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美貿易戰看自信心殆盡的華盛頓

暮春時節的華盛頓本應洋溢著落英繽紛的浪漫以及初夏和風的清爽，然而近期白宮府內似乎並沒有那麼安詳。內外交困的形勢瀰漫到政治、經濟和外交等各個領域：選舉壓力日漸增大，總統選舉已經提上日程，15名民主黨人也已宣布參選；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美國4月20日當周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上升至23萬人，多於預期的20萬人；對外，貿易嚴重縮水，3月份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同比下降41%，作為美國對外貿易增速的前瞻性指標，BDI的大幅下跌反映國際貿易縮量明顯；外交動蕩形勢持續升級，美軍兩艘航母抵達波斯灣，在推出伊朗核協議一周年之際，美國宣布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而伊朗則給美國中央司令部扣上帽子，雙方對峙形勢劍拔弩張。
在此種情況下，美國又鋌而走險下了一步錯棋，即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關稅提升至25%，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這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做法不僅反映出美國這個超級大國長久以來建立的信心就此隕落，也暴露美國政治正在走向一種極端鷹派的路線，更對中美經濟和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造成極大惡劣影響。
歷經十幾年的馬拉松談判，中國才邁過美國自由市場經濟要求這道坎，進而加入世貿組織。事實證明十幾年以來，中國的加入大大促進了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而美國現在對華搞貿易壁壘，著力摧毀曾經自己苦心建立的對等貿易和自由貿易原則，是因為美國沒有將日漸崛起的中國視作合作夥伴，反而視作戰略競爭者，從「不講理的夥伴」到「戰略對手」，美國對中國的重新定位暴露了美國超級大國自信心的逐漸喪失。
當一個超級大國極力改變自由貿易政策而轉向保守壁壘主義，也就嚴重暴露出自身經濟實力的日漸式微。歷史上這樣的情況很多，其一是英國，1846年廢除《穀物法》，1849年廢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貿易和關稅限制，彼時的英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自由市場是它經濟蓬勃發展的巨大要求，然而1894年美國第一次在工業產值上超過英國，英國首次感受到了自己霸權地位的淪落，於是乎1915年通過了《馬克凱恩》法案，設置33.33%的關稅保護汽車工業。1921年，又通過了《保護工業部門法案》，對進口的精密儀器，化學品，金屬製品徵收50%關稅。英國從極力推崇自由貿易到搞「閉關鎖國」的情況不僅反映了國內政界保護主義的盛行，也反映了其隨著經濟大權旁路引起的國家自信心的下降。其二是美國，二戰後初期，後來居上的超級大國美國一枝獨秀，經濟總量最高峰時佔比近一半，特別是製造業開始選擇了自由貿易政策，而後隨著德國、日本、中國的崛起，70年代石油危機火上澆油，導致了美國開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1974年貿易法》的「超級301」條款則是最恰當說明。如今的中美貿易戰則是美國繼90年代后貿易自由化重新回歸到貿易保護主義的體現，中國經濟的崛起有目共睹，但是美國似乎顯得過於慌張和焦躁不安，這樣著急扼殺合作夥伴無疑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往往伴隨著經濟危機或者霸權衰落，客觀事實和主流趨勢是不可逆的，如果一味地動用貿易壁壘企圖逆天改命，那隻會讓自身元氣大傷。經濟霸主地位尚未淪落的前夕，美國這樣破釜沉舟式對抗做法恰恰暴露出其自信心的喪失，而中美作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經濟體，貿易戰的結果註定是「雙輸」局面，不僅會讓中美關係陷入僵持、中美經濟陷入低谷，而且會對世界整體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潮流造成巨大衝擊，由此引發的地緣政治分化、經濟動蕩、軍事摩擦都是可以預見的，美國的過度恐慌和過激反應讓我們必須對這個超級大國本應有的風度和自信重新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