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網站發起「當代十大漢奸」網路評選活動，該活動由網站提供18名「漢奸候選人」，再由網民投票產生。組織、程序的公正性問題暫且不說，網站決定18名「候選人」已經有少數人先入為主的傾向性，我並不贊同這一做法。因為它首先牽涉到「漢奸」的定義問題。我認為「漢奸」的定義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出賣國家利益」，再明確一點，便是「通敵」或「叛國」，前者稍寬泛些，後者基本上是在國與國之間有明確敵對關係時才能成立。
因此，歷史上將秦檜、汪精衛等稱為漢奸是正確的，因為那時的確存在國與國之間的敵對關係。對於當今中國來說，國與國之間明確的敵對關係並不存在，有敵對意識存在，這很正常，而且，敵對意識也很難永久性地消除。如果要細分，敵對意識也有不同的形態。一是意識形態上的，這的確有你死我活的意思；二是國家利益上的，未必全是你死我活，也有可能共存。後面一種因為商業社會的競爭，有時也非常殘酷，但確實容易與意識形態上的敵對相混。在只有敵對意識或殘酷競爭而沒有明確敵對關係時，使用「漢奸」一詞，我認為應該謹慎。例如，商業間諜能否稱為「漢奸」，值得商榷。該網站在這一活動的後半段，將名稱改為「評選當代十大文化漢奸」，多少體現了這種思考，但依然有濫用「漢奸」一詞的傾向。
痛恨「漢奸」與「漢奸」現象的存在是並存的，這一現象在中國有自身歷史的特殊原因。國與國敵對關係或戰爭狀態下的「漢奸」現象，在其他國家也有，例如美國獨立戰爭時也有「內奸」、「叛國」一說，似乎可以稱為「美奸」；納粹時期，猶太人有「猶奸」，法國也有「法奸」等，性質上與宋朝的秦檜、抗日戰爭時的汪精衛之類等「漢奸」大同小異。
非戰爭狀態下的「漢奸」現象，在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加突出。用印度做一個比較，為何印度很少有「印奸」的說法？因為，印度太弱，成為殖民地后，社會上層領導權力幾乎全部被西方人掌握，印度人只有順從或反抗兩種選擇。中國的不同在於，中國歷史上即便被外族打敗，在文化上依然比較強大，外族很難在上層所有權力領域徹底掌控中國，由此，不得不藉助部分漢族人來實行統治。這一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宋朝時期就有很多，遼國或金國都有大量漢人掌握高層權力，元朝、清朝也一樣。這一現象中有些人被稱為「漢奸」，有些人則沒有，關鍵在於，在非戰爭狀態下，元、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中國近代歷史中，上述歷史現象發生了重大轉變。鴉片戰爭后，中國在軍事上被西方打敗，西方難以像控制印度那樣徹底掌握中國的高層權力，由此便出現了「買辦」階層，他們是西方間接控制中國的特殊階層。由於西方未能像元、清那樣接受中國文化，反而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將中國視為低等、劣等民族，因此，「買辦」階層成為近代中國與西方關係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它也成為最容易誕生漢奸的沃土。買辦階層既需要維護自身利益，又要維護西方的利益，他們維護自己的利益又要藉助西方力量，因此，買辦階層表面上聲稱維護本民族或國家利益，實際上則與西方暗通款曲，出賣本國利益，這是廣大中國人將他們當作「漢奸」加以痛恨的本質原因。
當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與西方的關係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將中國視為劣等民族的西方傲慢仍在延續，新的買辦階層也還存在，但畢竟與過去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這一形勢下，將這些新的買辦階層或者替買辦階層說話的人都稱為「漢奸」，未必合適。我認為，定義「漢奸」的基礎還應該是明確的戰爭狀態，在國與國之間已經關係正常化的大背景下，確認「漢奸」則需要有明確賣國證據，否則，就應該慎重。不能再像戰爭狀態和半殖民地奴役狀態下那樣，僅憑觀點和感情就給人貼上「漢奸」的標籤。
網路評選漢奸活動可以看成是左右派交鋒的一個行動。我一直盡量避免左右派提法。以「漢奸」來說，左右派都有可能出漢奸；反過來，左右派也都有可能出堅定的愛國者。因此，西曆2011年間，左右派的交鋒熱熱鬧鬧；聲稱超越左右、達成共識的活動也不少；有人甚至認為去年一年間左派終於佔了上風。我認為，這一機械的劃分並不有助於認清現實。更貼切的說法應該是，維護中國國家利益、認清本國利益與世界一體化關係的輿論佔了上風。就理論概念來說，注重國家利益的，其實屬於右派，提倡世界主義、普世價值的，其實才是左派。時下風行的左右交鋒、誰勝誰敗的結論、未來中國向左向右的猜測，常常只能讓人更加糊塗。
註：本文刊於《環球時報》，刊出時，標題改為「罵別人『漢奸』的時代已過去」，我覺得標題改得不太好，容易被誤解為「永遠過去」，但我想說，它很有可能回來。雖然當前中國還能保持和平，但戰爭的威脅始終存在。此外，《環球時報》刊出本文時也有刪節，在此貼出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