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22 9 2013 20: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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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托派領袖回憶錄兼答胡平兄（一）
蘆笛
一、托派回憶錄
最近在網上下載了鄭超麟與陳碧蘭的回憶錄，兩人都是我黨元老，都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受過訓，大革命失敗后對斯大林的右傾革命機會主義心懷不滿，對托洛茨基料事如神無限崇拜（托氏一開頭就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並預見到了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與汪精衛此後的分共，請參閱拙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認同托氏的「不斷革命論」，於是加入了以陳獨秀、彭述之（即陳碧蘭的丈夫）為領袖的「左派反對派」，被中共開除，但一直堅持革命活動。神州陸沉前，陳碧蘭夫婦由第四國際資助，逃往香港，以後去了法國，最後定居於美國，而鄭超麟則留在大陸，與其他托派分子一道，被我黨一網打盡。鄭超麟被關押20年，獄外改造7年，但至死堅信真理在他那一邊。陳碧蘭也同樣如此，終生信念不變。
這兩人的回憶錄，以鄭超麟的最為可靠，蓋他是以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來寫回憶錄的，為了黨的五大會址一事，指責老友沒有參加過五大還要「向壁虛造」，不惜與之翻臉斷交，而陳碧蘭的最為精彩。她在海外，下筆無所忌憚，敢於介紹我黨元老和後來的領袖們的私生活，惜乎主觀愛憎溢於字裡行間，可靠性便帶上了疑問。而今那代人早已死光，於是她的若干證詞便不幸成了無從證實也無從證偽的孤證。
兩人回憶錄中高度一致之處，乃是「新舊社會兩重天」，就臣民的自由度而言，就是馬悲鳴早在20年前即說過的「中共不如國府，國府不如北洋」（老馬還有一句「北洋不如大清」，但兩人參加革命都是民初的事，回憶錄中無從體現晚清的政治自由空間）。在北洋時代，中共革命基本不是什麼「地下活動」，完全是大搖大擺公開工作，當局根本不管，與民主國家的政黨活動毫無區別。中共黨員與國民黨員拿著莫斯科開的工資，住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公館里，辦大學，出雜誌，翻譯出版馬列書籍，不但毫無危險，而且生活優裕。據她說，在大革命時代，為共黨做工作每月從黨領取20-30元的生活費，而為國民黨做工作的收入要多至三四倍，有的甚至十倍以上，「因此，某些注重物質生活的黨員，喜歡做國民黨的工作，在這種經濟條件之下，他們的生活便日趨腐化」。毛澤東當時根本不管共黨的事，而是專職為國民黨效力，我看原因就是這個。
直到在武漢開黨的五大時，儘管汪精衛「分共」在即，情況仍然如此，陳說：
「他們在物質方面，也是盡情享受。在整整十天的大會中，所有的代表和參加者，連陳獨秀在內，都是一起共進大會所準備的午餐，惟有瞿秋白、楊之華、蔡和森、李立三……等從沒有同大家一起吃過一次午餐，他們總是到高等酒樓去享受豐美可口的佳肴美酒。不但中午如此，甚至每晚都在著名的酒樓飲宴（中央的交通柏代坤同志說，在吃中飯和晚飯的時候，到某大酒樓一定會找到他們）。當時瞿秋白一方面要聯絡國際代表；同時還要拉攏各省的幹部，因而便大事交往。而他的妻子楊之華便成為當時交際場中的要角，這是她唯一的能力。總之，他們當時是得意的狂歡的，但卻不知道他們是正在火山上跳舞哩。」
等到國民黨掌權，對亂黨的鎮壓與對民間的控制的力度就極大地加強了，我黨真正「轉入地下」，也就是此刻的事，在國民黨實行寬大政策前，黨魁若被抓住就有可能被處決。但若以今日眼光視之，殘留的自由空間仍然大到不可思議。此時中共成了莫斯科的唯一投資對象，黨員的工資自然提高了。彭述之因為是當時的黨魁瞿秋白的政敵，所以待遇較差，一家三口只有90元的津貼（每人30元），其他人則過得很好：
「我們親眼看到：其他的同志假如他們有了孩子，中央會自動的津貼他們，根本用不著自己去要求；甚至有許多女同志在過去並無任何地位和工作能力，而在有了孩子之後當然更無工作，但她們大多數不但有女佣人，而且還有奶娘，她們自己可以完全不管孩子，讓她們終日好坐在那裡享受麻將的遊戲。」
這豈是後來官方宣傳描繪的那幅悲慘圖景？
不僅如此，托派被中共開除后，失去了莫斯科的資助，只能自帶飯票幹革命，成了「兼職革命家」或「業餘革命家」，再也無法當「職業革命家」（=全日革命家=脫產革命家）了，但他們仍然能辦報刊，甚至有自己的印刷廠。我這就納悶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破獲印刷廠與發行機構，總比抓人容易吧？難不成托派也效法斯大林，開「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請參閱中學語文教科書所載茅盾著同名文章）？
這且不論，彭述之後來被國民黨抓了起來，蹲了五年監獄。這五年間，陳碧蘭帶著兩個孩子，完全失去了經濟來源，只能靠自己打工，而她打工的方式，則是在中共控制的左傾學校里當教員宣傳革命，同時在左傾報刊上寫專欄文章，稿費還相當高（一般是每千字三元，高者五元，最高十元，考慮到當時銀元的購買力，比今日海內外的稿費高到不可勝計。如果老蘆生於彼世，光是賣文就足可變成魯迅式的百萬富翁了。即以最低價計，兩萬字即可掙60元，干四天即足以維持一月的中產階級生活）。彭述之出獄后，也靠給出版社翻譯書稿為生，翻譯的全是馬列書籍，與另一托派頭目鄭超麟一模一樣。
這種好事，如今的人能想象么？國民黨不是據說是瘋狂反共的么？怎麼在報刊上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翻譯馬列書籍竟然可以成為生活來源？您今日到中國大陸上去試試，看能不能發行《中國之春》、《北京之春》，或是老蘆寫的幾本書。而且，那陣子的青年讀者何以又沒有害上胡平同志為之痛心疾首的「犬儒病」，卻要踴躍購買那些乏味如牛皮紙的所謂「社會科學」書籍以及憤青爛雜誌，以致可以將稿酬推到每千字十元之高？
閱讀此書的另一體會，是加深了我早就有的感受：共產黨人對黨內競爭對手無所不用其極的狠辣，遠遠超過了所謂的「階級敵人」。據陳碧蘭說，瞿秋白為了除掉彭述之，竟然在廣州暴動後派彭去當時「白色恐怖」最嚴重的香港去工作，而且一不交代工作任務，二不給他第二個地址，就連住旅館的錢都不給，僅讓李維漢交給他30元買船票。彭述之立即識破，這是瞿秋白想借刀殺人，布下了個陷阱讓他一家三口往裡跳——他要真去了，如果接頭地址已被破獲，他去了就是自投羅網。就算黨的秘密交通處尚未被破獲，那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遲早要被抓住。他又沒有住旅館的錢，不去住交通處就只能流落街頭，也很可能被抓。於是他斷然拒絕中央派給他的任務，聲明不再拿中央發的生活費，從此自食其力。對他的質問，負責傳達的李維漢面紅耳赤，啞口無言，只能拿起錢來悻悻地走了。此後不久他就被中共開除了。
讀過瞿秋白《多餘的話》、知道後來博古等國際派對他的迫害的讀者，免不得都會對這個據說是因「歷史的誤會」而被捲入革命大潮的柔弱文人心存悲憫。然而在陳碧蘭筆下，瞿秋白卻是個勢利小人。當初他住在上海的公館里，漫說是「與工農結合」，就連中下層幹部來訪都一律不見，對達官貴人名人則倒履相迎。不僅如此，他還是個深謀遠慮、野心勃勃的野心家與陰謀家，為除去黨內政敵不惜借刀殺人，想把彭述之夫婦送到香港去只是其中一例。據陳碧蘭說，此前瞿秋白還把他們安排到來往人最多、最危險的交通處去住，只是因為劉伯堅認為那兒太危險，堅持要他們搬到他家去，才逃過了數天後被抓捕的命運，云云。
這不只是瞿秋白的個人品質問題，是我黨一以貫之的優良革命傳統，歷屆領袖莫不如此。何孟雄因為反對李立三的冒險主義，妻子繆伯英害了霍亂，中央就不肯掏出錢來。何孟雄無錢將她送往醫院，只能眼睜睜看著愛妻病死。等到王明上台，何孟雄等人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反對四中全會，何與林育南、李求實等二十多人在一家小旅館中開會，竟被租界巡捕全部逮捕，移交給國府當局統統槍決。陳碧蘭說：「自這件慘案發生后，黨內普遍地傳播著王明告密的流言。」這可不是出於情緒的誹謗，國燾同志也如是說，還說當時的共產國際特使對此幸災樂禍。
所以，後來博古等人先是把瞿秋白從安全的上海強行調到中央蘇區，在逃離時又把他留下，借國軍之手為他們拔掉這個眼中釘，說起來也是自作自受，一如武則天手下的酷吏周興被來俊臣請君入甕一般。
了解我黨這一優良傳統的人，應該不至於對小習重判薄熙來感到意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過去預測小習只會判他15-20年，完全是辜負了黨對我多年的培養教育，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
TMD，都寫了3千字了，按民國規矩，應該得9枚大洋了，可我上哪兒要錢去？請問胡平兄，像我這種大公無私的同志，到底該算犬儒，還是理想主義者？
（吃飯去，未完待續）
蘆笛
一、托派回憶錄
最近在網上下載了鄭超麟與陳碧蘭的回憶錄，兩人都是我黨元老，都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受過訓，大革命失敗后對斯大林的右傾革命機會主義心懷不滿，對托洛茨基料事如神無限崇拜（托氏一開頭就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並預見到了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與汪精衛此後的分共，請參閱拙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認同托氏的「不斷革命論」，於是加入了以陳獨秀、彭述之（即陳碧蘭的丈夫）為領袖的「左派反對派」，被中共開除，但一直堅持革命活動。神州陸沉前，陳碧蘭夫婦由第四國際資助，逃往香港，以後去了法國，最後定居於美國，而鄭超麟則留在大陸，與其他托派分子一道，被我黨一網打盡。鄭超麟被關押20年，獄外改造7年，但至死堅信真理在他那一邊。陳碧蘭也同樣如此，終生信念不變。
這兩人的回憶錄，以鄭超麟的最為可靠，蓋他是以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來寫回憶錄的，為了黨的五大會址一事，指責老友沒有參加過五大還要「向壁虛造」，不惜與之翻臉斷交，而陳碧蘭的最為精彩。她在海外，下筆無所忌憚，敢於介紹我黨元老和後來的領袖們的私生活，惜乎主觀愛憎溢於字裡行間，可靠性便帶上了疑問。而今那代人早已死光，於是她的若干證詞便不幸成了無從證實也無從證偽的孤證。
兩人回憶錄中高度一致之處，乃是「新舊社會兩重天」，就臣民的自由度而言，就是馬悲鳴早在20年前即說過的「中共不如國府，國府不如北洋」（老馬還有一句「北洋不如大清」，但兩人參加革命都是民初的事，回憶錄中無從體現晚清的政治自由空間）。在北洋時代，中共革命基本不是什麼「地下活動」，完全是大搖大擺公開工作，當局根本不管，與民主國家的政黨活動毫無區別。中共黨員與國民黨員拿著莫斯科開的工資，住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公館里，辦大學，出雜誌，翻譯出版馬列書籍，不但毫無危險，而且生活優裕。據她說，在大革命時代，為共黨做工作每月從黨領取20-30元的生活費，而為國民黨做工作的收入要多至三四倍，有的甚至十倍以上，「因此，某些注重物質生活的黨員，喜歡做國民黨的工作，在這種經濟條件之下，他們的生活便日趨腐化」。毛澤東當時根本不管共黨的事，而是專職為國民黨效力，我看原因就是這個。
直到在武漢開黨的五大時，儘管汪精衛「分共」在即，情況仍然如此，陳說：
「他們在物質方面，也是盡情享受。在整整十天的大會中，所有的代表和參加者，連陳獨秀在內，都是一起共進大會所準備的午餐，惟有瞿秋白、楊之華、蔡和森、李立三……等從沒有同大家一起吃過一次午餐，他們總是到高等酒樓去享受豐美可口的佳肴美酒。不但中午如此，甚至每晚都在著名的酒樓飲宴（中央的交通柏代坤同志說，在吃中飯和晚飯的時候，到某大酒樓一定會找到他們）。當時瞿秋白一方面要聯絡國際代表；同時還要拉攏各省的幹部，因而便大事交往。而他的妻子楊之華便成為當時交際場中的要角，這是她唯一的能力。總之，他們當時是得意的狂歡的，但卻不知道他們是正在火山上跳舞哩。」
等到國民黨掌權，對亂黨的鎮壓與對民間的控制的力度就極大地加強了，我黨真正「轉入地下」，也就是此刻的事，在國民黨實行寬大政策前，黨魁若被抓住就有可能被處決。但若以今日眼光視之，殘留的自由空間仍然大到不可思議。此時中共成了莫斯科的唯一投資對象，黨員的工資自然提高了。彭述之因為是當時的黨魁瞿秋白的政敵，所以待遇較差，一家三口只有90元的津貼（每人30元），其他人則過得很好：
「我們親眼看到：其他的同志假如他們有了孩子，中央會自動的津貼他們，根本用不著自己去要求；甚至有許多女同志在過去並無任何地位和工作能力，而在有了孩子之後當然更無工作，但她們大多數不但有女佣人，而且還有奶娘，她們自己可以完全不管孩子，讓她們終日好坐在那裡享受麻將的遊戲。」
這豈是後來官方宣傳描繪的那幅悲慘圖景？
不僅如此，托派被中共開除后，失去了莫斯科的資助，只能自帶飯票幹革命，成了「兼職革命家」或「業餘革命家」，再也無法當「職業革命家」（=全日革命家=脫產革命家）了，但他們仍然能辦報刊，甚至有自己的印刷廠。我這就納悶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破獲印刷廠與發行機構，總比抓人容易吧？難不成托派也效法斯大林，開「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請參閱中學語文教科書所載茅盾著同名文章）？
這且不論，彭述之後來被國民黨抓了起來，蹲了五年監獄。這五年間，陳碧蘭帶著兩個孩子，完全失去了經濟來源，只能靠自己打工，而她打工的方式，則是在中共控制的左傾學校里當教員宣傳革命，同時在左傾報刊上寫專欄文章，稿費還相當高（一般是每千字三元，高者五元，最高十元，考慮到當時銀元的購買力，比今日海內外的稿費高到不可勝計。如果老蘆生於彼世，光是賣文就足可變成魯迅式的百萬富翁了。即以最低價計，兩萬字即可掙60元，干四天即足以維持一月的中產階級生活）。彭述之出獄后，也靠給出版社翻譯書稿為生，翻譯的全是馬列書籍，與另一托派頭目鄭超麟一模一樣。
這種好事，如今的人能想象么？國民黨不是據說是瘋狂反共的么？怎麼在報刊上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翻譯馬列書籍竟然可以成為生活來源？您今日到中國大陸上去試試，看能不能發行《中國之春》、《北京之春》，或是老蘆寫的幾本書。而且，那陣子的青年讀者何以又沒有害上胡平同志為之痛心疾首的「犬儒病」，卻要踴躍購買那些乏味如牛皮紙的所謂「社會科學」書籍以及憤青爛雜誌，以致可以將稿酬推到每千字十元之高？
閱讀此書的另一體會，是加深了我早就有的感受：共產黨人對黨內競爭對手無所不用其極的狠辣，遠遠超過了所謂的「階級敵人」。據陳碧蘭說，瞿秋白為了除掉彭述之，竟然在廣州暴動後派彭去當時「白色恐怖」最嚴重的香港去工作，而且一不交代工作任務，二不給他第二個地址，就連住旅館的錢都不給，僅讓李維漢交給他30元買船票。彭述之立即識破，這是瞿秋白想借刀殺人，布下了個陷阱讓他一家三口往裡跳——他要真去了，如果接頭地址已被破獲，他去了就是自投羅網。就算黨的秘密交通處尚未被破獲，那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遲早要被抓住。他又沒有住旅館的錢，不去住交通處就只能流落街頭，也很可能被抓。於是他斷然拒絕中央派給他的任務，聲明不再拿中央發的生活費，從此自食其力。對他的質問，負責傳達的李維漢面紅耳赤，啞口無言，只能拿起錢來悻悻地走了。此後不久他就被中共開除了。
讀過瞿秋白《多餘的話》、知道後來博古等國際派對他的迫害的讀者，免不得都會對這個據說是因「歷史的誤會」而被捲入革命大潮的柔弱文人心存悲憫。然而在陳碧蘭筆下，瞿秋白卻是個勢利小人。當初他住在上海的公館里，漫說是「與工農結合」，就連中下層幹部來訪都一律不見，對達官貴人名人則倒履相迎。不僅如此，他還是個深謀遠慮、野心勃勃的野心家與陰謀家，為除去黨內政敵不惜借刀殺人，想把彭述之夫婦送到香港去只是其中一例。據陳碧蘭說，此前瞿秋白還把他們安排到來往人最多、最危險的交通處去住，只是因為劉伯堅認為那兒太危險，堅持要他們搬到他家去，才逃過了數天後被抓捕的命運，云云。
這不只是瞿秋白的個人品質問題，是我黨一以貫之的優良革命傳統，歷屆領袖莫不如此。何孟雄因為反對李立三的冒險主義，妻子繆伯英害了霍亂，中央就不肯掏出錢來。何孟雄無錢將她送往醫院，只能眼睜睜看著愛妻病死。等到王明上台，何孟雄等人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反對四中全會，何與林育南、李求實等二十多人在一家小旅館中開會，竟被租界巡捕全部逮捕，移交給國府當局統統槍決。陳碧蘭說：「自這件慘案發生后，黨內普遍地傳播著王明告密的流言。」這可不是出於情緒的誹謗，國燾同志也如是說，還說當時的共產國際特使對此幸災樂禍。
所以，後來博古等人先是把瞿秋白從安全的上海強行調到中央蘇區，在逃離時又把他留下，借國軍之手為他們拔掉這個眼中釘，說起來也是自作自受，一如武則天手下的酷吏周興被來俊臣請君入甕一般。
了解我黨這一優良傳統的人，應該不至於對小習重判薄熙來感到意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過去預測小習只會判他15-20年，完全是辜負了黨對我多年的培養教育，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
TMD，都寫了3千字了，按民國規矩，應該得9枚大洋了，可我上哪兒要錢去？請問胡平兄，像我這種大公無私的同志，到底該算犬儒，還是理想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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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13 個評論)
- 回復 trunkzhao
- 記得剛上大學時看過一本托派領袖回憶錄，極有可能是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看完后，一笑，弄明白托派是怎麼回事，完全是狗咬狗嘛。
大約是十年後，在書攤買了一本托洛茨基自述，到出國也沒有讀完。
- 回復 light12
- 有心學習很好
trunkzhao: 記得剛上大學時看過一本托派領袖回憶錄，極有可能是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看完后，一笑，弄明白托派是怎麼回事，完全是狗咬狗嘛。
大約是十年後，在書攤買了 ...
- 回復 light12
- 內鬥得厲害
arznith: 這種事,王明,陳雲,康生,國燾都幹得多,最出彩的是葉挺案---這裡面的原因是葉挺當時負責特殊土產在南方的大買賣,而又不聽管錢袋子的陳雲招呼(葉挺是毛周的人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