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難者權貴改革受難者工農

文革受難者權貴改革受難者工農





《文革受難者》。己經控訴了四十多年了。滿世界只要有文字的地方都有《文革受難者》的控訴。以點蓋面，誇大其詞，有的是編造謊言謠言，以訛傳訛，以達到抹黑文革。有的是顛倒黑白騙造偽造文革中的事實來忽悠後人。但是顛過來倒過去某某大官被打倒了，某某磚家被關牛棚了，某某叫獸自殺了。等等。還有就是開口閉口文革有「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等等的大話。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文革受難者》的控訴呢？試想：如同古代傳統習慣「滿門「的做法，一律都將這些佔總人數中的少數的《文革受難者》殺了，會有人控訴嗎？說明《文革》中沒有殺人。是《文斗，不是武鬥。》是有法可依的。

那麼這少數《刀下留人》的《文革受難者》。有的《文革受難者》，應該說大多數《文革受難者》都在文革中「認錯「了的。至少寫過書面撿討，或是口頭作過大會撿查的。願作《鬥私批修》的深刻反省的。也被人民群眾接受的。這本是到此為止，可以繼續當官當專家教授，再為人民服務的。極小數是頑固分子的。

可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翻案風》。一時間成了走資派的天下，當走資派偉大，當右派光榮，《文革受難者》成了升官發財的敲門磚。《文革受難者》紛紛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上，右派分子當上各行各業專業領域裡的領頭人。於是乎利用權利和所有的媒體平台來控訴《文革》。不住自己控訴，親朋好友幫著控訴。子子孫孫接著控訴。豈有《文革》不臭的空間。最最重要的是這少數的《文革受難者》都是有文化的。比較一下《改革受難者》？

《改革受難者》是何許人也？下崗工人。等等。

《【重返90年代之下崗潮】「鐵飯碗」砸碎后，一代工人的沉浮與迷茫。》中國的勞動者一方面投入應對體制改革、企業改制、飯碗由鐵變回瓷的兇險、痛苦和機遇，一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滑向充滿著困惑、混亂與無限可能的市場之海。

1997年，人們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玩伴消失，暗戀的女同學突然提筆刺向老師，父母整天提心弔膽地商量著給領導送煙送酒，而東北的夏日依舊乾燥炎熱，像一首緩慢無知的朦朧詩。那時還沒有確切地體認，父母口中的「停薪留職」是什麼意思，也不曾知曉「下崗」這個詞將攜泥沙直下，浸沒東北一望無際的平原，還有比平原更遙遠的地方。

他們的父母和許多社會主義工人一樣，少時進了工廠，捧上了國家的「鐵飯碗」，準備按部就班地過完一生。在那個屬於工人的黃金年代，要說廠子關停、工人遣散，沒人會相信這樣的話。後來，一種名為「時代」的力量兜頭罩下，他們還來不及想，就幹了許多從未想過的事：賣茶葉蛋、搞批發、撬鎖摸包、回家啃老、管親戚借錢給孩子湊學費、為了生計背井離鄉。

直到90年代末，「下崗」才作為一個正式概念提出，但工人飯碗不保的陰雲幾乎覆蓋了整個90年代，並延續至21世紀初。光是1995年到2002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就《下崗》了6000多萬名職工。中央與各地安置下崗工人的舉措不斷出台，實際效果卻因地域、基層管理狀況等原因而各異。離開原單位后，有人高升遠走，有人疲於奔波，也有人潦倒慘淡，鬱郁平生。當年《下崗》的工人年齡大多是四五十歲，隨著他們的老去，那段過往似乎快要成為改革的歷史「陣痛」，而疼痛已為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生命的底色，無論走了多遠，人的影子永遠落在廠房的廢墟上。

砸破「鐵飯碗」：從工廠到市場。「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觸痛了許多《下崗工人》的心。那是時任總理走資派朱鎔基深化國企改革、推進減負裁員后的第一個春節。自有關改革的決策在上一年五月出台後，短短數月里已有上百萬國企工人下崗，推行力度之大超乎預料——1998年至2000年間，幾乎每年都有700萬至900萬工人下崗，截至2003年，國企下崗職工累計達2818萬人。雖然裁員貫穿了整個九十年代，但前面一直在「試著改」，從未見過如此大的陣仗，其來勢迅猛，一下子震住了所有人，創傷濃到化不開。

下崗的歷史可以回溯至上世紀八十年代。1983年2月，勞動人事部門下發了《關於積極試行勞動合同制的通知》，這份通知深刻地影響了後來國有企業工人的勞動關係。在計劃經濟時代，進工廠，當工人，有糧吃，有衣穿，逢年過節有補貼，生老病死有人管，這是眾人皆知的鐵律。彼時，國家與工人之間有直接的終身契約關係，引入勞動合同制后，這種關係逐漸削弱。具體地來看，以1986年全國正式推行勞動合同製為界，先前入廠的職工與後來入廠的職工在勞動關係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雖然他們都是正式工，但後者是與用人單位產生雇傭關係的國有合同工，前者則在國家的就業保障和分配製度下，經勞動局來到工廠工作，是為固定工。固定工由國家統籌，單位負責處理工人的具體勞動與生活問題，進行「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條龍式包辦，最關鍵的是，單位無權解僱工人，而在勞動合同制下，只要符合相應的條款，單位就有權解僱合同工，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不過那時候，解僱這樣的問題很少發生在正式工身上，他們在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事務上的待遇遠比臨時工以及農民合同工要好，質疑進廠需要簽勞動合同的人也不多。80年代中期，勞動合同制曾引發過激烈討論，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已故所長蔣一葦認為，引入勞動合同制無疑會使中國工人的地位倒退，一紙合同，實際讓「國家的主人」淪為了到市場上討飯吃的「受雇者」。聶輝華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勞動合同制打破了國家與工人之間的隱形終身契約，從工人的視角看，這的確不公平，但這是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必要的一步，不應該簡單地斥為「倒退」。

到了九十年代，勞動合同制的推行範圍進一步擴大，固定工也開始向合同工轉化。1992年，全國掀起了一場「新三鐵」破「舊三鐵」運動，要用「一張鐵面孔、一顆鐵心腸和一副鐵手腕」打破工人的「鐵飯碗」、幹部的「鐵交椅」以及所有的國營職工的「鐵工資」。落到具體操作層面上來說，就是把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固定工逐步轉化為合同工，到2000年實現勞動合同制對國家勞動力的全部覆蓋。

率先改革的是吉林省本溪鋼鐵公司，廠內十萬名工人全部被轉為勞動合同工，隨後，北京、廣州、蘇北、河南等地都相繼走上了改革的前沿。在這個過程當中，並非所有人都成為了國有的正式合同工，為了節省用人成本，工廠管理層一是將部分工人轉化成「准合同工」，二是進行勞動力優化，把一部分年老的、身體不好的、關係不夠硬的人精簡掉，這批人成了所謂的「富餘工人」。換句話說，他們在實質意義上「下崗」了。

下崗與現在所說的失業不同。下崗員工並沒有與單位企業脫離關係，而是被以「放長假」、「提前退休」等方式從勞動中勸退。一般情況下，員工下崗后多少可以從企業獲得部分福利，比如說少量的補貼、生活費、醫療報銷等，具體多少視企業的盈利狀況而定，有一些發展比較好的企業重新讓員工上崗，發展得比較差的，可能最後連生活費也不發，社保也不交了，還有一些則與員工買斷工齡，一次性支付約定金額，解除勞動關係。

據統計，「破三鐵」運動中全國大約有100萬工人被精簡為富餘工人。生活一夕巨變，工人們在震驚、憤怒與恐慌中為維權奔走，各地相繼出現了工人請願、罷工、持刀傷人、自殺等現象。受此局面影響，《人民日報》於1992年5月2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企業改革與工人階級》的文章，「破三鐵」運動終止。但從後來的情況看，國企裁員依舊是大趨勢，各地陸陸續續有工人被放長假、薪資減半、停薪留職。時間來到李默小學畢業的夏天，那一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國企積弊日益嚴重，而中國迎來了加入全球化市場的關鍵時刻，似乎所有的問題都在壓向一個時間節點，等待爆發。

1998年，朱鎔基提出國企「三年脫困」，緊接著便是中國最大的一波下崗潮。當年的舉措還是《犧牲了工人的利益》。

80年代以來，國企一直被視作改革重點，到了1998年，國企經營不善問題更是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經濟學家和政府文件中常用的一組數據是，當時有三分之一的國企明虧，三分之一暗虧，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盈利。裁減人員，一方面是為了降低企業成本，另一方面則是改變勞資關係，為中國加入WTO做準備。

當初，與「破三鐵」同時出現的另一個說法叫「船」論。它將國家比喻為一艘無所不能巨船，因為冗員過多而行駛緩慢，要保障巨船和船上人的安全，就得把人疏散到成千上萬的小船上去。過去，工人拿的是一張由國家頒給和兌現的終身船票，他們在船上勞作生活，也被稱為船的主人，到了90年代，這張船票逐漸被廢棄，工人們或憑藉技術本領，或憑藉關係運氣才能攀上小船，那些沒能爬上來的，乒乒乓乓落進了水裡。

「懶漢」、「愛面子」、「吃低保」？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困境。在錯愕、憤怒、驚懼、茫然等情緒發酵前，去哪兒討飯吃的問題壓倒了一切。對習慣了工廠生活的工人來說，外面的工作既缺乏穩定和保障，又不夠體面。過去在廠里是為社會主義勞動，領導和工人之間有上下級關係，但大家到底還是同志，共有生產資料。現在去到市場上，要麼給老闆打工，要麼打一槍換一桿，當個流動的自由職業人員。若非如此，就只能依賴大家庭網路的資助維生，假使運氣好一點，擁有北京、上海這樣大城市的居民身份，或許還能靠補助政策過活。

「破三鐵」運動后，國務院於1993年就發布過關於安置富餘員工的文件，其中提到的一個主要辦法是發展第三產業。1994年，在河南某棉紡廠，該廠成立了「六通公司」，由精簡下來的低層男幹部負責業務，吸納其他富餘女工，承包原廠職工非生產方面的生活服務供給，如託兒所、食堂、宿舍區公共區域保潔等等。與很多工廠的「三產」相比，六通公司發展得不錯，兩年內就實現了自力更生，但公司內充滿「憤怒、挫折、失望、不確定和玩世不恭相混雜的氣氛」。公司總經理說：「他們把我們六通公司當成垃圾桶，他們覺得誰不中用了，就扔到這裡來。」另一家棉紡廠廠長在分享「三產」經驗時也表示，國家不允許把工人直接推向社會，發展第三產業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可見，對工人而言，有個去處無法填補離開原廠的失落，在「三產」里的待遇也未必盡如人意。

等到九八年下崗潮時， 「三產」能安置的職工就更有限了，想要實現再就業，還得到市場上去謀出路。九十年代中後期的確有新行業在崛起，但受學歷、技能、年齡的限制，半生已過的下崗工人很難抓住這些機會，大部分人能做的就是在城鎮上賣菜、維修、吹拉彈唱。

那群東北鋼廠下崗工人，他們各有專攻，技藝精湛，卻淪落街頭：有的拉起一支小樂隊，紅白喜事，輪翻轉檯。有的工人「老大哥」靠倒賣廢棄鋼材維生，最終被捕。曾經廠里最優秀的車鉗工一度撬門溜鎖。賣豬肉的大劉混得最好，因為他有自己的「產業」，符合新時代標準。他們為生活拉下了臉面。有58.5%的下崗人員沒有領取過失業救濟金，僅有35.5%的人繳納了養老保險，個人繳納醫療保險費的比率更低至5.4%。

一次關於東北小姐的調查研究。在他們訪談的103位小姐中，擁有城市戶口的人佔到95%，她們大多在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下崗后，又做過美容美髮、按摩、保姆、小商販、服務員等活計，最後在工作帶來的收入、聲望、權力等綜合回報的考量下，選擇了性服務行業。和民謠里唱的一樣，上有老、下有小是這些下崗妹的普遍處境，為了家計，她們不得不出來工作，為了顏面，她們不得不到離家遠一點的地方上班，最後又為了能時常回家照料老人孩子，首選離家50公里以內的地方。

新中國成立以後，女性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走出家門，參加勞動。「男女都參加工作，共同掙錢養家」成了許多中國人對男女平等的樸素理解，也是中國家庭普遍採取的經濟策略。另一方面，女性又需要勤儉持家，承擔家務勞動。

《下崗》破壞了她們獲取經濟收入的渠道，卻沒有減輕其養家的負擔，在生計與家務的雙重重壓下，女性大多只能就近找活路。提供性服務看起來像是一種自暴自棄式的對抗，但從潘綏銘的研究來看，性工作恰恰是出於理性計算，女工們並非從驕傲的工人一墜為墮落的小姐，而是從穩定體面的單位跌入缺乏尊嚴與保障的非正式就業，在洗碗工、小商販與小姐之間進行轉換隻是一種「職業平移」現象。因為性的關係，東北小姐的困境顯得尤為突出，事實上，還有很多下崗女工都面臨著相似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