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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國家最高利益決定了不同的自由民主模式（上）

作者：kylelong 於 2011-3-26 04:4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學習探討|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11評論

「茉莉花革命」席捲北非和阿拉伯地區。很多人開始都認為，這次「革命」是源於社會不公，或官逼民反。但如果從利比亞的局勢來看，與其它國家的「革命形勢」一對比，就一清二楚了。其實，就是「利益」二字。

人類社會的發展，無時不刻都與自身的利益（Interests）密切相關。百科對於「利益」的解釋是：人們通過社會關係表現出來的不同需要。由於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有多種多樣的利益。基於生產關係體系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對物質產品的佔有關係，是物質利益，也稱為經濟利益。除此之外，還有政治利益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利益等等。

在中國，20世紀的近代中國人從德國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德語：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那裡引進了「共產主義」思想，與幾千年的傳統中華文化和傳統哲學思想相結合，逐步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成功。

在西方，13到15世紀從荷蘭和英格蘭生髮出來，然後擴展到整個歐洲和美洲大陸的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基於歐美人的共同文化和哲學思想，歐美人建立了廣泛的「泛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基本上主宰著現代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在當今社會，世界上每個角落都會有人對現實不滿，從而導致社會上的革命與變革、軍事政變、反社會行為、惡性群體事件、恐怖主義事件等等，因為他們自身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世界。而上層社會的哲學家或思想家們，則試圖從意識形態出發，來分析「共產主義的無私（selfless）」與「資本主義的自私（selfish）」之間的矛盾所導致的「利益矛盾」。其實，我們還可以從國家最高利益出發，來探討「共產主義的無私」與「資本主義的自私」之間的矛盾或異同，這可能才是決定中國與西方具有不同自由民主模式的關鍵。

先看看「極端條件下」的國家最高利益。

中國的國家最高利益，當然是黨的利益，也就是共產黨的利益，因為「共產」，才有「無私」。共產黨作為一個領導核心，對整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具有決定性作用，因而共產黨的利益是絕對不能觸及或歪曲的。中國政治領導人認為：共產黨的利益實際上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說「三個代表」是國家最高利益。然而，對於西方政治領導人來講，他們卻認為：一個黨派本身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不可以成為國家最高利益。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就源於「無私」與「自私」。在中國，擁有「話語權」的公司或企業則主要是國營的，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它們的利益不可能超越共產黨的利益，因而與共產黨的利益是一致的。當然，中國也有少量私營的公司或企業，甚至外企，但「黨書記」一職也是少不了的，甚至工會也是共產黨的一部分。這表明：在中國，公司或企業的利益是服從國家最高利益的。

西方的國家最高利益，自然是財團的利益，也就是公司的利益，因為「自私」，才有「資本積累」。在西方，資本經濟控制著整個國家，甚至整個歐美大陸的商業、金融以及社會等，甚至教堂里使用的《聖經》也是有版權的，不是完全與經濟沒有關係的，因而財團的利益是絕對不能觸及或歪曲的。西方的政黨，哪一個不是整天圍繞財團的利益轉來轉去的？那麼西方的「黨派」呢？西方的黨派，實際上是西方某一個或幾個財團的利益代表，或者說是西方某一個或幾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地球人都知道：西方的某一個黨派不能統治一個國家，因而需要實行「多黨制」，通過競選議會席位，才能達到各個財團之間的利益平衡。這也更加表明：西方的黨派是不能代表國家利益的。

由此不難發現：在中國，任何個人觸及了共產黨的利益，妄想用超越國家憲法的自由民主模式來推翻共產黨，則是違法行為；在西方，任何人觸及了財團的利益，試圖用超越國家憲法的自由民主模式來扳倒財團，尤其是與總統、總理或者議會各議員密切相關的財團，也是違法行為。所以，有人說：美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公司。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暫且不說「美國」沒有自己的國土、語言、民族、文化、歷史等等基本的國家要素）。

另一方面，在中國，任何人可以組建企業/公司、瓜分企業/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這些人的言行是自由的，即使他們不是國營企業或公司，甚至是外企，只要他們不觸及共產黨的利益，這叫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暫且不論這個階段的弊端）；而如果自己組建政黨或其它團體、並與共產黨對著干，則是違法行為。在西方，任何人可以組建政黨、攻擊政黨，這些人的言行是自由的，只要他們不觸及財團的利益，這叫著「資本主義自由民主」；而如果自己組建財團或公司，並與大財團大公司對著干，搞得好的，只是在狹縫中過日子，或者慢慢被大財團大公司擠掉擠垮，搞得不好的，就可能會「導致」違法行為，甚至招來殺身之禍。反過來，有人也會說：在西方開公司很自由。是的！但關鍵是你的公司與大公司要保持「利益平衡」，不得觸及大公司的利益。在中國，也有很多小政黨、小團體，只要不觸及共產黨的利益，言行也是自由的。這兩個最高利益的不同，就是區別！

在現實社會或實際生活中，純粹的政黨利益或純粹的財團利益已經越來越少，更多的則是「政經合一」的利益連帶關係。再來看看「政經合一」模式下的國家最高利益。

在資本主義商品社會，官位可以標價、國土可以轉讓、和尚可以炒股、教會可以經商、婚姻可以買賣、感情可以計算，甚至國家可以依靠戰爭來發財，現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已經滲透到很多世俗人（包括主席級、書記級、總統級、總理級人物）的心靈深處。而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秩序不僅沒有形成，即使存在，也不可能在世界上佔主導地位。中國現階段（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秩序，說白了，也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秩序，而非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秩序。很多「異議」人士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才會抨擊說：當今的中國是「共產黨的中國」，而不是「資本主義中國」。而實際上，剛好相反。因為共產主義的核心有兩條：其一，消除剝削與壓迫，這是最大限度實現社會的公平與公正；其二，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反對平均主義，因為平均主義同樣是一種不公。當今中國社會已經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

在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生活大大提高，個人的私有財富逐步增加。在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力方面，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雖然胡溫也感慨：中國在人權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的利益已經不是那麼「純粹」了，因為「黨政合一」已經逐漸被「黨政商一體」或者「政經合一」所替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經蘊含了某種資本主義的色彩，貪污腐敗、金錢萬能、以權謀私、官商勾結等等，這些都是不正當積累私人財富的表現。所以，共產黨才開始整黨治國，極力分開「黨政商」的職權。其對於政黨的積極意義在於鞏固共產黨的統治，維護國家的最高利益；其對於政黨的消極一面則表現為：少數人過度維護「私人財富」以及過度維護「個人自由」的兩個極端，都會觸及共產黨的利益。因為少數人過度維護的「私人財富」屬於泛資本主義的範疇，導致兩級分化；少數人過度維護的「個人自由」屬於自私自利、無政府主義的行為，與國家憲法是相違背的。「貪官奸商」破壞法律，最終是逃不掉的；「民運人士」破壞憲法，最終也是躲不過的。

在西方，「二戰」之後的幾十年，西方強權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控制著世界的話語權，在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力方面，西方的標準就是世界的統一標準。在這種情況下，西方財團所制定的所有標準，就是世界統一的市場經濟秩序。當然，不排除在經過貿易談判之後，中國與西方國家達成的相互妥協。另一方面，任何「非西方國家盟友」都屬於「邪惡世界」，中國則是「邪惡世界之都」、「邪惡軸心之心」；中國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對西方「自由世界」的挑戰，都會招致無數的攻擊和謾罵。因為西方國家害怕共產黨中國的強大，害怕「共產主義」將西方人的財富都拿去「共產」了。這種「強盜」心理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

在一個西方國家內部，由於競選的結果，會導致國家利益逐漸趨於占絕大多數的中間利益階層，而不是貧富兩極階層，財團或公司的利益受到某種制約。這使得國家的最高利益逐漸趨於共產主義模式的某些情形，用一隻「還富於民」的手來掩蓋其通過控制資本來控制國家的另一隻手。其對於財團的積極意義在於維護了財團的利益平衡，鞏固了國家的穩定基礎。其對於財團的消極一面則表現為：少數人過度維護「私人財富」以及過度維護「個人自由」的兩個極端，也會觸及財團的利益。因為少數人過度維護「私人財富」會導致高賦稅，尤其是官僚資本主義橫行，進而危害國家穩定；另一方面，「劫富濟貧」是西方賦稅制度中的共產主義思想，適當減少「私人財富」的增加，也是與上帝（天主）的意旨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西方人熱衷於慈善捐款。少數人過度維護「個人自由」會導致無政府主義、壟斷行為和暴力傾向，也超越了西方的法律體系。西方的法律體系，是維護所有人的個人自由，因而大家是平等的；如果少數人過度維護「個人自由」，產生了極權思想，那就可能觸及了財團的利益。

顯然，單純的「無私」與「自私」，在現實社會中是比較少的。在中國，自私自利者大有人在，而在西方，很多宗教信徒卻有具有無私的思想。無私者，可能會面臨生存問題，自私者，又可能會遇到信仰危機。要達到某種平衡，就需要某種智慧。實際上，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在「無私」與「自私」之間徘徊，無論你是生活在哪一種社會制度之下。有人認為在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那是因為你觸及了政黨的利益，這是國家的最高利益。雖然你在西方國家可以觸及西方政黨的利益，但這個利益不是國家最高利益。如果你觸及到了西方國家的財團利益（這才是國家最高利益），那麼，你一樣也不會有言論自由。因此，把中國的共產黨與西方的某某黨相提並論，或者說把西方的財團與中國的公司企業相提並論，都是沒有可比性的，是沒有意義的，也是不明智的。可見，中西方不同的國家最高利益決定了不同的自由民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