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清醒

做人最難的是清醒，尤其是當自己的事業和地位還沒有出現危機的時候，當自己面臨巨大的誘惑的時候，如果能夠提前預見到潛在的危險而防患於未然，能夠在利益面前做到清醒的取捨，就是更加難得的大智慧了。

春秋時期越國的范蠡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長篇傳記文學《范蠡》一書的作者夏廷獻先生為范蠡鳴不平說：興一國，滅一國，被稱為「兵聖」的孫武沒有做到，被稱為「智聖」的諸葛亮也沒有做到，但是，范蠡做到了。

公元前496年，吳國和越國發生戰爭戰，吳王闔閭陣亡，因此兩國結怨，連年戰亂不休。公元前494年，闔閭之子夫差為報父仇與越國在夫椒決戰，越王勾踐大敗，僅剩5000兵卒逃入會稽山。范蠡於勾踐窮途末路之際投奔越國，獻「卑辭厚禮，乞吳存越」之策。議和后「人待期時，忍其辱，乘其敗……」「持滿而不溢，則於天同道，上天會佑之；地能萬物，人應該節用，這樣則獲地之賜；扶危定傾，謙卑事之，則與人同道，人可動之。」 他向勾踐慨述「越必興、吳必敗」之斷言，進諫：「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被拜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踐夫婦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礪堅，君后勿悲，臣與共勉！」

三年後歸國，他與文種擬定興越滅吳九術，是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策劃者和組織者。為了實施滅吳戰略，也是九術之一的「美人計」，范蠡親自跋山涉水，終於在苧蘿山浣紗河訪到德才貌兼備的巾幗奇女——西施，在歷史上譜寫了西施深明大義獻身吳王，裡應外合興越滅吳的傳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踐20餘年，苦身戮力，卒於滅吳，成就越王霸業，被尊為上將軍。

吳王亡身餘杭山，越王擺宴姑蘇台。在舉國歡慶之時，范蠡急流勇退，攜美人西施隱姓埋名、泛舟五湖。他臨走的時候，給好朋友文種寫了一封信，說「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其處樂，子若不去，將害於子。」不出所料，文種不聽范蠡之良言，貪戀權位，最後被殺。

而范蠡輾轉來到齊國，隱姓埋名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並經商，沒有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范蠡的賢明能幹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嘆：「居官致於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徵兆。」於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遷徙至陶，在這個居於「天下之中」（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我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

史學家司馬遷稱：「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是看清了越王的本性而急流勇退，是為了保住身價性命的清醒。比范蠡更早的「夷齊讓國」和「義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的清醒，則是清醒的更高境界了。三千年前，秦皇島一帶正是孤竹國管轄的區域。這個古代方國建國很早，歷經了商和西周兩個朝代。老孤竹國君死前留下遺言，命小兒子叔齊繼位，繼承他的事業。按照當時的規矩，長子應該繼位。但伯夷卻說：「應該尊重父親的遺願，國君的位置應由叔齊來坐。」在他看來，他不能違背父親的意志而落下一個不孝的臭名，於是他放棄王位，逃出孤竹國。大家又推舉叔齊做國君。叔齊說：「我如果當了國君，於兄弟不義，於禮制不合。」他也清醒地意識到君位將使自己難逃不義的名聲，也逃出孤竹國，和伯夷一塊兒過起了流亡生活。

這種「讓賢」的舉動，不僅僅受到時人的讚揚，到了春秋戰國時，儒家學派更是大為讚賞，評價說：「能以國讓，仁孰大焉，伯夷順乎親，叔齊恭乎兄。」

當時正是商紂王昏庸腐敗的時期，為躲避商紂王的殘暴統治，兄弟居住在北海之濱，和東夷人一起生活。後來，他們聞聽周文王在西方興起，就相約到周國去。剛到半路，恰好遇到了周武王的大軍。他們得知周武王正率領著大軍剿滅商紂王。這讓兄弟大失所望，力諫武王說：「父死不埋葬，就動起武來，這能算孝嗎？以臣子身份討伐君主，這能算仁嗎？」

武王非常氣憤，要殺掉他們，姜太公說：「這是講義氣的人呀，不要殺害他們！」 周武王很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滅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叔齊聽說后，認為這種以下犯上做法是大逆不道，發誓再也不吃周朝的糧食。他們相攜來到首陽山上採集薇菜吃。他們認為，既然山下的人都已歸周朝管轄，土地也都是周朝的了，他們生產的糧食堅決不吃。

但是有一天山下有一農婦上山挖野菜，看見兩個瘦骨嶙峋的老人也在那裡挖野菜。得知了緣由，農婦覺得奇怪，就說：你們倆人倒是有骨氣呀，不吃周朝的糧食，但現在普天下都是周朝的呀！這山，這山上的野菜，也是周朝的，你倆為啥還吃呀？

伯夷、叔齊頓然大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決定連野菜也不吃了，開始絕食，最後雙雙餓死在首陽山上。

伯夷、叔齊兩人，在歷史上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偉績，但荀子卻說，伯夷、叔齊的名聲，就像日月一樣，可以與舜、禹的英名一樣千古流芳。伯夷、叔齊被認為是以身殉道的典範。孔子的學生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說：「古之賢人也。」又問：「他們對所作的事不覺得後悔嗎？」孔子說：「他們求仁而得仁，沒有什麼後悔的。」後來又進一步的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如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可見孔子對伯夷、叔齊的所作所為是非常肯定的。

這個故事更得到了司馬遷先生的認同，他在《史記·伯夷列傳》說：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兩人因此而遂名揚千秋，成為義人楷模。

毫無疑問，伯夷、叔齊的讓國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為，不是為了博取流芳千古的美名，他們在利益面前堅持自己的立場，給後人留下的，是一種獨立的人格與精神，是一種寧死不屈的頑強與執著，是一種智者的清醒。沒有這份清醒，這樣一個偏遠小國的兩兄弟早就消失在歷史的茫茫煙塵之中了；但是這份清醒，卻讓他們的名字永遠閃爍在歷史的星空。

古往今來，栽倒在利益門前的人不計其數，只有清醒的智者，領取了當頭棒喝的鞭子，一騎絕塵，給後世留下不盡的遐想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