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通報無主語、無愧疚、無責任 誰為悲劇負責？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河南方城縣學校火災事故情況通報已經出來了。全文談了學校基本狀況、善後救治等等，但除了「事故造成13人遇難」一筆帶過之外，隻字未提這些孩子的狀況，乍一看甚至不清楚遇難者都是年僅9歲的孩子，更未談及最關鍵的起火原因。
當地已經封鎖消息，按媒體評論人張豐（他本身也是河南人）的看法，「這時候通報就是最後的、唯一的信息通道了，代表著一個地方的誠意」，然而他失望地看到，這份通報「無主語、無愧疚、無責任」。
他敏銳地意識到，整篇通報都缺乏主語，「一個句子要有主語，意味著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一種『責任意識』」，「關於事故責任人，巧妙地使用了一個被動句……」（「涉事學校7名相關責任人員已被依法控制」）：
這樣的文風極其冷靜客觀，沒有任何一絲「主觀」或者情感的東西。同時它也意味著，在13個孩子遇難死去后，河南沒有一個成年人「站出來」。
如果你使用第一人稱單數寫文章，你馬上會謹慎起來，因為所有的意思都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使用「我們」，則是訴諸抽象的集體，雖然正義凜然，但自己的責任也就少了幾分。
這可並不只是咬文嚼字——或者應該說，這份通告才是咬文嚼字寫成的。確實如他一針見血指出的，「無主語」就意味著「無責任」，那是一種刻意造成的模糊曖昧，暗示著「事情就這麼發生了」，但責任在誰，不知道。
在集體主義文化取向的日本，體系內部往往也是誰都不承擔責任。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指出，這種心理狀態與日本人喜歡用「是」（なる）多於用「做」（つくる）或「去做」（する）有關，這給人一種心理暗示，似乎事情是不必依靠人力而自然發生，既然如此，那麼當然誰都不必為此負責了。
他發現，在大學里做會議記錄時，如果寫「こうしました」（我們做了這些），同事們就會憤怒地加以反對，而寫「こうなりました」（事情以這種方式發生），就很容易通過，因為那看上去是自然而然造成的結果。
這樣一來，哪怕是重大事件，決策、演變的過程可能含含糊糊，但結論卻不能改變，因為既然它是自然發生的，沒有人去做，那也就無人會為此負責並採取行動。
凡是個人主體性尚未充分覺醒的社會，都是這類心態的沃土。《剛果戰爭》一書中談到中部非洲也是如此：
送紅包常用的動詞是「流通」，而且通常是被動語態，好像紅包自己長了腿一樣。常見的說法是：「紅包已經流通起來了。」紅包給受賄的人保留了一點尊嚴：你不必因為直接接受對方現金而感到尷尬。畢竟，誰能拒絕一個來自匿名人士也不知道裝了什麼的紅包呢？
顯然，這不是語言無法釐清邊界、責任，而是刻意如此，因為模糊曖昧才能留有餘地，讓人免於尷尬，哪怕自己心知肚明，但只要不點明，自己不尷尬，那麼尷尬的就是別人。
和英語不同，漢語里「無主句」很常見，諸如「下雨了」、「上課了」、「開會了」都不需要說明主語是誰，看起來就是那麼一件事發生了，大不了就是被動應對一下，但「我」當然既不是主體，也無須擔責。
多年前，我看過一個案件，肇事兇手的父母找到受害者家人說：「發生了這麼不幸的事，實在遺憾，請接受我們誠摯的道歉。」這誠摯嗎？那首先就應注意到，它只提到「事情發生了」，彷彿這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客觀現實，卻避而不談造成這一不幸的主語正是自家孩子。如果連事實都拒絕面對，你能指望他們誠摯道歉嗎？
回頭來看方城英才學校火災的悲劇，公眾和那13個家庭在追問事件真相時，最想知道的並不是善後救治，而是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誰又該為這一悲劇負責，這首先就得直面問題。
當然，這次調查組也控制了7名相關責任人員，他們作為直接責任人當然要接受審判和懲處，但這樣的事並非偶然的個案，而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如果我們沒有對系統本身的反思，那麼處罰這些人，只不過起到了這樣一個作用：讓人們相信系統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只是個別人。
也有一種聲音認為，死難的這些孩子大多都是鄉村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也應承擔責任，共同造成了這一悲劇，這麼小的孩子，本來就不應該讓他們脫離親人的照顧，託管給這些不靠譜的機構。
怎麼說呢，對剛失去孩子的父母來說，還要面對這樣的指責不免太殘酷。一位當地朋友告訴說，她早些年得知這些孩子的境況，也一度覺得很不忍，彷彿被孤零零地拋棄到一個很荒蕪的地方，然而，對孩子的父母們來說，又只能外出打工掙錢才能為孩子創造更好的物質條件，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為什麼有那麼多家長願意把孩子送到這類寄宿學校？恐怕也是因為在他們的處境下，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他們只能用一系列的話語來自我說服：學校會負責的，老師教得也好，寄宿后孩子能更集中注意力學習，如此等等。只有這樣欺騙遮掩自己，他們才能心安理得地把孩子交給學校，外出打工去。
換句話說，家長們那麼做，是因為他們說服自己，那就是最好的選擇。然而，真相是：他們其實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一個人在非自願的境況之下別無選擇，那他/她也就談不上責任——因為根據定義，「責任」是一個人充分自主的決定所承擔的後果。
這是我們在面對此事時所應牢記的一點：權責對等，我們不應苛責那些無權者沒能做得更好，而應追問那些有權者為何沒能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我們需要明確責任主體，否則就是又一次和稀泥：無人真正為此負責，最終不了了之，沒報道=沒發生=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