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聊聊：為什麼韓國人如此熱衷「辱華」？

簡單聊聊：為什麼韓國人如此熱衷「辱華」？

　　近日，韓國女星全智賢攜新劇《暴風圈》回歸熒幕。本以為她會和涅槃重生的宋慧喬一樣，憑藉作品開啟事業新巔峰，沒想到竟然直接掀翻中國市場，敗光了自己的中國觀眾緣。

　　一方面，劇中反派角色多使用中文等內容引發中國網友強烈抵制情緒，以至於該劇的豆瓣評分跌至4.2分。

　　另一方面，劇中出現的部分台詞和畫面接連引發爭議。

　　比如她先是借劇中角色之口，公然將中國抹黑為「好戰」國家，后又移花接木地用棚戶區景象來代表中國大連，甚至特意使用暗色調濾鏡，似乎有意迎合外界對中國「落後」的刻板印象。

　　中國是個好戰國家？

　　這是中國大連？

　　更讓中國觀眾看得冒火的是，劇中場景用帶五角星的紅色地毯鋪在地上任人踩踏。

　　關於劇情爭議不斷發酵，全智賢作為主演自然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抵制聲四起。她代言的多個國際大牌都遭到了網友的集體抵制。網友湧入這些品牌評論區要求「請立刻解約」，並強調「辱華藝人不應被中國市場接納」。

　　說到這兒，可能有人會問了，為什麼韓國人這麼喜歡拿中國「說事兒」？

　　在我看來，延續幾百年的「悲催史」以及與生俱來的「地緣劣勢」，使得韓國人直到今天，依然保留著一種頗為微妙的「憂患意識」，而這種「憂患意識」不僅造就了一種獨特的「歷史悲情主義」，還催生出了一系列令我們感到匪夷所思的「怪相」。

　　所以，這種在影視作品中「刻意辱華」的小動作，本質上也是「歷史悲情主義」的產物。

　　那麼問題來了，這種「歷史悲情主義」都催生出了什麼樣的「怪相」？我查閱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

　　　　「中國印象」何時趨於負面？

　　眾所周知，古代朝鮮一直與中原王朝保持著較為緊密的關係。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高麗一直都是元朝的「駙馬之國」。明朝時期，雙方更是維持著「恩同父子、義則君臣」的密切關係。

　　但是，明清易代的現實，清軍對朝鮮的鐵血征服，以及「剃髮易服」政策的推行，使得朝鮮各階層的「中國觀」開始出現了微妙變化。

　　電影《南漢山城》中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的朝鮮仁祖李倧

　　1636年底，改元稱帝的皇太極以「朝鮮沒有派遣使者前來慶賀」為由，親率八旗大軍，發動了第二次討伐朝鮮的戰爭，史稱「丙子胡亂」。

　　八旗鐵騎一路勢如破竹，逼得朝鮮仁祖李倧狼狽逃至南漢山城避難。在苦苦支撐了四十多天後，他不得不出城投降，並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以示臣服。

　　至此，朝鮮淪為了清朝的「藩屬之國」。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李倧的繼任者孝宗李淏，還是朝鮮的臣僚以及知識精英，自始至終都瞧不起清朝這個「蠻夷宗主」。因此，儘管雙方的朝貢往來延綿不絕，但一些朝鮮知識分子不僅不認可清朝的正統地位，一些人甚至還以「中華正統」自居。

　　比如知名學者李種徽（1731—1797）曾指出：

　　朝鮮自箕子用夏變夷之後，即已成為華夏。儘管新羅和高麗一度淪為夷狄，但如同中原王朝經五胡亂華仍為中國一樣，朝鮮的東夏地位是不可撼動的。

　　李種徽著《修山集》內頁

　　在清廷推行「剃髮易服」政策后，一些朝鮮知識分子認為，「出生在清朝是一種不幸，出生在朝鮮是一種幸運」。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文化層面的「優越感」逐漸衍生出了一種獨特的「大國意識」。

　　學者尹愭（1741—1826）認為，朝鮮不僅做到了「獨保崇禎後日月」，而且「山川之秀麗，風俗之美好，殆同金甌之無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氣象，此豈非宇宙間好個大疆域耶？」

　　在今天看來，這種自大心態不僅造成了朝鮮各階層人士對清代中國的無知，同時顯著助長了他們對本國文化的「過度自尊」意識。

　　清《萬國來朝圖》中的朝鮮使團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一些朝鮮知識分子開始對高句麗和渤海國的歷史，給予了更深層次的關注與研究，同時滋生了「恢復舊疆」的願望，甚至有人提出了「北伐中國」的狂野計劃。

　　比如學者成海應（1760—1839）認為，「恢復舊疆的關鍵，在於迅速佔據遼東」。具體而言：

　　朝鮮軍隊北伐時，應該遵循水陸並進的原則。水路在山東半島登陸后直搗京津地區；陸路從遼東出發，沿山海關南下。北伐成功后，朝鮮可以擁立明朝皇室後裔為帝，朝鮮退守東藩。

　　在今天看來，這些理論屬實讓人哭笑不得。

　　成海應著《研經齋全集》內頁

　　　2

　　　　「中華文化」致使朝鮮日趨衰弱？

　　進入19世紀中葉以後，朝鮮逐漸淪為了列強蠶食的對象。面對國家慘淡的境地，越來越多的朝鮮知識精英們堅定認為，「中華文化」是導致朝鮮衰落的罪魁禍首。

　　對於甲午戰爭中清軍遭遇的一系列慘敗，朝鮮《獨立新聞》認為，清軍一敗再敗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實現文明化」。

　　與此同時，文章還言辭激烈地指出，「對於中朝兩國而言，儒學和中國古書都是有害的東西」。

　　浮世繪作品中的「平壤陷落」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也淪為了肆意抨擊的對象。比如《獨立新聞》曾發表專題文章，批評中國民眾「性格懦弱、卑賤、愚昧、骯髒，毫無為國獻身之心，即使受人賤待也漠然不知，受人蔑視也毫無怨言。」

　　朝鮮政治家俞吉濬（1856—1914）在1895年訪問日本時，從伊藤博文口中得知「有中國百姓願為日軍提供勞役」一事後，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若哉！人民之無自立之氣如是哉！

　　清國之民，自來若是，故漢人所謂四夷八蠻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國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順受而君事之，自晉魏以來至於今日也。

　　從這以後，他不僅成為了鐵桿的「親日派」，即便人到晚年也依然與日本處於遊離的「半合作狀態」。

　　朝鮮政治家俞吉濬（1856—1914）

　　甲午戰爭結束后，中國不得不承認「朝鮮獨立」。1897年十月，朝鮮高宗李熙「稱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

　　儘管朝鮮人民從未實現嚴格意義上的「獨立」，但越來越多的朝鮮知識分子們開始興緻盎然地表示，「在經過十年努力之後，大韓帝國不僅可以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還能像日本一樣擊敗中國」。

　　一些人甚至認為，「大韓帝國在擊敗中國后，不僅要將整個東北據為己有，還要要向中國索要八億元的戰爭賠款。」

　　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夕，朝鮮學者李沂居然天真的提出，「日本在全民控制東北后，可以將東北劃為三部分，東部歸日本，西部歸中國，南部歸韓國」。

　　只不過，伴隨著《日韓合併條約》的簽訂，「大韓帝國」在1910年便畫上了休止符；而朝鮮知識分子們的「中國野望」，更像是一個荒唐的笑柄。

　　《日韓合併條約》內頁

　　　3

　　　　為什麼申采浩一再惡評中國？

　　進入20世紀以後，朝鮮已然淪為了日本的傀儡。

　　面對國勢日頹的慘淡局面，一大批憂國憂民的朝鮮知識分子，嘗試以結社、輿論、集會等方式，意圖啟發民眾的自立自強精神，加強民眾的團結意識，最終實現「獨立自主」——這便是朝鮮半島史上著名的「愛國啟蒙運動」。

　　於是，歷史學成為了這些人啟發民族主義精神的重要工具。

　　其中，以申采浩、朴殷植等為代表的民主活動家們，選擇以高句麗政權為中心，重新構築了新的「朝鮮史」體系，即 「北方史觀」。

　　《大韓每日申報》編輯部

　　就拿申采浩（1880—1936）來說，他不僅喊出了「韓民族得滿洲，韓民族則強盛；他民族得滿洲，韓民族則劣退」的口號，還炮製出了「高句麗舊疆收復」論，即「將東北視為朝鮮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大肆炮製「朝鮮民族侵略中原王朝」的「光榮」歷史。在他們的筆下，古代朝鮮和高句麗都是「與古羅馬一般的大帝國」，匈奴、女真、蒙古、鮮卑、滿洲等北方民族，都是「朝鮮民族的同族」。

　　從1924年開始，申采浩開啟了《朝鮮上古史》的創作工作。從1931年開始，該書在《朝鮮日報》上陸續連載。

　　申采浩畫像

　　在申采浩的筆下，「朝鮮的開國君主」檀君成為了「征服英雄」，整個中原地區都是接受其統治的一部分，古代中國史中的帝嚳、帝堯、帝舜等人，都是檀君任命的「朝鮮五部的長官」。

　　在介紹高句麗、百濟與新羅的歷史時，《朝鮮上古史》著重強調了上述國家對中原王朝的「侵略」事迹，比如「福建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羅的殖民地，百濟一度佔領了中國的山東、浙江一帶。」

　　值得一提的是，申采浩還對傳統的「慕華思想」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判。

　　比如他在《朝鮮上古史》中指出，在高句麗、新羅、百濟並存的「三國時代」以前，「全國人心只尊自國，只愛自國，以中國為仇敵」；但從這以後，「幾乎所有的朝鮮人，都以收藏漢文書籍，學習漢文化為榮」。

　　其結果就是，「朝鮮國粹被埋沒，漢土風教奪去了韓國國魂，人民充滿奴性，國家長期陷入奴隸境地。」

　　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申采浩在大肆否定中華文化的同時，還頻繁強調「中國的古代文化源自朝鮮文化」。

　　比如他認為，「中國古代文化的許多東西都源自朝鮮文化。只是到了秦漢以後，中原王朝境內狹隘的國粹主義盛行，使得尊尚朝鮮的學說無法流傳於世」。

　　坦誠說，對於一個處於生態位劣勢的民族而言，要想重振民眾的自信心，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給他們灌輸一段「偉大的歷史」。

　　所以，以申采浩為首的朝鮮學者們，之所以肆無忌憚地「再造歷史」，本意就是想給飽受欺凌的朝鮮民眾們打一針強心劑。

　　由此可見，這些壓根就經不起推敲的「再造史」，本質上就是「在特殊時間、特殊背景下孕育出的特殊文化產物」而已。對此，我們應該給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倒也沒必要過分計較和苛責。

　　20世紀初的朝鮮民眾

　　　4

　　　　「辱華」背後的經濟建設考量

　　二戰結束后，從日本殖民枷鎖中掙脫出來的韓國，滿目瘡痍、極度貧困；接踵而來的三年朝鮮戰爭，更讓韓國社會失去了發展意志，民眾變得消極木訥、精神頹廢，以至於一度被西方媒體視為「世界上最沒有發展前途的國家」。

　　直到1961年朴正熙上台後，情況才有所改觀。

　　一方面，他提出的「經濟發展第一」「貧困是國家也無法拯救的」「要過好日子！」「只要干就一定會成功」等樸素的動員口號，迅速得到了韓國人的認同。

　　其結果就是，「新村運動」將農村的生活環境整飭一新，「過好日子運動」讓韓國民眾扔掉了懶惰和消極的生活作風，變得積極向上。

　　另一方面，與國家發展戰略相呼應，韓國的知識界與教育界也參與到了民族意識的塑造進程當中，意圖重塑一個充滿悲情、勤勞堅忍、奮起直追的「大韓民族」。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韓國的民族史學蓬勃興起。

　　其結果就是，儘管以李丙燾（1896—1989）、申奭鎬（1904—1981）等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歷史學者們依然在韓國主流學界佔據著主導地位。

　　但是，以崔棟（1896—1973）、文定昌（1899—1980）、李裕岦（1907—1986）為代表的非科班出身的「在野史學者」以及他們倡導的民族史學理論，在民間頗具影響力。

　　他們不僅對「以中國為尊」的「事大主義」展開了嚴厲批評，同時主張「大韓民族要努力脫離中華秩序」，強調大韓民族的文化獨創性。

　　在今天看來，這些觀點不僅重塑了韓國人的民族意識，還使得「韓國人既為大韓民族的智慧感到驕傲，又為自己的屈辱歷史感到悲憤」，有效激發了韓國人建設祖國的熱情。

　　伴隨著經濟發展初見成效，這些學者再度掀起了所謂「民族性」的研究熱潮，並指出「大韓民族是一個充滿悲情、勤勞堅韌的民族」，而這種民族精神，「正是在現代化道路上奮起直追的韓國所需要的」。

　　為了籌集啟動經濟發展的資金，朴正熙政府不僅與日本建交，還派兵隨美軍參加了越南戰爭。儘管韓國社會出現了強烈的屈辱和悲傷情緒，但政府巧妙地將這種負面情緒轉化為民族發展的動力。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獲得聯邦德國的貸款，韓國曾經向聯邦德國輸送過大量的勞動力從事礦工和護士等工作，以這些人的工資作為借款擔保。

　　1964年，朴正熙夫婦訪問聯邦德國時，不僅專門看望這些勞動者，還與他們一起失聲痛哭。諸如此類的故事被廣為傳頌，不僅激勵著韓國民眾崛起的意志，也為經濟的「壓縮式增長」積蓄了動力。

　　訪問西德的朴正熙

　　總而言之，朴正熙政府充分利用這種充滿了悲情色彩的民族主義理論，將之化為了發展經濟的精神動力。

　　5

　　　　「在野史學」暴論賞析

　　實際上，早在日據時期，「在野史學家」的活動就已經較為活躍。待到日本戰敗后，這些人開始深入「研究」朝鮮古代史，撰寫和出版歷史著作。

　　比如文定昌「考證」后認為，「韓國本來擁有20多萬卷史書，其中大多數是與檀君朝鮮有關的書籍，但都被日本殖民者一句銷毀了」。

　　中日兩國「毀掉」了朝鮮古代史？

　　1976年10月，文定昌聯合李裕岦等人，共同籌建了旨在「恢復國史」的「國史恢復協議會」。

　　所謂「國史恢復」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證明檀君是實際存在的人物，檀君朝鮮是實際存在過的韓國古代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在野史學家們所依據的史料，主要是《桓檀古記》和《葵園史話》等古書。不過話說回來，是否將之視作「信史」，一直都是韓國正統史學與在野史學的分水嶺。

　　原因很簡單，這些史料中關於古代朝鮮的論述帶有濃郁的神話色彩，幾乎不具備嚴格意義的採信價值。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韓國人對此深信不疑。

　　韓國繪作中的檀君

　　以最知名的《桓檀古記》為例，據說該書是由太白教教徒桂延壽於1911年編撰完成的。1949年，他將書稿交給弟子李裕岦，並囑咐他「到庚申年（1980）再將此書公諸於眾」。因此直到1979年，《桓檀古記》才正式影印出版。

　　《桓檀古記》共分為三聖記、檀君世記、北夫余記和太白逸史四大模塊。其中，「三聖記為假託新羅僧人安含老和元董仲所著」。

　　該書不僅認為「檀君朝鮮」是真實存在的，還認為在檀君之前，「存在桓國（桓因）與神市（桓雄）兩個時代」，並指出「檀君是太陽神之子桓雄與熊女結合而生，在位1500年，後來主動退位並隱居於阿斯達山做了山神，活到1908歲」。

　　於是，《桓檀古記》當中提到的「三聖朝時代」，被正式納入到了「上古朝鮮史」的範疇。與此同時，凡是提出「檀君是神話人物」的歷史學者，大概率都會被扣上「殖民史學者」的帽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野史學家們發表的觀點，變得越來越離譜。比如有人認為，「桓國」曾經統治著以天山為中心的整個歐亞大陸，隨著時間的推移：

　　一支向西遷移，先後創造了古埃及文明與古巴比倫文明；

　　一支向西南遷移，創造了古印度文明；

　　一支向東南遷移，創造了黃河文明；

　　一支向東遷移，建立了「桓雄的倍達國」；

　　一支向東北方向遷移，最後到了美洲。

　　由學者金珊湖擔任主編、出版於1994年的《大朝鮮帝國史》，更是將這一觀點推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程度。

　　在該書開頭，他就著重強調：

　　朝鮮民族發起源於帕米爾高原，遷徙經過貝加爾湖，來到不咸山，在那裡定居下來，在公元前6000年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並喚醒了紅山文明和黃河文明。

　　公元前3898年建立的倍達國，長期壓制著農耕文明的中華族，建立了大帝國。在延續了1565年之後，倍達國被檀君朝鮮取而代之。

　　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韓人東渡日本，創造了日本文明。公元前37年，卒本扶余的高朱蒙統一了北滿洲一帶，同時，高句麗的功臣逃到日本，建立了日本的最初的國家多婆羅。

　　《大朝鮮帝國史》繪本內頁

　　涉及到「中國史」的論述，更是非常炸裂：

　　鮮卑、燕、契丹、金、蒙古帝國和大清帝國，都是韓民族征服了中國之後建立的、對中國進行殖民統治的國家。

　　伏羲、少典、九黎、蚩尤等上古人物，實際上都是「韓民族的先祖。黃帝是蚩尤天皇時的官名，軒轅為反抗倍達韓國的殖民統治而發動戰爭，結果被蚩尤天皇所打敗，蚩尤天皇任命軒轅為黃帝，相當於諸侯。

　　除此之外，一些人不僅認為「三聖朝時代」是真實存在的，還認為「這些國家都曾經統治過中國大陸的全境或一部分」。

　　具體而言：

　　「大陸三韓說」認為，活躍於公元前2世紀末至4世紀馬韓、弁韓、辰韓「三國」，統治的核心區域均在中國大陸；

　　「大陸三國說」認為，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的統治核心區在中國大陸；

　　「大陸高麗說」認為，高麗和朝鮮的統治核心區在中國大陸。

　　一些韓國在野史學眼中的高句麗

　　林均澤主編的《韓國史》，更是將「地圖開疆」發揮到了極致。在該書中：

　　百濟不僅控制著整個朝鮮半島，華北大部與西藏也被納入進了版圖，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在內的長江以南的大片區域，被納入到了新羅版圖。

　　百濟以北的大片領土，均成為了高句麗的領土；至於唐朝的疆域，僅局限在雲南、四川的部分地區。

　　在描述高麗歷史時，其疆域北起遠東部分，南至雲南，是「東亞版圖最大的國家」。

　　反觀同一時期的北宋，只是個「統治著兩廣、福建、湖南等幾個省的小國」；至於契丹（遼）的位置，乾脆被直接平移到了大西北一帶。

　　林均澤眼中的高句麗與高麗，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6

　　　　尾聲

　　伴隨著國際局勢的激蕩變化，韓國民眾對於周邊大國的一舉一動變得更為敏感。原因很簡單，「韓國自古以來一直夾在大國之間，進而滋生出了較強的受害者意識」。

　　因此，儘管韓國已經成為了一個發達國家，但這種微妙的「受害者意識」絲毫沒有出現明顯減弱態勢。比如很多韓國人堅定認為，「美國、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等鄰國都沒安好心，韓國必須為此做好準備」。

　　比如他們對中國的飛速發展「充滿了疑慮和不安」，一些人甚至會擔心「崛起后的中國，是否會恢復傳統的朝貢體系、成為亞洲大陸的霸主」。

　　直到今天，韓國政局依然難言平穩

　　最後想說的是，無論是大肆修撰「野史」，還是在影視作品中大搞「小動作」，固然可以築牢民族認同感，提升民族凝聚力，舒緩民眾對「再度失去獨立性」的恐懼心理。但這種帶有悲情底色的「民族主義」思潮，終究是一把雙刃劍，絕非是長久之策。

　　更何況，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倘若再拿「我的祖宗當年有多闊」來弘揚民族自信，多少還是有點跌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