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鄧小平盛讚文革和毛澤東

楊振寧鄧小平盛讚文革和毛澤東






【鄧小平盛讚文革和毛澤東】：

鄧小平高呼：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

鄧小平！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我的自述》作者：鄧小平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面，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制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挂帥、即毛澤東思想挂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每年徵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里，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后，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面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余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

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附：《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這封信是鄧小平委託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覆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慄。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楊振寧盛讚文革和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結合起來。文化大革命不但改變了政治，甚至改變了國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所見到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

我從第三十一中學及幾間大學的學校當局和教育革命小組成員的口中知悉：在影響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則是：一，教育群眾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訓練特權階級為他們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學的新方法是廢除舊傳統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學生決不能用蛀書蟲方法學習，而提倡用一種有創造性的與最實際的方法來學習。要對學習內容產生熱情，要落實這點。

我感到驚奇的是我看見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時都似乎毫不緊張，而且表現得很輕鬆。

教育上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學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認為這裡的美國學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話，那麼他們就更應去中國學習。

經過討論后，我深切地感覺到用這種形式選擇出來的學生中絕大多數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學動機，而我也相信他們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舊制度下的學生一樣的好。

在醫學的某些領域上，今天的中國明顯地是比其他國家更進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墮胎的方法。

使人嘆服的是在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里，他們的田在畝產方面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兩倍。當我問他們成功的妙方時，他們說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確領導，因此他們才能做正確的事。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國在農產品方面現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給自足了。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見現在的中國農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轉變是何等的巨大。

我在去中國之前曾讀過這本書，我相信你們如果讀過，也會和我的感覺一樣，覺得它裡面只是些簡單的和很普通的話罷了。然而在中國生活了四個星期後，我才發覺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在這本書裡面所寫的語句雖然普通，它的實際意義對中國人來說卻是非常深遠的。在今日的中國，從國家政策，到學校制度，以至個人的行為表現，都從這本書裡面得到指導。難怪中國人民都說毛澤東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在中南海入口處有一幅大牆，相當於一幅門帘，這是北京建築的特色，就在這幅全紅色的大牆上面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親筆題的「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大字。到中國幾天後，我就體會到這句話的巨大意義。因為這句話不但是同事們每天談論的主題，而且也是他們每個人每天不論在公共場所或私下裡用來批評自己以及批評別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標準。

有一種流行想法，以為生活在強調「為人民服務」 的氣氛下，一定使人成為奴隸，不能笑，心情一定不會是輕鬆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著這種想法進入中國的。後來，我發覺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有一次我去參觀我故鄉合肥的一間紡紗廠，廠內有一萬二千工人，當時引導我參觀的是廠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應當算是全廠最高第一負責人了。但當我提出問題時，十多個圍著我們的工人都一齊爭著開口回答，這時候，一種既輕鬆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後來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為什麼會感到奇怪？我發覺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國的制度強調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犧牲，這樣生活會很緊張。現在我了解到這種想法是不真實的。我又問自己：為什麼不真實？我不是一個研究社會學相歷史學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確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現在中國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很能注意到中國的過去傳統。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產生了固有的傳統，這不是已成過去，而是仍然存在的。我認為——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中國的領袖懂得怎樣引導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動去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在我結束以前，我想總結一下我所得到關於中國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館房間內，掛有毛主席寫的一首詩。在日夕相對的兩個星期當中，我對其中的兩行特別欣賞。這大概是因為我認為這兩行正集中表現了今日中國人民在政治形態上表現出來的雄心和期望。我的譯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詩與英文詩在音韻方面和抑揚頓挫方面的分別，使中文詩的氣勢很難用其他語言表現出來。但我也願意試試。這兩句詩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謝謝大家！

外國謠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過激的紅衛兵破壞了很多古物及建築物。我猜中國政府為了要表示這種說法的不正確，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的古物。

我認為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是一個奇迹。

在中國，你時常都可以觀察到古老的習慣和古老的見解，同時你也覺察到有新的見解混合在一起。這種現象的出現是自然的。我認為那種社會之所以符合實際，是因為領袖們極清楚地知道，所有過去的好東西和有用的東西，都一定要保存下來，只有那些在舊社會中也應該掃除的才會遭受禁止。

詳情請讀：楊振寧在1971年9月21日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