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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也有豬隊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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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35頁
五、黨史寫法:蓄意把總路線決策與「窮過渡」的機會主義混淆起來
25、劉少奇矢口不提「窮過渡試點」及其野蠻推廣帶來的問題,而是始終一貫地把這個「私活」混同於執行「三面紅旗」的正式決策。(1961年劉少奇)3月1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南、華北地區小組會上講話:「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在執行三面紅旗的過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錯誤,受了相當大的損失。這些損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調查研究,工作作風好,工作方法對,損失可能減少,時間可以縮短,不致於陷於現在這樣的被動。」「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夠,決定之後,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7月19日視察哈爾濱聽取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李范五彙報工農業生產和林業情況。在談到三面紅旗時說:你們三級幹部中有人懷疑三面紅旗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客觀上存在一些現象。「大躍進」現在有些躍退了,公社的優越性不那麼明顯,減低了,於是出現三面紅旗是否正確的問題。高級社的優越性不要吹掉,沒有更好的辦法時不要動它,要保留。在談到調查研究問題時說,你們搞調查,不僅是調查問題,而且要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些辦法又須是當地所同意的。調查不只是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集中搞一個典型調查,去看一次還不行,等二年、三年後還須再來看看。【《劉少奇年譜》第508-509頁,第531頁】 ... - "http://***"
26、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夕,鄧小平等人審查過中央文件,在1961年12月21日的講話中鄧小平提到中央書記處編選的兩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講話,結果沒有錯誤;一本是具體指示、批轉文件,毛病很多,許多毛病出在這裡。」「這些都是中央書記處辦的。真話就是中央責任第一。過去幾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紅旗的指導思想錯了,還是出在具體措施具體政策?我們研究的結果、結論,不是指導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紅旗總路線的問題,而是我們具體政策的問題,具體措施的問題,是執行總路線中間的問題。」同時,彭真受鄧小平之命,另外組織班子在北京動物園暢觀樓秘密審查中央文件,試圖找到毛澤東鼓吹窮過渡的言論,結果未能如願,只找到譚震林等人給浮誇風推波助瀾的言論,因為譚批判過北京工作落後「是鍋底」,還遭到這些人的怨恨。「暢觀樓黑會」1966年5月此事被北京市委幹部揭發出來,受到群眾大加批判,說彭真等人預備在七千人大會上搞赫魯曉夫式的政變,這個黑會就是為了搜集進攻炮彈的。但在七千人大會上,彭真還是講過把責任扣到毛澤東頭上的發言,引起陳伯達的反駁。官場始終有一股暗流,試圖把官場機會主義責任扣到毛澤東頭上,1971年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間,就提到官場還是有人要把「三年災害」的責任推到他的頭上,在毛后時代果然實現了這個目標。【注十三】
27、劉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會的報告中間大講「反對分散主義」,毛澤東拒絕為這個報告背書,要求把報告直接發到大會上討論——這個報告中間就把所謂的「分散主義」作為「五風」的源頭去理解,似乎加強了中央集權就沒有地方幹部犯錯誤的空間了,含蓄地提出要終結1958年對地方和企業的放權,結果這遭遇到各個省委書記的共同反對,湖北省有人當面追問這是不是要回到1957年之前。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等人提出「反對分散主義」的問題診斷,受到各省委書記的否決,大會多數否決了這個議程。但七千人大會之後的「西樓會議」上,劉少奇和陳雲等人依然以「反對分散主義」為藥方,開始系統地廢除經過正式決策程序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特別是向地方放權以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此後中央集權程度超過了1958年權力下放之前。這就與1956年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的狀況一樣:以個人的拍腦殼決策去否定經過集體決策程序的決定。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批評「黑暗風」「單幹風」,針對的就是劉少奇等個人反對集體決策的兩個總路線。在劉少奇這個否定總路線的背後,在認識上是不承認自己的「窮過渡」私活引發「五風」並造成巨大損失的,而是把窮過渡引發的問題記在總路線的賬戶下,據以推翻正式決策。後來毛澤東在1966年和1970年至少兩次批評過劉少奇和陳雲等人,在1962年隨意推翻總路線,再次過度集權於中央的錯誤。【注十四】
28、鄧小平1985年說:「我們搞革命的人」性急,基於共產主義信仰搞了「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同時又說是左的思想導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損失。【注十五】
29、毛澤東臨終之前對於劉鄧的區別看法,劉少奇不願意做自我批評,當然就免了各種積極改正錯誤了。「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歷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中共中央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1976.03.03; 中發[1976]4號】
30、黨史的寫法,是把窮過渡引發的「五風」表現,說成是正式決策大躍進或者人民公社化帶來的,這是符合洗白「共產風團隊」的需要。權威黨史著作說: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評價是科學的、客觀公正的。《決議》指出:「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後,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注十六】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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