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勇在共識傳媒和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國的影響以及2014中國的走向」研討會上的發言稿，現經他本人核校同意，在共識網推薦發布，以饗讀者；會議完整記錄也將於近期上網，敬請期待！
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新的領導集團已經開始工作很久了，國內外對這一屆新班子有各種各樣的看法，看漲的以為這是中國百年來最好的班底，看衰的以為中國還將在十字路口徘徊，中國極有可能錯失十年機遇。
對於各種各樣的看法，我不準備評論，我只是希望從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角度，研讀新領導集團的「閱讀史」，從他們已有的知識背景、知識儲備，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觀察視角。
我們必須承認，這一屆領導集團是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特殊形態，甚至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也沒有見過的特殊形態，進一步說，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特殊時代，一個過渡期。
今天的中國，當然不能直接了當地說成是帝制中國的延續，中國共產黨確實給這個國家注入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就國家基本形態而言，今天的中國是「黨天下」，共產黨不僅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而且負責這個國家一切日常事務，是比帝制中國「家天下」更集權的體制，因而正像這幾年在談論「中國模式」時突然領悟的那樣，中國在經歷了向西方學習一百多年後，竟然還有那麼多「中國特色」。這些特色，無疑就是帝制中國的遺產。這種說法只是一個事實描述，並不涉及價值觀。
帝制中國歷代開國君主無一例外精明過人，智慧超群，是叢林競爭中的強者，憑實力說話。他們打江山、坐江山，理所當然，具有那個時代的合法性。他們無一例外都像秦始皇帝那樣，希望江山永固、王朝永續。因而，帝制中國歷代王朝開國之後，無一例外注意接班人的培養，想方設法為皇子，以及宗室親貴弟子提供最好教育，配備全國最好的老師，教他們知識、修養，使他們獲得遠高於民間社會的教育水準。比如我們現在知道的光緒帝，他的老師都是當時中國第一流學者，如翁同龢、孫家鼐等。對接班人的精心培養，可能是中國歷史「超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后也曾有過這樣的認識，當時創辦的或改造的幾個高級幹部子弟學校如北京景山，哈爾濱的軍工大學，以及在蘇聯的一些特別學校，都具有歷朝歷代培養接班人同樣的含義，期望以最好的教育資源培養一大批接班人，保證共產黨的江山不變色。
但是，毛澤東沒有將這個方案堅持到底，在他執政大約十年的時候，就因為其他原因放棄了這個想法。一大批正在讀書的年輕人被毛澤東號召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人都擁有這樣的人生經歷。
知青經歷當然具有很多正面意義，他們不再是生於深宮養育深宮，像章太炎罵光緒帝所說的「不辨菽麥」的「小丑」。這一代具有知青經歷的領導人對中國下層社會有著非常深刻的記憶。這是積極的一面。
底層生活的負面影響也有。這一代人離開了深宮大院，特別是像習近平這樣的家庭，又因為家長被打倒的原因下去，底層社會的負面，讓這一代人一覽無餘，使他們知道中國社會不易，也知道了中國社會的「潛規則」。因而這代領導人在個人修為上並非不可挑剔，這也是他們相互之間制衡傷害的一個弱項，他們沒有辦法像中國傳統政治家那樣「內聖外王」，更不可能像歷代帝王那樣既是政治領導者，又是道德楷模。
由於這一代領導人很小就離開了校園，離開了書本，特別是那時最盛行的價值觀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因而不論這一批年輕人多麼愛讀書，他們差不多都具有嚴重的知識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確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鑄過的世界，是意識形態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濃厚的蘇俄傾向。習近平曾不止一次說過他對蘇俄文學的閱讀、喜愛，是可信的，蘇俄文學就是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精神食糧。
中國在1960年代與蘇聯關係惡化后並沒有轉身投入西方陣營，中國在那個時代向國內所描述的世界，對這一代人世界意識的形成影響巨大。這個世界意識就是對世界充滿敵意，就是毛澤東一直告誡全黨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因而這一代人內心深處不會輕易相信西方。這一點，又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揚「悲情」，宣揚「挨打」，一直抱怨帝國主義侵略等有關。
在文革晚期，被中斷的大學招生勉強恢復，以「工農兵學員」的名義讓一批人重新回到了學校。習近平、王岐山、王滬寧、劉奇葆等都在這個時候進入大學讀書。這是他們知識背景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
毛澤東去世后，中國的大學教育很快恢復，1977、1978、1979這三個年份進入大學的這批人在中國叫做「新三屆」。新三屆個別年齡偏大的最近幾年開始陸續退休，但這個群體中的大部分，就是當今中國各領域的骨幹，也是中國現在領導層中的主流，李克強、李源潮、胡春華等就是新三屆的代表。
1980年代，是當代中國歷史上充滿活力、生機的最好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也是過去六十年中最好的。在那個時候，許多現代知識傳入中國，幾套大型叢書對西方學術的譯介深刻影響了這一代中國人，也是這一代中國人今天還能對世界抱有適度理性的一個重要背景。
1950年出生的這一代，不論是新三屆，還是其他知識背景的，有許多人在1980年代出國留學了。尤其是中國歷史上再也不會出現的「工農兵學員」這個群體，在那個充滿希望的1980年代或出國留學，或重回大學深造。不管是出國留學，還是重回大學，他們對世界，對歷史，對中國未來的看法，應該說與世界主流很接近。但是，這一部分或出國留學，或重回大學深造，都因為讀書脫離了社會實踐，因而在政治場上也就慢了一步，除極個別的例外，比如王滬寧，更多的人並沒有成為當今中國政治層面的主導力量。而習近平、王岐山等這一批在1980年代堅持沒有「回爐再造」的實踐派，緊隨改革開放的步伐，從底層打拚，付出艱辛努力，也就一步步升遷上來。我們不必過高估計家庭背景對他們仕途的影響，他們也是在過去三十年大浪淘沙沖洗出來的政治精英。他們熟知中國社會，知道中國問題在哪裡，知道知識的意義，因而這一批實踐派在1990年代差不多都到大學、黨校讀了在職碩士、博士。
這批領導人在職博士當然沒有辦法與全職研究生比，含金量當然有差異。從負面看，是「贏著通吃」，是將那些辛辛苦苦讀學位的人價值稀釋。但是如果從積極層面看，表明這部分人對自身知識貧瘠的恐懼。是好事，不是壞事。
從這批領導人知識背景看未來中國政治走向，能夠得出這樣幾個看法：
第一，這一代領導人在政治上仍然是過渡性的，他們的知識構成中還沒有現代社會所必須具備的知識儲備。因而在未來十年，除非發生意外事件，中國不會發生巨大變革，在政治上往前走很遠是不現實的。這是知識背景的制約。
第二，中國政治在這一代領導人主持下向回走的可能性絕對不存在，他們對中國社會底層的認知，對1980年代的回憶，都決定他們在與世界的交往上依然會抱持積極的態度。不會在經濟的交往上往回走，更不會重回閉關鎖國。
但是，這一代政治領導人有深厚的毛澤東情結，對毛澤東的政治藝術非常崇拜，在他們靈魂深處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毛澤東影子。這是這一代領導人獨一無二的財富、特徵。但是，隨著毛澤東漸漸從神壇上走下來，這一代對毛澤東的崇拜應該是中國歷史的絕響，不可能再影響到十年之後的時代。這一點也是可以預見的。
第三，中國內部的政治發展在未來十年會增長一些新的因素，比如隨著留學生回國越來越多，外部世界更加真實的形象會漸漸改變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當然，這也需要外部世界不斷向中國釋放善意，更加清晰地解釋自己的意圖，不要讓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藉機生事。比如，美國政府「重回亞洲」政策的宣講，就遠不如十九世紀美國的亞洲政策那樣清晰，一個「門戶開放」簡潔提法讓中國朝野增加了對美國的親近感。中國在十九世紀晚期大踏步走向世界，進行改革，與外部世界不斷持續向中國釋放善意不無關係。而今天的中國之所以在政治上裹足不前，甚至有時候感覺倒退，與中國政治領導人對外部世界真實意圖的理解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晚清中國領導人也曾懷疑過外部世界的用意，但當他們清楚明白中國的進步是共贏，對中國利多弊少，或有利無弊，因而能夠在1901年之後毫不猶豫地踏上政治改革的道路。這段歷史很值得國際學術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