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市第四醫院，落後的不是臨床技術和科研水平，而是政治與文化

武漢市第四醫院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物質匱乏，而是在於缺乏自由，導致醫院管理和道德功能失范，成為一個失敗的醫院。某種程度上講，自由更多的關涉個人，而平等更多的關涉群體，平等也許可以給醫院下層人員帶來現實的物質利益，也更符合知識階層（醫療系統知識分子）心中的社會正義和道德觀念。但對武漢市第四醫院的管理者（李文洲等）來說，虛假的平等顯然更容易與專制結合起來，因為夢幻中的人人平等必須依靠專制管理權力，而任何自由都只會削弱專制管理權力。因此在平等的名義下，這種專制管理只能是一個限制自由而不是限制權力的醫療改革。武漢市第四醫院的專制管理，最終將是取消正義和自由，也使得醫患的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使多數人喪失了高尚的道德情感，這比物質匱乏還要糟糕。 對於多數民眾來說，這些看似抽象和超越的思考實際上反映了自己的真實感受，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從而使他們漸漸意識到，這種剝奪個人自由和摧毀社會道德基礎的管理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只有自由和正義才能在醫院中與醫院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醫院不至於沿著人性扭曲，道德墮落，光怪陸離的斜坡滑下去。武漢市第四醫院匱乏的不是物質財富，而是精神財富；落後的不是臨床技術和科研水平，而是政治與文化；缺乏的不是人的忠君思想與奴才心態，而是自由和創新。事實上，唯有自由和正義才能使底層醫務人員和患者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形成強有力的組織。只有自由和正義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

武漢市第四醫院之所以某些院領導能夠群魔亂舞，有如下幾個原因：首先，武漢市第四醫院上級監管部門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團體的和睦以及達成醫院各利益集團共識的壓力而壓制常識（放任醫院某些院領導濫權），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公共決策。並且只有專制管理制度才能對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院領導提供秘訣和庇護，使濫權和貪婪之心橫行無忌。其次，專制管理實際上也包括分贓管理，上級監管部門的默許，不斷積累著醫院經濟（負債纍纍）和社會（毒化人心）的風險。第三，專制管理者寧願醫院中每一個人都為金錢而奮鬥，它要誘發人的貪慾，這種貪慾使「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為最普遍的感情」。第四，專制管理會誘使醫務人員只關注個人利益，而壓制公共利益和品德。因為所有專制管理的院領導，都害怕有特立獨行的個體，關注醫院弊端，因為這些關注會隨時質疑醫院專制管理的合法性。當醫院的改革沿著專制管理者有意導引的這個方向走，對自由公平正義的關注必然會淡漠。很多人說現在醫院的混亂都是前任領導的錯，問題是現任院領導（李文洲等）也沒有對到哪裡去，只不過是以一種濫權掩蓋另外一種濫權而已。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財政預算不透明，一些「三公」( 公款接待、公費出國考察、公車等)開支也許占醫院財政收入不多，但畢竟醫院發展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對外交流宣傳固然是好事，但為什麼不在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事業單位職業年金以及醫務人員收入等急需投入的領域再多投點錢呢？即使武漢市第四醫院從國際政治交往中直接或間接得益，就會有成本——醫院全體職工的付出。儘管武漢市第四醫院上級機構（書記或主任）或某些院領導也代表或應該代表醫院職工的需要，但問題在於「醫院職工」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而是工作在同一個醫院卻需求、利益和立場都各不相同的公民集合體，因而「醫院職工」的利益和訴求必然是多元的；尤其是在武漢市第四醫院財政的分配問題上，他們的利益甚至是相互衝突的。交流宣傳設備基建上多花一筆錢，醫院職工的福利保障就很可能不得不少花錢；如果在醫院職工福利上多花錢，這筆錢很可能得從交流宣傳設備基建上省下來??那麼這筆錢究竟應該花在哪裡？不同身份、階層和立場的「醫院職工」所給的答案都不一樣。可想而知，如果這個問題由衛計委等行政部門來決定，難免會產生不符合多數人利益的偏袒。武漢市第四醫院的預算監督是一個老問題，如果缺乏民主決策程序，不僅交流宣傳設備基建等的正當性得不到保證，而且醫院財政開支的分佈結構的正當性也得不到保證。要避免其腐敗管理、官員營私舞弊，貪污預算款項等，實行決策人、簽字人終身負責制，凡玩忽職守造成醫院重大損失的，追究其行政直至法律責任。在武漢市第四醫院，很多醫務人員甚至患者他們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做到將自己的生活圈定在歲月靜好的範圍內，甚至還有一些人譴責受害者，認為受到傷害一定是因為受害人本身有錯，那麼醫院職工的福利保障減少是誰的錯？患者的無妄之災是誰的錯？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李文洲等人只懂醫院商業模式，卻不懂醫院正義模式，在他們眼裡患者就是流量，流量就是估值，醫院某些領導害怕失去患者，卻不害怕失去患者的權益和性命。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院領導希望將技術看作是醫療變革的動力，將技術視為醫院未來的美好圖景。但因為掌握技術的人不可控，中立的技術最終製造惡果。人性之惡，最根本還是管理制度之惡。其實，你只消基於正義感，發出一個正常成年人應有的心聲，去抗議某些院領導的暴行，每發生一起暴行你都不去助紂為虐，而是起而對抗暴行，那就是「抗爭」了，就是有正義感的體現了，難道抗爭和維護正義就是「做炮灰」？如果漠然無視，連公開同情都不敢表達，一切以迎合某些院領導專製為能事，無論醫務人員還是患者遭受苦厄，其親人仍會以淚洗面痛度殘生。如果醫患雙方還沉浸在像醫療眾籌，沉浸在像路人對劉海龍那樣以暴制暴的夢幻中，而不是關心醫院公共議題，而不是推動醫療變革消除特權，那麼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通過巡察組對衛計委進行巡察，可能完成任務，也有可能完不成任務。如果巡查組因為武漢市第四醫院對李文洲等人濫權彈劾到上層領導的寵臣身上，或者彈劾到某個原本就是秉承上層領導旨意乾的事兒上了，很有可能就起不到對醫療行業的監管作用。無論是巡察組還是衛計委同屬官僚階層，都有權力和背景。時間一長，大家就都想明白了，與其把人看得死死的，大家一起無利可圖，不如與人方便，大家利益均沾。到了這個時候，所謂的監察權，就變成了利益分配權。很多官員，從此沉淪，成了只知道陞官、掙錢的行屍走肉。官員或者武漢市第四醫院的某些領導，如果沒有滴滴這種嚴於律己、刮骨療毒、自查自糾、自我下架的決心和勇氣，仍然會在利益和所謂技術的名義下濫權，消滅醫患肉體，磨滅尊重人權和保障人權的核心價值觀，繼續殘害生命。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缺乏有效的監督，缺乏自由的批評，惡必然會潛生滋長，在陽光的背後蔓延，直到某一天，你發現它們就埋伏在你身邊。惡被懲罰了嗎？沒有。替罪羊走了，真正的惡魔依然在背地微笑。武漢市第四醫院的管理不是彰顯公義而是照顧有權有勢有財的人，自然就會鼓勵醫護人員不擇手段去成為獲利那一方，也自然會令到有權有勢者更肆無忌憚，覺得可以為所欲為。涉事的貪腐濫權人員只要找到高層領導人當靠山，就能逍遙法外，或者接受輕微的懲罰。反思一下醫生及護士怎樣對待患者作惡，就能理解武漢市第四醫院醫院管理者怎樣對待醫護作惡。我們知道災害是如何發生的，他們也知道災害是如何發生的，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災害是如何發生的，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災害是如何發生的，但災害依然再次發生，歸根到底，沒有制衡機制的進程中所形成的人人逐利（作惡），道德扭曲，醫療系統災難性煉獄在所難免。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專制管理必然引導人性惡的無限膨脹，當某些院領導的人性缺失則更是會加劇醫院的動蕩變幻，禍害的不只是它個人，而且更是醫院無助的底層醫患。正是這樣的管理卻能極度惡化醫院某些醫護人員的道德，誘使它們走上歪道。醫院某些領導籠絡、傾軋求利，收買和討好，使整個醫院變得急功近利、貪婪冷酷。那些本該是體制性基礎和制度保障的知識分子（醫患中的知識分子），卻腐化墮落為醫院某些領導的幫凶。不受限制的權力是萬惡之源，某些醫院領導權力慾望一旦得逞，會徹底扭曲原本就已經很不穩定的醫護人性。縱容野心和貪慾如順水行舟般便易，而自我節制則比逆水行舟還難，沒有人能夠例外。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院領導的每一次作惡（年金問題，保險問題等），都被說成是崇高德行的典範，因此它們作惡的膽量就更大了！在武漢市第四醫院那些誘發道德墮落的災殃有其普遍規律，只要人性不變，這類災殃便會繼續存在，而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災殃的危害則會十倍百倍地變本加厲。無論是李文洲等不作為還是亂作為，還是奸佞、奴才之惡，都需要一個對權力不斷審視的機構，再加上不斷地自我反省，並且要譴責某些院領導利用和助長了人性中最陰暗的慾望和本能的罪惡手段。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院領導以利益、物慾為導引，把越來越多的醫務人員「教育」成只信奉簡單的原始物慾信條的群氓。武漢市第四醫院的某些領導，正是利用人性的幽暗，為這些醫務人員（群氓）製造敵人，排斥創造性和獨立思考，打擊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醫患雙方。醫院裡侵犯醫患權益大行其道、權謀盛行，物慾橫流，經濟衰退，乃至道德淪喪。反思不深刻，反思的意義就無從談起。當丁祥武等人不為真理只為功名而活時，越是奮鬥越是災難。我們必須給所有知識分子傳遞一個強烈的信息，每多一份知識是叫你多一份文明的承擔，越是高級知識分子越是更應該有思想自由。當然，武漢市第四醫院的專制管理並沒有太多的新意：某些院領導為鞏固權力不惜讓醫務人員道德敗壞和精神墮落（培養奴性），利用人的慾望和貪念是比暴力更有效的方式，為醫院的某些群氓提供所謂的神話，讓醫務人員都按權力（李文洲等人）制定的腳本扮演好指定的角色，讓醫患雙方都學會諂媚奉承，能嫻熟地運用虛偽的公共或日常語言。這些專制管理嚴重打擊了醫院知識分子以及某些患者的正常思維能力，將武漢市第四醫院帶入萬復不劫的深淵。

丁祥武等醫務人員的作惡，表面上看，也許是偶然和隨機事件，但剖析其成因，會發現它是一個政治和社會問題。在武漢市第四醫院專制管理，制度僵化和腐敗，造成了醫務人員的劣質化。在惡意侵害的醫院環境中，越是底層，權益越容易受到侵害，卻又越無力反抗某些院領導的專制。所以，當力量孱弱到無法傷害上面的階層的時候，某些中層管理幹部對醫務人員下手，醫務人員對患者下手，瞄準其他弱勢群體製造事端，就幾乎必然。如果到了只能選擇用暴力來為個人尊嚴和價值做註解的時候，無論醫患矛盾還是醫醫矛盾，都會對深陷其中的每一個人造成災難。因此，建立起可以制約公權力，限制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領導對公共資源的壟斷將成為當務之急。否則，不能實現公平正義的管理制度，永遠是互害模式的溫床。

如果患者嫌價格貴了或者診療不滿意，還有很多醫院，地方以及其他方法可以選擇。而某些患者愚蠢的言語是無法解決醫院某些專制管理對醫務人員基本素質和道德底線的破壞。當然，也有些媒體稱有些患者是「戲精」，但是武漢市第四醫院的種種亂象，不僅僅是某些「戲精」帶來的，根本上是權力深入角角落落並扭曲了一切的結果，所以醫院，媒體揭露「戲精」，不如質疑權力或體制，不要本末倒置了。那些沒有經常就診的患者，不知道內鏡中有自費項目，也許情有可原。沒有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領導對人性、精神、倫理和思維的毀壞，就沒有某些醫務人員對某些信息的屏蔽，就沒有某些患者佔小便宜吃大虧，就沒有某些管理人員的濫權和腐敗。武漢市第四醫院的絕大多數項目都是為管理上專權濫權輸血，都是為了醫院的權貴繼續作威作福，通過對個體的天賦和發展空間的擠壓，發動丁祥武等弱民，去打擊一些強民，結果醫院剩下的都是一些弱民。這些弱民有缺乏思想的、有缺乏歷史文化的、有缺乏技術知識的、有愚昧的，李文洲等「以弱去強，以奸馭良」，醫患雙方都沒有為公平正義的反抗之心，只會有向弱者（底層醫務人員或患者）施暴的傾向。如果武漢市第四醫院都是一些弱民，那麼還有誰可以有責任盡自己的力量改善醫療環境呢？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院領導擅權妄為，挖空心思鑽營巧取，將救死扶傷的醫療機構當成發家致富的生意場，在醫院工程項目建設、後勤服務承包、醫療設備和藥品採購過程中，很難聽見底層醫務人員和患者的建議，上樑不正帶壞醫院風氣，醫院管理混亂，亂象叢生，把組織交給的「責任田」當作個人的「自留地」，李文洲等恣意讓渡手中的公權力，為一己私利甘當傀儡，放任和配合某些科室牽頭人員沆瀣一氣，利欲熏心。醫療災難的元兇除了這些「壞人」之外，某些醫患在追求技術和經濟的同時，忽略了人性自身的底色。我們總是會以為，當醫院的技術和經濟飛躍發展時，醫療改革就是進步。但事實卻是，這個判斷從未真正成為現實，我們還是同樣的動物，身上既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也有血腥黑暗的一面。對於那些存在於人性深處根深蒂固的弱點與錯誤，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根本無能為力。當傲慢的權力讓我們忘卻人性的局限的時候，給武漢市第四醫院的某些領導提供了施暴的機會，使醫患雙方墮入由人性弱點編織而成的陷阱。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如果院長和書記都對情況不了解，不熟悉，把鍋甩在副院長身上（或者前任院長身上），這就是不作為，說難聽點，就是裝瘋賣傻；如果院長和書記指揮或者默許丁祥武等胡作非為，這就是濫作為，比不作為更無恥，說嚴重點，就是借刀殺人；如果院長和書記權力缺乏監管，為所欲為，這就是濫權。如果武漢市第四醫院缺乏公平正義，即使武漢市第四醫院更換領導，必將一屆不如一屆，經濟上的利誘，管理上的打壓，幫派以及類似zhouboxuguolingsusun的關係網就能夠逃脫在醫院中作惡的追究？如果武漢市第四醫院院領導等人僅僅是為了討好大眾，以發放福利收買人心，然後繼續管理腐化橫行，必將在醫患雙方付出極高的社會成本之後都難以形成糾錯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