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也有豬隊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兒

四、與窮過渡緊密相關的「共產風團隊」的形成及其政治後果
16、根據目前看到的文獻，1958年的窮過渡試點中間，主要是劉少奇一人的拍腦殼決策，其他人主要責任在於無原則的投機跟風。其中組織部長安子文的個人責任最大，他對違背組織程序推動「懲辦主義」的方法有著重大個人責任；而在宣傳鼓噪過程中，鄧小平負有領導責任而吳冷西負有直接責任。在國務院是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跟風最賣力，范縣試點他的個人責任大過劉少奇；嵖岈山試點中間他的積極程度也很高。在各省委書記中間，跟風最緊的有北京的彭真、山東舒同和譚啟龍、四川李井泉、河南吳芝圃、安徽曾希聖、廣東陶鑄和趙紫陽等人，不跟風的省委書記目前還沒有發現。窮過渡試點為負面後果出來之後，大多數「窮過渡」責任人都拒絕參與主動糾偏，無視毛澤東的一再批評，逼迫毛澤東不得不甩開行政鏈條，以公開信的方式對基層幹部講話。而且，此種抗拒對共產風蠻幹的糾正和批評的思想，在黨內高層由此形成了一個宗派性的圈子——他們有著共同利益反對對窮過渡的批評和追責，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群情激奮的批判就是此種宗派性質的共同利益的體現。毛澤東對徐水進行了具體糾左，但避免直接點名批判劉少奇，這個現象值得深思，1953年毛澤東表達過對於劉少奇的不滿就被高崗利用，看起來毛澤東是那種真正「不貳過」的人，特別善於從挫折中間吸取教訓，看來是把劉少奇作為一個代表性的權力格局來維護的。由於共產風團隊佔據著高層要害和省委書記多數，確實是一個現實的權力格局的重心所在，毛澤東在1959年7月23日廬山會議講話反而為劉少奇等人洗地，說「（各地參觀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經驗，打破了羅斯福免於貧困的『自由』。」（P237）這樣的說法中間是把劉少奇和最積極的共產風團隊摘出來了，似乎共產風和浮誇風是底下幹部無組織搞起來的，沒有劉這個發明者和省一級的積極跟隨者什麼事了，毛還說要拿著團結的旗幟爭取「黨的團結」。 ... - "http://***"
17、今天回顧，「共產風團隊」追捧劉少奇的窮過渡試點各種野蠻做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經驗不足和認識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行為，而且，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對上是頂著毛澤東的系列糾偏努力，對下通過殘酷地打擊地縣委書記們的批評意見，而強行開闢出自身前進道路的。1958年毛澤東系列糾左努力——就是以一個人的力量去反對窮過渡團隊的胡亂作為。1958年除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試點及其推廣的各種蠻幹之外，沒有任何別的左或者極左表現，毛主席的糾左就是糾那一伙人。在毛后時代的黨史寫作中間，他們憑空捏造一個左傾狂熱出來，似乎是這個不存在的東西在每個人的頭腦壞事，甚至還是來自於毛澤東那裡。毛主席所有的糾左，好像不是反對窮過渡試點及其各種蠻幹措施，而是對空氣糾左。糾左之所以難於奏效，左之所以繼續頑強地存在，就在共產風團隊拒不響應糾正措施。甚至，毛澤東直接對基層幹部喊話的黨內通訊，還被一些省委截留不向下傳達，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和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等人，就拒絕向基層傳達毛澤東的信。1959年春天毛澤東罕見地連續向基層幹部寫了五封黨內通訊，各信的內容均為指導具體的糾偏工作，否定共產風團隊的胡來。這些糾左的努力，在廬山會議之後被官場多數終止了，轉而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實際上針對來自下級的批評意見。毛澤東後來回顧說：1959年的糾左只靈了六個月，廬山會議之後左傾機會主義又佔據了上風。【曾任湖南省委秘書長的秦雨屏回憶：「毛主席給全國的農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中提到的有些與省委做法可能有差別或出入，當時我任省委秘書長，周小舟同志跟我說，這封信暫停一下發給農民。」《毛澤東回湖南紀實》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323頁】



18、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對於共產風平調老百姓和基層生產隊的財產，毛澤東極端憎惡，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評。「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為搶，青幫叫偷，對下面不要去講搶，搶和偷科學名詞叫做無償佔有別人的勞動。」「富隊里有富人，吃飯不要錢就侵佔了一部分，這個問題要想辦法解決，一平、二調、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價值法則和等價交換，是不能持久的。」「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如不願不等價交換，就叫沒有共產主義風格，什麼叫共產主義，還不是公開搶？沒有錢嘛！不是搶是什麼？什麼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歸公。現在什麼公？豬、鴨、雞、蘿蔔、白菜都歸公了，這樣調人都跑了。」「瞞產私分，勞動力外逃，磨洋工，這是在座諸公政策錯誤的結果。上千萬隊長級的幹部很堅決，幾萬萬社員擁護他們的領袖，所以立即下決心瞞產私分。我們許多政策引起他們下決心這樣做，這是合法的。我們領導是沒有群眾支持的。當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鍋碗筷，去年工業抗旱，大鬧鋼鐵，獻工獻料，什麼代價也沒有。此外，還要拿人工，專業隊都要青年，還有文工團都是青年，隊長實在痛心，生產隊稀稀拉拉。這樣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無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我們是辦公社工業，如果這樣搞下去，非搞翻農民不可。任何大躍進、中躍進、小躍進也不可能，生產就會停滯。」「公共積累辦的事業一年一年增多，將來可變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隊的所有制永遠會有的。作為一個過程來看，過去我們沒有分析，武漢時沒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使我來想這個問題。要使公社一般懂得這個問題，這是客觀法則，違反它就會碰得頭破血流。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說服他們，還是這樣猶猶豫豫，公社就會垮，人就會跑。」【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五）（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 ... - "http://***"
19、除了平調老百姓的財物之外，在各地相互攀比的浮誇風壓力之下，各地下達過大的任務，也是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加重的原因。安徽曾希聖動不動就把水利工程土石方任務翻一番，甚至翻幾番，誰要是務實提意見就扣上「機會主義」帽子。毛澤東當面批評過曾希聖，「現在要減輕任務。水利任務，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國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多。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由於困難時期口糧標準低，加上任務過大導致長時間的繁重體力勞動，結果，安徽淠史杭灌區工程中間果然出現非正常死亡，淠河乾渠有一段工程特別艱苦，很多壯勞力死在工地上，當地人把那一段乾渠稱「望夫河」。湖北紅安縣的煙寶地水庫工地，也在困難時期因病、累、餓死亡69人。（《紅安縣誌》P328）【注十一】
20、1959年6月毛澤東帶王任重回韶山，私下裡與王任重的談話中間，如實地界定窮過渡是左傾機會主義，與王明的錯誤是一個性質，引導王任重在自己率先承認錯誤和承擔責任的情況下，去對下級的機會主義錯誤進行糾偏——「決策錯了，領導者要承擔責任，不能片面地責備下面，領導者替被領導者承擔責任，這是取得下級信任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轉引自《毛澤東回湖南紀實》第280頁）1960年王任重等人通過沔陽海通口的整社試點，提出糾正「五風」，毛主席迅速加上長按語批轉全國。1960年毛澤東在《十年總結》講話中間，也是自己先做檢討並承擔責任，身體力行地踐行「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進行批評，達成新的團結。」1961年毛澤東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實事求是年」。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講話中間狠批「霸王」，強調民主集中制。

1960年11月毛澤東批轉湖北省委在沔陽蹲點糾正「五風」經驗的手跡，強調「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
21、1960年毛澤東的講話《十年總結》，把窮過渡帶來的問題，定性為經驗不足，這是為了維護權力分配的現實格局，避免做出此種傷害極大的改變，而做出的洗地說法。毛1959年曾經號召讀書（包括讀斯大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試圖以此去廓清高官們在過渡問題上的各種想當然，也沒有奏效；毛澤東曾經沮喪地說「試圖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我是自以為正確。對立面如果正確，我服從。一個是不要劃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界限的問題，一個是不要混淆兩種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問題。」【毛澤東：在為八屆六中全會作準備的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第六次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 ... - "http://***"
22、林彪在七千人大會講話中間，一是強調毛主席的認識總是最符合實際，針對的事實就是劉少奇等「共產風團隊」大搞窮過渡的胡亂作為又不聽毛主席糾偏，以此對「共產風團隊」有所敲打；二是強調錯誤是經驗不足而付出的學費，這個部分是為了維護劉鄧等「共產風團隊」佔優勢的權力分配格局，為他們解脫責任，這是當時共產黨政權的大局所在，這就與彭德懷1959年廬山會議那種單純指責「共產風團隊」、被解讀為威脅到既定權力格局的魯莽言論形成了對照。【注十二】
23、1959年彭德懷倒台後劉鄧為首的「共產風團隊」的權力得到了鞏固，此後的行為模式大有不同。1966年毛澤東說：「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彙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一九五九年到現在，什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儘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工作彙報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月）；又：在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
「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眾。謝天謝地，最近組織部來了一個報告。」「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廸要幹什麼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麼？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麼出主意？據說各省也有這個問題。」【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
「中共中央組織部從來不向中央作報告，以至中央同志對組織部同志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王國。」【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批評（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
24、今天回顧，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批評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造成的後果是缺乏互信——「將相不和」，並由此潛在地威脅到建國后選擇的較優權力分配格局——劉少奇鄧小平等和各省委書記在現實政治中間佔據主導地位的條件是：革命年代的軍功集團的驕兵悍將被邊緣化。毛澤東當面對彭德懷說過「訂個合同我死後你保證不造反」，暗示彭德懷要注意爭取與劉鄧等領導集體建立互信，彭德懷沒有理會到這一點而是簡單地選擇「給態度」——要什麼態度給什麼態度，單純的服軟離建立互信的要求還差很多。在另外一個方面，劉少奇的合理選擇是做自我批評，去主動爭取與彭德懷的團結，但劉少奇講話中間卻說「與其你篡黨不如我篡黨」（李銳《廬山會議實錄》），表達的是二選一的絕不妥協態度，這樣，毛澤東被迫選擇支持劉鄧集團，維護建國后確立的「驕兵悍將邊緣化」的權力分配格局。文革期間林彪集團掌權之後，終止了「驕兵悍將邊緣化」的格局，後果是嚴重的——對黨政幹部和許多群眾組織進行真正的法西斯審查搞得冤獄遍地，這反過來證明維護建國初期的權力格局自有其內在合理性。但是，1958年窮過渡試點及其後拒絕糾偏的表現，特別是1962年劉少奇和陳雲等人不經過正式決策程序，又一次「拍腦殼」並以宣傳上的「黑暗風」為依據一次性就否決兩個總路線，這一次是徹底耗竭了支持他們繼續執政的最後一點合理性了，所以後來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從62年就看出問題來了。1967年3月章士釗致信毛澤東，強調劉少奇個人去留事關「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這是很有見識的看法，所以毛澤東回應以「為大局計、彼此心同」；但是，如果歷史地看的話，1958年的窮過渡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這已經耗竭了大部分的支持合理性，等到1962年西樓會議之後輕率地推翻兩個總路線，應該說維護現狀已經是不對的了，在這個意義上，章士釗頗有點「見事遲」的味道。當然，如果不是歷史問題，劉少奇肯定還會循著王明、李立三舊例當選中央委員，但是，舊有的較優權力配置格局已經不復存在了——大局早已從1958年開始逐步解體了——現在也無從修復或者維護了


   2   未完待續