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脫掉「長衫」就能行嗎？

孔乙己脫掉「長衫」就能行嗎？

　　1948年，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導演維托里奧·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拍出了《偷自行車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這部影史經典。影片講述了失業工人里奇在戰後的羅馬艱難謀生，終於找到了一份張貼海報的工作，但前提是必須擁有一輛自行車。但就在他上班的第一天早上，那輛賴以維生的自行車就被偷了。

　　為了保住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里奇帶著年幼的兒子布魯諾在羅馬的街頭尋找了一整天，絕望之下，他試圖偷走一輛別人的自行車，卻很不幸地被當場抓了個現行。圍觀的人群冷漠旁觀，唯有他的兒子淚流滿面。

　　我想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或許就在於它有穿越時間和空間揭示共通邏輯的能力：當社會系統無法為普通人提供基本保障和上升通道時，個體的「勤勞努力」和「道德選擇」往往只是徒勞的掙扎。努力不一定能獲得尊嚴，守法也不一定能換來生存的空間。

　　今天，當「孔乙己的長衫」成為青年一代集體困境的隱喻，我們面對的或許並非簡單的「放不下面子」，而是類似於《偷自行車的人》中的結構性困局：即便願意脫掉那件象徵身份的「長衫」，也未必真的就能夠找到一件可以遮身蔽體、溫暖體面的新衣裳。

　　一、體力勞動的隱形代價被低估

　　最近幾年，社交媒體上「大學生送外賣」「碩士當保姆」等現象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討論熱潮，輿論也常常對「放下學歷包袱、務實就業」予以肯定與鼓勵。

　　然而，這種敘事似乎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大量所謂「務實崗位」的勞動強度、保障水平以及職業前景，遠遠沒有達到支撐「體面生活」的標準。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國農民工總量接近3億人，其中從事製造業（18.3%）、建築業（14.6%）、批發和零售業（13.1%）及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12.7%）的比例合計近六成。這些行業普遍存在著工作時間長、社會保障覆蓋不足等問題。

　　以快遞行業為例，人社部聯合多部門發布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白皮書（2023）》數據顯示，一線快遞員的日均工作時長普遍超過10個小時，其中約有58.7%沒有參加工傷保險，72.1%沒有繳納住房公積金。月均收入雖然不同地區差異浮動較大，但全國平均水平大約4800元。

　　而擁有高學歷的年輕人進入這些崗位，並不會帶來明顯的收入溢價。北京大學教育學院與教育經濟研究所聯合發布的《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報告（2024）》指出，在非技術性服務業（比如快遞、家政、零售）中，本科及以上學歷從業者的月均收入僅僅比高中及以下學歷者高出約7.3%，遠低於他們在教育上投入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這意味著，學歷在這類崗位中幾乎無法轉化成經濟回報，反而成為一種「沉沒成本」。

　　體力勞動者的艱辛也時常被外界低估、甚至是浪漫化。如果說傳統「白領」的壓力大多來自於高強度的腦力勞動、複雜的人際協調以及績效焦慮，那麼所謂「脫掉長衫」後進入的體力崗位，則是一種近乎極限的身體消耗。

　　就拿便利店店員來說，表面看只是收銀理貨，實際上經常需要連續站立三四個小時，且全程都處於監控之下，連看一眼私人手機都可能會被認定是違規，只能日復一日地乾熬。

　　而那些看似臨時性、自由度較高的工作，體力負荷往往也遠超想象。我自己曾經在展會上連續三天給觀眾做產品介紹，工作時間不長，早九晚五，中間還能隨時休息，但每天結束后，都有一種非常具體的身體疲憊。記得當時為了省一點預算，我自己穿那種大型的人偶服，最多堅持個40來分鐘，整個人就會汗流浹背，後來我跟那些做兼職穿人偶服的大學生閑聊，了解到他們一天到手大概是260塊（不可能像我一樣撐不住了就能休息，但他們是很知足的），其實是遠低於品牌支付給供應商的800~1000的費用，中間的差額就是被層層外包層層截留。在那次活動結束后，我一方面是對體力勞動祛魅，另一方面則是對底層勞動者被壓榨的現實深感痛心。

　　而我的父輩，年輕的時候正趕上中國基建的黃金時代，很多都是建築業里的包工頭，小的時候目睹著他們長期輾轉於各個城市的工地，所以我太了解這個群體居無定所、不分寒暑節假日的現實生活了，衣食住行這些基本生活，可以說都是將就應付著過。更讓人感到沮喪的是，他們在40多歲以後，因為體力的衰退，收入普遍會大幅下降。真正通過這類勞動實現階層躍遷的鳳毛麟角，更多的人是在青春耗盡后，默默退出勞動力市場。

　　當社會呼籲孔乙己「脫掉長衫」時，其實是在默認體力勞動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現實是，這些崗位本身並不會因為大學生的加入，而變得更有尊嚴或更可持續。

　　二、向下擠壓導致了內卷下沉

　　如果只是將青年就業的困境歸因於「觀念問題」，其實是一種很危險的簡化。事實上，我們正在經受著深刻的經濟轉型陣痛，就業崗位的結構性錯配才是問題的核心癥結。

　　每年高校的畢業生越來越多，但網際網路行業沒有新故事、房地產開發投資連續兩年負增長、教培行業規模也在縮小，這些傳統吸納高學歷人才的行業，都在集體性收縮。

　　而諸如高端製造、人工智慧、新能源這些新興產業雖然在擴張，但對技能要求很高、崗位數量又十分有限。就拿智能智造這個領域來說，人才缺口主要集中在高級技工、系統工程師這樣的中高技能崗位，而不是普通的操作崗。與此同時，普通流水線的崗位正在持續地被自動化所替代。

　　另一方面，即便服務業能夠吸納大量的就業，但都是些低附加值、不穩定的崗，外賣、快遞、家政、網約車……他們沒有正式的勞動合同、沒有五險一金，收入波動大，抗風險能力差。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脫長衫」不是出路，而是將個體推入了更為激烈的底層競爭。當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去應聘家政工作時，她面對的不僅僅是體力上的挑戰，更是整個勞動力市場的擠壓機制。

　　老闆更樂意去雇傭年輕、腦子活、體力好的大學生，而那些原本依賴這類崗位維生的中年勞動者（尤其是40~50歲的這個群體）則會被加速淘汰掉。

　　這種「向下擠壓」（downward competition）的效應正在加劇社會整體的內卷。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李強教授在《社會學研究》中發表的《高學歷低就業與勞動力市場分層》的論文中指出：

　　高學歷者湧入低端勞動力市場，不僅未提升該市場的質量，反而壓低了工資水平，破壞了原有的生態平衡。

　　結果就是大學生沒能實現階層躍遷，底層勞動者的生存空間又進一步收窄，社會陷入「全員下沉」的惡性循環。

　　三、脫了長衫就會被視作「失敗者」

　　當然，即便個體心甘情願地放下學歷的身份，社會文化層面的職業偏見依然根深蒂固。

　　一句「讀那麼多書，最後送外賣？」足以讓無數普通家庭陷入沉默。這種隱性歧視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就是我們從未真正建立過「職業平等」的價值共識。儘管我們一直被強調「行行出狀元」，但實際的社會分層邏輯仍是以學歷和崗位聲望為核心。

　　《2024年中國職場人職業認同感調研報告》的樣本覆蓋了全國31個省，收集了超過10萬份的有效問卷，具有一定的參考性。這份報告顯示，只有23.1%的受訪者認為「體力勞動者與白領享有同等的社會尊重」；而在45歲以上群體中，這一比例下降至9.7%。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偏見並不單單來源於外部，也內化為了個體的自我否定。許多年輕人在從事底層勞動后，會主動切斷自己的社交圈、迴避同學聚會，甚至會隱瞞自己的真實職業。這種心理壓力在《中國青年研究》刊登的質性研究《「高學歷低就業」青年的身份焦慮與社會適應》中也有記錄。

　　這種文化慣性是源於長期的「學歷=身份」的綁定機制。在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中，高等教育被視為寒門階層躍遷的唯一通道。如今，當通道擁堵，社會卻沒能同步調整評價體系。於是，「脫掉長衫」的孔乙己，不僅要承受經濟上的落差，還要背負道德與情感上的羞恥感。

　　正如社會學家項飆在《把自己作為方法》這本書中所言：

　　問題不在於年輕人不肯彎腰，而在於他們彎腰之後，發現地上沒有墊子，只有碎玻璃。

　　當整個社會仍將職業分為「體面」和「不體面」，任何關於「放下身段」的勸誡，都會顯得蒼白且傲慢。

　　四、長衫之外需要有新衣

　　或許孔乙己的悲劇，從來都不是某一個人的悲劇。

　　魯迅在《孔乙己》文末寫道：「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這種模糊的表達，恰恰說明了問題的本質，在一個缺乏多元出路的社會裡，個體的掙扎最終都會被無聲湮沒。

　　2025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高質量充分就業」被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三年內培育100個以上國家級先進位造業集群，創造300萬個以上高質量崗位；實施「職業教育培優計劃」，推動500所普通本科高校嚮應用型轉型；完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試點「職業傷害保障」全覆蓋。

　　這些政策信號都指向一個共識：解決「孔乙己」的困境，需要的是系統性的重構與支持，而不是道德上的勸誡。

　　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曾提出「挑戰-應戰」模型：文明的進步不在於遭遇的挑戰本身，而在於應對挑戰的方式。今天，當「脫下長衫」成為一代人要面臨的集體挑戰，真正的應戰不是催促每個人更快地脫掉長衫，而是構建一個「脫了長衫仍有路可走」的世界。

　　那個世界，或許就如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所描述的：「一個體面的社會，不會迫使它的成員在尊嚴與生存之間做出抉擇。」——無論他選擇穿上什麼，或者脫下什麼，都不應該以犧牲自我尊嚴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