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中國留學生離世，已是今年第三個離開的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就在周末，普林斯頓大學傳來噩耗。一位中國留學生李昊然身亡。
李昊然的過往履歷，可以用光鮮亮麗來形容。
他本科就讀於清華大學，2019年畢業后，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求學。在普林斯頓大學的這幾年，他還擔任了學校的研究助理。
據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七月，李昊然已經通過博后答辯。
離世前，李昊然經歷了什麼樣的掙扎與痛苦，我們不得而知，而這已經是普林斯頓大學過去四年來，第九位離世學生。
23歲的勞倫·布萊克是普林斯頓的一名韓裔學生。他主修英語，輔修創意寫作。
今年四月，在失蹤數日後，警察發現他死於湖中。他的家人在訃告中寫道，布萊剋死於「與躁鬱症的勇敢鬥爭」，享年23歲。
勞倫·布萊克出生於2001年，曾獲得國家優秀學生獎學金和蓋茨學者獎學金。他最喜歡的作家是弗吉尼亞·伍爾夫。
而在把時間往前推，2024年2月，普林斯頓的大一新生詹姆斯在一條路口上撞車自殺，詹姆斯是知名華裔作家李翊雲的小兒子。六年前，李翊雲的大兒子同樣以決絕的方式，離開人世，年僅16歲。
詹姆斯同樣才華橫溢。他自學了好幾種語言：威爾士語、德語、羅馬尼亞語和俄語，以及他在學校學過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和日語。他的母親李翊雲曾經偶然發現，他的手機設置的是立陶宛語。
詹姆斯的朋友評價他，「非常有趣」，「在任何談話中總能說出精彩、非常有智慧的妙語」。
普林斯頓上一次引發輿論討論，是一個叫Quon Howery的韓裔學生。在油管上，Howery懊惱地控訴著自己的大學。
「我在普林斯頓已經呆了2年半了，我很確信這裡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有問題的，這就不是什麼好地方。」
「並不是因為課很難，也不是因為壓力，而是這裡的氣氛在很多不同因素的作用下，變得非常窒息且有毒 。」
「學校排名真的不重要，精神健康比任何一個名校學歷重要得多。」
原視頻因為爭議太大，已被博主刪除
無獨有偶，今年6月，另外一位普林斯頓的日裔學生在網路發表了一封《常春藤盟校輟學生致25屆畢業生的一封信》。
這位學生決定從普林斯頓退學，從博主痛苦的文字里，我們看到了他在這所精英大學的掙扎。
去年這個時候，博主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而且獲得全額獎學金。他打開錄取通知書時喜極而泣，「我覺得自己站在了世界之巔。」
但當來到普林斯頓大學后，所有的期望都發生了變化。
「我幾乎所有的課程都不及格，交不到任何朋友，學業壓力和名望壓垮了他的心理健康。我騙父母說我在普林斯頓表現很好，有很多朋友，因為他們對我寄予厚望，不想讓他們擔心我的學業和社交生活。」
「隨著我的心理健康狀況越來越糟，我甚至想過自殺，結束這一切。再加上我投入了太多時間、金錢和心思的失敗的戀情，徹底摧毀了我的心理健康。」
博主文末繼續寫道，「如果時光倒流，我會告訴自己，選擇一所真正讓我感到舒適的學校，而不是把名望和聲譽置於一切之上。」
孩子自殺身亡后，許多父母的形象都是沉默的。
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的臨床心理學家、《幫助失去親人的父母》一書的作者Richard Tedeschi說，父母常常陷入自責的巨大痛苦之中。
糾纏於家庭成員的是一個看似永無止境的問題：「為什麼？」 每個成員都責怪自己為什麼沒有發現，為什麼沒有採取更多措施來阻止自殺的發生。即使這個問題將永遠找不到答案，但悲傷與懊悔可能會如此持久、強烈和嚴重，以至於很難恢復。
知名美國私立高中——哈佛西湖中學韓裔女孩Jordan Park自殺后，2023年4月27日，女孩父親Shaun Park也選擇了自殺。他從高速公路跳下身亡，時年48歲。
老師說，Jordan Park是一個專註、富有靈感並且才華橫溢的學生。
為什麼兩個孩子要連接選擇結束生命？
今年3月，李翊雲在《紐約客》上連續發表了兩篇文章回憶與兒子相處的點點滴滴。
當六年前，她失去第一個兒子后，她在心理醫生的辦公室里，也在自己的腦海里，反覆思考著那些「怎麼回事」、「為什麼」、「理由」和「如果」等問題。
她知道，人們喜歡為自殺尋找一個簡潔的解釋和可以責怪的人，而且通常他們會責怪孩子的父母。「我始終承認，作為他們的母親，我的能力有限。我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所以我只能儘力而為。」
然而，她知道，她用體貼和關愛養育了他們，並努力為他們創造空間，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做回自己。
有一個細節是，有一天，還在讀小學的大兒子文特森說，他要穿裙子，而且是粉色裙子去學校，即使她和丈夫擔心兒子這樣做會被同學欺負和嘲笑，但他們還是尊重了兒子的決定。
2012年，李翊雲因抑鬱症而兩次自殺未遂。在回憶錄中，她思考著這兩次自殺未遂的經歷以及她對這兩次自殺的描述對孩子們的影響有多大。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否也讓他們看到了自殺是結束痛苦的一種可能性？
在文特森自殺前，文森特在加州的心理醫生曾叮囑過李翊雲，「他不是那種會吃幾片葯就打電話給所有朋友宣布自己計劃自殺的孩子，你必須做好準備，如果文森特決定自殺，那會來得非常突然，沒有人會預料到，也沒有人能阻止。」
她是如何應對大兒子離世的事實的，李翊雲這樣寫：
「文森特去世后，我經歷了痛苦難忍的日子，麻木不仁的日子，滿足的日子，憂鬱的日子，讀書寫作的日子，無法讀書寫作的日子，倒立的日子（就像瑪麗安·摩爾詩中的蝙蝠），以及正立的日子。但在所有這些不得不活下去的日子裡（用菲利普·拉金的話來說，「除了日子，我們還能活在哪裡？」），我始終懷念著那個念頭：在我的餘生中，每一天，我都會想著文森特。」
在第二次失去孩子后，李翊雲依舊堅持讀書、寫作，保持睡眠、補充水分、每天鍛煉。
「任何能防止焦慮或胡思亂想的事情都對心靈有益。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徹底的接受。孩子的死會重新調整時間和空間。」
「如果我的餘生將在深淵中度過，那麼深淵就是我的棲息地。一個人不應該浪費精力去對抗自己的棲息地。」
年輕的生命為什麼選擇離開？
背後原因是不同且複雜的，把它歸咎於任何個體，都是片面、不負責任的。
人類學家項飆曾用「蜂鳥」比喻當代東亞社會的一種懸浮狀態。蜂鳥，意味著人類永世永生的疲倦和勤勞。每個身處其中的個體，必須以極高的頻率振動翅膀，才能勉強懸停在空中。既無法前進，也無法紮根。
哲學家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進一步寫道，在功績社會中，「人類變得過度活躍，以歇斯底里的狀態投入工作和生產。……每個人身處自己的勞動營里，其特殊之處在於，一個人同時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類以這種方式進行自我剝削」。
然而，這種自我剝削帶來的糟糕結果是綿綿不絕的焦慮、恐懼、不安全感以及幸福感知能力的逐步喪失，甚至很多東亞人會有休息的羞恥感及不配得感。
在一檔播客節目里，有這樣一則故事：當全家人其樂融融的時候，父親突然臉色緊繃：不對，我們怎麼可以這麼開心？
回溯李翊雲的成長經歷，這是一個典型的讓人窒息的東亞家庭。
李翊雲的父親是一名核物理學家，母親是一名老師，她把自己的母親形容為，「家庭暴君，她的冷酷無情和她的脆弱一樣難以預測。」
「很早之前，雖然還無法將其訴諸於言語，我就知道：母親才是這個家中唯一的孩子，比起母親的憤怒，我更害怕母親的眼淚，巨嬰式的母親，需索無度，她的佔有慾和控制欲失控得幾近病態，家中每個人因此都不得安寧。」
而父親的角色長久以來是沉默的，有一回他向女兒坦言，「他在他的婚姻里不曾感到過一日安寧，他後悔他從沒想過要在母親面前保護我和妹妹。」
即使後來逃離了母親，來到美國，但原生家庭給她的陰影並未就此消散。相反，代際創傷在這個家庭就如同毒素一般傳承下來。
當然，大多數東亞家庭並不如同這般極端，但從一個個喪失的生命里，從一起起悲劇中，作為父母，我們在拚命追逐成績、名校錄取時，我們是否還記得孩子上一次開懷大笑是什麼時候？
在另外一個帖子里，一個高中生來到北歐讀書後，她一邊被北歐的鬆弛一次次驚嘆，一邊寫道，「東亞小孩太讓人心疼了。」
「你可以出門hiking幾分鐘后，在一處幽靜且風景優美的湖區游個泳然後再上岸躺在草坪上和朋友們聊天，玩吉他，一起唱歌，織毛衣或者只是躺著，曬太陽，感受風，一切都是那麼自然，不用刻意為之，也不用很用力，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然發生。樂器、繪畫、手工、運動、在我的記憶中，是失去的童年，是用休息天和小夥伴一起玩耍的時光換來的日復一日的補習班，不停的練習.......
你要問我的樂趣？好像記憶中並沒有，只剩下彈錯音符而被老師呵斥的羞恥感，還有就算在休息天也要7點起床，被媽媽催促不能睡懶覺的疲憊......我們或許自己都沒意識到，那個從小就被大人push的小孩，長大后自己也沒放過自己。」
而長大后那個沒有放過自己的小孩，是李昊然，是勞倫·布萊克，也是一個個活在焦慮中，不幸福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