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麼限制了中國人的生育力？

生育之累：到底是什麼限制了中國人的生育力？

戶籍、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各個與生育相關的領域改革不徹底，市場配置資源難以起基礎作用，經濟增長乏力、社會結構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財經》記者袁建勝高頔| 文 朱弢| 編輯

20多年後，中國生育率低迷的事實終於得以直面。

2016年初計劃生育政策鬆綁，全面放開二孩。原國家衛生計劃委的估計是，每年平均將比上年多生育人口300萬，截至2050年，15歲以上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凈增3000多萬。

但現實情況是，當年新增人口1786萬人，只比上年多了131萬人，遠低於預期；2017年則掉頭向下，新增人口1723萬人，比上年還減少了63萬人。一個新變化是，新增人口中二胎佔比超過一半，達到51.2％，一胎新增數量則減少了276萬。不僅二胎數量難以帶動人口增長，人們連一胎的生育意願也不甚強烈。

9月，新成立的國家衛生和健康委員會公布三定方案，三個與計劃生育有關的司都被撤銷，似乎預示著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全面終結。

中國低生育率持續了近30年，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失衡，造成「生育總精力」持續短缺，改變認知方式和持續推進與生育有關的戶籍、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的全面改革，才能正面促進人們生育的信心。

婚配的窘境

七夕之前，河北滄州市某縣地稅局29歲的公務員尹成又失戀了。

這是他第三任女友，鄰縣的公務員，經人介紹兩人相處了半年後，雙方家庭開始謀划他們的婚姻大事，談判幾輪后卻崩了。這是一場典型的「縣城式」分手，婚禮籌備被放棄，戀人成了熟人，再見如賓，沒有什麼特別的波瀾。

尹成在該縣的農村出生、長大，父親做過村主任和支書。他讀完大學考取了公務員，在職期間又讀了研究生，父親早早在縣城裡買了一套房子。尹成這次分手的女友是獨生女，女方家裡要求訂婚當天要帶上20萬元現金彩禮，還要在鄰縣再買一套房子，方便未來就近照顧岳父母。尹成月工資不到4000元，家裡也沒有能力為他購置另一套房產。

在縣水利局工作的劉輝對朋友尹成的分手不覺得可惜，縣城裡一套房子動輒七八十萬元，女方再要一套房子過分了。「彩禮嘛，農村和縣城一樣，男方出個18萬、20萬元，家庭條件不好的女方可能會留下幾萬塊，一般是把這些錢給女兒支配，比如買台汽車和嫁妝。」劉輝說。

這兩年一直在村裡掛職參與扶貧工作的劉輝說：「先別說生孩子，現在25歲左右結不了婚的小夥子，在哪個村裡沒有一二十個？」唐山農村的一名樂隊老闆劉慶林對《財經》記者表示，當地婚姻成本也是如此，一套縣城的房子加彩禮也要100萬元左右。劉慶林的樂隊專為農村婚嫁葬禮演出。

費孝通1938年在著作《江村經濟》中就指出，彩禮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因婚配喪失勞動力的一種補償，女方家庭又通過嫁妝的形式，將資源注入新家庭。隨著經濟發展和資產豐富，如今在彩禮之外，男方為新家庭購置車輛和房產，擴大了「彩禮」這一資源代際傳遞的內涵。

在尹成和劉輝所在的縣，婚配成本過高有多種因素：既有擇偶及分配範圍受限，女孩外出打工較多等客觀原因，也有計劃生育導致當地男女比例失調，以及女性權利缺失等主觀原因。

根據河北省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16年該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萬元，據此估算，一個擁有3個勞動力且有男孩的農村家庭，為結婚配置20萬元彩禮需5.6年，再加一棟縣城的房子需要28年。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原副主席崔郁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曾表示，有30.4％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上，和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權證上，沒有登記姓名。無論是分配還是繼承，在土地和房產等重要家庭資產方面，農村女性都處於非常顯著的不利地位。

女方在未來養育孩子中也將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因此也更有動力以彩禮和房產的形式，在新家庭佔有一席之地，彩禮價格的提升，又反過來形成男性婚配的障礙。

「生育總精力」是圍繞組建新家庭和生養孩子展開的，資產、時間、勞動力與親情等不可或缺要素的混合配置，在農村家庭總體收入有限的情況下，「生育總精力」成本的提升，讓它愈發呈現出稀缺的狀態。

婚配的窘境是延遲婚育的重要前置條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研究員鍾曉慧對《財經》記者介紹，1990年至2017年，全國平均初婚年齡從21.4歲提高到25.7歲，平均初育年齡從23.4歲推遲至26.8歲。

一直以來，農村及流動人口「超生游擊隊「的形象深入人心，他們普遍被認為是對生育率貢獻最大的群體，實際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對《財經》記者介紹，農村是2005年之後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區域，流動人口的生育率也大大低於全國總體生育水平。

七夕那天，佳文本來的計劃是下班和老公一起吃個飯，或者再看個電影，但她下班已經是晚上7點多了，丈夫進家門的時間是23點58分。

佳文來自河南，和丈夫2014在北京結婚，他們都是典型的縣城少年，讀完大學在北京闖蕩，當時婆家出了10萬元，佳文家掏了30萬元，加上兩人的積蓄，貸款110萬元買了房子。老公很要強，起早貪黑地工作，三年後把岳父出的錢都還上，女兒也出生了。婆婆開始時畏懼到北京來生活，寧願出錢給孫女請個保姆，一年之後，她還是來了。「保姆總不如自家人照顧的更好吧。」佳文說。「這也是我們覺得虧欠婆婆的地方，因為孩子讓他們兩地分居。」

佳文夫婦都是鐵定不要二胎的工薪族，女兒身上每月約5000元的消費已是負擔不輕，一旦懷孕在公司里又會被貼各種「標籤」，生育期間工資減少至少一半。「我算是不錯了，產假期間每月還能有2500元，懷孕后我加了不少微信群，裡面一些媽媽產假都沒有收入，想生二胎的恐怕都不到5％。」佳文說。

也是因為經歷過回歸職場的艱難，「北漂」李可和佳文一樣堅決不要二胎。

「幾年前為了能在北京安居落戶，已經掏空了雙方父母的家底。兒子的日漸長大，幼兒園和各種特長班的花費也讓我們吃不消，還需要還房貸。」李可說。為了減輕丈夫的壓力和自己順利回歸職場，李可的公公婆婆從老家來到北京幫忙。四個大人一個孩子，擠在一套兩居室里。

如果生二胎，就要換房子，車也要換大的，經濟重擔都壓在丈夫一人身上，老人年紀大了，照顧孩子的精力有限，李可自己又要面臨一場「職場斷裂」：「我好不容易熬出來了，肯定不會再入一次坑。」

與農村不同，在都市裡生活的年輕人與原家庭有著較為清晰的界限，距離不但加劇隔代照顧孩子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成本，在突出著情感鏈接的同時，也隱藏對養老的擔憂。

在縣城和鄉村裡，大家庭向新家庭透支性轉移資源的過程，同樣在都市流動的新中產階層中發生，雙方家庭不僅更有意願出巨資為下一代買房，也不惜千里迢迢投入勞動力，為孩子照顧下一代。

鍾曉慧說：我們首先應追問，為什麼中國父母是這樣的境況？這與養老保障不足有直接關係，父母給成年子女買房、帶孩子，某種程度也是給自己投資一份親情和保障。

在城市裡買房實際也主要是男方及其父母的責任，這既是女性權利缺失的原因，也是結果——同農村一樣，城市女性在家庭和生育的付出，同樣要求與之平衡的房產以及它所確認的婚姻與生活穩定性——這種不平衡也會延伸到作為獨生子女的女方家長的養老問題。

從結婚到生育，從農村走向縣城再到都市，在過去的40年裡，這是兩條互相糾纏的路線，一代人的運行軌跡，都為下一代的未來打下基礎，成本也隨著這種流動越來越高。

在佳文和李可這裡，一代家庭的資源已經遠遠不足，不得不將兩代家庭的「生育總精力」緊密綁定在一起。

子宮保衛戰

文思在和《財經》記者聊了4個小時后趕回家，丈夫、保姆帶著哭得眼睛通紅的小女兒在電梯口列隊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