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流浪睡馬路右派反共住牛棚

博士流浪睡馬路右派反共住牛棚





《博士流浪睡馬路》不多說了，近期網上就有。《右派反共住牛棚》這是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后，四十多年來右派們一直控訴到現在。眾所周知，也不作任何多說了。但《睡馬路》和《住牛棚》，以及《睡馬路》不會發工資和《住牛棚》的帶原工資，等等還是有些區別的。當然最大區別就是當了右派后可以控訴政府，還可以拿到賠錢。而《博士流浪》自認「命不好「自卑或自生自滅。

走資派們的控訴是：到五七幹校去勞動，說成是勞改。五七幹校那個條件比牛棚強多了。因為是走資派。大走資派鄧小平還住將軍樓喝茅胎打橋牌等。被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右領導頭子擴大化的右派分子。五八年反右擴大化，五九年就糾正了。

《中共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規定》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目前，各地正在貫徹執行《中央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在最近期間，全國約有四萬五千名左右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對於這批人的工作分配、生活待遇和入校學習等問題，應該採取認真負責的態度，予以處理。

一、國家薪給人員中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以後，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問題，按以下辦法處理：

（一）凡是摘掉右派帽子的人，過去沒有開除公職，實行勞動教養和監督勞動的，一般地都應該根據工作的需要和他們的工作能力、技術專長，分配以適當的工作。現在分配的工作職務，一般要低於他們受處分以前所擔任的職務，並且不要讓他們擔任機要部門、要害部門的工作。在摘掉帽子以後，已有工作職務的，現在一般不要變更。如果現任極不適當的，可以個別地予以調整。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經過相當長時期的考驗，一律不得提拔和使用。

（二）凡是過去已經開除公職實行勞動教養或者自謀生活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應該幫助他們就業。

（三）沒有摘掉右派帽子以前，取消了工資級別、只發生活費的，現在應該根據分配的工作職務，來評定工資級別。原來降職、降級、降薪處分的，現在工資級別一般不動，工資級別高於現在職務的不予降低；工資級別降得過低的，可以個別調整。

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後，他們分配工作和生活待遇：

（一）凡已開除學籍、實行勞動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可以允許回校學習（根據其原來學習情況，插入適當年級），回校學習后，停發勞動期間的生活補助費，生活困難的，按助學金辦法處理。

（二）凡保留學籍、實行勞動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可以允許回校學習（根據其原來學習情況，插入適當年級），回校學習以後，停發勞動期間的生活補助費，生活困難的，按助學金辦法處理。

（三）原來學習國防、外交、尖端技術等機密專業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一律不得學習原專業，可以轉學別的專業和其他學校，或分配適當的工作。

（四）畢業生中已分配了工作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根據他們的工作表現和時間的長短，有的需要給與一年左右的見習期，併發給見習期間的工資；有的可以正式分配工作，並根據其所任職務和工作表現評定工資。

（五）畢業生中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凡是沒有發給畢業證書的，應予補發。

三、軍隊中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問題，由軍委另行規定。

右派分子中原來己有工資的去勞動住牛棚時保留工資。1959年元旦，中共中央統戰部徐冰副部長又向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宣布了「五個不變」的精神，即「定息不變（拿不拿自便）、高薪不變、適當的政治安排不變、學銜不變，繼續改造的政策不變」。要求工商界「顧一頭，一邊倒」。即「顧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這一頭，倒向社會主義一邊」。中央「五不變」政策及時地糾正了在對工商界人士教育改造中急於就成，違背黨的統戰工作方針的「左」的傾向，堅持了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贖買政策進行改造的既定方針，對穩定人心，調動了積極因素，鼓勵黨外人士堅定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動員原工商業者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做出成績發揮了政策性的指導作用。

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中，本市共劃為「右派分子」1442人。1959年的全市統戰工作會議后，一些單位在統戰部的指導下，及時糾正了在處理右派工作中違反政策的做法。各民主黨派也以座談會、個別聯繫等形式，了解他們的勞動和工作中的表現、生活情況，及時地反映問題，按照黨的有關政策，儘可能地就他們的生活津貼費發放、生活問題、健康問題適當幫助解決些困難，配合黨委部門對「右派」的教育改造工作。

195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杭州市委統戰部在根據這一指示精神，對民主黨派成員中的「右派分子」進行了調查摸底工作，配合有關方面做好複查和鑒定工作。1959年國慶前夕，本市開始了第一批的「右派」摘帽工作。首批摘帽人數為115人，佔總數的10%。其中市區22人，蕭山30人，餘杭（錢塘）58人，富陽5人。在此之後，1960年12月為第二批201人摘帽。1961年11月開始至1962年1月，第三批被摘帽398人。1962年11月開始至1963年4月，第四批摘帽人數為135人。1963年4月至1964年5月底，全市第五批摘帽人數為137人。至此，全市在分五批對「右派」的摘帽工作結束后，已被摘去「右派」帽子共816人，摘帽人數佔總數的56%。

對已經摘帽的「右派分子」，根據有關政策，部分對其在工作和生活上作了重新適當的安排，以發揮其在知識和技術上的特長，鼓勵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右派的摘帽工作，在社會上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人摘帽，全家及親友都有重新得到解放的感受，有利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各方面的力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及其後的複查平反中，我市錯划的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改正。）

學生右派，在平反后要《索賠》：

經濟索賠的原則：我們在二十幾年的時期內，不論在精神上還是在肉體上還是經濟上，都受到了虐待，並且嚴重地株連了所有的家屬和親朋，與女朋友分道揚鑣，陷於失戀，不論是「與國際接軌」，還是根據國內的「國家賠償法」的精神，我們都有理由獲得經濟賠償。

索賠的計算公式：（56元 – 已得工資）× 12個月 × 年限 × 所受處分級別 ×物價與經濟增長係數，就是一個人應該得到的經濟賠償。

這就是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右派》，因反對共產黨，不但住牛棚，還要平反，獲經濟索賠。

而那些為外國服務的《博士流浪者》有此待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