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媒婆撮合父母包辦許配富商

反對媒婆撮合父母包辦許配富商



一百多年前的長沙女子趙五貞在花轎中自殺引發社會大討論。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指出：「這事件背後，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是環境逼著她求死的」。

1919年11月15日，長沙滿城都在傳說一件奇事：一位新嫁娘，昨天出嫁路上，用剃刀自刎於花轎之中。何解呢？眾說紛紜。能識字的人，自然最關注當日的報紙。1919年11月14日，長沙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城的新娘在花轎中自殺的事件。這位自殺的新娘叫趙五貞，是湖南長沙人，生於1896年，父親趙海樓，開眼鏡店為業。趙五貞性情溫和，知書識字，工裁縫、刺繡，友善鄰里。後由媒婆撮合，父母包辦，許配給富商品古齋少老闆吳鳳林為繼室。趙五貞不願「填房」，又嫌吳年大貌丑，要求改變婚期，終以「擇吉已定」不允。1919年11月14日，趙五貞用剃刀自殺於花轎內。

毛澤東旗幟鮮明、一錘定音，而且奠定了日後「政權、神權、族權、夫權四條繩索」的基調。文章作者署名正是「澤東」。自此《大公報》「研究」一欄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基本是沿著毛澤東文章定下的調子向前推進，代表意見如一篇名為《我對於趙女士自殺的雜感》所說：「似這一類的婚姻，不是要把女兒送上斷頭台，便是把女兒推入黑暗地獄，已經執行死刑的不消說了，我們要替已入或將入黑獄里的無量數囚徒想個超拔的方法。」借趙五貞自殺事件來討伐舊婚姻制度、舊家庭倫理, 將趙五貞「反抗舊式婚姻」作為前提，大肆談論舊式婚姻對婦女解放、戀愛自由的妨害，呼籲大眾起來剷除這些可惡的制度。轟轟烈烈的討論開展后的第三天，《大公報》的新聞版上又送來了一則看上去挺順手的材料。新聞名為《又一婚姻奇案》，說的是南門外常婆婆家的女兒，曾被許配給一名人力車夫，後來母親嫌其家貧有意悔親，女兒遂背著母親跑到車夫家私行婚禮。這立刻被新文化提倡者作為「又一個趙五貞」。

有人說她有「自由意志」，因此「有人格」。毛澤東在當日發表的《趙女士的人格問題》里指出：「趙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的父母能夠尊崇他容許他……但在他二十一年最後的一瞬間，他的人格忽然現在來了。嗚呼，嗚呼！不自由，無寧死……趙女士的人格也隨之湧現出來，頓然光焰萬丈！」同樣，常婆婆的女兒也擁有類似的「自由意志」與「人格」，論者稱常女士「能把智力保障她的自由意志，自然要算有人格的了」。而且，常女士比趙女士或許還高上一籌：「趙女士是消極的，常女士是積極的，消極是無作為，積極是有作為，所以常女士得了個頂完美的結果，趙女士得了個頂慘痛的結果。」（《趙常兩女士的人格》）。

高密度發聲：毛澤東在十三天發表十篇評論，其中湖南《大公報》九篇、《女界鍾》一篇，具體題目及發表時間為：

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趙女士的人格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改革婚制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女子自立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社會萬惡」與趙女士(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非自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打破媒人制度(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婚姻上的迷信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這些文章，青年毛澤東不僅剖析趙五貞自殺的根本原因，而且探尋了趙五貞「非自殺」的可行出路，並由小及大，進而探討了整個社會層面的婚姻戀愛自由問題。

青年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指出：「一個人的自殺，完全是由環境所決定。趙女士的本意，是求死的么？不是，是求生的。趙女士而竟求死了，是環境逼著他求死的。趙女士的環境是：（一）中國社會，（二）長沙南陽街趙宅一家人，（三）他所不願意的夫家長沙柑子園吳宅一家人。這三件是三面鐵網，可設想作三角的裝置，趙女士在這三角形鐵網當中，無論如何求生，沒有生法。生的對面是死，於是乎趙女士死了。」明確指出問題的要害：「這事件背後，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

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發表了《趙女士的人格問題》，提出：「趙家父母明明迫著他的女兒戀愛不願意戀愛的人，遺容有什麼自由意志？你不願戀愛我，而我迫著要戀愛你，這是一種強姦。這叫做『直接強姦』。他的女兒不願意戀愛那人，而他逼著要他女兒戀愛那人，這也是一種強姦……中國的父母都是間接強姦自己的子女。這結論是在中國家庭制度（父權母權）婚姻制度（父母代辨〈辦〉政策）的底下應該發生的。」疾呼：「（一）天下類於趙女士父母的父母都要入獄。（二）願率天〔下〕人齊聲高呼：『趙女士萬歲！』」

毛澤東在《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一文中，提出：「全中國的青年男女諸君！你們都不是些聾子瞎子，眼見著這麼一件『血灑長沙城』的慘事，就應該驚心動魄，有一個澈底的覺悟。你們自己的婚姻，應由你們自己去辦。父母代辦政策，應該絕對否認。戀愛是神聖的，是絕對不能代辦，不能威迫，不能利誘的！我們不要辜負了他，不要使他白白送了一條性命。」同日，他在《改革婚制問題》一文中與讀者互動，發出徵文啟事：「既然提出了『改革婚制』，就應該進行討究『婚制如何改革』。我甚希望一般青年男女諸君，對於這個問題，有所解決。如有以解決的論文投向本報，本報當然是極其歡迎。」

長沙周南女校學生主辦的周刊《女界鍾》特刊第1號，在《關於趙女士自刎以後的言論》總標題下發表了毛澤東的文章《女子獨立問題》，指出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方面不能獨立，指出：「男女的關係，依現代主張，應以『戀愛』為中心，戀愛以外，不能被支配於『經濟』。所以現代的主張是，『經濟各自獨立，戀愛的兒公共』。現代以前則不然，都不知有所謂『戀愛神聖』的道理，男女之間，戀愛只算附屬，中心關係，還在經濟……」

毛澤東發表《「社會萬惡」與趙女士》一文，針對彭璜的文章展開辯論：「趙女士的自殺舉動，任說是如何軟弱，總不能說他是『無故而死』。他死的『故』，又總不能不說有多少是在他本身以外的『社會』。社會裡面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他可以使趙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明確指出趙女士致死的根源是：「這都是我們中國萬惡社會裡特別發生的把戲。」

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思維特徵就是高屋建瓴、善抓事物本質，這時候也已初見，從而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找到了「萬惡」的總根源，在於社會制度的腐朽反動，進而又在11月25日、27日、28日發表了《戀愛問題》、《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得出結論：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去改造社會，否則，一些均無希望。對於趙五貞女士的自殺，毛澤東一則給予了同情，讚許「不自由，母寧死」的反抗精神，但是，在另一方面，還是覺得自殺是消極的態度，不值得提倡。11月23日，他在湖南《大公報》發表了《非自殺》一文，認為：「與其自殺而死，寧奮鬥被殺而亡。」「吾人於此，應主張與社會奮鬥，爭回所失的希望。奮鬥而死，則是『被殺』，不是『自殺』。」即使「截腸決戰，玉碎而亡」，也在所不惜，這才是「天下之至剛勇」。

青年毛澤東就趙女士自殺事件，從16日至28日短短十三天是時間，發表了十篇評論，深刻揭露腐朽的封建社會的宗法制度，吃人的禮教舊道德，號召青年們起來，摧毀舊社會腐朽的舊制度，成為「五四運動」旗幟上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符號。十篇評論的特點具有連續性、鮮明的鬥爭性，語言犀利，形如檄文。從趙女士一個人，看到了整個中國婦女生存現狀，指出了婦女受壓迫的社會根源，從倫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等多個方面，佐證自殺的總根源是社會，從多方面剖析了中國當時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極端腐敗，指出不平等的根本在於經濟上的女人受男人支配，號召廣大婦女要解放就要對整個社會進行改造，必須聯合起來掃蕩萬惡的社會污泥濁水。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關於趙女士自殺的討論並不是孤立的，有文章稱：北京《晨報》在1919年12月7日稱讚毛澤東是婚姻問題上的「解放派」，肯定了毛澤東關於「趙五貞事件」所發表的文章超過了上海《時新日報》和《晨報》上的同類文章。對於北京《晨報》的這篇文章筆者沒有去查找，因為，無可置疑能夠確認的是：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便將婦女運動列入了議程；

1922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政黨名義通過的婦女運動決議——《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正式獲得通過；

……

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誕生！而這一部法律的問世，蘊含著毛主席長期的重視以及傾注的大量心血。

我們無須刻意放大或淡化某一事件或人物的歷史意義，任何事件或人物的存在與發展也都不是孤立而存在的，我們只需要知道這些歷史，去用心感受，應該能感覺到歷史的脈動。就如同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也就是「五四運動」前夕，毛澤東閱讀《倫理學原理》上批語道：「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由此，再到趙五貞事件，再到新中國第一部法律，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是歷史的發展、延續和回應。

無獨有偶，遠在北京的胡適寫出了《李超傳》，李超女士追悼會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舉行，蔡元培親書「不可奪志」四個大字。李超的身世，誠然不幸，她對家庭環境的不滿，也屬確實，但她的生活細節與心路歷程，也相當模糊，但李超，成為1919年一個女性解放的符號，在五四狂潮中被抬到了中國女性代表人物的高度。胡適在《李超傳》中總結道：因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量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

李超的事迹傳到湖南，立刻被新文化陣營用來與趙五貞相提並論：「近來湖南自殺了一個趙女士，北京氣死了一個李女士……乃是為著自身，為著自己的人格，做一個覺悟上的解脫！」李超的符號意義定型了，趙五貞的符號意義也定型了：她們都是「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

從此，這個定論就進入了「不斷重複」的過程。1920年1月《長沙》周刊上刊出《多注重些實際》，又有了新的符號人物加入：「趙五貞女士殺了！李超女士憂憤而死了！楊純英女士的家庭，黑暗到極處了！（見《晨報》）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救出那些沉淪苦海像趙、李、楊三位的女同胞，是幾篇嘆息—究研的文字，所能做到的嗎？」「婦女解放」的人物譜系在擴大，趙五貞儼然已經成了板上釘釘的婦女解放先驅。

1920的長沙文學刊物上，出現了一篇題為《鄉里老人》的小說。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鄉里老人的女兒，因為到省城親戚家做客，「時值甚麼趙女自刎，被他聽入耳根，回到家中，屢將此事稟母」，希望借趙五貞的事迹，說服父母廢除自己的包辦婚姻。趙五貞在小說中已經體現出符號的榜樣作用。而另一篇小說《新娘》中，雖然沒有出現趙五貞的名字，描寫新娘出嫁前的痛苦心理，卻無異於為趙五貞的自殺加了一個心理上的註解，或者說，代趙五貞寫了一篇自述：但是玉姑娘心裡想，我若違反禮教，禮教不過處我一個死刑。我若順從禮教，倒是我自己判定一個永世的——無期徒刑。

隨著新文化影響的擴大與主流地位的確立，趙五貞作為湖南女性解放的重要人物被寫入歷史，而定調者的身份日益顯赫，也讓趙五貞的名字傳播得更廣，更為人知。26歲的毛澤東為推廣新文化而策劃的這場大討論，讓趙五貞誤打誤撞地成為了婦女解放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