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校長,決定為一位中國女孩打抱不平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牆上排列了23張肖像,22張是男性照片,林徽因是唯一的女性,像印象中那樣短髮齊耳。這是1924年的大學入學照,她才20歲。
23張肖像,包括了1918年到1941年間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所有中國學生,被展示在2022年一個展覽上。
這群年輕人畢業后,將所學帶回當時動蕩不安的中國,影響中國建築教育、建築設計甚至城市發展至今。
展覽開幕那天,賓大設計學院院長弗雷德里克·斯坦納來巡場,他注意到,那位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沒有獲得建築學學位的人——
照片下方標註人物的在校年份和所獲學位,林徽因的照片下方寫著:
B.F.A.——Bachelor of Fine Arts,藝術學學士。原因很簡單,1920年代的建築系不招女學生。
斯坦納不是第一次聽說林徽因。早在2005年,他在清華大學教書,就被一次又一次介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
2016年,他初到賓大擔任院長,第一次了解到林徽因獲得的只是藝術學位。三年後,他又在上海參加了一場關於梁林夫婦的展覽,「展覽只是將他們當作一對夫婦呈現」。
以前,他並沒有為林徽因打抱不平。這一次有點不同,當那張唯一的女性的照片,和22位男性同行陳列在一起時,某種視覺衝擊、現實感突然襲來。「我再一次意識到她不僅是裡面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沒獲得建築學學位的人。
不知為何,這讓我更加在意這件事了,也更清楚地意識到問題的存在。」2024年6月的一天,斯坦納對南方周末回憶。
「我們必須改變這件事。」他對身邊兩位策展人說。
「林非常特別」
「在那個時期,沒有其他女性能達到她這樣的程度,連接近都沒有。」
「不對的事情就應該修正,如此而已。」在費城,斯坦納說起這件事始終輕描淡寫。
但這樣「修正錯誤」其實很罕見,賓大上一次補授逝者學位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斯坦納所能依循的,是二十多年前的案例模板。
一些人共同完成了這次修正。檔案館的威廉·惠特克已經在賓大設計學院工作了三十餘年,對所有材料如數家珍。他負責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論證。惠特克在最熟悉的故紙堆里接受採訪,他說追授林徽因建築學學位的一個基本依據是——她基本完成了要求的所有課程,只有少數例外,並且,她完成得很好。要證明這點,需要做大量瑣碎龐雜的論證工作。
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林中傑做了更多二手文獻的搜集。另一位主要貢獻者是黃振翔。他是發現林徽因住處的人,也在浩如煙海的檔案中發現過一些珍貴的資料。他撰寫的文章,成為斯坦納向學校提交的38頁文檔的一部分。
所有文書材料中,最吸引斯坦納的,是近十封為爭取讓林徽因入讀建築系的信箋。
「那些信讓我再次確信她有多想成為一名建築師。」這一點,對一個彌補遺憾的故事來說殊為重要,斯坦納因此確信自己不是一廂情願,而是完成林徽因本人的強烈願望。
黃振翔的一篇文章中,詳細梳理了當年林徽因的主動爭取。
1923年,林徽因已知曉賓大建築系不收女學生。那年11月1日,中國婦女出國留學委員會秘書麥米倫夫人,去信賓大藝術學院院長賴爾德,推薦林用兩年時間以特別學生身份攻讀建築。12月5日,賴爾德回函。他解釋建築系不收女生的規定是校董訂立,他無能為力,並建議報考收女學生的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或康奈爾大學建築系。賴爾德還建議林仔細考慮攻讀四年制的藝術學位。他說,藝術學位的必修課包括建築科目,林還可以再選修其他建築科目。
林徽因沒有放棄。1924年3月4日,麥米倫夫人再次來信,強調林徽因在賓大修讀建築的心愿。信中附了一份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學求學履歷(分別在中國和英國,包括英語、法語、數學、科學、歷史等科目),希望賓大破格錄取。麥米倫夫人說林考慮過攻讀藝術學位的提議,但覺得這無法讓她修讀足夠的建築科目。林徽因甚至提出,可以不拿建築學學位來修讀所有科目,請求給予特別旁聽生的資格。
麥米倫夫人也曾提醒林徽因,就算如願,她可能面對一個困境:一個女生孤單地在教室里與一大群男生日夜相處。但林徽因仍然堅持。
賴爾德又拒絕了幾次,他依然保留攻讀藝術學位的建議,並暗示,在滿足藝術學位的要求下,她可以隨意或超額選修建築課——除了建築30-41及47-48的施工學科,校董們不準女生選修建築施工。
這或許是那個年代的禁忌。「例如,女性到工地工作、監督工人、指揮男性工作,這在文化上不太被接受,或者社會規範認為女性不適合爬上梯子的工作。」惠特克推測,但並沒有任何官方文件解釋原因。
林徽因看起來妥協了。1924年秋天,她入讀賓大美術系,同時旁聽或選修建築專業課程。
之後的求學更體現了她的堅韌。建築系學生要完成72學分,林徽因完成了其中的61分。缺少的11分里,除了賴爾德提及的一系列施工課,還有一門課拒絕女生——素描,可能要畫男性裸體。
過去的成績單上,課程的縮寫、評分,都和今日有所出入。因此,惠特克的工作之一是仔細研究當時學位授予的要求、課程的命名、計分方式,「用今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來展現林在1924年至1927年間所取得的成績」。
他這樣講述自己的工作:查看成績單,了解她在哪個學期完成了哪些課程。理解這些內容,並將其與當時建築學學士學位的課程要求作對比。再將她所修課程與其他同時期的建築系學生比較——比如梁思成的。
成績單顯示,林徽因在賓大修讀了大約二十門建築課程,七優九良。相比之下,梁思成所修的三十門建築課程,成績為十優十五良。從優良率看,兩人的成績不相上下。
惠特克還發現了其他對學習建築感興趣的女生,她們也選修了一些建築課程,但修的學分遠遠少於林徽因,「可能只修了四門設計類課程,或是一些繪圖課和歷史課」。「林在1920年代非常特別,她幾乎選修了當時女性能夠修讀的所有課。在那個時期,沒有其他女性能達到她這樣的程度,連接近都沒有。」
至於那些施工課,雖然沒修學分,但從後來她寫給學院的信件看,應該也旁聽了大部分。
林徽因平均每學期拿18學分,是藝術本科生的兩倍,也高於建築本科生的平均13學分。在學院的批准下,她還從大一跳級至大三,用兩年半就完成了所有學業。
黃振翔驚嘆於林徽因的活力和精力,不到三年裡,她做了太多事。「老實說,如果我有這樣一個學生,我會要求她放慢速度,這對健康不好。」
接觸到的材料越多,斯坦納就越被打動。
從林徽因的後人處,他第一次得知,她在賓大的最後一年,遭遇父親去世的變故。與大多數男學生獲得全額獎學金不同,林徽因當時只有半獎,另一半由父親承擔。在她面對經濟重壓,一度考慮放棄學業時,賓大為她提供了助教工作,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她的經濟壓力。「賓大雖然沒給林徽因她想要且應得的建築學學位,但在財務上幫助了她。」
斯坦納還知道了,她的墓碑上刻的不是文學家、詩人,而是「建築師林徽因墓」。
麥米倫夫人信中所附林徽因的高中求學履歷。(黃振翔/圖)
她不是唯一
要是她們入學能晚上8年,境遇則大有不同。
這項工作因林徽因而起,但檔案館館長惠特克漸漸萌發了更大的企圖心。「她不是唯一,而是一群女人中的一個,1920年代,那些用盡方法想要追求建築夢想的女人。」
除了確保所有信息準確、清晰,他還希望通過這個故事,人們可以退後一步,看到一個更廣闊的圖景。
「那群女人」中,有些人只待了一段時間或一年,然後決定去其他接收女學生的學校,比如離費城不遠的康奈爾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後來成為建築師。有些女性選修了設計課程和其他課程后,成為室內設計師,留在建築相關領域。還有一些人,後來在考古或其他領域也成為重要人物。
林徽因不是同期唯一想學建築的賓大女生,她有一位同學叫貝蒂·本迪納,從成績單看,兩人在同一時間修了一些相同的建築課程。
要是她們入學能晚上8年,境遇則大有不同。一位名為貝蒂·伯恩海默的女生在1932年入學,和林徽因一樣,攻讀藝術學位。到了1934年,學院決定女生終於可以獲得建築學學位了,伯恩海默開始修讀那些曾經不被允許的課程,並在1936年獲得建築學學位。
伯恩海默在後來的口述中回憶,那些設計課程,女生雖然可以和男生在一間教室上課,但會被要求坐在一個離地三米多高的夾層聽課,而不是同在一個空間,因為她們的存在被認為會分散男生的注意力。她還提到,禁修素描課,的確是因為有男性模特。
惠特克還敘述過一個細節,伯恩海默在申請求學時,將自己的名字貝蒂特意簡寫成了B,以模糊性別,從而減少因為女性身份而更難被錄取的可能。
故事不再只關乎林徽因一個人,也關乎她身處的那個100年前的世界。這意味著擴大研究範圍,但惠特克,這個歷史學者樂在其中。
1936年6月10日的畢業典禮,賓大第一次向女學生頒發建築學學位,除了伯恩海默,還有一位叫哈琳娜·萊什琴斯卡。
1937年,賓大又向在1925年、1929年、1935年畢業的三位女學生補發了建築學學位。她們分別是喬治亞娜·伊特曼、多麗絲·德比夏、哈娜·羅奇。伊特曼後來成為費城城市建設部歷史上第一位女主任。
1943年,克莉絲汀·法林格成為賓大建築系第一位女碩士。
那是一個女性在黑暗中一點一點掘進的世界。在那個世界里,林徽因,這個年僅二十歲的中國女孩,遠渡重洋而來,也在黑暗中舉起一支火把。
現任賓大建築系主任,也是該系歷史上第一位華人女性系主任胡如珊,曾被那些女孩舉著的火把照亮。
2022年,還在同濟大學任教的胡如珊收到賓大拋來的橄欖枝。她最初是糾結的。她已經在上海待了20年,喜歡上海的生活。家人大多也都在上海。到美國,要租房,要開車,家裡也不再會有一台很大的鋼琴——而她熱愛音樂。
決定接下offer的一個因素,是林徽因。在洽談過程中,她就聽說了補授學位計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妙的契機。」她想見證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胡如珊1968年在中國台灣高雄市出生,12歲隨家人移民美國,在加州伯克利大學獲得建築學學位。1980年代的美國大學,女生早已可以入讀建築系。那時的胡如珊還不知道林徽因,但已被建築家朱莉亞·摩根的故事鼓舞。摩根為加州設計了超過700座建築,19世紀末在伯克利讀工程學,在數學、科學相關的課堂上,她常常是唯一的女性。
林徽因的名字,胡如珊是去普林斯頓大學讀碩士后聽到的。在一門關於中國園林的研討課上,她讀到了費慰梅寫的林徽因梁思成傳記,當即覺得,「簡直就是中國的朱莉亞·摩根呀」。
胡如珊自己,也是這個曲折漫長的時代變遷敘事中的一環。她曾在一段訪談中說,「大多數人會通過封面來評判一本書的好壞,也許很多人,尤其是在項目會議上第一次見到我的業主和顧問,一開始不會像對待同年齡、同經驗的男性建築師一樣尊重我。因此我需要更努力、更好地工作,讓我的作品,而不是我的性別、膚色或面孔來說話。」
林徽因的故事,那個被優秀的另一半遮蔽的故事,在她的現實生活中也發生過。
1998年,胡如珊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接下來的五年裡,另外兩個孩子陸續出生。同為建築師的丈夫,事業正處於上升期,在世界各地出差,她在家照顧孩子吃穿,陷入一種重複瑣碎的、全職媽媽專屬的家庭生活。
最痛苦的回憶是普林斯頓的冬天。那時沒有保姆照顧孩子,胡如珊要出門,需要一個孩子一個孩子抱出門,走過街道,將孩子放到車內,綁好安全帶,然後開始剷除積雪。普林斯頓的大雪常常可以淹沒輪胎,鏟完積雪,才能發動汽車。
不僅是體力透支,還有精神上的匱乏。「整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沒有大人的交流,沒有任何其他的滋潤,也沒有時間看書、聽音樂。」看到身邊的高中同學、大學同學越來越有成就,她時常拷問自己,「我到底在幹什麼?」
但那時,她和丈夫也沒有太多關於困境的討論。「只是因為那時他負責的項目更重要,而且他的職位也比我高,而且孩子是我在生,所以我覺得自然而然。連誰應該待在家裡,也從來沒討論過,因為我覺得這不需要討論。」
孩子逐漸長大,她才開始回到事業里,回到她口中那個「多元、豐富、需要想象力」的建築世界。
如胡如珊所願,到賓大后,她參與了林徽因學位補授儀式策劃。儀式次日的研討會上,她站在講台上,朗讀了一首林徽因的詩《除夕看花》:
月色已凍住,指著各處山頭,河水更零亂/關心的是馬蹄平原上辛苦,無響在刻畫/除夕的花已不是花,僅一句言語梗在這裡/抖戰著千萬人的憂患,每個心頭上牽掛。
「她很好地捕捉了世界的複雜和混亂。」這首詩是林徽因1939年在昆明躲避戰火時所寫,在胡如珊看來,寫出了歡愉與痛苦可以在歡慶的夜晚並存,這樣的情緒在如今依然能引發共鳴。更重要的是,她覺得,這首詩說明,女性的詩可以既細膩,又觸達宏大的遠方,這無關性別。
就像她一直對自己所期待的,當別人提起她的作品,或談論她的建築風格時,不是考慮到她是女性,而是「一位建築師」。
威廉·惠特克在賓大設計學院檔案館。(湯禹成/圖)
一個美國人
父親和他說,中國是我們的朋友和盟友。
學位補授儀式結束那晚,胡如珊回到住處。房東正好在家,她是普林斯頓大學建築系招收的第一屆女學生,在場的還有好幾位建築領域人士。胡如珊興緻勃勃,講起自己一整天激動的經歷,卻發現,這些業內人士沒聽說過林徽因的名字。
林徽因在美國並非名人,哪怕在賓大建築系,大部分人也不知道她是誰。每一次,胡如珊總要再介紹一次,並且講述為什麼這件事重要。
這或許能解釋,在第二天的研討會上說到斯坦納時,胡如珊為什麼突然哽咽。
「我突然想到這麼一個美國人——你知道美國人多天真,多半的美國人是不會去管其他事的,尤其是其他文化。我想,斯坦納這麼一個美國人,竟然會為一個他不認識的人,而且老實說跟他沒什麼直接關係的國家跟民族,去做這件事。很神奇。」2024年7月,在上海,胡如珊回憶說,「做這件事,斯坦納不會得到任何回報,但他依然花兩年時間去做。我很感動。」
胡如珊記得,面試系主任職位時,她直接地問斯坦納:「現在中美關係這樣,你不覺得讓一個中國人來領導這個系有點危險嗎?」對方具體的回答她記不清了,「反正給我的感覺是,他連想都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斯坦納,補授學位這件事或許不會實現。這樣一個美國人,為什麼執意要還一位中國女孩公道?
「我欽佩她,作為一個年輕女性,勇敢堅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標,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我認為這超越了國籍。」斯坦納說,「如果我發現她來自阿根廷或波蘭,這不會有什麼區別……她是中國人這件事有趣的地方在於,一群男性同樣來自中國,但她的經歷和待遇卻大相徑庭。」
他停頓了一會兒,想了想,補充道,「不過,她是中國人這件事,可能也導致了我在這件事上更為投入」。
斯坦納的父親是二戰時的美國飛行員,在太平洋地區作戰。在他的記憶里,父親應該沒到過中國,但或許曾駕著飛機在中國上空投送救援物資。父親會和他說,中國是我們的朋友和盟友。
他母親的阿姨,一位學者,1930年代曾到中國出差,從遙遠的東方寄來漂亮的明信片。還有他的大學同學,曾是1970年代「乒乓外交」的一員,回國后,那位同學幾乎成了校園名人。僅此而已。
很多年後,斯坦納本人和中國有了直接的聯繫。2005年,還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工作的他,到清華大學任教,幫助清華大學建立風景園林專業。任教3年,他在北京和得州兩邊飛,多年之後,他對北京印象最深的細節是,滿街可見的美國汽車:「路上有好多別克,比我在美國看到的還多。」
那是北京奧運會前夕,一切生機勃勃。話匣子打開了,他很難抑制他對中國的喜歡,「我喜歡北京,喜歡上海,喜歡香港,難以抗拒蘇州……」他羅列出很多城市的名字,但最喜歡的還是南京,南京讓他想起同為舊都的費城,滿街也都是梧桐。現在他還常常到中國出差,在費城採訪這天,他剛回來不久。
還有賓大設計學院本身,如今有一半學生來自中國。這些與中國星星點點的聯結,在無形中讓他和林徽因的故事更緊密了。
這也是故事的奇妙之處。斯坦納的發心只是源於一場展覽的一幅肖像,只是百年前一個中國女孩的堅定打動了他,但這個故事卻偶然地提供了一個美好的樣本,就像建築史學家、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合作研究員張琴所述:在一個分裂、衝突的時代,這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努力,讓人看到融合和互相理解是有可能的。
或許還有對女性處境的理解。1970年代初,斯坦納在辛辛那提大學讀設計,他發現,隔壁的建築系,全班只有一個女生,而設計系女生要多得多。「建築系是一個六年的項目,整個六年裡都只有一個女生。」但那時,他並不覺得「這錯了」,只是覺得「很奇怪」。到賓大繼續求學后,他發現了同樣的現象,他在園林學專業,至少有一半同學是女生,而建築專業的女生很少很少。
後來的日子裡,他遇到越來越多女學生、女同事,她們偶爾會講述自己在建築行業遇到的挑戰,那些被勸退、不被鼓勵的經歷。他才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這件事不僅僅是奇怪,也是錯誤。
「這是你第一次站出來為女性說話嗎?」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招聘了很多女性,也在她們的學術生涯中提供幫助。所以,這不是我第一次為女性說話,但一定是最戲劇性的一次。」
賓夕法尼亞大學設計學院院長斯坦納。(湯禹成/圖)
最後一環
寫下這封信時,她在想些什麼。
2023年盛夏,建築師童明和張琴陪伴林徽因的外孫女於葵來到費城。他們在院長辦公室見面。斯坦納坐在長桌遠端,窗外,碧綠的梧桐在陽光下搖曳。
會議進行到某一刻,斯坦納突然打開一個黃色信封,小心翼翼地取出三份文件。於葵的眼神先是探尋和困惑,隨著斯坦納介紹——「這些是林的學位證書、校長的簽名信,以及背景介紹」,於葵拿起眼鏡,開始仔細端詳,尤其是學位證,眼神中閃現驚喜的亮光,嘴角也上揚。然後,她禮貌而靦腆地望向院長,問:「我可以拍張照嗎?」
在場的人都有些意外。童明和張琴負責對接林徽因後人,會定期獲知進展,而於葵並不了解前期工作,突然看到學位證,「有種不知一切如何發生的恍惚感」。張琴對南方周末回憶起那一天。
補授給林徽因的建築學學位證書。(賓大設計學院/圖)
學位授予儀式本可以安排在2023年11月的秋季畢業典禮上,但11月的畢業典禮不如5月盛大,2024年又恰好是林徽因120周年誕辰,以及她入學100周年,於是,他們決定,到2024年夏天,完成這個故事的最後一環。
關於儀式的細節也討論過很多。他們既希望完成學位補授儀式,但也不希望顯得喧賓奪主。最後,畢業典禮上不安排林徽因後人和其他中國學者發言,只保留了學位授予儀式以及院長的一段演講。
斯坦納希望那是一個有故事弧線的演講,要體現林徽因想學習建築並成為建築師的意願,要講述她付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績。他們也討論遣詞造句,想象著如何能把故事更精確地傳達出去。
這段演講打動了很多人。2024年5月18日,在賓大設計學院的畢業典禮上,斯坦納身穿紅色博士服,戴著博士帽,帽檐下,露出斑白、微卷的頭髮。他緩緩講述,「當林確認建築系不招女學生后,她全身心投入到攻讀藝術學位中,並且修讀了所有她可以參加的建築系課程,她表現優異,以至於當時的系主任克雷特聘任她當助教。」
斯坦納說,自己的言語不足以給林徽因的成就公正的評價,不足以講述她對自己祖國和世界建築行業持久的影響,最後他選擇了林徽因的一段自述。那是1936年,中國一條新法律規定,所有建築師必須要註冊在案,林徽因寫信給賓大,要求開具一份她完成建築課程的證明和推薦。信中,她講述了自己從賓大畢業后在建築領域的作為:「回國后,我和丈夫一同從事建築工作,並且教授建築設計,我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在這裡,我的丈夫,同時也是賓大畢業生,是法式部主任。我們去內陸考察、測繪,進行比較研究等等,發現了很多重要的早期建築,我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在研究所的報告中,也經常發給我們的母校,另外也有一些專著和書籍。」
那年她32歲,有了一對兒女,與丈夫合作設計了好幾所大學的校舍,也發表了頗有影響力的研究文章。不會再有人確切地知道寫下這封信時,她在想些什麼。可能是委屈,是不甘,又或許是驕傲,是平靜。但無論如何,多年以後,在斯坦納念出這封信的那一刻,林徽因不是一位作家、詩人、文學家,而是一個全然的建築師。就像斯坦納身後屏幕上的照片一樣,建築師林徽因側身坐在一座佛像前,神情專註,執筆記錄著什麼。
演講即將進入尾聲。斯坦納放慢語速:「有句老話說,每個偉大的男人背後都有個偉大的女人。我們中的一部分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曾聽說過這句話。它以一種不完美的方式,認可了婦女在養育孩子、支持男性伴侶的過程中所付出的無償勞動。
「林和梁都是偉大的建築學家。今天……」他突然哽咽了一下,然後繼續,「今天,林不再站在梁的身後。」
一個月後,斯坦納回憶起他說到那句話的情形,他抬頭看向台下,於葵正準備走上台,身後是林徽因的十多位後人。那一刻,「這個在遙遠歷史中的故事,突然變得那麼具體和可感,我意識到我所做的這件事不會是徒勞無功的」。
2024年5月,補授林徽因建築學學位儀式現場,林徽因外孫女於葵從斯坦納手中接過外祖母的建築學學位證書。(賓大設計學院/圖)
「我中頭獎了」
「你知道嗎?林徽因是個straight arrow(直言不諱)。」
賓大西面,位於雲杉街3920號的林徽因故居,如今是一家名為「我們自己的房子」的書店。
店主黛比·桑福德說,來訪的人有許多是不會說英語的中國老人,他們通常在門口猶猶豫豫地探頭,不確定這是不是他們意欲拜訪之處。黛比總會走向門前,簡單問上一句:「Lin Huiyin?」那些老人會露出笑容,神情變得明亮,說「Yes!Yes!」
林徽因其實只在第一年住這裡。1971年,黛比租下了這棟老房子,開了書店。賣的大多是二手書,層層疊疊,堆滿書架、地板、樓道,顧客時常需要側身穿過。
大約在2005年,一位賓大學者在舊檔案里發現了林徽因當年的住址,前來拜訪。幾天後,黛比和來書店的中國學生交流,才知道林徽因在中國很有名。
黛比展示了一篇文獻資料——是那位學者所寫。文獻顯示,當年,此處是一個私人住宅,為學生提供住宿,可以容納11人,單人間5美元/周,雙人間10美元/周,包三餐的話則再加8美元。大約一年後,林徽因搬到了林地大道3707號,直到畢業。
那位學者也在文章中展現了一位想法獨特的女性。《費城公眾紀事報》1925年10月18日對林徽因的專訪提到,在整個費城,她最喜歡的地方,不是綠草如茵的公園,不是什麼摩登劇院,而是住所附近一個普普通通的墓園。「城市的喧囂、雜訊和熙熙攘攘令我無比疲憊……是的!如果我去費爾芒特公園,我會見到樹木和草地,但那裡總有一大群人。我想我必須在墳墓中坐下來。」
黛比說的那位學者就是黃振翔。他當時還是助理教授,剛剛對第一批建築專業的中國留學生產生了研究興趣。
從1918年到1951年,近四十名中國學生到賓大學習建築。黃振翔說,這34年中,賓大藝術學院共有三位院長,他們任內的資料堆積了將近兩百立方英尺,包括課程資料、院務報告、會議記錄、書信、入學申請書、註冊登記表。
他埋首在故紙堆里,此後每隔幾年,他會出現在黛比的小書店,有時說,「我的論文發表啦」,有時會說,「央視要來拍紀錄片啦」。
20年來,他時常去查閱這些「寶藏一般」的資料。林徽因的形象由此越來越立體。採訪的某一刻,他突然聊起林徽因的個性。
「林徽因給別人寫信,都是用很平視的口吻,不像梁思成寫的信,有很多多餘的客氣話。」
「你知道嗎?林徽因是個straight arrow(直言不諱)。她基本上想什麼說什麼,她講話你插不上話的。性格也比較急,impatient(沒有耐心)。」
他也清楚關於林徽因的研究存在許多紕漏。電話那頭,他熱切地想澄清各種報道、研究中的錯誤,哪怕是一些微小的細節。比如,「一些報道會說,林徽因有兩門課不能上,但應該是兩個系列的課程。」又比如,「林徽因不是僅僅當過助教,assistant,也當過instructor,指導教師。這更說明她的厲害。」
得知賓大要為林徽因補授學位時,他的第一反應是高興,第二反應則是,這件事早在1937年就該做了——那一年,賓大為三位女學生補授建築學學位,林徽因不在其中。
沒有人確定為什麼她被遺忘了。大多數人說,或許和她當時遠在中國有關。
2024年4月17日下午,黃振翔又來到了檔案館。他要為一篇新文章查閱林徽因的資料,需要翻找1936年L姓學生的資料——距離林徽因畢業已經過去了9年,L姓學生的文件很多,都被放在一個黃色的檔案袋裡。不知翻到第幾份時,他看到一封中國大使館在當年3月給賓大藝術學院的回信。往下翻,是藝術學院院長早幾天引薦林徽因的信。再往下,是更早些時候中國大使館的詢問來函,和一封院長寫給林徽因的信。最後,是林徽因1月時寫給院長的信,信中,她請求學位認證。
「我中頭獎了。」他興奮地出門找資料室老師,拿著那封林徽因親手打出來的信,分享了這個新發現。
那是午後2:55。黃振翔清楚地記得時間——他拍下了信件的照片,發給了斯坦納和惠特克。
一個多月後,林徽因對自己建築成就的自述,經斯坦納之口,說給了100年後的世界聽。
南方周末實習生許躍對本文亦有貢獻。感謝黃振翔、弗雷德里克·斯坦納、威廉·惠特克、麥克·格蘭特、胡如珊、張琴、黛比·桑福德等受訪對象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