈），都是「史料派」，其共同特點是發掘大量的史料，查明真實的歷史是什麼。誠如蕭教授所說，這些大家的努力，對破除官方偽造的神話貢獻厥偉。但這只是「微觀史學」，並未對歷史現象發生作出解釋。這確實是中國史學研究的一大弱項，應在未來補足。

用蕭教授的分類來看，則唐德剛應該算是「解釋學派」。如果說楊奎松教授的著作是「壓縮餅乾」，則老唐的東西完全是清湯灌水，幾無史料可言。我曾經說，看他的書必須以沙裡淘金的精神，淘去無量屁話，才能打撈到星點見識。除了下面要批的「三峽」論外，他的零星見識也偶有可觀者。但其所以可觀，乃是國共兩黨偽造歷史玉成的。唐本人無非是生得早，能搶在別人前頭看到那彰明較著的事，又跑到海外來，具備了說出為當局所不容的話的地位，因而很有限地首次突破了國共的神話框架，然而那突破委實有限得緊，辜負了他的機遇。

他對老袁與老孫的評價就最能說明這一點，據老金的引用：

「袁世凱是傳統中國里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才大心細，做事扎紮實實，有板有眼，是位極有效率的行政專才和標準的中國法家。然而他無理想，對現代政治思想更是一無所知，這是時代關係，先天後天自然發展的結果（顧維鈞先生當時是袁氏隨時諮詢的機要秘書，事後告訴我亦如此）。而孫中山卻正是袁的反面。孫公週遊世界，愛國之心極烈，為人又好學深思，滿頭腦理想，欲施之於中國，而道不得行。」他在《袁氏當國》末尾還寫上這樣一句話——「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有之，或自不才始也。」

肯定袁世凱，當然需要一定勇氣，但這在海外完全可以做到。任何一個真正有學術勇氣的史學家，若是生活在海外，都該實話實說。而要看到老袁在戊戌之前就主張並投身改革（遠在康梁馳名宇內之先），在此後對中國西化作出的巨大貢獻，並不需要什麼過人的知識與智力，有點實事求是的學術良知即可。用鬼話來說就是，nobody should have missed it。然而老唐對老袁的總評，卻是從《三國演義》上抄下來的對曹操的評價，這無非是從國共製造的魔鬼臉譜「轉進」到傳統臉譜，實無突破可言。

例如他稱老袁為「標準的中國法家」，完全就是用一幅漫畫取代另一幅漫畫。只需舉一個最簡單的小例子便可看出這傳統臉譜之無稽：老袁是中國首倡女權主義的先驅之一，當年曾與嚴復一道支持傅增湘、唐紹儀、呂碧城等人創辦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北洋女子公學」，第一任校長呂碧城就是老袁推薦給傅增湘的。這是「標準的中國法家」的作法么？不知主張女子教育見於哪本法家的典籍？

老唐對老袁與老孫的比較更是可笑。老袁當然不是理想主義者，他對西洋政治文化的認識也相當有限，但我看未必比孫中山懂的更少。老孫看的英文書或許遠比老袁多，但那又便如何？他根本就不懂民主自由的價值與涵義，更不懂中國國情，竟然會以為中國人的自由太多了，所以要用革命去剝奪人民的自由：

「外國人不識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這自是難怪。至於中國的學生，而竟忘卻了『日出而做，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卻是大可怪的事!由這個自由歌看起來，便知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而確有自由之實，且極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們要講民權，因為民權是由自由發生的。所以不能不講明白歐洲人民當時爭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貴。歐洲人當時爭自由，不過是一種狂熱。後來狂熱漸漸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兩方面，不是神聖的東西。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們便不能承認。中國人為什麼是一片散沙呢?由於什麼東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國為什麼要革命呢?直截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就是我們革命黨裡頭也有這種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之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錯用了自由之過也。我們革命黨從前被袁世凱打敗亦是為這個理由。」

這些爛話，起碼老袁不曾說過吧？這就是唐德剛心目中的「現代政治思想」？有這種思想，到底算是什麼優點啊？而且，老唐憑什麼說孫中山「滿頭腦理想，欲施之於中國，而道不得行」？由他啟動的國民革命與共黨革命，不是最終把人民的自由剝奪得乾乾淨淨，因而實現了國家富強么？中共自稱孫文的正宗傳人，又難道不是理直氣壯，實至名歸？

記得朱學勤有言，朝廷應該走向現實，而民間則該走向浪漫。竊以為此話很有道理。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理想主義者，而老鄧是什麼理想、思想都沒有的政客，兩人對中國的文明化貢獻孰大？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老袁與老孫之間。中國需要的，到底是有治國才能的現實主義政客，還是毫無治國才能、唯有「滿頭腦理想」的浪漫草包？

其實，老袁的問題，不是他不懂「現代政治思想」，而是他已有的「現代政治思想」過於超前。惟其如此，他才會在晚清新政中持激進的立憲立場，推動了「預備立憲」出場，就此鑄成大錯，因為改革步驟太快，規模太大，範圍太廣而最終誘發了辛亥醜劇，終至清廷傾覆。他本人雖然藉此當上了大總統，卻因驟然打破了傳統而使全民遭受了傳統的懲罰。當然，這已離題太遠，應該寫在我的辛亥系列中，拿去騙錢才是。

中國緣何倒退百年？（二） 時間: 27 11 2011 01:28

作者：蘆笛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三、唐德剛的「三峽論」昏話

大陸人篤信唐德剛與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我覺得就如同咱們當年堅信馬列主義的「科學真理」一般。這不是說我認為唐德剛所有的結論都是錯的，也不是認為中國的前途一定是悲觀的。黨媽媽在往死里打我們時常常哼哼教導我們：「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我之所以討厭老唐，其實也就是他那傲慢剛愎的偽科學態度，以及極度幼稚可笑的思維方式。

我歷來認為，結論是否正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思維方式，而唐德剛與黃仁宇的所謂「大歷史觀」之所以是垃圾，乃是他們「發現規律」的路子與馬克思一樣，壓根兒就是偽科學。偏偏他們（尤其是老唐）還要標榜自己叛賣的那套是「社會科學」，老唐還要特地用英文註明，告訴讀者那是social sciences，像煞了馬克思。而如今國內的「民主派」篤信他發現的「社會轉型規律」，恰如當年叫賣「賽先生」的陳獨秀認定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一般，都是因為不知道懷疑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任何聲稱在缺乏證據支持時，都只能視為假說，哪能當成已被證明的定律而信之不疑？更何況他那些宏大聲稱連邏輯自洽都做不到，完全是「論而不證」。用咱們四川話來說，便是「鼓倒起說了霸起聽」，不容分說強迫讀者接受的武斷命題。

例如老金代他總結的第一條，就完全是中宣部發布的國慶遊行口號，與「美帝必敗」一般斬釘截鐵：

「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而今後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轉變，實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轉者也。這就是吾所謂的歷史的『必然』」。

如此宏大立論，證據何在？老唐給出來的論據卻是否定自己的：

「可是今日的歷史，卻是將來歷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歷史的特性，那麼對歷史轉型的下一階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這種預測，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現代社會科學史家，則視為歷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測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間，要沒有變數才好，而變數也是歷史發展之常規，任何向前發展的歷史，皆無法完全避免之也。」

既然歷史構成了現實乃至未來的「造因」，而「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那這「造因」就只會再造出未來五千年或至少一千年的帝王專制史吧？怎麼又會得出「今後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的相反結論呢？這是哪家的因果律？

然而老唐卻把春秋戰國時發生的從封建制到郡縣制的「第一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當成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的發生原因，甚至據此判定第二次轉型所需的時間，這話有誰能理解？這兩次轉型相隔兩千年（還虧老唐是學歷史的，居然連「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的昏話都會說出來。漫說中國歷史絕無五千年，而且，既然在春秋戰國時發生了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怎麼還能說此前的歷史也是「帝王專制史」？那轉型表現在哪裡？難道他連周天子與秦始皇的區別都不知道么？），兩者之間究竟有何因果關係？又有什麼可類比性？是不是兩者的難度一樣，影響因素全等，以致兩者的時程必然相等或相近？

既然是科學，當然就有普適性，適用於中國者，必然也適用於其他國家。可歐洲國家中世紀實行的是封建制，從未發生類似中國的從封建制到官僚制的社會轉型，日本也類此，從封建制直接就轉入了資本主義社會，這又是什麼原因？用老唐發現的「必然規律」該怎麼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又該如何去測算人家從專制制度轉為民主制度的時間？莫非是等於零不成？英、法、意、德、奧、西、葡、兩瑞、波、捷、日等國，從專制社會變成民主社會經歷的時間完全不一樣，其中有的國家如德、意還從舊式專制制度轉為現代極權制度，而且生命力還相當旺盛，以致英美必須聯合一個更邪惡的極權國家才能將其摧毀，強迫它們走上民主道路，這又是怎麼回事？為何這些連中小學生都知道的事實，竟然會在他建立「科學規律」時所取的視野之外？

看不見這些也倒罷了，最搞笑的，還是唐德剛連自己反覆強調過的史實都述而不見。他多次誤引毛澤東的詩：「百代都行秦法政」（應為「百代都行秦政法」），強調自秦始皇至鴉片戰爭，中國的「政治社會制度」都沒有實質性改變，卻絲毫看不出，根據他的「科學理論」，這中國歷史上最觸目的現象必有原因，而它本身也構成了Historical Causation。是這，而不是從遠古封建社會轉變為官僚社會，才是影響現實乃至未來的更重要的因素。

歷史當然是現實和未來的一個「造因」，但那不過是影響因素之一。任何一個粗知近現代史的人都能看出，西方文明的衝擊，才是導致中國發生社會轉型劇變的最重要的動因，唐德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

卻原來，傳統制度「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乃是外力逼迫出來的人為努力，並非「歷史的造因」自然驅動之下出現的「中國歷史發展之常規（natural course）」？既然如此，還奢談什麼「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呢？如果地球上只有中國，這種「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還會自然而然地發生么？

所以，白讓老唐以歷史為終身職業，研究了半天近代史，也看到了若干現象，卻完全是如入寶山空手回，整個滿擰了。他本來應該看出，春秋戰國時期發生的從封建制到官僚制的社會轉型，在中國造出了一個強大的官僚階層。這種社會構建方式，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儒道釋軟體，賦予了傳統制度驚人的穩定性與保守型，而這就是它歷兩千年不走樣的基本原因，也是它區別於歐洲發展史的最明顯特徵。但在西方文明入侵中國后，這超穩結構就再也不靈了。亡國之禍逼得朝廷主動全盤改革傳統政治社會制度，使之與國際接軌。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若是除去這外來的驅動因素，中國一直處在封閉狀態，國人還會自己去打破那已經行之有效長達兩千年的超穩結構，對之進行徹底改造，使之變成與西方民主制度相似或甚至相同的政治社會制度（亦即老唐所謂「現代政治社會制度」）。如果傳統社會中真有這種自發變革動力，那就無法解釋此前為何會「百代都行秦政法」，沿用基本同一個政治社會制度長達兩千年之久，更無法解釋朝野為何要萬眾一心地抵抗西洋生活方式，拒絕改革舊有社會制度，以致在鴉片戰爭爆發后長達一個甲子的歲月里無所作為。哪怕是在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鬼子逼著清廷處決了頑固派巨孽，排除了改革的最大障礙之後，慈禧強制推行全面改革仍然遇到了頑強抵抗，以致老太太煩悶得聲稱要去跳湖自殺。

因此，Historical Causation確實存在，只是老唐把牛逼扯到馬胯上去了（excuse my French），迫使中國實行政治社會制度轉型的Causation是西洋文明的衝擊，用老毛的話來說就是「外因」；而抵抗這一衝擊，使得轉型無比艱難的Causation則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保守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由它模塑的相應的政治社會制度，用毛的話來說便是「內因」。在此，外因是驅動改革的動力，而內因是妨礙改革的阻力。既然在外力的無情逼迫下，中國改革都還如此困難，那在沒有這種外來的驅動力的情況下，中國還會自動進行「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么？

所以，原地兜圈才是中國社會的natural course，這是一個敢於直面歷史、直面現實的人不能不作出的結論。如果硬要套用老唐的「三峽」比喻，則我們只能說，推動大船行進的江水是外來的壓力，而妨礙大船飛流直下的是歷史文化傳統建起來的三峽大壩。在這個經過外來「變數」modified了的artificial course中，正因為大壩太雄偉，大船才會被撞得遍體鱗傷，幾遭滅頂。

中國緣何倒退百年？（三） 時間: 27 11 2011 16:44

作者：蘆笛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四、百年倒退

右憤常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后清」，以辛亥革命去荒唐比附他們期待中的民主革命。這種胡說八道，徹底歪曲了歷史，百倍美化了中共政權，貶低斥辱了清廷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或許也是唯一一個）主動解放人民的政權，不能不激起我極大的無產階級義憤。

我在舊作中說，衡量社會進步的指標有兩個，生產力與公民權利。論生產力與社會富裕程度，今日中國當然絕非晚清可比，然而論社會結構的合理度與公民權利，則中國若能在未來50年內恢復到晚清的先進水平，那也真算得上是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保佑了。

先看社會結構。自秦始皇之後至晚清新政之前，中國一直是官僚社會，亦即社會的統治階級由一個官僚集團組成，它靠擁有的絕對權力對百姓實行敲詐，這種敲詐即使不被朝野視為天經地義，也起碼是合法的。這是道地的中國特色，並不見於歐洲。在官僚集團之上的，是對官僚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而在其之下則有士紳集團。前者在理論上對官僚集團的暴力敲詐具有約束力，而後者則是領導民間社會的精英，與官僚集團「又勾結，又鬥爭」，對官僚集團的敲詐具有某種程度的抵抗能力。

簡言之，傳統社會的權力金字塔由三層組成：皇權——官權——紳權，壓在這金字塔之下的，則是以士紳為領袖的「宗法自治板塊」。皇對於官、官對於民都擁有「合法傷害權」。雖然官對於紳（特別是所謂「鄉宦）的合法傷害權不是那麼大，但平民百姓（有時甚至包括士紳在內）對官僚集團的敲詐卻毫無抵禦能力，與被土匪綁架的肥羊無異。擺脫這任人宰割的可憐狀態的唯一希望，是科舉仕途。然而相對於龐大的人口基數而言，每三年打中這政治六合彩的幸運兒的數量，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記得黃仁宇說，由於社會普遍貧困，「朝為田舍郎，暮抵天子堂」其實是一種浪漫迷思。在一個顯赫的新科舉人或進士身後，往往凝聚了全家人乃至闔族人長年累月節衣縮食、苦熬苦撐供養那才俊子弟讀書的艱辛。

儘管以西方（也就是所謂「現代」）的眼光來看，這社會結構極不合理，然而與共黨社會相比，它仍然有相當大的合理性。在這種社會中，對百姓造成最大的常規性危害的是官僚集團，但它畢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制約。首先是有以士紳為領袖的民間社會存在。它雖然因自願信奉儒教而沒有意識形態上的獨立性，也不能靠法定權利去抵禦官僚集團的合法敲詐，但它在組織上卻是相當獨立的，並不為官僚集團直接控制，這就是孫文何以要抱怨「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各人的自由太多」。其次是官僚集團受到皇帝的管束。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管束純粹是理論上的，但因為皇帝對官僚集團具有絕對支配權，由明君發動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仍有可能，晚清改革就是明證。

這兩個（特別是第一個）相對共黨社會而言的結構上的合理性，都有利於社會轉型。黃仁宇曾指出，歐洲之所以能發展為民主社會，是因為中世紀歐洲是由「國王——貴族——平民」組成的三明治結構。貴族向國王爭權利，實行了貴族民主，此後又逐漸擴大為全民民主。他說的其實是英國的社會發展史。不難想見，中國本可利用舊有社會結構走上類似的路，那就是先在士紳階層實行民主，然後再逐漸過渡到全民民主，實現平滑轉型。

晚清改革走的其實也就是這條路子。新政試行的地方自治，賦予了士紳在科舉仕途之外的合法參政權，極大地擴大了士紳主持地方事務的權力，引發了蕭功秦教授所謂「政治參與爆炸」。士紳集團的參政意識猛然覺醒，要求在地方事務乃至全國事務中取得更多的支配權。不幸的是，中國的精英集團遠不如英國精英階層那麼理性，不知道「過猶不及」的道理，卻沐猴而冠，躐等躁進，使得改革惡變為革命，先是把並不直接殘害百姓、卻能以其精神權威整合全國的皇帝推倒了，后又迎來痛恨他們「自由太多」、以「打倒土豪劣紳」為宗旨的國民革命。後繼的共產革命則乾脆消滅了士紳集團，徹底掃蕩了一切民間社會，不但使得改革從此失去了精英依託，更造出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官僚階級巨無霸，它壟斷了全國物質與精神資源，將全民置於無孔不入的組織控制之下，自身則變成了毫無制約、毫無抗衡的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殊統治等級，使得社會的「可持續改革性」降到了史無前例的低下水平。

再看公民經濟權利。晚清改革之前的傳統社會一直實行私有制，只是產權不受法律保護，因而時時處在官僚集團的合法敲詐之下。但不管怎樣，除了鹽、鐵等幾個重大產業，國家並未全面推行官有制，農村更是實行事實上的土地私有制，普通百姓享有的經濟自由根本不是共黨社會可以比擬的。晚清新政更確立了「工商立國」的走資方針，由國家大力鼓勵保護民間工商業，為此制定了一系列現代立法，朝廷甚至鼓勵民間商人參加國際博覽會。百姓享受了空前的經濟自由，短期內就出現了大量民企，以致連鐵路那種大型工程，民間都想自辦。朝廷還一度鼓勵民間集資修路，只是後來發現不切實際才放棄初衷。更重要的是，與西方國家國會一樣，資政院享有決定國家預算的權利。1911年的國家預算就是經過議員們仔細審議，砍掉了郵傳部的行政費用包括欽差的車旅費和其他冗費，使得預算減少了7790萬兩之後才通過的。這種事，難道是今天的橡皮圖章人大幹得出來的？

毛共社會不但以暴力搶劫了富人的私有財產，而且徹底剝奪了全民的經濟自由，把全民化為全面依附於官有制的奴隸。后毛社會雖然歸還了許多搶去的公民經濟權利，因而造出了驚人的經濟奇迹，但至今非但不解散以壟斷牟取暴利的官有企業，還要公開與民爭利，把央企國企「做大做強」，實行「官進民退」。農民至今仍未收回被官府搶走的土地，就連城市民房的宅基地都是官府的，百姓只能有70年的使用權，因而為官府強制拆遷提供了法律依據。這許多咄咄怪事，豈是先民可以夢見的？

再看政治自由。晚清改革前，傳統社會的百姓雖然沒有什麼法定的公民權利，但因為官府對百姓的控制手段十分原始薄弱，主要由民間社會根據宗法族規實行自我管理，百姓的自由度相對於現代要大得多。而且，無論是朝廷還是官府，都不敢藐視民間輿論，也從無管制民間言論的威權機構。晚清改革中，朝廷向「文明國」學習，廢除了酷刑，修改了刑律，制定了民法與訴訟法，並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實行三權分立，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准議會（資政院與諮議局），建立地方審判廳，將立法、司法與行政分開，允許民間組黨，更鼓勵民間辦報，使得各種黨派與報紙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這些旨在與「文明國」接軌的重大改革措施，根本就不是國共兩黨誣衊的「騙局」。資政院絕非人大那種無恥橡皮圖章。1910年10月，資政院奏請速開國會，朝廷宣布將召開國會的期限縮短3年。隨即招來議員們的強烈抨擊，他們或指責朝廷違背承諾，或抨擊此舉「是為貪官污吏開搜括之門」。同年11月，上諭命令將應由皇帝直接裁決的兩個案子交有關行政部門審核，資政院將此視為行政權對立法權的侵犯，議決彈劾副署上諭的軍機大臣。有的議員甚至公開聲稱「與軍機大臣勢不兩立」，致使軍機大臣聯袂辭職。當攝政王以硃諭駁回提案后，議員們竟對硃諭口出不遜，有的甚至威脅「人民沒有別的法子，只好拿出他的暴動手段出來」，最後迫使攝政王只能以留中不發的方式否決議案（類似於美國總統的「口袋否決」）。這些真刀真槍的政治鬥爭，豈是今日人大可以夢見的？

民間享受的言論自由更是空前絕後。秋瑾被處決后，民間報刊竟群起指責官府，或宣稱「謀而未反不是罪」：

「浙省之秋瑾與大通學堂，姑無論是否果為徐黨；就令確為徐黨，亦不過在預備陰謀之列。以常事犯論之，只有預備陰謀、未至措手實行者無罪，所謂只問行為、不問意思，刑法無誅意之條，與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國事犯論之，預備者比措手實行者減一等，若陰謀未至預備者減二等，此文明國對於國事犯之辦法也。」

或痛斥官府殘民虐民：

「此次之黨獄，政府官吏之對於我人民，可謂侵削生命權之甚矣。欲殺則殺，欲捕則捕，欲搜查則搜查。不必有證，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誣。一切敲詐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無一線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處不得自由，書信不得自由，一切營業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權，大概盡為所侵削，而復日處生命危險之地位。」

或宣布政府的政治死刑：

「就今日皖變觀之，畢現政府專制野蠻真面目，而後知烏頭可白、馬角可生，立憲竟不可期也。嗚呼，政府將以此終古耶！」

這也算不了什麼，因為官制改革引起民間不滿，1907年1月26日上海出版的《時報》竟然刊登文章，大罵「政界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聲稱「公決密謀革命」，朝廷竟然不聞不問。1911年7月，武漢《大江報》連續發表何海鳴、黃侃煽動暴亂的文章，諸如《亡中國者和平也》、《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湖廣總督瑞瀓雖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亂治安」的罪名，逮捕了該報總編輯詹大悲、何海鳴，卻僅罰款800元了事，后因二人無錢繳納，才改判徒刑18個月。

這種高度的政治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在中共治下不必說，就連在國民政府治下也不可想象。無怪乎孫文要慨嘆「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為此，國民黨上台後便改民國為黨國，以約法規定全民必須奉國民黨那個新興官僚集團為領導，將孫文的一家之言奉為新國教。待到中共上台，更是徹底剝奪了人民的一切權利，不但將已經分開的司法、行政、立法合併為黨的一元化領導，更剝奪公民思想自由，以憲法規定外國人馬克思、列寧以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本國賣國賊的互相矛盾的智障謬說為新國教，全民更必須永久奉共產黨那空前強大的官僚集團為主子，竭誠擁護維護其殘暴統治的官僚專政，海枯石爛永不變心。

這些歷史演變提示的國人的愚昧之浩瀚雄奇，真箇是「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當年清廷規定以九年為預備立憲期限，將於1916年正式頒布憲法並進行第一次國會選舉，並於1917年召開國會。立憲派急不可待，反覆請願速開國會。攝政王不得已，同意縮短3年，亦即於1914年正式行憲。籌備期縮短到了根本不切實際的6年。可立憲派還是嚷翻天，最後竟因本可在行憲后合法推翻的所謂「皇族內閣」出台，而對朝廷徹底喪失信心，轉向革命。然而國民黨上台後卻以武力為後盾，悍然剝奪公民已經獲得的憲法權利，強行任命自己為全民教師爺，實行了將近20年的「訓政」。既然如此，1911年那陣子，沐猴而冠的精英們再等上3年又有何不可？本來可以在1914年行憲，卻拖到了1947年去，這30多年間死人無算，為的到底是哪般？

這且不論，等到國府正式行憲，沐猴而冠的精英們諸如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王造時、張東蓀之輩又瘋蠢大發作，認定那是騙局，因而抵制國大，投靠中共武裝叛亂集團。這下更好，過去無論是清廷，是國府，人家總還承諾還政於民，而且最後都兌現了。就算那真是欺騙吧（虛擬語氣），精英們總還有個假戲真做、最後弄假成真的餘地，哪像我黨連戲都懶得跟你做，直接宣布就是要永久統治你。直至2011年3月10日，人大委員長吳邦國還在向全世界莊嚴宣布：「從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什麼民主，什麼自由，什麼憲政等等，全都是禍水，都是萬惡美帝妄圖滅亡中國的大陰謀。草民就連講講這幾個詞，哪怕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也罷，都會被捉將官里去，判上11年的重刑！

最近北京市宣布將在5年內逐步實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相對分離，民間頗有為此歡欣鼓舞者，真是令人哭笑不得——這種「改革」，完全是復古。早在隋唐年間，朝廷就實行這種「三權相對分離」了。那時實行的是三省六部制，朝廷由中書省掌握決策權，門下省掌握審議封駁權，而尚書省則行使執行權。這與晚清實行的西式三權分立完全是兩回事，北京市這種「復古改革」，當然要比毛共的「一元化領導」先進得多，但那隻證明了現代官制連中古時期的都不如。可就連區區這麼一點改革，竟然也需要5年，都快趕上了晚清規定的6年行憲的時程了！

您說，天下還有比中國精英們更蠢笨、更下賤的動物么？當真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上面說的是社會結構與公民權利，民智民德又如何？

先說統治者。受過我黨革命教育的現代讀者如果對真實的歷史有點了解，就一定會把滿清統治者當成不可救藥的東郭先生。我已經在舊作中舉過幾個例子：1906年冬，黑社會組織哥老會（改名「洪江會」）在湖南萍鄉、瀏陽、醴陵等地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胡瑛、朱子龍等人被孫中山派到武漢，勾結「日知會」劉靜庵等人，蓄謀在武昌發動叛亂響應，事泄后被張之洞逮捕，僅判了十年監禁。1910年3月，汪精衛和黃復生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僅判終身監禁。辛亥亂起后便獲大赦，一共只蹲了一年多的監獄。

這些其實也算不了什麼。針對各地出現的騷亂，朝廷還特地下令，說南方各省抓捕革命黨甚嚴,為避免株連無辜，各省「只須判其有罪無罪，不必問其是黨非黨」。武昌兵變發生后，朝廷還特地下發上諭，命令各地：「如搜獲逆黨名冊，立即銷毀，毋得稍事牽連，致滋擾累。」其實地方大員根本就不需要這道命令。上諭下發前數日，湖廣總督瑞瀓繳獲了武昌新軍文學社與共進社的全部黨人名單，卻僅僅逮捕並處決了三個頭目，並不照單抓藥，將革命亂黨悉數逮捕治罪，反而準備銷毀繳獲的花名冊，放過其餘的革命黨人。

統治者的這些仁厚行為，根本就不是備受我黨邪惡宣傳洗腦的現代讀者能夠理解或是願意相信的。他們雖見過統治者出動大軍血洗京城，以坦克裝甲車濫殺和平示威者，卻認為那是政府履行其神聖的治國責任，反以為中共以前的統治者更加殘暴陰險，卻不知道歷史上再殘暴的統治者，也不曾像中共那樣，不但虐殺了大量異議人士，就連「同教異宗」的共產黨員張志新都要割開氣管后槍斃。無論是晚清、是老袁、還是國府，哪怕是只有我黨的三分兇殘狡詐，也就絕不至於垮台了。光從由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唾棄「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篤信「屠民治國論」的邪惡政權統治這點來看，今日中國就不知道倒退了有多遠。

再說老百姓。晚清的民德淳厚就不必說了，孔孟之道就算培養了百姓的奴性，但同時也製造出了大批仁厚君子，其善良根本不是備受毛共「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的幾代人可以比擬的。而且，當時無論朝野，都對西方國家非常欽服，認為它們是「文明國」，是學習追趕的對象。這風尚一直延續到五四運動時期。其時最時尚的詞就是「文明」，從西方引入的話劇叫「文明戲」，就連鬼子用的手杖都要稱為「文明棍」。朝野一致意識到本國的野蠻，哪怕是學生上街遊行抗議也要時時以「文明」自律自勵，以義和團匪徒為反面教員，專門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預防制止義和團式仇外犯罪行為。直到國共兩黨從蘇俄引來「帝國主義侵略」論之後，這風氣才被掃除。然而儘管孫中山先是鄙夷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在辛亥前便欲投第二國際而不可得，后又引狼入室，請鮑羅廷為他制定黨綱，改組國民黨，並以煽動「打倒列強」的仇外思潮為奪權手段，而後繼的蔣介石到死都還在怨恨「西方帝國主義」，但民間並未視西方為民族大敵，更未視民主自由為禍水。相反，40年代後期，民主還成了識字分子的強烈訴求。

如今便如何？毛共時代就不必說了，即使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國民尤其是識字分子對民主又有何訴求？據我所知，在國內網上活躍的「自由主義者」們只是為數非常小的一批social outcasts，在真實生活中一點影響都沒有。大多數人對民主自由既無了解，更無需求，對政治極度淡漠。茅於軾先生最近介紹的情況似乎更嚴重。據他說，現在百姓根本就是反對改革的，他們認為改革造成了貧富分化，還不如毛時代公正清廉，云云。雖然沒有調查統計，但我的感覺是，毛左的勢力要遠遠超過「民主派」。作為一種政治資源，它蘊含的潛能與對草根感召力決不可低估。而這種反動勢力在晚清根本就不存在。

一百多年前，中國開始朝著憲政的目標前進。在那些充滿希望的光明的日子裡，「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不幸的是，精英們的蠢動，使得憲政變成了前蘇聯政治笑話中「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的共產主義」，而「所謂地平線就是天邊的一條線，你越朝它走，它離你也就越遠」。在過往百年中，隨著國人的無休止的蠢動，憲政離我們越來越遠，如今它是業已滅頂的帆船，墜入了大海的金烏，流產了的嬰兒，早已消失在地平線下。如今公民光是提到這兩個字，都有可能獲罪。它已經變成了一種罪行，一種恥辱，一種見不得人的髒東西。在一百多年的航程中，「歷史的潮流」非但未送我們穿過三峽，反倒把我們帶到了青藏高原上去。這怪現象用唐氏的「社會轉型理論」，不知當作何種解釋？

中國緣何倒退百年？（四） 時間: 29 11 2011 04:42

作者：蘆笛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五、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逆轉型」

老唐那些屁話，說明他身為歷史學家，卻既不知道中國社會的結構特點，亦不知道過往發生的社會轉型的實質何在，有的不是眼光，而是毫無來由的高昂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在我看來，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政治社會制度轉型如下：

遠古封建社會——傳統官僚社會——初階現代開明官僚社會——高階現代野蠻官僚社會——高階現代開明官僚社會

第一次轉型確如老唐所說，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秦皇統一中國，最終結束了周朝的封建制，代之以郡縣制。此前的中國社會，類似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feudal society），最主要的特點是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威，國家由許多諸侯國組成，各諸侯對所轄疆域實行自治管理，天子雖是各諸侯宣誓效忠的共主，但對列國只是君臨（reign）而不是統治（rule），只在平時接受諸侯的貢賦，戰時得到諸侯「勤王之師」的援助，並不直接治理列國的百姓。郡縣制則是由皇帝領導的朝廷派出官吏對全國實施直接統治。這就是毛澤東讚賞不已的「百代都行」的「秦政法」，一直延續到辛亥。

我在舊作中反覆說過，這種社會與西方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不一樣。它不是階級社會而是等級社會，其統治等級是對百姓擁有絕對權力的官僚階層（包括胥吏）。它與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無關，不代表任何階級，只代表自己，是一個自我代表、自我支持的權力集團。它以暴力敲詐方式聚斂社會財富，因而具有類似惡性腫瘤的無限瘋長的趨勢，是社會的大蠹，社會財富的漏卮，是產生腐敗、壓制社會生產力發展、造成貧富兩極分化、製造並深化社會危機的根源。傳統中國之所以遲遲不能進入資本主義，固是全民信奉儒教重農抑商的農本主義使然，但也是貪婪的官僚集團殺雞取蛋、辣手摧殘民間工商業的結果。因為農耕社會只能創造極有限的社會財富，當社會財富被官僚集團掠奪得差不多時，饑民便會揭竿而起，於是天下大亂，玉石俱焚，積累下來的財富掃地以盡，人口也死亡泰半。在新皇朝建立后，由於人口極大地減少了，新出現的官僚階層數量也極大地減少了，於是「治世」來臨，直至無限生長的官僚集團再度吸干全社會的營養，再次招致皇朝死亡。如此循環下去，以至於無窮。

這個社會腫瘤之所以出現而且無法去除，是皇帝試圖直接統治全國人民的必然結果。官僚集團是他施政的神經、骨骼與肌肉系統，因而必然要形成社會脊樑。為了防止尾大不掉，朝廷實行流官制度，地方官不但實行迴避制度，而且在一個地方的任期頂多只能三年。頻繁的調動必然要造成短期行為，刺激官僚們瘋狂刮地皮，而豐厚的斬獲必然吸引了土著痞棍們趨之若鶩，形成龐大的附著寄生階層，使得整個官僚胥吏集團越來越龐大。如果縣官是封建時代世襲的「百里侯」，那他對本地的蹂躪就絕對比不上「聯翩萬馬來無數」的流官輪姦。每個新上任的「父母官」都是嗷嗷待哺的餓鬼，如同山打根八號娼館中排成長龍急於一親阿崎芳澤的日本水兵一般（參考文獻：日本電影《望鄉》）。

這種爛污社會制度之所以極度穩定保守，是因為孔教把權力神聖化了。全民奉行高度的權力崇拜，在其他國家從未見過。百姓不但以吏為師，而且奉吏為父（所謂「父母官」），兩者其實是合二而一的（所謂「老公祖」）。如同兒子對父親毫無權利，只能百依百順一般，草民對蹂躪他們的官吏也百依百順，之死靡他。「官本位」不但是一種社會制度，是教育的定向，更是全社會的價值追求。「陞官發財」是所有人的光榮與夢想，是成功的唯一標誌，是人生奮鬥的唯一目標與唯一出路。

作為能量最大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官僚階層當然是現行制度的堅定捍衛者，而能量次大的士紳集團因為沉迷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永恆春夢中，當然也只會堅持舊有生活方式一萬年不變。無論是明朝來華的利瑪竇還是清朝來華的丁韙良，都對士子們只想做官，對科學技術毫無興趣備感懊喪。的確，才俊之士都聚集在陞官發財那條人生的唯一通道上，有誰還會去研究科技，創辦實業，發展文藝，甚至去設想另類生活方式，發動社會改革？

因此，似乎可以說，傳統社會設計的所有弊病，都可以歸結於官僚制度。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第一次社會大轉型，不是什麼進步而是倒退。在西方模式對照下，這種毫無自我更新能力的制度的弊病就彰顯出來了，為朝廷的有識之士看到，並意識到必須以憲政糾正之。慈禧太后之所以最後決定實行憲政，最主要的動因就是鎮國公載澤向她指出：「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蓋憲法既立，在外各督撫，在內諸大臣，其權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優。」的確如此，官僚階層之所以能構成社會中堅，完全是因為草民沒有法定的基本權利去抵禦他們的宰割。平民一旦獲得這種權利后，官吏也就失去了合法傷害權，遲早要開始向西式公務員轉化。

而這就是實際發生的情景。新政賦予了士紳集團空前的參政權，其對地方事務的支配權力陡升，以致督撫都得看他們的眼色行事。武昌兵變發生后，許多地方的諮議局都成了當地政治取向的決定因素。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馮友蘭才把辛亥看成是紳權與官權之間的鬥爭。

然而辛亥革命卻斷送了這一健康的社會轉型。士紳們看不到，權利只可能在君主立憲的大框架下，以和平手段獲取。一旦把皇帝推倒了，那就勢必造成權力與權威真空，失去全國賴以整合的精神權威，國家必然四分五裂，而國人的大一統偏執，決定了亂局只能以武力統一結束。而這就是實際上發生的事——國民黨以武力再度統一了中國。要靠武力征服全國，實行「軍政」與「訓政」，當然只能靠一個大權在握的精英骨幹集團去進行。待到革命成功后，這個權力集團當然也就成了新的官僚集團，其掌握的權力根本就不是老官僚集團能比的。

這就是由國民黨主導的第二次社會制度轉型。它使得中國從傳統官僚社會進入到初階現代官僚社會。與傳統官僚社會相比，它上面沒有皇帝作為國家元首，因而缺乏可持續傳遞的國家整合權威。官僚的數量遠比傳統社會龐大，而其掌握的權力也要超過老官僚集團。這是因為它從蘇俄學來了以黨治國的現代統治術的一點皮毛，加強了對資源與人民的掌控。好在國民黨「以俄為師」很不徹底，因此士紳集團領導的鄉村民間社會仍然存在，黨國並沒能如孫中山指望的那樣，實現對草根人民的徹底控制，把「一盤散沙」化為「士敏土」（cement，今譯「水泥」）。此外，雖然清末民初人民的思想與言論自由受到了相當大的摧殘，國民被迫接受「黨化教育」，失去了拒絕信奉孫文一家之言的權利，但國民黨畢竟未能徹底剷除此前的改革成果，司法基本仍然獨立於黨的統治之外，公民的人權得到了一定保護。國家沿用了過去的「工商立國」方針，社會富裕度增加了。凡此種種，使得新型官僚集團的腐敗不再採取過去的野蠻原始的「合法傷害」方式，而是動用其操控經濟的權力化權為錢。

因為這些特點，這種社會可以名之為「初階現代開明官僚社會」。這兒的「現代」，指的是從蘇聯進口的現代馭民術。所謂「初階」，指的是對人民與資源的控制極不徹底。而所謂「開明」，指的是公民的權利仍然有極大殘留，國民政府未能實現孫中山的社會主義夢想（他稱為「民生主義」），民間工商業並未遭到政府的系統摧殘。然而，因為國黨官僚掌握的權力的範圍遠遠超過了傳統官僚，也因為工商業創造的財富要遠遠高於農業，新型官僚社會的腐敗速率要遠遠高於大清。大清花了二百多年才達到的境界，國民黨花了20多年就達到了。

哪怕是在統治全國之前，國民黨也不如大清。過去林思雲曾譏笑「那個留辮子，抽大煙的滿清」，以此證明民國取代大清的偉大意義。他不知道，禁煙是晚清新政推出的國策之一。1906年，清廷明令禁止吸鴉片、開煙鋪或進口鴉片，命令有煙癮的官員於6個月內戒斷，並計劃在十年內在全國禁絕罌粟種植。朝廷並令外務部與英國使臣交涉減少鴉片進口，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配合，派員考察了山西、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6個鴉片生產大省的罌粟種植與鴉片產量。其呈送英國外交部的調查報告披露：「山西實際上已完全停止了罌粟種植，陝西罌粟種植減少大約30%，甘肅種植減少不到25%」，「雲南全省自從採取禁煙措施后種植減少大約75%」，貴州的「鴉片種植已減少70%」。

這可是英國佬的考察報告，禁煙對他們的鴉片出口業是巨大打擊。此前他們承諾減少鴉片出口，其前提就是中國必須有效禁煙，因此他們絕不會替中國編造政績。然而此時連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即使是歐洲國家也做不到這個地步：「中國辦理此事，毅然斷然，絕無疑慮，誠出意料之外，蓋歐洲各國行政得宜，而有權決行者，亦恐未能若是之勇果。」

然而辛亥之後，各省軍閥立即在境內大種鴉片，作為軍費來源，孫中山就是帶頭羊。李宗仁在回憶錄里坦承，宋子文曾在廣東「簡直是不顧一切的『橫徵暴斂』」，「竭澤而漁」，「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軍餉的主要來源竟然是鴉片稅和賭博稅，「這種制度實在是秕政害民，跡近荒唐」。

第三次社會制度轉型則是毛共建立的高階現代野蠻官僚社會。這兒的「現代」與上文同義。所謂「高階」，指的是官僚集團對人民與資源的控制達到了無以復加的超飽和程度。所有的物質與精神資源都被新型官僚集團強佔了，人民徹底喪失了一切權利與生產資料。士紳集團乃至一切民間社會都被徹底掃蕩，社會實行了原子化，每個人都被編織入精密的組織網路中，處於官僚集團嚴密的全天候控制下。幾億人的食管統統被黨官僚捏住，悉數化為離開官有制就要餓死的奴隸。官僚集團更實行野蠻治國，嚴禁人民發財致富，無窮無盡的人整人化作了全民新的生活方式。

即使沒有歷次政治運動與大飢荒，這種社會也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奴隸社會，哪是唐德剛說的什麼「傳統帝制的迴光返照」？這次社會轉型乃是史無前例的大倒退，哪來什麼「毛澤東生前當國，前後凡二十八年（1949-1976），從完全正確，到完全錯誤」之說？正確在哪裡？難道「在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中共雖殺人如麻，但是治亂國用重典，一時居然也達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理想境界。加以物價穩定，社會平安，雖粗茶淡飯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飴矣」，竟可以算成是「正確」，而且還是「完全」的？

第四次社會制度轉型則是鄧小平建立的高階現代開明官僚社會。說它「開明」，乃是相對於前一階段而言的。這次社會制度轉型，實質上是從蘇俄式極權社會進化到了納粹式極權社會，主要的進步表現在官僚集團放鬆了對生產資料的壟斷，在極大程度上放棄了對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性壓迫，將發財致富的權利部份地歸還給人民，從而使得生產力發生了大躍進，造出了舉世無雙的經濟奇迹。社會極大地富裕了，人民生活也得到極大改善。

此外，部份私有化造出的多元化經濟，使得相當大比例的人民解脫了對官有制的人身依附，官僚集團失去了過去那種對人民的全面控制。權力開始從政界向商界擴散，社會已經基本脫去了過去的奴隸社會特色。官僚集團從過去的主動出擊，去積極地無端迫害人民，逐漸進化為如今的「維穩」防禦，滿足於消極的監測與防範民間異動。因此，相對於毛時代，新時代的官僚社會算得上是個天翻地覆的社會進步。但其社會結構的合理性仍然遠不及納粹，比起民國來就更不用說了。蓋納粹是「黨管經濟」而非「黨有經濟」，而中國今日的經濟不但是黨管，而且相當大成份仍屬黨有。因此，共黨官僚掌握的權力仍然遠遠超過了納粹官僚。

因為操控經濟的權力仍捏在官僚手中，而公民並無起碼的政治權利與之相抗，此期的鮮明特點，是經濟上的不公取代了過去的政治上的不公。權錢轉化變成了新社會的最直觀、最鮮明、最普遍的現象。這現象教育了人民，使得每個人都意識到權力才是最值錢的硬通貨，從而去鑽頭覓縫地開發利用自家擁有的權力資源，將之化為金錢，由此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民腐敗的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權錢轉化首次成了全民生活方式。當然，比起毛時代的人整人的全民生活方式來，新時代的人訛人要人道仁厚到不可勝計。

由上論述可知，妨礙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是把持了巨大權力的官僚階層。晚清新政已經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不幸卻被辛亥革命斷送了，由此引出了中國在近現代史上的逆轉型——每個新建的社會的官僚集團的數量都比前一個更龐大，權力更充分，以毛時代為珠穆朗瑪峰。只有到了后毛時代，官僚集團的權力才有所弱化，公民自由度才有所增加。但與前毛時代相比，它仍然是喜馬拉雅山。之所以發生這種逆轉型，原因很簡單：暴力革命的實質，是朝野雙方比賽其集權程度以及對人民和資源的操控力。革命黨既能勝出，當然只可能是它的集權程度與控制人民與資源的能力超出了舊統治者。過往百年中川流不息的革命，構成了最佳的逆向淘汰機制，造出了一個比一個更強大的權力集團，反覆強化了中國社會的官僚特色，使得它的腐敗速度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廣，社會也越來越失去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

中國緣何倒退百年？（五） 時間: 29 11 2011 14:21

作者：蘆笛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六、「歷史的必然性」

上述逆轉型是不是「社會發展規律」決定的？有沒有必然性？竊以為，中國之所以出現大倒退，當然有許多偶然因素，但同樣也有唐德剛所謂Historical Causation。

胡平同志的一個觀點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最後使得中國墮入萬劫不復，其實是偶然因素使然。後來的一系列災難都是老毛子帶來的，而蘇俄的出現完全是一種偶然。如果布爾什維克黨人不上台，孫中山也就不可能「以俄為師」。那麼，雖然辛亥革命引發了亂局，但假以時日，國家仍然會慢慢復歸太平，走上民主自由的大道。辛亥革命爆發時，十月革命尚未發生，革命黨人當然不可能預知後事。用後來發生的偶然災難去指責先賢是不公平的，更不能由此得出一般性的結論，否定所有的暴力革命。

必須聲明，這是老胡在《明鏡》主辦的史學研討會上的發言。我並未作記錄，全靠記憶轉述。若有誤解之處，由本人負責。

竊以為，老胡這一觀點頗有道理：沒有蘇俄向中國輸出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毛澤東當然也就不可能在中國造出人間地獄。只是他忘記了問自己：如果沒有辛亥革命，精英們一心一意地配合朝廷改革舊制度，奮發圖強，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將中國建設為統一的強大的國家，蘇俄還能趁南北分裂，肆無忌憚地在南方公開扶植代理人，顛覆北洋政府么？「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是古訓。若不是辛亥引發國家自爆，碎成七八十片，那又怎麼可能鼓勵赤色帝國主義來放肆侵略？蘇聯人首先找的是北洋政府，然而吳佩孚卻斷然拒絕了他們，他們才轉向了孫中山，這種為赤色帝國主義侵略大開方便之門的一國N公的爛局面，與辛亥革命有無相干哪？若是孫文不趁亂世在廣東割據稱雄，老毛子又怎麼能找到下蛆的縫？

而且，若是把所有的災難都賴在老毛子頭上，認為蘇維埃制度是外人強加到中國頭上的，是俄奴黨武力征服的結果，咱們只是被動的受害人，並不曾自覺或不自覺地與老毛子裡應外合，只怕說不過去。在《野蠻的俄羅斯》中，我指出：

「毛澤東與斯大林的異同，似乎集中代表了中俄兩國民族心態、性格與智力的異同。讀者不難從本書中看出兩國民族的相似性——都奉行集體主義價值觀，都盼望強人的家長式領導，都馴順服從權威，都喜歡一元化，討厭多元化，把前者看成是國泰民安的和諧態，把後者當成動亂和威脅；兩國人民都沒有權利意識，都不覺得個人自由是人生必需品，是如同布帛菽粟那樣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更嚴重的是，兩國人民都缺乏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情懷，都不把人命當回事，認定為了國家富強，付出一部份人民的生命是天然合理的。這就是從異國舶來的邪惡理論何以能迅速俘獲淺薄的中國知青們，而他們引入的邪惡制度又為何能在中國的土壤中發芽開花結果，百倍強化放大了原有的民族弊病，改塑了國民心態、性格與思維方式，鍛造出與新制度完美匹配的新國民，使得那邪惡制度獲得了相當頑強的生命力，至今尚無望自行萎謝。」

我認為這說的完全是事實。一部中國現代史，就是民主制度與蘇維埃制度在中國比賽感召力與生命力的競爭史。同為外來移植物，民主制度想在中國存活無比困難，而蘇維埃制度則落地生根，這說明本土有著適合後者生長的良好氣候與豐肥土壤。的確，國人至今也不懂多少民主理論，而對馬列毛謬說卻一拍即合。就連那些出國幾十年的民運人士，有許多其實仍是毛共餘孽，連老蘆的幾十萬字哼哼教導都無法使之醒悟。這種種怪現狀，難道還不足以證明，咱們的文化傳統中確有與外來邪教心有靈犀一點通之處？

前引孫文語錄已說明，他發動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以剝奪人民自由換取國家的富強。不能不承認，這代表著當時中國絕大部份（如果不是全體的話）識字分子的心聲，也是神州鼎革之際，中共獲得大部份精英竭誠擁護的基本原因。當時的識字分子普遍認為，比起國家的強大來，個人自由與幸福猶如草芥，完全可以而且應該棄之如敝屣。即使是今天國內的自由知識分子，在否定毛澤東的內政舉措的同時，仍要「客觀公正地」肯定他完成了中國的統一大業，使得中國首次成了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唐德剛認為毛共上台「完全正確」，其實也就是基於這種集體主義價值觀。

這些同志不知道或是不願意承認，即使是在這個意義上，辛亥革命也是反動的，因為恰是它造出了國家分裂。我在舊作中指出，晚清新政實行了兩個重大社會改革：對內，將中式官僚社會改造為西式階級社會；對外，將中式「天朝」（country）改造為西式民族國家（nation）。在這兩方面，清廷都取得了可喜進步，卻被革命亂黨腰斬了。

儘管梁啟超早就預見到革命必然導致中華帝國瓦解，蒙、藏、疆都會分離出去，然而革命亂黨頭子卻出於狹隘的種族主義仇恨，悍然置國脈民命於不顧，堅持發動「種族革命」、「排滿革命」。章太炎明確說明：革命只是為了排滿，與制度改革和救民無關——「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汪精衛則主張為了排滿，必須反對憲政：「如果變革失敗，充分說明清政府的欺騙性；如果立憲成功，無非意味著漢人還要繼續受到滿人的壓迫和統治。所以無論立憲成功與否作為漢人都應該竭力反對。」

如此昏聵悖謬、視國脈民命如兒戲的毫不負責的煽情號召，若是在一個國民心智健全的國家提出來，則絕對只會意味著亂黨的政治自殺。然而在那個弱智之邦，它的感召力卻遠遠勝過梁啟超的理性說服。哪怕是在滿清遜位百年後的今天，按說舊怨早該消散無遺，然而大批土法西斯們仍讓其狹隘的種族仇恨壓倒對全民福祉的考量，認定仇滿排滿的「種族革命」就是「正義」的，何況是在當年？於是愚昧絕倫的精英們不顧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機，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以革命止瓜分」的「攘外必先亂內」的金光大道，使得中華帝國就此土崩瓦解，徹底喪失了國防能力，最終誘發了俄國與日本的大規模侵略，導致中國在外交方面發生了以下轉型：

既無對外主權意識又無完整的對內主權的古老天朝（晚清以前）——有對外主權意識、並開始強化對藩屬國的主權的正在成形的民族國家（晚清）——有對外主權意識、但毫無對內主權的未遂民族國家（北洋）——有對外主權意識、並開始恢復對內主權的再度成形的民族國家（國府）——毫無對外主權意識、但具有空前強大的對內主權的非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革命的最終結果，就是使晚清開始成形的民族國家變成一個「以小民為敵國」、國家權力基本用於維護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向鎮壓型國家。它當然強大，可惜那強大的國力只用於對付自己人，外交政策又回到了晚清改革以前只顧「國體」（朝廷的面子）、不要利權的老路上去：毛澤東、周恩來對幾乎一切鄰國拱手相讓萬里河山，江澤民出讓唐努烏梁海、胡錦濤出讓東海、南海以及其下的油氣資源。當局可以籍仗強大的鎮壓力無視民意任意賣國，這種空前強大的國力，對國家民族是福還是禍？

胡平同志可能要說，如果沒有老毛子肆無忌憚的顛覆，那也就不會發生後來的變化，假以時日，中國自然會成長為西式民族國家。我的回答是：沒有老毛子，中共當然不可能誕生，遑論上台，當然中國在外交政策上就不會以山寨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取代「罪惡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向鴉片戰爭前的天朝傳統回歸。但沒有老毛子，國民黨同樣也不可能上台，中國就只可能陷在軍閥混戰中不能自拔，於是早就被沙俄（既然布黨不上台，它也就不會消失了吧？）和日本無情瓜分了。

此乃可以準確預言的必然結果，是政治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historical causation共同決定的。政治學基本原理決定，驟然出現的權力真空必然要導致社會動亂，而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決定了只有據說是身負「天命」的皇帝才能整合全國。當帝王制度被廢除之後，「人人皆可當總統」的膚淺「民權觀」取代了天命論，在武夫中得到了極大普及，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無休止的軍隊裂變，而國人無比頑固執著的大一統情結又絕不容許「聯省自治」的夢想成真。於是各地軍閥便必然要陷入「武力統一野心」與「軍隊不斷裂變」的矛盾之中。誰都想不斷擴軍去統一中國，可誰也沒本事防止自家武力壯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要發生的裂變。於是誰都想發動戰爭統一全國，但誰都無法壯大到可以吃掉所有對手。這結果就是永無休止的戰亂。若不是國民黨從蘇俄學來點「以黨領軍」的皮毛，則蔣介石根本也就沒能耐在名義上統一全國。

中國陷入無法終止的內亂不要緊，只是強鄰窺伺在側。當時萬惡美帝還沒能變成國際警察，世界仍然處於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時代中，有誰會出來制止沙俄和日本的侵略？就連對中國曆來持友好態度的美國都膩透了中國無休止的戰亂。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英美都頗有些人認為，既然中國人沒有本事管理自己的國家，不如讓日本人去代管算了。老美尚且如此，而況其他列強乎？因此，在當時那種國際大氣候之下，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國完全是「順天應人，弔民伐罪」。雖然我痛恨日本人僅次於老毛子，但還是不得不承認偽滿洲國的這張宣傳畫說的完全是事實：

所以，辛亥革命必然導致災難是可以預期的，也被梁任公預見到了。無論有無蘇俄輸出革命，它都只會導致災難：區別只在於程度不同。即使沒有蘇俄，中國也只會因長期內戰脫陽，被日俄兩國瓜分，雖不至於墮入極權制度地獄，但也毫無可能走上民主大道。而在蘇俄問世后，辛亥造成的國家碎片化則使得赤色帝國主義有可能放膽顛覆中國，大批精英更裡應外合，在毛子指揮下，先後發動了國民革命與共黨革命，最後甚至竭誠擁戴我黨創建了史無前例的奴隸社會。這些爛事醜事之所以發生，我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民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大一統情結、極不成熟的心智與衝動狂躁的性格使然。不幸的是，民族的性格/心智與行為互為因果：國民愚昧躁狂導致革命，革命敗壞國民的心智，加劇其躁狂。這正反饋過程循環往複以至於無窮，於是我們最終才有了全民奮勇投身參加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中國緣何倒退百年？（六） 時間: 02 12 2011 11:06

作者：蘆笛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七、唯物史觀有無道理？

本區網友似乎頗有贊同唯物史觀者，認為社會上層建築確實由生產力決定。在生產力低下的人類社會早期，實行專制獨裁確有其優越性。但等生產力發達到一定程度，百姓解決了生存問題后，就自然而然會產生自由的要求，因此，從長遠看來，民主社會一定會實現。

對這個問題我在青年時代就作過思索，幾十年後上網，在舊作中多次說過思考心得，這裡再稍微完整地介紹一下。

據我模糊記憶，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可以分解為兩個基本假定：

1）人類社會生產力總是要不斷地無限地向前發展。在馬克思，生產力相當於牛頓力學里的「第一推動力」，對其發生原因毫無解釋。

2）這「社會科學」里的「第一推動力」決定一切，決定了相應的生產關係以及社會上層建築，包括社會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等等。因此，後者也要隨前者不斷發展。

對第一條假定，我當年的感覺是：

1）生產力不是第一推動力，私慾才是第一推動力。馬克思連這都看不見，竟然顛倒因果關係，把私有制的出現當成是私慾的發生原因而不是結果，以致昏亂到相信人類可以廢除私有制。其實私慾是根本不可能破除的，因為那是物種的存在前提。既然如此，那私有制當然也就不可能廢除，否則生產力就會失去發展動力，令社會陷於困頓與匱乏之中。這就是我在70年代最強烈的感受。

2）生產力未必會不斷地向前發展，社會也未必會不斷進步。馬克思這「一般規律」是通過回溯歐洲發展史發現的，可歐洲恰恰是例外而非常態。亞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土著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上就停滯不前。只是開始出現停滯的水平與停滯的方式不同而已，或是在低水平即出現停滯，並呈簡單凝固態（如非洲、大洋洲、美洲土著），或如中國那樣，在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再以循環方式限制其最高水平。歐洲之所以成為例外，是各種因素使得它處在一個開放系統中，尤其是列國林立、爭戰不休為其文明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刺激力（參見拙著《中國為什麼沒有大思想家》）。

對第二條假定，我的感覺是：

1）經濟基礎當然會影響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唐德剛譯為「意締牢結」，ideology，完全是蓄意誤導讀者去望文生義，讓他們以為那是「情結」之類），但僅僅是影響因素之一。社會形態是一個多元函數而非單元函數，除了經濟外，還受自然資源、地理、氣候、政治制度、歷史、宗教、人文傳統等等多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孰輕孰重，很難作出統一的標準的判斷。例如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一直停留在原始狀態，似乎是熱帶的優越自然條件使得生存相當容易造成的，然而這卻不能解釋生活在氣候相當酷烈的北美大陸的印第安人何以停滯不前，他們連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車輪都未能作出。

2）對於文明進化到一定程度（亦即脫離了非、澳、美等洲的原始水平）的社會來說，社會制度與「意締牢結」對生產力的影響作用，似乎比生產力對它們的影響作用大得多。例如中國之所以循環千年而無寸進，完全是社會制度與「意締牢結」對生產力的強大的制度性壓迫與嚴格的思想管制使然。在中國，不是經濟決定製度，而是思想決定製度，制度又決定經濟。傳統社會不必說，改革開放前後的情形就是最新例證。類似地，宗教也對社會起到極大的模塑作用。南亞佛國人民性格和平，清心寡欲，隨遇而安，知足常樂，與中東回回完全是兩回事。印度和巴基斯坦原來同屬英屬印度帝國，受過同一外來的「訓政」。在這對絕佳的社會實驗對照組中，唯一不同的因素似乎就只有宗教，但分治後走的路完全不一樣，提示社會制度確實受宗教影響。即使是在基督教國家中，新舊教國家的發達水平也可以截然不同，南北美就是絕佳對照。

3）馬克思沒有考慮到系統間的相互作用，甚至沒有說明他研究的對象到底是處在一個孤立系統里，還是處在一個與其他系統發生互動的開放系統中，因而完全忽略了不同文明間的互動對社會發展的巨大影響。其實，如中國經驗表明的，在海禁初開后，外來文明的衝擊對本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遠遠超過了系統內生的原動力。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屁話，屁就屁在那個「唯」字上，它生動顯示了馬克思的隧道眼與直線腦。生產力水平當然會影響社會制度，我自己就曾寫過文章，說早期人類為了在險惡的生存條件下活下去，必須實行專制制度，但這並不等於經濟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更不意味著一個封閉社會的生產力會自動地無限發展。

事實上，世界歷史提示，有如說抽象的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不如說歐洲的文明輸出是其他洲的文明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其他五大洲在「地理大發現」之後的發展，基本是由歐洲的文明擴張驅動的，其發展速度與水平取決於本土文明的惰性與抵抗力。一部世界近現代史，就是歐化史。要看到這一點，只需如我在舊作中說過的：

「只消睜開雙眼，隨便到中國的哪個小縣城裡看一眼就行了。只要看看哪兒沒有洋樓，哪家沒有『三大件』，哪兒還有人穿著麻布或絲綢織的峨冠博帶、揖讓如儀、肥馬輕裘地在街上走，哪兒還有私塾在教『破題』『承題』『起講』，任何一個誠實的人都得承認不是東風壓倒西風，而是西風壓倒東風。咱們有四大發明，人家有四萬大發明。『東風無力百花殘』，傳統文明之殘露早被西方文明之烈日無情蒸干，只留下《易經》、風水、特異功能那些煨不爛，燉不熟，狗不理，豬不聞的好貨色。甚至就連弘揚這些國故，咱們靠的也不是祖傳的雕版印刷術，更不必說維護國威全得仗鬼佬發明的『兩彈一星一艇』。」

這說的還只是西洋文明帶來的「物質文明」變化。其實，西洋帶來的新觀念，才是驅動其他地區發生社會變化的最主要的動力。落後地區是否能發生實質性的社會制度變化，變化速率如何，取決於土著民族吸收消化西洋觀念的能力。善於學習者如日本，在短期內即能按照西方模式改造自家的社會；不善於學習、又不狂妄自大者（如非洲多數國家）則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狀；不善於學習而又為進攻性自卑情結所苦者（如俄國和中國），則乾脆發生負變化，亦即以先進的西洋手段改造原有的腐惡制度，使得它更加強大。由此可見，在這些國家中，決定社會發展路徑的，完全是外來觀念與本國文化傳統互動的結果，與馬克思的機械的「唯物史觀」描述的完全是兩回事。

為了維繫民族虛榮心，唐德剛以「現代化」來偷換「西化」一語，提出毫無依據的「現代化轉型的必然規律」，好像沒有歐洲文明衝擊中國也會發展似的，完全是無視世界歷史與本國歷史的意淫——請問非洲黑人、毛利人、印第安人等等是否也有他們各自的「長江三峽」，是否也會自然啟動其各自的「現代化」進程？看看今天那些地方的土著的現狀，人們就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不斷擴張的歐洲文明，則今日非洲、美洲、大洋洲當仍然處在蠻荒狀態，中國也只會處在永恆的循環態中，轉得不亦樂乎。而老蘆作為少年進士出身的致仕鄉宦，早就娶了≥5個老婆，正準備如「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的康有為一般，在70歲還娶個18歲的小妾。

不管怎樣，反正搭幫鬼佬，咱們總算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了。那麼，隨著生活的極大富裕，咱們會不會如同鬼子一般，「衣食足而知權利」？

我看只怕是「財主家的閨女——難說」（這兒的「說」是「說親」的意思）。當年歐洲各國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為何英國早在其他國家之前就走上民主道路？後來德國的生產力與科技水平都超過了英國，魏瑪共和國為何還會惡變為納粹政權？如今中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恐怕要遠遠超過百年前的美國吧，咱們有他們的權利意識么？

有了權利觀念又如何？民主是紳士的遊戲，不是無賴的遊戲。百姓若只有權利觀念，沒有責任觀念、契約精神、妥協精神與雙贏觀念，就只能是刁民而不是公民。如果全民都以欺騙他人、規避契約責任為大智慧，這文明的遊戲又如何玩得起來？

民初的先例早就放在那裡了。民國實驗之所以流產，禍根早就埋下了。孫大炮當上臨時大總統后，根本就不想讓位給袁世凱。但南京臨時政府沒錢發餉，招來的爛兵分分鐘要嘩變。他再也撐不下去，只好千方百計想把滿洲租借給日本人，由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還以上海招商局為抵押，向他們借錢打內戰（這就是那賣國老妓的終身專業）。在與日本三井物產職員森恪的密談中，他告訴森恪：

「近日，革命政府財政窮乏已達極點，供給軍隊之財源幾無，幾達破產之地步，若數日內無法獲得救燃眉危機之資金，或解散軍隊，或解散政府，命運當此。此時，余等若數日不露面，恐謠言四起，謂余等逃走矣。鑒於上述現狀，舊曆年前後不拘何種手段，亦要籌足維持軍隊之費用。漢冶萍斷然實行日華合辦，以籌五百萬元，以招商局為擔保借款一千萬元等舉，皆因此故也。雖費如此工夫，但此類交涉荏苒不決故不得已又考慮出：先與袁世凱定和議，以抑天下之亂，而後徐籌軍資，以圖再起，以武力掃平北京重建天下之方針。近日與北方頻繁交涉議和協定，與袁之談判亦漸成熟，雙方條件大體一致，而今只待南方之決心，南北即可休戰，而余等至今仍對解決財源問題存一線之希望，若有幸可能解決防止軍隊離亂之足夠資金，余等可將對袁和談延至年後，再籌資金，而後排除袁氏，按當初之計劃以兵力徹底掃除南北異己分子，建立共和政體，絕他日內爭之根。雖然如此，時至今日，仍無獲得金錢之望，倘不幸在此五日內即九日以前、舊曆年末前無法獲得預定一千五百萬元之借款，則萬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法制人達成南北和議，將政權讓於袁世凱，而政權一旦移於袁氏之手，今後難發突變，亦幾乎無望履行與日本之密約也。」

他說得清清楚楚：南北議和只是「以抑天下之亂」的緩兵之計，為的是「徐籌軍資，以圖再起，以武力掃平北京重建天下」。只是後來消息走漏，英國向日本提出抗議，日本人不敢獨自違反列強一致決定採取的中立立場，又覺得滿洲已在囊中，不必再花錢，所以沒有借錢給他，加之國內輿情大嘩，孫文只好悻悻作罷，被迫讓位給老袁。但他根本就不死心，仍在夢想「發突變」，「以兵力徹底掃除南北異己分子」，因此一直在密謀倒袁。那秘密活動早在宋教仁案發生前就開始了，這是他的顧問端納在私人通訊中披露的。所以，宋教仁死於非命，孫中山的嫌疑確實非常大。所謂「二次革命」蓄謀已久，宋教仁案不過是個借口。就算宋不是他殺的，「二次革命」也絕對是踐踏最起碼的法律程序的犯罪行為。

「護法戰爭」的爛事更是爛得出奇。段祺瑞趕走辨帥張勳、「再造共和」后，拒絕召集已被黎元洪解散的國會。孫文竟然以此為借口，號召「護法」，如列寧一般，拿著德國人給的巨款賄買議員，南下廣州，召開非法國會，兩次成立偽政府，先後自任「大元帥」與「非常（法）大總統」，悍然分裂祖國，打響了南北戰爭的第一槍。可笑的是，既然要以「護法」為名，那起碼得按《臨時約法》辦事吧？可《臨時約法》上有哪一條提到過「軍政府」、「大元帥」與「非常大總統」？而且，該約法規定的是責任內閣制，總統完全是虛君，行使行政權的是內閣，可「護法軍政府」與「中華民國正式政府」的責任內閣與總理在哪裡？如此絲毫不講起碼的文明規矩、說一套做一套、甚至以暗殺除去政敵的低級流氓，竟然至今仍被大批海內外華人包括所謂民運人士奉為「民主男神」，您說國人的普遍公民覺悟有多低？中國要實現民主化，我看起碼得等到大多數精英的認識提高到知道唾棄孫中山那天。

所以，光是生活水平的改善，看來並不能使人民自動獲得現代公民覺悟，這些知識必須從外面灌輸進去。換言之，「訓政」還是必要的。所謂「訓政」，就是培育出全民的權利意識、妥協意識與高度的守法精神。

可就連在這個問題上，先輩們也是南轅北轍。辛亥以來川流不息的革命，搞的恰恰是「野蠻其精神」的「反訓政」。我已經在舊作中說過了，最佳的「訓政」方式，是君主立憲制，亦即利用中國的千年傳統，藉助「王法」的權威，建立百姓的現代守法觀念。辜鴻銘就看到了這一點，當年他說，你要是跟老百姓說，這是法律，百姓根本不當回事；可你要是說：這是「王法」，他們立即就凜遵無違。所以，晚清新政，實在是「訓政」的最佳手段，而且在短期內就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新政推行了不過十年，精英們的權利意識與法治覺悟便陡然上了個大台階。上引秋瑾遇害后各地報刊的責難，就充分顯示了作者們的權利意識與法治觀念：

「此次之黨獄，政府官吏之對於我人民，可謂侵削生命權之甚矣。欲殺則殺，欲捕則捕，欲搜查則搜查。不必有證，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誣。一切敲詐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無一線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處不得自由，書信不得自由，一切營業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權，大概盡為所侵削，而復日處生命危險之地位。」

今人讀之，實不敢相信如此之高的文明覺悟，竟會為百年前的古人所有。本人也算是我那代人中的先知先覺者吧，可直到1970年，我才初次萌生了最原始的人權觀念，悟出「即使是公檢法機關，也無權任意抓人打人」。即使是今日，又有多少識字分子能有上述作者的覺悟？由此可見，在過往百年中，公民的覺悟倒退是何等驚人。

又如這一段：

「浙省之秋瑾與大通學堂，姑無論是否果為徐黨；就令確為徐黨，亦不過在預備陰謀之列。以常事犯論之，只有預備陰謀、未至措手實行者無罪，所謂只問行為、不問意思，刑法無誅意之條，與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國事犯論之，預備者比措手實行者減一等，若陰謀未至預備者減二等，此文明國對於國事犯之辦法也。」

其中「刑法無誅意之條，與道德宗教判然殊也」的基本原則，毛時代不必說，現代國人中又有幾人知道？《明鏡》發表了對老蘆的採訪錄后，高伐林先生的一位年長的朋友說：發出這番言論的蘆笛，「十分像是一個隱形在叛逆言論後面的中宣部便衣官員」。一位在海外長年接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識分子，竟然連百年前古人的文明覺悟都沒有，豈不令人駭然？

人民知道以法律要求政府，政府又何嘗不以此自律？無論是推行新政后的清廷，還是先總統袁公與先總理段公主持的北洋政府，一開頭都還是嚴格按照臨時約法施治的。袁世凱還特地請了兩個外國法律顧問輔政。稍有偏離約法之處，立即就要招致國會抨擊。只是臨時約法訂得實在太爛（虧唐德剛還贊為「不朽的政治文獻」），缺乏可操作性，國會又沐猴而冠，毫無顧全大局的責任倫理，濫用約法授予的過分權力，以無故刁難政府為職業，這才先後逼反了袁、段，兩次解散了國會。正因為國會由一群搗亂分子把持，嚴復才會在老袁解散國會後說，那是民國成立以來政府幹的唯一一件好事。

今日中國能指望有如此嚴格守法的政府么？若說那是老毛子的偶然干擾所致，不能作為論據，那孫中山的「護法」偽政府的政治倫理又如何？只怕比共產黨還爛。至少，毛澤東還不像孫文那樣，不但暗殺政敵，賄買議員，毒打議員，下令炮轟督軍府，而且竟然連個區區報人都要幹掉（據不完全統計，已確證孫氏涉及的被暗殺者有陶成章、黃遠生，孫氏涉嫌暗殺的人有宋教仁、程璧光、鄧鏗），更不興出動正規軍去血腥鎮壓公民的自衛武裝——商團，甚至下令炮擊並縱火焚燒平民輻輳的廣州西關。若說這最後一件事是毛子的干預所致，那前面那些爛事總賴不到毛子頭上去吧？這種低等流氓竟然成了規劃「訓政」的「國父」，那還能訓出什麼好傢夥來？

妥協精神又如何？辛亥雖然從總體上來看是爛事一樁，但它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是儒教的仁厚傳統還存留著，因此朝野還具有相當程度的妥協精神：攝政王服從資政院決議，解除國柄退歸藩邸，「皇族內閣」也服從資政院選舉結果，將政權交給新選出責任內閣，最後清廷更服從民意，情願遜位。這些「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也倒了」，並沒有困獸猶鬥，如薩達姆、卡扎菲一般血戰到底。此後又南北議和，避免了全面內戰，左中右咸與維新，共濟一堂，還真有點多元「共和」的模樣。只是「孫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問手段；但知是非，不顧利害，尤反對調和」（宋慶齡語），因為想當大總統，便與「官僚派」的「假共和」勢不兩立，帶頭破壞民主共和，多次發動武裝叛亂，在竊據廣東后更以武力去實現他的「真共和」。為此竟不惜投靠老毛子，以武力推倒北方的「假共和」，最終使得中華民國成了中華黨國。

即使如此，國民黨畢竟還講究點儒家「不忍人之心」。軍閥給打倒了，出洋或進租界就是，老蔣並不斬盡殺絕。他真正暗殺了的政敵，除了出道時幹掉的陶成章外，也就只有唐紹儀，以及替汪精衛死的曾仲鳴。老汪就不必說了，唐紹儀據說是軍統報告準備投日，他才下令「制裁」的。除此之外，哪怕是連對全民族犯下大罪的張學良，他都放過了。最結棍的還是，李宗仁終生反蔣，老蔣非但沒有如同老毛那樣無情整肅之，在抗戰期間還讓他作獨當一面的軍政長官。三大戰役后，中央軍悉數被殲，李宗仁白崇禧此前保存了實力，此時見老蔣輸光當盡，竟然去與共軍勾結，密謀聯合夾擊老蔣。幸虧老蔣見機主動「引退」，這才避免了南京政府更迅速的垮桿。饒是如此，白崇禧後來到台灣去，老蔣雖將其投閑置散，卻也未報復。

這些事，在共黨中國能想象么？如今「從政」完全成了「不道德」的同義語，國人完全沒有了「政治家必須遵守政治倫理」的起碼文明觀念，跟老毛一樣，對尼克松為何會因水門事件下台而大惑不解。「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成了英雄氣概。政界乃至商界許多人崇拜毛澤東，就是因為他敢於並善於不按規矩出牌。漫說是國內，就連在劍橋的中國留學生選舉個什麼「學聯主席」，那女主席（Chairwoman）顯示出來的不擇手段、斬盡殺絕、毫無廉恥自愛的英雌氣概，也不禁令人遙想潤之當年。

國民的文明覺悟、道德修養為何會在過往百年中發生這種令人瞠目結舌的大倒退？咱們當然可以賴在老毛子頭上。但問題還是那個：為何共產黨能上台？我早在舊作中反覆解釋過了，暴力革命本身就是最強大的負篩選場，專門將無惡不作的人渣選出來捧上高位。在武裝奪權鬥爭這種惡性競爭中，心狠手辣、斬盡殺絕、背信棄義、毫無廉恥、疑神疑鬼等等最卑劣的品質反而成了強大的優勢，保證了具有這些品質的爛仔勝出。老袁沒有老孫厚黑，所以老袁成了竊國大盜，而老孫成了國父。老蔣沒有老毛厚黑，所以老毛成了人民救星，而老蔣成了人民公敵。經過一次又一次這種「劣質大賽」，領袖集團的素質當然要一次又一次暴跌。毛共執政后以仇恨立國，將心狠手辣、斬盡殺絕吹成「堅定的革命立場」，將背信棄義、毫無廉恥捧為「機智勇敢」，將疑神疑鬼譽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在歷史上首次將這些卑劣品質當成遴選革命接班人的標準，並通過文宣教育機器強力注入青少年心靈深處，把全民訓練成了殘暴狡詐的野獸。后毛共又以錢為綱，把全民化為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的貪婪動物。

在這種情況下，讓人民去玩紳士的遊戲，您說是比晚清那陣更容易呢，還是更困難？一旦重開民主實驗，只怕湧出來的無數今朝風流人物要讓孫中山、毛澤東瞠乎其後。如果說晚清時的中國是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那麼如今的中國便是皂黑染透了的絹子，要畫什麼新花樣，只怕先得漂白才行。所以，如今的中國要實現民主化，比當年更加需要訓政，這個任務可不是經濟增長就能自動解決的。然而由誰來訓？再是天真的白痴，也不至於指望中共那隻想維護統治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吧？

這當然不是說中國的民主化毫無希望。我已經在舊作中反覆說過了，西方文明的衝擊，使得中國失去了既往的最適生活方式，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主權在民」的民權觀的普及，以及「天命論」的破產，使得可持續傳遞的專制再無可行性，導致專制政體出現「權威逐代遞減」。而「人生而平等」的西式價值觀的流入，也使得專制社會喪失了舊有的維穩軟體，使得中共只能靠暴力鎮壓與經濟增長來維穩。這種制度是絕無可能永久存在下去的。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也確實能影響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中共的「反訓政」。伴隨著急劇增大的經濟規模出現的，是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多元化。列寧斯大林設計的極權制度，只能在部勒一元化的奴隸社會時得心應手。而如今日趨多元化的中國社會結構，使得專制政府日益喪失操控人民的能力。網際網路的發明更使得共產黨發明的黑幕政治運作變得日益困難。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多元化已經反映到了黨內，廣州「做（蛋糕）派」與重慶的「分派」的公開論戰，提示那個詭秘的黑社會集團內部的政策分歧，已經無法再如過去那樣死死地捂住了。不難想見，這個趨勢若繼續發展下去，則中共遲早要被迫摸索出一條和平解決黨內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害衝突的路子，起碼先在黨內試行西式民主。中國也就有可能如英國那樣，通過貴族民主的過渡階段，最終實現全民民主。

此外，工商社會的形成以及日漸擴大，也有可能讓法治社會的契約精神逐漸滲透到精英階層中，最後擴散到全社會中去。若是到最後大家終於明白，搞政治其實也就是做買賣，自己要賺錢，也得讓別人賺錢，認進不認出的「零和博弈」只會兩敗俱傷，則妥協精神也就能逐漸成為政治鬥爭的基本原則了。到了這一步，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就獲得了軟前提。

由此觀之，社會發展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非常複雜的問題。制度和思想能極大地影響經濟基礎，而經濟發展也能影響思想和制度，沒有什麼「唯」的屁話。反動思想、反動政黨與反動制度能實行「反訓政」，染黑人民的靈魂，經濟發展也有可能漂白之。

當然，從目前情況來看，「漂白」尚只是一種潛能，一種趨勢，它能否最終奏效，還有待全民的耐心努力。冥冥之中並沒有什麼「客觀規律」與「歷史潮流」，事先決定了人類發展的共同途徑，更沒有什麼「天意」保證中國一定會有個光明前途。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如果大家誤認為「歷史潮流」保證了民主一定會在中國實現，再去效法前人蠢動蠻幹一氣，已經獲得的社會進步仍有可能被斷送。

因此，重要的還是吸取前人留下的慘痛教訓，放棄「明天就發生奇迹」的幻想，破除「速勝論」，堅持「持久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進步，將人為啟蒙與自然進步結合起來，耐心地一點點去漂白被中共污染的全民的精神世界，為社會的文明化、民主化點點滴滴地營造思想意識的軟前提。

（全文完）

附白：又要去戒網了，但願這次能戒得更長些。世上最容易的就是戒煙，我一個月能戒好幾次，其次就是戒網了吧。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今的通訊全靠網路，只有毅力超人者才能一面上網看信寫信打電話，一面成功地迴避政治論壇。

轉帖註：老金的《大船何時過三峽》

https://big5.backchina.com/blog/260533/article-134216.html

https://big5.backchina.com/blog/260533/article-134217.html

https://big5.backchina.com/blog/260533/article-134218.html

https://big5.backchina.com/blog/260533/article-133439.html

https://big5.backchina.com/home.php?mod=space&uid=260533&do=blog&quickforward=1&id=134059

https://big5.backchina.com/blog/260533/article-134647.html

高興

感動

同情

搞笑

難過

拍磚

支持

鮮花

剛表態過的朋友 (3 人)

收藏分享邀請舉報

全部作者的其他最新日誌

發表評論評論 (20 個評論)

回復總裁判 2016-3-14 08:50: 待好好看看，先收藏。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三十年前我讀過，蕭功秦是我的好友。

回復 light12 2016-3-14 08:55: 總裁判: 待好好看看，先收藏。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三十年前我讀過，蕭功秦是我的好友。
好好學習蘆笛，然後發表讀後感，壞人再跟你學習

回復徐福男兒 2016-3-14 12:51: 這樣的好文章，為什麼一定要以如此傲慢尖刻的語氣出之呢？恃才傲物，可惜了。

回復 light12 2016-3-14 20:02: 徐福男兒: 這樣的好文章，為什麼一定要以如此傲慢尖刻的語氣出之呢？恃才傲物，可惜了。

回復曾經以為的凝視 2016-4-2 05:22: 蘆笛很有才，徐老批評得也有道理。先和別人對立，再有理也沒人聽。蘆笛也有點像川普，政治不正確！

回復 light12 2016-4-2 05:27: 曾經以為的凝視: 蘆笛很有才，徐老批評得也有道理。先和別人對立，再有理也沒人聽。蘆笛也有點像川普，政治不正確！

回復心如水 2016-6-3 01:02: 文章太長，從看過的說起。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英國的工業革命應該是幾個原因而不是蘆笛說的貴族爭權力。
1. 自然條件。英國盛產煤，也就是能源，且手工業發達。蒸汽機的產生雖然是偶然事件，但也存在必然。中國手工業發達的地區在南方，完全沒有能源。沒有動力，工業沒有機會發展。2. 政治條件：中國幅員遼闊，尊崇道家的無為而治，在農耕時期，法治除了殺人放火偷盜越貨，就沒有什麼可管的。只要官員基本公正，百姓基本安居樂業。（孫文對中國法治的缺位的驚嘆）；中國用儒家思想統一官僚階層的道德觀，忠君愛民，只要腐敗不是太厲害，百姓都能接受。3. 因為沒有資產階級，也就不可能產生資產階級革命。4. 重農輕商，致使流通不暢，相互學習的機會少，好的發明基本都自然消亡了。

回復心如水 2016-6-3 01:13: 契約精神：契約精神是工業發達的必然要求，不能用這個概念攻擊中國人。工業產品必須達到一定的工業要求，從材料到工藝都不是眼睛看就可以分辨的。而在化肥沒有引入中國之前，中國的產品都可以用眼睛判斷，因此都是現貨交易，契約基本就是土地買賣和有限的銀號採用。沒有需要，也就沒有概念。中國成規模的私營企業也就是這三十年的事，法治和契約都在逐步實行。

回復心如水 2016-6-3 01:30: 政治：現在中國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一個巨大的區別就是：西方是政黨輪流執政，利益均沾，相互制衡。用先賢的話說就是魔鬼政治好於天使政治。政黨爭鬥的根本是利益爭鬥。中國基本延續了封建時期的精英政治（算好人政治吧，用天使政治不妥），封建時期是用儒家思想統一官場道德觀，有違儒家思想的只能暗中做，不能明目張膽。現在是統一在「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下，要入黨，必須認同價值觀並做到。要做壞事也不能明目張膽。對毛來說，從官場中剔除不同價值觀的人是保障政權的公平性和人民性的必要。大規模的思想教育也是為了統一價值觀。以避免權力為利益服務。對「好人政治」來說，好人的培養是重要的。

回復心如水 2016-6-3 01:41: 蘆笛用全盤西化來衡量中國事務，當然處處都不對。而對中國來說，蔣介石的民主已經實驗過了，一個只有大資產階級和赤貧兩極的國家，談民主不是可笑嗎？這是蔣介石無法成功，而毛成功的基本國情。蘆笛如此指點江山，如果倒退100年，同樣會被歷史淘汰。如同進化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亦然。當中國資產階級成為主要的階級力量的時候，西式民主才有可能。就現在而言，中國的資產階級以貪官污吏為主體，讓這些人成為統治階級不如由共產黨統治。

回復 light12 2016-6-3 08:15: 心如水: 文章太長，從看過的說起。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英國的工業革命應該是幾個原因而不是蘆笛說的貴族爭權力。
1. 自然條件。英國盛產煤，也就是能源，且手工業發達。蒸
你說的對。蘆笛不是你說的吧。

回復 light12 2016-6-3 08:17: 心如水: 契約精神：契約精神是工業發達的必然要求，不能用這個概念攻擊中國人。工業產品必須達到一定的工業要求，從材料到工藝都不是眼睛看就可以分辨的。而在化肥沒有引
契約精神當然重要。不然說話不算話沒有信譽。

回復 light12 2016-6-3 08:18: 心如水: 政治：現在中國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一個巨大的區別就是：西方是政黨輪流執政，利益均沾，相互制衡。用先賢的話說就是魔鬼政治好於天使政治。政黨爭鬥的根本是利益
這些建議你去看看凈空法師視頻。

回復 light12 2016-6-3 08:19: 心如水: 蘆笛用全盤西化來衡量中國事務，當然處處都不對。而對中國來說，蔣介石的民主已經實驗過了，一個只有大資產階級和赤貧兩極的國家，談民主不是可笑嗎？這是蔣介石
蘆笛說現代化就是西化。這是他的觀點。中國民主化的討論你去看我轉帖的河邊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