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自由》《民主》芻議

《人權》《自由》《民主》芻議




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隨著封建迷信和各種宗教的影響下，在世俗生活中的《人》的命運是」神授的「、「命中注定的「等意識形態逐漸退隱，而各種現代性新「大詞」相繼問世。如一批具有意識形態功能的政治哲學概念應運而生，如《人權》《自由》《民主》。又如公平、正義、進步、權利、平等、博愛、和平等。

這些概念的一個共同點是，人人都可以拿它們來為自己的主張或行動賦予正當性，即使不同主張甚至是完全對立的理念和實踐也打著相同旗號。在這些概念中，《人權》《自由》《民主》尤為顯眼，它們不僅能打動人，還頗具感召力。這三個概念解釋的主導權，原本掌握在與資產階級對立的馬克思主義左翼力量手中，但近些年卻被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霸權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國家先後改造，變成其發動意識形態文化戰的武器。

《人權》！誰的人權？是帝皇將相的人權？是資本家地主的人權？是達官貴人當權派的人權？要為這些人爭取人權嗎？顯然不是！

西方國家用來做借口的《人權》又是怎麼回事？又是從何時開始借用這《人權》的？西方國家是一個強調「人權「的國家是嗎？

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和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是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後。

有些人想當然地將目前的「人權」事業與美西方國家的歷史傳統以及更長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聯繫到一起。事實並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西方搞強權政治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資格講人權，美西方國家的八國聯軍十六國聯軍入侵越南入侵中東國等傷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從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開始，美西方國家傷害了中國多少人的人權！」西方的「人權」恰恰是對非西方國家人權事業的破壞。

真正的《人權》實際上是二戰後由馬克思的共產國際中的許多國家大力推動的事業。在醞釀成立聯合國時，是古巴、巴拿馬等拉美中小國家提出，而不是美國，才了世界普遍人權標準的確立。

當時，美英等國意圖將一種「18世紀西方人的人權」標準強加給全世界，而古巴等國家則堅持一種不分種族、不分文化、不分膚色的普遍人權，反對在這個領域搞「種族中心主義」。表面看似乎是人權運動內部的意見分歧，實則不然。因為帶有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人權標準，是對其他文化特別是弱小民族人權的實質侵害。

最早要求聯合國將一個人權法案加入《聯合國憲章》的動議，是古巴、智利和巴拿馬三個拉美國家於1945年舊金山會議上提出來的。在最後確定的憲章文本中涉及人權的行文，以及在《世界人權宣言》中的大量條款，也大多出自這幾個國家代表團之手。

可以說，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國際和這些國家的堅持和鬥爭，「普遍人權」的概念就不會包括生活水平提高、充分就業以及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等方面的「基本人權」、「平等權利」和「社會進步」這些內容。

在1948年巴黎會議上，針對古巴提案中關於勞動者工資權利條款的投票中，參會代表團分成尖銳對立的兩大陣營。支持方除古巴外，還有波蘭、烏克蘭、蘇聯、委內瑞拉、南斯拉夫、阿根廷等國。而除了丹麥之外的所有「北大西洋」國家，包括美國，全都投了反對票。

《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最後文本實現了妥協，整合各方立場，出現「一個人權，兩種表述」的情況。直到1966年，聯合國公布的兩份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依然存在這個分歧。

但美國自冷戰結束后就開始在人權問題上做文章，不承認當初的妥協，越來越片面強調政治權利意義上的人權，甚至提出「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並以此為借口，在非西方國家煽動親西方反對派進行顛覆活動。可以看出，西方國家蓄意進行並完成了對《自由》、《民主》、《人權》這三個政治哲學概念的改造，使它們完全變成其進行意識形態文化戰的鋒利武器。

《自由》！帝皇將相沒有自由嗎？資本家地主沒有自由嗎？達官貴人當權派沒有自由嗎？要為誰爭取自由？

自由的實質是自主。在人與人之間存在主奴關係的情況下，主人的自主包含針對奴隸的權力，而奴隸的自主則包含針對主人權力的反抗。

所以，同樣是自由，主人的自由與奴隸的自由是對立的。

從起源上看，自由這個概念來自西方，且來自西方貴族。13世紀英國的《大憲章》，被視為自由發展的里程碑。然而，簽署憲章的高級僧侶和貴族們從國王那裡爭取來的自由，就包含著對自己領地內農奴進行統治和奴役的權力。

從《大憲章》到18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所謂「英國人的自由」，本質是相同的。人們只看到英國人相對於本國國王和政府的自由，卻忽視了這種自由的另一面：針對奴隸和殖民地人民的奴役。

實際上，自由有多大，奴役就有多大。之所以那段歷史中英國人深感自由，恰恰是因為這種自由建立在當時英國本國農奴和殖民地奴隸高度不自由的基礎上。

自從法國大革命將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傳遍世界，被壓迫的奴隸們就開啟了爭取自身自由的大業。如果從1791年海地奴隸起義算起，自由那時就開始與所有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緊緊聯繫在一起。

當拿破崙1799年宣告「大革命結束了」並轉過身來派兵鎮壓響應「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殖民地人民后，爭取自由的事業實際上就從法國的「第三等級」手中轉到亞非拉「第三世界」手中。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建國運動代表著真正的對自由的理解與追求。

二戰成為自由內涵轉變的一個關鍵點。在戰爭生死關頭，世界各國普遍期盼美國參戰，美英藉機從帝國主義殖民掠奪者變身為人類文明衛士。特別是隨著美英法戰勝德意日，對自由理解的主導權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戰勝國手中。

在戰後的冷戰對抗中，西方國家針對社會主義國家政體，進一步偏頗地解讀西方國家自身以「自由世界」的身份。與此同時指責第三世界國家，以及新興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從奪取政權轉入鞏固政權階段，大多面臨鎮壓少數敵人抵抗顛覆的艱巨任務，在這一階段是獲得解放的大多數工人農民的自由和少數資本家地主的不自由作為攻擊理由。

《民主》！更是被西方重新闡釋的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從一開始也是不被認可的。

自古希臘柏拉圖時代直到二戰後的近2000年時間裡，民主一直被西方許多貴族精英污衊和詆毀。柏拉圖等人當年對民主政治的批判，在法國大革命后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的言論中繼續迴響。比如，英國保守派外交部長威廉·格倫維爾1797年斷言：「因為法國大革命的勝利，它（民主派）勢力大增」，「恐怕可以預見下個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是憲政與政府形式所導致的戰爭，這是君主政體、貴族統治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鬥爭」。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也被視為與君主政體、貴族統治不同。

從柏拉圖到格倫維爾，這一反民主政體的陣線一直立場堅定、態度鮮明。他們認為，真正的祖傳的大貴族才是優秀的、可敬的、有才華和有智慧的。新生的平民中冒出來的土豪、暴發戶的資本家地主也被正統的貴族瞧不起，不可以參與選舉。而對勞動人民底層百姓不過是些烏合之眾、無知之人、卑劣之人，他們建立的政權是「可恥的政權」。

這種對立形勢一直持續到二戰後。當時在蘇聯東歐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叫「民主國家」，高舉民主大旗，因為這真正代表了人民主權、大眾政治理想的實現。後來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

而西方國家只是勉強基於其逐步擴大的選舉權和競爭性選舉制度而自稱為「民主社會」。冷戰導致兩個陣營分裂，「民主國家」代表人民主權、人民國家、人民政治，而「民主社會」則代表資本家主權、資本家國家和由資本家所主導的政治，兩者形成鮮明對立。西方國家紛紛學習運用如全民的免費醫療、教育等。八小時工作制工會勞動法等。

二戰後起草《聯合國憲章》以及《世界人權宣言》這段歷史，見證了當時這一情形。當蘇聯代表提議在《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七條加入「科學發展應當服務於進步、民主和國際和平」，並將第二十九條中的「民主社會」改為「民主國家」時，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反對，最終被否決。因為在當時的認知中，民主與民主國家就是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代名詞。

那時，在到底誰才是真正民主這個問題上，西方國家不敢與社會主義國家正面交鋒，因為其選舉權的擴大過程極為緩慢。在英國，擁有選舉權的選民在1761年不足全國人口的4%，1883年才到8%，直到1928年婦女才獲得與男子同樣的選舉權，而在聯合王國全部領土上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則直到1968年才真正實現。若從1406年議會選舉法頒布算起，整個過程歷時560多年。

美國也一樣。從1789年憲法規定政府由「幾個州的人民選舉」產生算起，到1868年第十四修正案才賦予所有男性白人公民選舉權，直到1920年的第十九修正案才將選舉權擴展到所有婦女，而完全的普選則遲至1965年的「選舉權力法」才最終實現。整個過程歷時170多年。

法國在大革命期間嘗試一步到位實現完全普選，1791年的憲法賦予超過2/3的成年男子約450萬人選舉權。但這是一個徹底失敗的社會試驗。經歷了戰爭、復辟和劇烈社會動蕩后，到1814年選民人數被限制為7萬多人，1845年為24萬多人。嚴重內亂直到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頒布后才平息下來，選舉權重新擴展到所有成年男子可選舉眾議院議員。而將婦女包括在內的完全普選，則遲至1944年才實現。

西方國家的這一過程與其說是人民民主的勝利，不如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因為伴隨著普選的實現，是人民大眾在政治權力上的妥協和資產階級在統治手段上的完善。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通過推翻資產階級專政，直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但是，事情很快發生變化。蘇聯被演變。中國走資派鄧小篡權復辟資本主義后，正是在這三四十年的時間裡，西方國家像變魔術一樣，把「民主」的光環戴到了西方國家自己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