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算什麼,車尾箱放單位發花生油才算有出息

諾貝爾獎算什麼,車尾箱放單位發花生油才算有出息

　　剛剛獲得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日本科學家北川進，在新聞發布會上分享了自己的座右銘——「無用之用」。

　　按照一般中國人的觀念，得了諾貝爾獎，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單位」也跟著面上有光。拉橫幅、發喜報、搞各種研討會，都是標配動作。不過北川進所在的京都大學，這個近年來日本的「諾獎搖籃」，表現相當淡定，官網僅僅發布了北川進獲獎簡訊，連一張照片都沒有。至於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坂口志文，雖然當年在京都大學研究生院退學，但也是京都大學的正牌校友，可京都大學並未有任何提及，更不會滿校園掛「本校校友獲諾貝爾獎」的大紅橫幅，絕無「硬蹭」之舉。

　　中國人推崇「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反差感，將「天下知」視為回報，但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喜歡京都大學這種獲獎后的淡定與獲獎前的寂寞所呈現的一致感。

　　中國孩子從小就聽慣了苦難哲學，很多時候哪怕稍微想往正常人那裡靠一靠，都立馬會有老人站出來說你瞎講究，然後來一句「一看就是沒吃過苦」。他們會為所有野蠻、雞賊、計較、貪婪和走火入魔式節儉套上一層神聖外衣，那就是「我吃過苦所以我知道」。雖然絕大多數人只會在苦難中沉淪，只有極少數幸運兒能實現逆襲，但這並不妨礙苦難哲學對「苦難成就了我」的誇大。這種愚蠢思維其實有一個重要基礎，那就是在中國傳統的功利化敘事里，「有用」才是關鍵，他們粉飾苦難，是為了給苦難找到「用途」。雖然事實上苦難並沒有用，反而傷害人的心智，造成各種不可逆的傷害，但少數成功者的「逆襲」仍然會被包裝，就像傳統故事裡的窮書生中狀元又抱得美人歸那樣。

　　不僅僅是苦難，生活中的一切東西與際遇，都會以「有用」和「無用」來劃分。中國孩子從小就處於「遠離無用」的狀態：畫畫有什麼用？你以後又不當畫家；看小說有什麼用？都是胡編亂造會讓你學壞；打籃球有什麼用？有那時間你怎麼不去做題；音樂有什麼用，難道以後街頭賣唱嗎？至於玩積木玩沙子看卡通片，那更是純屬浪費時間。

　　這種功利心態不僅僅體現於學生時代，更貫穿了許多人的人生。若是一件事與陞官發財、考大學考公務員找好工作無關，就會被划入「無用」之列。

　　結果許多人就陷入無趣的悲催人生。甭管開心還是不開心，想找個樂器釋放下情緒，結果發現自己啥也不會，出門見到風景也沒法提筆來個素描，讀書讀了十幾年，課外書沒讀過幾本。由此衍生的審美缺失，更是讓許多人連裝修個房子、出門搭配個衣服都難看得要命。

　　很多人總是不明白一個道理：當你用功利心態去面對孩子眼前的教育，過分強調「有用」，你的孩子就已經失去了未來。

　　北川進研究了數十年的金屬有機框架材料，曾因「無明確用途」而遭冷遇，但正是「無用之用，方為大用」和京都大學的包容，讓他堅持到了今天。京都大學以「自由學風」為校訓，強調學習和研究的獨立自主。沒有論文數量和引用率之類的硬性指標考核，不刻意強調應用轉化等短期成果，而是堅持長效考評，鼓勵研究者以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研究周期探索基礎課題。

　　而在東京大學，據說研究人員可以十年不發表論文，但必須定期提交「失敗報告」。資料顯示，價格極其昂貴的超導磁體等設備，在東京大學可24小時預約，論文署名強制分離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也正是在這種包容機制下，梶田隆章用十幾年時間驗證中微子振蕩理論，大隅良典專註酵母細胞自噬現象二十年。真正的原始創新，無法用「工業化流水線」的模式生產，它需要的是「耐心資本」。

　　更可貴的是，不少日本媒體還潑起冷水，批評現行教育體制和科研環境，認為諾獎獲得者多半成長於當年經濟高速發展期，而科研經費的縮減、基礎教育的薄弱，會導致日本科研後繼無人。2014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多年來也一直尖銳批評東亞教育體系，稱之為「浪費時間」，認為年輕人被束縛於過分功利的應試體系中，嚴重破壞心智，也會帶來黯淡未來。相比之下，中國年輕學者普遍面臨的是「35歲焦慮」，還有整個社會對基礎科學的漠視。

　　還有不少人會自以為理性客觀，來個「凡事都要兩面看」，認同科學家要耐得住寂寞，但認為普通人不一樣。在他們看來，普通人不搞科學不搞藝術不搞文學，就應該一心想著賺錢或者往上爬。畢竟，那才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立竿見影」「短期見效」「賺快錢」，這些都是許多人的生存準則，也是評價標準。如果你二十來歲、工作幾年，人家問你做什麼，你說研究攝影或是咖啡，或者在排話劇，對方跟你客套的同時，心裡就會把你歸於「不務正業」的行列，如果你說自己已經提拔了副科正科，對方立刻肅然起敬，說你前途大大的好，是個做正經事的人。前幾年有個拿山東開涮的段子（其實不僅僅山東，全國各地都一樣），說老人家對「有出息」的定義，就是在體制內「正經單位」里上班，開個帕薩特，車尾箱有魯花牌花生油，必須得是單位發的，早早成家立業，妻子是中小學教師，生了兒子，兒子還能通過單位指標入讀重點小學或初中。

　　其實，無論是伯克利這種諾獎層出不窮的研究型大學，還是近年來成為諾獎搖籃的京都大學，都並非只有學者才有「慢」的資格，普通學生也一樣，這就是他們身處的教育氛圍。京都大學在東亞文化仍有強大根基的日本算是個例外，但伯克利在歐美世界卻屬於常態。也不僅僅是大學如此，整個社會都是如此，沒讀過大學的普通人，也可以毫無功利心地慢下來，潛心於一件事。比如沉迷於木工，不為賺錢，只為給自己的家添置一件親手做的傢具，或是堅持攝影，不為商業用途，只為給自己留下永恆記憶……

　　中國社會的功利思維有深刻的社會基因，社會評價體系極度單一化，「成功」被狹隘定義為高學歷、高收入、高社會地位，多元價值失去生存空間。

　　家庭早已成為社會功利思維的第一道傳送帶。常掛在中國家長嘴邊的「這個沒用」，意味著對「有用」的狹隘定義。在大多數家長眼中，「有用」等同於「對升學有用」、「對找工作有用」、「對賺錢有用」。繪畫、音樂、哲學思考，除非能轉化為證書、加分或直接的經濟回報，否則便是「無用之事」。也因為整個社會存在巨大的階級墜落風險，容錯空間極小，規避風險成為許多人奉行的第一原則，所以考公考編這種「主流」選擇才會被認為靠譜成熟的路子，即使是做基礎科研，也會被視為不穩定。

　　其實，所謂有用無用，本質是長期與短期之別。人們太執著於「立竿見影」，卻很少想過漫長人生里到底需要些什麼。有些「有用」的知識，僅僅有用於一時，而人文與藝術，卻是當你需要時已無法彌補的東西。也正因此，喬布斯才會說：「我願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換取和蘇格拉底相處的一個下午」。

　　最後以我一條朋友圈作結——

　　無論伯克利還是京都大學，其實都是走「無用之用，方為大用」的路子，不是為了諾獎，也不只是研究者，即使是普通學生，也在這個氛圍里成長，潛心靜氣，尊重知識，不急功近利。中國人鼓勵的是「爭」，是立竿見影，一樣東西不能馬上賺錢，不能幫助升學，不能幫助考公考編，不能滿足高樓大廈的「氣派」，立馬就被歸為「無用」。所以課外書沒有用，哲學沒有用（凡事有好有不好的極端偽辯證法是唯一例外），藝術沒有用，文化沒有用，歷史建築沒有用，城市記憶沒有用……他們活得就像豬圈裡的豬，只知道豬食有用，其他不能填飽肚子的都沒有用。如果指出他們的短視和愚昧，他們就會說「豬圈裡都是這樣的，一直都是這樣的，你如果不跟大家一樣，怎麼在豬圈裡繼續生活呢？」他們不知道，豬圈正是少數人所製造，希望的就是豬只知道填飽肚子，沒有空想其他任何事情，沒有邏輯沒有審美沒有對文明的尊重，養肥了就拎兩頭出來殺了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