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好的大學在培養比貪官更可怕的人？

中國最好的大學在培養比貪官更可怕的人？




在中國的大學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華，都正在培養一群20幾歲就已經「老奸巨猾」的學生，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 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一旦這些人掌握了權力，擁有了地位，帶來的危害比貪官污吏更大！央視某男主播就是其中代表。然而，他們也正是我們教育體系中最優秀的一部分，成長的路上有我們的鮮花和掌聲，我們的家長正在千方百計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這樣的人。

著名學者、北大的錢理群教授退休之後，曾經義務到一些場合去講學，錢教授是研究魯迅的專家，講的也是介紹魯迅的課程。但講了不到一個月，原來的座無虛席的教室到只剩下三三兩兩的學生，並不是錢教授的課不好，而是大家覺得，現在聽魯迅對於自己的升學、就業沒有半點幫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時間來聽這些「沒用」的課呢？

為此，錢教授感慨萬千，最著名的是他曾經攥文《大學里絕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把這種現象背後的本質揭露了出來，他在文中警告說：「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

《大學里絕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2007年有兩條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說第一條。這是暑假以後新學年開始的一個報到，說是大學新生一報到，有些學校領導就約見學生家長，提出現在開始就要為學生未來的職業做準備，要對學生進行職業的訓練和指導，好像我們北大還有專門的組織，指導學生根據求職的需要來設計自己四年的大學生活，還要讓這些學生提前和招工單位的人事部門見面，以便公關。這真的讓我大吃一驚，我曾經感慨應試教育之外的教育都進不了中學教育，現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機：要求大學生按照就業的需要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與就業無關的教育是不是也進入不了大學教育呢？

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個全國高校通識教育培訓班講我在大學講魯迅的情況。講完了一位大學老師舉手提問題，要我介紹一下在大學里講魯迅課，怎樣有利於學生求職就業。我當時聽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裡卻涼透了。我無意責怪這位青年教師，因為他在上課的時候別人也這麼問他：你這個課和就業有沒有關係，有關係我來聽，沒關係我不來了。這就非常可怕。當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說大學不能成為職業培訓班。我想北大還不至於，然而北大也有這個趨勢，今天的整個的教育是圍繞著應試和就業來展開，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實。

這裡涉及一個嚴重的，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就業和大學教育的關係問題。我曾經多次對80后的大學生講，我非常同情你們這一代，你們中學碰到應試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又面臨著畢業以後可能沒有工作。這在過去沒有過，都集中到你們這裡了。我1956年中學畢業考大學，當年大學招生人數比中學畢業人數要多，我們那一代人不存在應試問題。再早幾年，我想蔡恆平他們那個時候，可能也不存在畢業后的就業問題。你們恰好碰到了，兩個東西都給你們遇上了，這是這一代大學生所必須面臨的現實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否認就業問題給我們大學教育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新的挑戰。正是這一嚴峻的現實，出現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論調，需要在理論上進行澄清。這裡我想談談對大學教育和就業關係的四點看法。

首先，我認為大學就業難，確實暴露了大學專業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比較陳舊，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學生知識結構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學應該進行教學內容、課程設置上的更新調整。這是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有的一個內容。

第二，我們要具體分析一下，大學生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原因在哪裡。在我看來，一個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質的問題。很多就業單位，對大學生的素質有許多批評，我覺得我們大學生應該聽一聽這樣的批評。他們主要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一個是獨立自主能力比較差，一個是缺少團隊精神，不善於和他人合作，還有知識面太狹窄，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不足。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精神素質問題。而這種精神素質問題，就是獨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學應試教育的後果。正是因為這樣，大學教育就應該補這個課。中學的應試教育造成了你們這些毛病，這些弱點應該在大學里彌補，大學不僅僅使你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技術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公民。如果不著眼於這一點，只是按職業知識、技能的要求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那麼，你們中的許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學成了應試機器，到大學又成了就業機器，這樣來度過自己的青春時代，且不說會影響自己一生的長遠發展，單就個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個問題，我們對就業問題的看法，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眼光。我們常說未來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信息社會，這個社會有什麼特點呢？就是職業轉換很快，很少有固定一個職業的人，因為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不斷有一些新的專業、新的課題、新的職業出現。這使得每個人必須不斷變換自己的職業、自己的社會角色，這是現代知識、信息社會的一個很大的特點。這和我們那時候不一樣，我們那個時代分配到哪裡，就永遠不動了，一輩子做這個事兒。現在不行，它是不斷變換的。你們可以問問蔡恆平這些師兄，他們從北大畢業以後換了多少職業。他們現在的職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學的，但北大訓練了他的基本觀念、能力，他們就能不斷地變換自己，適應社會發展和自我發展的變化著的需要。

具體的培訓是可以通過訓練班來解決的，不是在大學里來解決的。大學適當開一點這種課我也不反對，但大學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剛才所提到的兩方面的發展，一個是作為人的現代公民的全面發展，一個是基本能力的培養。否則的話，眼光狹窄地把我們的大學辦成一個職業培訓班，那可能再度耽誤大家，而且可能整個地耽誤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條新聞。

大學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人才尖子？

第二條新聞也讓我吃了一驚。說新生未入學，家長和學生就忙成一團，通過一切途徑，找各種關係以求打點、照應。據說很多大學生，還沒上大學，就開始打聽，大學英語課，是某某老師教的？哪個給分數高？團委和學生會哪一個比較有前途？評獎學金是不是只看成績還要在學生會混得很好？還沒進學校就開始打聽這些消息。據說有一個沒有正式報到的新生，把學校里主要領導、團委書記、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這真讓我目瞪口呆。公關思維、搞關係思維，已經滲透到大學一年級學生中，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為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和我們北大是有關係的，人們經常說北大是全國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養尖子，要培養精英。我自己並不一般地反對精英，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更重視非精英，更重視普通的學生。正像魯迅所說，可能有天才，但是沒有泥土就沒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培養精英是無可厚非的。我們現在需要討論的是，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精英，或者我們每個同學要把自己培養成為什麼樣的尖子？這個問題是更加重大，也許是更加嚴峻的。

我現在恰好對這些尖子學生非常擔心——當然不是全體——但是相當一部分尖子學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讓我感到憂慮。在我看來，真正的精英應該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講時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的承擔。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精緻」指什麼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說，我接觸了很多這樣的學生，甚至覺得這都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典型，是可以作為一種文學的典型來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學概括，並不具體指某一個人。比如說吧，一天我去上課，看到一個學生坐在第一排，他對我點頭微笑很有禮貌，然後我開始講課。在一個老師講課的時候，他對教學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講到哪裡學生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這個學生總能夠及時地作出反應，點頭、微笑，等等，就是說他聽懂我的課了，我很高興，我就注意到這個學生了。下課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來，說「錢老師，今天的課講得真好啊！」對這樣的話，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對我的課大加讚揚，但我總是有些懷疑，他是否真懂了，不過是吹捧而已。

但是，這個學生不同，他把我講得好在哪裡，說得頭頭是道，講得全在點子上，說明他都聽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實說，老師講的東西被學生聽懂了，這是多大的快樂！於是我對這個學生有了一個好感。如此一次，兩次，三次，我對他的好感與日俱增。到第四次他來了：「錢先生，我要到美國去留學(課程)，請你給我寫推薦書。」你說我怎麼辦？欣然同意！但是，寫完之後，這個學生不見了，再也不出現了。於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點頭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資！這就是魯迅說的「精神的資本家」，投資收穫了我的推薦信，然後就「拜拜」了，因為你對他已經沒用了。

這是一個絕對的利己主義者，他的一切行為，都從利益出發，而且是精心設計，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評他嗎？我能發脾氣嗎？我發脾氣顯得我小氣，一個學生請你幫忙有什麼不可以？這個學生有這個水平啊。

但是，我確實有上當受騙之感，我有苦難言。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養出來的一部分尖子學生。問題是，這樣的學生，這樣的「人才」，是我們的體制所歡迎的，因為他很能迎合體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這裡。那些笨拙的、只會吹牛拍馬的人其實體制並不需要，對不對？就這種精緻的、高水平的利己主義者，體制才需要。這樣的人，正在被我們培養成接班人。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我最擔心的問題。我講這番話的意思，也不是要責備他們，這也不是這些學生本身的問題，是我們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這是我們弊端重重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結出的惡果，這是「罌粟花」，美麗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覺。

我今天講這番話是希望在座的同學，你們應引以為戒，並且認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麼，要把自己塑造成什麼樣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這樣的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的問題的要害，就在於沒有信仰，沒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關懷，大悲憫，責任感和承擔意識，就必然將個人的私慾作為唯一的追求，目標。這些人自以為很聰明，卻恰恰「聰明反被聰明誤」，從個人來說，其實是將自己套在「名韁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

而我們的大學教育，我們北大的教育，培養出這樣的「尖子人才」，就不僅是失職，那是會對未來國家、民族的發展帶來不可預計的危害，從根本上說，是犯罪的。問題是，我們的教育者對此毫無警戒，而我們的評價、選才機制，又恰恰最容易將這樣的「有毒的罌粟花」選作接班人……

後記

錢教授的文字，帶著滿腔的理想和熱忱，這是老一代讀書人特有的氣質。自古以來中國的讀書人們都有一種「救國救民」的崇高理想，這種理想驅使他們敢做敢為，領風氣之先。

梁啟超百年前寫《少年中國說》，寫到國外為什麼看中國是暮氣沉沉，是因為「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折，非當幾十年差，非挨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

百年之前是一個個少年老成，百年之後，是一位位少年「老奸巨猾」。

清華大學學生梁植在拿了三個學位而沒找到工作，習慣性地在一個電視訪談節目向評委請教找工作攻略，結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曉松的怒斥：「你不去問自己能為改變這個社會做些什麼，卻問我們你該找什麼工作，你覺得愧不愧對清華十多年的教育？」

這就是高曉松的不對了，我們的教育從不鼓勵學生去改變社會，而更多的是在鼓勵一個人排除千難萬險去達到目的，原則和底線我們也是不大教的，情懷和理想也是被拋棄的，所以不怪梁植。

只是若干年後，現在的這批少年成為了這個國家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他們會怎樣使用手中的權力？怎樣對待在競爭中敗給他們的民眾？錢教授的警告言猶在耳：「我們北大的教育，培養出這樣的「尖子人才」，就不僅是失職，那是會對未來國家、民族的發展帶來不可預計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