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蘆笛 在 驢鳴鎮 發貼, 來自 http://www.***
斯大林為何同意金日成發動韓戰？
——兼與沈志華教授商榷
蘆笛
一、艾奇遜演說的風波
二戰後，美國孤立主義思潮再度抬頭，想從世界事務中脫身出來。民主黨政府不但不援助中華民國政府，還一度對之實行武器禁運。就在中共席捲全國時，美國還從南韓撤回佔領軍。美軍的離去引起了南韓朝野的極大恐慌。李承晚總統在宣布美軍撤軍時間表的公開聲明中焦慮地說：「美國為我們留下的問題大到我們無法光靠自己去解決。……在共產黨人越過三八線進攻時如何援助我們的問題得到回答前，我們不相信美國會把它的剩餘部隊撤走。」儘管如此，美軍仍於1949年6月30日按計劃撤完，只留下了400多名顧問。對李承晚絕望的質問，美國人的回答是：「向聯合國求助。」 [1]
但此後中共勝利在美國引起了很大震動。共和黨人指責民主黨政府「丟掉了中國」，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被迫發表白皮書自辯，說中共之所以上台，主要是國民黨腐敗了，不是軍事援助能夠解決的。從這個認識出發，他和杜魯門制定了相應的外交戰略，那就是向亞洲國家提供經濟援助，鼓勵其政治革新，搞好經濟，並以民族主義抵禦共黨在全球的擴張，而不是光靠美國以武力去保衛。根據這個戰略思想，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了NSC 48/2文件，準備向南韓提供經援。但美國國會卻否決了政府的相關提案。 [2]
在此背景下，1950年1月12日，艾奇遜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演說，闡述了美國在亞洲的新戰略。他首先指出，亞洲正在勃興的獨立運動，不但成了人民從外國統治下爭取自由的象徵，也是人民從招致貧窮與苦難的暴政下爭取自由的象徵。
他以此解釋了中國發生的變化，再度為「丟失中國」辯解，說國民黨是被人民拋棄的，政權是自動崩解的。他接著造謠說，蘇聯已快完全吞併了滿洲、內蒙與新疆，而此舉必將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發生衝突。因此，美國不要去進行愚蠢的冒險，那樣反而會把中國人民對俄國人的仇恨轉移到自己頭上來。
他接著介紹了美國在太平洋抵禦蘇聯擴張的防禦圈，這個防禦圈沿著阿留申群島到日本，然後再到琉球群島。美國將繼續控制這些重要地區。但美國不能為防禦圈外的地區提供軍事保證，這麼做既不明智也無必要。如果這些國家遭到進攻，必須首先依靠自己去抵禦它，然後再依靠在聯合國憲章指導下的整個文明世界的援助。這些國家有許多緊迫的問題，使得它們容易被顛覆和滲透。但這趨勢並不能以軍事手段去阻止。
據此，他強調指出，在亞洲新獨立國家中抵禦共產主義擴張最好的辦法，是幫助那些國家建立健全的政府，發展經濟，使得這些國家不再因人民無知、輕信虛假的諾言、或是因為苦難而被共產黨滲透。 [3]
這個演說體現了艾奇遜的洞察力——他察覺到了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被莫斯科巧妙利用為「世界革命」工具，提出了反制措施。雖然這政策是在列寧提出「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理論」幾十年後才提出的，但能看到這一點，總算是不錯了。
不幸的是，那演說有個重大疏忽——沒有把南韓和台灣劃在防禦圈內。他雖然要求國會通過法案援助南韓，卻又說美國對韓國的責任沒有對日本的那麼直接。更有甚者，他還說：「我們在那兒過去負有直接責任，也行動過，現在有著比更南面的國家更有效的機會。」這話給人的感覺就是，美國現在對韓國沒有直接責任，只是有機會。
當時中蘇都知道，美國放棄台灣已經是既定政策。現在艾奇遜既然間接宣布台灣與南韓都不在美國的防禦圈中，那就有可能誘使莫斯科相信，美國已經決定拋棄南韓。畢竟，當初中共席捲南中國時老美都沒有干涉，很難想像他們現在會為了個貧瘠的朝鮮半島大打出手。
朝鮮戰爭爆發后，艾奇遜演說在美國朝野激起了軒然大波，許多人指責它鼓勵了北韓侵略，國務院甚至為此制定了個秘密文件，列舉了演說中的一些話語，要求有關人士引用它們去反駁指責者[4]。但責難的聲浪一直未平息。艾森豪威爾在1952年的競選演說中，指責艾奇遜的演說為北韓入侵「開了綠燈」 [5] ；麥克阿瑟說：「我覺得國務卿在遠東問題上聽取了糟糕的勸告」[6] ；李奇微則說：「艾奇遜這種我們無意防守朝鮮的明顯表示，是絲毫也無助於動搖敵人採取行動的決心的（did nothing to give the enemy even momentary pause）。」[7]
蘇聯解體之前，大多數西方歷史學家都持此類觀點。例如Robert Oliver認為，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美國官方聲明表明了美國不會保衛朝鮮[8] ；David Rees認為，艾奇遜的演說表明，西方因為虛弱和失算，將會容忍共產黨人在一個亞洲國家發動進[9] ；Robert Donovan 認為，艾奇遜演說使得金日成、斯大林和毛更加相信冒險會取得成功[10] ；Burton Kaufman認為，艾奇遜的演說使金日成以為美國不會介入戰爭，而他則能得到蘇聯的持續援助[11] 。即使比較謹慎的學者也認為，艾奇遜的演說至少是不明智的，例如James Stokesbury 說：「除非看到北韓或蘇聯的檔案，誰也不能說那演說是綠燈，但可以有把握地認為，它不是紅燈，甚至也不是黃燈」[12] 。類似地，Peter Lowe說：「毫無疑問，傳播韓國可以被犧牲的印象是愚蠢的，它只會鼓勵北韓和蘇聯相信，如果北韓南下，去統一朝鮮半島，美國很可能不會採取有力的行動。」[13]
前蘇聯檔案解密后，許多學者仍持這一傳統看法，例如Harry Summers認為艾奇遜在其演說中明確表示美國已經徹底拋棄南韓，鼓勵了莫斯科與北京批准北韓的進攻[14] ；Kenneth Lee 指責艾奇遜的演說是「公開邀請」共產黨發動進攻[15] ；Michael Hickey 認為演說證實了美國已不再計劃保衛南韓[16] ；Stanley Sandler認為艾奇遜臭名昭著的演說鼓勵了平壤的侵略意圖[17] ……，等等。
二、艾奇遜演說與斯大林的考慮無關？
隨著蘇聯檔案解密，有的學者開始認為，斯大林同意北韓入侵南韓與艾奇遜的演說無關，並對斯大林的動機提出了新的解釋。據我有限閱讀所及，大致有三類看法。
第一種看法是沈志華教授在回答《鳳凰網》採訪時說的。他認為，斯大林決定發動韓戰的目的非常簡單，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複雜，是因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他在中國丟失了中長路、旅順港。蘇聯的太平洋艦隊沒有不凍港，失去了出海口，所以他要控制朝鮮半島，取得不凍港，「這樣做，又沒有大的政治和軍事風險」，所以就同意了金日成發動戰爭。 [18]
竊以為，此說恐難成立：
第一，它只是個猜測，既無直接證據亦無間接證據支持。
第二，它難以自洽：據我不完全的了解，北韓境內就有清津、興南、南浦、金策、元山、雄基等六個港口，其中有四個港口冬季仍可航行，何必去南韓搶？
第三、它不符合斯大林的性格。斯大林最突出的特點，是極度謹慎，專門欺軟怕硬，避強凌弱，只在安全的前提下作最大限度的擴張。二戰前，他千方百計避免與德國和日本衝突，欺凌弱國卻無所不為。二戰後，他又千方百計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甚至不惜默默忍辱。
沈志華教授自己就揭示了這些事實：韓戰爆發后，美軍飛機多次侵犯蘇聯領空，甚至在1950年9月4日擊落了一架從旅順基地起飛進行訓練飛行的蘇聯轟炸機。蘇聯提出了抗議，但被美國拒絕。在進一步提出抗議前，斯大林還讓下面再次核實情況是否準確。美軍越過三八線的第二天，麥克阿瑟派兩架噴氣式戰鬥機襲擊了蘇聯濱海地區蘇哈亞市附近的一個機場，蘇聯作了唾面自乾的最大克制：既沒有派飛機升空迎敵，也沒有使用防空火力還擊。次日外長葛羅米柯召見美國參贊表示抗議，但美方拒絕接受抗議照會。蘇聯人只好把照會寄給美國大使館，卻又被美國大使館退回。斯大林不但忍氣吞聲，還把這看成是美國的警告，嚇得再不敢履行當初作出的派空軍為中國軍隊助戰的承諾了。 [19]
如此慎重的人，怎麼可能為了取得一個不凍港就去輕率冒險？
第四，根據上述第三條可知，斯大林下決心的前提，一定是覺得去北韓冒險不會引發與美國的直接衝突，亦即沈教授說的「這樣做，又沒有大的政治和軍事風險」 。這個前提不滿足，則哪怕南韓有再好的港口，他也只會咽下饞涎。因此，想要不凍港不足以構成斯大林下決心的充分條件，更不可能是其必要條件。它當然有誘惑作用，但在他的利弊權衡中實在是無足輕重。
實際上，斯大林在很長時間內都在擔憂介入與美國的直接衝突。 1950年1月以前，斯大林一直禁止北韓向南韓啟釁，只許北韓自衛反擊。 1949年9月初，金日成向莫斯科請戰，準備奪占瓮津半島及從瓮津半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如果國際局勢許可，就繼續向南方挺進，聲稱他們能夠在兩周、至多兩個月內奪取南朝鮮[20] 。斯大林於是命令蘇聯使館進行調查，評估雙方實力、南方人民對北方發動戰爭的可能反應，以及美國對北韓入侵的可能反應。蘇聯代辦調查後向莫斯科報告，人民軍實力不足以速勝，戰爭可能遷延不決，美國人很可能會介入，並利用它來作反蘇宣傳。即使光是奪下瓮津都會使得戰事擴大，為美國人干涉提供借口。 [21]
據此，9月24日，蘇共政治局否決了北韓的入侵計劃，理由之一是它會向美國提供獲得聯合國授權派兵的法律依據，使得美國在朝鮮長期駐兵，推遲朝鮮的統一。 [22]
10月30日，斯大林因蘇聯大使容許北韓沿著邊境進攻南韓位置而申斥了他，說:「這些挑釁對我們的利益是非常危險的，有可能使得敵人發動一場大戰。」 [23]
因此，斯大林像當年生怕觸發與納粹的大戰一樣，小心翼翼地避免捲入與美國的直接對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個政治局指示準確地預見了後事。從這些證據來看，竊以為，為了個溫水港就輕率決定冒險，不像是這位不世出的戰略大師幹得出來的事。
斯大林的態度開始鬆動，乃是1950年1月底的事。 1月17日，金日成向蘇聯大使哭訴，說若再不「解放」南韓，則他將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要求去見斯大林，獲得批准他進攻南韓的命令。若是斯大林不見他，他就要設法去見毛澤東。他強調說，毛澤東曾答應他在中國戰爭結束后將給予援助。 [24]
1月30日，斯大林致電蘇聯駐朝大使：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大的舉措，是需要充分準備的。此舉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會談此事，那麼，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 [25]
因此，儘管「幫助」的內容十分含混，斯大林畢竟是幾年來頭一次鬆了口。但3天後他又通知金日成，這事必須保持絕密，既不能告訴其他朝鮮領導人，也不能告訴中國同志[26] 。直到3月18日，他才同意向金日成提供軍火[27] 。而他批准金日成發動戰爭，則是4月的事了。光從他花上這麼長的時間才打定了主意就能看出，這對他來說並非容易作出的決定。只是他後來覺得可以避開與美國交戰的危險，才最終有條件地批准了金日成的冒險。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他把自己的考慮說得清清楚楚。
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金日成秘密訪問蘇聯。在此期間，他與斯大林會談了三次。根據聯共中央國際部的報告，有關韓戰的會談的部分紀要如下：
「斯大林同志向金日成證實，國際環境已變化到足以容許在朝鮮統一中採取更主動的態度。
在國際上，中共對國民黨取得的勝利，改善了在朝鮮行動的環境。中國不再忙於內戰，可以將注意力與能量用於援助朝鮮。如果有必要，中國可以將軍隊用於朝鮮，而不至於損害它的其他需要。中國勝利的心理影響也是重大的，它證明了亞洲革命者的強大，顯示了亞洲反動派及其西方與美國後台的虛弱。美國人離開了中國，不敢用武力去挑戰新中國政府。
因為現在中國已經與蘇聯簽訂了同盟條約，美國人將更不敢輕易挑戰亞洲的共產黨人。根據從美國來的消息，情況確實如此，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蘇聯有了原子彈以及我們在平壤的地位的鞏固，越發加重了這種心情。
但是，我們必須再一次全面衡量解放戰爭的利弊。首要問題是，美國人會不會幹涉？其次，只有得到中國領導的批准，才能發動解放戰爭。
金日成認為，美國人不會幹預。現在他們既然知道蘇聯和中國站在朝鮮後面並能援助它，美國人就不會冒一場大戰的風險。至於毛澤東同志，他從來都支持我們解放全國的願望。毛澤東同志說過幾次，在中國革命完成後，中國將援助我們，如有必要就派出軍隊。但我們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統一朝鮮，我們相信我們能做到。
斯大林同志強調必須進行徹底的戰爭準備：首先，部隊的準備必須提高到一個更高水平。你們必須組成精銳的攻擊師，並且組建別的單位。師必須有更多的武器以及更加機械化的機動與作戰的手段。你們在這方面的要求將會得到全部滿足。
然後，必須制定一個詳盡的進攻計劃。基本上，進攻必須有三個階段：（1）將部隊集結在靠近三八線的指定位置；（2）由北朝鮮的最高權力機關提出新的和平統一建議，這些建議必將被另一方拒絕； （3）在和平提議被拒絕後，必須發動反攻。我同意你首先在瓮津半島投入行動的想法，因為這有助於掩蓋是誰挑起了戰爭（蘆註：當時南北雙方頻頻在瓮津衝突。北韓軍隊在那兒發動進攻，容易給人以邊境衝突擴大的錯覺）。你發動進攻、南方反攻，這就給你一個機會擴大戰線。戰爭必須迅速，使得南韓與美國人沒有時間去組織有力的抵抗和動員國際援助。
斯大林同志補充說，朝鮮同志不能指望蘇聯直接參加這場戰爭，因為蘇聯必須在別的地方特別是在西方應對嚴峻的挑戰。他再次敦促金日成去與毛澤東會商，說那位中國領袖頗懂東方的事務。斯大林重複說，蘇聯未準備好直接介入朝鮮事務，特別是如果美國人冒險派兵入朝的話。
金日成對美國為何不會幹預作了更詳細的分析：進攻將是迅速的，三天就能贏得戰爭；南方游擊隊變得更強大了，大規模起義將會爆發。美國人將猝不及防，等到他們回過神來時，全體朝鮮人民都將熱烈支持新政府。 」[28]
在此，斯大林把他的思路說得水晶般清明透亮，他考慮的最主要的兩個問題是：「首要問題是，美國人會不會幹涉？其次，只有得到中國領導的批准，才能發動解放戰爭。」
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美國人干預的可能性不大，這是三個因素造成的：中國革命勝利使得中共可以全力支持朝鮮，包括必要時派兵；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蘇聯有了原子彈。因為這些變化得美國介入的可能性極大地降低了，根據他「在安全的前提下作最大限度的擴張」的戰略原則，他當然要覺得可以「在朝鮮統一中採取更主動的態度」。
對第二個問題，他也作了明確規定：中國的批準是發動戰爭的前提。這是因為萬一美國人干預，蘇聯不能直接介入，只能由中國派兵。很明顯，如果中國不派兵，那這場冒險就只會以災難收場。因此，他把中國是否批准當成開戰的先決條件。如果毛澤東批准，那就動手；如果毛不批准，那就不能開戰。中國因素在他的全盤考慮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但佔了他列舉的國際形勢三個有利變化中的兩個，而且是他用以應對美國干涉的唯一手段。
正因為此，他才反覆強調，萬一美國人干涉，蘇聯只能置身事外，反覆強調開戰必須得到中國的批准，並一再敦促金日成去與毛會商。毛一旦批准金日成開戰，當然也就責無旁貸，必須在美國人干涉時挺身而出了。
說穿了，斯大林的如意算盤，是把中國拉進來，將那批准變成中蘇聯合批准，使金日成的冒險事業變成三國聯合企業（英文的「聯合企業」co-venture也就是「共同冒險」的意思）。利潤由蘇朝分享，風險由中朝承擔。如果美國人不動手，那當然就不必讓中國派兵，省得「備胎股東」變成事實股東；如果美國人動手，則他已經把話說在前頭，蘇聯只能袖手旁觀，而他已向金日成指出，中國人可以心無旁騖地支持他們，包括派兵參戰。
斯大林這麼說，當然是有依據的。 1949年5月毛在會見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時曾明確表態：「如果北南朝鮮發生戰爭，我們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們認為，類似北朝鮮進攻南方這樣的行動，只有在1950年初國際形勢有利於這一點時，才可以採取。當日軍入侵朝鮮時，我們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銳部隊消滅日軍。」[29] 次年5月，毛澤東又對朝鮮駐華大使說，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統一朝鮮的，統一朝鮮必須要用武力才行。對於美國人，不要怕他們。美國人不會為了這樣一塊小地盤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30]
5月間，金日成按斯大林的要求，秘密訪問中國，並於13日會見了毛澤東。在向毛傳達大老闆的指示時，他微妙地扭曲了斯大林的意思。根據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給斯大林的電報，他向毛傳達的話是：
「在與毛澤東同志交談中，朝鮮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現在的形勢與過去不同了，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但是，這個問題必須同中國同志和毛澤東同志本人討論。」
這話給人的感覺是，斯大林（「菲利波夫」）已經批准，只需要再跟毛討論一下就行了。不僅口氣與斯大林的原話不大一樣，而且斯開出的「必須獲得中國批准才可開戰」的先決條件也被略去了。
毛的計劃是等攻佔了台灣再打南韓，因此對斯大林讓北韓先動手頗感意外。他當即中斷會談，讓周恩來去找蘇聯大使羅申，要他發電報向斯大林核實。斯大林的腦袋可不比毛的，非常清晰，立即於次日回電，補上了被金日成貪污了的那一條，明確指出中國對此問題具有否決權：
「毛澤東同志!
在與朝鮮同志會談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們提出，鑒於國際形勢已經改變，他們同意朝鮮人關於實現統一的建議。同時補充一點，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解決這個問題。會談詳情可由朝鮮同志向您講述。
菲利波夫」[31]
因此，嚴格說來，金日成的騙術並未奏效，斯大林給中國的否決權並未被他乾沒。中國完全可以否決。韓戰是毛主動跳進去的，並不是斯大林推進去，也不是金日成拉進去的。
綜上所述，斯大林策劃此事時十分慎重。如果他只是為了取得溫水港去冒險，就不可能將否決權授給毛。他雖然低估了美國介入的風險，但這自始至終是他的隱憂，特地為此埋伏了后著。所以，嚴格說來，後來發生的事並未完全超出他的意料。
第二種解釋是Kathryn Weathersby作出的。她注意到，斯大林與金日成會談時說，「從美國來的消息」表明「普遍的心情是不干涉」，據此推斷，斯大林通過他的間諜唐納德•麥克冷（Donald MacLean），搞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49年12月下旬制定的NSC-48文件。該文件「將美國的防禦圈劃在日本和菲律賓的西面，將亞洲大陸排除在外」。斯大林因而決定在遠東推進，以填補美國人留下來的真空。朝鮮戰爭不過是這大戰略的一部分罷了。
她作出這一推測的依據是，NSC-48是在1949年12月下旬制定的，此後斯大林的態度就發生了明顯改變：1949年12月中旬，他還拒絕了毛澤東請求籤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以取代國府與蘇聯在1945年簽的同盟條約。但到了1950年1月6日，他卻同意了與毛簽新約。與此同時，他還指示日本共產黨採取推進戰略，並承認了胡志明政權。 [32]
此說為基辛格採用，寫在他的新作《論中國》里。此外，他也認為，促使斯大林改變態度的另一個原因，是中蘇條約規定蘇聯最終將失去旅順那個溫水港，「斯大林很可能認為，一個統一的共產黨朝鮮更能滿足蘇聯海軍的需要」。 [33]
在American RadioWorks 訪談錄中，Weathersby重複了此說，並認為斯大林改了主意與艾奇遜演說無關，因為斯大林是在1月初改變主意的，而艾奇遜的演說是1月12日的事。 [34]
在我看來，此說破綻甚多，難以成立：
第一，她提到的NSC 48文件，應該是NSC 48/2（基辛格在引用時作了改正）。美國國安會並沒有發過稱為NSC 48的文件，只有NSC 48/1與NSC 48/2。 NSC 48/1是國安會1949年12月23日寫出來的的報告文稿，篇幅較長，其結論部分經過修改後，便成了NSC 48/2，為杜魯門批准，於1949年12月30日下發。因此，真正有效的政府文件是NSC 48/2，它概括了美國在亞洲應取的戰略以及相應的政策與措施。
問題是，在該文件中根本就找不到「防禦圈」這個詞。就連對美國的太平洋防線何在，它也未作具體描述。它的主旨是，在亞洲反共防共，不能光用軍事手段，要針對內部原因對症下藥，利用民族主義去抵制共產主義，更要鼓勵亞洲國家政府革新政治，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從根本上消除這些國家在抵抗共黨顛覆滲透中暴露出來的內在的脆弱性。在這麼做時，美國一定要與殖民主義劃清界限，要讓這些國家的人民理解美國的善意，不要把它誤當成帝國主義。
該文件雖然說明美國將「在選定的亞洲非共國家中充分發展軍事實力」，並指明了日本、琉球群島與菲律賓是中選國，但同時也說要向其他受累國提供政治經濟軍事援助，還特地指明要對韓國繼續提供政治、技術、軍事與其他援助[35] 。它既未劃定防禦圈，也未說美國將區別對待圈內外的國家：圈內地區遭到入侵就直接出兵，而圈外地區遭到入侵就通過聯合國解決。這些都是艾奇遜在演說中提出來的，不是該文件的內容。艾的演說的基調雖然與NSC 48/2一致，但在若干重大地方，他超出該文件作了發揮。 Weathersby沒看過該文件，卻誤把艾奇遜的演說當成了它，而曾任美國國安會主任的基辛格竟也未發現這錯誤。
既然所謂「NSC 48文件……將美國的防禦圈劃在日本和菲律賓的西面，將亞洲大陸排除在外」純屬虛構，那它又怎麼可能使得斯大林改了主意？
第二，所謂「斯大林通過間諜麥克冷弄到NSC 48」不過是個猜測，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一點。而且，杜魯門不久后就改行所謂「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orine），亦即在全球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張。 1950年4月14日，國安會發出NSC 68文件，奠定了美國的冷戰戰略，那就是以強硬的武力手段去迎擊蘇聯的擴張活動。文件提出要保衛盟國地區與動員基地，使得取勝所需的攻擊力量得以建立起來，以攻擊行動摧毀蘇聯的戰爭能力的關鍵要素，直到美國及其盟國全力反攻並取得勝利。 [36]
那個文件下發時，正值金日成為發動戰爭訪問莫斯科。既然斯大林能通過那萬能的麥克冷搞到NSC 48/2，想來也能搞到這份更重要的情報。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會認為美國正在撤退，留下了大量真空，就等他去填補么？
第三，該假說不能自洽。日本在艾奇遜描述的防禦圈之內， NSC 48/2也強調要加強美國在該國的軍事實力與地位。既然斯大林根據該文件判定何處是真空，那他命令日本共產黨採取推進戰略又怎能用來作該假說的證據？ 「敵進我進」豈可作「趁虛而入」解？
第四，她用以論證該假說的其他線索也未必成立。例如她說，斯大林是在1950年1月6日通知毛準備與之簽訂新約的。但斯大林在此前就已經改了主意。 1950年元旦，斯大林派人將他為毛起草的《答塔斯社記者問》送到毛澤東處，其中說毛首先考慮的「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 [37] 。次日莫洛托夫與米高揚即來見毛，證實了斯大林想簽新約，令毛喜出望外[38] 。 NSC 48/2是在1949年12月30日下發的。斯大林不可能在當天就看到它（華盛頓比莫斯科晚8個時區，該地的30日下午4點后即是莫斯科31日清晨），並因此改變主意，寫出那文字，並於次日送到毛澤東處。
因此，竊以為Weathersby的假說無法成立。
第三種解釋則是則是James Matry提出的。他認為，斯大林發動韓戰，不是出於擴張欲，而是出於恐懼。他低估了北韓的武力，害怕南韓在未來大舉進攻並摧毀北韓政權。因此，韓戰其實是他為了先發制人以絕後患而發動的。他還否定了艾奇遜演說對斯大林決策的影響。 [39]
此說不但缺乏證據，而且難以自洽。他舉出來的檔案證據，只能證明斯大林曾認為北韓武力不足以征服南方，因此制止了金日成輕舉妄動（這確為事實，檔案證據表明，至少在1949年10月30日以前，斯大林是這麼看的[23]23），但並不能證明斯大林認為北韓會被南韓推翻，更不能證明他後來突然反轉了對雙方實力的評估，而這才是該假說最需要的關鍵證據。缺了這一證據，Matry便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既然斯大林如此低估北韓武力，為何還會被金日成說服北韓可以速戰速決？出於恐懼而不顧實力對比、孤注一擲，從來不是他的性格，何況據Matry說：「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斯大林都一直在擔心美國干預。」既然斯大林認為北韓連南韓都打不過，又一直在擔心美國干預，那他又怎麼可能批准這種註定要失敗的冒險呢？
他對斯大林為何改主意的解釋是：「1950年春，斯大林再也不能無視美國亞洲政策正在強硬起來的跡象」。這斷語與斯大林本人說的完全相反。如上所述，他不但告訴金日成「美國人將更不敢輕易挑戰亞洲共產黨人」，而且還把「我們在平壤的地位的鞏固」當成了原因之一。
Matry否定艾奇遜演說對斯大林的決策的影響的理由是，檔案中提到該演說的唯一一處，是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在1950年1月17日與毛會談時，引用了該演說中聲稱蘇聯正在吞併中國三北地區的那段話，要兩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駁斥。除此之外，斯大林在與金日成會談時，雙方都未提到過艾奇遜演說，與韓戰有關的其他文件也如此。
此論隱含的假定是：「如果艾奇遜演說對斯大林決策起到了作用，那斯大林就一定會在正式場合承認。」但這根本就不成立。如果斯大林真的這麼做，那就等於在下屬面前承認他輕信美帝放的煙幕彈，喪失了革命警惕性，且不說那暴露了他只能靠公開渠道來了解敵情。如果斯大林在正式場合承認美國國務卿的演說是他的決策依據，反倒是反常的事。
事實上，艾奇遜演說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視，因為艾奇遜指出，共產主義不過是俄國帝國主義的工具。莫斯科即將徹底并吞中國的三北地區。這些行徑在亞洲人民面前暴露了帝國主義真面目，而俄國人在中國扶持的傀儡終將難逃罪責，云云。這些話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以致他不僅命令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特地為此去找毛澤東，要中國外交部闢謠，還為此事責備了毛。
據師哲回憶，1月17日，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到毛的住處見毛，莫洛托夫交給毛一份艾的演說，並建議中蘇蒙三國各自發表一項官方聲明，駁斥艾奇遜的無恥讕言。毛同意了，還高度重視此事，親自動筆，並將文稿連夜發回國內，於21日見報。可毛卻對國際慣例一無所知，竟不知道莫洛托夫說的「官方」是什麼意思。於是，蘇蒙兩國發表的是外長聲明，而中方同日發表的卻是新聞署長鬍喬木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這樣毛便因無知而違背了自己作出的承諾。
斯大林因此把毛召去，先由莫洛托夫詢問毛是否已經履行了雙方的約定，用官方名義發表駁斥聲明。毛說發表了，是以新聞署長鬍喬木的身份發表的。斯大林告訴毛，按國際慣例，以新聞記者個人身份發表的聲明一文不值。莫洛托夫接著給毛開課，告訴他新聞總署並非權威機關，代表不了政府，署長對記者的談話也代表不了官方的觀點，中國方面未按照商定的那樣去作，違反了彼此的協議，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不管中方是怎麼考慮的，但既已達成協議，就必須遵守，信守諾言是雙方合作的重要一條，云云。
毛深覺丟臉，卻又因為錯在己方而無從置辯，於是便使起小性來，一言不發。會後斯大林邀請他們去別墅赴宴，毛在整個宴會過程中始終沉默，弄得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 [40]
由此可見斯大林對艾奇遜演說的重視。對於那個密切窺探美國動向的戰略大師來說，忽略了艾奇遜在演說中描述的美國亞洲戰略是根本不可能的。實際上，檔案證據已經泄露了此中消息。
前已述及，斯大林告訴金日成：「美國人將更不敢輕易挑戰亞洲的共產黨人。根據從美國來的消息，情況確實如此，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在此，斯大林親口承認，「從美國來的消息」證實了他對美國戰略的基本估計。那「消息」（information）無非是兩類：公開的和／或秘密的。上文已經介紹過，當時美國並未秘密制定所謂「撒手戰略」（handoff strategy），NSC 48/2隻是提出了「治本之策」，並未說要放棄南韓。
當然，據李奇微披露：「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參謀長聯席會議（李海、艾森豪威爾、尼米茲和期帕茨）曾根據杜魯門總統的指示進行過研究，最後向國務卿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這樣寫道：'……從軍事安全的角度來看，美國保持目前在朝鮮的軍隊和基地並沒有什麼戰略價值……。'」不能排除那文件落入了斯大林之手。不過，考慮到該文件早在1947年便已制定，而斯大林在美軍於1949年6月底撤走後，仍於同年10月30日嚴令駐朝大使不得批准金日成動武，以免觸發大戰，他說的不可能是那個文件。
因此，這消息不大可能是秘密情報，更可能是公開信息。能讓斯大林產生這種感覺的最權威的公開信息，當然只能是艾奇遜的政策演說。
綜上所述，竊以為，否定艾奇遜演說效應的幾種觀點都未必成立。為了從更全面的背景下分析斯大林的真實心思，在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前，先來看看朝鮮戰爭中發生的一樁怪事。
三、斯大林為何坐視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派兵的決議？
朝鮮戰爭中的一個謎，就是蘇聯為何不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的議案。從1950年1月13日起，蘇聯代表團就一直在拒絕出席安理會，以此抗議聯合國不驅逐中華民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韓戰爆發后再這麼做，就等於坐視安理會通過不利於北韓的決議。以斯大林那種外交大師，絕無可能看不出這點來，更何況他在批准發動韓戰前，一定會想到南韓定會去安理會哭訴。按理說，他在同意金日成的計劃后，應該下令蘇聯代表團結束抵制，返回安理會。那樣做再自然不過：蘇聯已經抵制了5個多月。作為一個外交姿態，它早該結束了，不結束才是反常。
然而奇怪的是，韓戰爆發當晚，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蘇聯代表仍然拒絕參加，安理會於是一致通過82號決議，譴責北韓侵略，要求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北韓軍隊撤回三八線以北，號召每個成員國都幫助安理會實施該決議，不要為北韓當局提供援助。 6月27日，安理會再度開會並通過83號決議，建議成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擊退武裝進攻，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41]。
正是這兩個決議，賦予了美國等國組建聯合國軍參戰的國際法理依據。而在這期間內，擁有否決權的蘇聯代表團卻一直拒絕出席安理會。
更奇怪的是，戰爭爆發當天下午，美國駐蘇大使緊急求見蘇聯外長被拒絕，27日，他再次求見，仍未成功。同日中午，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在與蘇聯代表馬立克共進午餐時，通知他下午安理會要開會，問馬立克去不去。在座的美國代表格羅斯急得要死，情知馬立克若去，上述那個授權聯合國成員國派兵的83號決議就要被他否決，但他又無法阻止馬立克。不料馬立克回答說不去。賴伊盡忠職守，又向馬立克說，我覺得為了貴國的利益，你最好還是去，卻再次遭到馬的拒絕。格羅斯這才如釋重負。 [42]
由此可見，蘇聯代表是故意迴避安理會會議的，與所謂「驅逐中華民國案」毫無相干。上面已經說過了，蘇聯已經抵制了5個多月，何況又是出了那麼大的事，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此時返回安理會，誰都能理解。因此，只能說斯大林是故意讓安理會通過那兩個決議案的。
斯大林為何要這麼做？ 2007年披露的一份蘇聯密檔泄露了秘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黨魁哥特瓦爾德對蘇聯這麼做很不理解，斯大林於1950年8月27日給蘇聯駐捷大使發了份密電，要他向哥特瓦爾德解釋：
「我們退出安理會的目的有四個：第一，表明蘇聯與新中國團結一致；第二，強調美國的政策荒誕愚蠢，因為它承認國民黨政府這個稻草人是中國在安理會的代表，卻不允許中國的真正代表進入安理會；第三，認定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是非法的；第四，讓美國放開手腳，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再做些蠢事，從而在公眾輿論面前暴露美國政府的真實面目。
我認為，我們已經達到了所有這些目的。
我們退出安理會後，美國陷進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敗壞了自己在軍事和道義上的威望。現在沒有哪個正直的人還會懷疑，美國在朝鮮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軍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揚的那樣強大。此外，很明顯，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從國際力量對比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
假設美國政府還繼續被牽制在遠東，並使中國加入解放朝鮮和爭取本國獨立的鬥爭，那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
首先，美國像其他國家一樣，也不是擁有大批武裝力量的中國的對手。美國會在這場鬥爭中無力自拔。其次，美國在這裡被纏住后就不能在短時間內著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從國際力量對比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
可見，蘇聯是否參加安理會已經不是表面看來那麼簡單的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沒有理由說'民主陣營沒必要離開安理會'這樣的話。離開還是不離開是由具體情況決定的。我們可以再次離開安理會，也可以再回去，這都取決於國際局勢。
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們現在又回到了安理會。為的是繼續揭露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著安理會的旗號掩蓋自己的侵略行徑。現在，在美國已經捲入朝鮮戰爭之際，在安理會中最容易實現這一目的。我認為，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釋了。 」[43]
竊以為，他在前面說的那三個目的，都是官話套話，後面講的才是真心話：他預見到了中國會參戰，而「美國會在這場鬥爭中無力自拔。……美國在這裡被纏住后就不能在短時間內著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
然而沈志華教授卻認為斯大林此話「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目的是掩蓋他先前的失算。他認為，若要認為斯大林說的是真話，那必然要得出三個推論：「一，斯大林早在蘇聯代表退出聯合國安理會時就計劃發動朝鮮戰爭；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進攻計劃時就預計甚至希望美國干預這場戰爭；三，斯大林已經算定在美國介入戰爭后中國就會出兵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而這與已知史實不符。
因此，他推測，蘇聯之所以不參加安理會，是為了避免陷入兩難選擇——「不使用否決權就意味著對北朝鮮乃至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使用否決權則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從而導致與美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而這都是斯大林不願看到的」。
愚以為，沈教授的論證未必成立。先看那三條：
第一，誠然，沒有證據提示，早在蘇聯代表開始抵制安理會時，斯大林就在計劃發動戰爭。相反，已有證據表明，直到1950年3月18日，他才同意為金日成提供軍火[44] ，提示他直到那時才最終打定了主意。但當初蘇聯抵制安理會的理由，並不能用來解釋它後來為何不在關鍵時刻重返安理會，否則似有刻舟求劍之嫌。尤其是在賴伊主動邀請馬立克開會之後，蘇聯還要堅持抵制，那就再不能用「抗議不驅逐蔣匪、接納新中國」來解釋了。而且，蘇聯外長避而不見美國大使，與此如出一轍，難道也是為了抗議不驅逐國府？
凡成功的戰略家都講究「因勢利導」，亦即隨時根據情況的變化改變或完善原戰略。蘇聯當初抵制安理會，當然很可能是為了驅逐國府。但前已說過，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冒險之前，必然會擬想美國可能採取的一切反應。無論美帝派兵與否，去聯合國哭訴都是必乾的第一件事。在批准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后，斯大林還要讓代表團堅持抵制下去，當然是把它當成了應付將來美國在聯合國活動的招數。換言之，他蓄意延長了早就該結束的抵制，以便「讓美國放開手腳，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再做些蠢事」。
第二，斯大林並沒有「在同意金日成的進攻計劃時就預計甚至希望美國干預這場戰爭」。相反，上節反覆說的就是，美國介入一直是他最大的隱憂，就是為此他才一直不準金日成輕舉妄動。後來改了主意，是因為他覺得美國干預的可能不大。即使如此，他也留下了中國作為應急預案。
但這些事實並不與他刻意縱容美國跳梁相矛盾。實際上，不管美國怎麼行動，他都不會輸：若是美國如他原來估計的那樣，不想出兵，只是在安理會發個決議譴責一下，坐視走狗李承晚匪幫被推翻，那就在世界上丟了臉；如果美國決定武力干預，卻又行動遲緩或是作戰不力，讓金日成獲得速勝，統一了朝鮮，造成既成事實，使得聯合國再也無法干預、只能灰溜溜偃旗息鼓（事實上，若是沒有沃克將軍，這結局已經發生了），則美國更是丟臉，第三世界的多米諾骨牌從此將更容易接連倒掉；若是美國打敗北韓，他已經留下了中國那個備胎，使上就是了。一旦中國參戰，那美國將就此陷在遠東，無力再去西線與他爭奪，豈不更好？
第三，「斯大林已經算定在美國介入戰爭后中國就會出兵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那不是他算定的，是毛澤東向金日成幾次作出的承諾。儘管金日成在與他會談時代毛保證過，他仍不放心，幾次強調必須有中國批准，金日成才能發動戰爭。直到最後一刻，他還電告毛：「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明說了打仗是中朝兩國的事，與蘇聯無關。而毛也完全明白他的心思，不但批准金去冒險，還正式對金承諾：萬一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因為蘇聯與美國之間有關於三八線劃分的協定，不便參加戰鬥，但中國沒有這種義務，可以幫助朝鮮，還表示作戰是兩國的共同任務，中國將提供必要的援助[45] 。這些情況斯大林當然知道，所以他才會自覺有備無患，同意金日成放手大幹，反正惹出禍來有中國人頂住。
實際上，在給哥特瓦爾德的電報里，斯大林已經假想了「美國政府還繼續被牽制在遠東，並使中國加入解放朝鮮和爭取本國獨立的鬥爭」。請注意，當時聯合國軍尚未在仁川登陸，朝鮮「祖國解放戰爭」形勢還在一片大好，他就能擬想到中國出兵與美帝纏鬥的前景，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瞻矚之高遠，心思之細密，真箇是算無遺策。說是「算定」雖然太誇張，但雖不中，不遠矣。
至於沈教授說的斯大林面臨著「使用否決權則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從而導致與美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的困境，愚以為根本就不存在。誰都知道「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金日成政權本來就是蘇聯佔領軍用刺刀扶植起來的。不使用否決權，「世界輿論」也不會出現錯覺，以為莫斯科並非平壤的大老闆。而且，蘇聯雖然沒有行使否決權，但一直在譴責安理會那兩個決議，聲稱它們是非法的。在這麼做時，它為何又不怕「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從而導致與美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呢？
更何況俄國人信奉的是「軍刀說了算」。害怕強國、千方百計避免與之發生衝突，倒確實是斯大林的特色，但「世界輿論」他卻是從來不怕的。當年蘇聯悍然入侵芬蘭，「導致」與英法等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蘇聯為此被驅逐出國聯，斯大林在乎過么？
不僅如此，在抨擊安理會決議時，蘇聯人給出了一系列理由：83號決議是根據韓國軍方提供的情報作出的，而那情報實際上來自於美國情報機構；北韓未被作為聯合國的臨時成員邀請與會，而這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二條；朝鮮戰爭超出了聯合國憲章的範圍，因為最初的南北邊境衝突曾被劃定為內戰[46] 。這些抗議都振振有詞，尤以第二條言之成理[47] 。如果蘇聯出席安理會，完全可以以此為由投否決票。這麼做貌似符合西方的程序正義，而且顯得不偏不倚，不但不是「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還能蠱惑第三世界與西方左派，英美法也難以反駁。為什麼他們不這麼做，卻要站在會場外，徒勞無益地大聲嚷嚷呢？
其實這一切早在斯大林算中。前已述及，1949年9月24日，蘇共政治局在駁回金日成的請戰書時就指出，人民軍進攻南方可能給美國人以借口，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這一問題，指責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侵略，並要求聯合國大會同意美國軍隊進駐南朝鮮。美國軍隊進駐南朝鮮可能導致長期佔領這個國家的南部，因而拖延國家的統一。 [48]
所以，早在那時，斯大林就已預見到了美國有可能要求聯合國授權出兵，而他並不想被逼到動用否決權去防止此事。正是為此，他才否決了金日成的請求。既然如此，那麼他後來同意金日成的請求，當然只可能是他覺得，哪怕最壞的情況發生，也有中國人頂住，所以再不必去動用否決權阻止美國人派兵。要默許美國人為所欲為，同時還要在「民主陣營」面前作出堅決反對美帝侵略的姿態，當然最便當的辦法便是延長那抵制活動，專在安理會會場外怒吼。
因此，竊以為，斯大林給哥特瓦爾德的電報，是他一生中絕無僅有的對自家心事的坦率解釋。接受這極為難得的供詞，不但不會導出與史實相矛盾的結論，還能使得一系列費解的現象脈絡畢現。反過來，否定這重大證詞非但缺乏證據，而且還無法解釋兩個史實：
第一個史實是，當北韓入侵軍隊在南方被擊潰后，聯合國軍在10月1日越過了三八線。 10月7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建議「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確保全朝鮮的穩定條件」以及「為在主權國家朝鮮中建立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政府，採取一切合法的行動包括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選舉」 [49] ，為此舉作了合法性追認。
查聯合國憲章第十二條第一款：「當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爭端或情勢，正在執行本憲章所授予該會之職務時，大會非經安全理事會請求，對於該項爭端或情勢，不得提出任何建議。」[50]
當時蘇聯代表團已經返回安理會，為什麼不援引此條，聲稱安理會正在執行有關朝鮮爭端的職責，聯合國大會無權提出任何建議，動用否決權攔阻朝鮮問題進入大會議程，卻要坐視大會在實際上批准聯合國軍以武力統一朝鮮？莫非蘇聯怕這麼做就「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那它為何又不怕默認就「意味著對北朝鮮乃至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呢？後者似乎比前者更嚴重吧？
第二個史實是，斯大林一直是朝鮮戰爭的熱心而執著的支持者，哪怕後期金日成再也不想打了，哭鬧得比當年請戰還要凶，他仍然支持毛澤東死扛下去。要一直等到他死，新班子上了台，朝鮮才總算能停火了。如果不承認利用韓戰把美國拴死在遠東是斯大林的戰略意圖，而貝利亞、馬林科夫與赫魯曉夫等人並不贊成這一意圖，那就無法解釋斯大林死後立即發生的這一政策突變。
綜上，依愚見，沈教授否定斯大林證詞的理由似難成立。
四、毛澤東與艾奇遜幫助斯大林下了決心
從檔案證據來看，斯大林最後一次禁止金日成發動韓戰，是在1949年10月30日，而他的口氣開始鬆動，承諾幫助金日成，則是在1950年1月30日。那麼，這三個月內發生了什麼事，促使他的態度發生了改變？
斯大林本人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朝鮮戰爭是史學研究中難得的案例，其中一方事實上的最高統帥兩次留下了秘密證言，詳盡解釋了他發動戰爭的考慮。作為直接證據，這兩份極為寶貴的證言應該是研究者們的分析重點，若無重大理由，不宜輕易否定。
在第一份證言中，斯大林論證了有限戰爭的可行性，亦即有可能發動局部戰爭而能避免世界大戰。這在當時是軍事學上的一個重大突破。李奇微坦承：
「到一九四九年，我們完全受到了這樣一種理論的支配，即將把美國捲入其中的下一場戰爭將是一場全球性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朝鮮的地位不太重要，而且，無論怎樣朝鮮都無法防守。我們所有的計劃、所有的官方聲明以及所有軍事上的決策，從根本上說都是出自這種看法。在我們的會議中從未提起過'有限戰爭'的概念。我們對聯合國充滿了信心。原子彈又為我們築起了一道心理上的馬奇諾防線。這道防線使我國國民有更充分的理由強烈要求孩子們重返家園，軍隊遣散，刀槍入庫和陸海空三軍士兵複員。」[51]
所以，在五角大樓的將軍們還在以「要麼世界大戰，要麼世界和平」的兩極思維展望未來時，斯大林便已構思並發動了核武器問世后的第一場有限戰爭，為此後幾十年的冷戰奠定了格局，不能不說，這確實體現了戰略大師的高瞻遠矚。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斯大林「化無限為有限」的巧妙操作。他知道，進行這種有限戰爭的前提，是必須確保它不至於升級為蘇美全面衝突，這就是他考慮的關鍵問題。前已述及，1949年10月30日，他還在申飭駐朝大使：「這些挑釁對我們的利益是非常危險的，有可能使得敵人發動一場大戰。」[23]23說明他當時仍未找到避免觸發美蘇大戰的辦法。
但此後發生的國際形勢變化，讓斯大林認為是安全地進行有限戰爭的時候了。在與金日成的會談中，他列舉的那幾條因素中，原子彈一條不足取信：當時蘇聯試爆原子彈成功才半年多，要造出相當數量的用於實戰的炸彈尚需時間。最大的問題是，當時蘇聯沒有戰略轟炸機，無法將原子彈投擲到美國，因此沒有多少威懾作用。這個問題終赫魯曉夫之治都未解決，所以他才會把核導彈運到古巴去。斯大林對此當然心中有數，因此這不可能成為他的決策依據。
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兩條：
第一，中蘇結盟，尤其是毛澤東甫上台就萬里朝見，風塵僕僕前來拜壽，竭力向他證明自己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並不是他猜疑的那個東方鐵托，令他覺得若朝鮮半島衝突泛化，可以將南北韓對抗化為中美對抗，而蘇聯則能置身事外。此乃以代理戰爭來規避直接大戰的妙著。
這個因素才是斯大林發動戰爭的前提，他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只有毛澤東批准才可開戰，甚至對毛明說：「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而毛澤東也不負膺寄，在1950年5月15日與金日成具體討論戰爭計劃時，不顧金日成的婉拒，主動承諾萬一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並慷慨表示，作戰是兩國的共同任務，中國將提供必要的援助。 [52] 在聯合國軍參戰後，1950年7月2日，周恩來還對蘇聯大使羅申說，考慮到種種可能的情況，為防備萬一，中國政府準備在中朝邊境集中9個師的兵力。美軍不過三八線則罷，一旦越過了三八線，中國人民解放軍便以志願軍的形式入朝協助人民軍抗擊美國軍隊。周恩來提出，就這個問題，中國政府希望能夠聽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見，同時希望蘇聯空軍能夠對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53] 。 1960年6月22日，彭真在與蘇共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談時，也對赫魯曉夫承認：「朝鮮戰爭打起來以後，斯大林說，如果蘇聯出兵，就意味著世界大戰，因此才請中國出兵。因此我們才同意出兵的。」[52]52
因此，對斯大林「將可能出現的美蘇對抗轉嫁為中美對抗」的戰略，毛澤東其實心中有數，而斯大林也知道這一點，這就是他最終敢於批准金日成冒險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沒有料到的是，後來情勢危急，他要中共履行先前的承諾，毛澤東竟答覆羅申說中國不想派兵，因為派幾個師也會被打回來，還可能把蘇聯拉進戰爭。難怪羅申要在給斯大林的彙報中氣憤地說：
「在我看來，毛澤東的答覆證明中國領導人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最初立場。這個答覆與以前毛澤東在同尤金（Yudin）、科托夫和孔諾夫，以及劉少奇在同我的談話（我已及時報告過）中表示的立場是矛盾的。他們在這些談話中指出，中國人民和解放軍決心幫助朝鮮人民；解放軍士氣高漲，如果需要，他們有能力打敗美軍，因為美軍要比日軍弱。」 [54]
雖然毛後來還是同意出兵了，但又向蘇方要求提供空軍掩護。據說斯大林先是同意了，但後來又說尚未準備好，致使中共軍隊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出國作戰，蘇聯空軍只是在後來才出動。此事我尚未查到可靠證據，但中方媒體中多見據此埋怨斯大林反悔的文字。即使事實如此，毛澤東也從未在最初策劃戰爭時提過這種請求。因此，同樣是違約，兩者有本質區別——合同開始執行后，一方又追加條件，另一方就是同意了再反悔，也還是說得過去的。
斯大林更沒料到的是，他死後多年，1960年6月22日，中蘇兩黨在布加勒斯特會談時，赫魯曉夫幾次指出，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兩個人共同決定的，彭真竟然反覆否認，說他說的「完全不對」，「毛澤東同志是反對打的」 [52]52。而中方媒體中還充斥著官方與半官方的宣傳，給大眾造成「蘇聯見死不救，中國見義勇為」的錯覺。
至於斯大林為何會在1950年1月30日對金日成首次鬆口。我的推測是（只能是合理推測，永無可能找到過硬證據，這就是史學研究的局限），1月17日，金日成向蘇聯大使要求去見斯大林，獲准進攻南韓。若是斯大林不見他，他就要設法去見毛澤東。他強調說，毛澤東曾答應他在中國戰爭結束后將給予援助[55] 。金日成的激將法可能給了斯大林靈感，讓他想到可以把這燙山芋扔給中共。這也是檢驗毛澤東的忠誠度的一個辦法。而且，毛一旦接下這燙山芋，就把中國的命運和蘇聯捆在一起，再無可能被美國拉過去了。而毛澤東也對此心領神會，堅定地通過了考驗，用事實證明了他並不是斯大林猜疑的逆子鐵托。
第二個因素則是「從美國來的消息」證實「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前文已作過分析，那「消息」不大可能是秘密情報，更可能是艾奇遜的演說。就算它不是斯大林唯一的消息來源，起碼也起到了強化斯大林既有印象的作用。因此，指責艾奇遜為斯大林開了綠燈，雖有誇張與簡單化之嫌，但畢竟不為無據。
因此，似乎可以說，是毛澤東給了斯大林發動歷史上第一次有限戰爭的底氣，而艾奇遜演說則助長了他的僥倖心理。
第二份證言則坦承了斯大林的戰略意圖，那就是將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引向遠東。使得它陷在與中國人的交戰中無力自拔，「美國在這裡被纏住后就不能在短時間內著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
從當時的世界形勢來看，此話確實說出了他的需要。已有作者注意到了這一點，將「北約成立以及蘇聯與西方總的關係惡化」當成了斯大林發動戰爭的一個原因。 [56]
二戰後，蘇聯席捲了東歐，用刺刀建立了一系列衛星國。這構成了蘇聯與西方的矛盾焦點，是冷戰爆發最主要的原因。美蘇為柏林問題發生了劇烈衝突，斯大林對柏林進行了幾達一年的封鎖（1948年6月24日至1949年5月12日）。盟國佔領區與柏林的水陸交通被全部切斷，只有西德飛往柏林的三條空中通道未被封鎖。西方盟國不肯屈服，對柏林實施史上規模最大的空運，確保了柏林人民能生存下來。美軍與蘇軍還在地面上幾乎發生衝突，以蘇軍退讓告終。最後斯大林見封鎖無效，只好下令解封。
目睹歐洲被鐵幕分裂為對立的東西兩大陣營，為應對斯大林的擴張威脅，1948年9月，布魯塞爾條約締約國（英、法、比、荷、盧）決定建立西方聯合防衛組織（Western Union Defence Organization），共同對抗蘇聯的擴張。但它們不久就意識到，自己不是強大的蘇聯的對手，必須把美國拉進來。 1949年4月4日，美、英、法、加等11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該條約以蘇聯為假想敵，特地制定了防禦蘇聯對西方武裝進攻的第五條，規定對任何一個成員國的進攻，都將被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進攻。 [57]
這在斯大林眼中構成了嚴重威脅。在與金日成的會談中，他說：「朝鮮同志不能指望蘇聯直接參加這場戰爭，因為蘇聯必須在別的地方特別是在西方應對嚴峻的挑戰。」確實如此，歐洲從來是他的爭奪重心，而東歐歷來被他視為維護本國安全的緩衝帶。但那些國家與西歐在歷史上屬於同一文化圈，斯大林用武力強加的統治不得民心，並不鞏固。面對北約的威脅，「民主陣營」顯得十分脆弱。
即使是共產黨黨魁也未必可靠。鐵托就是第一個反出教門另開香堂的叛徒。儘管斯大林曾自吹「我只要搖搖我的小指，鐵托就得完蛋，就得垮台」，可惜正如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上說的：「但這並未發生在鐵託身上。不管斯大林搖多搖少，不僅搖了他的小指，而且搖了他能搖的一切，鐵托並沒有倒。」 [58] 還跟美國套上了近乎，變成了獨立於蘇美兩大陣營的第三勢力。所以，如何「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消化東歐那個戰利品，將其變為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是他的心病。
除了東歐外，希臘、土耳其等具有重大地緣政治戰略價值的地區也是蘇聯的覬覦對象。尤其是土耳其扼住了蘇聯黑海艦隊進入地中海的咽喉。當年斯大林就曾打算聯合軸心國向土耳其施壓，在達達尼爾海峽與博斯普魯斯海峽掠取軍事基地，但未能得逞[59] 。如今那兩個國家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政權搖搖欲墜。若是美國不及時伸出援手，那它們就很有可能瓜熟蒂落，落入「民主陣營」中。
因此，斯大林給哥特瓦爾德的密電確實說出了他的盤算：美國被拉入遠東的泥塘后，對歐洲的援助必然大為減弱，他心目中來自西線的威脅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他可以加強在東歐的鐵腕統治，甚至還有可能在近東地區擴張，而不用擔心美帝的強烈反彈。這就是他為何蓄意延長蘇聯代表團對安理會的抵制，以坐視聯合國通過那些決議，將美國誘入泥潭。
這其實是故伎重演。當年他千方百計挑起中日交戰，讓日本陷入中國泥塘不能自拔，使他得以專心對付西線來的威脅，使的就是同一個計策。就連受害的冤大頭都是同一個，不同的只是日本換成了美國。
當然，這不大可能是斯大林策劃戰爭的原初目的。他最初的期望，還是速戰速決，搶在美國干預前拿下南韓。對美國出兵他雖然早有應急預案，但沒有想到美國並未限於外交活動與口頭抗議，而是作出了超乎異常的迅速有力的反應。他這才因勢利導，將備著改為正著，蓄意誘導中美交戰。在戰局發生戲劇性逆轉，毛澤東又出乎意料地變卦后，他才真的氣急敗壞了。為激勵毛澤東出兵，他竟然連「我也考慮過，美國儘管沒有做好大戰的準備，仍可能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戰，這樣一來，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對此應該害怕嗎？我認為不應該……。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讓它現在就打」 [60] 的豪言壯語都說出來了。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焦躁，絕不是喪失了北韓那個蕞爾緩衝國可以解釋的。它其實反映了斯大林目睹他精心設計的「引敵東進」的世界大戰略面臨落空時的懊喪。
平心而論，斯大林這算盤雖精，但他既沒有欺騙金日成，也沒有欺騙毛澤東。對前者，他已經說明蘇軍不會參戰，如果美國介入就由中朝去承擔；對後者，他給了自主決定權——他已向金日成反覆交代，只有得到中國同意，北韓才可開戰。中共如果不想介入，完全可以使用這一欽賜否決權。因此，毛澤東是自覺自願、主動積極地當上冤大頭的。當冤大頭也罷，毛至少可以在行使批准權前向斯大林要求軍援，包括提供空中掩護與重武器等等，不該臨渴掘井，待到火燒眉毛時才來扯這些事。
不過，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中業已指出，毛的特點是思慮粗放，缺乏現代知識，乃是「實踐出真知」的「狹隘經驗論」者，沒見過的東西就不知道，因此要等到北韓被美國狂轟濫炸之後，才知道現代立體戰爭是怎麼回事。但與他當年在發動寧夏戰役、死人無算之後，才想起來未與蘇聯商定交接軍火細節相比[61] ，這個重大遺漏是可以原諒的。
不可原諒的則是，他為了向父皇證明自己不是鐵托式逆子，對得起欽封的亞洲共運頭領的頭銜，不惜把中國拉入戰禍，造出了外交史上「大躍進」式奇迹，使得中國與全世界為敵，與聯合國軍交戰，被整個文明世界譴責為侵略者，被關在聯合國門外幾達30年，遭受了西方長期的禁運與抵制，從而徹底剝奪了自家的外交選擇與迴旋空間，只能把自己捆在蘇聯人的戰車上。最後毛又為爭當國際共運領袖與老大哥鬧翻，被人家革除教門，淪落到了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成了「帝修反」，「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的凄涼地步。這種不可思議的奇迹，在大國外交史上堪稱絕無僅有。它的發端，就是毛在1949年7月1日宣布的「一邊倒」，而其深層原因，則是毛想當國際共運領袖的荒誕野心。
[1]President Rhee's Press Statements, in Muccio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7, 16,19, and June 6,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49, vol. 7, pp. 1011- 2, 1023-4, 1030-1, 1035-6,1039. ，本文引用的英語文獻都由作者譯出，若有誤譯之處，尚祈讀者教正。
[2]James I. Matray, 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 1941-1950， pp. 151-205，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3]演說全文載於Burton Ira Kaufman所著的The Korean Conflict，pp122-129，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4]Remarks by Dean Acheson Befo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ca. 1950. Harry S. Truman Administration, Elsey Papers. 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koreanwar/documents/index.php?documentdate= 1950-00-00&documentid=kr-3-13&pagenumber=1
[5]University times The faculty and staff newspap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Volume 32 Number 21 ,June 22, 2000
[6]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s，McGraw-Hill, 1964), p. 3
[7]馬修• B•李奇微：《朝鮮戰爭》，譯者不詳，電子書，無頁碼。
[8]Robert T. Oliver, Why War Came in Korea, p. 8，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50)
[9]David Rees, Korea: The Limited War, p. 9, St. Martin's, 1964.
[10]Robert J. Donovan, Tumultuous Year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 Truman, 1949-1953, p. 136, WW Norton, 1982.
[11]Bu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e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 (Philadelphia, pp. 27-33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James L. Stokesbur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p. 35, William Morrow, 1985.
[13]Peter Lowe：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 119, Longman, 1986.
[14]Harry G. Summers, Jr., The Korean War Almanac, pp. 2, 13, Facts on File, 1990.
[15]Kenneth B. Lee, Korea and East Asia: The Story of the Phoenix, p. 184, Greenwood, 1997.
[16]Michael Hickey, The Korean War: The West Confronts Communism, 1950-1953 , pp. 21, 29 , John Murray, 1999
[17]Stanley Sandler, The Korean War: No Victors, No Vanquished, p. 42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9.
[18]沈志華：《朝鮮戰爭「陰謀論」是斯大林編的》，http://phtv.ifeng.com/project/special/38junduandao/shishi/detail_2010_12/10/3447719_0.shtml
[19]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根據俄國檔案文獻的最新證據》，《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
[20]沈志華主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電子書，無頁碼。
[21]Tunkin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14 September 1949, in Cold War Cris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hereafter CWIHPB), issues 6-7,p. 7. 1995/1996
[22]Politburo Directive for Shtykov, 24 September 1949,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p. 6-8.
[23]Kathryn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 no. 4, pp. 446-47.
[24] Shtykov to Stalin, 19 January 1950, in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 8.
[25]《斯大林關於同意會晤金日成討論統一問題致什特科夫電》，《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26]Kathryn Weathersby, ''Should We Fear This?」: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no. 39, p7.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July 2002.
[27]《斯大林關於同意向人民軍提供所需裝備致什特科夫電》，1953年3月18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28]Report on Kim Il Sung's visit to the USSR, March 30-April 25, 1950. Prep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quoted in 「Should We Fear This?」 , pp 9-11.
[29]《科瓦廖夫關於毛澤東通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致斯大林電》，1949年5月18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30]《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訪華計劃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5月12日，同上。
[31]同上。
[32] 「Should We Fear This? 」, p.11.
[33]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enguin Press, 2011, 引自國內網人製作的電子書，頁碼與原書不一致。
[34]Kathryn Weathersby spoke with American RadioWorks Correspondent John Biewen. http://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features/korea/c1.html
[35]NSC 48/2,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7, pp1115-1220, 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cgi-bin/FRUS /FRUS-idx?type=turn&entity=FRUS.FRUS1949v07p2.p0529&id=FRUS.FRUS1949v07p2&isize=text
[36]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htm
[37]《答塔斯社記者問》，《毛澤東外交文選》，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jwx/2005/0905/5258.html
[38]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00-301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39]James I. Matray：Dean Acheson's Press Club Speech Reexamined,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 XXII, No. 1, 2002.
[40]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453-4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41]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064/95/IMG/NR006495.pdf?OpenElement
[42]沈志華：《蘇聯未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議案真相》，網路版，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362.html。此處我是根據格羅斯的回憶寫的，但我找不到原來的資料了，無法給出來源，只好以沈文作為參考文獻。我的介紹細節與沈文略有不同。我記得賴伊兩次問馬立克都遭到拒絕，沉教授說的只是一次。
[43]沈志華：《蘇聯未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議案真相》。文中所謂「退出」，似應譯為「抵制」，英文是boycott。
[44]Stalin to Shtykov, 18 March 1950 and Shtykov to Vyshinsky, 21, 24 March 1950, The Cold War in Asia, CWIHPB, pp. 37-38.
[45]楊奎松：《斯大林為什麼支持朝鮮戰爭？ 》，http://www.shekeyuan.com/plus/view.php?aid=519
[46]Gross, Leo，Voting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Abstention from Voting and Absence from Meetings. The Yale Law Journal 60 (2): 209–57；1951；Schick, F. B Videant Consules，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 ( 3): 311–325，1950.
[47]《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二條：「聯合國會員國而非為安全理事會之理事國，或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於安全理事會考慮中之爭端為當事國者，應被邀參加關於該項爭端之討論，但無投票權。安全理事會應規定其所認為公平之條件，以便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參加。」http://www.un.org/zh/ documents/charter/chapter5.shtml
[48]《莫洛托夫呈報的擬答覆金日成的指示稿》（附件第二稿），《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49]Cited in James F Schnabel: Policy and Direction: the First Year.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http://www.history.army.mil/books/PD-C-11.HTM
[50]《聯合國憲章》，第十二條，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4.shtml
[51] 李奇微：《朝鮮戰爭》。
[52]楊奎松：《斯大林為什麼支持朝鮮戰爭？ 》，http://www.shekeyuan.com/plus/view.php?aid=519
[53]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19-320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54]《羅申轉呈毛澤東關於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3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55]Shtykov to Stalin, 19 January 1950,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 8.
[56]Evgueni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CWIHPB，pp54, 87.
[57]North Atlantic Treaty，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th_Atlantic_Treaty
[58]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Strobe Talbott (translate and ed): Khrushchev Remembers, p612，Andre Deutsch Ltd, 1971,
[59]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pp258-259. http://www.ibiblio.org/pha/nsr/nsr-preface.html
[60]《斯大林關於中國出兵問題致毛澤東電》，1950年10月5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61]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216-218頁，明鏡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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