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篡權洋人造反派回美定居

鄧小平篡權洋人造反派回美定居





文革中的洋人造反派美國人李敦白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難以接受：「我當時（1979、1980）的看法是，鄧小平背棄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對他很不滿意。」

從監獄出來后，李敦白對文革的看法沒有改變：「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適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態。」

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李敦白稱：「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

李敦白即使在十年監獄中，他也一直認為「文革」是對的。

美國人李敦白當過毛澤東的知己朋友翻譯記者。從1944年這位23歲的李敦白第一次隨美國陸軍來到中國，到35年後離開中國，沒有其他外國人在中國扮演過如此重要的角色。李敦白是中文語言學家和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者，1946年在延安大本營第一次遇到他們后，他成為了毛澤東共產黨領導層的朋友、知己、翻譯和記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頭三十年裡，李敦白在一個基本上與外界隔絕的國家享有顯著的影響力。然而，他的高調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他被監禁了兩次，在禁閉室中被關押了總共16年。

現年92歲的李敦白仍然是當代中國的敏銳觀察者，經常評論這個定義了他個人和職業生涯的國家。李敦白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笑起來很輕鬆。他在回憶錄《紅幕後的洋人》中寫道，他在中國的那些年並沒有表現出多少苦澀，自從回到美國后，他就一直在中國訪問。李敦白講述了他對毛澤東的個人記憶，以及他為什麼認為，通過與中國領導人建立早期聯盟，美國本可以避免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李敦白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那是1946年10月20號。我剛從內蒙古從陸路來到延安，到達后，我立即被帶到黨總部大樓參加每周一次的舞會。當我們打開門準備進去的時候，毛澤東正在地板中間跳舞。他看到我，停止了跳舞，在我和他握手之後，他說: 「我們歡迎一位美國同志加入我們的工作。」

然後，毛澤東把我帶到大廳的一邊，讓我坐在椅子上，立刻說他想邀請我去他家，花一兩天時間談談美國。有趣的是美國是唯一的一個真正令毛澤東著迷和感興趣的外國，也是他非常欽佩的國家。他會邀請左翼美國人到他的地方坐下來聊天。據我所知，他沒有邀請任何其他國家的外國專家ーー只邀請了美國人。

毛澤東的現代教育始於他在湖南省會長沙上高中的時候。在那裡，他有一位非常開明的自由主義教師，他後來娶了他的女兒。他教毛澤東關於盧梭、富蘭克林、傑斐遜等等的知識，這些第一批外國思想家讓他非常感興趣。事實上，毛澤東在某些地方提到過，他曾經認為傑佛遜式民主是中國的未來。最終他開始相信，外國支持者不會允許中國發展成為一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這就是毛澤東轉向列寧的原因。

毛澤東之所以有魅力，完全是因為他頭腦強大，能夠將複雜的政治思想轉化為非常豐富多彩、通俗易懂的語言。這種才能如今在中國似乎已經完全失傳。但毛澤東不是菲德爾 · 卡斯特羅。他不是演說家。他沒有讓人們為他著迷。他是一個說話相當緩慢和笨拙的人。但他分析事物的方式很有趣。他總是小心翼翼地把事情簡單化，用流行的術語來表達。

你知道，這很有趣: 當你坐下來和他交談時，他很放鬆。他說起話來好像一切都只是隨意的談話，非常幽默。根據我的經驗，任何和他說話的人都會笑得合不攏嘴，他也會笑。因此，他給人的印象是一種來自邊遠地區的智者，他是一個偉大的分析家和說話者。沒有任何威脅，沒有任何困難。

（周等高官）他們完全不一樣。周是一個非常善於交際、彬彬有禮的人，是一個能夠同時做兩三件不同事情而又不會混淆的組織天才。20世紀30年代初，周領導了對毛的攻擊，他是斯大林從莫斯科派回來執掌中國共產黨的學生之一。但是，在紅軍幾乎覆滅之後ーー當他們拿下紅軍殘部並開始長征時ーー周認為毛關於游擊戰戰略和戰術的看法是正確的，於是放棄了反對意見，決定從那時開始追隨毛的腳步ーー他做到了。他擔任毛的幕僚長: 無論領導班子做出什麼決定，周都將負責執行。毫無疑問，他是個組織天才。每個人都尊敬他，服從他。

我當時在新華社工作，修改英語，教一點新聞學，寫一些文章，做一些臨時報道。但主要是幫助用英語工作的中國記者理清思路。

當時因為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精神，對紅色中國造成的恐懼。事實上，直到1963年我才再次坐下來和毛澤東交談，那時我已經花了兩年時間把毛澤東的作品翻譯成英文。四個美國人加上無國籍的伊斯雷爾 · 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會見了毛澤東，討論了一些翻譯方面的問題，最後變成了一場關於天下萬物的長談，然後是晚餐。之後每年我都會見到毛澤東，直到1967年我被捕。我在監獄里有人民日報，所以我有新聞。我仍然認為毛澤東是一位能夠解決世界問題的革命領袖。我以為毛澤東的逝世是個巨大的損失。當毛澤東逝世的時候，理智上，我覺得這更重要。一個更大的悲劇，這是一個帶著大寫L領導人，失去了毛澤東是這個世界的損失。

1943年，當我在斯坦福大學上軍事課時，我就有了這樣一個想法: 學習如何在美國人和中國人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如果我同時擁有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我就可以幫助這兩個民族相互理解，學會合作。所以到了1980年，我發現在中國這邊我已經無能為力了，我需要回到美國，從美國那邊開始工作。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我對當時已經十分猖獗的腐敗現象感到厭惡。雖然還沒有到今天這種程度，但已經非常明顯了。

鄧小平向羅伯特 · 諾瓦克吹噓民主牆，政府允許人們張貼海報，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自由批評等事實，但他一旦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就不再允許這一切，我對此感到厭惡。他鎮壓了民主牆運動。每個周末都有很多年輕的民主活動家來我們家，我們有一個論壇討論，我們住在友誼賓館，大多數外國專家都住在那裡，當他們來到賓館大院時，他們必須登記自己的名字。所以一旦鄧開始壓制民主意見，這些人都將處於危險之中。我沒覺得我和我妻子會有危險，因為他們不會再要我們了，但我覺得這些孩子會有危險。

但主要是，我只是對民主活動的停止和腐敗感到厭惡，我只是對妻子玉琳說，你知道，是時候去美國了，我們走了。

太好玩了！當我回來的時候，《紐約時報》的專欄編輯讓我在7月4日寫一篇文章，講述在比里普 · 范 · 溫克爾(Rip Van Winkle)多離開14年之後回來的感受。我做到了。我們受到了媒體的熱烈歡迎。我們回來的第二天，我就上了今日秀。不幸的是 Tom Brokaw 那天不在，所以那期節目很一般。但是，第二天，《紐約時報》的琳達 · 查爾頓寫了一篇專題文章，佔據了整個第二版。標題是這樣的: 「土生土長的兒子歸來，向他的家人介紹他的姻親。」他們有一張我和玉林的合影。然後，一切都很友好。那一周，我應邀前往華盛頓，受到了美國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理查·霍布魯克的正式接見。我花了兩天時間和國務院中國辦公室的人談話。每個人都非常有禮貌和友好。沒人想讓我難堪，也沒人問我難堪的問題。我感覺就像在家一樣。我感覺很好。

正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對毛澤東做出了著名的評價，他說毛有70% 是正確的，30% 是錯誤的。你覺得怎麼樣？

我不同意這樣的評價體系。我更傾向於前後對比。我認為毛在1949年上台之前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以及在那之後的三四十年裡，他們在中國進行了這些偉大的社會改革。你知道，每天工作八小時，所有知識分子都有工作，消除鴉片，禁止賣淫，婦女在法律面前平等。 雖然只是普通的社會改革，但真的是那個時代的中國的巨大轉變。

1955年左右開始右派分子的瘋狂攻擊開始惡化。最初，毛澤東鼓勵建立合作社，這種做法非常有效。農業產量大幅上升。這建立在土地繼續私有的基礎上，只是農民們互相幫助耕種土地。收穫的產量按照一個人擁有多少土地來分配60% ，按照一個人投入多少勞動來分配40% ，或者按照其他的比例來分配。

農民們從合作社變成了集體農場，所以那些在幾個世紀的飢餓之後擁有自己土地的農民。而現在失去了他們的土地。但作為優秀的中國愛國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抱怨。直到鄧小平改革之前，都沒有什麼土地非集體化。所以事情就開始變糟了。換句話說，我想說的是，我更多地考慮毛澤東執政前和鄧執政后的情況，而不是一個特定的比例。

張戎在2006年為毛撰寫的傳記中指出，毛是一個自大狂，他追求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權力ーー他想要世界的權力。你覺得這個主意怎麼樣？

首先，我個人認為，整本書都是垃圾。這是一個可怕的片面性ーー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片面性，其中很多內容都是純屬虛構。就像她說的長征是蔣介石和斯大林共同策劃的陰謀。不管怎樣都太荒謬了。

毛想成為比中國國家主席更重要的人物嗎？這是她的論點之一。

不，我覺得那是胡說八道。你知道嗎，毛澤東，他有兩面性。第一，他是一個偉大的軍事戰略家和戰術家。我可以舉出無數大多數人連做夢都想不到的絕妙軍事策略。但他的另一面是，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個人主義者，一個某種程度上無政府主義的平民主義者。我記得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之後，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從喜馬拉雅山回來，帶回了一條大眼鏡蛇。他邀請我和我妻子和他一起吃蛇。我當時扮演魔鬼代言人，問他: 印度人被打敗了，你們已經在喜馬拉雅之巔，你可以繼續橫掃，不過200英里，就到加爾各答了。那你怎麼又回來了？

他像看瘋子一樣看著我。毛澤東說: 天啊，我們管理中國都有這麼多問題，你以為我們想管理印度嗎？我認為除了中國，毛澤東和其他人對什麼都不感興趣。

如果毛今天還活著，他會如何看待中國的進步？他會怎麼看這個國家？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會滿意嗎？他會失望嗎？今天的中國是他心目中的樣子嗎？

我認為這是一個雙面的東西。事實上，我想了很多。看到中國的經濟實力和世界地位的變化，他將感到非常自豪。他會很高興的。另一方面，他會對道德和價值觀的崩潰感到厭惡。我認為他會對習近平試圖恢復一些舊的價值觀的方式感到非常高興。但與此同時，我認為他不會樂意看到在最近召開的三中全會之後，現在又強調讓市場力量決定事情，讓政府越來越脫離經濟管理。這當然違背了他的基本觀點。當然，他可能已經變了。

毛澤東仍然是所有中國鈔票上的面孔，他的肖像仍然在天安門，他仍然受到中國人的尊敬，你是否感到驚訝？

不，一點也不，因為現在正在成長的年輕人，包括年輕的黨員，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他寫了什麼，他做了什麼。他們只知道他有點像喬治 · 華盛頓。他是國家的締造者，人民的統一者，等等。他們只知道這些。我不指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