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與加速主義息息相關

20世紀的最後10年，伴隨著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科技飛躍和社會發展，西方國家的生產形式、勞動範式及組織形式和資本的運作方式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新的經濟現象層出不窮。對於這種當代變化的批判性解讀，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不同的學科也都嘗試以各自的視角和維度透視現象所帶來的新趨勢和新影響。但我們必須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勞動的傳統解釋框架需要正面回應資本主義本質和形式之間的變化張力，適時地對概念和理論本身進行推進。馬克思主義學者也應直面這些變化對社會生產以及理論所帶來的挑戰，以此來掌握理論在現實中的話語權，從而真正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當代全球經濟現狀的解讀。
在這些新變化中，最明顯的莫過於在新硬體技術條件的刺激下，數字經濟成了資本主義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生產勞動樣態和社會生活模式。資本主義生產形態和勞動範式開始發生巨變，以物質資料產品為輸出形式的大工業生產模式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正在被改變，生產過程在空間和時間等各個維度上也愈加彈性化。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的福特製剛性生產模式開始逐漸向以生命政治為特徵的後福特社會轉變，資本開始全面掌控社會生活的生產及再生產。與此同時，技術進步也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向前推進，資本主義的數字化程度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日益加深。機器所能承擔的越來越多的智識性勞動消解了傳統的勞動組織形式，原先只在部分行業率先出現的「無人化」運作加速到來。
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爾尼塞克在《加速主義宣言》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與加速主義息息相關，資本家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要加速資本周轉，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資本的「新陳代謝」就是要釋放創造性的破壞力，使得技術革新和社會革新以不斷更新的加速度向前推進。這實際上意味著，在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和偶然的社會契機共同作用下，強化和加速了全面更新的頻率，使得社會生活生產的所有節點，不論是生產還是消費，不論是個體存在還是合作組織規範，都被裹挾在技術的變化之內發生相應改變。這種改變並非連續性的量變積累，而是顛覆性的本質更迭。因為技術本身不再是一個附著在某一環節之上的工具性存在，而是滲入進了生產生活的所有環節。技術中介了存在本身，因而技術本身的推進必然導致所涉及的整個系統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