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對西藏的態度

毛主席對西藏的態度

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許多人對西藏寄於同情。但是他們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裡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變分子，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在外國，有那麼一些人，他們對西藏人就是只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個區域）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除掉幾萬人，還是一百十幾萬人，世界上有許多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的同情相反，我們同情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那少數人是一些什麼人呢？那少數人就是剝削壓迫分子。講貴族，××和阿沛也算貴族。但是貴族有兩種：一種是進步的貴族，一種是反動的貴族。進步分子主張改革，舊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舊制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人太少了，要發展起來。這個事情，我跟達賴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贊成你們信。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一百二十萬人裡頭，有八萬喇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資，二不生產人口，你看，基督教是結婚的，回教是結婚的，天主教多數是結婚的，只有少數不結婚。（周恩來：印度教也結婚，日本的佛教，除少數人以外，也結婚。）就是西藏的佛教不結婚，不生人，不生產後代。這是不是可以改一改，來一個近代化？同時，教徒（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信教的。但是你們要，那有什麼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的事情，只能個人自己決定。這些話，我跟達賴一個人談過。我說，你們為了長久之計，是不是可以加以改革。

　至於貴族，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面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麼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間派，我們採取什麼態度呢？我個人的意見：對於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實行贖買政策，使它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那麼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們一點，你為什麼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是個農奴制度，就是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奴隸不是奴隸，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坐在農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穩固的，每天都覺得地球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個農奴制度了，不要那個莊園制度了，那一點土地不要了送給農民。但是吃什麼呢？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用贖買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現在是平叛，來不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只要不站在反革命那邊，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並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資本家也是一輩子都包到。幾年定息過後，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有利，這樣一來，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把仇就解開了。而農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得了土地。

　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嗎，講了一篇，它說，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全世界都反對共產黨。說我們打了大敗仗，誰人打了大勝仗呢？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又有人打了大敗仗，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哪有那事，既然我們打了大敗仗，那麼就有打了大勝仗的。你們講，究竟勝負如何？假定我們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那麼，誰人打了大勝仗呢？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干涉者打了大勝仗？我看也很難說。你打了大勝仗，為什麼那麼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呢？你們看我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　還有個美國人，名字叫艾爾奈普，寫專欄文章的，他隔那麼遠。認真地寫一篇文章，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二十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二十萬軍隊，每天要一萬噸的物資，不可能運這麼多。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因此，他斷定，叛亂分子滅不了。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這個問題。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游擊戰爭的人，是不知道。這是個大家的疑問。我這裡回答：不要二十萬軍隊，只要××軍隊，只要二十萬的×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就是××（包括幹部）。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們撤退××多，剩下××多。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這樣搞了，宣布六年不改，六年以後，如果你們還不贊成，我們還可以推遲，是這樣講的。你們曉得，西藏整個民族不是一百二十萬人，而是三百萬人。剛才講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萬人，其他在哪裡呢？主要在四川西部，就是原來西康區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松番、阿賽那些地方。這個地方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萬人。第三是甘肅南部。第四是雲南西北部。這四個區域合計一百八十萬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跟他們商量，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刻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就舉行叛亂，武裝鬥爭。現在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都改革了，人民武裝起來了。藏人扛起槍來，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這四個區域能夠把叛亂肅清，為什麼西藏不能肅清呢？你講複雜，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複雜的，為什麼現在有許多所謂康邊人去了西藏呢？就是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跑到那裡去的。他們跑到那裡，姦淫虜掠，搶得一塌糊塗，他要吃飯，就得搶。於是康人同藏人就發生了矛盾。西康跑出去的，青海跑出去的有一萬多人。一萬多人要不要吃飯？那裡來呢？就在這一百二十萬人中間吃來吃去。從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這回我們把叛亂分子打下來，把那些槍收繳了。比如日喀則，把那個地方政府的隊伍的槍收繳了，江孜也收繳了，亞東也收繳了。收繳了槍的地方，群眾非常高興。老百姓怕他們三個東西：第一是怕他那印，就是怕那個圖章；第二怕那個槍；第三，還有一條法鞭，老百姓很怕。把這三者一收，群眾皆大歡喜，非常高興，幫助我們搬槍枝彈藥。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裡的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六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頭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不需要二十萬軍隊，只需要××軍隊，可以滅得乾乾淨淨。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不要。所謂滅掉者，並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那種人。這樣的人，如果他們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台灣，名為胡適，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國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佔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麼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複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說，胡適之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他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麼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之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並不「小心求證」。只有「大膽假設」。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比如尼赫魯總理這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是兩面性：一面非常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號以後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