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木：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全文）

建議和思路：

1、新疆需要真正的雙語教育。在國內，吉林延邊地區其實是「雙語教育」一個典型的成功範例。可採納其經驗，對新疆的「單語教育」內容和課程安排進行重新調整。

2、加大對民族聚集區推進真正的「雙語教育」所必需的硬體和軟體投入力度，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糾正民族間嚴重不平等的錯誤。

3、培養「雙語教育」的師資力量。目前，「雙語教育」最大掣肘是師資力量嚴重不足，而且這一現狀很難在短期內改變，只能針對性對現有師資力量進行系統培訓，逐漸減小或消除雙語教育師資力量的地區差異。

4、在少數民族學生的考試選拔上，目前的高考加分制度雖然體現了對少數民族傾斜的民族政策，但在實踐中，真正的獲益者，多是並不需要分數照顧的少數民族學生，甚至是有門路、有背景的漢族學生。或可取消加分，把加分的空間代之以新疆本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知識測試的內容，對維吾爾學生來說，這不但其體現出我國在新疆推行的教育不忘本民族文化傳統，亦可由此加深對新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了解，形成更豐厚更具包容性的國家意識與家國情懷。

5、重視和加大少數民族文化和出版事業，扭轉民族文化事業迅速萎縮的局面。在財政上，加大對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事業的投入和支持，加快維吾爾語對現代信息現代知識的追蹤和跟進能力；自治區政府乃至國家，應當將在維吾爾農村社會推廣現代社會生活和生產常識，納入重點計劃。

對民間的維吾爾文化事業，自治區應當摸索出一套鼓勵和支持的辦法，調動民間的積極性。此外，自治區應當對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業試行漸進體制改革，嘗試引入市場機制或目標考核機制，調動現在人員的積極性和活力，避免繼續目前人浮於事的局面。

6、自治區或國家，應當增大對維吾爾社會轉型問題的專項研究課題和投入，鼓勵更多的漢族學者尤其是內地學者的參與，甚至是國家學者的參與，為執政者解決新聞民族和社會問題提供有益的參考和智力支持。目前國內對此問題有價值的真正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學術空間盼能賦予更多獨立空間。

7、有計劃和目標地培養一個新型的少數民族高端知識分子群體，以專項基金的方式將之納入國家計劃。

新疆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人才匱乏，甚至以嚴格的現代標準看，因新疆科研教育體制和人才培養體制僵化以及現有知識分子群體知識結構老化，新疆並無真正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群體。無論以促進新疆社會發展，少數民族發展，還是增加少數民族精英的國家認同來看，少數民族高端人才都是必須的。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群體越是能進入主流，則越會因為這種榮耀而增加對國家的認同和向心力。

三、宗教問題

現狀：

七五之後，維吾爾社會宗教熱情急劇上升，無論南疆傳統社會，還是城市裡的官員知識分子，甚至在北京，校園大學生群體中也開始悄悄出現了保守宗教的熱潮。而且年輕人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部分人士觀察到，在做禮拜時，經常能看到不少年輕人淚流滿面一言不發。這是一個值得引起高度警覺的社會信號。

宗教是一個民族自身文化和民族認同中僅次於語言的標誌，極端情況下，會是一個民族最後的精神避難所。

新疆宗教問題上，最嚴重的問題體現在兩個方面：

1.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嚴格管控造成極大反彈，南疆約2.4萬個清真寺，每個清真寺有政府專門供養的神職人員，一個幹部承包一個清真寺，負責不許外面的人、年輕人、名額以外的人禮拜。這種完全不考慮信眾感受的嚴厲管控，耗費巨大人力物力，更在民間激發起極大不滿。

2.另一方面，與近些年來宗教政策的失敗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地下宗教活動泛濫。來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極端保守和封閉的外來宗教思想，以地下流傳和滲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擴散——從極為醒目的衣著裝扮者越來越多，就不難看出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一些維吾爾知識分子私下驚呼，因為外來宗教的影響，維吾爾人的裝扮已經不像維吾爾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新疆從來不缺哈薩克文和漢文版的《古蘭經》，而市面上看不到維吾爾文版的《古蘭經》，這種對比容易讓人認為宗教管理政策具有強烈的民族針對性。前些年，沙特國王免費送來了100萬本《古蘭經》，民間到處流傳，結果96、97年出事，又把它收回來，現在地下出版商盜版印刷，一本賣50元甚至80元。

多數維吾爾族知識分子警惕和反對宗教極端思潮，他們也看到共產黨通過無神論和世俗化教育，對維吾爾社會破除迷信、革除狂熱、愚昧的貢獻，但在今天，新疆實行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最反感宗教狂熱的知識分子看來，也是令人反感的。

成因：

雖然今天政府對宗教的熱情較以往已有了很高寬容度，但長期堅持無神論，對宗教問題缺乏系統研究，在遇到涉及宗教的問題時，政府易處於極為被動的應對局面。

具體到新疆，則忽視了宗教在少數民族社會的特殊地位，在處理宗教問題時，人們幾乎很難分得清政府的社會世俗化主張與壓制少數民族文化兩者的界限在哪裡。尤其是在伊斯蘭教問題上，政府往往在專政機器的自信和對宗教問題缺少基本了解的恐懼之間劇烈搖擺。

而97年以來，反「三股勢力」成為地方壓倒一切的任務，但具體操作過程中，反宗教極端主義卻變成了反傳統宗教，壓制正常的宗教信仰。

近期，新疆政府在大力宣傳「宗教極端思想」的危害，並極力防範其影響，極端宗教思想的的確不可取，即便是從伊斯蘭教的角度來看，宗教極端思想也是對傳統宗教思想的一種扭曲。但是政府在具體操作中卻往往一刀切，將維吾爾婦女蒙面和戴頭巾、男子留大鬍子等現象也一併歸入極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頭巾婦女、留大鬍子男士進入事業單位和公共場所等侵犯人權的現象不斷發生，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維吾爾人與政府之間的對立，進而激化了維漢矛盾。

不可否認，新疆的確存在極端宗教思想問題，但需要強調的是，極端宗教思想在維吾爾社會從來都不佔主流，宗教極端思想在維吾爾社會中的實際影響力極其有限，更為重要的是維吾爾族傳統文化中，始終存在著抵制宗教極端思想的強大傾向。而像現在這樣對宗教極端思想進行擴大化的想象和宣傳，並在這一錯誤認識的基礎上採取不恰當的治理措施，在客觀上只會逼驅群眾更傾向於宗教極端思想路線。此外，即便是批判宗教極端思想，也應當主要由在宗教學識上資深的、有崇高群眾威望的宗教權威人士來完成，而不是世俗知識分子越俎代庖。更不應當把批判的目光放在民眾衣飾、鬍鬚這樣的表象細節上。

在維吾爾社會面臨的極端宗教思想這一問題上，以下認識尤為重要：1.對宗教極端思想和行為的界定很重要；2.反對極端宗教思想的目的應該是保護正常宗教活動；3.維吾爾社會原本可以宗教與傳統文化習俗的關係，但目前已經沒有了權威人士和地位；4.維吾爾社會喪失了自我道德約束和文化調整的平台；5.積極的聲音沒有正常發出的通道；6.官員為保烏紗帽，麥子雜草一起燒。

目前，新疆政府在以宗教領域為主的維穩和高壓政策已經嚴重影響維吾爾人的生活，就業和流動，新疆在處理宗教問題上的思路和手段，若不加以改變，宗教問題恐將成為影響新疆民族矛盾和社會問題的最大原因。 

建議和思路:

伊斯蘭世界其實也都面臨著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宗教難題，土耳其、馬來西亞、阿聯酋、埃及等國，在解決宗教問題與現代化轉型上，各自都有成功經驗。不妨像當初改革開放時期向西方學習標準和經驗一樣，借鑒這些國家在宗教問題上的成功經驗和做法。

1、建立和完善關於宗教場所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宗教場所天然是一定社區的公共紐帶，政府可借鑒國外經驗，依照面積、人口或社區單元等制定標準，在便利居民信仰所需的前提下，一定範圍內只允許建造一個宗教場所，而且必須配有獲得官方資質認證的專業宗教人士，依照明確法律法規實施登記管理。以避免嚴厲管控下，老百姓正常宗教需求無法滿足，結果以家庭為單位和場所的地下宗教四處泛濫。這種制度的設置和安排，不妨直接在宣傳中明確取法國外經驗（比如土耳其等世俗國家），以減少抵觸。

2、建立和完善系統的對宗教人士的培訓制度。沒有權威而專業的宗教人士，人們就會私下向那些他們認為有宗教知識的人學習。專業宗教人士，必須經過一個完整系統的培訓，獲得官方的資格認證（比如伊斯蘭教協會）。對他們的培訓，除經過專業而系統的宗教知識學習外，還要有一些現代社科知識的學習，有意識地引導宗教人士向開放、發展和適應現代社會方向發展，尤其是國外宗教與現代社會互相適應與融入的經驗和範例，使他們擁有更廣闊和開放的視野。

關於宗教人士的系統培訓和學習體系，應當有一個長遠的制度性安排，可分批、分層級、有計劃地通過在自治區、全國一級乃至國外的專業宗教學習研究機構的培訓學習，逐漸培養一支有專業宗教知識同時又有開放視野的宗教人才。此外，可以加強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等院校與國內外的專業宗教學習研究機構的溝通和聯繫，發展自身的宗教研究能力。

3、公開引進和出版國外現代整理編篡的宗教書籍，滿足社會的宗教學習需求。新疆今天幾乎見不到維吾爾文的宗教書籍，人們私下閱讀的維吾爾文宗教書籍，只能來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其實，土耳其、馬來西亞等世俗化成功的伊斯蘭國家，一直在進行卓有成效的編篡整理宗教書籍，在滿足宗教需求的同時，又積極有效地引導社會走向開放和現代。政府組織編譯引進這些國家的宗教書籍，既可滿足社會的宗教需求，又可堵住地下極端宗教出版物的市場，傳播一種更溫和、開放和包容性的宗教觀念。

4、加大對宗教的研究和投入。中國是一個擁有巨大穆斯林人口的國家，但關於宗教研究，尤其是對伊斯蘭的研究，依照現代學術標準，幾乎是一片空白。中國應當有權威的伊斯蘭學院，而且應當有權威的伊斯蘭研究機構，政府應當鼓勵非穆斯林學者也投入到宗教研究中來，它不但是宗教信仰和學術研究的需求，也是社會發展轉型的需求。此外，在宗教上的研究和投入，亦可增加中國在伊斯蘭世界的發言權，由被動轉入主動。

5、善於積極利用宗教在傳統社會的影響力。在一個有著濃厚宗教傳統的社會，宗教人士有著不可替代的社會影響力。尤其在環境相對封閉、經濟相對落後、文化相對保守不發達的南疆維吾爾農村社會，在傳播現代觀念和知識方面，宗教和市場更有辦法。

事實上，宗教界人士在同樣在思考如何去應對社會轉型問題，政府不妨創造條件和機會，讓宗教界人士也參與到這個課題中，貢獻出他們的經驗、智力和知識，發揮出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一樣，不願意看到動蕩、混亂、仇恨的社會，宗教本身是向善的意志，宗教人士天然是保守而非激進的人群，給他們適當的公共話語權而非壓制其話語權，他們可用自己的語言做社會的安撫和止痛工作。

6、朝覲問題的透明化和公開化。朝覲是新疆在宗教問題上做得堪稱極失敗的一項。其實，朝覲只是虔誠穆斯林的夙願，一個人會因為朝覲后擁有一定的社會名望，而不會因此變得極端或狂熱。朝覲資格的認真審批，沒有必要以封閉方式操作。關於朝覲，沙特每年都會對各國有配額限制，有幸獲得朝覲資格的畢竟是少數，沙特每年給中國多少配額，中國的配額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用更公開透明的方式操作。目前的朝覲，在孳生嚴重腐敗的同時，在新疆，也成為激發強烈民族情緒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隔膜與隔離問題

現狀：

影響新疆民族關係的問題中，目前偶爾可以公開談的主要是越來越強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嚴重但很少有人敢公開交流（實際在維吾爾社會內心有強烈抵觸）的問題，則是物理上的民族隔離問題。

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離，指的是宏觀上，漢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對高度集中，其人口絕大部分都集中分佈在三個地方，一是兵團，二是烏魯木齊，三是石河子、奎屯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實構成了一種物理空間上與維吾爾族人的隔離。

微觀層面上，烏魯木齊等少數漢族維吾爾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壘極為分明的聚集區。尤其在七五之後，最新的新疆統計年鑒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雜居最大的城市烏魯木齊，出現了明顯的漢族和維吾爾族各自向本民族佔優勢的城區搬遷集中的現象。

這種「從對方民族聚集區撤離」的抉擇，不像計程車拒載之類的民族歧視和隔膜行為，容易被發現並被制止，而它產生的歷史影響也將是深遠而巨大的，因為漢族和維吾爾族在生活空間彼此脫離，會加劇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種程度上，它是一種不易覺察的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與民族物理空間隔離相應的另一面，是身份隔離。漢族人幾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體制之內，而維吾爾人則絕大部分生活在農村或體制之外——內地的城鄉二元社會，在新疆，恰好是漢族、維吾爾之別。這種民族隔離，對維吾爾社會的國家認同問題的影響不言而喻，事實上，它在維吾爾社會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聯想，維吾爾人在中國是「非國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團則直接被視為加沙地帶的猶太人定居點。這種身份隔離，被不少維吾爾知識分子稱為「漢人在我們眼裡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們則是南非的黑人」。

新疆的這種民族分佈格局，在漢族人心目中，同樣也形成了一種潛意識中對新疆的「二分法」，即他們（維吾爾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們（漢族）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並不是一個真正完整的觀念共同體。 

成因：

新疆這種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歷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動員下大規模從內地移民，在當時的制度環境下，遷入新疆的漢族人，幾乎全部擁有體制內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團內，它有其特定的歷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業投資和規劃項目，也與前述內地移民項目相配套適應。

但在近幾十年這些年的城市化的發展規劃上，大力扶持和發展的項目，幾乎全部集中於北疆幾個漢族相對聚集區，南疆維吾爾社會幾乎沒有得到城市化發展的資源支持。而隨著隨著兵團城市化的不斷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現了一批諸如阜康、五家渠、鐵門關、北屯等居民構成幾乎全部是漢族人的兵團城市。而在「十二五」期間，兵團還將加快推進第五師的五星市、第四師的可克達拉市、第七師的胡楊河市、第十三師的紅星市、第十四師的玉龍市的建市。而這些兵團城市長期以來排斥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使維吾爾等少數民族進一步邊緣化。

這些制度性因素，無異將會進一步加劇漢族人與維吾爾人的空間隔離，加劇維吾爾社會的不公平感和「非國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機會更加降低。兵團通過加快城鎮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現更嚴重的種族隔離情況。和兵團的城市化相比，莎車縣、墨玉縣、伽師縣等南疆地區的城市化建設，對縮小南北差距，實現各民族平等分享發展成果具有更加積極的意義。

建議和思路：

歷史上，東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與當地人聚族而居長期械鬥，積百年血仇，但進入現代工商業社會後，社會的分工和利益紐帶的聯繫，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的仇怨今日已不復再現。長遠看，新疆的民族問題其實也可以類似的樂觀態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減少這種人為的物理空間的隔離，而非繼續強化。

事實上，所有多民族國家，民族關係緩和的一個重要技術手段和指針，就是讓這種物理隔離空間處於被打破或逐漸瓦解的過程。

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單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點實施城鎮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標實施，勢將形成更多單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鎮的建設時，建議可因勢利導轉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導區內人口流動，形成新的民族雜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財力允許範圍內和可操作的基礎上靈活調控。

2、聚族而居是人類社會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資源上，要儘可能地增加民族雜居和混居的機會。在這方面，可參考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並存的新興城市國家，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進寬容、開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機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雜居、混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資源充分實現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機會。

像烏魯木齊這種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會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時，儘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區，避免城市出現社區民族構成單一化的格局。此外，對幹部、公務員、事業單位等國家可調整的群體，在工作機會和崗位的安置時，要有意促進跨區交流，比如維吾爾族幹部盡量安排在漢族聚集區工作上班，漢族幹部盡量安排在維吾爾族聚集區上班，盡一切可能增加兩個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觸交流機會。

3、政府部門、社會公共服務部門，比如銀行、公交、水電、保險等行業的人員，應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語言。公共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能掌握一定的民族語言，會讓少數民族從內心認為，政府並不只是漢人的政府，而是服務於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對漢族工作人員來說，也強化了這樣一個印象：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區，它與內地純粹的漢族地區並不一樣。

五、少數民族幹部和知識分子的信任問題

現狀：

少數民族幹部和知識分子整體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問題中一個極為突出且影響極大的問題。1997年7號文件其實是新疆民族問題的一個分水嶺——中央認為新疆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三股勢力的威脅，到了新疆，一系列具體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個維吾爾族變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來就是維吾爾族幹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下滑。維吾爾族幹部的邊緣化又導致漢族幹部在日常工作中處於一種微妙的互不信任狀態中。

儘管今天的中共是一個超民族、超階層、超利益群體的政黨，但在今天的維吾爾族社會，一個普遍的總結和概括就是：漢人就是權力，權力就是漢人，漢人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漢人。

因為在現實層面上，維吾爾族幹部整體比例嚴重偏低，廳局級實職崗位的維吾爾族幹部更是少見，有些重要權力部門，比如財政、國資委、金融、公安則幾乎沒有維吾爾幹部，在國營企業，這種情形就更為嚴重，人們甚至舉不出新疆有哪一個國營企業有維吾爾族的一把手。

無論是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還是中共黨代會，維吾爾委員和代表數量都很少、比例低，維吾爾代表的數量少，參政議政水平低也從一方面反映維吾爾族在中國的政治地位不斷下降，不斷被邊緣化。

政治協商會議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被賦予了「參政議政」的功能，但無論是在全國政協，還是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維吾爾委員的比例都很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正副主席13人中，僅有4名維吾爾人，維吾爾自治區政協正副主席中維吾爾人數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僅有10名維吾爾委員，歷年來呈下降趨勢。維吾爾自治區新一屆政協107名常務委員中，僅有27名維吾爾委員，僅占常委總人數的25%。維吾爾委員的數量與維吾爾族佔新疆人口（約47%）的比例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自治民族的地位嚴重不符。

而在今年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數民族代表409名，約每27萬少數民族中有一個人大代表。在少數民族代表中，維吾爾族代表僅25人，其中的23人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人是解放軍代表團代表，約每40萬維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雖然少數民族代表比例高於少數民族在中國總人口的比例，但維吾爾族代表比例卻恰恰相反，低於維吾爾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國的人口比例。

以上都可以看出，維吾爾人已經被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維吾爾人在中國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劇下降。

解放初期，在少數民族幹部問題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養出一批合格勝任的幹部梯隊，但中共執政已歷60年，少數民族幹部的人才早已應當不是一個問題。少數民族幹部培養不足，有長期因素，但人們認為，少數民族幹部不被信任，則是與歷史對比的結果。人們普遍認為，自1997年以來，少數民族幹部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直線下降。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被邊緣化帶來不信任感，帶來情緒和隔膜，這種隔膜又反過來成為少數民族幹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

少數民族幹部在權力上的被邊緣化，感覺不被信任，帶來的問題是，相對漢族幹部，他們普遍更膽小怕事，有話不敢說，私下議論牢騷。近10年來的高壓，使新疆的維吾爾社會處於一種普遍無人敢說話的境地。鄧小平曾說，群眾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幹部都不敢說話，其實更可怕，因為這些維吾爾幹部對維吾爾社會的普遍情緒和心態往往有更準確真實的把握，這使得地方政府的決策越來越難聽到來自維吾爾社會真實的聲音。

與維吾爾族官員面臨相同處境的，是維吾爾族知識分子。長期的社會高壓態勢，使本應敢言的知識分子群體集體噤聲，甚至與過去相比，也談不上社會貢獻和創作，他們與漢族知識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會責任擔當意識普遍薄弱，尤其是與內地知識分子相比。

民族主義天然是一個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員和知識分子是一個民族精英的集合，他們的觀念會影響整個群體的感受，是一個民族既得利益群體的代表，也是一個民族理性和溫和力量的來源。當以民族幹部和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維吾爾族精英自身的處境日益逼仄之時，憤懣、壓抑、委屈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可能不經由他們向整個社會蔓延。

維吾爾族幹部的存在，體現的是維吾爾自治區政治的合法地位問題。如果張春賢主政新疆，最終維吾爾族幹部的地位和維吾爾族知識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復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則維吾爾精英可能徹底喪失信心，甚至陷入絕望。因為，張春賢給相當一部分人帶來信心，他們一直認為，導致今天維吾爾族人不被信任，是個別領導人專政思維下，反三股勢力擴大化的結果，而非全社會漢族對維吾爾族的不信任。 

成因：

1、對民族幹部的培養不足。

努力選拔和培養一批少數民族幹部，是中共早幾十年民族政策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相對落後、社會相對不發達，人才相對不足的情況下，為落實民族政策，大力選拔和培養了一批少數民族幹部。

不過，這種延續下來的少數民族幹部的選拔標準和培養方式，目前可能落後於時代要求。具體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礎上，能力、視野、知識結構等綜合素質同樣非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統培養上，對於新疆明顯落後於內地地區的這一現狀考慮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崗位，可能對幹部的觀念、知識結構、執政能力和意識有更高要求。 

2、把正常的民族情緒和情感以及利益訴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斷強調反地方民族主義的同時，卻忽視了反大漢族主義。在新疆，與忌憚地方民族主義相對的，是大漢族主義觀念的盛行和抬頭。

建議和思路：

1、民族情感是與生俱來的天然情感，同時又是可控和可引導和平衡的。就像承認不同階層有其特定利益訴求一樣，應當承認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訴求，在此前提下，實現尊重民族利益和國家統一完整之間的平衡。尊重維吾爾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種默會的規則，應明確這種規則和邏輯。

2、整體而言，維吾爾族幹部數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嚴重不足。應著眼於長遠，培養一批少數民族高端幹部人才。從新疆本地的發展著眼，尤其需要考慮大膽輸送一批年輕少數民族青年幹部到東南沿海地區掛職鍛煉，深入學習。沿海地區代為培養少數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輸送先進觀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數民族精英與內地的情感紐帶。

3、按照《民族區域自治法》，維吾爾語和漢語一樣是工作語言，目前基本上沒有多少漢族幹部會維吾爾語，尤其是南疆地區的漢族幹部不掌握維吾爾語，最為遭人詬病。政府應鼓勵和培養地方漢族幹部積極學習掌握一定的維吾爾語或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能力，並逐漸將之納入幹部或公務員的考核指標。中央公務員不在此例。

4、結合民族聚居特徵，注意幹部的民族比例分配問題。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時難以改變，但在幹部的任免調動上，儘可能地實現交叉互換。在漢族人口占絕對優勢的地區，可以考慮適當增加維吾爾族幹部的比例；在維吾爾聚集的南疆，除漢族幹部外，也可適當加大北疆哈薩克族、蒙古族等非漢族少數民族幹部的比例。

5、培養一批高端維吾爾知識分子精英。目前新疆並未形成真正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群體。尤其在社科類領域上，維吾爾族高端人才少有進入中央和國家一級科研機構的。系統地培養一批維吾爾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領維吾爾傳統社會實現現代轉型的作用，也意味著讓維吾爾知識精英逐漸擁有更為廣闊的全國視野和格局，對提振維吾爾族精英階層的信心功莫大焉。

6、設置新疆社會發展課題專項事業的研究。新疆社會發展的學術研究，嚴重落後於現實，而且由於新疆特殊的封閉性，本地關於新疆課題的研究，無論是理論工具還是思維方式，都稍嫌過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學術研究已經只有替地方政策決策背書的角色。新疆的社會發展問題具有特殊的複雜性，事關全局，應當有國家一級的專項研究項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國的優秀人才參與這項長期的研究，也應當讓新疆本地更多知識分子，尤其是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參與到其中來。

 六、建設兵團問題

現狀：

新疆建設兵團是今天最封閉最獨特的組織體系，對兵團性質的描述，民間普遍說法是：是軍隊沒軍費，是政府還納稅，是農民入工會，是企業辦社會。

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作用和功能的評價，呈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官方和公開場合的活法，兵團不但是新疆社會穩定的保證和象徵，而且是新疆建設精神的象徵。但在私下場合，則截然相反，對兵團的普通成員來說，很大部分人認為他們生活的日益相對貧困化和落後，最大的根源是兵團制。而在維吾爾社會，兵團則是民族對立的象徵。

我們做的一個社會調查表明，在維吾爾社會，對在新疆的漢族人，因其身份的差異而有明顯不同的態度，對新疆地方漢人感覺最親近，對兵團的漢人最為抵觸，對內地入疆流動漢人的感受，則介乎兩者之間。

而事實上，絕大多數普通維吾爾人很少有機會能接觸到兵團漢人，對兵團的現狀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誤讀。比如，很多維吾爾人完全是通過電視新聞畫面來了解兵團，以為兵團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樣美麗的城市，街道開闊，高樓林立，環境乾淨優美，生活條件遠遠優於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實上，兵團大部分人生活在農場，與相鄰的地方的漢族農村居民相比，兵團居民勞動強度大收入卻更低，兵團職工連續多年在全國收入中排名倒數第一。封閉和日益的相對貧困化才是其真實的生活現狀。

維吾爾社會對兵團的抵觸，恰恰來自官方對兵團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勢力作用的不斷宣傳。

兵團設置之初，有軍事、政治、經濟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環境下，軍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則被突出強調。它的政治功能被總結概括為三項：1、維持社會穩定反分裂；2、促進民族交流與團結；3、有效管理自身的發展存續。

其實只有前兩條才是有價值和意義的。但目前兵團的現狀看，這兩條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種出版物中，維持社會穩定反分裂的功能，反覆舉的例子只有參與平息1990年阿克陶縣巴仁鄉「反革命武裝暴亂」，但事實上鄰近兵團的民兵只是被動員，而未真正有效參與。

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應當動員的是武警部隊，採取動員建設兵團民兵這種特殊手段，政治上極不適宜：為何漢族老百姓在維吾爾人鬧事時擁有行使武力鎮壓的權力和任務？它只會起到給民族矛盾火上澆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團今天的實際情況，已使兵團幾乎完全喪失了應急時期立即動員組織准武裝力量的可能，因為不但基層團場並不掌控青壯勞動力的去向，且青壯勞動力本身就流失嚴重。

至於促進民族交流與團結的功能，更是無從談起。在中國，封閉性的體制與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內地三線企業與地方的互相隔離，北京的大院社會與衚衕社會的互相隔離。兵團的體制性封閉特徵為中國之最，它與周邊地方漢族社會本身就隔膜極大，在民族交流與團結上，維吾爾社會將兵團視為民族交往隔離的象徵，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

而兵團的現狀則可概括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喪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財政上，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在社會功能上，面臨著嚴重的人口流失壓力；在經濟上，面臨著兵團在籍人口貧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終未解決其準確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問題；在民族關係上，是民族對立象徵；在制度建設上，是中國目前計劃經濟最後一塊根據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其他地方推行已歷30年，但在兵團卻始終無法實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黨軍政企合一但又什麼都不是；與地方關係上，則始終未釐清和協調理順過。 

成因：

兵團本質上是古代邊屯方式的現代版，是特殊歷史時期特殊制度下的產物，它是60年來中國最能體現出計劃經濟時代特色的組織體系。它存續至今，雖有特殊周邊環境的因素，但最終決定性的因素只有兩個，一個是觀念認識，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問題。

兵團存續至今，組織機構冗餘龐雜，一個社會、一級省級行政單位，應有的機構它都有——除了沒有人大和政協，甚至在團場一級都有電視台，兵團制供養著一個很大的人群。兵團制目下缺少驟然裁撤的可能。因為兵團制早已與對特定歷史成就的肯定緊密聯繫在一起。

但兵團的存續，不能不考慮如下幾個問題：

1、反分裂這個任務是否需要非國家正規武裝組織來承擔？是否需要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體系來產生威懾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這個任務？

2、如果前一個問題成立，那麼如何看待兵團事實上造成的民族對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較其政治得失。

3、兵團背後顯然意味著中央政府的支持，對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懾功能的大力宣傳，不言而喻地意味著中央政府並不相信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這種政治代價是否值得？

4、新疆問題越來越引起國際關注，而兵團體制天然容易被解釋和描述為武裝移民集團組織，兵團若長期存續，那麼該如何解決其現代身份的問題。

5、無論從何角度，兵團體制與今天中國社會的現狀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內外部環境沒有根本改變，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續。 

建議與思路：

1、無論是從技術操作上還是從現實可行上，兵團制都很難做到短期內撤併，甚至它帶來的問題會比解決的問題更多。但應有將兵團制逐步退出歷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

2、肯定兵團在特殊歷史時期墾荒保邊疆中的貢獻，但應適當逐步弱化兵團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懾分裂勢力的宣傳，因為在實際效果上，它只會起到與民族團結相反的效果——在維吾爾族社會，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團漢人，則是維吾爾人不可信。

3、在兵團制大體不動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況，逐步完成城鎮化，在已完成城鎮化進程的地方，可試點推進地方與兵團兩張皮分離的改革試點，摸索出兵團在城鎮化后地方化的經驗。

4、人口流失問題應當從土地制度上著手解決，拿出系統方案，理順目前土地為國家所有，同時又長期為兵團、師、團場和職工個人佔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體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與個人之間建立明確而持久的支配關係，才能解決人口流失問題，否則兵團的維持成本會越來越高昂。

5、兵團面臨的財政的困局，用劃撥優質地方礦產資源給企業的辦法並非長久解決之道，考慮到兵團本身的體制僵化，這種劃撥多少帶有逆向改革的思路，從經濟角度看，未必是良策。

6、兵團應當發揮其宣傳中促進民族交流和民族團結的政治功能，在應對人口流失的問題時，吸納外來人口的目光，應當儘可能轉向新疆本地，為區域內剩餘勞動力的轉移發揮其應有效用。

7、兵團在農業生產技術上，相對地方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和豐富經驗，中央或地方財政可通過撥付特別經費的方式，在兵團電視台設置維吾爾語節目和其他公益傳播方式，向維吾爾社會傳授其農業生產技術，改變其自成體系的封閉格局以及在維吾爾人心中的傳統印象，為推動民族交流和團結做出貢獻。

七、政府執政能力和公信力問題

現狀：

新疆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與內地有極大差距，而各級政府機關的觀念意識，更遠遠落後於時代，亦與新疆面臨的複雜社會治理要求相去甚遠。

在內地尤其是沿海地區早已不見的階級鬥爭和專政思維，在新疆不同地區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對內地，新疆保有更多計劃經濟色彩，各級官員更習慣簡單粗暴的行政命令，農民種地種什麼由當地幹部說了算，並不只是兵團的普遍現象，最近一兩年，在部分地方的農村農民才有了經營的自主選擇權，南疆維吾爾農民依然習慣將鄉政府稱為公社，因為很多人沒有明顯感覺到社會體制已發生了巨大變化。

新疆幹部隊伍法制觀念極為淡薄，烏魯木齊等新疆發達地區，幹部的意識與內地發達地區，明顯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區，幹部的觀念意識又與烏魯木齊等地存在明顯代差，七五時期抽調大批南疆幹部到烏魯木齊維穩，其行為之簡單粗暴，甚至連烏魯木齊的幹部都大為驚駭。

發生在韶關「626」事件中的新疆勞務輸出，原本是一個積極、有價值的嘗試，但在動員過程中，類似內地八十年代拆房、牽牛、收回土地的強制行為時有發生，基層執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開始就處於強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漢族幹部幾乎就是漢族人的形象代表，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當，會直接將官民矛盾變成民族矛盾。

由此不難判斷，新疆幹部素質問題，是決定新疆諸項政府能否順利推進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張春賢還面臨著重建政府的社會形象考驗。它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政府的公信力，一個是政府是否能讓人相信，今天不會輕易因言獲罪。

前者，從6·27事件到扎針事件，無論是維吾爾社會還是漢族社會，自始至終謠言滿天飛，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長期積累和互不信任的結果，但也體現出當地政府長期對新聞和信息的處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對政府的說法喪失了基本信任。

後者，則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環境下，言者動輒得咎，而且動輒重刑。這種高壓氛圍的恐懼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處偏遠，計劃經濟又佔據絕對主導成分，社會發育明顯晚於內地，新疆最近二十年來周邊政治環境的巨變，又天然使得各級地方政府的專政思維緊繃。

此外，新疆基層政府承擔了極大的轉業軍官的就業任務，軍轉基層幹部比例極高，長期「一線鬥爭」觀念的傳幫帶與軍人作風相結合，形成了新疆基層幹部特有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層條件艱苦，基層幹部的選拔，政治過硬是首選標準，至於觀念意識以及綜合素質，並不在考慮之列。而且條件所限，新疆幾乎很難對散布各地的基層幹部有系統輪訓機會。

而1997年之後，全社會逐漸進入一種反三股勢力的高壓緊張狀態，它進一步強化了基層幹部的專政思維。在處理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傾向於快刀斬亂麻，惟務果斷堅決。

建議和思路：

1、大力肅貪。新疆官員的腐敗方式比內地大膽放肆，手段和性質往往也更為惡劣。讓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肅貪。

2、對幹部隊伍進行系統性的普及法律法規和加強執政能力和文明執法的輪訓，同時輔以各種公開便利的社會監督舉報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員意識和觀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強社會信息透明度，學習內地部分先進地區的經驗，給當地媒體以更多的空間和尺度，形成一個良好的社會監督氛圍，提振民氣民心。

4、幹部交流時，多從東南沿海開放地區和北上廣等發達地區調派和吸納幹部，減少從內地北方來的幹部，用先進地區的觀念和意識影響和推進本地觀念的改變。

5、在公務員和幹部選拔上，注重綜合素質、眼界、閱歷等因素，少強調政治過硬或聽話可靠等因素。

6、適當時機，釋放一批被濫抓濫捕濫判的知識分子，如新疆經濟日報的海萊提·尼亞孜、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買買提（海萊提是出身於軍隊大院的知識分子，75之前一再主動向當地政府預警），向維吾爾社會傳導一種積極和善意的信號，紓解其壓抑悲觀的情緒。

八、大漢族主義問題

現狀：

憲法序言中關於民族問題，曾言：「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在毛澤東時代，「地方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這個詞在民族關係時會同時出現，但今天「大漢族主義」這個詞則完全從日常用語中消失。

我們國家一直宣稱既反對「大漢族主義」，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但為「大漢族主義」被抓的基本沒有，丟官倒台的也少，少數民族人口佔中國總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卻有幾十萬人因為「地方民族主義」被抓。

在現實中，「大漢族主義」卻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烈而且公開，尤其是「反三股勢力」成為一個時期新疆各級政府工作重心之後，大漢族主義以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面目出現，無人敢有異議，指責大漢族主義情緒流露，就會變成民族分離主義傾向。它在民間層面和官方層面表現各有不同。

近年來，對維吾爾人的歧視愈演愈烈，並已全國範圍內製度化。在維吾爾人因其身份在就業、辦理護照、租房、住賓館、出行的諸多方面屢遭歧視，國內很多機場甚至設有新疆專用安檢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漢族人稱維吾爾人為「纏頭」、「維子」，到內地，則無論是賓館住宿登記、乘坐飛機火車等公共交通工具還是上網吧，都會遭遇歧視性對待甚至公開拒絕，往往服務人員還振振有詞：公安部門有規定，你們不可以登記。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學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區高級官員和專家學者。至於網上言論，則更為極端，自稱「皇漢」，稱少數民族為「胡種」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漢族主義，常見的一些說法，往往言者習而不察，比如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華夏兒女，往往被用作全體中國人的代稱，但維吾爾人談到祖先烏古斯汗或狼圖騰，則被認為是民族分裂意識。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業單位組織學習，為駁斥「新疆是維吾爾人的新疆」的狹隘觀點，主講學者往往強調漢族人比維吾爾人的祖先更早到達新疆，其邏輯雖與被駁斥邏輯如出一轍，但以官方身份出現，其宣講目的與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維吾爾人感覺到社會日益不公和缺少對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務上，這種傷害對普通人造成的傷害和不便就更為嚴重，僅以姓名身份登記問題為例，各種身份信息填寫的表格，幾乎不考慮大部分維吾爾人不懂漢語，只列漢語姓名欄目，即使是填寫漢語音譯姓名，也往往不考慮維吾爾族姓名習慣，造成無法填寫表格。在戶籍電子化問題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許維吾爾人在常用姓名列表內選擇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則不予登記。

更嚴重的問題，是維吾爾社會對民族政策中大漢族主義色彩日漸濃厚的恐懼。政府強力推進的雙語教育和維吾爾文化事業的急劇萎縮，讓維吾爾社會普遍認為，官方的民族政策越來越像民族同化政策。從社會的公開場合，尤其是在網上，也不難發現漢族社會一種普遍的公開觀點：只有加速同化維吾爾人，才能解決新疆的民族問題。

而近期越來越多出現的以民族政策檢討為名出現的否定民族區域自治和重新調整民族概念的理論探討，無不給人以強烈的大漢族主義觀念將成為中國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維吾爾社會激起了強烈的危機感和恐懼感，動搖了其國家認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處共存乃至互相影響，是歷史趨勢，沒有人會真正反對，但正是基於大漢族主義強制同化政策的恐懼，越來越多的維吾爾人開始對內高班、漢語教育心懷恐懼，私下以強化民族意識、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歸的方式進行抵抗。

建議與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實和尊重民族區域自治，尊重和保護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現狀；

2、對於公開的民族歧視言論和行為，應當參照國際通行辦法，制定詳細的禁則，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護民族正當權力、反對包括民族歧視在內的身份歧視的法律法規，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數民族在就業、公共服務和文化等的正當權益，消除那種隨意的民族歧視，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全社會在文化和習慣上的一個反身份歧視的「政治正確」價值體系。

3、政府應組織專家學者系統研究討論，確定哪些官方常見說法容易引起誤解或傷及民族情感，通過這種討論，形成一種社會反思，糾正某些習而不察的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說法，譬如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這種說法，在西方社會，會被認為是一種不妥當的對種族特徵的公然宣揚。

4、官方應當對反思和檢討中國社會的大漢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現象，在處理民族問題上，不要只強調地方民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而不強調大漢族主義。至少應當允許社會對大漢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自發反思和討論，無論作為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國，還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今天中國社會強烈的大漢族主義和民族主義，都不是一種社會主流心態健康的表徵。

5、理論上，56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一員，則華僑和海外華人，就不應當僅是指漢族，事實上，政府對海外少數民族裔一視同仁，會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來，駐巴基斯坦大使館開始主動慰問聯繫當地維吾爾裔社會，結果，此後在北京留學的維吾爾裔巴基斯坦學生張嘴閉嘴就是「我們海外華人」為祖國的建設如何驕傲自豪——過去，「海外華人」這個字眼從來不會有海外維吾爾人使用，因為它看上去是專屬於漢族人的。

九、民族區域自治與反國家分裂

現狀：

建國之初，中國先後通過憲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等法律體系，確立了一套以民族區域自治原則和民族平等為基礎的民族政策體系，它不但相較舊中國是一次根本的飛躍，而且也明顯在整體觀念上領先於當時的西方國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嚴和權力的制度，是把國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東西統籌兼顧的一種體制機制，但在執行和落實環節上出了問題。

民族區域自治法作為基本法也已經頒布近30年，但還沒有自治區一級的貫徹實施條例。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上長期打白條、不兌現的現象尤為突出。

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並未真正有效落實有文化、經濟以及特殊時代的政治環境等原因，但維吾爾社會反映民族區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實的聲音並不顯著，既有當時權力觀念和意識未蘇醒的原因，也有維吾爾社會未覺得正當權益未嚴重受損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來，至少在新疆，民族區域自治的有名無實問題愈發嚴重。落實民族區域自治的各項立法工作遲遲無進展。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中，關於少數民族的就業、文化保護、幹部使用、宗教信仰等問題的明確規定，無法得到有效落實，前述民族問題，本質上正是民族區域自治相關規定根本未被重視，維吾爾族權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護的原因。

 在民族區域自治條例和民族自治法實施細則始終難產的同時，又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問題，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撲朔迷離。

今天，關於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不是討論如何落實民族自治，而是討論民族自治的存廢問題。尤其是拉薩314事件和烏魯木齊75事件以來，以馬戎、楊聖明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檢討民族政策和反思蘇聯解體問題時，公開否定和反對民族區域自治，並以消除民族分離意識為由，提出了一種類似「民族取消論」的觀點。

在民族學專家們公開質疑和憲法中的民族區域自治時，卻鮮有人敢公開站出來捍衛民族區域自治，更不用說要求真正落實民族自治。它在實際上會造成一個效果：公眾認為取消民族自治是國家的意志，是強制同化的公開表示。今天的客觀氣氛也形成了誰敢公開談論落實民族自治，誰就是在主張民族分裂。

在學術上，只有一種聲音，並不意味著這種聲音反應的是社會實情。以75事件前，楊聖明的新疆民族問題調查報告為例，這份調查報告宣稱，維吾爾人的國家認同程度高於漢族人的國家認同，對跨民族婚姻，絕大部分維吾爾族與漢族均支持態度。報告最後強調，認為新疆有嚴重民族問題的觀點是危言聳聽。但我們的調查與此完全相反，維吾爾族社會的國家認同度不容樂觀，而且跨民族婚姻實際上在各個民族都是被反對和抵制的。

公開場合沒有了維護和落實民族自治的聲音，其實是極為可怕的。因為少數民族內心裡其實呼喚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沒有了民族自治這個選項，就意味著只有兩種安排，要麼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強制同化，要麼是民族獨立。

以反對分裂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種極為有害的觀點，它事實上意味著把少數民族中越來越多的人從絕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獨立。妨害和危及中國的統一與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種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問題，就是落實民族區域自治與民族分離主義的賽跑。 

思路：

迄今為止，多民族國家處理和解決民族關係的路徑，幾無例外都是區域自治，無論是歷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典型如歐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時、英國、法國等國），還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國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語區）。

例外的國家，只有美國和馬來西亞（比如華人）這種少數國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後來逐漸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區域。

但今天馬戎等學者給中國開藥方時，卻反覆強調以美國這個國情與中國迥異的國家的經驗，顯然是錯誤且危險的。

分離主義幾乎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在西方發達國家，法國有科西嘉問題，英國有北愛紛爭，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問題，加拿大有魁北克分離運動，日本有琉球復國運動……乃至在美國也有好幾十個分離組織。

今天還沒有一個國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離主義的辦法，但通過發展經濟，落實民權，制度設計，運用法律手段，不斷使其邊緣化和非暴力化，增強向心力，維護國家統一，消解國際化壓力，卻有頗多成功案例。

或許最值得借鑒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別威權主義后，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分離主義運動突然爆發。尤其是種族和語言與主體民族差異巨大的巴斯克分離運動，甚至到了全民主張分離的程度，極端組織不斷製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條例》提交給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兩地選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離傾向最嚴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對獨立，在加泰羅尼亞，這個數字則高達80%。

而常被中國學者視為經驗教訓的南斯拉夫，卻鮮有人強調更真實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離傾向遠不如西班牙嚴重，但主體民族塞爾維亞人，只在乎如何與其他民族爭南斯拉夫的蛋糕，並不在意國家完整。狂熱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對國家分裂起了很壞作用。

解決新疆民族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真正落實憲法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相關規定，取得民族自治與國家統一之間的平衡。

建議：

1、儘快頒布和實施《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自條例》和《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細則》等配套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的相關法律法規，從制度建設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