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翻身解放的農民需要共同富裕

獲得翻身解放的農民需要共同富裕　




獲得翻身解放只是解決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的第一步。站起來的中國農民，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又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開始解決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農民問題——共同富裕。

毛澤東不僅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重視農民在建設中的巨大作用。他認為農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主體。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明確地指出：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並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毛澤東的這番話雖然針對抗日戰爭時期所說，但也說明了農民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重要作用。正如他在建國初期所說：「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也明確指出：「在我國的六億多人口中有五億多農民，他們無論在革命鬥爭中和建設工作中都是一支最偉大的力量，我國工人階級只有依靠這個偉大的同盟軍，把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充分地調動起來，才能取得勝利。農民同盟軍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仍然是這樣。」所以，「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民問題仍然像過去在革命時期一樣，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問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主要是農村的現代化，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主要是中國農民的共同富裕。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殫精竭慮地探索實現中國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澤東把中國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的解決與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緊密地聯繫起來，既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又把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手段及實現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土地改革以後，農民雖然獲得了土地，卻因小生產固有的局限，無法抵禦自然的風險，也無法滿足國家大規模的工業化的需要，「而且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實際上毛澤東早在1943年就認為，在中國的農村中，「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痛苦。克服這一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毛澤東認為，只有通過提高對農村私有制改造的力度和重新構建農業經營體制，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和推進國家工業化。基於這種考慮，從1953年開始，在毛澤東的倡議下，國家按照自願互利和示範的原則，把農民組織起來，走上合作化道路。

　　隨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中國農村在1956年普遍建立了高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的特點是：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歸合作社集體所有，以生產隊為基本的組織形式，集體勞動，產品歸合作社集體佔有，由合作社按照工分(勞動日)進行按勞分配。

　　在毛澤東看來，農業合作化為農民集體致富的保證，提供了組織和制度，消除了歷史上個體農民分化的可能性，有助於所有農民實現共同富裕。

　　正如1958年中共中央發表的《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所指出的：「我國農業正在迅速地實現農田水利化，並將在幾年內逐步實現耕作機械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規模過小，在生產的組織和發展方面勢必將發生許多不便。為了適應農業生產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利的地方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併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毛澤東相信先進的生產關係不僅可以更快地發展生產力，更可以實現包括農民在內的中國人民早日實現共產主義。因此，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依靠強大的國家力量在中國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公社「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即按勞付酬)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國家對內職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領導中國農民推翻了以封建土地私有製為基礎的、壓迫農民的國家政權，建立了代表農民利益並對農民負責的新政權，使中國農民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得以翻身解放，解決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民問題，為解決20世紀下半葉中國農民問題提供了政治前提;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憑藉新生的國家政權，建立了通向農民共同富裕道路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極大的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解決20世紀下半葉中國農民問題做了極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