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四五》鄧小平都在位

《六四》《四五》鄧小平都在位





《六四》年年記念，早已聞名世界。不過《六四》時鄧小平「在位」也不是在最高位子上。當時在最高位子上的是趙紫陽。但是掌實權的是鄧小平。名曰《垂廉聽政》，趙紫陽是個牽線木偶而已，自他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示威絕食的學生后，過了一個晚上他就「消失「了，僅一個晚上一個最高領導人就「消失「了，怪呼？鄧小平雖不佔據中國政府的最高位，而實際掌握的權力之大創世界記錄。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到死一直掌握著政府的國家機器，擁有武裝力量的走資派鄧小平最後動用軍隊開槍鎮壓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示威的學生們。當然在絕食示威的學生們中混雜著不少別有用心的壞分子。

而《四五》的名氣就小多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立馬給平反了。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打砸搶燒的打手們都成了英雄。給人留下的只是那次沒有開槍鎮壓。至於何以發生鮮有關注。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立馬給於平反，可以看出與鄧小平說《永不翻案》到鄧小平第二次上台後立馬翻案很類似。《四五》鄧小平「在位」當然也不是在最高位子上。當時在最高位子上的是毛澤東。鄧小平這次「在位」時迫不極待地要為自己翻案，翻「文革中第二號走資派「的案。然而引發了再次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走資派鄧小平對毛澤東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不滿，糾集了一批大中小走資派和右派分子和支持走資派的人以借口「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篡黨奪權陰謀的活動。

《四五》的目的要讓鄧小平篡權。《四五》是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

「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報告"(三）

第三個問題，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樣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地搞起來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輿論，是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礎。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鄧小平颳起右傾翻案風，社會上謠言四起時，這伙反革命就與鄧小平一唱一合，緊密呼應，煽陰風、點鬼火，大造反革命輿論。他們喪心病狂地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中央領導同志，造謠誹謗中央有什麼「老派」、「新派」，「溫和派」、「激進派」。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和周總理逝世后，他們又製造所謂「總理遺言」，胡說什麼「批鄧就是反周總理」，妄圖製造混亂，扭轉批鄧的大方向。在天安門廣場活動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謠言最凶的傢伙。反革命政治謠言泛濫的單位，群眾思想混亂，批鄧就批不起來，壞人活動囂張，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幹得最凶。

他們無恥地吹捧鄧小平，為把鄧小平抬出來當中國的納吉，大造輿論準備。當去年鄧小平大刮吉傾翻案風時，這些傢伙就給他吹喇叭、抬轎子，認為只有鄧小平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說出他們的心裡話。胡說什麼、「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后，他們預感到末日來臨，拚命頑抗，誣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什麼「天驟變，烏雲布，起陰風」、「突如其來」，「爭權奪利」；攻擊批鄧是什麼「無端弄筆出誹言」，「用反覆辟的口號搞復辟，以反倒退的名義搞倒退」，「是把老幹部打下去的信號」等等。

他們竭力為鄧小平辯護，胡說什麼「搞階級鬥爭阻礙生產的發展」，「抓不住老鼠的貓能是好貓嗎？」說鄧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斃」。有個反革命分子竟瘋狂叫囂說，他要是鄧小平的秘書，就要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下毒手。周總理逝世后，他們又散布鄧小平是什麼「黨政軍全拿得起來的唯一的人」，「當然的接班人」，還造謠說，鄧是周總理「提議的總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門廣場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妄想「對中央施加壓力」，「把鄧小平抬出來」當中國的納吉。

他們惡毒攻擊大好形勢，製造混亂，以便混水摸魚。用林賊《「５７１工程」紀要》中的惡毒語言，攻擊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是什麼「政局不穩」，「經濟搞得亂七八糟」。還誣衊現在是什麼「山河變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巒暗，環宇竟哀鳴」，是什麼「風雨飄搖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動「有志不如趁勢」，要「在這急風暴雨到來的時刻」充當「英雄」，要「不怕風險，不怕殺頭」，用「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亡命精神」，「大幹一場」。

他們還為在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暴亂直接製造輿論，別有用心地進行反革命煽動。散布希么「周總理逝世時悼念活動受到了限制，群眾的意志沒表達出來」。公然叫囂到清明節「要用花圈表達出人民的意志，有熱鬧可看」。在清明節前夕，他們大肆傳播所謂「總理遺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謠說「南京有幾十萬人上街示威」，「全國已經亂起來了」，胡說中央對南京事件「態度很軟」。還造謠廣州有人在大街上召開會議，指名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為製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輿論。

第二，組織上早就互相串聯，結成了幫伙。

在天安門廣場跳得最高，幹得最凶的，台前幕後都有一幫子人，已經查明的就有幾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幾十人。從初步調查的情況看，他們搞組織串聯，大體有以下集中情況：

一是策劃於秘室，搞「裴多芬俱樂部」，早已結成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與本單位的一些人結成同夥，經常在一起傳播反革命政治謠言。從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們一起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反革命宣傳，並精心策劃在廠內貼出十八條反動標語，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叫囂什麼「誓與黨內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血戰到底」，策應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活動。他們還供認，陰謀搞四○火箭筒，伏擊紅旗牌轎車，對中央負責同志下毒手。

一種是早就糾集一伙人，在天安門廣場又乘機擴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組織，打出所謂「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委員會」「全國罷工委員會」「臨時造反委員會」「殺妖戰鬥隊」等旗號，發表《告全國人民書》，網羅黨羽。

反革命分子侯玉良，從今年一月開始，就搞反革命串聯，組織反革命小集團，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又積極物色對象，發展反革命組織，採取特務手段，規定聯絡暗語，建立單線聯繫，炮製反動地下刊物《大眾報》。先後網羅幾十人像林彪的小艦隊一樣，開列了名單，劃分為骨幹、可靠和不可靠三類。

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夥在紀念碑周圍貼出「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委員會通知」，發表反革命演講，用半導體話筒聲嘶力竭地叫嚷「火燒得越旺越好」，帶頭指揮衝擊人民大會堂，還組織了五名所謂「談判代表」，侯玉良自命為「首席代表」，踩著警衛戰士和人民警察的頭衝進解放軍營房。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們又訂立攻守同盟，轉移銷毀罪證，轉入地下，侯玉良與同夥總結三條「失敗的教訓」：一是沒有聯合起來，二是大學生沒有發動起來，三是沒有一個像樣的首領。還給同夥打氣說天安門廣場事件是什麼「進軍的第一炮」，是解放以來最偉大的群眾運動，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力量，「妄圖捲土重來」。

一種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聯。炮製反動詩詞、造謠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鉉，今年一月到桂林參加四機部召開的業務會議時，與上海、河北、廣西、四川、貴陽、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廠的十五、六個技術人員串通一氣，傳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謠言，周忠鉉還和其中的五個人集體收聽敵台廣播，記錄敵台偽造的所謂「總理遺言」。回京后保持聯絡，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

一種是外地的壞人來京搞反革命串聯。吉林省勞改釋放的壞分子李廣德，三月二十日竄來北京與一內蒙來京的壞人王鐸勾結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個所謂上訪人員，從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連召開了五次黑會，密謀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宣講所謂「呼籲書」「告上訪人員書」，叫囂到北京「不是來燒香的是來拆廟的」，「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廟，寧死不回頭」，煽動要組織起來，到中南海靜坐、絕食向中央施加壓力，衝擊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活動，也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就拿第一個在紀念碑貼出影射攻擊「悼詞」的反革命分子曹志傑來說，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糾集同夥，密謀策劃，先後開了四次黑會，指定專人起草悼詞。三月底寫出悼詞之後，他看了嫌太平淡，「沒勁」，特意加上「披荊斬棘」「血戰到底」等影射攻擊的反動詞句。四月二日還到北大法律系進行煽動，遭到工農兵學員的駁斥，市總工會要他揭下反動悼詞，他堅持不揭，後來看形勢不妙，又私下對同夥說：「先退回來，等待時機以後再進攻」。

在天安門廣場猖狂表演的這伙反革命，幕後也大都有人煽風點火，出謀獻策，在天安門廣場用半導體話筒宣講反動詩《今日在何方》的那個反革命分子，早就嘔心瀝血地炮製了反動詩詞，並四處拉同夥，請軍師。

有個宣傳部門的人為他寫的詩反覆琢磨，一邊修改，一邊讚賞，並陪他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宣講，還有一個反革命分子為他的詩修改了三天，凡惡毒攻擊的字眼，都用紅筆劃出來，肉麻地寫道：「大作拜讀，構思巧奪可取，感情真摯，有激情」，並為他獻策說：「應寫得含蓄一點，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讓別人看得出來，又不能讓別人抓住，望君注意」。還有個傢伙為他出謀劃策說，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絕不能承認攻擊中央的，因為你的詩從字面上怎麼解釋都可以。

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鬧得最凶的單位，大都有領導人縱容支持，直至親自出馬，中國科學院１０９廠送四塊反動詩牌和花圈的活動，就是在某些領導人參加下精心策劃的，他們早在一月底就醞釀清明節送花圈，二月買紙作準備，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圖案，經某負責人批准製作，並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動詩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他們一共做了四個花圈，兩個給周總理，一個給陳毅同志，一個給楊開慧同志，影射攻擊中央領導同志。

有一個傢伙，在製作花圈的時候就說過：「準備被抓起來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們還專門開會研究送反動詩牌「走那一條路影響最大」，確定繞道走「外地人多，外國人多」的王府井，路過北京飯店送往廣場。四月一日，該廠一些領導人親自坐車到天安門廣場窺測形勢，並抄錄反動詩詞，回去進行煽動。

四月二日上午，這個廠的領導為了掩人耳目，還特意設計了一個所謂批鄧大會，會上只有一個人發言，接著煽動組織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總指揮，從工廠所在地德勝門外祁家豁子出發，用四輛汽車在頭前開道，抬著花圈，舉著詩牌，招搖過市，到北京飯店門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鐘，以便讓外國人拍照，他們還指定專人把送反動詩牌的各種場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擴大反革命影響。還有一些單位也有類似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